略论佛教义理和制度的中国化

内容摘要：佛教中国化是一个佛教与中华民族双向选择的过程。佛教的传统是解脱主义的传统，主要是解脱人生的痛苦，生死的痛苦。佛教的这个传统传到中国以后，和儒家的思想、道教的思想有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儒家的思想。如何协调彼此之间的差异性成为中国佛教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佛教才有可能在中国落地生根，发扬光大。佛教自汉代中国开始，就一直在与中华文化相融合，笔者本文主要讨论的是佛教义理和制度的中国化的一些表现。

一、佛教中国化的必要性

佛教发源于印度，在两汉时期传入中国，但印度佛教的义理和制度并不能全局照搬的为中国人民所接受，这是有着很多原因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中印两国国情差异

作为佛教起源地的印度，地处南亚次大陆，属热带季温气候，气候炎热，每逢旱季气温高达四十多摄氏度。印度佛教所强调的苦和出世思想，和这样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而古代中国文化的发源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水土茂盛，气候温和，人们对于苦的感受没有那么深。这样不同的气候条件首先便会要求中国的佛教徒的修行方式和观念相对于印度佛教需要作出一定改变。

(二)中印两国社会基础差异古代印度的社会基础是种姓制度，把人分为婆罗门、刹帝利、首陀罗和吠舍，不同种姓的社会地位差距非常大，相互之间甚至不得通婚。而中国的封建制度虽然也强调等级差异，但是受儒家伦理思想所影响，社会基础是宗法血缘关系，推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通过维持小家庭的稳定而后一层层的发散开来，即所谓的“家国天下”。

(三)中印两国文化的差异

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汉朝，更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文化上升为官方所推崇的核心思想文化，自上而下发挥着统治力的时期。儒家思想关注人的生活实践和品格塑造，不谈鬼神也不谈来世，强调完善自我修养而后造福社会。而佛教重精神轻肉体、重解脱轻生命、重来世轻现世、重神灵世界轻世俗世界，是以“众生解脱”为本位，宣扬众生要通过修持，以求从烦恼、痛苦和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进入大自在的“涅槃”境界。这是明显与儒家思想相矛盾的，佛教要想在中国落地生根，就必须要与中国的儒家文化相融合，也就是佛教的中国化。

二、佛教义理的中国化

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是佛教义理与中华文化相结合不断变化的一个过程。印度佛教在传入中国后，因为上述的种种条件的限制，而不得不做出一些改变，佛教的许多义理在被传到中国后都受到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不同于原有印度佛教的中国化了的佛教思想。

(一)空与存在

佛教刚开始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眼中的佛教就是一种类似于神仙方术的东西。这样来理解佛教，没有真正认识到佛教解众生于水火，点化众生的根本目的。魏晋时代，佛教的般若学传到中国来。般若学讲缘起性空的道理，佛教认为宇宙一切事物都是原因条件结合的成果，不是唯一的原因，也不会是无原因的，也不是很多的原因排列的结果，而是相应的原因条件结合而成，。一切事物都是如此，推论出来有两个原理，一个是一切事物都是关系的存在，因果关系的存在，而是因为是因果关系的存在，它只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因此，佛教的缘起论包含了关系论和过程论两个含义。正因为万事万物是缘起的，因此也是性空的。本质是空的，佛教认为现象是有的，本质是空的。但性空离不开有，它是缘起性空，当讲缘起的时候要知道它是性空的，当讲性空的时候要知道它也是缘起的，有是空，空也是有，包含了很深刻的哲学理念。这套理论传到中国以后，中国人却很难理解它，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任何事物都是存在的，性空性不空没有这个理念，所以，当般若学传到中国以后，中国的僧人来理解它，都认为外界的事物或者人的内心，是真实有的，不是空的，魏晋时候就形成了六家七宗来演义佛教的理论，与印度原来的般若学有很大的不同，或者是心有，或者是物有，佛教认为物是性空的，心也是性空的。

(二)有神与无神

而后到了东晋，儒家学者和佛教又发生了很大的争论：人有没有灵魂？是有神还是无神？灵魂是灭还是不灭？中国的慧远大师，他主张的是有神论，神是不灭的，所以灵魂才会轮回转化。这与早期佛教的教义是相违背的，早期佛教是反对灵魂不灭的。佛教也遇到理论上的困难，如果没有灵魂怎么轮回呢？佛教展开讨论，非常深入，人的意识流是存在的，看怎样转换了。中国僧人明确主张神不灭，这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调整了印度佛教的义理。

(三)　印度禅与中国禅

中国的禅宗与印度的禅宗有很大的区别，就是缘于中国禅宗在义理上作出了很大的调整，　主要表现在中国禅宗把成佛归结为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印度佛教成佛要经过长期修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印度佛教比较主张要离开家庭去修行，即出世，离开充满烦恼的社会状态，并不是完全离开现实社会。中国禅宗讲要成佛不能离开世俗社会，不能够离开世间，并不一定要出家，在家也可以，照样修行，照样可以明心见性，也能见性成佛，这是一种调整。另一种调整，佛教本来讲普度众生，众生的范围很广，天人动物鬼神等等，中国禅宗不同，主要以人为本来思考，佛性论即人性论，主要针对人来说的，张扬人的自性，高扬人的主体性，是人文性的宗教。中国禅宗还认为，成佛不需要漫长的时间，顿悟就可以成佛，明心见性就成佛了。这对佛教的义理，成佛的道路也作出了很大的调整。

(四)新时期的人间佛教

现在讲的人间佛教，是中国两岸四地所公认的汉传佛教应该走的道路，这是很正确的，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拥护。但我们理解的人间佛教理念对印度佛教的义理有很大的发展，与早期原始佛教更是不同。人间佛教思想是继承了中国禅宗以后的发展而更强调人间，更强调人生，更强调现实，给现代佛教徒指引了要搞慈善事业，要从事教育，要重视文化，要关怀社会，要社会化，不要脱离现实社会，如中国所讲的佛教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以上在义理方面发生了变化，是对佛教义理进行的丰富和发展，是佛教中国化的伟大成果。佛教是印度和中国两个大国的文化精英创造出来的文化，因此文化底蕴深厚，哲学内容很丰富。中国人在佛教义理上也是作出贡献的。

三、佛教制度的中国化

佛教在义理中国化之外，佛教的一些制度也必须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才能符合中国的实际，才能更容易为中国人民所接受。佛教制度中国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佛教戒律的中国化

宗教的戒律是针对人性的弱点而制定的。佛教戒律是针对出家修行之人所规定的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中国的僧众集合在一起以后，禅宗大师百丈禅师创造了清规来补充戒律，和戒律同时并行，这是一种双轨制的管理。清规不是原来印度佛教所有。中国寺院的生活按照整个戒律和清规来执行。佛教戒律不杀生是很重要的，意味着不能从事农业劳动，锄地的时候会挖死蚯蚓小虫的，会杀生犯戒。而中国禅宗提倡农禅并重，这是中国僧人的创造，“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一天不劳动就不能吃饭，从方丈、首座开始，每人都要参加劳动。这个中国佛教的传统是中国环境推动它形成的。在佛教戒律里，并没有禁止肉食的戒条。佛教传来中国后，从汉末直到梁初，包括出家僧尼在内的佛教徒，也仍然是吃荤的；到了梁武帝萧衍，基于统治需要，采取高压手段，强迫僧尼(以及一般信徒)一律吃素。

(二)僧官制度的设立

僧官制度的设立，是中国的创造。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皇权要控制宗教的活动，设立僧官佛教。中国的僧官很多就是请德高望重的僧人担任。由于有这种管理，佛教的活动受到中央政府的掌管。佛教过去见到皇帝是不拜的，与皇帝矛盾很大，中国的皇帝认为普天之下都是他的子民，他是天子，家天下，无论出家在家都一样，哪有见了皇帝不跪拜的？历史上有多次的冲突，后来，中国佛教用这种办法来解决，君臣关系僧人向皇帝称臣，中国的皇权高于神权，对任何宗教一样，这是中国的国情。一定要抵抗中国的国情，宗教的传播就会受到影响，佛教的传播是契时契机的进行调整，和尚对皇帝称臣，这个矛盾就解决了。印度不一样，从事政治的见了宗教的都要跪拜。

(三)佛教修行方式的中国化

在生活上面，印度僧人是托钵为生。中国僧人不这样，也不允许挨门去要饭吃。这是儒家文化主导的中国强调气节，“不食嗟来之食”，所以在中国乞讨是会被藐视的。中国的僧人自己做饭，自己煮炊。这种活动带来中国佛教生活的很大变化，要筹措资金，经营山地，田地，要治理产业，有寺院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与印度僧人不持金银很不相同。寺院的田地山林等属于集体所有，不允许分，一直维系到解放前，对中国的经济影响较大。寺院经济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过于膨胀以后，引起社会和政府的反弹，没有经济又作不了事情，宗教活动会受到影响，过于膨胀引起反弹。僧人如何掌握好这个度很重要。中国汉地僧人的饮食主张吃素。印度佛教中讲不吃荤，是指不吃葱蒜韭菜等带刺激的东西，不是指动物的肉，因为印度僧人托钵的，施主给什么就吃什么，不能叫信众特地为你做饭。中国南北朝的时候，南朝的梁武帝，文武兼备，又通佛经，是虔诚的佛教徒，提出僧人不能吃肉，不能喝酒。从此以后，中国汉地的僧人就不吃肉也不喝酒了。　这些是中国佛教根据中国国情在生活方面作的调整。

结语：

维系社会安定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法律，一是通过道德。在世界各民族中，宗教都是道德建立的基石，以此维系人类社会数千年的文明发展。笔者相信，在现代化的中国，佛教必能进一步与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相结合，结出更丰硕的果实。我们佛教徒必将以更加精进勇猛的精神，深入学习五明，广行利他事业，为中国的和平、进步和幸福的光辉远景作出更大的贡献，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简介：

释常慧，重庆市佛教协会副会长、重庆千佛寺住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