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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科学家对佛教的科学分析及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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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科学家对佛教的科学分析及比较研究

内容摘要:佛教传入中国后,大乘、小乘,空宗、有宗,分头并进,各派学说奔竞而起。近代佛学复兴,西方的科学主义也在国内普遍蔓延,于是,学者、科学家,以及僧侣,也多借自然科学的成果和方法诠释“空”义,在方法、内容、本体论,或者人生观各个方面,对佛学做科学的诠释,并对佛学、科学作比较研究。王季同、尢智表便是其中的代表。

宗教与科学原本并行不悖,宗教组织在理论上自然与科学有本质上的相通之处。诚如爱因斯坦云: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Science without religion is lame, Religion without Science is blind)。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新旧交错并陈,佛教文化更是包容儒道,兼采中西,入世出世、历史现实、理性信仰,对立统一,为救亡图存的社会思潮觅得一个新的理论源头。佛教与科学尤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携手连袂,竭力为佛学寻求“实验的证据”,在有限的程度上,使佛教文化焕然一新——以佛家的思维方式探索社会与心性问题,借自然科学的成果与科学方法为佛学提供理性认识的依据,及先验的论证。其中,西方科学主义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与马克思·缪勒(F.Max Muller)以科学处理宗教,或者说对宗教进行客观性研究的“宗教学”(Science of Religion)在思想上遥相互应。

谭嗣同着《仁学》就是欲将“科学哲学宗教冶为一炉,而更使适于人生之用”[1]。太虚声称,佛学与科学“关通甚切”,建议用唯物的科学“阐明唯识宗学”,并有大量“唯识通科学,科学近唯识”的论说。他以微生物学解释“身为虫众”,用精子的功能左证“起身根虫”的佛家缘生之理;以天文知识证明佛说“日夜之别”的科学性;以光学原理附会佛学“刹那生灭流动,辗转和合而起”变易无常的理论,并由此推断“佛乘唯识学其贵乎理真事实,较唯物科学过无不及”[2]。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张化声同样袭取物理、化学等科学成果,对佛理进行科学分析,指明佛学所诠之色、空,乃抽象之概念,理化所谓之色、空则有具体之左证,由是而着《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之理化谈》,采用会通比较的方法,为佛学的色空观念确立科学的依据,或者说实验的证据。梁启超更是弄潮涛头,亦欲冶科学宗教于一炉,使佛学通之于科学,专著《佛教心理学浅测》,旨在用科学知识解释“五蕴皆空”之佛理。他着重强调“研究心理学,应该以佛教教理为重要研究品”,因为佛法为“证明无我的道理”,早已“把心理状态研究得真确”,并据此断言:佛法“就是心理学”[3]。还有曾任东南、东北大学哲学系教授的景昌极,索性以唯识学代替认识论,同样表现了对佛学的科学转化与诠释。

如果说上述学人对佛学的科学解释尚属“科盲”摸象,难免牵强附会之咎,那么王季同的《佛学与科学的比较》,及尢智表的《佛教科学观》、《一个科学者研究佛经的报告》,则是精于自然科学的学者,以科学知识和科学成果对佛法的理性分析与科学论证的初试锋芒。

王小徐,名季同,1875年生于安徽芜湖。清末留学英国,专究电工,曾发明转动式变压器。王氏不仅是一个精于数理科学的学者,而且对于西方哲学也有深切体验,归国后一度任教北京大学,着英文《电网络计算法》而驰名海内。

王氏于佛学涉猎甚广,1927到1928年间,撰《佛学与科学》一文,融会贯通佛学与科学,引经据典,解析旧说,以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力图证明佛教的合理性价值,说明佛学是应用科学,是实证哲学,是根本的真理,合理的宗教。蔡元培在序中指出:


小徐先生以数学家治科学,尤长于电机工程,承认科学之所长,而又能看破能力的限度;以数学家治逻辑,认西洋的逻辑仅能应用于科学,而哲学上非采用印度之因明不可;以数学家治玄学,认佛法中相宗的理论,非特与科学不相冲突,而可以相成。既已认与科学不相冲突,则科学家不能解答的问题,而可用佛法解答的,何妨利用佛法,此小徐先生所以有佛学与科学一书。

蔡元培在序中借题发挥,同样以自然科学诠释佛理,给予王着充分的肯定。他指出:“提倡佛法的理由,则以唯识论为基础,而以修观为方法,乃与现代博格森的哲学相类似。柏氏假定宇宙本体为一种生命原动力,近于佛法上的阿赖耶识;以生命为‘绵延’,为真的时间,因名之为‘生命流’,近于阿赖耶的‘相继不绝’,喻如流水。其认识法不恃理智而恃直观,近于佛法中的真现量。又闻柏氏亦用静坐观照法,尤近于佛法的修观了。”序末,蔡元培特别强调,“小徐先生既以科学家的资料,为佛法与科学一篇以期端绪,尤望积极提倡,促成种种科学的工作,以完成自度度人的弘愿”。

尢智表,生于1901年,23岁毕业于上海南洋工业专门学校大学部电机科[4]。尝留学美国,于哈佛攻读无线电专业。回国后任杭州中央航空学校教官,兼浙江大学教授。1926年在上海太平寺皈依印光为在家弟子。着有《佛教科学观》及《一个科学者研究佛经的报告》。王小徐在序中说尢氏“以科学方法研究佛经”,“没有一字不根据事实真理,没有一句不符合科学原则。真是字字珠玉,语语金石。”

尢智表对佛学的科学分析无微不至,涉及形式、方法、内容各个方面。

首先,就形式而言,佛经结构严谨,文字组织规范,与科学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一、六种证信序与科学报告。

其二、注疏之精密。

尢智表强调,佛经结构严谨,条理清晰,既便于阅读,也便于解读。唯有注疏之精密,分析之详尽,而有正确的归纳与推演,方能以简御繁;经中大意,一目了然,佛教的科学性尽在不言之中。

其三、文简意赅,天然真成——独创的句法与文体。

“佛经的造句,显然是受到梵文的影响,既不是六朝的骈四俪六,又不是唐宋的古文,略近于两汉的质朴,没有佶屈聱牙之弊,而有通俗流利之胜。” 尢智表如此评价佛经的句法与文体。

其四、译名之严谨。

佛教属外来文化,中国佛经是由梵文、巴利文翻译而成,故其托命在翻译。尢氏认为,“以译名和定名的严格来说,我国科学家还远不如佛学家”。正是因为佛经翻译确立了严格的标准和法则,加以大规模却又严密的译场组织制度,才使得佛经翻译“不但在义理上要求和梵本如形影样相像,就是一些发音的细小处也辨别得非常清楚。”“例如,‘摩诃衍’,‘般若波罗密多’,‘阿弥陀佛’,‘僧伽’等名,和现在英文的译名是完全相同的。尢智表着重强调:“一方面从梵译华,一方面从梵文译成巴利语,再从巴利语译成英文,中间经过几度的转变,而华英对照,仍如形影不异。”

应当承认,佛经翻译在中国翻译史上确实占有重要的地位,“实积数百年不断的进化,千数百人继续的努力”,方能“贯穴群经,撷其精英,用科学研究的方法,自建树一学术之系统者”,“成为有系统之编译矣”[5]。它的创造性、严谨性,或者说科学性不容忽视。

其次,作为方法,崇尚实验,佛学与科学亦相类:

尢智表言:“佛教不是单讲理论而不讲实行的”,知行并重,知行合一,“知即所以为行,行即所以为知,知之极就是觉,觉行圆满就是成佛。”所以他的结论就是:“不仅《楞严经》是一部实验指导书,所有经律论三藏都是崇尚实验,指示实验的。”总之一句话,由理论到实验,再由实验到理论,科学佛学皆如此。

谈到方法和工具,自然要涉及到因明逻辑。他以比较的方法指出:因明三支与三段论法相同,唯次序相反,“断案(结论)即因明的宗,小前提即因,大前提即喻”,同时以金属、铝、传电作三段、三支予以说明[6],因明“喻支是很稳健的归纳法,大前提的‘凡’字则颇易流为武断,盖铝之能否传电,尚待推断,何以在未断定前,就说凡是金属物皆能传电,岂非冒险。”据此他的结论便是:“用逻辑的三段论法便不如因明的有力而无过。”[7]

其三、从内容上看,佛法是纯理智的产物。

在《佛教科学观》中,尢智表首先说明:

大家都知道科学是理智的产物,不知佛教也是理智的产物……科学曾照破了数千年人类的愚闇,解除了人类的迷执,佛教对于人类也有过同样的贡献。

显而易见,尢智表“佛法是理智的产物”与梁启超“智信”而非迷信的说法异曲同工。他花了不少的篇幅,从“破除迷闇”、“扬弃情感”、“发起正信”三个方面条分缕析,证明佛法是理性的产物。

尢智表推崇梁启超佛教乃智信而非迷信的话“可谓确论”,展示佛法发起正信,与科学的信仰亦相类。同时,尢智表还告诉我们,佛法不仅教人信,而且也教人疑,所谓“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这正是佛教的研究精神发端之地。既破迷信,又重研究,佛学与科学实在是殊途同归。

尢智表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佛法的科学性。

一、科学的缘生论。

佛说诸法因缘所生,万物生成皆因(原因)缘(助因或条件)和合,尢智表说“现代科学逐渐发展,犹能证明缘生论的不谬。”在批判无因论、不平等因论、定命论、机械论四种违反因果律的邪说,佛谓之“遍计所执”的基础上,尢氏再三强调,缘生论“是解释宇宙万有种种变化的一个基本理论”,“是适宜[8]于一切物质变化,心的变化,心物混合的变化”的“万有因果律”。

二、成住坏空的宇宙观。

缘生是佛教万物生成的基本理论,也是宇宙生成的根本形式。缘生论是科学的,佛教的宇宙观自然也是符合科学的。所以尢智表说:“真正能大胆地描述宇宙的伟大组织和它的发展过程而与现代科学相合的只有佛教。”

三、平等和积极参与的人生观。

尢智表评论,世间皆言平等,但通常的“意义是狭小的,枝末的”,只讲了政治、经济、男女、教育等现象的平等,不仅“不能讲究彻底的平等”,而且缺乏理论上的论证。佛法与之不同,认为一切差别,仅是遍计所执的幻相,从本质上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平等平等”,“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即使就精神而言,以孟子“四心”衡量,“皆具受想行识四种精神作用,并无分别”[9],如各种物质,均“由九十八种元素错综复合而成”,如《中论》所言“不一不异”。尢智表说,如此“在现象上的不一,在本体上的不异”[10],则是佛说本性平等、彻底平等,或者说绝对平等的立论依据。


与“了生死”相应,尢氏特意解释说,生命如瀑布,“一息不停,一息不断”,和物体的生住异灭、世界的成住坏空一样,“人生是连续性的,生老病死只是人生的现象,不生不灭才是人生的本体,因此人生就是生灭与不生灭的统一体”。正因为佛教持这样的生死观,所以不仅不会畏死逃生,而且能够忘我、无我的勇猛精进,“众生无边誓愿度”,“如一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泥洹”,由是表现佛教的积极参与的精神。

[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2] 太虚《法相唯识学》。

[3] 见梁启超佛教心理学浅测节。

[4] 亦有材料说交通大学电机系,如王小徐为尢氏《一个科学者研究佛经的报告》序。

[5] 梁启超《佛典之翻译》。

[6] 三段论:凡金属皆能传电,铝为金属,故铝能传电。因明三支:(宗)铝能传电,(因)因铝是金属,(喻)现见所有金属皆能传电,例如铜,(异喻略)。

[7] 尢智表《佛教科学观》。台湾,华严莲社印行,2003年,6月版。

[8] 原书为“由”,大概是印刷错误。

[9] 《佛教科学观》。

[10] 这里的本体与前述茶杯不同,指的是本质,也非哲学上的概念。

作者简介:

麻天祥,武汉大学宗教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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