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的敦煌禅籍研究和敦博本《坛经》、《南宗定是非论》等文献的学术价值
杨曾文
1943年北京大学向达(1900—1966)教授到敦煌访查古写经，从当地名士任子宜收藏的写经中发现一册梵夹式蝶装本，上面抄有四个禅宗文献：
《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首缺)；
《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坛经》；
唐净觉《注般若心经》，认为是五代或宋初的传抄本。向达在1950年写的《西征小记》中对此事作了报道，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但此后这个抄本的下落不明。去年笔者才得悉这个抄本已被敦煌县博物馆收藏(编号77，下简称敦博本)，保存完好。此后承蒙敦煌县博物馆的同志提供照片，我们对此抄本作了校订和研究，不久将以敦煌县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北京大学考古系的署名，以《敦煌县博物馆所藏唐末五代写本“坛经”、“南宗定是非论”等禅宗文献研究》的书名，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敦博本《坛经》、《南宗定是非论》等禅宗文献的发表，可以看作是敦煌禅籍研究的新时期的开始。
让我们对60年来敦煌禅籍研究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一、中日学者对敦煌禅籍的研究
本世纪初在我国敦煌发现大量古文书，其中大部分被掠取到国外，以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收藏最多，此外在苏联、日本也收藏一部分。北京图书馆仅将残存的八千余卷收藏。其间不少文献散落于民间，有的流散到外国。这些文书以唐宋写本的佛教文献为最多，语种除汉语外，还有藏语、于阗语以及梵语、粟特语。在佛教文献中，禅宗文献尤为珍贵。因为这些禅宗文献主要是禅宗早期的语录、史书，佚失已久，学术价值很高。
在对敦煌禅籍的调查和研究中，60年来中日学者已作出很大成绩。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敦煌本《坛经》的发现和研究
日本学者矢吹庆辉(1879—1939)在1923年从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文书中发现《六祖坛经》，1928年校刊后收入《大正藏》，其影印收入《鸣沙余韵》之中。《坛经》是禅宗六祖慧能说法的集录，是禅宗南宗的基本文献。敦煌本《坛经》的发现，揭开了近代禅宗研究的序幕。
(1)明代以后，中日两国流行的《坛经》是《明藏》所收的元代宗宝的改编本，其中有很多是后人所增加的内容。敦煌本《坛经》抄写于唐末至宋初，篇幅小，不分章节，语言朴素，可以看得出，其中为后人所附加的内容比宗宝本少得多。人们由此得到启发，《坛经》不是一种本子，宗宝本《坛经》不足以如实反映慧能的思想和南宗开创时的历史。
(2)敦煌本《坛经》的发现，促使人们探寻唐宋时代流传到日本的《坛经》诸本是否存在。后来在京都兴圣寺发现宋初乾德五年(967)惠昕改编的《坛经》的翻印本，后来在加贺大乘寺、名古屋真福寺等地也发现此类《坛经》(时间有异)。通过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坛经》有一个形成和演变的历史，是禅宗思想和历史发展的反映。
(3)敦煌本抄写错讹很多，铃木大拙(1870—1966)借助于惠昕本作了校勘，此后陆续有不同校勘问世。中日学者对《坛经》各本的内容结构、禅法思想、彼此的异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
(4)在《坛经》作者和它的形成问题上，胡适提出是神会或其门下编著以来，已出现几种有代表性的看法，但现在已逐渐向这样一种看法靠拢，即《坛经》原本为慧能弟子法海集记，后来几经改编，直到元代宗宝本出现。
然而应当指出，因敦煌本《坛经》错漏字太多，现有各种校本都不能说已达到完善地步。同时，对《坛经》的形成与演变、《坛经》的内容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二)神会遗著的发现和整理
神会(684—758)是慧能的弟子，为确立南宗的正统地位奠定了基础。但他的著作长期以来湮没无闻。1926年胡适(1891—1962)从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敦煌文书中发现四种神会遗著，一种是《神会语录》(即《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残卷)，另二种皆为《南宗定是非论》的残卷，第四种是《显宗记》残卷。胡适回国后校写为《神会和尚遗集》÷书出版。胡适晚年，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利用新发现的敦煌文书又重校了《南宗定是非论》，并校写了《坛语》、《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等。
日本方面，1934年铃木大拙校刊了石井光雄收藏的敦煌本《神会语录》，其中有胡适本所没有的“六代祖师传”等内容。1936年又把在北京图书馆发现的敦煌写本《坛语》校刊收入《校刊少室逸书》中发表。
中日学者对神会遗著的发现和校刊，为研究神会提供了宝贵资料。他们的研究成果，丰富了中国禅宗发展史的内容。
可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神会遗著除《坛语》、《显宗记》外，皆为残缺本。其中的三种《神会语录》有的缺首部，有的缺尾部，而胡适晚年校定的《南宗定是非论》的下卷，缺字达四五百个之多，使许多段落难以读通。此外，在对神会的生平、禅法特色的研究方面，还有待深入。
(三)关于早期禅宗语录和史书
宋代以后，慧能创立的禅宗南宗盛行，有关早期禅宗及北宗文献逐渐佚失。从敦煌遗书中发现这方面相当数量的资料，无疑是十分珍贵的。
敦煌禅籍中冠以菩提达摩之名的语录很多，但其中真正与达摩有点关系的只有《二人四行论》。此论由铃木大拙最早从北京图书馆发现，发表在《少室逸书》中。柳田圣山认为这是初期禅宗修持者(昙林、慧可、道育、向居士等)传承禅法的记录，非一人所著。此外还发现了弘忍所述的《修心要论》及牛头禅派法融的《绝观论》等。
这部分禅籍中最重要的发现是以神秀为代表的北宗的语录和史书。北宗在唐“安史之乱”以前活跃在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唐末才衰微。其中有神秀所述，弟子所记的《观心论》、《大乘无生方便门》以及早期禅宗史书：唐净觉《楞伽师资记》、杜朏《传法宝记》、《历代法宝记》。净觉(约683-?)是神秀、玄赜的弟子，所著《注般若心经》也从敦煌遗书中发现，向达曾从任子宜藏经中抄过此书，后辗转传抄到国外。 日本柳田圣山在1967年以缩微胶卷S4556敦煌本为底本，参照向达手抄本作了校刊和研究，发表在他的《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之中。
由于这部分早期禅宗语录和史书的发现，为人们了解南宗兴起以前禅宗思想和历史提供了基本资料，从而结束了仅靠南宗资料研究禅宗的历史。在这方面，日本学者在探寻资料、校勘、研究方面做出了宝贵贡献。
二、敦tH本(任子宜本)《坛经》、《南宗定是非
论》等禅宗文献的学术价值
敦博本原由任子宜在1935年发现于敦煌千佛山的上寺，上面抄有五个禅宗文献，除向达指出的《南宗定是非论》、《坛语》、《坛经》、《注般若心经》之外，还有当为神会著的《南宗定邪正五更转》及所附五言诗一首。五个珍贵文献同抄在一个本子上是绝无仅有的。它们的发现，将把敦煌禅籍的研究向前推进一大步。
(一)原敦煌本《坛经》(S5475)虽经铃木大拙及后来其他学者的校勘，但其中仍有不少遗漏和错误。敦博本《坛经》有42页(84页)，每半叶6行，行25字，共约12000字左右，题目与内容和敦煌本一样，可以断定它是同一种《坛经》的另一个抄本。
据笔者核查，敦煌本抄漏三行68字，使得前后文句不连贯，而敦博本此三行，只要稍作校正即可连成完句。仅举一例：敦煌本在记述慧能讲授禅法时说：“善知识，遇悟即成智”；敦博本为：“善知识，愚人智人，佛性本亦无差别，只缘迷悟；迷即为愚，悟即成智”。前者缺18字，又把“愚”写成“遇”，造成“遇悟即成智”错句。因为敦煌本错字太多，虽经校勘也仍有难以读通之处，如弘忍对弟子说：“各作一偈呈我，……或看汝偈，若悟大意者，付汝衣法，禀为六代，火急急!”其中“火急急”不通，而敦博本作“火急作”，含意清楚。再如敦煌本有“但识佛心众生，即能识佛”之句，其中“佛心众生”不好理解，敦博本作“但识众生，即能识佛”，证明“佛心”二字为误加。
敦博本《坛经》的发现，使人重新考虑它与敦煌本所据的原本《坛经》(可称之为“敦煌原本”)流传的范围和流行时间。因敦煌本、敦博本皆抄自同一种《坛经》，所以可以认为在唐末至宋初，敦煌一带至少存在三个以上此种《坛经》抄本。此外，1930年罗福成在内蒙古黑河下游发现西夏文《坛经》(《北平图书馆馆刊》4—3)，日本川上天山证明此是在西夏天赐礼盛国庆二年(1070)译自敦煌本《坛经》的(川上文章见柳田圣山编《坛经诸本集成》附录)。据此，敦煌原本《坛经》的西夏文本在11世纪已流传西夏所占地区，即今宁夏、陕北、甘肃西北、内蒙一部分。
日本圆仁(794—864)在长安求得《曹溪山第六祖惠能大师说见性顿教直了成佛决定无疑法宝记坛经》(题：沙门法海集)；圆珍(814—891)在福州、温州、台州求得《曹溪山第六祖慧能大师坛经》；朝鲜有古刊本《坛经》，题目与圆仁带到日本的一样，内题从慧能去世(713)“至宝历二年午岁(826)得一百二十七矣”(日本江户时代道忠《六祖法宝坛经生苕蒂》)。考虑到这些《坛经》皆题“法海集”，而惠昕本有“惠昕述”的事实，就有两种可能：一是它们属于比敦煌原本更早的法海所集《坛经》的祖本系统；一是它们属于承法海祖本之后，经后人稍作改动的敦煌原本系统。对此有待发现新资料加以证明。
《坛经》从内容结构上看包括三部分：①说般若、禅法和授无相戒；②慧能自传；③弟子机缘(师徒关系等)。其中①后世变化不大，变动最大的是③，据此可考察出《坛经》诸本的演变。从敦煌本、敦博本推定出来的敦煌原本的传承世系是法海——道际——悟真，据其缘记部分有慧能死后二十年“定佛教是非”的话及二十八代祖的名称，可断定是承法海祖本之后，由神会弟子或受其影响的人所作的改编本(约在唐开元二十年至《宝林传》出世的唐贞元十八年，即公元732—802之间)；从宋初惠昕本推定出的惠昕原本的传承世系是法海一志道一彼岸一悟真一圆会，据惠昕之序，它是“文繁”之本，比敦煌原本的内容又有增加，约成书于9世纪前中期。契嵩(1007—1072)在改编《坛经》时社会上常见的《坛经》“文字鄙俚繁杂”(郎简序)，此当为惠昕原本，而不是所据以改编为二卷十一门的惠昕本。契嵩改编本虽已不存，但元代德异本、宗宝本及明代曹溪原本皆属此本系统。
(二)胡适最后校定的《南宗定是非论》有上下两卷，虽比较完整，但上卷(P．3047)仍缺8字；下卷(P．3488．P．2045)篇幅大，残缺达四五百字。敦博本首部所缺的是相当于胡校本上卷的前面大部分，约有1500字，其此本不仅包括它上卷的最后一小部分，而且包括它下卷的全部，而且字迹清晰，错漏极少，可把胡校本所缺四五百字全部补足。我们以敦博本为底本，从胡校本上卷补其所缺的首部，参考胡校本，校写出了迄今最完备的《南宗定是非论》。
在胡校本中一些因缺字读不通的地方，敦博本都十分清楚。仅举三例：①关于从达摩到慧能的六祖传承衣法的世系，是神会与北宗辩论的重要内容，但胡校本大部空缺，而敦博本一字不缺；②敦博本有一段话：“从秀禅师已下出，将有二十余人说禅教人，并无传授付嘱，得说只没说；从二十余人以下，近有数百余人说禅教人，并无大小，无师资情，共争名利”，而敦煌本因缺字太多，意思不明；③神会批评北宗的“凝心人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的禅法是“调伏心”，又批评舍弃这种做法的禅法是“愚人法”，提出“离此调伏不调伏二法，即是能禅师行处”。这段内容也为胡校本所无。
唐开元二十年(732)神会在滑台(今河南滑县东)与北宗僧人辩论，自称“为天下学道者辨其是非，为天下学道者定其宗旨”，提出新的禅宗祖统说，说慧能南宗受传祖传袈裟，是禅门正统，禅法主顿；神秀、普寂的北宗没有祖传袈裟，不是禅门正统，禅法主渐。《南宗定是非论》主要是记述这次辩论的。长期以来此论佚失，仅靠宗密的著作可了解它的点滴内容。此论的发现，对研究唐中期禅宗的演变很有价值。现在又有了比较完备的校本，为研究提供了新的方便。
此外，敦博本《坛语》、《南宗定邪正五更转》及五言诗、净觉《注般若心经》，为校订以往中日学者所作的校本也提供了新的东西，有参考价值。我们以它们为底本，吸收以往的研究成果，作出了新的校本。
禅宗对日中历史文化都有深刻影响，中日学者都重视禅宗的研究。60年来在敦煌禅籍的发掘、校释和研究方面已做出巨大成绩，大大丰富了禅宗研究的内容。我们希望中日学者通过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今后在禅宗思想和历史的研究方面取得更大更新的成绩。
(原载《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