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的内在品格及其当代启示》
作者：李利安
法显是生活在一千六百多年前的历史人物，当我们今天面对他、纪念他时，我们既需要进一步考证、熟悉法显的经历与事迹，也需要总结与理解他的卓越贡献与影响，同时，我们还要从法显的信仰与事迹中提炼法显内在的品质与精神，这既有助于我们对法显一生的经历与作为得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也是对法显内在信仰与外在实践的升华，在大力倡导提升佛教素质、推动佛教与社会相适应、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今天，这应该是纪念法显本人、宣传法显精神的一个重要途径。
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总是其内在品格的流露，也总是依赖其内在精神的支撑与引导。品格是比较宏观而总体的内在心性特质，精神则是内在品格的凝练与提升，是升华了的内在品格。探寻一个人的精神，首先必须理解他的内在品格；理解了其内在的品格，精神的光辉也就在向你闪烁。法显以其卓越的旅行而名震史册，如此动人心魄的作为必然是其内在品格激发和塑造的结果，必然流溢着其精神的光辉。今天，当我们穿过历史的迷雾，再次接近法显这位历史老人时，我们不能不感慨时光的无情，因为留给我们关于法显的信息已经少的可怜。不过，在这些稀少的资料片段中，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法显那闪闪的个性光彩，“明杰”、“整肃”[1]、“雅操”[2]等评语既是历史留在法显身上的真实记忆，也是我们今天总结法显品格、感受法显精神的基本进路和总体把握。那么，法显志行之明杰以及操行之高雅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笔者以恭谨之心认真揣摩，希望尽可能接近法显大师的内在世界，尽可能理解法显大师的内在品格，从而为我们今天的日常修行与精神提升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坚定不移的信仰
法显内在品格与精神的形成应该是多种因素相互激发而促成的，所谓众因缘合和而成。但笔者总感觉到，像法显、玄奘这样的伟人，他们之所以能成就如此惊世骇俗的业绩，其心灵深处对佛教的虔诚信仰应该是最终极的动力，也是其内在品格与精神的首要组成部分。所以，笔者应邀在去年的终南山夏令营中给学员们讲玄奘，便以《信仰的力量》为题，最后给玄奘的高度总结是“信佛人”。我认为这个定性是其他一切定性(如翻译家、旅行家、思想家等)的基础，也是理解其他一切定性的前提。面对法显，笔者同样感受到信仰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始终内藏于法显的心灵深处，是激发他不断前进的最雄厚、最持久、最深沉的动力。关于法显信仰的形成，除了佛教所认为的宿世因缘外，法显自幼居住寺院的熏染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当父亲去世后因为家中缺少人力、家人催逼他回家时，他曾说：“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远尘离俗故入道耳。”[3]可见，法显已经确立了追求最高解脱的坚定信仰。这种信仰一旦形成，就是内聚于心的一种力量和感情。《高僧法显传》卷一中说，法显到耆阇崛山巡礼时，“于新城中买香华油灯，倩二旧比丘送法显到耆阇崛山。华香供养，然灯续明，慨然悲伤，抆泪而言：‘佛昔于说首楞严，法显生不值佛，但见遗迹处所而已。’即于石窟前诵首楞严，停止一宿。”[4]法显为何“慨然”？为何“抆泪”，为何在此要留止一宿诵经呢？我想其中的原因就是法显的虔诚信仰以及由此而来的真挚感情。《高僧法显传》中，法显就曾自己解释其西天取经的行为说：“所以乘危履险，不惜此形者，盖是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投命于必死之地，以达万一之冀。”[5]因为“志有所存”，所以才呈现出“专其愚直”。这个“志”就是其内藏于心的信仰和为信仰所驱动的求法热情。法显返回途中，在海上“夜鼓二时，遇黑风暴雨。商人贾客皆悉惶怖。法显尔时亦一心念观世音及汉地众僧，蒙威神佑，得至天晓。”[6]在这里，我们再次感受到法显所具有的虔诚信仰。法显曾自己总结西行经验说：“诚之所感，无穷否而不通；志之所将，无功业而不成。”[7]在物质极大丰富、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我们需要借鉴法显的这一品格，树立自己的信仰或信念，并将其作为自己一生的精神动力和滋养身心的精神园地。
二、心系佛门的悲愿
大乘佛教是普度的法门，但中国自古以来大量存在着自度自了的现象，很多信徒不但对社会漠不关心，就是面对佛门的盛衰优劣与诸多问题，也是无动于衷。一千五百多年前的法显不是这样，他呈现出一副佛门兴亡、匹夫有责的态势，密切关注佛门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他在通览临汾及附近寺院里所有经典后，来到当时的佛教文化中心长安，遍访名师，寻求佛典。通过潜心阅读和钻研后，发现佛教在经、律、论三藏的发展上极不平衡，律藏的数量极少，而且版本不一，使得出家僧人没有统一而完整的规矩可依，僧人的言行举止没有规范，在社会上造成许多不良影响，使有心向佛的百姓望而却步。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法显才决心亲赴天竺，求取完整戒律。《高僧传》卷三中这样记述这一历史：“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8]《高僧法显传》卷一则是这样记载的：“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遂以弘始二年，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9]“常慨”与“誓志”四个字把法显心系佛门的悲愿活然托出。在天竺，“法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是以远涉乃至中天竺，于此摩诃衍僧伽蓝得一部律”[10]。法显在此一住就是三年，抄写各种戒律。而“道整既到中国，见沙门法则，众僧威仪，触事可观，乃追叹秦土边地，众僧戒律残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愿，不生边地，故遂停不归。法显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汉地，于是独还。”[11]回国后，在登陆地的青州，“青州刺史请留过冬。显曰：‘贫道投身于不反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师，就外国禅师佛驮跋陀于道场寺，译出摩诃僧祇律、方等、泥洹经、杂阿毘昙心，垂百余万言。”[12]从法显不顾高迈之岁、毅然亲赴天竺求取戒律以及回国后的抓紧翻译等行为来看，法显心系佛门的悲愿中既包含着教门兴衰、匹夫有责的爱教情结，也有一旦发现问题就设法解决问题的执著与进取，这和我们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的知道有问题但因为各种原因而拖拉推诿的现象形成鲜明的对照，值得我们认真借鉴。
三、开创荒途的胆略
在法显生活的年代，中国和天竺的交往还比较少，来长安弘扬佛法的人大多数来自西域，而当时中国，还从来没有人亲赴过天竺。法显知道，要在他的有生之年解决中土戒律不全的问题，靠被动地等待天竺或中亚僧人的传送是不可能的，只有自己亲自去天竺取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当时还没有一个中国人去过天竺，大家只知道天竺在西域，到底怎么去，谁也不知道。可以想象，法显当时决定自己亲自去天竺，的确是一件非常之举，显示了法显的超群的胆略和惊人的魄力。《高僧法显传》中说，法显道整等人初到祇洹精舍时，“彼众僧出，问法显等言：‘汝等从何国来？’答曰：‘从汉地来。’彼众僧叹曰：‘奇哉！边国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谓言：‘我等诸师和上相承以来，未见汉道人来到此也。’[13]”可见，法显去印度从印度一方面来看，也是第一次见到中国人抵达印度，所以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其实，不仅仅是印度，整个葱岭以西，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去过。《法苑珠林》卷25记载：“葱岭冬夏积雪，有恶龙吐毒风雨沙砾，山路艰危，壁立千仞。昔有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余所，又蹑悬絙过河数十余处，皆汉时张骞、甘父所不至也。”[14]汉代的张骞和甘英曾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开拓西域的探险者，被视为丝绸之路的主要开辟者而名垂青史。在中国人的取经史上，三国时期的朱士行也只是到了现在的南疆，翻过葱岭直至南亚地区的旅行，他们都没有尝试过。所以，当法显回国后，人们听了法显的介绍总是惊叹不已：“感叹斯人，以为古今罕有，自大教东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显之比。”[15]我认为，法显的这种开创精神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敢为天下先的胆略，即前人未想我敢想，前人未作我来作，这是一种创新的思维，是一种开拓的精神；二是开辟荒途的勇气，即敢为天下先的事是开辟前人未走之路，前往前人未至之境，所以，创新的思维在这里便又附加了内在的勇气和胆量。创新的思维和开创的勇气不但是佛教事业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现代人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重要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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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15，《大正藏》第55册，第111页C。
[2] ［唐］智昇：《續古今譯經圖紀》卷1，《大正藏》第55册，第370页A。
[3] ［梁］慧皎：《高僧传》卷三，《大正藏》第50册，第337页b-c。
[4] ［晋］法显：《高僧法顯傳》卷1，《大正藏》第51册，第862页C－863页A。
[5] ［晋］法显：《高僧法顯傳》，《大正藏》第51册，第866页B。
[6] ［晋］法显：《高僧法顯傳》，《大正藏》第51册，第866页A。
[7] ［晋］法显：《高僧法顯傳》，《大正藏》第51册，第866页C。
[8] ［梁］慧皎：《高僧传》卷三，《大正藏》第50册，第337页C。
[9]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57页A。
[10]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64页B。
[11]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64页B。
[12] ［梁］慧皎：《高僧传》卷三，《大正藏》第50册，第338页B。
[13]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64页C。
[14] ［唐］道世：《法苑珠林》卷25，《大正藏》第53册，第475页A。
[15]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66页B。
四、老当益壮的精神
六十岁是目前我国规定的男性公民退休的年龄，在常人心目中，这个年龄本是颐养天年、不必进取的人生阶段。在中国古代，因为科学水平有限以及人们的物质生活落后等原因，人的寿命比现在要短的多，所以，个人退休养老的实际年龄和心理年龄都要比现在小的多。所以，六十岁，无论对古人还是今人来说，都是一个衰老退守的年龄。在这个时期，别说开创一番大事业，就是守护原来的事业也是力不从心了。可是，法显却是在六十多岁的时候萌生了去印度取经的年头，并在六十五岁的时候正式从长安出发，开始了他的伟大旅行[1]。这种年龄下进行的开拓荒途式的旅行，使我们不能不赞叹法显不怕老、不服老的品格，其老当益壮的精神用三国枭雄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来形容是非常恰当的。法显以老迈之躯，西度流沙，穿过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的死亡之地，克服难以尽诉的困难，终于到达印度，取回大量真经，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连法显自己在回顾自己的旅行时也经常叹息不已。如有一次法显应人们的要求讲述自己取经经历后就曾自云：“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认为自己去印度是“乘危履险，不惜此形”[2]。法显所说的“危”可能主要是指他自己年老力衰，而这里的“险”则是指路途的艰险，所以，法显在说“乘危履险”后便说这是一种“不惜此形”的行为，即不惜其衰老之躯。法显这种老当益壮的精神中包含着不服老、不畏老、不惜老、不闲老等多重的品质。所谓不服老，就是年龄虽老而心理不老，照样作年轻人能作的事情；所谓不畏老，就是不怕年高岁衰，坦然面对，正面接受，不受影响；所谓不惜老，就是不顾怜自己的老迈之躯，不过分注重养体护身，颐养天年，正如法显自己所说的，“身命不期，出息非保”[3]，“不顾微命”[4]，所以，该行继续行，该作继续作；所谓不闲老，就是不让自己在老迈之年闲下来，即所谓“老有所为”也。现在，科技高度发达，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医疗水平和享受医疗保健的条件也空前提高，人类的寿命明显延长，老龄化的社会已经是全球的趋势。中国这几年迅速迈进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心理和日常生活成了全社会关注的对象，佛教也在这一背景下大力倡导生命关怀，以便为老年人健康的生活提供理论与实践的借鉴。我认为，法显藐视老迈、老当益壮的精神，对今天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和生活安详都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五、百折不挠的意志
法显从长安出发，一路西去，出阳关，度流沙，翻山越岭数万里，亲践佛国各地，又渡海远达斯里兰卡，后来从海路返回，漂泊迷离，总算返回祖国，一路上可谓历尽艰辛。这些艰难曲折是我们今天怎么想象都难以切实体验的。我们只是借助史料的记载，知道法显曾经遭遇过诸如语言不通、经费短缺、战乱频生、沙漠迷路、高原缺氧、痛失同伴、山路险峻、孤身无伴、海浪袭击、同行迫害、海上漂流等一系列困难，我们也知道，法显一路前进，没有丝毫的退却，显示了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这是令今天每一个人都感到敬佩的。《高僧传》卷三记载：法显“西渡流沙，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望人骨以标行路耳。屡有热风恶鬼，遇之必死。显任缘委命，直过险难。”[5]什么是“任缘委命”？我想就是任凭此种险恶之缘在前，也要坚持向前，宁愿把自己的生命交付出去。《高僧传》中对法显翻阅葱岭的经历也有详细记载：“有顷至葱岭。岭冬夏积雪，有恶龙吐毒风雨沙砾，山路艰危，壁立千仞，昔有人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余所，又蹑悬絙过河数十余处，皆汉之张骞甘父所不至也。次度小雪山，遇寒风暴起，慧景噤战不能前，语显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殒。’言绝而卒。显抚之泣曰：‘本图不果，命也奈何！’复自力孤行，遂过山险。”[6]毒龙吐毒风，可能就是高原缺氧状态下的高山狂风。同伴不幸倒下了，法显“复自力孤行”，没有退却，终于翻越高山，抵达印度。在印度，法显依然经常遇到危险，但他始终保持勇往直前的精神，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最能体现法显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精神的是法显巡礼耆阇崛山时的一番表态和经历。据记载，那次法显临出发时，“寺僧谏曰：‘路甚艰阻，且多黑师子，亟经噉人，何由可至！’显曰：‘远涉数万，誓到灵鹫，身命不期，出息非保，岂可使积年之诚，既至而废耶！虽有险难，吾不惧也！’众莫能止，乃遣两僧送之。显既至山，日将曛夕，欲遂停宿。两僧危惧，舍之而还。显独留山中，烧香礼拜，翘感旧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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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法显去天竺的年龄，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这里采用最常见的说法，即65岁出发去天竺。
[2]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66页B。
[3] ［梁］慧皎：《高僧传》卷三，《大正藏》第50册，第337页C。
[4]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66页B。
[5] ［梁］慧皎：《高僧传》卷三，《大正藏》第50册，第337页C。另见：《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57页A。
[6] ［梁］慧皎：《高僧传》卷三，《大正藏》第50册，第337页C。
如覩圣仪。”[①]因为法显“不惧”，所以“众莫能止”，即使送他前往的两个僧人畏惧而逃，他也没有退缩。在回国的海路上，“海中多有抄贼，遇辄无全。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所准。当夜闇时，但见大浪相搏，晃若火色，鼋鼍水性怪异之属。商人荒懅，不知那向。海深无底，又无下石住处，至天晴已，乃知东西，还复望正而进。若值伏石，则无活路。”[②]这般艰辛真是难以想象！根据法显回忆，“涉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③]。这种排除万难、直至胜利的坚强意志是值得任何时期、任何地域的任何人学习的。
六、虛心好学的胸襟
异国求法对于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来说，陌生不明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在既没有前人的经验总结，也没有专业的梵汉词典的情况下，学习便成为法显西行求法的重要任务。法显秉承了中国人好学敏思的传统，一路西行，一路学习，最终不但精通了梵语，而且精通了印度的文化和社会，特别是印度的佛教戒律学，成为5世纪时期中国人当中绝对权威的印度学大师。法显善于向外国学习首先表现为学习印度佛教的戒律；其次表现为学习印度佛教的历史、造像与其他经典，尤其是大乘佛教的经典；第三表现在学习印度的语言，尤其是梵语；第四表现为学习印度的社会、民俗与历史。在古代，特别是在宋代以前，中国佛教界始终把印度当作权威，遇到佛教方面的问题，首先会想到向印度请教。法显在长安参学期间，遇到戒律残缺不全、僧人生活和修行制度不健全的问题时，中国人没有谁能够解决，只有向印度学习。法显为此远涉流沙，西去求律。为了对付语言的阻隔，法显一路学习梵语。到了印度依然继续学习，以便进行有效的交流。法显的主要目标是求取戒律，据他回忆说，他刚到北印度，发现那里都是师师口传，没有本子可写，于是就继续前进，到达更加遥远的中印度，在那里相继获得很多律本。《出三藏记集》卷十五记载：“后至中天竺，于摩竭提巴连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诃僧祇律，又得萨婆多律抄、杂阿毘昙心綖经、方等泥洹等经。显留三年，学胡书胡语，躬自书写。”[④]为了这些戒律著作，法显在此留居三年，一边学习天竺的语言文字，一边亲自抄写这些律本。后来，他又去了其他一些地方，继续寻求律本，不断有所收获。如在狮子国，“法显住此国二年，更求得弥沙塞律藏本，得长阿含、杂阿含，复得一部杂藏，此悉汉土所无者。”[⑤]在“摩梨帝国，即是海口，其国有二十四僧伽蓝，尽有僧住，佛法亦兴。法显住此二年，写经及画像。”[⑥]可以想象，法显每到一地，只要可能，就会勤奋学习。这种虚心好学的胸襟在全球化时代值得我们继承，并不断发扬光大。
七、善于考察的习惯
从《佛国记》的记载可以看到，法显大师除了寻找戒律和其他经本外，还对沿途各国的情况作了详细的考察和记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中国人根据自己的亲身游历而写成的西域和南亚各国的专门记载。法显对沿途的考察大致可以划分为佛教信仰状况、佛教寺院与僧人的生活、佛教活动与礼仪、佛教派系与传承、佛教经典与传播、佛教遗址及现状、佛教历史与传说故事、社会政治制度与人物、社会事件与动态、历史传说与民俗、地理地貌与交通、社会阶层与人民生活等等。我们仅以佛教界不太重视的社会记载为例，看法显对印度考察记录的价值。法显游历印度之时，正值笈多帝国统治时期。按照一般的看法，这时的印度，奴隶制度已经解体，封建制度开始萌芽。法显的记载提供了这方面的根据。 我的师兄尚劝余博士将其总结为五个方面[⑦]：其一，封建依附农民已经出现。如法显记载说：“惟耕王地者，乃输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⑧]显然，这种劳动者不是自由佃农便是雇工，或者是农村自由农民。他们同主人的关系是契约关系，他们有人身自由，而不是从属于某一奴隶主的奴隶，他们的义务只是交纳赋税。同时，这时已经出现了封建依附农民，法显记载道：“诸国王、长者、居士，为众僧起精舍，供给田、宅、园圃、民户、牛犊，铁券书录。后，王王相承，无敢废者，至今不绝。”[⑨]这里所说的国王、贵族、寺庙和殷富之家所拥有的“民户”，可以被当作礼物，同田宅、园圃、牛犊并列赠送给别人，不能随便离开主人和土地，他们的地位由永久性的文书固定下来，不可变更，他们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封建依附农民。其二，封建王朝土地分封制度已经出观。从前印度的赐地主要限于婆罗门贵族、佛教高僧和寺庙，而这时的封地不仅赐与上述阶层，而且扩大到了文武官员，如法显曾记载道，“王之侍卫左右，皆有供禄”。[⑩]这表明，王朝土地分封制在取代高级官吏的现金俸禄制。另外，从前的赐地一般不包括土地所有权，只限于赐地上的赋税征收权，而这时的赐地的实际所有权开始转移到受赐人手中，因而引起了土地关系性质的变化，演变为封建土地制度。法显所说的“铁券书录”即是铭刻在铜牌或书写在布帛上的赐地证书，是证明赐地领有人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法定文书。这种自上而下的王朝土地封赐制是印度封建土地的主要形式。其三，法显所说的“无户籍、官法”、“王治不用刑罔”[11]证明，由于王朝土地分封制的实行，永久赐地的出现，农民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形成，削弱了国家的权力，因而，国家不能严刑酷法，也不能向大多数农民征收田赋，政府无需登记全国户口。其四，迦蒂制度形成。法显在《佛国记》中描述“旃荼罗名为恶人，与人别居，若入城市，则击木以自异，人则识而避之，不相搪突。”[12] 随着社会生产和劳动分工的发展，从原来的瓦尔那中分化出很多以职业世袭和实行内婚制为主要特征的职业集团——迦蒂(阇提)，它是一些排他性的独立的社会小集团。在迦蒂形成过程中，一些社会地位最低，从事各种低残职业的贱民形成了各类不可接触者迦蒂，旃荼罗即是其中一类。迦蒂制取代瓦尔那制是印度封建社会形成的历史特征之一。其五，闭塞性的封建制经济特征出现。法显在《佛国记》中记述，笈多王朝时代中期，恒河流域许多古代以来的著名大城市，如华氏城、五舍城、毗舍离城和马土腊城的工商业经济衰落，货币交换停滞，人口减少。很多城市“城中都无王民，甚如丘荒，只有众僧民户数十家而巳”[13]，“其城中人民亦稀旷，止有众僧民户”[14]。总之，法显的考察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一副印度封建制度在笈多王朝时代中期逐步形成的基本图画，他的考察记录也成为世人了解5世纪印度的最重要的著作。
八、惜缘重友的情结
法显特别重视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并与他们团结协作，并肩而行。最早从长安出发时，法显就广泛寻找同道，“遂以弘始二年，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15]“同契”即志同道合，情投意合。可见，与同志的合作是法显远征天竺的必要前提。到了张掖，参与合作的阵营进一步扩大。据法显的记载，他到达张掖时，“张掖大乱，道路不通。张掖王殷勤，遂留为作檀越，于是与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相遇，欣于同志，便共夏坐。”[16]这里所说的“同志”和上面所说的“同契”是基本相同的，法显获得更多的志同道合者，于是便一起参加夏坐，然后再一同前往天竺。一路上，法显与他们相互配合，协同互助，结下了深厚的情缘。最感人的莫过于过小雪山时的经历：“法显等三人南度小雪山，雪山冬夏积雪，山北阴中遇寒风暴起，人皆噤战。慧景一人不堪复进，口出白沫语法显云：‘我亦不复活，便可时去，勿得俱死。’于是遂终。法显抚之悲号：‘本图不果，命也奈何！’复自力前，得过岭南，到罗夷国。”[17]慧景知道自己支撑不住了，担心连累法显，而法显并没有离开，直到慧景断圆寂后，法显“抚之悲号”，说明他对慧景是深怀朋友之感情的。法显到达中天竺有名的祇洹精舍，曾非常感慨：“念昔世尊住此二十五年，自伤生在边地，共诸同志游历诸国，而或有还者，或有无常者，今日乃见佛空处，怆然心悲。”[18]“共诸同志游历诸国”，真实地说明了法显珍惜缘分、重视朋友、结伴协作的风格。回国后，法显的翻译工作也是在和同道的合作中完成的。这种珍惜缘分、重视友情的品德无论在古代，还是当代，无论对从事什么工作的人，都是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九、惜时勤奋的作风
法显自从西行之后，除了按照佛教规矩，进行必要的夏坐之外，总是在不断地学习语言，抄写佛经，旅行寻访等。在完成寻求戒律的任务后，他没有滞留，而是尽快回国。回国后更是争分夺秒地工作。《高僧传》卷三记载，法显登陆到青州后，“青州刺史请留过冬。显曰：‘贫道投身于不反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师，就外国禅师佛驮跋陀于道场寺，译出摩诃僧祇律、方等、泥洹经、杂阿毘昙心，垂百余万言。”[19]因为他回国后的志向就是翻译弘扬取回来的经典，所以，在没有完成这些任务之前，他是非常着急的，于是，尽管刺史盛情挽留，他还是“不得久停”，南下京师，开始工作，终于翻译出一百大多万字的经典来，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种珍惜时光、勤奋进取的作风既是其“雅操”的表现，也是其“志行”的体现，在今天依然可作为我们学习效法的榜样。
十、眷念故土的情怀。
作为一个中国人，身在异国他乡的法显始终不忘祖国。他对故土的热爱随着在外漂泊时日的延长而不断加强。首先，法显虽然长期在外，但始终没有改变中国人的原有的生活习惯。根据唐代道宣的记载：“昔东晋沙门法显，厉节西天，历观圣迹，往投一寺，小大承迎，显时遇疾，心希乡饭。主人上坐，亲事经理，勅沙弥为取本乡斋食，倏忽往还。” [20]这个故事中包含着神通的信仰，我们且不去论证其真实性如何，但法显“心希乡饭”的生活习性依然没有改变则是事实。最能体现法显对故土之眷念的是，有一次法显意外看见来自祖国的一件物品时的感伤。据法显自己回忆：“法显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披，或流或亡，顾影唯己，心常怀悲。忽于此玉像边见商人以一白绢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21]在接触的人员“悉异域人”，看见的山川草木皆“无旧”的情况下，突然看见来自祖国的物品，这一下子使法显想起自己的故土，不仅伤感落泪。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法显对故土的眷念是何等的情深意切。所以，当最后一个同伴要留住天竺时，他依然作出了独自回国的选择。《高僧法显传》中这样记载：“道整既到中国(指中天竺——笔者注)，见沙门法则，众僧威仪，触事可观，乃追叹秦土边地众僧，戒律残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愿，不生边地，故遂停不归。法显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汉地，于是独还。”[22]法显对故土的眷念到后来已经上升到神圣的程度。例如他在海上遇到风暴、危机生命之时，除了向观音祈祷外，还向汉地众僧祈祷；既按照佛教观世音菩萨法门念观音圣号，也根据自己的感情，归命汉地众僧[23]。这体现了法显感情深处的皈依，说明了他对故土的归属感和对故乡僧众的信赖和热爱，这种故土之爱、汉僧之念，其实就是一种爱国的情怀。在当代国际交往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这种情怀依然值得我们每个华夏子孙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作者：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①] ［梁］慧皎：《高僧传》卷三，《大正藏》第50册，第337页C－338頁A。
[②]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66页A。
[③]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57页A。
[④] ［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15，《大正藏》第55册，第112页A。
[⑤]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65页C。
[⑥]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64页C.。
[⑦] 尚劝余：《从〈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看印度封建制度的形成及其特点》，《南亚研究季刊》，1994年第4期。
[⑧]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59页B。
[⑨]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59页B。
[⑩]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59页B。
[11]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59页B。
[12]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59页B。
[13]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61页A。
[14]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61页C。
[15]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57页A。
[16]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57页A。
[17]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59页A。
[18]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60页C。
[19] ［梁］慧皎：《高僧传》卷三，《大正藏》第50册，第337页C。
[20]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九，《大正藏》第50册，第692页A。
[21]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64页C－865页A。
[22]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64页B－C。
[23]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66页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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