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余载的佛学人生及学术生涯

　　对于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来说，方立天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新图书馆四层的库本阅览室为他专门准备了一张桌子。一位刘姓工作人员说：“自从我在库本阅览室工作，他就一直在这儿！”　　

　　在学术界也流传着一段佳话，那就是方立天老师“端着一杯水，背着一个学生书包，和大学生一起按时泡图书馆”的故事。　　

　　在方先生2002年出版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一书的后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要向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领导和有关员工表示我深深的谢意。承图书馆诸君大力支持，提供方便，设有专桌，使我得以伏案写作，无间寒暑。可以说，我的科研成绩是与图书馆的支持分不开的。”　　

　　今年春天，古稀之年的方立天老师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的荣誉称号。联系采访方老师颇费了一番周折，因为电话打过去后，家里人告诉我：“方老师去图书馆了”！　　

　　“他们的治学态度、方法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们是真正的泰斗！”　　

　　方立天，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哲学史》杂志、《中国宗教》主编，中国宗教学会顾问，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初次见到这位著作等身、享誉海内外的佛教学家、中国哲学史家，是在中国人民大学科研楼方老师的办公室。房间不大，但很整洁，进门左面的墙上挂着一幅砖拓的《汉车马出行图》，显得古朴大方。左边的两个书架里全是《大藏经》，右边的四个书架摆放着一些专业书籍，窗台上放着一株绿色植物，整个办公室朴实无华。　　

　　今年72岁的方先生头发花白，浓浓的眉毛也染霜尘，镜片后的一双眼睛依然坚定有神，严肃中透着和蔼，怕记者听不懂自己的浙东口音，他还不时细心地把一些话写在纸上。在这里，方先生给我们讲述了自己40余载的学术生涯、人生感悟。　　

　　1933年生于浙东永康农村的方立天幼年时沉静少言，不贪玩耍，喜好读书，因国难当头，小学没能连续念完。1949年初中毕业后，不久进入华东财政系统的干部学校学习，继而留校工作。1956年，方立天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他说这是他人生旅途中的一大转折。在北京大学，方老师受业于汤用彤、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等哲学界泰斗。“他们的治学态度、方法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们是真正的泰斗！”方老师说，“当时我是中国哲学史课程的课代表，与冯先生的接触较多。自然我对先生对待学术问题的态度，治学方法，乃至精神气象，也更多了一层了解。”“后来由于政治运动，冯先生的课被停了，但我还是自学了冯先生的全部讲义。”　　

　　“早年的生活环境影响使我萌发了了解佛教、探索佛教的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　　

　　1961年，方立天来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当时，教研室决定对整个中国哲学史要进行分段研究，方老师选择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这一时代恰是中国儒道佛三教互动融合的时期。方老师说，之所以决定研究佛教并矢志不移，主要是因为佛教内容丰富，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又极其之大，还可以与中国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而中国的佛教研究成果又极其之少。“正因为佛教研究被视为畏途，几乎是一片处女地，所以投身其间，脚踏实地，埋头研究也许是更有意义的事情。”　　

　　“我幼年时的心灵感受可能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方老师回忆道，童年时候的小学校后面有一座佛殿，里面有观音、关公等塑像，“每当我看到这些塑像，就有一种异常神奇的感觉涌上心头，引发出难以名状的超越人生的遐想。”家乡人逢年过节吃斋拜佛的浓厚氛围，以及母亲对佛、菩萨的虔诚，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他，“早年的生活环境影响使我萌发了了解佛教、探索佛教的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这大概也是促使我研究佛教的潜在心理因素吧。”方老师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写道。　　

　　研究佛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方老师说，佛教典籍艰涩玄奥而又庞杂，语言、文字、宗教、哲学、历史诸学科的知识都要具备。当时的社会舆论对佛学研究也没有很良性的氛围，“文革”期间，宗教研究者甚至被视为牛鬼蛇神。这一切，方先生都了然于心却矢志不渝：“我想，凡事都有它的另一面，困难多，条件差，成功的机会也可能更多些。本着这种想法，我就很有信心地研究起佛教来。”　　

　　“要立身有道，学有专长”　　

　　“淡泊名利，与研究宗教有关，虽不信仰，但吸取受用。要立身有道，学有专长”。谈到做学问的态度，方老师说了三个方面：　　

　　“‘修辞立其诚’，这是恩师冯友兰、张岱年对我最大的影响。人要诚实、真实，名实、言行、表里三方面都要一致，做学问不能哗众取宠，‘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　　

　　“要‘静心专一’，杂念很多，不容易看好书，浮躁写不出好东西，要甘于寂寞，坐冷板凳”，方老师说：“人大教师中，也许我是在图书馆呆的时间最长的，我现在连手机都不会用，就是希望能够专心致志！”　　

　　“要‘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这也是张岱年先生非常强调的，“好学”和“深思”是方法，“知其意”是目的。体会书中意蕴很重要。如在研究佛教典籍时，就要想佛家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如此论述。一句话：‘读书要玩味！’”　　

　　“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在我身上都能体现出来”　　

　　当问到对宗教研究了40余载，有没有受到宗教的影响时，方老师肯定地回答：“有影响！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在我身上都能体现出来！”他表示，中国传统文化对自己安身立命和人生价值取向的影响很大，“我的工作、事业取儒家的态度，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生活上、名利上则受道家、佛家思想的影响——顺其自然，淡然处之” 　　

　　“但我并不信仰宗教，也不反对宗教”，他补充说。“我把自己的任务限定为从学术的角度研究宗教，力图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叙述和评价宗教的复杂现象，肯定在我看来应该肯定的东西，否定在我看来应该否定的东西。”　　

　　很多佛教法师看了方先生的文章，认为“虽然有批判佛教的地方，但都是讲道理的，没有谩骂”。　

　　“我不会停止我的工作，我要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尽力去耕耘！”　

　　40余载的学术研究并非一帆风顺。方先生回忆道：“我一向珍惜光阴，但文化大革命使我在无所适从，无所作为，无可奈何中度过了一生中最宝贵的黄金季节，这是我终生为之遗憾，又是无法弥补的”。但方先生并没有放弃学术研究，后来经过前后十五年的努力，写成《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一书，2002年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在佛教界、政界以及整个学术界都引起强烈的反响，被学术界誉为现代佛教哲学研究的里程碑式作品。　

　　如果从1956年方先生进入北大哲学系读书算起，那么他和中国哲学打交道已近半个世纪。这期间，他出版专著13部，与人合著16部，发表论文260多篇，培养了30余名硕士与博士研究生，现多已成为研究和教学的骨干。为了解海外学术界的现状，仅宝岛台湾，方先生就亲赴10余次。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以这样一幅对联评价方先生：“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精思穷微著作传九州。”　　

　　方先生目前手头有几个课题，包括儒释道三教关系、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他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自勉，并坦言今后要着重于研究中国宗教的现实问题，弘扬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我不会停止我的工作，我要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尽力去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