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七塔寺的慈运法师

宁波七塔寺的历史，无疑是一部中国佛教史的缩影。《七塔寺志》记载了它的曲曲折折的命运。在七塔寺的历史上，有过不少的著名人物，他们大到对中国佛教，小到对为浙江的佛教，乃至四明地区的佛教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从寺志可以看到，七塔寺的历史至少有过三次重大转折的时期。心镜祖师是第一个开山者。他在兵燹之际，临危不惧，用定力退兵，保全了寺院。慈运法师是中兴者，光绪年间，原本已经倾圯的寺院，在他的手里重新恢复，“千载唐刹，实赖重光”。月西法师是再次重光者，他忍辱负重，废寝忘食，“七塔香火，兴盛如昔”。三位祖师的功德昭显，各有侧重。心镜祖师开山，功莫大焉。慈运法师中兴祖庭，继往开来。月西法师再现前景，开拓未来。

一

湖南位于洞庭湖之南，故而得名。这里自古盛产湘莲，唐诗中有“秋风万里芙蓉国”之句，故又有“芙蓉国”之称。又因湘江贯穿全境，也简称“湘”，连称“湖湘”。三湘四水，物华天宝，有“湖广熟、天下足”的美喻；“惟楚有才、于斯为甚”，热土潇湘，人杰地灵、英雄辈出，尤其是在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以还，湖南出现了不少人才，从屈原到欧阳询、怀素，到王船山、魏源、曾国潘、左宗棠、彭德怀、胡耀邦，到谭嗣同、王闿运、齐白石，到黄兴、蒋翊武、蔡锷、毛泽东,这些人都是在中国历史上久负盛名的大家。湖南的风景名胜众多,张家界、岳阳楼、南岳衡山、韶山、君山、桃花源、猛洞河、炎帝陵、苏仙岭、浯溪、九嶷山以及古城长沙的白沙古井和岳麓山等自然和人文景观名扬天下。慈运法师就是出生在这块热土的一位佛教大师！

释慈运(1826—1910年)，俗姓朱，字隆根，讳灵慧，号皈依，湖南湘潭人。母亲郭氏生下兄弟三人，慈运是第二子。湖南是中国佛教的重镇，坐落在长沙城外的麓山寺，就是湖南佛教的源头活水，在山门上，赫然书写了“汉魏最初名胜 湖湘第一道场”，揭示了它在湖南佛教及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逶迤８００里的五岳之一南岳衡山，是中国名山，也是中国佛教名山。从南朝起，南岳就成为湖南佛教中心之一，寺庙林立，高僧辈出，曾经在中国佛教史上大放异彩，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佛教。曾在这里生活过的著名高僧有慧思、智顗、怀让、马祖、希迁、楚圆、慧南、承远、日晤、惠开、巨赞等人。也许是特殊的宗教传统情愫的影响，慈运从小就显露了特有的灵性，对佛教非常亲切，充满了宗教情怀。他的家乡湘潭是山区，自然条件不是很好，湖南人自古就有“淳朴重义”、“勇敢尚武”、“经世致用”、“自强不息”的品格，为了养家糊口，慈运少年时代就出外做贩米生意，往来于湘鄂之间。他身材伟岸，腰粗膀圆，力大无穷，武艺高强。一天，贩米船泛行洞庭湖上遇上了打劫的强盗，盗匪惊异慈运魁梧身材和一身的力气与武艺，威胁他加入盗团，遭到慈运的严词拒绝。强盗感到震惊，不仅不气恼，反而对他更加敬重，最后不但没有抢了米船，反过来给他们不少的钱。以后，水盗之间流传：“那位朱某是一位奇特的男子，以后大家要是遇到他，一定要谨慎，更不要加害于他。”

道光二十四年(1844)，慈运已经是长成18岁的大人了。他感概世事无常，人心不蠱，目睹了人世间种种悲惨，决定走一条救世救心的道路。他先来到西义宁县福田寺，礼拜昌明长老，成为一位沙弥。2年后，他在义宁县五竺寺野禅和尚座下受具足戒。从此，他开始踏上南参北访的漫长路程，足迹遍历各大讲肆，求教禅席，努力学习佛教教法。

道光三十年(1850)，慈运到了浙江普陀山，这是著名的南海观音大士道场所，他专程朝拜了观音大士，了却了多年的愿望。不久，他来到鄞县接待寺挂单，在寺院里担任香灯一职。这时正是太平天国运动逢勃发展的时期，太平军攻入浙江，战争造成了市井荒废，盗贼峰起，寺院也不能幸免，僧人避匿各处，接待寺内空空如也。慈运法师一人独自留在寺院，焚香礼佛，气度闲恬，不为战事生添烦恼。一天，太平军士兵来到寺院，看见偌大的寺院就只有一人，士兵诃斥慈运：：“所有的僧人都跑掉了，你一个留在这里，难道就不怕我们把你杀掉吗!’慈运笑了笑说：”出家人早已生死度外，宁愿守护寺院受你们杀戮，也不能舍佛求生!”太平军首领觉得慈运是一个义气之人，充满了血气，敬佩之心由然生起，于是送给慈运一面黄旗，让他挂在寺门前的树上，这样其它太平军将士看到后,就不会再侵犯了。正是因为慈运法师的大智大勇，使接待寺躲过了一劫，因而保存下来，而当地的其它寺院，则遭到焚劫。

太平军走后，慈运法师迁移到永宁寺居住。这座寺院一直香火萧条，佛事寥落，破败不堪。慈运来后，坚持晨钟暮鼓，礼诵不辍，寒暑无间，他的虔诚举动，感动了远近的信徒，人们争相传颂他的事迹，跑到寺院来看望他，给他供养，从此香火开始转盛。

同治二年(1863 )，慈运37岁。他离开永宁寺到万寿寺居住。这座寺院比起永宁寺来更凄惨, 斜立三间房屋，不蔽风雨，败椽破瓦，令人心寒。慈运法师目睹一切，不为心动，他坚信只要心诚，没有做不成的事情，于是他到处化缘，全身心投入寺庙恢复建设之中，在他的努力下，几年后，一座全新的寺院再次呈现在众人的面前，人们被他的一片古道热肠师感动，更加敬重他的为人。

同治九年(1870)，44岁的慈运大师已经受到了各种锤炼，变得更有经验和更成熟了。这时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年青僧人的形象了，成为名闻遐迩的有名高僧。人们对他发自内心的尊重，许多人都自动投入他的门下，拜他为师。这一年，鄞县云龙寺的僧俗两众慕名请他前去住持，他接受了普洽皓公的祖灯，正式成为临济第三十九世正传弟子。

同治十三年(1874)，慈运法师48岁，被太白天童寺推举为推为主席。天童寺是宋代禅宗五山之一，也是清代的四大丛林(另三个是镇江金山寺、常州天宁寺、扬州高旻寺)之一。相传西晋时，僧人义兴在此结茅修行，因业行感动太白老人，化为童子为他担柴提水。唐代僧人法璿把山改名“天童”。宋代山上兴建景德禅寺，成为中国禅宗分支曹洞宗的重要道场。天童山在日本佛教史上据有重要的地位。南宋嘉定十六年(１２２３)，日本僧人道元禅师来中国求法，在天童寺从曹洞宗僧人如净禅师学习三年，回日本后建立日本曹洞宗，天童寺因此被日本曹洞宗人士看作祖庭，每年来此朝拜。天童寺位于山凹之中，有人形容它的位置“犹如弥勒端座‘座椅’之中”。寺内殿宇宏伟，占地广大，环境洁净。文物有宋碑、竹禅画十八罗汉碑、八指头陀石刻画像等等。这么一座扬气名天下的古寺大庙,也没有躲过风风雨雨的洗劫.这一年，水灾蔓延，瓢泼大雨淹没稻田、冲毁桥梁，整个寺院损失惨重。慈运法师在危难中受任，他不怨天由人，以一颗平常心来默默地践履佛教徒的天职。他珍惜东南名刹天童的地位与名声、决心不让它在自己的手中垮掉，发誓要兴复这座有名的古刹。他以身作则带领僧众修复殿宇、重装佛像，整治水利，强调农殖，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慈运法师在重新修复寺院的活动同时，也十分注意弘法利生的活动，他首倡举行给佛像开光仪式，度僧发放度牒，建立水陆道场等等佛事活动，使天童寺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重新恢复了生气，佛气人气再旺。功德圆满，十方赞叹。但是进入清末时期的佛教，已经时道日衰，法运不济。佛教在社会上被人们看作“死人的宗教”和“鬼的宗教”，僧人有学问的不多，只能做一些经忏活动。佛教在社会的地位很低，同时受到地方政府和一些有地位、有势力的人的欺负。天童寺地区的地方官员和个别人士，反对佛教，挤压佛教，不准天童寺举行正常的佛事活动，要求停止水陆道场的经忏行为。佛事活动是中国佛教的历史传统，也是佛教的标志。水陆道场的经忏行为是佛寺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天童寺里有僧人数百，每年又要不断地举办施粥赈灾的社会慈善活动，所有这些都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力量来支撑，如果一但取消经忏和佛事，寺院只能坐吃山空，无法履行佛教应有的社会责任。慈运法师面对这种情况，亲自出面向一些人晓之以情，据理力争，他的话感动了官员，将发布的禁令收回，天童寺得以挽救起死回生。之后天童寺香火渐广，远近的人都高兴而来，天童寺影响重新增大，*轮常转。

光绪三年(1877 )，慈运法师自己掏出衣钵钱，将万寿寺再次整修，这时他已经51岁了,人过五十心态也发生了变化,他考虑更多的是以后的事情,想淡出佛界,给自己找一个养老的地方。光绪十六年(1890)，宁波七塔寺僧众礼请慈运法师前去主持寺务.这时他已经64岁了,过了不惑的年龄。历时千年的七塔寺，到了民国时，历经战争的的摧残，人事的变迁，殿宇毁坍，法器荡然全无! 城里的开业医生周文学母子，事佛虔诚，不忍七塔寺破敝，立志要将其修复。周文学的母亲，每夜五更沿路敲木鱼，其子持伞随后保护，为七塔寺募缘,感人至深。无奈他们的影响力有限，资金不足，虽苦行募化，也只建造了二间小屋而已，最后带着终生的遗憾，撒手离开人寰。周文学母子的高尚行为，感动了慈运法师，他想荷担佛法，重兴如来家业，这是自己的己躬大事。周文学母子为了七塔寺的重兴，最后捐出了自己的生命，我怎能撒手不管呢？他决定接下这座寺院，重新光大七塔寺。

慈运法师来到七塔寺，全寺僧人欢欣鼓舞，知道这座千年古寺终于有救了，佛教在宁波城内将再度放出光辉。他百方集资，到处化缘，使建筑工程如期开工。他广纳人材，为寺院注入活力。这时寺里已有僧人上百，开支增大，入不够敷，全寺的人已经无米两个月了，吃饭问题是困扰寺院最重要的大事，关系着寺里生命的维持。慈运急在心里，毫不气馁，想方设法随处借贷，组织居士捐款，号召信众支持，在他的感召力下，筹得了善款，不仅解决了吃饭的大事，稳定了人心，还让寺院开始盘活，走上了良性循环的道路。接着慈运法师不间断地将修复工程全部展开，先修客堂，解决僧人住的问题，让僧人们安下心来，再修库房、禅堂、云水堂、钟楼等建筑，寺院渐具规模，香火日益旺盛。慈运法师深知“法赖人弘”的道理，一座寺院建设的再好，如果说没有人才，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迅速迅速衰落，所以培养人才，使用人才是最重要的大事。有了人才，还要有良好的管理制度跟上，没有制度，同样也是散沙一盘，无法将寺院推向新高。他在建设寺院时就开始考虑到这个问题，招收了友法、月波、岐昌、一禅、本来、玉忠等法徒，设监院、知客、维那各职，让他们各负一职，执事各寮，负责寺院的管理。这些人在慈运法师的指导下，个个成才，后来都成为为寺一方的名僧，对四明地区佛教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寺院初具规模后，慈运法师又开始重雕佛像的工作，根据宁波地区佛教徒重视观音崇拜的特点，他重塑大殿千手观音圣像，又以南岳祝圣寺著名的五百罗汉像为粉本，塑罗汉像在观音殿周围。再接着修筑三圣殿，新塑三圣法身，佛像高二丈八尺，妙相庄严，闻名当地。整个工程历经三年才完工，慈运法师专门举行了为西方三圣像及千手观音圣像开光的盛典，各界名流政要和广大信众前来观瞻，人流如潮，欢声雷振，佛法重新，再续佛缘。

光绪十二年(1886)，慈运法师正好是七十寿辰，他开坛传授三坛戒法，皈依者甚众。他深谙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将世间法看作与出世间法同样重要，佛教在中国要持续发展，取得统治者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离开了统治者的支持，佛教将会随时被瓦解，历史上发生的三武一宗灭佛的事件已经是最好的让明。于是他不顾年老体衰，亲自到北京，请朝廷颁发龙藏，朝廷对他的忠心与复兴佛法、弘化一方的事迹予以表扬，除批准颁发龙藏外，还敕赐“报恩寺”额。翌年，寺里为请来的藏经建立了藏经楼，将藏经全部安顿进去，提高了寺院的文化品位。慈运法师吃水不忘挖井人，他心系寺院，感念开山的前贤，重修开山祖师心镜祖塔。第二年，寺里新造自流井，建香积厨，又在湖南定做了一口重18000斤的大钟，浑厚的钟声几十里外都能听见，晨钟暮鼓，警醒人心，寺院更加庄严。光绪三十二年(1906 )，是慈运大师八十寿辰的诞日，寺院为了报答大师对七塔寺的贡献，专门开了一堂寿戒，各地的法子听到这一消息，纷纷前来受戒，凡是受戒的人，发给衣钵器具及海青。经过20余年的辛勤劳动，千年伽蓝七塔寺终于完工，新建的寺院不仅恢复了往日的气派，而且比过去更加宏伟与庄严。慈运法师的辛苦没有白费，修复七塔寺为他赢来了巨大的名声，全国各地都在传颂大师的状举，慧炬高悬，佛光远照海内外。法名远播，城市山林皆获恩泽。宣统二年(1910)八月二十九日，为了佛教献出自己一生的慈运法师在他生前为之奋斗，实现理想的七塔寺圆寂。世寿八十有四，僧腊六十有七。 耗传出，四明为之动容，信众排着长队依依向他告别。慈运大师荼毗后，弟子们将他的舍利塔安在天童玲珑岩下，这片曾经是他热爱和为之奋斗半个世纪的热土，盛载不尽后人对他的思念，他的四十八辈法嗣，继承乃师遗志，已经将他的宏法传道志愿，播及四面八方，分布在湘、滇、蜀、陕、闽、浙、苏、赣、皖、豫等大部分地区。南洋、印度、日本、台湾等地也有他的不少弟子。四明地区的天童寺、育王寺、观宗寺、雪窦寺、施祥寺、接待寺、总持寺、龙圣寺、看经寺、德云寺、大隐寺等大小数十百寺主持寺院工作的法师，大多数都出于他的门下，或受其恩惠。他们有的擅长于随机应化，有的擅长于开堂秉指，有的擅长于谈经宏教，有的擅长于精通禅奥，有的擅长建立寺刹。正是由于他的贡献，后人撰写塔铭赞曰： “维岳降神，诞彼三楚，湘南潭北，朱氏巨族。厥生大德，豫章剃度。大菩提寺，潜修默悟。化缘甬上，说法天童。中兴七塔，道化邳隆。中外信仰，缁素皈崇。灵山法侣，雨霈云从。清朝民国，继续兴隆。化被海外，道播寰中。法灯晃耀，彻照无穷。光光回互，法法宏通。临济妙旨，踞地称雄。慈力三昧，弥塞苍穹。光明幢子，永曜浙东。分映沙界。如日之中。”

二

慈运大师心系佛门，兴建寺院，培养人才，给后来人作出了光辉的榜样。我们今天来看慈运大师的卓越贡献，纪念他的丰功伟绩，回顾他的成长道路，总结他的成功经验，只能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来作一些简单的评论。

湖南长沙岳麓山的岳麓书院的二门上赫赫书写了““惟楚有才、于斯为甚”八个大字，意思是说楚湘之地，都得益于湖湘这块热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据湖南学者研究，湖南之所以能在中华文明历史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因为来自于湖湘文化的精神，这就是“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精神，它成为湖南士民敢于冲决网罗的文化底蕴，演化出强烈的求新求变精神和坚决的反封建精神。湖南人卓励敢死和勇为天下先的气质风格鲜明地构成了湖湘文化中的“独立根性”，以及“淳朴重义”，“勇敢尚武”，“经世致用”，“自强不息”的品格。而这种精神根性与品格都在慈运大师的身上明显地表现出来。慈运大师的 “淳朴重义”是生活不受拘束，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勇敢尚武”是临难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经世致用”，是重视实践的务实精神。“自强不息”不断地要求自己，敢争天下先。慈运大师的弟子在他圆寂后，也给他总结了六大特点：即一、立志独守接待寺，烽烟不能乱其心，兵刃不足挫其志。佛火供事，仍然无缺，此则吾师之大雄也。二、永宁寺晨钟暮鼓，寒暑不休；诵经礼佛，昼夜无间。于是十方善信，慕道而来；远近檀那，闻名而至。一时声振，百里风归，此则吾师之大悲也。三、蓄意改造万寿寺，苦无施主，力难措手，低头曲躬者非一日，抱足增眠者亦有年，此则吾师之大忍也。四、恢复天童寺，渐广香火，远来近悦，日日增茂，三载期满，靡不赞美，此则吾师之大愿也。五、自倾囊钵，并募世缘，经营改造，革故鼎新万寿寺。至今功堪告竣，人已老我，虽非为名山之列，聊可安行脚之僧，此则吾师之大力也。六、二十余年七塔寺将见丛林规模，扩然维新。慧炬高悬，光明彻於海内；法衣远播，恩泽及於林间。此则吾师之大勋也。“大雄、大悲、大忍、大愿、大力、大勋”难道不也是湖湘文化“独立不羁，遁世不闷”的特殊品格吗。所以慈运大师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丰功，与他的家乡文化精神的薰陶是分不开的。

时代造就人才。湖南对中国文化与社会的贡献最大的时期是近现代。从清代道光时期开始，湖南的人才开始在数量上形成群体，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不断地产生着深刻地影响。据二十四史及各种人物辞典统计，道光年间(1820－1850)湖南人才在全国人才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已经由古代的不到1％上升到8—9％，人才数量在全国的排名，跃居第四位。这一时期湖南人才已经走出湖南省门，在政治上掌握了更多的权力，有了更多的参与和发言权。道光以前五朝，湖南人担任总督、巡抚大员的仅4人。道光30年中，湖南人任总督、巡抚的多达8人。慈运法师是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出家，这一年他18岁。道光三十年(1850)，慈运法师到了浙江普陀山礼观音大士，从此弘法于四明，虽然浙江给了他一个发展的历史舞台，但是他是从湖南到浙江的，而且又是在道光年间开始成长的，所以慈运法师应该被看作属于优秀的道光年间出现的湖南人才群体中的一员。

湖南近代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湖南人才的产生和发展。新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对湖南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湖南人与东南沿海地区毗邻，受东南沿海经济发展的影响，加之湖南人才所具有的政治优势和文化的发达，商品经济成为湖南人才创业的一个重要因素。遍布各地的湖南会馆即为明证。重视利商、便商、用商的思想，成为近代湖南人才的一个重要特点。慈运大师从小就投身于经商的活动中，贩米趋利的经历，为他以后从事恢复佛教事业的生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奠定他成为一个佛教经济管理型的人才。他在短时间内将一座座濒临倒闭的坍塌寺院重新修复，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头脑，是不能够做到的，因为在修复寺院的活动中，经济的管理与成本计算是必不可少的，慈运大师正是有过出家前的特殊的经历，所以他在繁杂的寺院建设中运作自如，顺理成章。正如他的胞弟朱佑琳所说：“以琳观兄之所为，自主席天童。以至恢复七塔。凡所设施，具有端绪。教授徒众，常数百人。修持律仪，毋敢违迂，过人之才，亦可想见。设使兄终老乡井，主持家政，当必承先启后，赫有光耀，非若琳之碌碌者。然自俗情测之，未必不以是为佛氏之幸，而朱氏之不幸。”

近代湖南人曾国藩在中国历史上也算做一个善于发现、培养人才，敢于使用、提拔人才的典型。他利用同乡、同学、亲友、师生等各种关系，把各类人才集合在自己周围。代表了湖南人的人才观的一面。慈运大师的过人之才也表现在这一方面。他注重实际，知道人才的重要性，在管理寺院的工作中，始终将人才的培养放在首位。尤其是善于在实际工作中培养人才。如他在天童寺让弟子们各负其职，培养他们的自主能力，发挥他们的聪明才干。所以才有“其得法入室者，四十余人，皆能建白，各擅所长，随机应化者若干，开堂秉指者数十，谈经宏教者五六，精通禅奥者二三，其他建立刹竿，敷扬海外者七八，诛茅辟地，异类中行者尤多。噫!法筵之众，何其盛也；法侣之胜，何其极也。”义龙律虎，俱出其门，春兰秋菊，各擅其美。

三

慈运大师虽然承受湖南家乡文化的薰陶，造就了他的独特的品格，但是作为一代宗师，他的人格和德行才是感召众人的精神所在。他的弟子寄禅敬安法师指出：“敬安则谓我慈老和尚于万行门中，惟德最胜。更难得者，一生不矜已长，不谈人短，喜成人以德，济人之困，为人忘已，损自益他，处逆若顺，遇险而安。其肚量宽宏，若太虚之广，不拒诸有；如大海之深，不拒众流，故能建大道场，作大佛事，福寿全归，唯德所至。”“惟德最胜”、“惟德所至”，一语道出了慈运法师的道德品质和魅力所在。其为法为人，慈心济物，四来不拒，一粒同餐，有求皆应，无愿不从。敬安法师在跨塘庵闭关时，持过午不食戒，年逾八秩的慈运法师来到庵里，亲自取表定时，亲持钵饭碗羹送入关房。敬安生病，慈运法师为他调汤药，慰问备至。一片至心，令人感动。慈运法师对广大善信，说三皈之礼；每逢开光胜会，水陆道场，有人来捣乱，都被他说服，重重逆境，指不胜屈。慈运法师潜修浙水，密行默化，守以诚朴，持以忍辱、柔和，化以慈悲，敬信。始也。士女皈崇，继也，缙绅维护。“居甬五十余年，长幼尊卑，中外商贾，乃至劳动工役，无不知有皈依长老者。每一见之，顶礼问讯，供养如活佛，然其恭敬尊崇之心，发於中、形於外，不自知其膝之屈也!感化之诚，有如此者。且也人天密护，大用现前。正是他的忍辱负重的品德，使他在甬东地区德化一方，时人赞曰：“维人生立命，必有其地；地方当兴，必有其人。”

慈运大师还是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凭他的资历和身分，他作一名住持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慈运长老却不这样做，虽然凡寺务之设施及筹划，均躬任之。住持一职，则由法子代理。他在世时曾先后委作任了七位法师代理住持，每位任期三年。七位法师的生平如下：

本来，讳宏淳，湖南宁乡人。慈运长老法子之一。生于咸丰六年丙辰，圆寂于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初四。世寿五十，光绪十六年庚寅，任七塔代理住持之职三年。

一禅，讳宏禅，江西萍乡人氏。慈运长老法子之一。生于咸丰九年已未，圆寂于光绪二十年甲午九月九日。世寿三十有六，光绪十八年壬辰起，任七塔代理住持三年。

达光，讳宏辉，江西萍乡人。慈运长老法子之一。生於咸丰九年已未，寂於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戍时，世寿四十有七。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任七塔代理住持三年，慈老法子之一。

贤兆，讳宏修，号春融，湖南宁乡潘氏子。生于同治二年癸亥。光绪九年癸未，20岁时投四川峨嵋山大峨寺，从先溶和尚披剃。23岁于四川新都宝光寺受具。以后到各地参访，在七塔得慈运长老心印。光绪十五年已亥36岁时，任七塔寺代理住持三年。民国十六年二月二十日唱灭。世寿六十有五，僧腊四十有三。宏修法师能力极强，除在七塔寺任住持外，还曾担任了镇海总持寺、定海化成寺、天童古翠楼等寺的住持。

蓬莱，讳宏道，慈运长老法子之一。光绪二十八年壬寅起，任七塔代理住持三年。

自真，讳宏权，湖南莱阳县人氏。慈运长老法子之一。同治四年乙丑生，寂于民国二十年五月二十七日巳时，世寿六十有七。光绪三十一年起，任七塔代理住持三年。

谷(艹+合+廾)，讳宏训，湖南衡阳人。慈运长老法子之一。咸丰七年五月初三生，世寿六十有一。光绪三十四年戊申起，任七塔代理住持三年。

慈运法师是七塔寺中兴之祖，他担当住持，责无旁贷。但是慈老却不愿担任是职，虽作住持之事，却不挂住持之职，他的悲心广大，不为名利所惑，体现了一个出家人的伟大情怀。他的行为和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其它人，例如宏宾法师在慈运长老没有来七塔寺前就已经在寺里了。慈运长老来寺以后，通过观察，觉得宏宾是可信任的人，于是将寺院的钥匙悉数交给他保管，自是以常住自任，在七塔寺住了40余年。由于他的资格老，又工作负责，热爱寺院，曾经“师以资望功绩，数被推为住持，皆峻拒之，而擘划大计，实总持于师，隐若长城之寄焉。”

由于慈运长老的带头示范作用，整个寺院人正风气好，担任的主持多法门英俊，久益炽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在慈运长老离世以后，这种风气仍然继续下来，并得到了光大。《七塔寺志》载：

“慈老在日，迨宣统二年庚成，慈老圆寂，七塔定为法派选贤丛林。其遴选住持之仪式，大致如此：首先发布通告，召集散居各地之慈老派子孙，约期七塔会议，无分地位高低，诸山长老或清众，均得与会。人给选票一纸，可任意写宏字辈三名，戒字

辈两名，为候选人，违例或多写人数，为废票。集众监票，唱票如仪，以得票最多者，取宏字辈三名，戒字辈二名，为正式候选人。择日(一般为农历正月十五日)云集两序大众，于韦陀前举行上供仪式，中途暂停，将事先备就五柱桂圆，每枚墨书一候选人，投入尺余长之竹筒中，择一非法派之清众，用特制长筷，夹出其中一枚桂圆。记下名字，重又投回筒中，次又夹出一枚，记名后，投回筒中，如是反复进行，以名字先满三次出现者，当先住持。三年一届，不得连任。获任七塔住持而称‘神人双选’者以此。”

慈运长老圆寂后，七塔寺被定为“法派选贤丛林”乃是历史必然。所谓“法派丛林”，即指由本派法子为主的丛林。七塔寺的僧人来源是与其它寺院是一样的，由两部分人构成。一是在本寺出家的人，二是外来挂单的僧人，这二种人都担任过七塔寺的住持，如属于本寺的人任住持的有圆瑛、本舟等，外来的僧人任住持的有歧昌法师、指南和尚等，寺内的僧人流出到其它的寺院作住持的也不少，如圆瑛法师“嗣七塔报恩禅寺慈运灵慧老人法。……三十二岁，住持鄞县接讲寺，重兴古刹。”本舟，“至甬，嗣岐昌大和尚法，得预慈老法孙之列，初任奉化弥陀寺住持。”等等。七塔寺“神人双选”，每三年一任的制度，不仅开了佛教之先，而且对全国的佛教也产生了深刻地影响，后来许多寺院废除子孙庙，改为丛林，不搞寺院住持传嗣制，改为选贤制，皆可以归源于此。

四

七塔寺的历史上三次重大转折的时期。出现过三个不同的重要人物。但是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将三位祖师所处的环境加以比较，则可以看出，这几位祖师虽然目的相同，即要将佛法永远传递下去，可是他们毕竟所处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做法与手段。心镜祖师和月西法师的情况比较相似，他们都在佛教处在一个重新发展的时期，碰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心镜祖师所处的时代是唐代，这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虽然经过唐武宗会昌(843)灭佛，中国佛教受到了重挫。但是不久，宣宗继位，佛教得以恢复，再次走上了又一个新的时期，虽然这时的佛教已经不能与以往的鼎盛时期的佛教相比，然而佛教的影响仍然巨大，特别是这时马祖道一的洪州禅和石头希迁的湖南禅开始传入，在浙江地区有了影响，加上统治阶级的扶持，佛教在这一地区的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浙江佛教甚至超过了北方的佛教。月西法师所处的时代是当代中国正在走向改革开放的时期，党的宗教信仰政策重新得到贯彻落实，佛教重新受到法律的保护，并受到社会广大人士的关注，寺院重修，佛像新塑，整个佛教正处于黄金时期。很明显，慈运法师所处的环境是明显不同的，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佛教最没落的时期，整个佛教界没有生气，人才不出，法门秋晚，但是慈运法师怀着复兴佛法的热切愿望，努力去做，脚踏实地干，因此仍然出了大成果，培养了不少法门俊彦，奠定了基础。其坚强的意志，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以及为佛献身的信念，让后人得自于实惠多多，永远被众人景仰。

慈运长老的一生，是殆胜清末一段光明乎!民国建始之法幢种子乎！缅维祖德，山高水长。“八十年中海内师，赵州古佛德堪追。秋风忽动西归兴，黄菊无情也泪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