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1.原生文化2.根植文化3.中国文化4.日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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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国《左氏春秋》有云：“祀者，国之大事”；又曰：“古者，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这两句话，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史事。

大凡人类社会都是始于采拮而游牧，初民基于对大自然之敬畏，就产生了宗教感；基于采拮、游牧之竞争而有战争。因此，印度迄今在民间还保留有祭师(brahman)与武士(k.satriya)阶级，为社会的领导分子，这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典型例证。

所以，在文化的发展上来说，虽然，我们也得承认，“战争”与“宗教”都有贡献，但战争的贡献是痛苦的、短暂的；而宗教的贡献却是和平的、持久的。宗教不仅是创造文化的动力，也是维持文化、社会之安定力量。我们环观世界各民族，其文化之精髓无不源于宗教，其精髓之保持亦是宗教之贡献。[2]

其次，从历史上观察，新兴民族，一旦接收了文化的薰陶，或新文化的洗礼，就会变得更优秀。欧洲的日尔曼人，东北亚的大和民族，乃至中国隋、唐皇室、元、清两朝之蒙、满两族均是其例证。[3]

[1]《左》，文，二；《左》，成，十三。[2]如“OM”一字，原是印度人《爱陀奈耶梵书》(Aitareya5,32)书中所载，为诸神之祭司，与神沟通的信号，中文译为“唵”，犹太教系之基督教、回教译为“阿们”。印度之梵天(brahma)系来自宗教之祈祷(b.rh)。中国最早之文字──早骨文，最早之经书──《易经》，是因祈祷、卜筮而生，诸如天“-”，人“■”，祖“■”等。中国人奉天、祭祖、形成儒家思想就是这样产生的。至于现存于世界上伟大精心之艺术作品，无论音乐、建筑、雕刻、绘画，大都表现在宗教上，唯有宗教虔诚的艺术家，才能创造得出那些不朽的艺术，诸如印度之寺、塔，中国之石窟，日、韩现存之古代寺庙，以及罗马教廷之石刻、壁画等。一部世界艺术史如果没有宗教艺术，艺术史是极为贫乏的。[3]日本大和民族接受了中国及佛教文化便有了“大化革新”，本文后有详文讨论。欧洲北蛮、日耳曼人接受了罗马帝国文化之后，于九世纪初有查理曼(Charlesmagne)建立欧洲最大之帝国。十世纪东法兰克王国的国王鄂图一世(OttcⅠ)在罗马接受教皇加冕，改国号为神圣罗马帝国(HolyRomanEmpiri)。中国元、清两朝之蒙、满两族受中原文化后所缔造之帝国，声威远播，自不必提。就是隋、唐之开国者，也都是胡人或汉化了的胡人。“隋之祖先既仕于胡族，居于胡地，当然为胡化之汉人，故杨坚之胡姓为‘普六茹’....隋皇之母系则为胡族。....唐皇室父系、母系与胡族有关系....至于唐皇室之母族之明证更多。”见邝士元着《国史论衡》册1，页372～页374，台北：里仁书局。就以台湾原住民为例，1950年代尚在狩猎，穿丁字布之草萌期生活，迄今四十年来，经过中华民国政府之教化，山地同胞已人才辈出，无论在科学、艺术、运动，以及行政工作上都极为优秀。这些都说明了，新兴民族一旦接受教化后，一般说来，较之古老民族具有更大的活力、与开阔的心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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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是世界历史悠久的伟大宗教之一，尤其对亚洲文化思想影响最多，对中、韩具有“普遍”之影响，对日本更具有“根本”之影响，对印度自身则有刺激、振奋性之影响。

之所以有不同之影响，是因为：日本由于佛教之传入，中国之文化、典章、制度才得随之在日本生根。中国本身已有很根深的本土文化，佛教只是同质之“添加”而已，因为它是人文的，又与中国儒、道两家相应和。而佛教却是印度传统文化的反动，所以对印度自身只有刺激性的影响。

本文主在就日本所受佛教之“根本影响”、中国所受佛教“普遍影响”作一比较研究。

二、文化背景(一)日本

洪积世初期，日本群岛部份与大陆连接，至第四洪积纪时，因阿尔卑斯山之造山运动到洪积世初期，约距今一万年前始从大陆分离。在日本所发现之新石器文化与大陆之新石器是同一文化。

日本与大陆中国各民族同属乌拉山，阿尔泰语系(Ural-altaischsprach)。《史记?吴泰伯世家》：“泰伯奔荆蛮，文身断发。”日本亦有文身之俗，藤原兼原、中岩圆月等学者认为日人是“泰伯”之苗裔。[4]至于秦人于西元前219年率童男童女入海求仙，定居日本已是不争之史事。

中国最早记载日本之文献为《山海经》称倭：“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次为班固《前汉书?地理志》西“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百余国。”这与日本史是一致的，日本到“大和朝廷”才有赖统一的政权。至早亦只是西元413年的事。

中国文献上为何称日本人为“倭”，迄无文献可据；唯虾夷人称为倭奴(ainu)，如仅读重音“AI”即是“倭”；还有日本人立意讲话之前，至今尚习惯先说一句阿诺(anou)，也近“倭奴”之音?这只是笔者个人之假设而已。根据东初法师：“孝德天皇大化元年(645年)，宣诏万国，始称：‘明神御宇，日本天皇’。．．．仍以汉字之名为限，至于其国人之训读仍为“???”，亦即邪马台之意。至唐玄宗天宝11年(752年)，始由大倭国与大养德之训读，改为汉字同音之“大和”，所以后来之大和民族，其实仍都从‘大倭’演变而来。”[5]

由此可知“大倭”、

[4]林明德着《日本史》。台北：三民书局，页4～页6。[5]《东初老人全集》之二《中日佛教交通史》，页72～页73。台北：东初出版社，民国74年4月再版。

页106“大和”都是中国《六书》中“形声”而得，与笔者之设想若合符节。

中国文化大量传入日本是在“飞鸟时代”，圣德太子摄政的时期。又称之为“大化革新”。在这之前为“大和朝廷”。其统治不靠成文法典，而赖自然发展的社会组织之“氏姓制度”。氏之首长为“氏上”(Ujinokami)，由豪族“氏上”联合组成政权。所以汪公纪说：“那时日本的君主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干头！古代日本以职业来分姓，大概有八种姓：曰臣、连、君、别、直、首、造、史。而以臣、连、君为最高的阶段。臣司行政，连是军人，而“君”则管祭祀、事鬼神。”[6]总之，日本已有了政、治制度之基础。

这一时期在国力上与朝鲜半岛之“百济”、“新罗”互有消长。在文化上仅有“古坟文化”，可以看出当时统治者之生活：“埴轮”(haniwa)的种类有人物、动物、住宅，住屋有主屋、副屋、仓库。殉葬品中，贵族有由中国大陆技术烧成的硬质土器，称为“须击器”(sueki)；而一般庶民之陪葬物多是继承弥生或土器赤褐色素陶，称之为“土师器”(hajiki)。[7]

这时，日本尚无文字，官方所用之文字，以及主持文化活动的都属归化日本的人。根■善之助博士云：“要之，我国古代无文字说，乃不容否认之事实者....大和民族自定居于斯土，便累与大陆交涉往来，这些人多少已传有秦、汉或以前之古文字”。[8]“在雄略天皇时代(456～479年)，秦人在京畿人口中占92部，计18670人。钦明元年(540年)，秦人有7053户。[9]

汉文最早传入时间，据《日本书纪》是在应神天皇16年(285年)2月，“王仁自百济来，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王仁亦汉高祖之后裔，到日本后名为“和尔吉师”，据《古事记》赴日所携经典即《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10]第五世纪六朝《宋书》〈倭国传〉里记载了雄略王之国书，用汉文骈体以讨新罗诸国。宋封其为“安东

[6]汪公纪着《日本神话》上古篇，页24。联合出版事业公司出版，民国75年3月第四次印行。[7]同注4，页24～页25。[8]同注5，页89，引根■善之助之《日本文化史》。[9]同注5，页77。并于页79～页80详列有“日本上古时代汉人归化日本系统表”，有秦、汉、吴、魏之皇室后归化日本后之日本姓氏，计四十二家。复据源光■之《大日本史氏族志蕃别》汉士传载，汉灵帝之苗裔归化日本者就有“■上”、“山口”、“高田”....等三七氏。[10]《日本书纪》、《古事纪》都是八世纪初所撰，分别完成于720、712年。只不过一种传说而已。

页107大将军”，已知其正式使用汉字。《日本书纪》：佛教正式传入日本始于钦明天皇13年(552年)，其后敏达天皇6年(577年)，百济王再献经论、律、禅师、及工匠....相继传入日本。

总之，日本此一时期，除军事、政治维持了统一之外，在文化上，实无何成就。尤其宫廷中，兄妹、叔侄、叔婶....之间之乱伦，而雄略天皇本人“残忍凶暴，他早上看中的女人，晚上就杀了，晚上看中的女人，早上就杀了。”最后知道叔叔草香王子家里有位妹妹，便差了亲信去求亲....杀了他弟弟白彦王子、黑彦王子、其侄押仙王子，以及圆大臣全家，纳其女“韩姬”入后宫。强占其手下武士吉备田狭之妻“稚姬”。[11]亦可见当时尚无伦理规范。(二)中国

日本自大化革新，圣德太子摄政，才有计划地传入中国文化与佛教，那是推古天皇元年(593年)，也正是中国隋文帝开皇13年，南北朝大统一，国势最盛时期。换句话说：至大和朝廷终期，中国文化已经过了春秋战国学术思想之黄金时代，而坠入衰微期；却又晋入中国文化第二个学术思想之黄金时代之初期，亦即所谓隋唐盛世前半期。此期印度也已经过了奥义书(Upanisadas)学术思想之黄金时代，而地入衰微期，尚且已晋入大乘佛教兴盛之后半期。

中国在隋文帝以前，六经及诸子百家已经完备。秦、汉大一统对中国之政刑制度大致确立了。尤其汉武帝、和帝之北伐匈奴，使得匈奴西据东欧，逼迫欧洲蛮人到处逃窜，搞垮了那时的西罗马帝国；[12]间接或直接使印度佛教传入到中国。

在时代思潮上，战国末期，因百家争鸣，莫衷一是；乃有阴阳家、法家兴起；汉初虽在政策上用董仲舒之言，“定儒学为一尊”，但社会学术界仍是宗于道家、阴阳家；乃至魏晋南北朝特重易、道、佛三家之玄学。玄学就是形上学。它脱离了社会实际生活，造成了社会、经济之颓废，人心思变。而道家思想迎合佛教的般若思想；阴阳家之忏纬思想又迎合了佛教的轮回思想；而儒家又迎合了佛教的大乘精神；尤有进者，北方胡人政权又想藉新的宗教或思想以对抗中原文化；此外佛教本身之高深、圆

[11]同注6，页15～页21。[12]汉武帝于元溯元年至3年(前128～126年)，派卫青三次北伐，复于元狩元年(前122)、元狩4年(前118年)派霍去病与卫青打垮了匈奴的势力，到了翰海(戈壁)举行了“封、禅”礼。东汉和帝永元3年(91年)派大将军窦宪北伐大胜，南匈奴降，徙居塞内，为五胡乱华之祸首；北匈奴窜入北欧、东欧，成为西罗马之祸根。见邝士元着《国史论衡》册1，页199～页203，里仁书局。

页108融固为传入中国重要之原因；而佛教之教主释迦牟尼本人是太子也使得中国人之王室容易产生尊敬与信心；也因此普遍地影响到政府官员及百姓之信仰。[13]

此一时期，来中国参与译出佛经的西域及印度僧侣有73人；中国僧侣到西域、印度求法者亦有30余人。来华译经者以安世高、鸠摩罗什最为有名。前者所译多属小乘，偏重禅观，且博学天文、算学。后者所译均属中观、大乘典籍。其他重要典籍如大涅槃经、大智度论、法华经、华严经六十卷、舍利弗阿毗昙卅卷亦在相同时期译出。

中国本土已形成“六家七宗”[14]及三论宗。[15]中国三论宗早期祖师僧朗、僧诠、法朗；天台宗主要祖师慧文、慧思、智者思想已形成；华严宗初祖杜顺已是大禅师；禅宗二祖慧可则于此时圆寂。至于道安、道生、僧肇、谢灵运早已卓然成家了。[16]

自东汉到隋文帝开皇14年(594年)法经等人所编之《隋众经目录》计2257部；5310卷。[17]

中国石刻已盛行于殷商(前1668～1028年)，以大理石雕成石虎、石枭、造型近人形，而外表尚刻一些与此动物无关之花纹。汉代豫章中有石鲸三丈“三辅黄图”，昆明池中有石刻牵牛织女像，都是巨大之石刻。佛教传入中国后，石佛艺术自北魏(386～534年)起在云冈、龙门石窟造像。北魏石佛一般都倾向瘦削、脸部沈静自足，嘴角上翘，展现自足之微笑。

[13]参见拙着《中印佛学之比较研究》，页363～页366。中央文物供应社发行，民国75年出版。[14]乃魏晋南北朝刘宋时代(420～479年)昙济所着：即本无宗、本无异宗，即色宗、含识宗、幻化宗、心无宗、缘会宗。前本无宗、本无异宗合为一家。参阅注[13]，拙着《中印佛学之比较研究》页366。[15]南齐书周颙传，吉藏大师《大乘玄论》卷1，《二谛义》卷上。《大正藏》册45，页24下。[16]道安(372～434年)对佛教中国化之格义佛教极有贡献；道生(372～434年)对佛教中国化之般若思想、禅观思想极有贡献；僧肇(405～409年)将道家思想与般若思想会通，对三论宗之思想启发很大；谢灵运为南朝宋武帝(420～422年)在位时之太尉参军，着有《辨宗论》，以孔子之学为渐，佛学般若为顿，多发扬生公之顿悟义。居士佛学家对儒、佛之融和很有贡献。参见汤予彤着《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页179～页181。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17]《大正藏》册55，页150上。至法经等人所撰之本目录，连以隋前历代所撰计30种之多，仅南齐建武(494～497年)僧侣所撰《出三藏记》十五卷尚存，余均不传。见释道安着：《中国大藏经雕刻史话》，页190～页192。中华大典编印会出版，民国67年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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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后汉书，明章永平18年(75年)在洛阳城西，雍门外建白马寺，壁上有千骑绕塔之壁画，如然是为中国建佛寺已始。又百年后，汉灵帝3年在豫章建大安寺。北魏石像艺术大兴后，以后之塔、寺建筑艺术亦随之发展。[18]

后汉顺帝永和6年(141年)蜀人张陵着《道书》24卷，将中国历来巫教与道家思想加以融合而成道教，自称为“天师”，始有中国之道教。自此以后道教与儒家并行在中国发展。道教对中国之医药学发展贡献尤为伟大。[19]

总之，相应日本大化革新前之时期，随印度佛教传入，除了文学、音乐，唯识思想外，其他已全面影响到了中国。可说是佛教文化已经晋入中国文化第二个学术思想黄金时代之前半期。

三、佛教赓续传入(一)日本

推古天皇元年(593年)正是中国隋文帝开皇13年。推古天皇册封“圣德太子”，并立为摄政。虽年仅20，但天才横溢，文武兼修，术德皆备。25岁，在宫中开讲《胜鬘经》，亲自注疏《法华》、《维摩诘经》。注疏曾参考中国《尚书》、《春秋》、《论语》、《孝经》，以及僧肇、法云有关着述。他自己所主持建筑之“四大王寺”、“法隆寺”最为有名。在上行下效之下，30年之间全国佛寺共46所，僧尼1385人。[20]

推古天皇22年(604年)始采用中国刘宋文帝时何承夫所创之“元嘉历”。颁布十七条宪法，是揉和儒、释、神道三教宗旨而成，第二条即是“笃敬三宝”。以制定冠位，仿中国史记“天官”及仁、义、礼、知、信、智五德一智，各以“大、小”二分，分为十二冠位。[21]

[18]除白马寺外，山西省、赵城县，后汉建和年间(137～149年)光林寺，(今之天宁寺)虽经历代修建，而其形式、浮雕仍具印度建筑特色。[19]中国哲学发韧于《易经》与道家思想，故中医无论诊断、治疗，都是根据阴阳之理、五行之平衡。五脏六腑各配以五行，经络贯通手足，各有三阴三阳。

中国药学《本草》一辞，首见于汉书《郊祀志》，成帝建始2年(前31年)，令供奉内廷之“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为中国集体研究药学之始。《神农本草经》实成书汉代，传至南北朝时始有手抄本。与陶弘景之校定与集经本。其他如东汉会稽真人魏伯阳之《参同契》，以及晋葛洪之《抱朴子》[20]《日本书纪》，推古天皇32年9月条。[21]《后汉书》卷40〈舆服志〉下。宛井小太郎着《日本儒教史》页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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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古天皇8年至16年(600～608年)曾五次遣使至隋，直接吸收中国文化，计有学问僧10人，使节5人，其中“小野妹子”竟出使四次。这些人大都为归化日本的汉人，其中尤以“高尚玄理”与“僧旻”对于“大化革新”贡献最大。[22]

唐代自贞观4年，即日本舒明天皇2年(630年)至唐昭宗乾宁元年，即日本宇多天皇宪平6年(894年)，这264年间遣唐留学生有姓名可考者27人，留学僧89人，共19次，实际到达唐朝为十三次，总计人数约2547人。[23]

学生共携归书籍，总共15516卷，包括经、史、子、集计40种。留唐学僧携回佛教典籍有2754部。其他有关诗、碑、帖、医药书、杂文等50部，以及法器、文物、佛像等。[24]

这些留学生及留唐僧，除了携回以上经典、文物外，回国后亦参与革新工作具有成就者如：吉备真备对日本朝廷之礼仪、音乐、筑城战术、历法改革均有贡献。并曾任太大贰之官职，仿唐制造棉胄、织染，尤其以中国楷书偏旁作成片假名，对日本贡献最为重要。管源清公曾任式部少辅奏令天下仪式，服制悉依唐式。藤原贞敏先后任仁明、文德、清和三代天皇新乐师。圆仁为着名画师。阿帝仲麻吕在文史上极负盛名，曾在唐进士及第任御史、都护官职。孝谦之膳大丘拜为博士，奏请尊孔为文宣王。大和长冈对日本之法治厥有贡献。春苑玉成专治阴阳家，长于天文。管原(木尾)成为针博及侍臣。[25]

其中最有成就者是最澄与空海。最澄乃汉孝帝后裔，归化日本后赐近江国，滋贺之津地方，为日本天台宗开山祖师。着述200余部，今存有60部。空海回日本不独弘扬密教，能诗、能书是日本书道之宗师。日本语文初依《波吕歌》，及《五十音图》之发明，后由空海从梵文及汉字创制平假名。以后日本才有属于自身之文字。[26]

唐亦有遣使，或护送日本留学生去日本者，其中亦有就地归化日本者，都为日廷所重用。如以音乐见长之袁晋卿敕任大学之“音乐博士”，甫升女原为唐代乐工，赐姓“荣山忌寸”于舍利会奏唐乐。道明赴日为大和长谷寺开创人。东渡成就最大的是鉴真法师，他于天宝12年(753年)，12月抵日，连同中、日僧尼共49人。并在东大寺建“戒坛院”开始传戒，次于天平宝字3年(759年)，建“唐招提寺”，他

[22]同注5，页114～页115。[23]同注5，页147～页151，页154～页163。[24]同注5，页146～页147，页164～页169。[25]同注5，页143～页145，页164～页170。同见本宫秦彦着《日华文化交流史》，页81～页84。[26]同注5，页152～页153，页263～页267，页258～页262。

页111能诗、书、文，在日本传律，并携去华严、天台、真言各宗文献，此外亦精于本草，中世以降，日本奉祀为医事之祖。孝谦天皇天平宝胜8年(756年)任大僧正，“东大寺”是为日本佛教之“总本山”。未去日本前，鉴真己为唐之高僧，不准其东渡，经过五次偷渡始成愿，其在唐，已修造古寺80余所，随其东渡之弟子中，建筑、美术、雕刻、书法家可说人才济济。[27]终至奈良时代，中国佛教各宗，在日本均已繁衍。

三论宗由高句丽僧慧灌于天武天皇9年(681年)传入日本，慧灌首入唐随吉藏学三论。元兴寺道照入唐求法，依玄奘学唯识13年，于天智天皇4年(665年)回国传法相宗。亦同时传入俱舍宗?至于禅宗，道昭、最澄均有接触，散附于各宗，直至宋代才有大量日僧纷往中国学禅宗。[28]

其他如唐之“大云寺”与日本之“国分寺”；洛阳“大铜佛”与东大寺“大铜佛”无论形式、建材，乃至制度均有着密切关系。[29]

日本大化革新内在原因是由于中国文化及佛教之传入，外在原因是借鉴中国隋代之大一统。经过15年后，西元618年唐兴，新罗渐强且与唐接近，内部有留唐学生僧旻、高尚玄理根据唐制之改革成功，仍图对新罗、高句丽保持影响力。但为唐刘仁轨、李绩、薛仁贵在白江口、平壤于西元662及665年两次所败。战后7年，日本仍忍辱遗使大唐，全面学习大陆文化、政制与佛教。卒成为一法治的“律令国家”，亦称为奈良时代之“天平文化”，可说是日本对唐文化之吸收期。直到平安时代，日本国史已编修、建筑内饰已日本化，以及日本语之形成，已是日本对唐文化之消化期，而开始创造自己文化之特色了。(二)中国

唐代东来之译经师，有史可考有29人。其中印度20人，于阗4人，唐居1人，吐火罗1人，龟兹1人，西域1人。唐代西行求法者，北行17人，其中以玄奘最为有名；从南海往返者35人，其中以义净最有贡献。玄奘大师携回佛典520箧，627部，译出75部，1330卷。为中国法相宗之祖师，其《大唐西域记》对当时西域、印度

[27]见《续日本纪》，宝龟9年12月赓宣条。宋越伦着，《中日民族文化交流史》页133。[28]白雉4年(653年)道昭见隆化寺慧可之法嗣孙悲满，天平8年(736年)道睿常参神秀法嗣普寂；最澄于台州禅林寺学牛头禅。以上见《中日佛教交通史》页424所引《元亨释书》“三国佛教传通缘起”。[29]《宋高僧传》卷14，扬州大云寺鉴真寺。关野贞博士〈西游杂信〉(《建筑杂志》384号)。其另文〈洛阳龙门卢舍那佛大石像〉(《帝国大学新闻》117号载)。

页112来说，至今成为珍贵之史料，为中国开拓西域之极先锋。其次是义净(635～713年)，年37(672年)始立愿西航，在印度那烂陀寺住10年始东返，西元695年返回洛阳。往返历经25年，经30余国，携回经400部，译出56部，又别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及《南海寄归内法传》。[30]

在中国各宗发展方面：天台二祖灌顶(561～631年)，乃至九代法将湛然(711～781年)已为天台正式立宗。三论吉藏(549～622年)已立宗。华严初祖(556～640年)、二祖智俨(602～640年)、三祖法藏(643～712年)相传不绝。禅宗之五祖弘忍(602～674年)、六祖惠能(637～713年)已启开了禅宗黄金时代。

随着佛教传入，印度之文学、音乐也于开元中(713～741年)大量盛行。凉洲“进凉州曲”，后赐名为“霓裳羽衣”，一时习染成风。西方乐谱有调无词，正合迁就流行之诗篇，这就是开元年间七绝、五绝所以特别流行之原因。[31]至于民间文学多从佛学典籍中之文体，演变而来，称之为“变文”[32]，因而戏剧与文学、音乐同时传入。据传说唐玄宗曾亲自主持在御花园之“梨园”演出。[33]

总之，隋唐已是中国学术思想第二个黄金时代。佛教对中国此一时期之影响是全面的、普遍的。

四、影响之比较

按日本《古事记》所载，王仁在西元285年始携中国《论语》及《千字文》至日本；《日本书纪》则以西元552年始传入日本。其中，日本与新罗、百济也在不断交往，而已历时267年，中国文化通过朝鲜半岛传到日本，居然未对日本起多大教化作用。直到佛教传入日本，才引起“苏我氏”进步派人士所接纳，并且利用“归化人”推展佛教，日本才开始有文明气息。41年以后不到半世纪，这种气息已能培养出“圣德太子”那样英明的学者与大政治家。

西元593年，他受册封为太子，兼摄政，我们把这一年以前，追溯到西元285年，称之为日本文化之草萌期，而中国已晋入第二个学术思想鼎盛的前半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时是西元第一世纪末稍。四世纪中，大部份重要佛教经论已被译出，中国

[30]见《求法高僧传》，《大正藏》册51，页1～页12。[31]同注12，《国史论衡》页510。又根据清代所编纂之《全唐诗》共录2300多家，48900余首，其他可想而知[32]刘大杰着《中国文学发展史》中，页21、页32～页45。[33]中国民间剧团至今仍供奉唐玄宗神位，为剧团之守护神。并自称为“梨园弟子”。

页113各佛教宗派稍后即陆续发展。

简言之，中国文化已早传入日本267年，而竟未影响日本当时之文化进步，直到佛教传入日本以后，中国文化随着佛教才在日本生根萌芽，成为日本“大化革新”之文化背景。

为什么中国文化一定要伴着佛教才能在日本生根呢？那就如我们在前言所提，宗教才是发展文化之主要动力。虽然中国儒家思想、道家精神具有宗教情操，但毕竟不能从信仰上去体认，而要透过理性去体认，这就不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所能了解的。而佛教既是信仰的，也是人文的，所以真正根植中国文化于日本的，实应归功于佛教。所以说，佛教之于日本文化之影响确实是根本的。

由于中国本土已有根深蒂固的文化，佛教只是丰富了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在幅度上，确实也是全面的、普遍的。亦可见，在此一时期，中、日两国在文化差距上是相当悬殊的。

自西元593年至894年是佛教赓续传入中国与日本最盛的年代。日本是大化革新后之“律令国家”。律令国家也就是当时日本的现代化。也就是一切典章制度及文化、教育力求唐化。日本就在这三百年间，赶上了唐的盛世。而唐帝国却已是“文明无限好，然而已日暮西山”之际。自此以后日本更开始创造自己的文化。

为什么日本能在三百年间，就能赶上唐帝国承袭三千多年的中国文化呢？这也正如我们在前言中所说，一个新兴民族，一旦接受了文化的薰陶，就会变得极为优秀。因新兴民族没有文化包袱，就没有狭窄的文化意识，于是，就会有较开放心灵接受外来文化。日本以后西化运动之“明治维新”，乃至现代仍旧具有此一特性。

所以日本输入中国文化及佛教，是主动地吸收；中国却一直是采取被动的。中国政府从未派人到印度去考察、留学。像法显、玄奘....所有到印度求法的，全是民间自行前往。虽然历代朝廷对佛教也很尊崇，但也是由于北方胡人吸收佛教已有相当成效后，隋、唐，乃至南方各朝才重视佛教。

日本没有文化包袱，自然是其优点；其另一方面亦算是一缺点，那就是没有自本自根的文化，也就是没有自本自根的文化思想，也就不容易产生创造性的思想家、发明家。而中国则由于文化悠久，则较易产生思想家与发明家。

日本无论在大化革新，或明治维新，都是由政府有计划地集体派人到外国研究、学习。所以至今，日本比较着重集体研究，发挥团队精神。中国是自己个别在印度求法，乃至满清之变法自强、洋务运动所派遣出去学习的人才都不是有计划、集体的研究、学习。

相对地，中国着重思想，所以是个别研究、学习。因思想是不能集体同时表现的，只能因袭承传。而日本因为着重集体工作，所以就在佛教经典注疏、研究上大都

页114是集体、共同戮力以赴。集体可作有计划之研究，也正是现代的科学精神。日本近百年来对中国反为文化、技术之输出国，仅就佛学而言，至少已领先中国半个世纪。而中国偏重思想，思想家是不能加速、或速成的，也不能规约、或计划的。但却有待时代之激励。与时代背景有着密切关系。

在佛教传入上，中、日两国都有相同的原因：那即是日本以军事、政治上之目的而通新罗、百济....因而接触中国文化与佛教。中国也因同一目的而有汉朝通西域，致使西域佛教能传入中国。

但其结果，却不尽相同，由于韩国具有中国儒家精神，重气节，不屈不挠，所以难以被征服，因而日本向来对朝鲜半岛之野心终未能实现，而且，在文化上，尚不如半岛来得悠久，还曾受其承传，而为开化之新兴民族。中国之于西域却已列入版图。其原因是：西域本身没有原生文化；以后之佛教文化输入中国，其文化已与中国同质，而丧失其民族思想之特色；也由于西域气候土质变化太大，人口亦大量减少；而中国历代仍契而不舍地经营。

相对地，由于佛教传入中国，中国僧侣也提供了西域及南洋之地理、国情、民族采风录等资料。这对唐以后的中国人，乃至全世界文化都作了无比的贡献。[34]尤其对于大乘佛教之持续发展，使中、韩、日三国都同时居于主导地位。

五、结论

宗教启迪了人类文化，日本大和民族，为新兴民族，其文化根基完全赖佛教之传入，而中国文化才随之而根植于日本。新兴民族具有无限活力与锐气，对于外来文化吸收最强。但移植之文化却不如原生文化来得根深蒂固，而是表面的、堆积的。所以日本学者多名闻国际，但是思想家却不多见。因为学术有利于集体研究、讨论而发展。

而中国是有原生文化的民族，佛教的传入只是添加了、补充了原有之文化而已。所以中国人重思想，思想是个人的、主观的，不利于集体研究、讨论发展。因为我们只能讨论佛教的思想，但佛陀的思想，毕竟只是他个人的，而不是大家讨论出来的。

因此，当代日本学者在佛学上有组织之集体研究下较为发达，也较有成就。近百年来，日本对于中国文化作了更多的反哺，佛教亦是其中之一。中国到日本留学学习佛学的，不绝于途；而却没有日本学生在中国学佛学的。其中原因固然很多。诸如，经济、社会、政治等，但根本因素还是得归之于原生文化与根植文化之特质所使然。

[34]同注5，《中印交通史》页408～页414。主要提出四点：(1)为海外华侨开发之先锋，(2)为史地学之鸿宝，(3)为文化传播之先驱，(4)为中印文化沟通之功臣。

页115根植文化从量上、形式上，短期看是比较强；但从实质上、内容上，长期看，仍受到原生文化所影响。

或者我们可能问：西欧如日尔曼人不也是与大和民族为同一时期所发展出之新兴民族吗？他们也是没有原生文化，为什么也能产生许多思想家呢？那是因为欧州为大陆块，更容易受文化思想之薰陶；而大和民族，孤悬海岛，不容易受到大陆文化思想之薰陶。有如学中国语言，在日本学仍多是日本腔调，如在中国本土学，就会与中国人说得一模一样。

我们甚至可以说，从中日所受佛教影响来看有所不同；也可以扩大来看，作为中日两国在各方面发展不同之根本原因。换句话说，我们只要了解到了中日所受佛教影响之所以有所不同；我们也就会了解今天中日在各方面之发展之所以不同的根本原因。

我们可以说：佛教传入中日两国，而有不同之影响，也就成为今天比较中日两国发展之度、量、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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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ison of the Buddhist Influence on

Chinese and Japanese Culture

Lee Chih-fu

Researcher and Director,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Summary

Only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Buddhism into Japan, the Chinese mainland culture was root-planted in Japan. This helped the appearance of “Great Transformation and Reformation” in Japan, and thus made it develop into “a country of law and regulations.”Therefore,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on Japan is fundamental.

When Buddhism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China had passed the first golden age of academic thoughts of Spring-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was in the pioneer years of the second promising age of academic thoughts of Sui and T'ang Dynasties.Therefore, although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on China is in all aspects yet absolutely not fundamental.

China and Japan developed westward all because of the military purpose, and then brought in Buddhism.In the initial stage, although Buddhism was introduced into these two countries by foreigners, yet the formal introduction of Buddhism into Japan was initiated and planned by the government which despatched student sangha to bring in Buddhism and Chinese regulations and system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ever despatched positively people to the west.It was civic Buddhist sangha who went to the west out of their own faith and perseverance.As a result, what influenced China are only Buddhism and its culture and arts.The Indian regulations and systems had no influence on China.

Tracing the reason, the Japanese people is a new people, a root-planted culture, emphasizing on group, and emphasizing on knowledge, yet the Chinese

页117 people is an old people, a local-originated culture, emphasing on tradition, and emphasizing on thoughts.Viewed from a certain period, the root-planted culture is promising while the local-originated culture is weak and declining.But if viewed from a long period, the root-planted culture would continue to be conditioned by the local-originated culture.

Key words: 1. local-originated culture2. root-planted culture3. Chinese culture 4. Japanese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