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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佛教教育中教材的重要性——从“藏要”谈到“大藏经选要”(王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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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佛教教育中教材的重要性
——从“藏要”谈到“大藏经选要”
王联章 
 
    一. 引子——佛教教育的机遇与挑战

    近百年来,佛教越来越为人信受,这是令人快慰的现象,也是佛教在现代发展的机遇。然而,机遇之中却有一大挑战:佛法作为一套教人如何解脱痛苦烦恼、获得幸福快乐的理论和方法,只有了解其理论、实践其方法,才能真正受益。但纵观现在的学佛人中,只有一部分能做得到,许多人仍然以民间信仰和神权宗教的观念来理解佛教,停留于祭祀祈福的外求层次,这与佛法以自力、内求为主的理念大相径庭。由此说来,佛法的真正要义还不算普及。

    佛陀的言教都记载在佛教典籍的汇编“大藏经”中,要明白佛法的义理,必须要读懂大藏经。某些外教只要求信徒阅读若干圣典、把握若干简明的要旨,而且其圣典又有现代中文译本,易知易行;但佛教典籍数量庞大且文辞古奥,不同版本间又有一些字句差异,各家对此等经文的解释也众说纷纭,加上佛法义理本来就是博大精深的,一般都要下一番苦功后才会明白一点,这大抵是佛法要义尚未普及的主要原因之一。初学者既已难登堂奥,更遑论培养教研人才;即使部分高僧大德、专家学者能深入经藏,教学时还是会遇到没有统一的藏经善本作为教材,以及深入浅出的辅助数据不足的问题,这对推广佛法义理有一定的困难。

    另一方面,这数十年间,世界各地的佛学研究交流日趋频繁,尤其是欧美、日本在考究梵文、巴利文、藏文佛典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对我国的佛学研究及佛典校勘产生了很大的启发。为了取法外国佛学研究的长处、结合自身固有优点以进一步提升我国佛学研究水平,现代的佛教教育,尤其是培训研究人才和弘法师资的高等院校(包括佛学院及大学)教育,应该要运用新的方法及新的材料。

    本文将讨论运用新旧材料重新整理汉文大藏经重要部分的问题。我们希望改进传统藏经的不足并将之现代化,编成一套同时便利学者、老师、学生,能应用于高等院校的藏经教材。

    二. 新的材料──汉文以外的佛教文献

    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三藏教典是佛法义理的源头、佛学研究的根本,更包含许多文学、艺术、医学、数学、天文的珍贵资料。若经论的文句有问题,将直接导致认识上的错谬。“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根本出错,即使有其它新的辅助材料、新的研究方法,再研究下去也一定有问题!

    近世欧美、日本的佛教学者,十分重视整理及研究梵文、巴利文佛经原典,从原文原语中探求义理;虽然传世的梵巴原典数目有限,许多汉译佛典都没有梵巴原典可考,幸好藏文大藏经中也翻译了大量经典,藏文直译梵文的风格、严禁增删的规范,令其成为重要性仅次于梵巴原典的非汉文材料。此外,一些西域语文佛典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而受到重视。

    研究梵、巴、藏文等佛典,往往能发现一些汉文佛典没有的资料,且有助解决某些汉传佛学研究上的固有问题;汉文经典中不同版本间的文句差异,乃至同一版本中同一文句的不同理解,都可透过考查原典帮助判断。然而,如前所说,现在一般人阅读文言文也有困难,更不可能要求初入门者都先学习若干梵巴藏文;即使是专门研究佛教的学者,也不可能每一个都遍学诸种语文。因此,若能先由专家学者参照各种语文、各种版本的佛典,整理、校勘汉文佛典,制定比较稳妥的本子,再加上题解、简介、对内文艰深字词及义理的注释,则既能便利华人初学者入门,又能协助已有一定程度的学者作更深入的的研究。

    三. 我国新校汉文佛典选要的滥觞──“藏要”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支那内学院创办人欧阳竞无大师已早有先见之明,运用新的材料,重新编校一套汉文佛典选要––“藏要”。

    欧阳大师于‘谈内学研究’中,指出校勘汉文佛典、翻译梵藏文佛典对学习、研究、修持均甚重要:

    「研究之所务……其一要典……其二要事。读要典竟,应做以下各事︰

    (1) 经论异译比较。旧译不必尽误,仍有所本,仍有其学问。如《楞伽经》由会译比较乃见旧时魏译最好。[1] 又有翻译经久不得定本者,则须参互考订以定之。此为吾人应做之事,凡不能翻译者,尤宜肆力于此。

    (2) 藏梵未译研求。此有赖于翻译。

    (3) 密典纯杂考证。又咒印汇考,由此乃能习密宗。

    (4) 律典各部比较。由此可见各派异同,又可改正旧行各律之不合佛制者。」[2]

    此外,欧阳大师指出历代藏经皆有十弊,即:(一)漫无统绪,(二)伪书不简,(三)一书存多译,(四)译多艰涩,(五)译夺本意,(六)改纂本文,(七)错简脱文误字,(八)臆说无稽以著述,(九)空疏寡义以注疏,(十)繁文敷衍以塞责。即使是号称近世最精良的日本“大正藏”,亦颇有讹谬。遂选出若干大藏要籍,校正种种问题而成“藏要”出版。

    “藏要”第一辑选般若、华严、宝积、涅槃、阿含等11经,菩萨、十诵等3律,智度、瑜伽、中论、中边、唯识、因明等11论,凡25种。

    第二辑选能断金刚、华严经十回向品、维摩诘等8经,四分比丘戒本等6律,中观、百论、俱舍等13论,凡27种。

    第三辑选合部金光明、密严等10经,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等2律,显扬圣教、大乘掌珍、十住毘婆沙等9论,凡21种。

    三辑合计29经11律33论,凡73种。

    “藏要”的特点包括:

    ·所收文献均为古代从梵译汉之经论;

    ·每一部经论前都有欧阳大师所写的提要,提纲揭领,方便读者掌握经论重点;

    ·每部经论前均有校勘说明,解释校勘体例及所据版本;

    ·经论文字均加句读;


    ·所收文献均为古代从梵译汉之经论;

    ·每一部经论前都有欧阳大师所写的提要,提纲揭领,方便读者掌握经论重点;

    ·每部经论前均有校勘说明,解释校勘体例及所据版本;

    ·经论文字均加句读;

    采用历代汉文译本与不同的梵文、藏文本,乃至相关注疏,校勘品目立名及次第、文句详略及具缺、意义显隐及正误,订正文字,标注异同,按语说明。

    “藏要”的版本选用及校勘方法,在当时的中国来说是十分先进的,其学术成就也十分显著,因此成为学习和研究的重要汉文佛典底本。

    四.现代新校汉文佛典选要的计划──“大藏经选要”

    虽然“藏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其所收典籍毕竟有限,而且典籍编排没有明确的关系,也没有分部;而校勘方面的注释其实可以做得更详细。若能增加对经文中名词及奥义的注解,当更能便利初学。

    从上文所引欧阳竟无大师的说话,可知汉文大藏经存在着一定的校订空间,后人仍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兹尝试提出现存藏经或其选要尚待改善的地方如下:

    ·除了“藏要”所选校的少数经论外,大部分汉文经论还未经梵巴藏文本及历代汉文异译的大规模校勘;

    ·某些已校勘的藏经,没有保留详尽的校勘记,令后人遇到可疑的字句时无法判断;某些校勘记虽然详尽,但纯粹把各版本的差异逐一罗列,不加抉择,反令读者无所适从;

    ·古代汉文藏经没有句读,不便现代人阅读,近代虽有藏经加上句读,但非现代标点,且断句有不少错漏;

    ·清末以来的汉文佛学著作及新发现的古代写本、刻本,一直未有藏经完整收录;更没有汉译值得参考的梵、巴、藏文乃至日韩等文字的论注;

    ·经目的分部、各部的定义及排序仍有争论;

    ·杜撰嫌疑较大与来源可信的典籍互相夹杂,没有分开说明。

    ·一些佛教或学术组织新出版的藏经选辑或单行本,分别由少数学者各自为政地进行校勘注解,难免略有不足;其所附题解、注释,亦可以做得更详细,以应付大众学习及学术研究的需要。


    日本佛教的出现,比中国佛教晚了好几百年,而且都是从中国传入的,但近代日本吸收了欧美的佛学研究方法及成果,已经出版了若干套以原典校勘汉文本子,翻译成当代日文并加上注释的佛典选要,例如“国译大藏经”、“国译一切经”、“新国译大藏经”;更有直接从巴利文三藏翻译的“南传大藏经”,以及许多从梵文、藏文直接翻译为日文的经论单行本,如“法华”、“维摩”、“深密”、“俱舍”诸经及唯识中观诸论等,不胜枚举,且多附有注解说明,学术成就令人赞叹。

    我国教界、学界部分人士也一直希望编辑一套较完备而内容客观稳妥的汉文佛典选要教材。早前,全国政协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香港恒基兆业地产集团副主席李家杰居士发心,以“中国佛教文化发展基金”名义赞助编辑教材的经费,以便着手筹备“中国佛教高等院校大藏经教材”项目(简称“大藏经选要”、“大藏选要”)。

    李家杰居士是虔诚的佛教徒,他营商之余不忘回馈社会、贡献佛教,一直参与父亲李兆基博士的“香港培华教育基金”、中央统战部发起的“温暖工程李兆基基金百万农民及万名村医培训”,协助内地贫民改善生活;在香港发起“百仁基金”,广作慈善公益;创办“李家杰珍惜生命基金”,在中港两地推动防止自杀及辅导自杀者遗族的工作。这些都是佛法所说的财施、无畏施和世间法布施。最近,他更设立“中国佛教文化发展基金”,开展出世间法布施事业。“大藏经选要”正是“中国佛教文化发展基金”的重要资助项目。

    李居士本人将出任此项目的总监修,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叶小文担任总顾问,具体校注人员则希望邀约海内外教界及学界精英出任。

    构想中的“大藏经选要”有以下特点:

    ·对照汉译经典各种异译,善加校勘,文句有异之处依理抉择取舍,异文保存于注释中,务求整理出最完善的版本;

    ·有杜撰嫌疑而引起争论的经论不予收录;

    ·以现代标点符号重新标点;

    ·将重新翻译若干重要的梵、巴、藏文原典,以供读者比较原典与古代汉文译本;

    ·清代以后汉藏日韩等地汉文注疏亦选要收录;

    ·经目由学者于“藏要”之基础上,加以讨论研究,务求制定最适当的分部及排序;

    ·每部文献均由专人撰写题解,介绍其作者、译者、历史源流、版本、思想、地位等;

    ·注释除说明校勘异同外,亦将解释内文的艰深佛学名相。


    (“大藏经选要”不仅是学术作品,也是教学材料,故比其它藏经更重视题解、标点及注解等便利初学的环节。)

    “大藏经选要”拟分四编出版:

    上编(汉译印、藏、西域传来以至中国结集经律论三藏选要)

    中编(清朝及以前汉藏日韩等地历代汉文注疏及著述选要)

    下编(清代以后汉藏日韩等地汉文注疏选要)

    续编 (新译梵文、巴利文、藏文、西域文字及其它外国语文经律论三藏选要)

    上、中、下篇的校注工作将依次进行,而续篇因为牵涉较繁复的翻译程序,故计划与上篇同时启动。

    教材初稿完成后,将先上载到网络,让各界人士批评指正,收集诸方意见修订后,才印行出版,供有兴趣的团体及个人订购。定稿后的教材亦将继续于网上免费公开予大众研读。这对我国的佛教徒素质、佛学研究水平及人才培养,相信将有莫大裨益。

    教材完成后,希望再以一、二十年时间,编纂现代语译版及英译版,前者能进一步利益普罗大众,后者则能与欧美学术界分享中国学者考究原典、校勘藏经的最新成果。若人力物力许可的话,教材可不断增入新校或新译的典籍,最终扩大成为一套现代新编汉文大藏经。

    五.结语——承担时代使命

    构想中的“大藏经选要”,是一个规模浩大的项目,需要搜罗世界各地不同语文和版本的佛教文献,也要物色大量精于佛理及各种东西方语文的人才,一字一句地认真考究与译注,期间还要互相讨论遇到的问题和交流最新的发现。光是筹备此项目便可能需要数年时间,上、中、下、续四篇的实际译注时间则预计要十年或以上。如果找不到足够的人才,需时将会更长。

    无论如何,以最新的材料和方法,整理原有的汉文佛典,对现代汉传佛教教学和研究都十分重要,故即使困难重重,希望佛教界及学术界有志之士仍能共同承担此一时代使命!

(作者系中国佛教文化发展基金会执行董事)

[1] 魏译:指北魏‧菩提流支译《入楞伽经》十卷。

[2] 欧阳渐:‘谈内学研究’(原载“内学年刊”第二辑),载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41册(台北:大乘文化,1980),页347-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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