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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在传统台基上的外来文化(莫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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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在传统台基上的外来文化
莫畏
第四届中国建筑史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据梁思成先生查证,“须弥”二字,最早见于佛经,本是山名,亦作“迷修楼”,其实就是喜马拉雅山的古代注音,须弥山也称大雪山,在古印度称之为圣山,传说它是世界的中心。把须弥山做为佛的基座,意即佛坐在圣山上,以显示佛的伟大和对佛的崇敬。

    须弥座随着佛教的传入,作为佛座进入中国,后来才被推广到建筑基座之上,从材质到样式都完全中国化了。

    虽然如此,须弥座依旧是中国古代建筑构件中最能体现外来文化影响的部分,对古代中国建筑而言,须弥座从轮廓到雕饰,都是外来样式。古代中国人不仅接受了它,而且把它视为比原来我国固有的台基形式还要高级的一种台基形式,毫不避忘祖之嫌疑,实在是个很有趣的现象。如果把须弥座和它所依附的佛教在中土的传入过程进行对比,就更加耐人寻味了。

    佛教大约是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在传入之初就被曲解,或称中国化了,据史载我国第一个信奉佛教的贵族汉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他宫中既尊黄老,又礼佛。牟子《理惑论》中说:“道者九十六种,至于尊大,莫尚佛道也。”把佛教认作是九十六种道术之一,并说“佛之言觉也,恍惚变化,分散身体,或存或亡、能大能小、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稳能彰、踏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佛也。”佛教本来在一度是从反对神教中发展起来的,在这里却把释迦牟尼描绘成一个道家的神仙。佛教提倡“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断然否定那种绝对妙乐的精神实体存在,而袁宏在《后汉纪》中说:“佛者……又从人死精神不灭,随后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报应,故行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不已,以至无为而佛也。”“神不灭”成了佛教的根本义,与原义大相径庭。至魏晋,谈有说无的玄学大行其道,当时的佛徒名僧也好谈虚玄,有人认为,魏晋时代之佛学,突出表现在“六家七宗”学说,玄佛合流,与玄学区别不大。

    最初进入中国的当然是佛教的教义,随后,健陀罗的佛教雕刻艺术也随着骆驼商队从西域滚滚而来。北魏的云冈、龙门石窟中出现了大量的须弥座,有仰俯,壶门柱子等,形制已基本完备。虽然这时须弥座还仅仅用于佛教自身的物体的基座,如佛座,塔座等,并没有发扬到佛教以外的范围中去,但其形制已与后代殿堂中应用的须弥座基本一致了。

    虽然佛教在传入之初极力攀附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不惜篡改和违背教义,但还是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抑制和排斥,冲突的极至,如著名的“三武灭佛”。第一次是北魏太武帝毁佛,“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辩夷夏、灭胡神。第二次是北周武帝灭佛,儒、道、佛三教辩论且著书对骂,最后佛、道一并废除。第三次发生于唐会昌五年,对佛教打击最大,史称“会昌法难”。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对比,就在“三武灭佛”的同时,就在这宣称要把佛教“荡除”于中原的时代,尤其是发生对佛教打击最大的“会昌法难”的唐代,须弥座,这个原为佛座的形式不仅未受牵连排斥,被“荡除”,“去其踪迹”,反而推而广之,发扬光大,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建筑之中,而且倍受尊重与荣宠,就敦煌壁画所见,只有建筑群中轴线上的主要殿堂的基座才可使用。

    中国佛教思想的成熟期也在于隋唐时代,这时期佛教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彼此对立的流派,如天台宗、唯识宗、禅宗、华严宗、净土宗等等,赖永海先生在《佛道诗禅》一书中认为:“唐宋之后,佛教的中国化进一步衍化为中国化佛教,而唐宋之后的中国化佛教与中国的传统思想进一步交融汇合,导致了冶三教于一炉的宋明理学的诞生,至此,中国佛教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印度的佛教从西汉传入依附于道教开始,历经磨难,最终为中国文化所吸收,从出现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至宋代,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并完全为其融化——儒家凭借自己在中华民族的心理习惯、思维方式等方面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以及在王道政治及宗法方面的优势,终于把佛、道二教纳入自己的思维体系与思维模式之中,建立了一个以心性义理为纲骨的理学体系。

    同样是在宋代,须弥座在《营造法式》一书中,以完备的程式化做法确立了其最终地位——成为一种比中土原有台基形式更为也是最为高级的台基形式,完全改观了中国传统建筑立面“三段式”中“下分”的形象。

    也许,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的宗教。一个中国人可以为升官、发财、生子、求平安等诸多现实的愿望,既礼佛,也信道士,拜关公,甚至同时供养一些诸如狐仙、黄仙之类,怀着强烈的功利性和目的性。对于须弥座的选择,积于同样的道理分析,大约与取其繁复与华丽有关,而非宗教性的接受。但是,没有了“爱屋及乌”,须弥座与佛教在中国所受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境遇仍旧令人深思。

    候幼彬先生在“中国建筑的‘硬’传统和‘软’传统”一文中认为,建筑文化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硬件”和“软件”。“硬件”是“建筑传统的物态化存在,是凝结在建筑载体上,通过建筑载体显示出来的建筑传统的具体形式和形式特征”,“软件”是“建筑传统的非物态的存在,是飘离在建筑载体之外,隐藏在建筑传统形式背后的文化心理内涵,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审美情趣、建筑观念、建筑思想、创作方法、设计手法等等”。

    从印度传来的佛教文化也可以分为两上层面,表层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态部分,是“硬件”,深层是宗教的教义、理论等精神文化部分,是“软件”,人们最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是外来文化的有层结构,即“硬件”,而对深层结构,“软件”部分则不易理解和接受,中印两种文化冲突的结果,至宋代已显端倪。

    虽然作为“软件”的佛教和作为“硬件”的须弥座在文化的冲突与抉择中表现如此不同,但它们最终都融合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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