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科技观初探
马忠庚
《山东社会科学》 
 
    近年来，宗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研究的热点。不可否认，科学和宗教这两种不同的信念体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在特定的情况下有时甚至也会产生剧烈的冲突。然而，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宗教与科学作为人类社会生活大系统中的有机组成成分，它们之间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作为个案，下面就佛教如何对待科学技术这一层面的问题，做一初步的探讨。

    一、弘道工具

    宗教的传播，在客观上为人类科学技术的交流与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这是因为，宗教在其发展中往往利用科学技术为其服务，突出表现在宗教在传教活动中往往把科学技术作为其传教的重要途径与手段。道教如此、基督教如此，佛教亦是如此。

    在早期来我国传教的西域高僧中，有相当数量是精通医术、掌握各种奇技异术、有这样或那样“神通”的人。他们除了宣扬佛法——佛教的教义外，还利用各种技术、技能，甚至是魔幻术来吸引民众，而先进的科学技术就包含在其中。如，东汉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从安息国到洛阳传教的安世高“博学多识，贯综神模。七正盈缩，风气吉凶，山崩地动。针脉诸术，睹色知病。鸟兽鸣啼，无音不照。”像安世高这样身怀“绝技”的传法高僧还有很多，如，汉三国时期的康僧会，“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所综涉”。南北朝时期的求那跋陀罗，“幼学五明诸论，天文、书算、医方、咒术，靡不该博。”同是南北朝时期的佛图澄，正是因为显示了许多“神通”，才使以统治者石勒为首的广大民众对佛教产生了信仰，从而使佛教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佛教的教义本来和中国方术道士的那一套很不接近，但由于早期传教者的行为，当时社会上一般中国人确把佛教理解成了方术的一种。

    作为佛教徒弘教工具的科学技术，医术是其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在佛教的弘法历史上，不乏医术高明的高僧，伴随着他们的弘法活动，大量的医学知识、医术方法得以传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医疗技术和人的生命质量密切相关，《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43)上的这则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

    时，室罗伐城有婆罗门，于“三宝”中心无信敬。身婴疾苦绵历多年，所有医人无不弃舍，云是恶病不可疗治。时，婆罗门更不求医，端然待死。

    邬陀夷观彼机堪受化，持衣钵入城中，到彼家立门外，化作医人……即为诵咒称三宝名。彼婆罗门既闻咒已，众病皆除，平复如故。

    尊者见已，还复本形。彼家夫妇倍生敬信，叹未曾有。办妙饮食，请受供养。食已，说法，俱证初果，为受归戒。

    可以说，邬陀夷利用医术只治好了一个人的病，却让佛法征服了患者一家人，使他们心诚悦服地皈依了佛教。

    借医弘法可以说是佛教的一个传统，以至历代通佛兼医的高僧名士层出不穷。如，唐代远涉重洋到日本弘法的鉴真和尚，其高超的医术就给他的弘法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据日本的《续记·天平宝字七年五月戊申》记载，日本天皇下令把药物拿去让鉴真鉴定，双目失明的鉴真用鼻子根据气味鉴定，竟然一次都没有出错。鉴真曾为当时日本的光明皇太后进药，效果很好。因此，鉴真在日本受到朝野盛大的欢迎，他为日本天皇、皇后、太子等人授菩萨戒;为沙弥证修等440余人授戒;为80余僧舍旧戒授新戒，并被尊为日本律宗初祖。

    当代的佛教徒、佛教组织，也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为其弘道的工具。他们不仅利用现代化的印刷技术大量印发、赠送佛教书籍和宣传品，还利用多媒体技术，大量制作宣扬佛教的录音带、录像带、光盘等等。他们不仅利用无线电技术、电视传输等技术，建有自己的电台、电视台，还利用最先进的网络技术，建立了许多佛教网站。可以说，佛教利用科学技术作为其弘道工具，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进步的。

    二、方便法门

    佛教徒认为那些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方法和技术，都是可以用来弘扬佛法、利乐有情的“方便法门”。正是基于对科学技术的这种认识，佛教徒在历史上也曾认真学习并掌握了大量的科学知识和技能;佛教在其传播的过程中，也曾对某些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应用起到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佛教在雕版印刷术发明早期的作用。

    有充分的证据显示，佛教推动了印刷术的发明与应用。首先，现存最早的印刷品几乎全部都是佛经，即印刷术最先用在了印刷佛经上。这说明，佛教徒首先将刚刚发明的印刷术应用在了能广泛而迅速地传播佛教教义的佛经复制上。这样做，对印刷术是一个积极的推动，对印刷术的普及与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次，无论是从佛教发展的现实需求，还是从佛教教义的内在动力上看，佛教都有发明或推动印刷术应用的促进因素。随着佛教规模的扩展，到了隋唐时期，信众对佛经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而佛教经典中，关于对佛经的复制、传播有极大“功德”，能消灾、免祸、得福等诸如此类的说法，则在其中起了积极能动的催化作用。历史上，佛教的弘法实践者都进行过大量复制、散发佛经、佛教宣传品的活动，据唐冯贽《云仙散录》记载，“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出于大力弘扬佛教的目的，佛教徒发明或者首先应用这种可以快速、准确、大量地复制佛经的技术，是完全可能的。正如美国著名印刷史专家卡特认为的那样，人类聪明才智的发挥有赖于强烈的宗教情感，印刷术的发明也是如此。而且印刷术过去的开拓新境界的每一步，都有宗教的扩张作为它的动机。

    医术、医学知识更是佛教徒自利利他的重要的“方便法门”，难怪佛典中有那么多医药方面的内容，难怪有那么多僧人不仅懂得医术、能行医治病，而且还医术相当高明。《大方广佛华严经》(卷11)道出了其中的原由:

    云何说此世俗医方?长者告言:善男子，菩萨初学修菩提时，当知病为最大障碍。若诸众生，身有疾病，心则不安，岂能修习诸波罗蜜?是故，菩萨修菩提时，先应疗治身所有疾。

    善男子，我此住处，常有十方一切众生、诸病苦者，来至我所，而求救疗。我以智力，观其因起，随病所宜，授与方药，平等疗治，普令除差。……如是随应，断诸烦恼，为欲令其发菩提心，称扬一切诸佛功德……

    也就是说，学习医学知识、精通医术，不仅可以使自己有个好的身体，安心修道;而且可以疗治众生的疾病、解除众生的烦恼，让世人了解佛的法力无边，从而达到弘扬佛法的目的!晋代的高僧于法开，更是发出“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疾，调九候以疗风寒之病。自利利他，不亦可乎?”的感慨。

    其实，不仅是医学知识和技术，包含多种科学技术内容在内的“五明—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和内明”，在古代印度是出家、俗家及各哲学流派都学习的内容。既然“五明”是出家人必须学习的基本功课之一，佛门弟子中有些精通各种技术的专家，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这些技术和技能，对佛教徒来说虽然是“外道”，但它们是有益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是有利于弘法和自我修行的方便法门。

    三、佛法说明

    在佛教的经典中，有大量利用科学知识和现象对佛法进行说明的例证，也有用佛教的理论对某些具体的科技行为进行指导的情况。虽然，其目的不在于宣扬与传播科学技术知识，但客观上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这也说明，佛教徒对科学知识是有所掌握和了解的，对它们并不是一味的诋毁和排斥。

    佛教常用一些物理、自然现象来说明佛教的义理。比如，在《大宝积经》(卷55)上，就有利用“日光珠”取火来说明“因缘生起”的佛教义理的事例:

    复次，阿难。譬如，明眼之人持日光珠置于日中，以干牛粪而悬其上，去珠不远火便出生。不即牛粪及以日光，各能生火，亦不相离。因缘力故，火便出生。

    上面所说的“日光珠”是一种透明的球体，其实质是一个双凸透镜，它能将光线折射聚焦而产生高温，若将易燃物品置于其下方的焦点处，就会被引燃。佛教只是认识到，其能生出火来是由于“缘力”的作用，而至于缘力究竟是怎么回事，则没深究。

    佛教认为，整个世界是由互为因果关系的事物、万象形成的一个整体，外界客观事物和众生主体内心，也是互为因缘、互相贯通的。“因缘生起”论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是佛教对很多现象进行解释、对其他理论进行阐释的基础。像在佛教胚胎学中，对人因何受孕成胎以及为何造成不孕的解释，也是采用的因缘合和的理论，进行解释和说明的。佛教还常用“四大”等佛教义理，来指导其医学理论和实践。如，佛教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四大”和合而成，具体到人的身体，其生理结构的各组成部分也可分成四大部类;人的身体之所以会生病，则是由于组成人身体的“四大”基本元素，不能相互协调、比例失衡造成的;不同元素失衡，其病状表现也各不相同。佛教医学的有些理论，已被我国的传统医学吸收，成为中医学理论与实践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们必须认识到，佛教这样做是在以事喻理，而这个“理”就是佛教的教义。佛教虽然对一些科学现象进行了描述、分析，但其目的在于说明佛教的义理，而不在于对科学知识的探求和掌握。佛经中对科学技术内容的叙述和表达，全都是始终紧紧围绕着佛教的教义、义理展开的，最终都是为证明佛法才是究竟之“法”，在看似无关、反复、雍长的陈述之中，始终都贯穿着一个核心——佛教的根本教义。

    小结

    科学技术随着佛教的传播而传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佛教徒将它们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传教手段。佛教徒非常清楚“道”无“术”不行，传“道”必须要有“术”做桥梁、媒介，而新鲜的科学技术就包含在“术”中。在实用的层面上，佛教一般并不否认科学特别是技术的价值，甚至会鼓励信徒研究、积极应用新的科学技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是“利乐有情”、“自利利他”、传法弘道的“方便法门”，是可以拿来比喻、说明、阐释佛教义理的例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佛教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会起到某些促进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佛教对那些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各种知识、技能，并非没有限制性的规定。在佛教看来，这些都是“外道”!可以拿来为我所用，但不可以执着、沉溺于此。比如，在佛教戒律中就明确指出:不可以医为生，不可以医谋求供养。唐代高僧义净就是“于此医明，已用功学，由非正业，遂乃弃之”。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科学史上做出突出贡献的僧侣科学家，如法显和玄奘，他们在科学上的成就并不是他们对科学事业努力探索、追求的成果，而是他们为了弘教、求法而克服千难万险的旅行经历的“副产品”。当然，不可否认这些成就的取得，与他们有坚定的佛教信仰和顽强的毅力密切相关。

    在佛教徒看来，科学技术只能用来辅助弘法、修道，不可过分追求，不能以此为生，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因为，它们都是世间法、是常法，可知、可学，但不可恃怙。只有佛陀的说教，才是世间唯一不变的真理，只有佛法才是究竟之法。佛教一切的一切，包括理论与实践都应围绕着这个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