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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僧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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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僧制的改革
贤心
闽南佛学

太虚大师,是近代中国佛教新运动的领袖,一生致力于佛教革新,在弘扬真理和利生的事业上,献出了自己所有的一切。他的光辉一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佩的。

大师生活在清末民初之际,那时中国佛教面临内忧外患,衰败不堪。他以超人的智慧与不懈的努力,把握住佛教的中心,树起佛教改革的旗帜,提出了“人生佛教”的口号,阐明了"人人学菩萨”的方法,将佛教放在现实的生活里,对僧伽制度进行改革,给绝望的中国佛教带来新的希望,为佛子开拓了光明未来,指明了康庄大道。他那广大的菩提心,深邃的般若智,勇于实践的作风、大无畏的创造精神,为我们这一代青年佛子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因此今天,我们学习大师具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佛教史是一部血泪史。在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他们足迹所到之处,以驱僧毁寺为能事。长江流域是我国寺庙集中之处,经过他们的毁坏,所剩无几;1898年义和团反帝反洋教的斗争,结果以失败告终。清政府为了挽救灭亡的命运于1865年开始掀起“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它的领袖人物张之洞,竟把矛头指向佛教,以庙产兴学为借口,驱僧占寺,使奄奄一息的佛教又遭到一次沉重打击。国民党政府步其前届政府之后尘,也大肆破坏佛教,如国民革命军的重要首领冯玉祥在河南毁灭神像,  驱逐僧尼。这一运动波及浙江、湖南、湖北掀起了一场反佛浪潮。继后于1928年国民政府内务部长薜笃弼又提出拨庙产兴学的建议,在这影响下,很多寺庙被占用,僧尼被驱逐以至逮捕。如:栖霞山寺被当地师范学校占用,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变卖54县寺产,广东拘捕比丘尼30多人等。这场反佛运动一直持续到三十年代,1931年上海市府告布寺庙必须办理登记,否则封闭。1935年禁止幼年剃度案以及“受度报告登记”,凡出家受度者应登记填表上报公安机关。这一切均表明佛教因本身衰败和现实生活巳脱了节。俗语说“适者生存”,脱离社会,脱离群众,肯定要被社会所淘汰,这也是势所必然的事。


(二)

就在中国佛教能否再存在发展下去的关键时刻,太虚大师开始了他的佛教改革运动。他意识到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曾指出“西洋文化惟以扩张此动物生活之共欲为进化”、“乃制造工具之文化,东方文化为进德增善、希贤希圣之文化。”想以发扬东方文化真义来挽救人类,想以佛法来调和东西文化。因此,立志领导佛教前进,不但要使佛教适合时代,并且要领导时代。

虚大师改革佛教有句名言:“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僧伽制度的整理,贯穿大师的佛教改革运动。但具体的整理方案,往往因时代变迁而异。

青年时代的虚大师,处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义革命时期,受到了革新思想的影响,诚如其言:

“余在民国纪元前四年,受康有为《大同书》,  谭嗣同《仁学》,严复《天演伦》,《群学肆言》,孙中山,  章太炎《民报》,及章之《告佛子书》、《告白衣书》,梁启超《新民丛报》之佛教与群治关系,又吴稚晖,张继等在巴黎所出新世纪上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之学说等各种影响、及本其得于禅与般若,天台之佛学,曾有一期作激昂之佛教新运动。”

1913年,各省占寺夺产之风甚炽,僧界陷于纷乱,大师目睹佛教衰败,  组织“佛教协进会”以改革佛教,并改金山寺为佛教大学,自办学校以抵制庙产兴学的风潮。旋以“金山事件”遭到守旧僧人群起反对而失败。同年,在上海开追悼寄禅和尚的大会上,大师为挽救佛教危机,以悲愤的情绪主张佛教三大革命:

一、教理革命:要革除以往帝王把佛教作为愚民政策的工具,按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精神,以五戒十善来规范人的道德善行,去改善社会制度,多注意现实的人生。

二、教产革命:变佛教财产少数主持独占为僧众公有,并使其为供养大德长老,培养青年僧伽以及兴办各种佛教教育事业所用。

三、教制革命:要改革僧伽制度,反对剃度和传法,主张选拔优秀僧人住持寺院,以“六和”的精神改善僧团,使其成为弘法中心。

对充满弊端,阻碍进步,成为腐化佛教根源的旧有僧制,大师大胆地提出改革,从此确立了虚大师作为佛教新僧派的领导地位。

经过金山风波,改革运动遭受挫折,虚大师颇有一番领会,认识到改革佛教必须建立一套新的寺院僧伽制度。寺院的设立,原是绍隆三宝,为供养佛祖及僧众用功办道的清净庄严道场,并且为启发社会人士信仰的弘法场所,在发展佛教上极其重要。佛教改革,绝不能离开寺院,另起炉灶,正如大师所说:

“中国的佛教革命,决不能抛弃有二千年历史背景的僧寺,若抛弃了僧寺以言广泛的学术化,杜会化的佛教革命,则如抛弃了民族主义而言世界革命一样危险。”

然而,当时中国寺院制度又如大师所说:

“我国寺庙制度,  多按禅宗的清规建立起来的。近代因为道高德重的长老不多,清规也逐渐失去约束的能力。且各个寺庙又都是个独立的山头,各有家风,所谓‘出门三五里,各处一家风’,这样就便禅门的清规变成名存而实亡。加上这些寺庙大部分在山区,使僧众形成脱离社会、脱离群众的清高奇怪恶习。”

他又对《佛教评论》的编者说:

“僧加高者隐山静修,卑者赖佛求活,惟以安分坐字为应分,此我国僧尼百年来之弊习,而致佛化不扬,  为世诟病之一大原因也。”

一九一五年,大师根据乾隆年间调查所得之八十万僧伽以及当时国情社会思想,依据教理教史,在普陀山闭关中,著《整理僧伽制度论》,重整佛教制度。此论的内容分为四品:

一、僧依晶:以中国本部有八十万僧伽为准,分别佛教徒为住持部、信众部,这和章太炎的建立宗教论相同。他说:

“非舍俗为僧者,不足证法身,延慧命,非信僧尼俗者,不足以资道业,利民生。”

“汉土所流传尊崇者,其学理全属大乘系统,而律仪则重声闻乘。内秘菩萨行,外现声闻相,汉土佛教化仪之特色乎!……在俗菩萨,既摄在人天乘,则形仪随俗而不能住持像教。入僧菩萨,则摄在声闻,声闻乘众以波罗提木叉为师,依毘奈耶处住。”

把住持佛教的责任,归由僧人。这批僧人必须经过一个严格的长期训练,具有高尚,优美、完善的道德,以佛法为主,旁参以近代的思想学说,重菩萨之精神,用以弘扬佛法,觉世救人。

二、宗依晶:从根本的、全体的立场,主张八宗平等,认为各宗各有殊胜,没有不究竟的。他说;

“务使八十万僧伽,皆不出于八宗之外,常不异于八宗之一,始从八,最初方便学,门门入道,终成一,圆融无碍行,头头是道。”

“然有一言不得不正告者,  此之八宗,皆实非权,皆圆非偏,皆妙非粗,皆究竟菩提故,皆同一佛乘故。”

在学习上主张分宗专学,他说:

“初学贵在一门深造,乃能精义入神。久修自知殊途同归,宁虑局道相斫!所谓‘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者也。数百年来,学者病在汗漫,惟汗漫乃造成纷挐。佛法深广,人智浅狭,取舍莫定,茫昧无归;以故学不精察,心不明了。……欲祛斯病,则端在分宗专究耳。”

三、整理制度品:整理制度,分教所、教团、教籍、新产、教规,分别预定制度。实行集产制度,并成立法苑、莲社。在历制上主张月历,在僧人服装上主张袍衫保持如旧,倾向僧人仪表的保守,与先前革命时代思想有所不同。

四、筹备进行品:筹备过程分三期进行,五年为一期,计划用十五年时间为筹备时间。以达到政府废除颁布的管理寺庙条例,承认政教分离,僧团由僧伽自己组成统一自主的僧团。这一切都必须上得政府承认,下得僧众的愿意,所以必须筹备圆满,时节因缘成熟,才能进行实施,不可鲁莽从事。

《整理僧伽制度论》的构想,虽然具有启发性的意义,但因那时全国从上到下缺少一个有系统的佛教机关,各大寺庙都是“各扫自己门前雪”,再加上时代变迁的影响,因此,这美好的设想也只能是一种理论而已,殊难实现。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共产主义思想传入中国。《整理僧伽制度论》与现实社会不相契合,大师乃发表了《人工与佛学》、《职业与志业》等文章,对佛教徒的修持赋予新的内容。在《僧自治说》中说;  “佛之因行,以敬四宝,报四恩为本,随时代方国之不同而有种种差别,在自由的共产主义下,则以从事农矿,劳工、医药,教化、艺术为成佛之因行,在和平的全民主义下,则加以警察,律师,官吏,议员,商贾等。”

北伐成功,革命思想风靡全国,虚大师为建立适应时代僧制,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籍以改变佛教赖以存在的经忏生活。愚昧、迷信的经忏陋习,为宗教的麻醉剂,不仅使僧青年意志消沉,生活腐化,并使整个佛教陷入瘫痪昏迷的状态,使伟大的佛教在俗人的心目中,被认作是消极的“死人宗教”。为了破除鬼神色彩,提高僧伽的社会地位,大师于1927年著《僧制今论》,定僧数为二十万人,合全国为五个教区,析僧众为长老、学行、服务、尼一一四众,析信众为皈戒,研究、女一一三众。论中说:“今佛化重心移信众。而时代趋势又侧重生计,僧众亦不能不为生计分子以谋自立于社会。"又说:“此七众:一者,可广摄学理之研究者,二者,可别开僧众中之从事于资生事业者。此依今此佛化众情状,及适应现社会,不得不然也。”可见,提倡僧团中多数人从本生产,供给少数人专心深造,这也是时代环境所逼,并非大师本意。

 

(三)

一九二五年后,虑大师改革思想有所转变,觉得中国革命了十多年政局一点也不能安定,政治不上轨道,社会没有趋向,佛教想改进,也只能做些应付时节环境的事情,终归没有实际办法可以建树。推究其不定因素,都是受国际思潮的牵动,随着世界各国政治趋向而飘摇不稳。由此,产生着手世界佛教运动的设想,想以佛法改变欧美人士的思想,使他们信解于佛法。一九二八年,大师首赴欧美,宣扬东方佛教,在欧州先后应邀发表多次演说,在巴黎筹设世界佛学院,在德国筹设佛学会。弘法归来,对革新僧制又重新拟订。以前所提“人工与佛学“及“僧制今论”以及服务劳动都舍弃而不谈。大师认为中国佛教丛林的精神尽失,政府又不能扶助佛教振兴,佛教会也难以改善,觉得:“非从一般佛徒中,吸取一部分真正于佛法有修学,而且有弘法愿行者为重新之建设,不能振兴佛教于今后。”

一九三O年,在闽南佛学院讲《建设现代中国僧制大纲》,简称《建僧大纲》。太虚大师“以三宝之信产生僧格,以六度之学养成僧格。”全国僧尼不超过四万人,寺庙不分宗派,建立统一的三级僧制;

1、学僧制:约一万人。设律仪院二年,普通教理院四年,高等教理院三年,观行参学处三年,共学十二年,使僧人在文史哲社会知识上达到大学本科水平,同时对佛学教理历史以及各宗思想都能通达。

2、职僧制:约二万五千人,下设五个部门;①布教所五千所,每所一人至二人,共约九千人。②医院、慈幼院、残废院、赈济会,工作人员约七干人。③律院、·教理院及文化事业机关教职员五千人。④教务机关办事员三千人。  ⑤研究院、参学院办事员一千人。这些僧尼具有精明强干能力,又能安于职守,  廉洁奉公。

3、德僧制:对那些年老的大德长老,把他们集中到山林的寺庙里去静养潜修,使老有所养。全国各寺均可设一所“德僧院”。

对那些鱼目混珠、赖佛度生的人,劝其退出寺庙,使佛教队伍焕然一新。这一设想在大师时代虽没有实现,却仍是今后佛教发展的必然趋势,今日看来,尚不失为良策。 

太虚大师的改革佛教,并非全盘否认原有的佛教,而在革除佛教神化、伪化、陋习、迷信的部分。他革新佛教的宗旨,在《佛教革新方案》中说;

一、革除:

甲:君相利用神道设教的迷信。

乙:家庭化剃派、法派的私传产制。

二、革改:

甲:遁隐改精进修习,化导社会。

乙:度死奉事鬼神,改资生服务人群。

三、建设:

甲、依三民主义文化建设,由人而菩萨而佛的人生佛教。

乙、以人生佛教建设中国僧寺制。

丙、收新化旧成中国大乘的人生的信众制。

丁、以人生佛教成十善风化的国俗及人世。

大师革新僧制发展到最高处,就是1947年在延庆寺开讲的《菩萨学处》,这也是大师最后的说法。建立菩萨学处,位分六级:

一、结缘三归

二、正信三归

三、五戒信众

四、出家菩萨,自有其集团制度。更有已具德行,已成菩萨者,统理菩萨学处,在家菩萨、出家菩萨之事业,直称菩萨行,这是在组织的阶位上说。从正信三归,到五年出家的初阶,应有干部人才的训练,以养成菩萨学处的干部人才。在家菩萨下至结缘三归,’都可为菩萨学处摄化的大众。菩萨学处的出家菩萨,要经过十二年戒定慧的修学,或经过在家菩萨二十年而出家,但终身作在家菩萨亦宜,以在实行上,同为六度四摄,即是实行瑜伽戒法,这是大师最后遗教,以信众及僧众组织菩萨学处,制定僧制。

 

(四)

太虚大师一生革新僧制,从《整理僧伽制度论》的八十万僧数,到《僧制今论》的二十万,到《建僧大纲》的四万,最后缩减而为一道场以创立“菩萨学处”。由此可见大师革新僧制的重心是在于对僧团人数力求减少,重质不重量,除伪存真,在于偏重信众,以建立菩萨学处扩大社会青年信仰三宝,达到“人成即佛成”的人生佛教为终极。从大师一生革新佛教的实践中,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佛教的存在与发展,必是顺应时代的需要,离开具体的时代需要及社会实践,佛教的存在便毫无价值。当前中国佛教正面临历史的转折点,推动佛教事业的发展,最关键的便是要新一代佛子能真正体悟佛陀真理,并能观察时机善设方便,于一切佛法圆融无碍。本着大乘菩萨的菩提心行向国家民族,世界人类,实际地去体验修行。这才是纪念大师学习大师的最好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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