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自由－圣严法师与天主教枢机主教单国玺的对话

 

 

  　真正的自由

　　

　　问：最后请教两位大师，您们的人生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遗憾？或是觉得还没有做，需要更努力去完成的事？另外，全世界的知名人士，包括宗教界人士在内，都是生荣死哀，两位毕生都主持过许多次丧礼，见证无数悲欢离合的故事，请问两位要如何安排自己的「最后一程」？希望所有关心您们，爱您们的人如何参与？

　　

　　单：当然，活着一天，就有事情做，常常没办法把所有的事都完成。不过，我认为自己只是天主的一个工具，来把祂的大爱和关怀分施给别人，实际上，做的是天主自己，无论任何事业，祂都是主动者。所以，尽人事，听天命，天主既然给我一个工作、一个使命，我就全力以赴地去做，至于成功与失败，我倒是不在乎。祈祷的时候，我常常向天主说：「天主，这是的事啊，愿意完成就完成，不愿意完成也没关系；愿意由我完成也好，愿意让别人完成也好。」所以，成功不必在我。

　　

　　譬如，我们在高雄有一个「真福山」计画，其中包含五个大计画——安老院：为了因应现代社会老化，很多老人没有子女、子女外出工作或者出国，所以需要有人照顾；孤儿院：现在离婚率非常高，离婚的年轻父母为了再婚，所以不愿意带小孩，而这些孩子从小得不到父母的爱，没有家庭温暖，甚至有些孩子长大了想要报复，这些情况将来会成为社会很大的问题与负担。因此，我们想办法提供他们一个温暖而充满爱心的环境，让他们长大。另外一个计画，是为了提供原住民或一般青年职前训练，而建设一座活动中心。因为原住民的社会和大都市的社会差异很大，许多原住民到都市以后，常常遇到很多困难。而原住民普遍来说都很单纯，一旦到了五光十色的大环境里，很容易迷失，甚至有许多女孩子被卖到不正当的场所。所以我们希望运用这个中心，除了给予职前训练之外，还能让他们了解并学习如何应付这个复杂的社会，以及新的环境。除此之外，也要为一般社会青年或学生提供生命教育，让他们能够了解生命的价值、生命的目标，与生命的意义，能够享受真正满足又丰富的人生，才不会生活过得迷迷糊糊的，甚至轻生。

　　

　　此外，还有两个修道院：一个是专为修女们兴建的隐修院，让修女不用出门，专修祈祷，也为别人祈祷，但是可以让别人去看她们，给予别人一些关于宗教、精神方面的辅导；另一个则是专门培育神父、修士们的修道院。

　　

　　为了这五个大计画，一共买了二十八甲地，环境很漂亮，是个不太高、独立的小山头，小山上有一块相当平整的台地，原本是用来种植凤梨等植物。最初买地的时候还没有问题，我们请了一家建筑公司做整体规画。但是到了第二年，忽然来了几个大台风，造成有些山坡地流失，以及种种其他的问题，致使政府颁订新法令，禁止在水源区一公里内开辟山坡地。

　　

　　那时候有人告诉我：「你可以先斩后奏，盖了再说。有很多山坡地建筑都是这样，甚至有的连地都不是他们自己的，还不是盖了以后就地合法，或者是象征性地花点钱，把它买回来，何况这是你们的地！」但是，我认为我们是教会人士，不能领着头犯法，还是要等政府法令修改了再说。果然，最近法令已经在修改了，我们也又开始进行了。

　　

　　不过，自从我开始买地、进行规画，一直到退休，我这一等，就等了十五、六年！所以我感觉到，假使天主不愿意让这个计画在我手上成功，那么在别人手上成功也很好，成功不必在我。现在我的继任人正继续在做这个工作。

　　

　　至于是否有还没完成、挂心的事？其实，现在我必须做几个选择：譬如，我写过很多文章，假使整理起来，大概可以出版十几本书。不过，这是次要的事，而且别人也可以帮我处理，所以我还是把「人」摆在第一位。因为我得了这个病，所剩时间不多，我感觉关心人是最重要的，所以愿意把我的信仰、天主大爱的种子洒遍全台湾。

　　

　　为此，我举办了一项「生命告别之旅」，从去年(二○○七年)八月开始到现在，已经举办了五十多场大型的生命告别会。曾有人建议我，「生命告别」这个名称太伤感，建议我改一改。我觉得没什么好伤感的，因为我有宗教信仰，所以面对死亡时，就只想和大家谈一谈我的人生经验和思惟，我活了八十多岁，对人生算是有相当多的体验了。

　　

　　有许多团体邀请我，到目前为止，我先后去了十四所大学、八所监狱，还有一些天主教教区与其他宗教团体。会以这三种单位为优先选择，是因为大学有许多领导社会、提升社会，能使社会向前发展的学者、专家等知识分子，假使这些领导社会发展的人，能够真正接受大公无私的爱，用爱心来带领社会、带领国家，领导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我们的社会就不光只是注重物质方面，还会重视精神和灵性的生活。

　　

　　而监狱里关着许多因杀人、偷盗、抢劫等案件而入狱的受刑人，我去的八所监狱，都是全台湾最大的。台湾目前的受刑人约有五万多人，台中监狱是最大的一所，在减刑前有六千多人，减刑后还有四千六百多人。假使他们能够有一点改变，出狱后走向正途，我们的社会就会更祥和。最后，之所以选择宗教界，是因为任何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就是社会教化的责任，大家若能建立共识，一定能共同发挥更大的功能。所以我选择将「生命告别之旅」当作优先。

　　

　　也有人问我，这么东西南北来回地跑，到处演讲，感觉累不累连我自己的主治医师在报纸上、电视上看到我时，也很担心。我告诉他们：「刚开始治疗的时候，你们给了我四个半月的寿命，那段时间里我全听你们的，吃药、回诊我都配合，也没四处走动；但是这以后的时间就是我赚的了，我可以自由利用。」许多医生们都感觉奇怪，怎么一年半过去了，我还能够到处去演讲？我说，除了按时吃药、接受治疗，最大的支持力量，还是我的宗教信仰。所以，我常有做不完的事情、未了的心愿。不过，我也很放心，我只是天主的一个工具，祂愿意用我也好，不用我也没有关系。我常常是准备好了要去见天主。

　　

　　问：您在文章里提到，您把医疗交给医生，把调养交给自己，甚至说死后愿意化身为有机肥料，奉献给台湾这块土地。这让我们非常敬佩，请教您的想法是什么？

　　

　　单：得知罹患癌症后，我做了一次祈祷，我想，时间到了，该离开这个世界了，也就是尽人事，听天命，我不会自杀，也不会不治疗。首先，我把病交给医生，告诉医生我会是最合作的病人，该怎么治疗，我全力配合。第二是关于饮食调养的问题，要自己注意照顾自己，照医生嘱咐按时吃药。我是修道人，过去和大家一样都是吃大锅饭，别人吃什么，就跟大家一起吃。不过，生病以后，我看了一些中医、西医的书，书中提到，癌细胞喜欢吃动物性蛋白，假使吃肉，它就发展得快；假使吃素，因为癌细胞不太喜欢植物性蛋白，就会发展得比较慢。所以我现在尽量吃水果、蔬菜，在饮食方面做了一些改变。

　　

　　至于我死后，还能够对台湾做什么贡献呢？就是把身体交给台湾，埋在台湾的土地里，做成有机肥料。另外，我已经写好遗嘱，希望我的葬礼非常简单，棺木要用穷人的、最薄的，或是火葬用的棺材；鲜花、挽联一概婉拒；棺木上只要放一本《圣经》，其他的都不要。我连出殡时的讲道都预备好了，因为我怕别人歌功颂德，假使无心中得罪了人，之后没人替我向别人请求原谅，所以我也事先录好音，到时直接播放就可以了。

　　

　　我是个出家人，跟圣严法师一样，没有自己的财产，我最宝贵的财产，就是我的信仰，也就是一个简单的「爱」字。因为天主是爱，所以我希望把爱的种子、爱的信仰送给我的朋友们。最后，把我的生命、我的灵魂交给天主。这是我的遗嘱，也是祝福。

　　

　　师：有人问过我，这一生之中，有没有什么遗憾的事？如果马上死了，还有什么事要交代？对我来讲，我曾经犯过无数的错，但这不是遗憾，因为无知，所以犯了错。而我不会再去犯曾经犯过的错，也就没有遗憾了。

　　

　　至于有没有想要做而还没完成的事？的确是有无数的事想做，却还没做。这些年来，我们每年都会推出一项社会运动，例如，我们率先对于民间大拜拜、大烧香、大烧纸钱或大放鞭炮等习俗提出改革，过去台湾民间常见从一村吃过一村，从这个镇吃到那个镇的大拜拜习俗等情况，现在都已经渐渐减少了。

　　

　　另外，几年前还推动一项「心」五四运动，就是从「心」开始的新生活运动主张。像现在社会上普遍知道的「四它」：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或是「四要」：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太多；能要、该要的才要，不能要、不该要的绝对不要等等。我们这个团体里有几十万人经常在用，成为日常必需的一种生活方法。

　　

　　去年，我们推出「心六伦」运动。因为中国古代的「五伦」，在今日社会已经不适用，有些观念显得八股、守旧，新世代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大概不容易接受，所以我们透过电视、报纸、杂志等媒体，来推广「心六伦」运动。

　　

　　今年，我们则倡导「好愿在人间」运动，呼吁大家一起来许好愿、做好事、转好运。然而，这些社会运动并不是仅仅推动一段时期就够了，而是要持续、普遍地推广下去。

　　

　　这个世间是非常有限的，然而，在我的心中，我的愿是无穷的，只要对社会是好的，是社会需要的，我都愿意去做，一项一项地做。若是我个人无法做的，我呼吁大家一起来做；在我这一生做不完的，希望再来人间继续推动，继续广邀大众一起参与。所以，我这一生，没有遗憾，但是我的心愿永远是无穷的！

　　

　　至于死后，我希望与佛菩萨在一起，之后，若是佛菩萨需要我到哪里，我就去哪里，或许这也是随着我的心愿而去。而我往生以后，别人对我做任何评论，这是别人的事，与我无关。刚才枢机主教说，死后不希望有人送花，不希望有人歌功颂德，也不希望铺张、追悼。在过去，罗光主教往生，我去凭吊时，看到他的棺木停在一个大厅里，其余什么也没有，这是个非常好的示范。但是在佛教界，过去有些例子显得比较铺张，灵堂布置得富丽堂皇，并且举办追思、传供。传供就是集合很多长老法师来供养十道斋菜，然后一道一道地传，可说是身后哀荣了。但是我死后，这些都不要。

　　

　　我早已预立遗嘱，而且经过律师和法院的公证；我个人没有财产，我的著作归属于教团；我的遗体用薄薄的木板封钉就可以了，火化以后，既不设牌位、不立碑、不建坟，也不需要盖一个骨灰塔来占位置。

　　

　　法鼓山上有一处「台北县立金山环保生命园区」，是一座植葬公园，这是由法鼓山捐地给台北县政府，再由台北县政府交由法鼓山管理维护。所谓植葬，就是把骨灰分成好几分，分别放入散在公园各处已经凿好的几个地穴之中，这样就不会让后人执着地认为，某块地方是自己眷属或亲人的。

　　

　　不论任何宗教或民族，只要愿意把骨灰植葬在这个公园里，我们都接受，而且植葬的过程中，也不会有宗教仪式。到公园来的人，不准献花、烧纸、烧香，或是点蜡烛，就只是凭吊。其实人死了以后，就在这个世界消失了，或许暂时会有人记得，但是过了十年、二十年以后，人们就忘掉了。过去厚葬的作法并不文明，也不经济，非常浪费，即使你有个很大的坟墓，再过五十年、一百年以后，还是会被忘记，例如中国的秦始皇等君主，他们的坟墓现在只是变成观光景点，而不是真正去纪念他。

　　

　　现在，法鼓山上的环保生命园区才开放没多久，已经有几十位往生者植葬了，十年以后，可能会有数千人以上。如果有人来凭吊，那就数千人一起凭吊了。未来，我的骨灰也会植葬在这个公园中，这里就是我的归宿处，所以我死了以后，骨灰也可以做为肥料，因为公园四周种了绿竹，将来还可以生产绿竹笋，而骨灰也就变成肥料了。

　　

　　因此，我的想法跟枢机主教非常类似，希望我们的做法能形成一种风气，也希望日后能够有名人或高僧大德一起这么做，让我们的社会真正走向一个文明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