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情有义 -- 往事百语6　星云法师

排难解纷不是闲事

 

　　去年报载华视连续剧「包青天」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弟子们说：「师父就像是佛光山的包青天，常常及时伸出正义的援手，专门为大家排难解纷。」

　　

　　回忆自我懂事以来，就经常看到母亲为邻里亲友排难解纷，记得曾经有人向她说：「何必多管闲事呢？」母亲听了，正色答道：「排难解纷能促进别人的和谐美满，是正事，怎么能说是闲事呢？」这句话深深地烙印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在耳濡目染下，我也继承了母亲的性格，一直都很喜欢帮助别人化解纷争，而且并不一定是佛光山的徒众，我才特意关怀照顾。每次在事后，当我看到双方皆大欢喜的样子，总是想到母亲所说：「排难解纷不是闲事！」诚然是一句很有智慧的话。

　　

　　曾经有人见我将很难化解的恩怨予以妥贴摆平，问我秘诀何在？我想，这是因为我向来觉得「排难解纷非等闲之事」，所以总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甚至为了让双方都能得到公平合理的待遇，我不惜牺牲己利，以谋求大家的满意。

　　

　　记得一九六七年，余简玉婵女士竞选连任宜兰县议员，结果以四十二票之多，胜于张学亚先生，赢得连任。但当时国民党希望男士当选，所以在开票第二天发表张学亚先生当选，引起余简玉婵女士强烈不满，要一状告上法庭，不肯罢休。这时，因为余简女士是佛教徒，宜兰县党部找到我，希望我能想办法劝退，为了顾全大局，我答应尽力一试。当时，我刚好接管耶稣教的「兰阳救济院」(后称「宜兰仁爱之家」)，本来属意李决和居士担任院长，但因同意协调这件不平之事，我就将院长一职请李居士让给余简女士。张学亚、余简玉婵二人双方各得其所，一场战争才化为乌有。

　　

　　一九七一年初，高雄市长王玉云先生与省议员赵铌娃女士发生争执，彼此僵持不下，并且诉诸公堂，政府多方协调不成，情况越演越炽。我应高雄市党部许引经主委的请求，邀二人上佛光山恳谈，终于达成协议。最近，高雄吴敦义市长因为副市长问题，而与王玉云、王志雄父子之间产生芥蒂。今年元月，我在美国弘法时，承吴市长看重，曾亲自来电，请我居中调和。后来我尚未出力，却因为王玉云先生识得大体，顾全大局，志雄先生信佛参禅，这场纷争才烟消云散。

　　

　　去年(一九九四年)一年之中，为地方军民与政府排难解纷的事情也不少。例如：六月初，大树乡乡长黄登勇向海军第一军区要求每年付给一千万元「水权回馈费」，否则将于六月二十日封锁海军在乡内开凿的十口井，并实施断电断水措施。军区司令高法鹏少将来山向我说明详情，并请求帮忙。我见事关重大，遂去电前高雄县长余陈月瑛女士，邀请当事人一起来山研商，结果双方达成协议，黄乡长十分明理，答应延长期限，以便军方缓冲因应。

　　

　　与佛光山毗邻建厂的擎天神公司，以制造工矿炸药为主，六月二十四日发生气爆事件，波及附近农宅，大树乡乡民基于居住安全为由，群起围厂抗争。七月五日那天，代表厂方的郑健治经理及代表大树乡民的黄登勇乡长等人，在前余陈县长的出面邀请下，来山协议。黄乡长希望三年内能全部迁厂，但郑经理表示有困难，谈判因此陷于胶着状态。我知道以后，主动向黄乡长表示，迁厂从评估、买地、开发、规划到建厂，其中还要经过营建署、环保署等政府单位审核，三年期限的确太过仓促。然后，我又对郑经理说，允诺迁厂应该要有实际行动，否则别人无法相信厂方的诚意。最后，我提议双方以五年为期，并且可以附加但书：若五年未能如期迁厂，则每延后一年，由厂方提供一定金钱回馈乡民，如此逐年增加回馈金，直到迁厂为止。至于厂址的选择，有人主张「产业东移」，我以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然高雄县不要，其他县市也不会欢迎，凡事无法求得完美，只要对全民有利，将伤害减到最低程度，就是最好的方案。所以我向余陈女士建议，不如就在高雄县的甲仙、六龟、桃源等偏远山区另找地方建厂。承蒙大家不嫌我饶舌，一席话下来，三方面都欣然同意，欢喜而去。

　　

　　去年最热门的话题，不外是竞争激烈的台湾省省长选举，因为这是首次公开办理全民选举，尤其在竞选之初，当时任职内政部部长，而且人脉充足的吴伯雄先生自行参选，与当时任职省主席，由中央提名的宋楚瑜先生可说是旗鼓相当，反观在野党候选人陈定南先生也同样声势不弱，在在都引起各界的关切与瞩目。七月十二日，我应邀至国父纪念馆参加「反毒总动员大会师」的授旗仪式，巧遇吴伯雄部长，与他相偕返回佛光山台北道场叙谈三个小时之久。我劝他「退一步想，海阔天空」，不一定在框框里打转，否则两雄相争，对党国和个人而言，都将遭致难堪的结局。吴部长很有慧根，第二天就宣布退选，不但战胜了名利与欲望，更战胜了自己的心。而他的风度雅量赢得了大家的喝采，最重要的是，他结束了一场政治纷争，无形中惠及全民，可说是功德无量。所谓「退步原来是向前」，诚乃不虚之言。

　　

　　我之所以教别人忍耐退让，非仅拾人牙慧，口说空话，而是因为我自己也曾经有过许多委曲求全、相忍为教的体验，自觉这是消弭争端的良方之一。一九五六年，我在高雄创办佛教慈育幼稚园，只见董事们一个个都为私利打算，不想让别人带头领导，大家意见很多，却又不肯开诚布公，总之就是借故拖延决议。最后，我将月基法师请出来，担任董事长，大家才不再争执，幼稚园终于得以顺利开办。

　　

　　接着高雄佛教堂兴建时，将佛像高高地安在天花板下，座下盘踞着两只大型的石狮子，显得不伦不类，引起两派信徒纷争不已。我虽然为建寺工作花费了许多心血，然而为息事宁人，所以在完成建设后，即自行退出，觅地另建寿山寺，好让另一派信徒不致流失他处。

　　

　　虽说「为做事必须求全，要成功何妨忍耐」，然而佛教「忍」之一字，并非只是一味的退缩趋避，在应当向前的时候，我们也要放下一己之毁誉得失，忍受来自各方的困难压力，提起勇气，一争到底。

　　

　　一九九四年三月，台北的初春寒气未消，只见大安区七号公园的观音事件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护法行动，原因是市政府受到异教徒施压，对于这座观音圣像的去留问题出尔反尔。在元月十八日时，公园管理处行文给当地大雄精舍的国大代表明光法师，内文居然与市府前函相反，违背先前的承诺，下令强制在三月底前自行拆迁，因此激起佛教徒强烈不满，认为政府在决策上有欠公允。

　　

　　然而尽管当时信徒们群情愤慨，明光法师发起「观音不要走」运动，昭慧法师与林正杰立委在公园绝食静坐以示抗议，但是教界人士中，存观望态度者有之，一旁说风凉话者有之，无法荣辱与共，团结一致，当然力量也就削薄了。经过多方了解后，为了维护政府的公权力与佛教的权益，为了唤起社会各界的平等共处，我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心情，在忙碌的行程中抽出时间，四处奔走，拜访灵粮堂牧师，联络市议员，和市政府协调，和佛光会员座谈。后来佛光会决议将发动三百余辆游览车北上陈情，市长闻言大惊，邀请我次日晚上代表教界至其公馆会谈，与会者还有议长陈健治、市议员江硕平、秦惠珠、牧师周联华先生，深夜长谈，终于达成共识：观音可以留下来了！当我将协议书送至公园，交予昭慧法师等人签字确认后，已近清晨两点，在一旁守护观音的民众无不掌声雷动，欢喜踊跃，有许多人甚至感动落泪。走出公园，万籁俱寂，我仰望苍穹，默默祝祷社会安宁，全民和谐。

　　

　　谈起为教界排难解纷，其实已有一段很长的因缘。台湾光复后，本省许多佛教寺院多被驻军、军眷、机关等占满，台北善导寺大部分的房舍也被市政府兵役科占用办公。一九四七年，幸赖孙张清扬女士捐资一千万旧台币，李子宽居士捐资五百万旧台币，合力收回该寺，恢复道场弘法度众的功能。

　　

　　最初我刚来台湾时，风闻寺中之本省比丘尼与大醒法师之间有所争执，但因我初来乍到，不明内情，故未参与其中。李子宽接掌寺务后，属意由太虚大师的传人担任住持，因而又引发新旧二派长老纷争。由于我曾经受教于二位前辈，所以尽管心里很着急，却无能为力。

　　

　　后来默如、演培法师之间，演培与悟一法师、真华与成一法师之间，也相继有意见纷争之事传出。所谓「旁观者清」，据我了解，他们之间都无私人恩怨，只是因为理念不同而产生异议。在佛门里，自古以来，纵使证到阿罗汉果，我执已除，法执难化者常有所闻，因此，对于他们的争论，我并没有十分介意。直到悟一法师委屈难平，冲突日盛时，我因与悟一法师同在焦山、栖霞受业，故略尽棉薄之力，居间斡旋调解。

　　

　　早年张少齐居士所建的琉璃精舍，号称「地下丛林」，因为张居士素与佛教大德来往频繁，许多教界纷争都是在该处摊牌解决。我也经常身在其间，承孙张清扬女士与张少齐居士厚爱，待我为上宾，每次亲自为我张罗茶水，准备斋饭，对于佛门的一些争端，也常采纳我的意见。记忆中最深刻的是我曾建议张少齐居士让圣严法师接任中华佛教文化馆的董事长，当时看得出来他有些勉强，但或许是出于一份尊重，还是接受我的意见。如今目睹该馆能经营有序，我的心中稍有所安。

　　

　　我不但在事关大局时挺身而出，也替一般家庭排难解纷，像高雄澳洲行、孙张清扬等人的财产纠纷，以及一些信徒的婚姻危机，我都运用佛法，耐烦调解，故能化繁为简，迎刃而解。三十年前，台湾省林务局长沈家铭先生本来不是佛教徒，有感于我挽回他的家庭幸福，所以特来表示愿为佛教效力。后来，我受当时中国佛教会秘书长悟一法师之托，亲至林务局，请求让香港伦参法师担任阿里山慈云寺住持，在沈局长明智的决定下，应允成事。过去一段排难解纷的因缘，居然成就另一段助人的好事，我更确定了排难解纷的好处。

　　

　　一九九四年六月，演艺界知名人士夏玉顺、凌峰之间，因口角龃龉而演成肢体冲突，夏玉顺提出验伤单，向警方提出控诉。我得知后，先和他们互通电话，晓以佛法，然后约他们同来台北道场用餐，一番言谈后，凌峰当即表示道歉，随后彼此握手言和，连在场采访的记者都不禁欢呼鼓掌，一场闹剧终于以喜剧方式收场，但幕后我为他们付清了律师费，则无人得知。

　　

　　由于排难解纷，我也遭致各界不同的反应：体谅其中辛苦，赞美事情得以圆满处理者固然不少，但也有人持反对意见，说我爱管闲事，太过入世。其实二千五百年前，佛陀不也经常出入于王宫贵冑之中，来往于民宅贫窟之间，为人排难解纷吗？而观世音菩萨为了排难解纷，更是不惜倒驾慈航，以三十三应身化现世间。佛教悲智双运的精神，本来就在入世度众中表现无余，否则没有众生，何来佛道？为人排难解纷，正是自己的本分，怎可说是闲事呢？

　　

　　比起人类，动物有时反能显现明是非，识大体的一面。十余年前，佛光精舍的老人抱怨大慈育幼院的小狗「黑虎」乱吠，扰乱安宁，并放言将投书报纸，说我们虐待老人。所谓「善门难开，好事难做」，我们以善美之心从事慈善工作，却遭到这种后果，一些徒众为此迭有怨言，但我做事一向为所应为，不计荣辱得失，所以只有一面安慰徒众，一面想法子解决问题。后来几经努力，将「黑虎」送到美浓朝元寺央请慧定法师收养，并且另外找了一条温顺的狗儿，以免院童哭闹，才将此事圆满解决。八年后，我到朝元寺去，「黑虎」居然还认得我，不但没有丝毫怨尤之色，反而似乎很能体会我当初的苦衷，不断摇尾欢迎，而且跟前跟后，一副舐犊情深的样子。目睹此情此景，不禁鼻酸：我们将它送到百里以外，但它心中始终没有舍弃我们！

　　

　　排难解纷，能结好缘，能积善德；能化干戈为玉帛，能转暴戾为祥和；是推己及人，兼善天下；是福慧双修，自利利他。如果每个人都能将排难解纷视为自己的本分，则人类纷争当可减少，世界和平也是指日可待之事。所以，排难解纷是正正当当的好事，不是闲事。

　　

　　(佛光卅年－一九九六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