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退票 -- 往事百语5　星云法师

永不退票

 

　　一九九五年，天下文化出版公司主办「百万传灯征文比赛」，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江阅忠先生以一篇「人生永不退票」获得社会组首奖，文中叙述他阅读《传灯》后，对于我一生忠于承诺，永不退票的性格有着深切的感想。当天下杂志发行人王力行小姐在颁奖典礼中宣布此事时，昔日点滴一幕幕袭上心头。的确，我这一生为了实践承诺，很少有退票的记录。

　　

　　一九三八年，年仅十二岁的我陪着母亲沿着江浙一带，寻找在战火中失去连络的父亲。经过栖霞山时，一位知客师问我是否想出家，我随便答了一句：「好啊！」志开上人那时担任栖霞山寺监院，听闻此事，便立刻嘱人找我前去，说道：「小朋友，听说你想出家，就拜我作师父吧！」母亲起初不肯，但是为了信守承诺，「不可退票」，我告诉母亲：「我已经答应他们了。」经不起我再三的请求，母亲只好噙泪默许，独自离去。从此出家近六十年来，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忠于自己的诺言，做好和尚的本分。

　　

　　一九四九年，中共渡江南下，南京、上海岌岌可危，尤其撤退的伤兵充斥京沪一带，铁路两旁尸骸遍野，当时聚集在南京华藏寺的同学们倡导组织「僧侣救护队」，计划跟随国民政府前来台湾，其他地方的僧青年也纷纷响应。一时之间，风起云涌，起初我只是静观乐成，尚未十分积极投入，但是后来当大家都打算退出时，我挺身发言：「我们绝不可以中途毁信于参与的青年朋友……。」遂自告奋勇担任领队。本来浩浩荡荡一行人达百人以上，路经上海时，退心离队者四十多人，船到基隆时，又走失三十余人，最后只剩下四十人左右，已无法成队，大家商量之后，决定各奔西东。如今想来，若非当时秉持「不可退票」这一念领队来台，怎么会发展出以后的一片天地呢？

　　

　　来到台湾以后，我曾经挂单中坜、新竹、台北等地寺院，因事务不定，所以无法久留安身。一九五二年夏间，李决和、林松年、马腾等宜兰人氏邀请我至宜兰雷音寺驻锡弘法，我欣然允诺。记得那时寺里住了三家军眷，丹墀上挂满了晾晒的衣物，儿童们穿梭其中嬉戏游玩，院落里也堆满了杂物，每次上厕所时，还得移开门口的煤球炉才能进去。总之，周遭的环境根本就不像个道场，但自忖：既已承诺别人，就「不能退票」，所以便安住下来。四十余年来，雷音寺已经三次翻修，不复当年窘态，而我的户口还长留在宜兰，虽然云游行脚，走遍世界，但我对宜兰的一句承诺，至今尚未退票。

　　

　　宜兰地处一隅，民风保守，初来此地弘法，难免遭遇一些阻难，但我从不灰心，相继成立国文补习班、青年会、学生会、歌咏队，将学佛风气带动起来，所幸大部份乡民都十分纯朴可度，当地青年的热情诚恳，尤其让人感动，我更加觉得自己当初信守承诺，「永不退票」是正确的抉择。所以，虽然那时嘉义天龙寺、高雄佛教堂、云林虎尾寺、苗栗法云寺、三重一善堂等地纷纷邀我前往住持弘法，但基于对宜兰乡亲「不能轻易退票」的原则，我都一一予以婉拒。

　　

　　经云：「弘法是家务，利生是事业。」弘法利生固然是每位佛子无可旁贷的责任，但如果本身不具条件，则效果必定不彰。有识于此，青少年时期我就立志将来要兴办教育，造就人才。

　　

　　直至一九六五年，我自北部南下协助高雄信徒完成寿山寺的建设之后，发现此处虽地方不大，但因为是高楼建筑，可用空间甚多，乃决定开办一所小型的佛学院。当我正兴致勃勃地拟定招生计划时，一位重要的信徒前来阻止，他告诉我：「办佛学院将来会没有饭吃。我坦白告诉你，如果你办佛学院，我们是不会支持你的。」

　　

　　办佛学院诚然所费不赀，又无立竿见影之效，很难获得大众的支持，但既然有机会能实现当初的心愿，岂能半途对自己的承诺「退票」？所以我毅然答道：「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您可以不护持这件事，但是不能阻碍这项功德。」一转眼，佛学院至今已历时三十余载，不但未曾中途「退票」，而且以历史最为悠久、毕业学生最为众多，著称于台湾佛教界。

　　

　　一九五七年，张少齐、张若虚父子创办《觉世旬刊》，邀请我担任总编辑，那时我经常在宜兰、高雄两地奔走弘法，想到如果每周再专程到台北从事编辑工作，一来日后车资路费不胜负荷，二来时间不敷使用，恐怕事情做得不够周到，所以答应他们先为代理，期限一到，请其另找高人，并言明万一找不到适任人选时，再来为其效命。

　　

　　一九六二年，就为了兑现这一句承诺，我再度受其请托，接办《觉世》，至今发行二千多期，每期发行量逾四十万份，在台湾佛教界亦属首创。虽然常常为了「不愿退票」，我不知历经多少艰辛困苦，但也从办事当中增长了许多智慧，未尝不是人生一得。

　　

　　一九六七年，我将位在三重的「佛教文化服务处」让售，以所得款项买下麻竹园佛光山的建地，这时台北的同道们取笑我说：「你终于无法在台北发展，只有往南部发挥了。」我回答他们：「我还会再回来的。」三年后，我见佛光山已初具规模，为表示对当初的承诺「不退票」，就在台北罗斯福路成立「普门精舍」，聚众熏修；后来迁至松江路，易名为「台北别院」；一九七八年，又搬到民权东路，正式定名为「普门寺」；一九九四年，应信众要求，更在松山火车站旁增辟「台北道场」，在内设立佛光会、社教馆、美术馆，将佛教与艺文结合起来，在热闹都会中广植净莲。

　　

　　一九六三年，我曾随「中华民国佛教访问团」赴马来西亚弘法，数年后，我开建佛光山，这时新加坡福海禅苑住持宏宗法师回台湾湖口探亲，在与我见面闲聊时提及：当时台湾有很多寺院都向星马一带化缘，而他自己就已经收到了三十多本的缘簿。我听了以后，当下告诉自己：我开建佛光山不但不向星、马一带的信徒化缘，而且将来如果自己没有力量布施，绝对不踏上星、马土地一步。

　　

　　一九八三年时，佛光山首次组织弘法团至马来西亚时，槟城信众分四路排班列队，跪拜供养，历经数小时，计收到十七万马币，我立刻捐给马来西亚佛教学院，以示兑现心中诺言，「不为自己退票」。十余年来，我在星马弘法所得一切红包嚫钱，也都悉数资助当地寺院。直至今日，除黎姑因为与佛光山有特别的因缘之外，开山三十年来，我未曾向星、马人士募款。

　　

　　一九九○年，巴黎明礼法师邀我前往法国弘法，当时一位黄老太太皈依之后，要求我到巴黎建寺，当时我随口说：「好。」回到台湾后，黄老太太与其女婿钟胜利前来再度恳请。为了对承诺「不退票」，佛光山在经济万分拮据之际，由其介绍，在巴黎买下一座古堡，成为佛光山在欧洲的第一座道场。一九九六年十月，国际佛光会在巴黎召开第五届会员大会，古堡道场成为大家流连忘返的据点。看到会员代表欣喜的表情，不禁忆起首度前往探勘时，气温仅有零下两度，我们师徒数人在雪花飘飘中，巡视四周田园风光，随即促膝于古堡一角的火炉旁，畅谈未来，直到天明。至今想来，仍然感到温馨无比，意犹未尽。

　　

　　自建道场，固然需费甚钜，接管他人的寺院更是耗时费力，困难重重，我向来不喜与人纷争，所以不愿接办他寺，但往往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对别人的承诺「不退票」，而与一些寺院结下不解之缘，例如：嘉义圆福寺原本是一座被人查封拍卖的寺院，为不忍佛门圣地就此雕零，在林慈超居士介绍之下，于即将拍卖的前一天，我和慈惠同往嘉义税捐处情商拍卖延期。幸好当时税捐处处长魏建言先生是慈惠过去未出家前在宜兰的同事，因此愿意宽限半个月，让我们得以筹得四百万元赎回庙产。但是接手之后，才发现寺内还有住家、工厂，为了对林居士的好意实践「不退票」的承诺，我又忍痛再花上近千万元搬迁费，才保住这个百年古寺。

　　

　　三十年前，方进步先生一再表示要将台南福国寺献给佛光山管理。本来我未曾动心，但五、六年来见其诚意殷殷，便允诺接纳，并请心定前往接洽，才发现寺方负债数百万元。我听到心定的报告，真是左右为难，因为在经济上，佛光山那里有这些能力，但是因为自己已经在不知情的状况下答应接受，为维持「不退票」的形象，只有万分无奈地张罗还债事宜。

　　

　　类似这种情况不胜枚举，但是我都咬紧牙关，一一承担下来。坚持「永不退票」的理念免不了吃一点亏，但在无形中也长养了自己的精神毅力，赢得了别人的尊重爱戴，所以其他有形有相上的损失就不足为道了。

　　

　　十余年前，「台南加工出口区」请我作一场讲演，我最初回答：「太忙了，无法排出行程。」对方表示讲座可排在次年，我一来感其诚恳，二来觉得日期还早，便随口承诺。时间如白驹过夕，一年一眨眼就过去了，约期迫在眉睫，而当时我在洛杉矶举行西来寺筹建会议，正讨论到紧要的地方，尽管许多徒众劝我打电话请主办单位将演讲改期或推辞，但我力排众议，坚决「不可退票」。因此为了这一场两个小时的讲演，我从洛杉矶飞往台湾讲演后，第二天即刻赶回美国，连同候机、逗留、坐车，为了两小时的演讲，总计我花了六十小时。虽然如此，至今仍为自己在万难之中，保持「永不退票」的纪录，未曾耽己误人，而感到自得。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我在浴室跌断腿骨，于荣民总医院开刀出院后的第三天，因为想起两个月前曾答应彰化西方佛光分会的邀请，已排定是日晚上主持佛学讲座暨皈依典礼，遂穿戴整齐，嘱人准备车子。虽然主办单位表示可以延期，劝我休养，一旁照料的弟子们也争着代我前去。但一生「永不退票」的性格使然，我终于说服大家。犹记得当时台湾各种公共场所缺乏无障碍设施，我坐着轮椅，沿着漆黑颠簸的小径，前往文开国小活动中心的讲台。当看到千名信众已井然就座，那种渴求佛法的神情，不禁自忖：还好亲自来此，虽然诸多不便，但总算没有辜负信众的期望。

　　

　　九月七日，我又依约赶到台北中央图书馆国际会议厅，为「中国文艺协会」主持讲座，与会者见我到来，莫不动容流泪，整个会场笼罩在一片感人的气氛中，更鼓舞了我的信心勇气。

　　

　　由于这两次讲演我都经历轮椅上下讲台的困难，唯恐十月份在东京的讲座太麻烦别人，因此去电东瀛，没想到日本「朝日新闻」的名记者吉田实先生及国会议员一再诚恳地表示愿意作各种服务，所以我只有腼然赴会。十月二十八日，抵达日本国会大厦时，承蒙议员先生们不嫌弃我的不便，同心协力将我抬上讲台，使这次讲座得以圆满完成。

　　

　　十一月十九日，为了红磡体育馆三天的佛学讲座，我又飞往香港，其间又蒙中华航空公司美意，以特别的升降机将我送上飞机。对于他们助成我「不退票」的心愿，至今仍铭感五内。

　　

　　一九九四年初，我对外宣布佛光大学将于一九九六年开学，但没想到山坡地的开发困难无比，光是中兴工程公司为此所订的纸上计划就有数公尺之高。后经内政部环保署、营建署及学者、专家等的评估，两年之后，才核发杂项执照，准予开始挖地。眼看不能如期开学，正是心急如焚的时候，获悉嘉义某管理学院虽有建筑执照及设校执照，但因内部问题丛生，无法进行下去，尽管必须拨款数亿元才能成事，但为了履行开学的承诺，作一个「不退票」的人，我还是不顾一切困难，勇往以赴。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总算在千万人的期盼下，南华管理学院如期开学，承蒙副总统夫人连方瑀女士光临致辞时，向大家说：这是中华民国有史以来第一所不收学杂费的大学。而教育部的官员更是以惊讶的口吻告诉我：这种办学的速度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记得慈惠到教育部索取大学申请表格时，柜台的办事人员还曾经好心地告诉他：「办大学是一件相当辛苦，而且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星云大师做事向来『不退票』，万一弄不好，将因此而破例，最好先仔细考虑清楚啊！」回首两年来的辛劳，实非以笔墨能够形容，不禁为自己信守承诺，「永不退票」的形象感到欣慰。

　　

　　我这一生中为了「不退票」，不但总是在万分惊险中度过分分秒秒，而且经常在时空轨道上疾奔，在身体劳累中硬挺。有一回，由于安排行程上的疏失，使我必须在同一天中午，主持台北道场的演艺人员的素斋谈禅及台中东海道场的佛光缘书画义卖记者会。两地相隔两百公里，在别人看来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双方主办者都不肯让步。为了免除争执，我只得和他们约定，上午十点半到台中，中午一点半到台北，撇开讲话的时间不谈，即以当时周日的路况而言，也是万分困难的事，但我依然勉力而行，结果如时到达，让大家皆大欢喜。

　　

　　类似这样的情况虽已历经多次，但因为我向来秉持「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的原则待人处事，所以不但乐于做种种努力挽回局面，还要反过来安慰替我排行程的徒众：「没有关系，既然订了，就不要改了。」没想到他们因而经常如法泡制，而我为了让他们也能做到「不退票」的美德，所以一直忍耐配合，过了半生。尽管如此，珍惜信用不但为自己增添资本，也是在成就别人的好事，所以我还是无怨无悔的付出一切。

　　

　　记忆中，不但已经订好的行程，我未曾改期，已经买好的公车票、火车票、飞机票、船票，我也从来「不肯退票」，虽说经常为此面对许多困境，但我总觉得自己不能因片面的理由而失信于人。古德说：「人言为信。」人言到了不可信，岂不成了非人吗？西哲曾说：「懊悔的果实最难吃。」的确，许多人做事经常懊悔，经常退票，结果一生都在遗憾中度过，其实懊悔无益，退票失信，唯有振作精神，实践诺言，「永不退票」，负责到底，才能拥有一个圆满的人生。

　　

　　(佛光卅一年－一九九七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