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上海与我

　　

　　上海外滩

　　

　　我第一次到上海，是在民国三十三年(西元一九四四年)的十月间，那尚是汪精卫伪政府统治的时期。第二年夏天，我又回了狼山。

　　

　　上海这个地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千二百多年以前的战国时代，那时是楚国春申君黄歇的封邑，所以又称为申江，本来只是一个县名，又因县北有一条河流叫作沪渎，所以也可简称为沪。到了清朝宣宗道光二十二年(西元一八四二年)，因为林则徐烧掉了英国人从印度运至广州，用来换取中国银子并毒害中国人民的大批鸦片，引起了鸦片战争，打败了中国，订了中英江宁条约，中国从此奉送了香港，也开放了五大海港，称为五口通商──广州、厦门、福建、宁波、上海，从此，上海便成了外国人吸吮中国血的一个下口处和一根输血管，洋货内销，金银外流。到了道光二十五年，英、美、法的「租界」，也在上海次第成立；那是中国领土内的外国世界，在中国地界犯了法，乃至奸淫杀戮了中国人，进入租界，便有「治外法权」的庇护，中国人对他们就莫可奈何！因此，外国人在上海的横行霸道，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才算解了冻，放了手。但是，上海这个地方，似乎也就因祸得福，现代化的建筑，机械化的工业，电器化的生活，当初是为了外国人自己的利益，最后却成了中国人意外的收获。

　　

　　说到中英条约，也能使我们想起，在那次的国耻之中，基督教的传教士，得到了条约的保护，大批地涌到了中国各地，在他们「破除迷信」「打倒偶像」的「传教」声中，中国原有的习俗与宗教，特别是佛教，到处受到了破坏，致使引起中国人民普遍的不满，教士受到中国人民的「惩罚」，教案也就频频发生，每次教案之后，总还是中国倒楣，一次又一次的条约签订，一次又一次的巨款赔偿，在传教士与列强帝国主义的配合侵凌之下，中国那得不穷？现在的许多中国人，却把基督教当作大恩人来逢迎了，想来真是一大讽刺。

　　

　　当然，基督教是宣传博爱的，是主张「爱敌人」的，在今日的美国，基督教在「灵的多元主义」的信仰下，也都能够互相容忍，表面上也都能够相互尊重不同信仰的人。但在一百数十年以前，耶稣先生骑在炮弹头上飞到中国来的时候，那副面目，该是多么的丑恶！

　　

　　基督教是不主张杀人的，但在明末清初的时代，外国的传教士们，为了达到在中国传教的目的，不惜为朝廷制造火炮，取宠皇帝，而轰杀朝廷的敌人──中国的人民，比如罗如望及阳玛诺为明熹宗制炮；汤若望及罗雅谷为明毅宗制炮；南怀仁为清圣祖铸造铁炮等等。我真弄不懂，难道说，这些就是基督教所谓「博爱」精神的表现吗？民国以后，由于倒戈将军冯玉祥信仰基督教，竟然没收了河南大半的佛教寺产。也许，这就是基督教的本质──富于排他性、独断性、暴力性，为达目的而可不择手段的本质罢！正如近代英国大哲学家罗素，对于基督教的批评所说：「就基督教逐渐减少迫害的限度而论，这是多亏了一些自由思想家的劳绩，他们曾经使那些独断主义者减少独断。倘若他们今日还是像昔日一样的独断，他们会仍然觉得有理由去把异教徒烧死在柴堆上。」(见世界书局《美国的宗教》一八八页)

　　

　　在俄国大文学家托尔斯泰的自传里，对基督教的信仰，也有这样的批评：「那些当众承认信仰正教的人，大概都是那些愚钝、残忍和自视甚高的人。能干、诚实、可靠、良好性情道德行为等，反较常见于不信仰的人们之中。」

　　

　　我无意反对基督教，只是从中国近代史的问题上，顺便谈谈而已。现在，让我们把注意点，拉回到我的本题。

　　

　　上海，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神奇而感到惊异的，我在黄浦江里的船上，就已见到了一排排高大的洋房，那样高高低低，好象是层峦起伏的山岭，我真怀疑那些洋房是怎么起法的？沿着外滩的码头，一列一列的电车，像是活动的房屋，在铁轨上发出「吃剎吃剎」的怪声，车顶上的电杆，像是乡下姑娘的长辫子，偶然从电杆与电线的接触处，冒出一片刺眼的火花。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汽车，一长阵一长阵地奔来驰去。黄包车，在码头旁边挤得满满的，那些光脚赤膊的车夫，见我们的轮船靠上码头时，都已离开了他们的车子，涌到了检查站的闸门口。迎接旅客的人，除了车夫，还有许多旅馆和客栈的茶房，只要一出检查口，就有许多人蜂拥而上，抢着替你提箱笼夯行李，嘴上虽然说的很客气，行动却是极粗鲁。为了争一个旅客，他们之间也可能打上一架。如果是一个第一次到上海的乡巴佬，简直会被他们的举措吓呆，他们不是拉生意，而是名副其实的抢交易，要是耳目略微迟钝，一转眼，你的行李会被他们抢得不知去向了。

　　

　　那次，我跟着朗慧师公初到上海，虽然都是道地的乡下人，好在有一位狼山的信徒，乃是「的的刮刮」的上海人，由于他的陪伴同行，我们是「笃定泰山」了，非常顺利地喊了两部黄包车，一直拉到了沪西忆定盘路的大圣寺。

　　

　　坐在黄包车上，使我尽情地做了一次对于上海市的游览观光。上海市的范围，的确大得惊人，从外滩到沪西，黄包车走了个把小时，若从沪西一直走到徐家汇土山湾一带，只怕还得加上一倍以上的时间。看看黄包车夫，臭汗淋漓，气喘如牛，可见这一碗饭是多么难吃，坐在上面，真觉得于心不忍。

　　

　　我们有一座下院在上海，它没有恒产，仅靠做经忏维持门庭。由于南通的狼山缺人照顾，故在半年之后，便把我送了回去。可是民国三十四年(西元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又有战争在江北展开，山上无法安身，所以到民国三十五年(西元一九四六年)春天，我又第二次到了上海，从此以后，就没有再回过南通了。

　　

　　不久，狼山各房的人，大部分都到了上海，上海的两座大圣寺，就做了狼山子孙的避难所。

　　

　　两座大圣寺的历史都不久，沪西的一座，到抗战期间才由一班在上海经商的南通人，发起筹建，聘请我的曾师祖贯通老人担任住持。

　　

　　沪西大圣寺，在范围及气派上，都比虹口的大，重叠着起的一座大殿及一座天王殿，尤其是天王殿，既高又大，普通的三层楼，没有它的高，它有三大间，中间供弥勒与韦陀，两边两间，可以同时容纳二、三十桌的筵席。正殿两侧有两排厢房，可以容纳几十个人的住宿。大圣寺的大门对着原来是法租界的海格路，进出道路却开在右侧的忆定盘路，门牌也属于忆定盘路，因为抗战胜利之后，失去了有力的护法，没有钱，买不起地，筑不起路，朝向海格路的出路，都被人家兴建起了十多层高的大洋房，所以，此路不通了。即使寺内的装饰和油漆等的工程，也都停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