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上海与我 - 忏仪的渊源

 

  　忏仪的渊源

　　

　　我在上海的几年之中，可以说都是过的经忏生活，在大圣寺做小和尚，固然不用说了，后来到了静安寺，做了学僧，还是没有离开经忏。

　　

　　经忏，似乎是危害了数百年来的中国佛教。尤其是在清代的干嘉以后，中国的佛教，只剩下徒有其表的空架子，佛教没有人才，也没有作为，大丛林，已跟社会脱了节，民间所知的佛教，就只有经忏荐亡的形态，维持着佛教的慧命！

　　

　　我并不是咒诅经忏的人，经是佛陀宣说的，忏是历代高僧编集的，咒诅经忏，就等于毁谤佛法，我是怎么也不敢的。

　　

　　这像是水能覆舟，水也能载舟，尽管由于水的缘故，毁灭过许多的生命，水的本身是没有罪的。

　　

　　所以，我在民国四十九年(西元一九六○年)的九月一日，给《今日佛教月刊》，写过长达一万余言的一篇文章，题目叫作〈论经忏佛事及其利弊得失〉，考察了经忏的历史背景，也提出了我对经忏佛事的展望和看法，现在已被收于《律制生活》一书之中。因此，有关这个问题，我不想在此重加论列。

　　

　　不过，我想补充一点，我在那篇文章的第三节中，曾经假设地说了这样的几句话：「佛教这种『消灾』与『荐亡』的佛事，非常可能是受了道教所谓『作法』的刺激，所以应运而生，以资抗衡道教，免得道教在这方面优势独占。」这几年来，从好些资料的搜集中，证明我的假设，大致是正确的。我们知道，中国佛教的忏法仪轨，有史可考的是出于梁武帝的时代，那是一个道教盛行的时代，梁武帝本人，就是从道教进入佛教的，梁武帝对于道教的华阳真人陶弘景，有着相当的敬意。我们又知道，道教主要分为两派：一是丹鼎，一是符箓，陶弘景就是属于符箓派的两大功臣之一，另外一个是寇谦之。凡是熟悉中国佛教史的人，都会知道三武灭佛的故事，其中北魏太武帝的灭佛运动，道士寇谦之，便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在寇谦之的重要发明中，有一部诡称是受赐于太上老君的道书，叫作《云中首诵新科诫》，一共二十卷。这一部书，对于符箓派的道教，非常有用，道教的斋醮等作法的科仪，就是根据这部道书来的。我们又知道，北魏太武帝的太平真君元年是西元四四○年，梁武帝萧衍的天监元年是西元五○二年，梁武帝的时代，比寇谦之当令的时代晚了半个世纪出头，梁武帝接受符箓派的影响而授命于当时的高僧，从事于忏仪的编集，自是非常可能的。最有名的也是佛教史上部帙最大的一部忏法《梁皇忏》，就是那个时候的产物。《梁皇忏》的内容都是出于佛经及佛号的摘录编集，《梁皇忏》的科仪形式，无疑是受了道教的影响，到了后来的水陆科仪之中，简直就已掺入了若干道教的思想。这使得佛教流俗化而又产生了流弊。

　　

　　由于现状的需要，事实上，当时的佛道两教是彼此模仿的，可是，佛教吃了暗亏，正如朱熹所说：「理致之见于经典者，释氏为优，道家强欲效之，则祇见其肤浅无味。祈祷之具于科教者，道家为优，释氏强欲效之，则祇见其荒诞不切矣。」(《文献通考‧经籍考》二十五)

　　

　　说也难怪，佛教的修持仪轨，在佛教来说，也不是没有本身的历史根据，追溯起来，也与天神的崇拜有多少关系，那就是密教的开出。我们知道，佛教的密宗，从印度佛教的发展史上说，是属于第三期佛教，那是受了婆罗门教梵天崇拜的影响而来。密宗特别重视曼陀罗的建立，若不建立曼陀罗，密法就修不成功。所谓曼陀罗，就是坛场的建立，仪式的规定以及法物的使用；那是借着境界的统一和清净，来影响并引导修持者内心的统一和清净，以期达到修持者的身口意三业相应；再以修持者的三业，相应所奉本尊的三业，那就成了自他与生佛交融，使得修持者由于所奉本尊佛的无漏功德相应，而现起修持者的无漏功用。

　　

　　这一套理论是可以成立的，而且也是相当有用的，但我们必须明白，这不是根本佛教的原始面貌。虽然律中的羯磨，就是曼陀罗之一，但对法物的使用，绝没有密宗那样的神秘，密宗在印度，正像中国的禅宗，同样是属于适应时代环境而发展出来的佛教。

　　

　　中国佛教的经忏佛事，就是出于道教及密宗的两大主流，各种忏仪是脱胎于道教，也有来自密教，焰口肇始于密法的修持，水陆则为忏仪及焰口的综合与扩大，各种法器如铛铪铃鼓等的使用，也是渊源于密教。

　　

　　这些本来都是作为自修或集体修持之用，而且均有其使用的道理，例如法器的使用，现在的经忏门中，不过当作伴奏唱赞的乐器，实则，直到现代的西藏密教，仍把法器当作帮助修持的东西，现在我将一位欧洲旅行家对此事的记述，转摘于下：

　　

　　门关上之后，鼓笛铙钹喇叭齐奏，这很不调和的乐声，有着一种神奇的力量紧扣着我的心灵。

　　

　　我悄悄地请教那位老喇嘛。

　　

　　他微笑着点点头。出乎我的意料，原来这乐声的配合，是经过上千年的研究而形成的，其目的在使参加大祭的人们，贯注全神集中敬意。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影响？因为这些乐器的响声，跟人体上发出来的自然响声是相应的──人身体内的响声，用手指紧塞两耳不传外音时，就可听出来。(Amauryde Riencourt着的《西藏见闻录》第十三节)

　　

　　中国的佛事运用这些法器的时代也不太早，大概是从元朝喇嘛教流入内地之后，始逐渐地普遍采用。因在元人天台学者志盘所着《佛祖统纪》之中，仅谓「真言宗徒，流于歌呗」，可知当时仅为真言宗的人歌呗吹拍。后来，禅、教、律、净的界限渐失，密宗的成分也进入了显乘各宗，我们查阅近代各家的课诵本，乃至律门的毗尼日用，无不持咒歌呗，可惜的是，末流的佛教，已不知其运用的道理，竟至于成为经忏门庭的工具，僧人堕落的渊薮，腐化佛教的象征，迷信色彩的总和，我们身为如来的弟子，对此流弊之形成，必须要找出它的源头，然后予以纠正和改良。

　　

　　所以，我不反对经忏佛事，但却不得不要求改良。

　　

　　因为，经忏佛事可以作为联络信徒的桥梁，祝生、度亡、消灾、祈福，乃是宗教必具的条件；斋僧、布施、诵经、礼拜，也确是佛陀鼓励我们来做的遗教。然而，佛教的僧尼仅以经忏作为谋生的工具，佛教的寺院仅以经忏作为牟利的行业，那就太不合「法」了，也太罪过了。

　　

　　所以，商业化的佛事，无异是我们自招侮辱，我们现的沙门之相，是为厌离生死，是为自求解脱而兼度众生，岂能为了蝇头小利而自贬身分？

　　

　　我从经忏门中出来，知道经忏的功用，也知道经忏僧的罪恶与痛苦。下面是我经忏生活的自白，也可说是我对经忏生活的哭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