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述一

　　

　　一任清风送白云——圣严老人自述

　　

　　成立财团法人

　　

　　民国六十六年(西元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东初老人无疾坐化之后，我在美国纽约接获了越洋电话，旋即于隔日夜里飞抵台北，接着，并在十七日召开第一次圆寂会议，商讨如何处理东老人的身后事宜。

　　

　　当时与会人士包括乐观、悟明、灵根、妙然、成一、云霞、莲航、圣开、鉴心等法师，张少齐、陈志臬、张国英、王士祥、方宁书等居士，近二十位，皆是老人生前的僧俗道友及学生弟子。

　　

　　东老人留下的遗嘱共有三份，分别写于：1.民国六十四年(西元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日，2.民国六十六年(西元一九七七年)二月二日，及3.民国六十六年(西元一九七七年)十月二日，其中第一份与第三份时间相距了有两年之久。在第三份遗嘱的尾款中载明：「在此以前，本人所遗嘱文献，应以此为准则，其余留作参考之用。」意思是唯有第三份遗嘱的内容方可作为决定性的依据，其余的仅供参考。

 

　　

 

　　▲民国六十六年(西元一九七七年)东初老人圆寂，作者由美国赶回台湾办理后事。

　　

　　由于这三封遗嘱中所提及的人选稍有出入，使得我在筹组文化馆财团法人的董事会时，很费一番周折。

　　

　　于法的立场，我忠于东老人最后的指示，是做对了，于情的观点，因这些人都是东老人生前护持有功，为其所信赖的人选，若能全部聘为董事，当可为我分忧分劳；结果我毕竟是遵照了第三份遗嘱的指示办理，因此，使得我留下不够圆满的遗憾。

　　

　　好的是，这几年来，在全体董事的支持下，使我为了维持、发展文化馆所付出的努力，并未叫人失望，那些关系人，见到我所作所为均很放心，在此我也感谢他们对我的体谅。

　　

　　民国六十七年(西元一九七八年)三月份，在准备妥了法人登记的各项手续之后，召开了第一次中华佛教文化馆董事会成立会，会中，我被选为财团法人董事长兼任馆长。至四月二十九日再度赴美之时为止，已完成的下列几桩事：1.文化馆财团法人已经组成，并经法院公告完成了法定程序。2.鉴心、锭心两位尼师是东老人一再交待要照顾的文化馆原有住众，均被请为监院，3.东老人的子孙都列入财团法人的成员。4.与美国佛教会合办译经院于文化馆下院农禅寺，由文化馆补助生活费及提供场地，薪水和办公费用则由美国佛教会支出。5.筹备印行《东初老和尚永怀集》。为文化馆成立了两个护法团体，一是徐范五妹居士领导的慈善放生会，一是郭正顺老居士领导的观音消灾会。这些工作均是在东老人圆寂以后，短短的一百多天之内陆续完成的。

　　

　　继承遗志

　　

　　有关东老人留下的产业状况，曾受到许多人的瞩目。虽然他自称已够我作为发展佛教事业的酵头。事实上，在董事会的处理过程中，却发现并不那么单纯。东老人的确是交代下了一些产业，但不动产在成立财团法人之后，就不能动用了。现金部分，他在遗嘱中也自称有限，除去了圆寂时间的费用外，又因缴纳以下多笔款而告用罄：1.老人在生之日，未能办好法人登记，以其个人遗产捐助变更为财团法人名下时，必须照章课征遗赠税。2.东老人生前以分期付款方式买下的文化馆地基，继续以一年多的时间付清尾款。3.东老人已申请要买文化馆另两笔地基，有一百多坪，在不久之后，我们也替他买了。4.东老人在生时，代替信徒及原住众经手的有几笔款子，不论有无单据，一律代为偿付。

　　

　　这绝非东老人始料所及的，也无形中变成了我的负荷。所以当我承担起继任人之后，即在东老人的遗像前禀告：1.尽力维护原有住众生活，2.竭智实践东老人遗志，3.绝不动用东老人的遗产。东老人的遗志可在其遗嘱中一再见到，乃是「兴办佛教教育文化事业及社会慈善事业」。

　　

　　自回国后，我仍有一半时间在美国，行政事务便倚重方宁书董事，财务则交由鉴心当家师代劳。记得我在国内的第一次过年，当家师向我诉穷，我便把皈依弟子们供养的拜年红包，悉数转交给常住，嗣后数年都是如此。东老人过去的经营方式我不会，事实上，我也不清楚他老人家的经营之道。加上我业重障深，福薄慧浅，从未有过经营道场及调教住众的经验。对于人事的处理，常现捉襟见肘的窘态。因此，有位住在文化馆的老菩萨看见我的情形后，很同情地说我是从东老人处接受了一顶愁帽子。这顶帽子使我在一百天左右，突然白了一半的头发！

　　

　　文化播种

　　

　　根据东老人遗嘱所列财团法人的目的事业，已经做和正在做的有如下各项：

　　

　　(一)文化事业有四项：

　　

　　东老人生前便勤于写作，并从事影印《大藏经》等出版事业，民国六十九年(西元一九八○年)我们正式成立了「东初出版社」(法鼓文化前身)，除了出版文化馆原有的书籍外，主要是我的著作，至今已出版了四十多种，并继续出版新书中。

　　

　　《人生》杂志：在停刊了二十一年后，于民国七十一年(西元一九八二年)八月以小型报纸形式复刊。最初是季刊，第二期改为双月刊，十三期以后至今已是三十四期，一直维持月刊的形式。发行量从最初的几千份，增加至目前的一万多份，订户约占其中一千多户。因此，经费来源主要是靠主动捐募及读者发心捐赠、助印。

　　

　　《人生》纯粹是服务性质，为的是宣传正信佛教，内容以我的开示为主，其他各篇文章也都很有可读性，新闻稿倒在其次。先后已经过果梵等多位弟子的编辑，大家均很努力；自第八期开始，增加了不定期的访问稿，许多读者表示喜欢，我们计画着，若因缘许可，将在五十期以后，恢复它「杂志型」的面貌。

　　

　　印经书赠送工作：我们曾印了《课诵本》、《地藏经》、《金刚经》的合订本，林文忠公手书行舆日课。最近也印了「佛学小丛刊」五十开及三十二开的精美小册子赠送，包括《怎样做一个居士》、《怎样修持解脱道》、《原始佛教》、《为什么要做佛事》及为方便老年人阅读而特别设计的《念佛与助念》。这些文字上的宣传，希望能使得佛法普及。

　　

　　《东初老人全集》：将东老人的遗作整理精校，集为精装本二十五开的一大册，现已出至六册。

　　

　　百年树人

　　

　　(二)教育事业有四项：

　　

　　接办佛学研究所：民国六十七年(西元一九七八年)十月，中国文化大学的创办人张其昀先生请我和成一法师两人接办中华学术院佛学研究所。最初是研究机构，聘请了正在国内外各大学或佛学院教书及学有专长的僧俗佛教学者，作为我们的研究员，每年出版一期《华冈佛学学报》，受到海内外学术界非常高的评价。民国六十九年(西元一九八○年)起发展为教育机构，每年招收五至十名已经大学毕业的僧俗研究生，给予硕士课程的训练，三年为期，以研读中国佛学为主，印度佛学为副。同时，特别注重梵文、藏文、巴利文、日文、英文等语文教育。

　　

　　佛研所在招收了三届学生之后，始终无法向教育部请准立案，因此停招了一年。民国七十四年(西元一九八五年)我们另外成立中华佛学研究所，继续招生，其课程、师资、学生、素质，都较以往更充实了阵容和内容。目前，已有两届学生修完学分，第三班也即将于今夏毕业。他们之中，已有人提出相当于硕士的论文，但无法授予硕士学位。更有出国深造的，像威斯康辛麦迪逊校区的梅乃文以及留学日本东京大学的惠敏法师，研究所本身及我个人都多少给了他们一些奖励。

　　

　　研究生上课不收学费，并供给零用钱的奖学金。每年的预算约新台币三至四百万元，这笔钱的来源，主要是依靠我的关系和华严莲社成一老法师的关系，筹募而来的。

　　

　　三学研修院：民国六十八年(西元一九七九年)美国佛教会驻台译经院，为了多种因缘而停办，遂以译经员和几个参加我在国内主持第一次禅七的年轻学生为成员，共十名，藉农禅寺而成立了三学研修院。不设年限，以训练弘扬佛法及住持三宝的青年僧众人才为宗旨。直至目前，进进出出的有近四十位，现有学员二十三名，最初，文化馆每月支助三万元经费。逐年渐减，至今文化馆已无有余力支持，而完全由农禅寺以每月教禅坐和一年几次法会的收入自给自足。

　　

　　奖学金的设置：以我个人在文化大学教课的钟点费，成立了「东初老人奖学金」，专门奖励文化大学哲学研究所学生撰写佛学论文者。另外，对留学日本的学僧也提供每年一千元美金以上的奖学金为补助。

　　

　　教书：民国七十年(西元一九八一年)八月，我应聘为中国文化大学终身职的华冈教授，担任哲学研究所的教职，并为文大哲学研究所及政治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班及硕士班的论文指导教授，民国七十四年(西元一九八五年)又应聘为东吴大学哲学系兼任教授，在学府中接引知识青年研究佛学的教育工作。

　　

　　慈济工作

　　

　　(三)慈济事业：东老人在世的时候，早已举办北投地区的冬令救济，现在我们更扩大到台北县市的几个老人院、教养院、育幼院和精神病院。民国六十七年(西元一九七八年)，我第一次回国，发放总值约十六万元，去年是民国七十四年(西元一九八五年)，已增加至六十二万元，今年除了冬赈发放了六十二万元外，还将历年来零星筹集的救济款项共一百万元，提供给台北市社会局作为救命救急之用。另外，农禅寺的福慧念佛会有一个福田组，也经由实际的访问后给予救急救难，并对特定的「广慈僧伽医药慈善会」等团体及个人给予定期定额的资助。对于几个特定的照顾户，在每年佳节时期，也固定以金钱资助。

 

　　

 

　　▲民国六十七年(西元一九七八年)在北投中华佛教文化馆主持共修法会。

　　

　　弘法活动

　　

　　(四)法会：除了文化馆定期的地藏法会及年忏外，最初一年有四次禅七，后来减为两次，目前是两次禅七、两次佛七。禅七限定人数三十名，因常住众逐渐增加，又扩展为五十名。佛七一为清明佛七，一为弥陀佛七，每次总有两、三百人，我们的物质条件非常简陋，主要是提供大众的修行道场及修行方法，因此便用四句话来勉励我们自己：「没有琉璃飞瓦的建筑，没有盘龙雕壁的殿堂，我们只有赤忱的愿心，奉献给你修行的家园。」这四句话是农禅寺的常住众倡出的，因为他们的感受上是如此。

　　

　　我个人也尽本分在各大学佛学社团演讲，每年并有一、两次假台北市*轮讲堂公开讲经，去年才移来农禅寺。国父纪念馆曾讲出两次，高雄、台南、台中、嘉义、新竹、中坜、花莲等各地，也经常有政府机关或民间团体邀我做学术或通俗性的演讲。听讲的人多至两、三千人，少则数百人。有些训练机构像电信局，政党机关像市党部，民间社团如狮子会、扶轮社、青商会等单位若请到我，只要有空，我都会去。这几年来，在体力、脑力上支出很大，又缺乏时间好好休养，因此，感觉越来越衰老。

　　

　　农禅寺有一个「般若禅坐会」及一个「福慧念佛会」。「禅坐会」，是民国六十八年(西元一九七九年)成立的，主要是提供给曾在文化馆及农禅寺打过禅七的人，每星期都有打坐共修的机会，参加者总有几十人到百来人。对于禅的开示，即使未打过禅七的人，听起来也有一番受用。根据「禅坐会」的基础，而有「般若禅坐会」的筹组。

　　

　　「念佛会」，成立于民国七十一年(西元一九八二年)。那是一些人自觉不适合打坐参禅，但他们也很喜欢农禅寺，因此，我们便提出念佛法门，藉以接引根性不同的人。念佛和禅本不相抵触，从宋以后，更有合流的迹象。农禅寺两方面同时并进，情况也越来越好。念佛会开始只二十来人，现已有二百八十多人。临时或经常来但尚未入会的，人数更多，这使得北投街上，学打坐和念佛的民众，渐渐增多，出家人上街也常有居士合掌请安的镜头了，这算是农禅寺为地方上提供的一种佛教化的服务。

　　

　　节流．开源

　　

　　(五)建筑：文化馆本身在东老人省吃俭用的开创下，已有不到二百坪的平房，因受地形限制，房子建得不规则，也不实用。所以，东老人一直盼望着将它卖掉，另找山坡地，建新道场。在民国六十六年(西元一九七七年)二月的第二份遗嘱中便如此说：「待迁新址，以山坡地为宜，隔绝尘市为要，再议兴学办法。」但找地不简单，从他老人家到我现在都没找到。尤其文化馆是台北市的财团法人，依法不能迁出市区另建。因此，在民国七十一年(西元一九八二年)我们便与商人议谈，签定就原地合建的条约，民国七十三年(西元一九八四年)正式建筑，我们只提供土地，并且还以无息贷款的方式向商人借了一千多万元，购买附近畸零地，增加建筑面积，但仍然比照合约四六分的分配法，分到了增购地的权利，这固然是因为我们有优先购买权的关系，但建筑商汉升公司的笃信三宝，也是重要的原因。

 

　　

 

　　▲新建之中华佛教文化馆。

　　

　　新馆已建完成，并且在民国七十五年(西元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九日举行落成开光典礼。房子独立一栋，每层一百坪，不包括地下室共有五层。在另一栋的公寓房子内，尚有二十个单位的房间，还保留了三百多坪土地的所有权，这使文化馆的不动产增加了原有的三倍有余。其中部分将拨为中华佛学研究所使用。

　　

　　农禅寺原来只有两层加起来约一百坪，本为农舍的建筑，当住众逐年增加了，由文化馆的合建商人义务替我们搭建一些铁架棚子，又由善信乐助增搭了一些现在像鸽笼式的寮房，可住二十多人，佛七之中，大殿能容纳两百人，全寺并可留宿一百多人。道场虽十分简陋，来的人，都还相当喜欢，这虽是临时的，又有什么不是临时的呢？能使用便好。不过，如果我还不死，也不遁走，还须准备另外地方安住大众哩！

　　

　　新馆落成以后，电梯、佛像、家具，各方面添置都需要钱。而文化馆及农禅寺，从原有的五人，到现在已增至三十多人，本身既没有固定的收入做经济基础，教育、文化及出版事业又不断在做，当然维持得十分辛苦，好在鉴心当家师非常节俭，她节流，我开源，共相努力下，仍可撑持下来。

　　

　　创建东初禅寺

　　

　　我民国六十六年(西元一九七七年)底回国之前，在美国已有点基础，有学生跟着我学佛法，而且有人要跟我出家，因此，除了在台湾进行文化馆的维持与发展外，在美国也同时进行另一道场的开创，那便是民国六十七年(西元一九七八年)在美国纽约创建的东初禅寺。

　　

　　最初身上只有七百元美金，沈家桢先生、仁俊法师、应太太在经济上面，多少帮了些忙，我很大胆地便以分期付款方式，在纽约的皇后区买了一栋连地下室计三层的房子，又花了两万美金，用两年时间，整理出地下室，打禅七可容纳二十五人，听经可容纳百人。

　　

　　开创之时，我已离开美国佛教会，为了找房子，虽在漫天飞雪的隆冬季节，我带了美国徒弟，背着睡袋、衣?四处奔走，时时准备睡在马路边上。有时夜宿信徒家里，多半在中国城的浩霖法师处挂单，在这里我很感谢他给予我不少方便；此期间遇到不少的人情冷暖，有的寺院，口上客气说设备不好，恐怕待慢，实则是拒绝我们借住。我却过得非常愉快，常听人说为法忘躯，以天地为家的生活，我多少体验到了一点。那时，由于美国及中国弟子们苦苦哀求我，不要拋弃他们，我带着他们从赤手空拳，发展到今天这程度，乃是不可为而为的情形下走过来的。

 

　　

 

　　▲美国纽约东初禅寺。

　　

　　到目前为止，东初禅寺的维持，仍是以会员按月缴会费的方式，主要是支持房子分期付款的钱。日常开销的水电、瓦斯、饮食，则靠我上课、演讲、教禅训班、打禅七收费来供给，最初很艰困，也很踏实，现在已比较稳定了。

　　

　　民国六十六年(西元一九七七年)三月起创办了英文季刊《禅杂志》，民国六十八年(西元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起增加发行英文月刊《禅通讯》，对象是英语社会中，对禅有兴趣的人。民国七十一年(西元一九八二年)为出版我的英文书，便于纽约成立了法鼓出版社。现正请专人编辑，将我在美国的演讲、上课等一系列的东西，系统性向英语社会介绍出来，已出版者有《佛心》(Getting the Buddha Mind)，这本书本钱已经收回来了，我们也在翻译一些佛经和祖师们的诗偈、语录，集结成小册子贴钱出版。

　　

　　随缘．结缘

　　

　　非常可惜的是，我的身体始终不好，在美国要赶工作，在台湾也要赶工作，忙得没有节制。本(西元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九日，在文化馆召开的董事会中，董事悟因法师听了我的报告后，替我捏了一把冷汗，她说：「法师要命，还是要弘化工作？」我倒真的没想到要命不要命的事，能拖一天算一天，只是越拖好象越累，大概快近六十岁了，毕竟老了罢。所以向董事会提出辞去文化馆馆务的要求，结果未被会中接受，我再建议将文化馆请董事鉴心比丘尼为住持，感谢大家体谅我，已于三月十九日落成之日，正式就任了。

　　

　　因我目前，往往一睡下去，不知道明天能不能爬起来，第二天早晨总要以很大的意志力才能起床。主要是头晕，身体不受指挥，但只要每天有一、两小时打坐的时间，体力就能恢复一些。然在国内期间，有时似乎连这一点也成了奢望。

　　

　　有段时间，到了美国，就不想回来台湾，但一回到台湾，又以为台湾才是我埋身葬骨之地；既有人希望我在美国，也有人希望我在台湾，而我个人的力量实微不足道，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世间的因缘不可思议，我只希望随缘消旧业、随缘结净缘，如此而已。

　　

　　薪传

　　

　　足以告慰于东老人的，他老人家的关系长辈、僧俗道侣、弟子学生，八年多来，仍在竭力护持文化馆。文化馆的新厦落成日起，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本馆交由鉴心法师负责，暂时作为纪念东老人的祖庭。而其目的事业，在他老人家及三宝的庇佑之下，逐渐地由年轻一辈的出家弟子们，接替着来做，因为东老人的遗愿，便是凡我佛子，人人有责荷担住持正法、续佛慧命的如来家业。

　　

　　四月二十二日，我与祖庭及农禅寺的同修，特地去日月潭畔的鱼池乡，探望师弟圣开法师，见其道场庄严，出家弟子数十人，威仪整齐，素质优秀，又是另一件可慰之事。(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五日刊于《人生》第三十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