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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佛教史(圣严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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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佛教史 

  圣严法师 

  一、古代的日本及其初期的佛教 

  (一)日本及其人民

  日本的地理环境

  日本与中国,仅一衣带水相隔,乃系同文同种的兄弟之邦,故以中国人读史,颇感亲切;日本人读了中国史,方知其与中国文化有息息相通之谊,唇齿相依而发扬光大。但以日本人写日本史,不免民族自尊的主观色彩,而失之于偏颇。日本佛教之成长,赖于中国的输入者,自隋唐以迄晚清,未尝间断。其为本国之开创,实在不多。然于日人所写的日本佛教史,大多强调自国先贤的成就,而轻淡中国古德所赐的功绩。

  日本在地图上的位置,北方遥望苏联,西边隔日本海而与朝鲜半岛对峙,西南越过东海又与中国呼应,东方则为太平洋。她是一个岛国,自北而南,依次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等四个大岛及其附近的许多小岛,组成一个蚕形的国家。有人说她像一弯新月,实则更像是蚕。中国地图像桑叶,蚕则以桑叶为其营养而繁殖滋长。她的面积共为三十八万二十余方公里,与中国的四川省相当。

  日本境内,山岳耸立,以本州的富士山主峰,为其国家精神的象徵。河流湍急,地壳脆弱而时有地震,所以养成勇敢进取而心胸偏狭的民族性。唯其气候温和,草木茂盛,景物宜人,有东方的瑞士之称。

  日本的民族

  根据学者的考察,当中生代时,日本岛屿本和中国的东部及韩国相毗连,但至新生代的初期,亚洲东北部与美洲的西北部毗连之处,被海水冲断而成为白令海峡;日本西部与亚洲东部的相接之处,也因地壳变动而陷落,成为日本海。

  日本列岛与大陆断绝后,在长时间中,恐即成为无人的荒岛。据近代考古学家及人类学家研究,日本始有人迹,是在新石器时代的末期,距今约为三千年前。

  考察日本的民族,亦颇复杂,大致上可分三大系:

  一、旧虾夷族:这是白种人,自亚洲西部,经西伯利亚,从库

  二、通古斯族:原居亚洲西部,分先后三批移殖日本。第一批约与虾夷族同时到达。第一、二两批是零星的少数,第三批是大量的。一、二两批称出云族,第三批称为天孙族。天孙族藉武力与智力的优越,以大和地方为根基而经略列岛,奠定了国家的基础。此族即是日本民族的主干,称为大和民族,称为原日本人(Proto Japanese)。

  三、其他的少数民族:这是到达较晚的外来移民,其中包括由南方渡海而去的印度支那(Indo-Chinese)、印度尼西亚族(Indo-Nesians)、尼格利他族(Negrito)、马来亚族(Malayans),以及由中国本部经朝鲜半岛去的汉族。日本史上,被称为准人、熊袭、国栖、佐伯、八掬胫、肥人、飞鳝人等。就是指的这些民族,日本人喜称之为‘归化人’。

  中国去的日本人

  由中国的史书中看,有个家喻户晓的‘徐福入海求仙药’的故事,徐福受秦始皇派遣,率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竟尔一去不返,不知所终。后来传说,徐福到了日本,成了日本人的祖先,并且在日本也真有徐福的墓。但经近代学者的推想,徐福去日本的故事,未必实有其人,却确有其事。他是中国人逃难避乱而向日本移民的象徵。西周之初,东周之末,中国内乱频仍,人民不堪虐政的压迫,相率而避难于日本,或经朝鲜半岛而至日本。‘徐福’为避秦始皇的暴政,所以藉神话传说以说明史实。因此,根据近代学者研究,日本的出云族,便是‘秦’系的中国民族。

  中国秦系的移民,对日本文化的贡献极大。他们多业蚕桑与绢织,圣德太子非常赞美他们开发日本经济之功,叹为‘国家之宝’。他们后来因居邑封地而受姓的,有波多、波田、惟宗、时原、香登、高尾、已智、山材、樱田、三林、长冈、奈良诸氏。

  汉人东渡者,据源光国大的日本史氏族志蕃别汉土条所载:文、净野、武生、樱野、古志、栗栖、高道、桧前、桑岛、丰冈、下日佐等十一氏为汉高祖之后。又有汉灵帝的苗裔,坂上、文部谷、山口、大藏、池边、木津、高田、井上、石村、高向等三十七氏。实则,华人之东渡而入籍日本者,历代以来,已不知凡几了。

  日本人的宗教

  日本古代,一如其他原始民族,宗教信仰是由自然神的崇拜而至祖神及英雄神的崇拜。他们崇信的自然神,包罗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禽兽虫鱼、宇宙万象,均在崇敬之列,号称八十万神。其中以农神的崇拜,尤占优势。在乡村之中,春季有丰作之祈愿祭,秋季有收获之感谢祭。

  同时,对于建立功勋的明君贤相,以及出类拔萃的英雄豪杰,他们也被视之为神。

  正因为把伟大的人物神格化了,日本各大族为了自我抬高自族的地位和出身,编造出种种祖先的神话传说,并使各大族之间结合成为一个美丽的开国神话。

  据日本古代传说,天地初开,有七神相传,称为神世七代。又生八大洲,最后生天照大神、

  月读尊、素盏鸣尊。天照大神乃教民耕作、养蚕、纺织等业。天照大神之孙琼琼杵尊。又叫做天孙,天孙的后裔,便是天孙族;由素盏鸣尊自高原天逐降出云,其后裔便是出云族。大神赐天孙镜、剑、玉之三种神宝,天孙即率其儿到日向地方建都立国,这就叫做天孙降临。

  日本的第一位神武天皇,是天孙的重孙,故自有天皇之后,又分成两大氏族,由神武天皇延续下来的后裔,称为皇别氏族;由天孙直接延续的其他后裔,称为神别氏族。于是,日本人在宗教神话的基础上,便分裂为好多阶级。天孙族至尊至贵而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他们的天照大神,乃是女性的日神,所以自称为日本国,并以红日作为他们国家的徽志。

  他们,敬畏神威而感谢神恩,古代的社会,是采用‘祭政一致’的方式。天皇是政治领袖,也是宗教领袖。皇居即是神宫,天皇被视为神。这种情形,到了武家政治时代,一度中落,明治维新之时,又复抬头而形成对外扩张的侵略势力。第二次大战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天皇才又回复成了人的身份。但是,日本民族对于天皇的敬信,由来已久,故仍未便废除。可见其基于宗教信仰的力量,是何等的深远。

  (二)日本佛教史的开始

  日本的历史

  日本之有信史,是从圣德太子的时代开始。因为在此之前,日本尚无历法,年

  代也无从记录。到推古天皇十年(隋文帝仁寿二年,西纪六○二),始由百济僧观勒传入历书,于推古十二年甲子岁元月使用,这是中国刘宋文帝元嘉二十年,由何承天所创的元嘉历。中国历以干支记年,六十年为一元,二十一元(一千二百六十年)为一蔀。又按汉代的阴阳五行之说,相信每逢辛酉岁,国家必有大变革。推古天皇九年,即为辛酉,因而上溯一千二百六十年,定为神武天皇即位之年。实则此乃日本人的假定而已。

  推古天皇时代之前,日本确已有了文化。其文化之开始,即是前面所说,由秦汉的移民,输入了中国的文化。故到圣德太子的时代,已知运用流行于中国大陆的儒释思想。

  佛教的最初传入,是在继体天皇时代(西纪五○七─五三一),佛教的公开传播,则自圣德太子肇始。所以我们介绍日本史,也从此时起步。

  时代的分期

  对日本佛教史的分期法,学者间偶有不同,大致则可分为七期:

  一、飞鸟时代:自钦明天皇至文武天皇期间(西纪五四○─七○七,因其建都于大和的飞鸟地方,故称飞鸟时代。

  二、奈良时代:自元明天皇至光仁天皇,凡七帝约七十年间(西纪七○八─七八一),因建帝都于奈良,称为奈良时代。

  三、平安时代:自桓武天皇至后鸟羽天皇,凡四百年间(西纪七八二─一一九七),因于延历十

  三年(七九四),迁都至平安京,故称平安时代。

  四、镰仓时代:平安时代之末,皇朝势力衰落,武人相争,战乱结果,由源赖朝统一全局,掌握实权,任命为征夷大将军。于后鸟羽天皇建久三年(西纪一一九二),在镰仓地方创设将军幕府,开武家政治的端绪。直到后醍醐天皇元弘三年(西纪一三三三),北条高时灭亡为止。其间因以镰仓为政治中心,故称镰仓时代。

  五、吉野及室町时代:后醍醐天皇,为欲收回政权,由于新田、楠、北畠等诸将之勤王,于元弘三年讨灭了当时的‘执权’北条高时,结束了镰仓幕府。但又有足利尊氏,占领镰仓,起叛天皇,进入京都,另外拥立光明院。后醍醐天皇即奉神器,南迁至吉野地方,直到后龟山天皇于元中九年(西纪一三九二),同到京都,将神器传交京都的后小松天皇,乃是日本史上的南北朝时代。南朝都于吉野。北朝的将军幕府,开于京都之室町,故连称之谓吉野室町时代。室町时代约经二百年,当其末叶,天下大乱,群雄割据,故又名为战国时代。战国之结束,是由于大名织田信长及其部属丰臣秀吉,相继平定而告统一,接着便是江户时代的来临。

  六、江户时代:战国之终,由于织田信长,次第勘平,再经丰臣秀吉,完成统一之局。但在秀吉死后,德川家康又起而灭掉秀吉之子,遂于后阳成天皇庆长五年(西纪一六○○),开幕府于江户(今之东京),直到明治维新(西纪一八六八),凡二百六十余年之间,称为江户时代。

  七、明治维新之后:德川幕府第十五代将军庆喜,于孝明天皇庆应三年(西纪一八六七),将大政奉还朝廷,明治天皇祚位,颁诏王政复古。第二年开始维新运动,是为明治元年。经四十四载,明治殁,大正开始,至西纪一九二六年,大正崩而昭和继位。明治迄今,不过百年,日本的进步,位居亚洲第一,足资吾人借镜之处,实在很多。

  佛教初传日本的年代

  比起中国,日本之有佛教,是很晚了。虽然,中国人之移民日本,周秦时代已经开始,佛教的传入,最初也由于中国移民的携带,但要得着此一携带佛教去日本的消息,却已晚在中国南梁的时代。

  根据皇圆撰选的扶桑略记一书,引用法华验记的资料,继体天皇即位十六年(梁武帝普通三年,西纪五二二)二月,汉人司马达到日本,结草堂于大和国高市郡坂田原,安置佛像,皈依礼拜。此系移民日本的华人所信,尚未及于日本民间。但是,华人迁至日本,除了由大陆直接飘海而去的,尚有经朝鲜半岛而东渡的。朝鲜之有佛教,比日本早了一百五十年。于是,凡从这两地去的华人或韩人,均可能带去佛教的信仰。先在他们自己人之间流行。继而亦无形中为日本民间的若干人士所接受。由民间信仰,再影响到上流社会的思想。这是佛教传日的一大主流。

  较前稍晚,根据日本书记所载,钦明天皇十三年(西纪五五二)十月,朝鲜半岛的百济国圣明王,遣臣姬氏达率怒唎斯致契等,奉献释迦佛金铜像一尊,以及幡幢、经论。并且述其功德:‘是法于诸法中,最为殊胜,难解难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无量无边福德果报,乃至成就无上菩提。譬如人怀随意宝,遂所须用,尽依情;此法妙宝亦复然,祈愿依情,无所乏。且夫远自天竺,爰泊三韩,依教奉持,无不尊敬。由是百济王臣明,谨遣陪臣怒唎斯致,奉传帝国,流通畿内,果佛所记,我法东流。’

  这是佛教传至日本的又一主流。日本学者习称前一主流为私传,后一主流为公传。也就是民间传入与政府传入的分别。

  百济王为何将佛教奉献给日本,因为当时的朝鲜半岛,共有三国,百济孤出半岛西南端,东南为新罗,北方为高句丽,而以百济国小民寡,其南邻任那,即为日本势力范围,故常乞助隔海的日本以求自保。百济王对日皇称臣纳贡,佛教为当时中国大陆的显学,百济王以佛教奉献日皇的心态,一如利玛窦将西方科学介绍给中国。

  崇佛与排佛的争持

  百济王以盛情,将佛教奉献日皇之后,倒为日皇惹上了麻烦。因在当时的天皇,虽有至尊的名位,却未能有实权统治全国。全国分由神别、皇别、诸蕃等三大氏族相互角逐。在天皇左右,尤以神别氏族的物部氏、中臣氏及皇别氏族的苏我氏,相争最烈。物部氏为开国以来的门阀,世业将帅,富于保守思想;中臣氏乃神道教之僧侣,拥护旧有神道。苏我氏系新兴势力,尝办理外来移民事务,与华人及韩人接触,富有进步思想。佛教传入,日皇大喜,但仍不能决定如何处置,便交群臣公议,因此,三大氏族,便自然地分成两派主张。

  大臣苏我稻目以为:‘西方诸国,一皆礼之,丰秋日本,岂独背也。’他是赞成礼佛的。

  大连物部尾舆及大夫中臣镰子,乃持反对意见:‘我国家之王天下者,恒以天地社稷百八十神,春夏秋冬,祭拜为事,方今改拜蕃神,恐致国神之怒。’

  两派并峙,各不相上下。钦明天皇便将佛像赐苏我氏,试行礼拜。苏我稻目乃舍其向原之家为佛寺,称向原寺,或以地在飞鸟村之丰浦,而称丰浦寺。此为日本贵族奉佛之始,亦为其有佛寺之始。适值当时天花流行,物部尾舆及中臣镰子即以为疫病之起,实敬佛所致,乃烧佛殿,并弃佛像于难波之掘江。可是灾疫不息,复将佛像捞起,重建寺宇。

  经此一来,两派仇恨愈深,斗争愈烈了。

  苏我马子与佛教

  继钦明天皇而登极的是敏达天皇,以稻目之子苏我马子为大臣,任尾舆之子物部守屋为大连。他们两人仍为佛教问题而起纠纷。敏达天皇十三年(西纪五八四)马子经营佛堂,奉安佛像,并且迎奉僧尼,从播磨国(兵库县之一部)迎得来自高句丽的还俗沙门惠便,以及由惠便剃度的司马达等之女名岛,出家法号为善信尼,同时又由善信剃度的禅藏及惠善两尼。此为日本之有出家众之始。但此所说的司马达等,恐系另一人,而非六十二年之前,由南梁去的那位司马达,因为善信出家时,仅十一岁。但此三尼,均为中国或朝鲜的归化人,不是日本人。

  苏我马子所供佛像为另由百济输入的弥勒像等两尊,他于自邸之东筑佛殿,屈请三尼,大会设斋。司马达等于斋食之上感得佛舍利。献与马子。马子益信,遂将石川地方的自宅,献作精舍。敏达天皇十四年二月,建塔于大野丘之北,再度大会设斋,并将前得之佛舍利,藏于塔顶柱头。

  然而,此时又有疫病流行,物部守屋及中臣镰子之子中臣胜海,趁机上奏天皇:‘何故不用臣言,疫病流行,国民将绝,恐及天皇陆下,岂非于苏我与行佛法之所由耶?’天皇因之下诏,断绝佛法。守屋即行焚烧寺塔,抛弃佛像,并迫马予引渡善信等三尼,剥夺三尼法衣,禁锢于海石榴之街市,且遭鞭打之刑。至十四年六月,马子再度奏准,请还三尼,造新精舍,奉事供养。

  到用明天皇即位,佛法开始兴隆,因为天皇之母,即是马子之妹,用明天皇二年(西纪五八七)卧病之时,召群臣议,欲舍身三宝。物部守屋、中臣胜海以为不可背国神而敬蕃神。苏我马子则引丰国法师入禁中,守屋愈为不快,即同到他河内国阿都地方的别墅去,显示出形势紧张,非同平常了。

  用明在位仅两年即崩,当其将崩,有善信尼之兄(或弟)鞍部多须奈,奉皇命刻佛像建寺而行出家,号为德斋法师。多须奈出家之前的儿子鞍部止利,是个精巧的雕刻匠,被称为鸟佛师,法隆寺金堂的本尊像以及其他好多佛像,均出于此人之手。

  用明崩后,为了皇位继承,两派终于引起了战争,结果苏我氏胜利。马子受用明之皇妹炊屋姬之命,讨灭了为守屋及其支持而谋夺皇位的穴部惠皇子。当时年仅十四岁的厩户皇子,也就是后来的圣德太子,亦参与了马子讨伐守屋的战事,此到下面再说。

  马子胜利,拥钦明天皇与苏我氏女所生的第十二子即位,是为崇峻天皇。然而,苏我氏得势之后,虽然信佛,但以外戚而专权,崇峻即位,不过五年,即被马子所弑,而由敏达天皇之后,即是用明天皇之妹炊屋姬,继登大宝,称为推古天皇。

  推古以前的日本佛教

  崇佛与排佛两派的相抗,相当于中国隋代初期。崇佛派虽屡受挫折,但至敏达天皇时代,佛经佛像、律师禅师、比丘尼、咒禁师、造佛及建寺的工匠等,已相继由百济源源输入日本。及至用明皇朝,物部氏灭亡,崇佛派的苏我氏独盛。讨灭物部守屋之战,实在非常吃力,由于马子及厩户皇子均系佛教徒,在进军之际,厩户皇子头戴四天王像,并与马子同作祈祷,愿天佛相助,因之士气大振。战败守屋之后,皇子建四天王寺于难波(大阪)的玉造地方,并以守屋之奴的半数及其旧宅,作为寺领产业。马子也造法兴寺于飞鸟地方。到了崇峻天皇元年,百济遣来僧惠实等六人,以及寺工、炉盘工、画工等数人。马子也亲向百济僧问佛法。崇峻天皇亦于五年建造大法兴寺。

  可见,在推古以前的士多年间,佛法已很受到重视,及推古女皇即位,她本人自幼夙信佛教

  ,被她立为太子,也就是她的侄儿厩户皇子,又是虔诚的佛子。故自推古开始,日本佛教遂达兴隆状态。

  (三)圣德太子与佛教之兴隆

  厩户皇子

  未成为太子之前,厩户的全名是厩户丰聪耳皇子,简称厩户皇子,是用明天皇的长子。生于敏达天皇三年(西纪五七四),那正是中国的北周武帝下令灭佛的一年。他的母亲是穴穗部间人皇后。当他的姑母推古天皇即位,便立为太子,摄理皇政。

  厩户幼时,尊信佛法,聪敏睿智。十四岁时,便奉姑母之命,与苏我马子共同讨伐排佛派的物部守屋。被立为太子之时。尚不过二十岁,嗣后拟政三十年之间,对于佛法之兴隆、国政之创革,均为日本史上的开山鼻祖。日人敬之若圣若神的程度,大致则有类于中国儒家之推崇为成王摄政的周公相似。可惜其寿不永,薨时仅得四十九岁。

  圣德太子

  圣德之名,乃是后人追仰其丰功伟绩而给的尊称。当时的太子也有好多尊称,例如圣王、法王、法大王、法主,或者单称为王。又因他的所居而被称为上宫太子。

  外戚苏我马子,虽然专横一时,太子妃,也是苏我氏之女,但到太子摄政,深知氏族社会的弊害,同时他对中国的文物制度,非常钦慕,所以着意经营,仿效改革。但因他与苏我氏的关系

  太深,唯有弘扬佛法,才能达成改革的目的而又不致伤了苏我氏的和气。故于推古二年(西纪五九四,隋文帝开皇十四年) 二月,给大臣马子颁下兴隆三宝之诏。到了推古十一年十二月,制定紫、青、赤、黄、白、黑等六种冠位,纠正向来氏族的世袭制度,以臣、连、国造、伴造等的贵贱阶级,如今所制的冠位,则属于因有功勋的个人,而分等级,因此一扫氏族国家时代世袭门阀政治的弊端,开启登用人材之门,以确立朝廷政治的权威。

  推古十二年四月,圣德太子又制定了宪法共十七条,以佛教的思想为精神的指导,用儒家的义理为政治的设施,采法家的原则为推行的方法。以期推行佛法,实施仁政,阐明君臣之义,宣示天皇神圣,暗斥当时豪族的跋扈欺君与祸国殃民。现在将其十七条宪法中的佛教思想介绍于下:

  宪法中的佛教思想

  宪法第二条条文:‘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则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何世何人,非贵是法。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皈依三宝之功,能够直曲杜枉;人虽或者向恶,若能教化得法,无不从善如流。教化之法寄于信仰的最高指导,唯有对于三宝的信仰,才是人间最高的指归;不但是普天下的各国应以此为极高的指导原则,就是胎、卵、湿、化的四类众生,若舍三宝,即无脱苦之门。大意如此,可见圣德太子对于三宝崇信之深切,可谓无以复加了。

  宪法第十条的条文:‘绝忿弃瞋,不怒人违。人皆有心,心各有执。彼是则我非,我是则彼非。我必非圣,彼必非愚,共是凡夫耳。是非之理,讵能可定。相公贤愚,如镮无端。是以彼人虽瞋;还恐我失。我独虽得,从众同举。’这一条的内容及形式,都有点像四十二章经的格调,乃是运用佛法以训勉人民从自家心地上做工夫的。其中的用词遣句,也都在尽力采用佛典语汇,例如‘绝忿弃瞋’、‘人皆有心,心各有执’、‘共是凡夫’等,均甚明显。

  圣德太子之崇信佛教,并以归敬三宝,实践佛法而教国民,那是他的最高明处。他知道惟有以佛教信仰的启发与自觉,人间始能达成真实和平的目的,以之对付氏族之弊,不过是其一端而已。

  据余又荪的隋唐五代中日关系史的意见说:‘太子提倡佛教,其所收之效果。大约言之,为(一)以佛教之教义而养成和平和睦之精神,导动乱之人心趋于正途。(二)接受佛教之文化以促进日本文化之发达。(三)当时日本停滞于氏族社会阶段,每一氏族各信奉其氏神,形成分裂之现象。太子提倡佛教,超越各氏族氏神之上,使人民普遍信奉佛教,由信仰统一以促成国家统一。’

 

  佛教中心的飞鸟文化

 

  推古天皇都于奈良县的飞鸟地方,文化史上称为飞鸟时代。此一时代的中心人物是圣德太子,此一时代的中心文化是佛教文化。圣德太子虽对于当时中国大陆的各种学问:佛、儒、道、法与经籍史籍,无所不通,但他专注于佛教文化的推展,却是事实。所以,

  当时的日本,是以佛教文化而放出灿烂的飞鸟文化。

  飞鸟时代的佛教事业非常之多,现举其重要者介绍如下:

  一、创建寺院:圣德太子建有在大和地方的法隆学问寺、中宫尼寺、橘尼寺、池后尼寺、葛城尼寺,以及摄津的四天王寺、山城的蜂岳寺(亦名广隆寺),此七寺最有名。尚有苏我马子所建的法兴寺等好几个寺。到推古晚年时,计有寺院四十六所,僧侣二千三百八十五人。在这些寺院之中。以今之大阪的四天王寺及奈良县的法隆学问寺最有名。四天王寺的兴建缘起已如前述。法隆寺的用意在于兴隆佛法。为建此寺,除了日本工匠之外,特向百济招来寺工、瓦工、雕刻工、画师等,大陆佛教艺术的输入,一时达于鼎盛。其中以法隆寺的建筑,日人称为现存世界的最古木造建筑物。原物系推古天皇十五年所建,但可能会被火烧一次而于元明天皇和铜年间(西纪七○八──七一四)重建,纵然如此,距今也有一千两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了。

  二、讲经制疏:圣德太子深达佛理,故于推古十四年秋,受天皇之请而讲胜鬘夫人经三日。其次又于冈本宫讲赞法华经,颇得天皇嘉许,而将播磨国之水田百町施太子,太子转施法隆寺。太子说法时,于俗服之上加着袈裟,宛如沙门,而以优婆塞之身份自居。唯仅以三日的时间,讲完胜鬘经,其简略可知。太子选择胜鬘经,是因此经是叙述一位皈依释尊的女性菩萨胜鬘夫人;推古天皇为女性,日本开国神话中的天照大神,也是女性的太阳神,此可谓观机逗教之举。至于

  法华经,乃为中国佛教家誉为经中之王的一部重要经典,会三归一,畅佛陀的本怀,示佛教的极致。中国的天台智者大师,也正好活动在这个时代,此真所谓:‘东海有圣人出也,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也,此心同此理同。’

  圣德太子不但讲经,并且为经制疏。他作有法华义疏四卷、胜鬘疏一卷、维摩义疏二卷,合称谓‘上宫御制疏’。此为日本最早的佛教著述,就中的太子亲笔草本法华义疏四卷,现仍存于日本的皇宫,视为传国之宝。

  三、对外交通:推古之世,太子的政治建设是在休养生息的原则下完成的,对内对外,皆不主张用兵。尤其对外政策,愿以不亢不卑的对等地位,与中国接触,并尽量吸收中国的文化,以助长日本的进步。从中日交通史上看,推古之世,遣使入隋,先后计有四次。初次是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即推古八年,第二次为隋炀帝大业三年,即推古十五年,第三次为大业四年,第四次为大业十年。第一次在日史无记载,而见于中国的隋书倭国传。自第二次起,日本派遣了大批通晓中国文化的学者来中国留学,例如隋书倭国传中说:‘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天皇的日本读音)遣使朝贡,使者曰:“闻西海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使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这就是使臣小野妹子及其所带的一批人员。其中有名的有八人:倭灌直福音、奈罗译语惠明、高向汉人玄理、新汉人大国、学问僧新汉人日文、南渊汉人请安、志贺汉人惠隐、新汉人广齐。这些人的头上两字如奈罗、高向、南渊、志贺,都是地名,汉人是指研究汉学的人,下面两字才是名字。他们到了中国,留学时间极长,都在十五年至三十二年之间。直至唐有天下,他们才回日本。将其所学,建设日本。比如学问僧日文,文化革新时被任国博士,且举为僧官的十师之一。

  当然,除了遣使入隋之外,对于朝鲜半岛的往还,更加密切,故有惠慈、惠聪、惠观、观勒、昙徵等沙门,先后自半岛赴日,传播佛法。因此,又藉这些朝鲜半岛的沙门为媒介,将盛行于中国南北各地的佛教及其他文化如天文、地理、方术、历书,介绍到了日本。试看圣德太子在未遣使入唐之时,所讲所疏的三部佛经、胜鬘经,是刘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西纪四三五)自印度到江南扬都的求那跋陀罗,译于丹阳;法华及维摩二经,是姚秦弘始三年(西纪四○一)到长安的鸠摩罗什所译。胜鬘出于南方,法华、维摩出于北方。以此可见,到了飞鸟时代,盛行于中国南北朝时代的佛典,日本都已由朝鲜半岛输入了日本。不过,尚有一个事实,我们切不要忽略了,那就是直接由中国大陆移民而去的中国人,也是主要的文化使臣。

  僧官及僧尼令

  由于政府提倡佛教的信仰,寺院及僧尼数目日增。推古天皇三十二年(西纪六二四),已有寺院四十六座,僧八百十六人,尼五百六十九人。天武天皇九年(西纪六八一)之敕中,有‘京内二十四寺’之语,以此可以推知飞鸟京都的佛教盛况。持统天皇四年(西纪六九○),于七大寺作夏安居的僧数,竟达三千三百六十三人。

  僧尼人数激增的结果,必有流弊发生,是以在推古三十二年,开始设立僧官制度。僧官分为僧正、僧都、法头的三等。迄大化革新之际(六四五──六四九),又选十师任命为僧官。于天武天皇二年(西纪六七四),成立三纲之施设,即以僧正、僧都、律师,称为僧纲。养老六年(西纪七二二)以后,置僧纲所于药师寺。各寺亦设三纲,即为寺主、上座、都维那。僧尼本有戒律制裁,但到养老年间。朝廷所颁的养老律令之中,即有专门为僧尼而制的二十七条,称为僧尼令,将僧尼纳入政府法令的管束之下。它的隶属系统,由上至下是:治部省──玄蕃寮──僧纲──三纲──僧尼。

  初期佛教的思想

  我们在未结束本章之前,应了解一下初期的日本佛教,其思想状态究竟如何?

  此所谓初期,是指奈良时代以前的飞鸟时代。

  由于日本早期已有他们自己的风俗习惯及神祇的信仰,所以,佛教虽为日本接受,却已和印度及中国所行者略有不同,此即日本化的佛教或佛教化的日本之特色,此与以后的发展颇有关系。

  圣德太子深信佛法,但他却于推古十五年,颁发祭祀神祇之诏,信佛崇佛,仍不废日本古来的诸神崇拜。太子亲率群臣,祭祀诸神。以作国民的示范。此在日本学者,以为是独立性的文化自主的表现,实则是为适应当时民间的要求而行的权巧方便。

  由于祀神的旧习俗,初期的日本佛教,特重助德之祈祷,史家称之为祈祷佛教。

  物部氏灭亡之后,苏我氏在政治上的势力很大,待苏我氏灭后,由孝德天皇即位(西纪六四五),继圣德太子的余绪而革新政治,称为大化(年号)革新。在佛教方面,自推古十四年以来,规定各寺于每年四月八日及七月十五日设斋会,即是浴佛会及盂兰盆会,这种仪礼的形式,颇合日人的口味。

  当时盛行的佛经有金光明经、法华经、仁王般若经、金刚般若经、药师经、观音经等,他们不求明白经义,只期藉咒愿力而延长寿命、消灾、愈病、祈雨、护国,他们仍以求神的心情奉佛,祈得现实生活的平安与如意。

  其对净土之信仰,也有可述者,古代日本对于墓窟的建筑,非常讲究。由古墓的发掘,见其凡为人间的生活所需之衣食器物,墓中一应俱全,尚有家畜家禽及仆从奴婢的土制偶像。此系认为墓窟即是死人的国度。但至大化革新之际。鼓励薄葬,代之而起的是沙门道昭随佛教的输入,而带去的火葬法。此时佛教的净土思想,已为日本人所接受,取代了墓窟思想。在日本人看净土,乃墓窟世界的升华。接着,为求冥福,乃改原先的建墓思想而为热烈地建筑佛教的寺院。他们的建寺心理,有同中国人的修建宗祠。例如推古天皇二年,诸臣连(官阶)等,各为酬报君亲之恩

  而建佛舍,又如葛城氏的葛城寺、秦氏的广隆寺、藤原氏的山阶寺(即兴福寺)、纪氏的纪寺,都可说明这一倾向。故而直到近世,日本之信佛与奉神,并行而不冲突,寺院及神社,也互通生气。日本佛教史上之有僧兵、一揆(匪类)之战祸杀伐,皆为其他佛教地区之所绝无。原因在于日本初期的佛教思想之中,即混有日本神道教的成分了。

  由于信仰佛教而着重现实生活的祈祷,故至文武天皇时代(西纪六九七──七○七),有一位叫做役君小角的人出现,这是一个道教化的佛教人物,他能役使鬼神,为之采薪汲水,若不用命,即以咒术缚之。他诵的有密教所博的孔雀明王经神咒,他虽与道教关系密切,后世称之为‘修验道’或山岳宗教的鼻祖,将之列为日本密教的一个旁支。

 

  二、奈良时代

 

  (一)古京六宗

  何谓古京六宗

  所谓古京,乃后世史家为便利,以古京平城京与新京平安京,两相对称而立。奈良时代定都于平城京,后人称为古京。奈良时代的佛教,主要宗派的建立,共有六家,所以称为古京六宗。

  所谓六宗,即是: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律宗、华严宗。其实,成实及俱舍两个小乘宗,是附属于三论及法相两个大乘宗而输入,后来也无何发展,故被称为‘寓宗’。以此六宗而对后起于新京的天台及真言两宗,显出全部日本佛教的源头,除了禅宗之外,取自中国佛教的财富,均尽于此了。

  现将日人桥川正所着概说日本佛教史第四章,所列古京六宗的一表,抄下参考:

  俱舍宗──有宗──┐

           ├─寓 宗──┐

  成实宗──空宗──┘      ├─小 乘──┐

  律 宗────────独立宗──┘      │

  法相宗──有宗──┐             ├显 教

           ├─ 三乘教 ─┐     │

  三论宗──空宗──┘ (权大乘) ├─大 乘─┘

  华严宗──缘起论宗── 一乘教 ─┘

             (实大乘)

  此表所标大小权实的立论,是根据凝然大德八宗纲要的观点。凝然是华严宗的人,所以这是贤首教的判教法。

  一、三论宗:日本的三论宗,最初是由高句丽沙门惠观,于推古天皇三十三年传入。此人曾

  来中国,亲近嘉祥寺的吉藏大师,学习三论宗。后奉高句丽王之命,派到日本,住元兴寺盛弘三论。于大化二年(西纪六四六),奉敕在宫中讲三论。并创建井上寺于后河内。门下俊才颇多,著名者有福亮、慧轮、慧师、智藏、僧旻等人。实则于推古十年去日本的百济沙门观勒,也是三论法匠,但他未事弘通,所以日本以惠观为三论宗初祖。

  惠观门下的福亮,祖籍中国江南,是归化了日本的出家人。他学三论,兼通法相,又到中国研究三论奥义。返日之后,住元兴寺,任僧正。大化元年被选为僧官的十师之一。

  此后,智藏与道慈,也入唐学三论。智藏本是福亮的俗家儿子,于天智天皇时代(西纪六六二──六七一)入唐,依吉藏大师学。持统天皇之世(西纪六八七──六九六)返日,住法隆寺,宣讲三论,为三论宗的第二传。

  道慈是智藏的弟子,于大宝元年(西纪七○一,则天武后大足元年)入唐,通学六宗,但以三论的根柢而师事吉藏之法孙元康。养老二年(西纪七一八,唐玄宗开元六年)返日住大安寺,为三论宗第三传。此人风格清高,长屋王(高市皇子的长子)招赴诗宴,他固辞不往,并谓:‘僧既方外之身,何烦入宫赴宴。’他颇不满当时僧风,着有愚志一卷,惜已不传。

  智藏门下尚有智光及礼光二人,颇崇西方净土,同住元兴寺。智光的著述很多,除了现存的净名玄论略述四卷及般若心经述义一卷之外,尚有已失传的大般若经疏二十卷、法华文述记五卷、净土论释五卷、盂兰盆经疏、中观疏记等。所以这是一位奈良时代有数的三论学者。

  道慈之后,尚有善议、安澄、勒操等次第相传。智光之后,则有灵睿及药宝、愿晓等,灯灯互传。前者称为大安寺流,后者称为元兴寺流。

  从大体上说,奈良时代以前,是以三论宗为佛教义学的主流。进入奈良时代,则为法相宗的全盛时期。至奈良末叶,三论宗已非常衰微了。

  二、法相宗:法相宗的传日,是由入唐留学于玄奘门下的道昭之功。当时玄奘自印度及西域诸国游历归来,德望重于一时,门第三千,七十贤士,上足四人。玄奘所传唯识法相,乃当时最新的佛教思想。道昭于孝德天皇白雉四年(西纪六五三年,唐高宗永徽四年)入唐之际,正逢其盛。但是,道昭非仅一介义学沙门而已,他约于齐明天皇七年(西纪六六一)归日之后,建禅院于元兴寺之东南而住,收藏了许多经论。同时尽力于社会公益专业,周游全境,于路傍穿井,于河口设船及造桥。文武天皇四年(西纪六七六)三月,世寿七十二岁示寂,是为法相宗初传。

  法相宗的二传是智通及智达,于齐明天皇四年(西纪六五八)奉敕入唐,与道昭同学于玄奘门下,又学于窥基座下。智通返日后,于大和国创观音寺,盛弘法相。

  智通入唐后的四十五年,又有智凤、智鸾、智雄,于大宝三年(西纪七○四)奉敕入唐,师事中国相宗的三祖朴杨智周,合此三人为法相宗的第三传。

  智凤门下出有一位智德兼备的大弟子义渊,他创有龙盖、龙门、龙福、龙泉、龙象等五寺。大宝三年任僧正,被尊为一代耆宿。圣武天皇因尊其学德,乃赐姓冈连,而改其原有俗姓的市往氏,并以其兄弟承传此姓。

  义渊门下龙象争荣,其中以玄昉、行基、良敏、宣教、行达、隆尊、良辨等最为有名。世称为渊门七上足。若以三论宗的道慈列入,则为八上足,因为道慈亦尝学法相于义渊座下。

  玄昉于养老元年(西纪七一七,唐玄宗开元五年)入唐,也是学法相于智周之门。唐玄宗深爱其才,准三品位,赐紫袈裟。于天平七年(西纪七三五)归日,携回经论五千余卷,藏于兴福寺。是为法相宗的第四传。

  以上相宗共分四次传日,一二两次,称为南寺传,即是元兴寺传,亦称为飞鸟传;三四两次,称为北寺传,即是兴福寺传,又称为卸笠传。考察其源头。南寺传是受学于玄奘,北寺传则汲流自智周,故其思想有所出入。但在南北两寺之间,另有一派的相宗传承,即是药师寺、东大寺、西大寺。

  奈良时代的相宗著名学者有很多。行基门下出有法海、行信、胜虞。胜虞门下出有源仁、慈宝、泰演、守印、护命等人。玄昉门下出有慈训、善珠、行贺、常腾等人。除此两人之门,义渊之下的另外高弟所传者,亦出有神睿、玄宾、贤憬、修圆、德一等人。可见奈良时代的相宗学者

  ,几已为北寺派所包办了。

  尚有可述者,以上各人之中,以护命及善珠二人的著作最多。神睿则与三论宗的道慈,并称为教界的二大人物。护命及德一两人,又是与天台宗最澄论战的两大论敌。总之,法相宗在奈良时代,人才辈出,形成了当时佛教思想的最大主流。

  三、四、成实宗及俱舍宗:成实宗是依成实论而得名,它在日本未尝独立成派,而是附属于三论宗下的。天武天皇时代(西纪六七三——六八五),百济沙门道藏,造有成实论疏十六卷。凝然之时(西纪一二三九——一三二一),尚见到此书,但在日本史上,专门学成实的人,实在太少了。往往是由三论学者附带研究的。

  俱舍宗何时输日,不得确知,大概是随同着法相宗的道昭返日而附带去的了。但是俱舍要比成实的情况较好,例如护命及明诠,都是俱舍学者,尤其护命,他承新罗的智平之说,主张‘有为法体不生灭’之义,而与其他各人所主张的‘有为法体生灭’之说相异。俱舍虽为法相的寓宗,但它却被视为佛教的基础学问,故学习的人亦较多。古来以东大寺为俱舍宗的根本道场。

  五、华严宗:华严宗初传日本,是在圣武天皇天平八年(西纪七三六,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由唐僧道璇首先带去了华严章疏,但他并未弘扬。当时有良辨,曾受道璇之教,至天平十二年十月,良辨始请了一位来自新罗的审祥法师,开讲晋译的六十华严。他曾入唐亲从法藏大师受学,故系根据法藏所着的探玄记,连续讲了三年,并集京师大德十六人为其听众。因此,日本即以审祥为华严初祖,良辨为二祖。

  良辨门下出有实忠、安宽、镜忍等,而以实忠为三祖,等定为四祖。圣武天皇天平二十一年,敕诸寺讲说经论之际,因以华严经为本,并敕东大寺为华严本寺而称为华严寺。圣武天皇极重华严,乃以华严思想而实现其政教一致的理想。故而华严宗在当时,已占有帝王宗教之地位。

  六、律宗:一般均以唐僧鉴真赴日,为日本律宗之始,实则前述之善信尼,尝赴百济受戒;推古天皇之世,亦有百济律师抵日。天武天皇时代,更有沙门道光,奉敕入唐学习律藏,返日后奉敕作有‘四分律抄撰录文’一卷。天平八年,道璇至日,亦携有律宗章疏,并在其驻锡的大安寺,讲‘行事钞’,这是戒律思想的显著流布。道璇门下的善俊,也是明律之名匠。不过,到此为止,虽有戒律之讲学,却尚未能设置戒坛,未能如法如律以三师七证正式受戒。结界、登坛、受具的传戒大法,则有待于鉴真律师的努力。

  鉴真律师

  鉴真律师是扬州江阳县人,十四岁时随父入大云寺,见佛像,受感动而求父亲许他出家。唐中宗神龙元年,依道岸律师受菩萨戒,景龙元年至长安。次年,受具足戒于西京的实际寺。嗣后即巡游南京,究学三藏。回到扬州,开始弘律,声动江淮之间。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道岸的传人义威律师入寂后,他即以四十六岁的盛年,被许为天下授戒大师。据其弟子思托的

  ‘唐大和尚东征传’载,当时的鉴真,已前后讲大律及疏四十遍,律抄七十遍,轻重仪十遍,羯磨疏十遍。而在讲律传戒期间,兴建寺院僧舍,供僧十万众,造像不知其数。

  到了五十五岁那年,发起赴日之愿。系由于当时随使来华的两位日僧荣睿及普遍,恳请他‘东游兴化’。他问众中何人愿去?众人默然。唯有他的高弟子祥彦,竟持反对意见,认为大海难渡,去者‘百无一至,性命难存。’于是,鉴真拍案而称:‘是为法事。何惜生命,诸人不去,唯我即去。’祥彦听了也说:‘大和尚若去,彦亦随去。’因此,纷纷表示相同意愿者,共二十一人。

  可是,要去日本,真不容易,先后六次,历十一年,五次失败,第六次才如愿以偿。前五次不是被官方发觉,阻留不放,便是在海中遇风,船破折回。其中最艰难的是天宝七年的第五次,乘船漂至海南岛的南端,他再由广西、广东一路传戒向北。可是,由于旅途劳顿以及水土不服,为他而滞留中国多年的日僧荣睿,病死在梧州;常随弟子祥彦,也病死在吉州的船上;他自己在韶州,因瘴患眼,而被一个外国庸医,误治成双目失明。在他整个赴日的行程之中,总计有三十六个比丘先后死亡,道俗二百多人中途退出,唯有另一日僧普遍及鉴真的弟子思托,自始至终,追随着他而同到日本。

  唐文宗天宝十二年,第六次出发,仍系随着日本遣唐使返航日本而偷渡出境,经过三十四天海程,终于十二月二十日到达日本的鹿儿岛南端。这次随同鉴真赴日的,尚有他的亲信弟子二十三人,中有智首等三位女尼及三位胡僧。他也带去了大批的法物,其中有佛肉舍利三千粒,佛像一批,金字华严经八十卷,大佛名经十六卷,金字大品经一部,大集经一部,南本涅槃经四十卷,四分律六十卷,法励的四分疏五本各十卷,光统的四分疏百廿纸,镜中记二本,智首的菩萨戒五卷,灵溪释子的菩萨戒疏二卷,定宾的饰宗义记九卷及补饰宗记一卷,戒疏二本各一卷,观音寺高律师的义记二本十卷,南山的含注戒本一卷及疏,行事钞五本,羯磨疏等二本,怀素的戒本疏四卷,大觉的批记十四卷,音训二本,比丘尼传二本四卷,玄奘的真本西域记一本十二卷,南山的关中创开戒坛图经一卷,次第禅门十一卷,天台的止观、玄义、文句各十卷,四教仪十二卷,行法华忏法一卷,小止观一卷,六妙门一卷,明了论一卷,以及王右军的真迹行书一帖,王献之的真迹行书三帖等。

  开坛传戒

  鉴真律师到日本时,已六十六岁了,但他在日本所受的殊荣,也是空前的。可以说他是受到了日本朝野举国的欢迎和崇仰。他在至日后的第二年二月一日到了难波(今之大阪)港,唐僧崇道等先已在恭迎。第三天,大纳言正二位藤原朝臣仲麻吕,遣使奉迎,亲来拜谒的日本高僧有三十多位。二月四日入京都,圣武天皇派正四位上安宿王,亲到罗城门外慰迎,安置于东大寺。二月五日,日本宰相、右大臣、大纳言以下高官百余人,亲来礼拜问讯。并由天皇派遣刚

  由中国归国不久的遣唐使吉备真备为朝臣敕使,传达天皇口诏:‘大德和尚,远涉沧波,来投此国,诚副朕意,喜慰无喻。朕造此东大寺经十余年,欲立戒坛,传授戒律,自有此心,日夜未忘。今诸大德远来传戒,冥契朕意,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大和尚。’过了几天,圣武天皇又封鉴真为传灯大法师。

  圣武天皇于唐天宝八年让位,成为上皇,自称沙弥胜满。于天宝十三年(西纪七五四),日本孝谦女皇天平胜宝六年四月,在东大寺大佛殿而建立日本的第一座戒坛,登坛受戒的第一个人,即是圣武上皇,接着皇后、皇太子等求受菩萨戒者四百四十余人,舍旧所受戒而再禀具的亦八十余人。此后即于大佛殿之西,设戒坛院,重叠三层,以表菩萨的三聚净戒。

  考察鉴真所传的戒律思想,他是站在四分律分通大乘的立场,兼南弘山及相部二宗的。自此,日本除东大寺外,尚于西国观音寺(太宰府)及东国药师寺(下野),各设戒坛一座,合称为天下三戒坛,举行传戒。唯其东大寺准‘中国’(佛法盛行地)方式,以十师传授,观音寺则准边地(佛法微弱区)授戒法,以五人僧传授。

  鉴真律师在日本弘律十年之后,即于天平宝字七年 (西纪七六三)五月,以七十七岁高龄示寂。初五年住东大寺,后五年住于他自建唐招提寺。他也精通医药,故对日本医药知识的贡献亦至大。鉴真赴日之际,正是华严宗在奈良盛大之世,华严开启理想之境域,戒律指导生活之规范,

  相得益彰。

  (二)东大寺与国分寺

  圣武天皇与东大寺

  圣武天皇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热心于佛教事业之推展,并以佛教思想来建设他的国政。当他即位之时,度僧三千,并请六百僧人于宫中转读大般若经。基于佛教慈悲精神而行大赦、禁屠宰、免税、施药、施米,以利人民及于含生。

  东大寺之建造,先后费时达十年,自天平十五年,敕诸国募化,为大殿奠基,至天平胜宝四年,始行落成。圣武上皇亲率孝谦天皇及文武百官,莅寺为大佛开光。请自天竺来的婆罗门僧正菩提迁那为导师,道璇为咒愿师。此次法会之盛大,佛法东渡以来,前所未有。

  东大寺的伟大处,是在建筑工程之庄丽。大佛殿的规模,重叠四层,四面各十一间(两柱之间的间隔),建坪一千三百五十坪,高十五丈六尺。南中门外,尚有两座高三十二丈的七层塔婆,东西对峙。再看殿内的佛像,本尊毗卢遮那铜像,曾经八度改铸始完成,像高五丈三尺五寸,镕铜七十三万九千五百六十一斤,炼金一万四百三十六两。胁侍为各高三丈的二臂如意轮观音坐像及二臂虚空藏菩萨坐像,分列本尊的东西两侧。此寺被称为四圣建立,那就是由于圣武天皇的心愿,行基菩萨的劝化,良辨为之开基,菩提迁那为其导师。

  东大寺与国分寺

  考察圣武天皇创建东大寺的用心,实为受华严思想的启示,以此作为其理想政治的象徵。他以东大寺为日本帝国的中心道场,令诸封国各建国分寺,为此中心的附属。

  华严教系的梵网经中说:‘我今卢舍那,方坐莲华台;周匝千华上,复现千释迦;一华百亿国,一国一释迦。’卢舍那佛即是毗卢遮那佛的同名异译,他是本尊,释迦是本尊的化身,化身属于本尊。因此,圣武天皇以东大寺象徵国都,以东大寺的本尊象徵天皇;以国分寺象徵诸国,以国分寺的释迦象徵各国的国司;以百亿释迦象徵各国的人民。因此,可用一表对照说明:

  ┌理想……卢舍那佛→千华大释迦→百亿小释迦

  └现实……天皇→诸国的国司→人民

  国分寺的建立

  讲到国分寺的出现,先要介绍金光明经。自从天武、持统、文武天皇等历朝以来,盛讲之金光明经,为西凉昙无谶的四卷译本,至圣武天皇时则用唐义净的十卷译本,叫做金光明最胜王经。圣武天皇神龟五年(西纪七二八),书写金字最胜王经六十四部,每国颁一部,并令转诵,祈祷国家之平安。这是开创国分寺的预备工作之第一步。

  天平九年,全国天花流行,为求禳灾,为求福国利民,令各国各造释迦丈六像一尊,并写大般若经一部,这是第二步。

  天平十国,令各国各造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僧寺)及法华灭罪寺(尼寺)一座,各写金光明最

  胜王经及法华经一部,分置僧尼二寺。并令各造七重塔一座,安置天皇所颁的金字最胜王经。至天平十三年,便诏以僧尼二寺而建立国分寺。僧寺住二十人,封户五十户,施水田十町;尼寺住十人,施水田十町。僧尼每月八日必须诵最胜王经,每半月行诵戒羯磨,每月六斋日,禁止国人渔猎屠宰。于是,完成了佛化政治的理想。

  思想源流

  东大寺及国分寺的模式,乃是来自中国。推古之后,日本渴慕逆移殖学习中国文化制度,不遗余力,佛法则是其最大的一环。隋唐时代的中国,佛教发展,如日中天,寺院之建筑,亦极辉煌。现在列举数端如下:

  一、隋文帝仁寿元年(西纪六○一),雍州以下三十州,各建塔以分置舍利。(广弘明集)

  二、则天武后天授元年(西纪六九○),武后诏于东西两京及天下诸州,各建大云寺一座。(唐会要、资治通鉴)此乃根据大云经的经名为寺名。圣武天皇则亦以光明经护国及法华经灭罪为寺号。

  三、唐中宗神龙元年(西纪七○五),于诸州置佛道二教寺观各一,佛教为中兴寺,道教为中与观。同三年,改中兴之名为龙兴。(旧唐书中宗本纪)

  四、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西纪七三三),令天下州郡,各建一大寺,号龙兴寺及开元寺,并将武后时的大云寺改为开元寺。(佛祖统纪、释氏稽古略)

  可见,圣武天皇的国分寺,渊源于隋唐,而非别出心裁。再说大佛像的铸造,也是学自中国的风尚。例如唐高宗自咸亨三年(西纪六七二)开始,历时三年多,在东都洛阳之龙门,造立了一尊卢舍那佛石像,身高八十五尺,胁侍二菩萨像,亦高七十尺。此后,又有则天武后,于久视元年(西纪七○○)发愿在洛阳北邙山的白司坂,造大铜佛。中宗神龙之初,加以修缮,而告竣工。

  (三)奈良佛教的文化及其利弊

  慈善事业

  奈良佛教的可贵处很多,慈善则是其一。于元正天皇养老七年(西纪七二三),在兴福寺内设施药及悲田二院。这要追溯到圣德太子的福田事业,他曾于四天王寺设置敬田、悲田、疗病、施药等四院。敬田是寺院的三宝部份,即是人民归敬三宝的道场;悲田是贫穷孤独者的救济所,为养老院及孤儿院的性质;疗病及施药,是公共卫生设施。圣德太子除令人民笃敬三宝之外,并设悲田、疗病、施药之三院,乃国家之大基,教法之最要。由此发展而有了奈良时代的慈善事业。

  天平二年(西纪七三○)四月,圣武天皇的光明皇后,将她宫职的经费,节省下来,设置施药院,又置悲田院以济贫病之辈。被皇后亲身洗涤疗养的癞病患者,亦达千人之众。这种慈爱精神,史家传为美谈。她的女儿孝谦天皇,也继母后遗志,于天平宝字元年,为了救济贫病之徒,以垦田一百町,永远拨给兴福寺的施药院。

  同时,自飞鸟时代以来,佛教沙门,多精医术。例如:法莲以医道济民而于养老五年接受褒奖;鉴真律师亦精医药,虽已双目失明,仍以鼻嗅辨别药种,而为日本汉医仰为其祖。圣武天皇临崩之际,受诏入内寝的看病禅师,达一百二十六人。佛教重视医药,乃基于当时盛行的梵网经中所说:‘看病福田,第一福田’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