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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世纪中国宗教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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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世纪中国宗教的一些思考

学诚法师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和全球信息网络化的形成,特别是随着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东西方 文明的碰撞、交融将在所难免。西方意识形态对中国的渗透将变得更为直接、迅捷、全面,国际上反华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将愈演愈烈,西方社会价值观依靠其强劲的科学技术、经济实力的优势必将构成对中华文明特别是价值体系的最大挑战和最大考验。

    在这新的历史背景下,如何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如何充分吸纳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如何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是摆在21世纪中国人面前的严峻问题和严峻挑战。

    在挑战面前,中国宗教如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世界人类的和平繁荣,为人类文明的交流重建做出应有的不负于伟大时代的贡献,这是中国宗教界人士必须担当的历史责任。

    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上,纵观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01年12月10日至12日召开了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对新世纪全国宗教工作做出了极具战略意义和前瞻性的指导,江泽民主席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宗教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对宗教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进一步指出:“要了解当今世界必须了解宗教,对宗教问题在当今世界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影响绝不可低估。”

    在新世纪我们必须对世界宗教有新的了解,对宗教问题有新的视点,对宗教工作有新的思路。

    一、必须面对的几个基本事实

    1、宗教是世界上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据统计,截止至2000年,世界总人口约为60.55亿,信仰宗教者约为51.37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84.8%。其中基督教徒(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有19.99亿人,伊斯兰教徒有11.88亿人,印度教徒有8.11亿人,佛教徒有3.59亿人。以上4种传统宗教信徒总数约占世界宗教徒人数的88%以上。这个数据表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信仰宗教,而其中又绝大多数信仰各主要传统宗教。另有数据表明,世界信仰宗教人数的增长率同世界总人口的增长率基本持平,也就是说全世界信仰宗教者的绝对数每年都在增加。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切不可漠视,更不可无视。

    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宗教组织多达2500个(《美国宗教组织词典》1993年版),1996年,美国盖洛普组织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96%的美国人相信有上帝或一个普遍的精神存在。在过去的50年里,这个比例从未低于90%。美国85%以上私立中小学的学生就读于教会学校。全国有1200多家宗教广播电台,每12家电视台中就有一家是宗教电视台,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美国宗教节目增加了75%。美国的宗教报刊杂志多达5000多种,《新约圣经》在美国的印数超过1亿册。美国人在20世纪90年代每年奉献给宗教事业的捐款约为500亿美元,而花费在棒球、篮球、橄榄球上的费用不足50亿美元。而在法国、德国、丹麦、比利时、奥地利等国,信仰各种宗教的人口几乎为100%,而瑞典为98.9%、美国为99.8%、葡萄牙为95.4%、西班牙为94.0%。

    正如江泽民主席所指出:“要了解当今世界必须了解宗教”。不了解宗教,就不可能了解世界,可以说了解宗教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基点。只有了解世界宗教的状况,才能顺利进行文明的交汇与融合,才能有效进行文化的交流与吸纳,才能构建一个与世界各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对话的平台。

    2、新兴宗教与日俱增,邪教组织日益蔓延。据《国际传教研究公报》的统计,全世界目前已知的新兴宗教团体约有2万多个,至1997年,世界新兴宗教信徒人数已达1.484亿。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新兴宗教团体就有2500个以上。西欧南欧18个国家有1300多个新兴宗教教 派。日本目前登记在案的宗教团体多达18.5万个,多数为新兴宗教团体。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相继出现7000多个新兴宗教教派。可见在全球,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贫困落后地区,新兴宗教引人注目的飞速发展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现代世界急剧变化,人们的心理压力空前增大,宗教慰藉的需求空前旺盛;另一方面是由于某些传统宗教对世界发展变化反应迟钝,缺乏积极回应而丧失了一些吸引力和感召力。特别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在新兴宗教中,一些极端组织已沦为邪教组织。据估计,全世界目前有邪教组织上万个,信徒几千万。美国现有邪教组织700—5000个,在高峰时多达2000—5000个,信徒约1000—2000万人。许多邪教组织利用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信息网络化所带来的便利条件,传播教义,发展信徒,进行跨国组织活动,并把魔掌伸向广大亚、非、拉国家。更令人担心的是有些邪教组织与国际恐怖组织有密切的联系。1992年,全球48个国际恐怖组织中,有四分之一打着宗教旗号进行恐怖活动。因而抵制邪教蔓延、铲除邪教毒瘤,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责任,特别是宗教界人士责无旁贷的责任。扶正才能祛邪,立正才能破邪,这需要政府、社会、宗教界通力合作才能奏效。

    3、中国大陆大多数人不信仰宗教,各大宗教信徒有1亿多人。许多人对宗教文化一无所知,甚至许多信徒对宗教知识也是一知半解。可以说大多数人目前仍处于一种对宗教文化茫然无知的状态,于此同时,许许多多的人却落入迷信、巫术甚至骗术之中,甚至把宗教与迷信混为一谈。这种状况极大地伤害了纯正宗教信仰的健康正常发展,在特别时期还会产生把纯正宗教当作封建迷信摧残的荒唐现象,殷鉴不远,不可轻忽。何光沪教授认为宗教与迷信有三个主要区别:一是态度不同,迷信是狂妄的,它企图测透事物并控制其进程;宗教是谦卑的,它旨在接受世界并敬畏其根基。二是目的不同,迷信是功利的,它要“神”服务于人的现实利益;宗教是道义的,它要人符合“神”的旨意。三是关切对象不同,迷信关切的是现世的事物和自我安乐,而宗教关切的是超乎此生此世的终极意义或价值根基。这三点都鞭辟入里,很有见地。我想补充一点:迷信是违反人类道德的,宗教是捍卫人类道德并且提升人类道德的。宗教道德促使人类走向崇高与神圣。迷信的泛滥与道德的堕落、社会风气的恶转是相伴而生的,同时也是和纯正宗教精神萎缩紧密相连的。弘扬纯正宗教精神,打击封建迷信、巫术,才能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如果放任诸如“*轮功”之类的邪教蔓延,必将导致全社会道德的崩溃。


    二、必须确立的几个基本视点

    1、要客观、公正、全面、科学地看待宗教的社会历史作用,切忌主观随意、片面武断。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对宗教不是采取敬而远之的回避态度,便是采取神道设教的利用态度,或是把宗教当作毒害人民的鸦片,“文革”中更是必欲消灭之而后快。应该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宗教政策日趋完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有力保障,但不少人的思想意识中仍把宗教当作消极落后的东西,压制、防范、阻止宗教的正常发展,甚至想用行政的力量去消灭宗教,而不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相适应,没有认识到“做好宗教工作,关系到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到推进两个文明建设,关系到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关系到我国的对外关系”(江泽民语),对宗教工作不是积极引导而是消极压制,在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侵占宗教活动场所、侵犯群众宗教信仰自由、侮辱教徒人格尊严的恶劣事件,究其思想根源都是由于把宗教看成是消极落后的意识形态,甚至把宗教与迷信混为一谈。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宗教,认识宗教本质、功能和社会历史意义、人文教育意义,以积极的心态去看待宗教,发挥宗教应有的社会作用。

    2、人是有限的存在,随时都可能陷入失落虚无,这就决定了人们都会有某种形式的信仰需求。传统宗教正是人民群众较为安全可靠稳妥的信仰形式。如果一个社会无法满足群众的正常宗教需求,或信教群众对纯正的宗教一无所知,不能分清正邪、明辨是非,那么邪教便会乘虚而入。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的中国社会正发生着急剧变革,竞争日趋激烈,群众的心理压力剧增,宗教需求高涨,这些都需要我们负起时代的责任,把传统宗教的知识和精神传播给大众,使他们具备抵制邪教的“免疫”能力。从这个方面说,传统宗教是邪教的天然克星。如果不去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是消极压制,甚至视之如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无疑会把大众推向邪教的怀抱,贻误苍生,危害社稷。

    3、不同宗教及同一宗教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争端、战争并非常态。多元宗教文化的和平共处、共同繁荣是完全可能的,中国唐朝时期的宗教状况便是明证。在强盛的唐朝,不但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得以发展,从印度传来的佛教也得以充分的展开,佛教内部八大宗派竞相发展,可谓花开似锦、争奇斗艳;同时儒家的社会政治理想、道德文化也能得以充分实现,伊斯兰教传入后也能顺利发展。因此多元宗教文化的共存共荣不但是可能的,而且还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文明强盛的象征。宗教冲突往往只是外在的形式,而其本质常常是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如果国际社会或一个国家不去致力于解决政治、经济的问题,而把一切归咎于宗教原因,那是本末倒置、倒果为因的错误行为,也背离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基本原理,这样不但不能消弭争端,反而会扩大事态。作为一种社会 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的宗教大多是主张和平的,宗教之间可以通过对话消除对抗,实现多元宗教文化的共存共荣。

    4、各大传统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印度教、犹太教、锡克教等)都是人类智慧的伟大宝藏,更是铸造道德价值的有力基石。因此,各大宗教应从人类的共同福祉出发,远离狭隘和偏见,相互理解和沟通,彼此欣赏和宽容,强调仁慈和善良,避免敌视和仇恨,带给人类快乐和祥和。要达到以上目的,各个宗教都要把它们共同存在并构成共同特征的“黄金法则”作为处理各宗教之间和各教派间差异、对立、冲突的共同准则,并把“黄金法则”教导给人类社会,使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们能够和谐共处,共同增进人类的和平与幸福。早在1894年,亨利·赫胥黎就指出:“致力于理想社会的人际关系的所有时代和所有宗教的道德学家都同意‘黄金法则’,就像你希望怎样被对待的那样去对待别人。”(Huxley Euklutionand Efhics P.31。)南传佛教经藏中说:“都畏惧痛苦,都热爱生活,记住你与他们一样,用他人的尺度来衡量自己,你就不会再去伤害别人。”(Dhamma-pada,cited in Das P.406)道教经典老子《道德经》里说:“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道德经》四十九章)基督教《马太福音》(7:12)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圣经·新约》)犹太教《摩西五书》说:“你们应该爱邻如己。”(《旧约·利未记》,19:18)印度教《益世嘉言》里说:“责任、正义、法律和道德的合法权的最终标志是这样的:你自己认为可爱和宝贵的,你自己内心所满意的,应认为别人也一样;你自己所不喜欢的,别人也一样不喜欢。谁能够设身处地感受他人的快乐与悲伤,他就是真正的瑜伽师,他真正地与万众一心。”(Hit-opadesha cited in Das pp.404—5)穆罕默德教导说:“你自己所希望得到的,施及于众人。”“你自己所讨厌的,不要施与别人。”(Surhana_I_Muha mmad Nos。14,21,63,306。Teheran 1938。Cited in Donaldson sfudies in Muslim Ethics p.82)。如果每个宗教组织、每个宗教徒都按照自己宗教的善良教导去处理与其他人、其他宗教、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关系,那么世界上的冲突、战争、流血、灾难就会消弭于宗教的光芒之下,人类的和平、繁荣、和谐、幸福就会降临到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地球之上。同样是多种宗教、多元文化并存的国度,新加坡、澳大利亚、中国能够和谐共处,而近来南亚地区某些国家宗教之间却流血不断、争端不止,值得深思。

    5、更加开放的中国需要更加开放的宗教,而更加开放的宗教对中国宗教界自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宗教界要努力加强自身建设,警惕西方国家利用宗教干预别国内政,实施侵略政策,充当“世界牧师”角色。历史经验表明:我国宗教方面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大都与此有关。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是我们宗教界人士的神圣职责。

    6、宗教与现代化、科学、民主,并非互相对立,而是唇齿相依、相辅相成的。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宗教与社会经济现代化之间的正面关系。基督教对西方现代化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牟宗三先生认为:“我们可以说:文化生命之基本动力在宗教。了解西方文化不能只通过科学与民主政治来了解,还要通过西方文化之基本动力——基督教来了解。”并断言:“西方文化以基督教为内在动力,为灵感源泉,始有近现代的科学与民主。”余英时先生也指出:“……在政治、社会领域内,自由、人权、容忍、公平等价值也不能脱离上帝与理性的观念而具有真实的意义。西方外在超越的价值系统不仅没有因为现代化而崩溃,而且正是现代化的一个极重要的精神源泉。”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宗教对西方国家现代化、科学、民主积极和强有力的影响,这些都值得我们反思。充分发掘宗教中各种有利于社会进步、人类幸福、世界和平的因素,是现代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又一个基点。

    7、宗教是社会道德(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道德)建设极为宝贵的资源,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强有力的推动因素。宗教不仅在现代世界得以生存和发展,而且积极参与并维系着现代社会的道德体系,这已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现代社会越来越严重的道德危机,包括人与人的危机、人与自然的危机、人与社会的危机、国家与国家的危机,都显示出对宗教精神资源特别是宗教道德资源的强烈诉求。如佛教“不杀生”、“众生平等”等理念对现代生态伦理具有特殊意义。同时宗教通过对社会世俗道德的“圣化”,为世俗道德提供了一个终极保障、一个至上权威,使世俗道德 变得“神圣”起来,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人们对现存道德关系、规范、准则的认可与遵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宗教界历来具有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维护国家统一、捍卫民族尊严是中国宗教界一贯的主张。且不说历代高僧大德在国家分裂、战乱频仍的时代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走南闯北,历尽艰辛,劝导化解,使人戒杀放生,罢战言和,为国家的团结统一做出过特殊贡献,就说抗日战争时期:太虚大师在“七七”事变后通电全国,号召全国佛教徒“英勇护国”,并走出国门,揭露日军在中国的惨无人道的罪行,同时组织僧侣救护队直接参与抗战。爱国教徒们奋不顾身的义举深深地感召着国人,以至于当时报刊号召民众“向和尚看齐”。圆瑛大师在日军监狱中受尽折磨,却坚贞不屈,体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还有弘一大师提倡的“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等等都展示了中国宗教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回顾历史,我们深深觉得中国宗教界的这种精神至今依然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无比珍贵的资源。

    三、几条初步的思路

    1、大力加强对宗教理论的研究,尽快建构能融会东西文明、吸纳世界宗教研究成果并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理论体系。对宗教的本质、功能、作用等作出客观公正、全面科学的评价,对宗教与经济、宗教与道德、宗教与社会、宗教与邪教、宗教与现代化等展开全面的研究,特别是要结合当代中国与当代世界面临的各种危机有的放矢地进行宗教研究。思想理论的滞后必然导致实践方面的裹足不前,因此加强宗教理论研究是新世纪中国宗教的当务之急。

    2、下大力气培养一批能融会中西、博通古今,既明悉当今世界宗教状况,又有中国宗教深厚功底的宗教界人才。这些人才不仅要成为多元宗教文化交流的桥梁,还要成为传播中国宗教文化的使者,在国际宗教界展示中国宗教和中国宗教徒的风采。同时,这些人才还必须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状况,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高屋建瓴,构筑当代中国宗教的宏基伟业,并成为抵御邪教发生、蔓延的坚强堡垒。振兴中国宗教的希望在人才。

     3、积极行动起来,努力探索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方法与新途径。深入社会,关注人生,在实践中寻找宗教在现代社会新的切入点与结合点。增强宗教感召力、吸引力是防止邪教产生、蔓延的最有效途径,而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起而行之,而不仅是坐而论道。新世纪召唤中国宗教徒奋发有为,伟大时代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辱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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