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真面目
冯达庵大阿阇黎 著

　　 绪 言

　　吾人所能感见之事物，无穷无尽，括其要不出精神物质两界。由精神演成无量众生；由物质演成无边世界；根本究从何来？此古今学者劳心焦思终不能解决之二大问题也。有强作解释者：或以神话点染之，普通宗教家之手段也，或以意识推测之，普通哲学家之眼光也；高下虽殊，总与真理不相应。然宗教点染，有时亦根据特殊事迹；惜无实际义理以调和之。哲学推测，有时亦符合局部正道；惜无实习方法以证明之。故对研究者之要求，皆不能如量应付；根本问题，遂称为人类最大之谜矣。
　　世间妙理原来恒寓无穷无尽之事物中，未尝自秘；吾人不能一一发明之者，智慧有所不及耳。智慧差等甚多，就人类言之，通常略分上中下三品：下品虽愚，对于世间妙理犹有许多常识从经验得来；中品益多；上品更未可限量。《中庸》之论此事曰：“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所谓圣人，即上品之上者，而于妙理犹未尽知。则根本问题终无解决之望已乎？是又不然。三品智愚之中，初未注意极下极上之人；以环境少所见也。极愚者不惟不辨菽麦，且或一无所知如“白痴”焉。极智者洞明眼前所处世界之一切事理，且更具有周知十方三世任何世界事理之“一切智智”焉。白痴之徒世固有之；具一切智智者则旷劫难遇，偶然遇之，实异数也。孔子时代，一切智人无所见闻，宜《中庸》之作前言也。
　　有疑吾言者曰：“世岂真有具‘一切智智’之人乎？学力相差太远，非吾人所能企及，谁其信之？”则应之曰：“以己律人，岂必中肯？观今日科学进步之神速，固非前世纪之所敢期；现代未开化之民亦冥然罔觉。依此辈人类之主观，否定‘原子能’等种种惊人学术，其果合理也耶？”孔子云：“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学者态度应如是尔。其能奋起前进之心，追求所不知而知之，则尤学者之积极态度矣。然有所追求，必有可举之对象。一切智智者之对象何在？则距今二千五百余年前出现于印度之释迦牟尼佛即其人也。
　　释迦姓也(义为能仁)；牟尼名也(义为默寂)；佛乃佛陀之略称，义为圆具大觉之人。觉而曰大，即一切智智之别称。佛凭一切智智之伟力，随机发露其学理，使人依教学习，皆能实地证明，与空谈哲理者不同，是谓“佛教”。学者智慧不一，所得或浅或深。深之至，能解决众生世界两大问题；洞悉整理世间之大道；大同郅治确能依以实现。其次者，彻悟世事等同梦幻，无所用其憎爱，于是得大受用；乃至苦恼之场自觉无非安乐之地。又其次者，知世间众生不独吾人所能见之动物而已；有六趣焉，有三界焉；而众生之作业，有因果原理焉；众生之肉身，有轮回定义焉。知之熟，自然有止恶修善之趋向；自然无损人利己之行为。人人如是，天下不治而治矣。一切智人之应世，裨益众生若是其大也！真抱救世之志者，乌可不取佛教而研究之耶？
　　印度学者对于佛教之心得，随其浅深志之于册，是名法宝。教典之富不可悉举；先后流入中国译作汉文者不下五千余卷之多；益以东方学者之发明，集成一部《大藏》。方诸梵本所有，虽未及什一，然精要大略既具，足供学者参究。八百年前印度佛教不幸灭亡！中国汉文教典几成世界唯一鸿宝。迄今能与并驾者，只西藏藏文教典而已。而西藏乃中国属土之一，则谓中国代替印度为世界佛教总汇之地，亦无不可。
　　佛教真面目，在精神；不在言语。举全体精神界而融摄之；灵明自在，活用不息，是谓佛性。众生各根据佛性之一分子而发为身心。于素未经验之幻迹中，随事加以认识；偏于注意，转成住着。灵明活用之佛性，遂被掩盖不能觉知。一切行为，惟受局部识力支配，不得自由。经验日丰，智慧渐出，终有显现佛性之时。然须历无量劫数而后能。发达之极，乃成一切智智。然先觉之人，每发大愿，随机指出佛性本来面目。当机如能心领神会，自可超越无量劫数而顿悟焉。释迦如来出世本怀，全系于此。但非上品根机，未能遽会；不得不借言说以资开示；此教法之所由来也。教法高者藉表佛性；低者姑遮凡情；前实后权，对机施设。权机固未明佛教真面目为何？实机苟未能因指见月，所得亦不过依稀仿佛之境而已。
　　中国《大藏》，权实教法俱丰。初行权教，继行实教，此固随梵僧之提倡而然。行权教时，戒律为主。能守具足戒，非出家不可；于是僧尼尚焉。为鼓励计，恒言出家为三界中之至尊。在家学佛，只许作近事男(梵名优婆塞)近事女(梵名优婆夷)；藉此亲近僧尼，耳濡目染，为将来出家基础而已。世之人不知佛教真面目所在，或以为僧尼即全部佛教之代表矣！
　　《妙法莲华经》流入中国，开权显实；学者始知权教乃引诱小孩之方便法门。《普门品》谈观音三十二应，僧尼乃其中之二耳。执其二而遗其三十，绝非实教之道。实教既传，智慧较胜者相率研究之，于大乘中各取契机之经论以为宗，而于自心一点灵活佛性则少所发明。以故佛教真面目犹未显著。
　　达摩西来，鉴于中国学者多从文字相寻活计，翻为佛性障碍；于是就人心之所固具而直指之。信之最笃者厥惟慧可，卒传衣钵为禅宗二祖。然师徒皆以破斥讲解家而被仇视；虽法脉不断，其道究难推行。是故佛教真面目之在中国，当时只露一线曙光，不能照耀有众。累传至六祖惠能，机缘成熟，佛性从此始播天下；至五家分灯而益发达；此固达摩预有悬记者也。
　　佛性之发明于心，徒恃自力难以实现。依教练习，纵灭一切见闻觉知内守幽闲，犹为法尘分别影事。但湛寂之极，得离意识以见真空；佛性虽未遽显，却有活跃之机。当此之时，若得善知识施以加持之力；根机猛利者便如脱颖而出。惠能得法于五祖，即其中显著之例也。夫以不识字之惠能，而预有一切皆空之见地；本非凡流可比。然不蒙五祖之提挈，岂能遽见本来面目乎？根性较次者，一师加持之不足，则更参诸师以益之；非真灵光活现不获印可；六祖以后之学人大都如是。
　　既见佛性者，寻常日用无非大道所寓。就其立场以履行伦理上之道德，于己则性光日展；于人则随事得益。服务于国也尽其忠，国得大益矣；服务于家也尽其孝，家得大益矣；服务于社会也各尽相当之善，社会得大益矣。而行之者不见有己，不见有人，亦不见有忠孝诸善；惟觉一片灵光“活泼泼地”应用无差而已；是为法身佛境界。六祖之于此旨固常极力提倡。唐以还，在家居士得此受用者间亦有之。
　　实践伦理以济世，乃积极佛教之特色，是为法身应世门。若迳发大愿，求五智一一充量开展，则为法身向上门。向上之道，教家虽有其理论，而无实行方法。开元三大士来弘纯粹密宗；五智实际，凡夫始能即生证明之。佛教真面目至是益详明矣。然百年后遽遭会昌法难，经轨沦丧；此宗遂告沉寂。惟禅宗不须教典，仍能法脉延绵，未尝中断。
　　达摩悬记云：“后世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说理者多，通理者少。”明道者，能见佛性也；行道者，积极救世也。说理者，讲解文句也；通理者，领会大义也。世间法盛衰无常，佛教何独不然！禅宗至马祖以后，明道果多矣；洞见真面目之大德比比皆是。然其化度功夫，只以接机为限；以之积极济世，则罕闻焉。末流之弊，更变为口头禅：有仅从教相认识中道而蒙印可者；有漫向语录摭拾瓦砾而当黄金者。《坛经》虽号六祖遗言，除方便对机语外，余皆学人指针。然学者每多买椟还珠，不从现量上体会真实佛性；却在在以辞害意，偏执“一切不妨”等表面之词恣情妄行，自称得大受用；醍醐竟变毒药矣！西藏大德有不承认中国禅宗者，盖未得真实正法眼藏之输入耳。
　　宋儒以佛教少积极济世之士，有窃取实践伦理之道而建立理学一派者。若行之笃，终得大德提持，未尝不可显现佛性。然为门户所囿，不敢广参善知识；甚或加以诋毁焉。以故涵养者未能当体即空。首创此派之周敦颐，尝有咏怀之诗，不脱分别意识，其余更无论矣。纵其道德之隆足以感动人天，所得不过人天小果；去本来面目殊远。
　　近数百年，中国佛教停滞不前。最近受西洋新学影响，激起志士研究之心，教典搜集不遗余力；大藏范围日渐增益。金声玉振尚俟其人；今欲挹其大要，事非容易。但此中眼目，厥惟佛性。能速现此佛性者，不出三宗：禅与真言净土是也。禅宗直指佛性；真言宗扩展佛性；虽详略不同，皆显法身妙用。然两宗咸重师承，否则佛性难现。于无师之时而欲自求得之，则净土宗庶几有济。盖诸佛法性原恒流通众生心中，得加持特缘斯速显现。无加持力而恳切念之，一心不乱之顷，未尝不可稍露端倪。惟诸佛法流缘有厚薄。厚者易见，薄者较难，阿弥陀佛法流于此土众生最为浓厚，是故一心专念此佛，时节因缘一到，心中自有一种消息表示佛性之活跃也。
　　依上举三宗而实行，自有探骊得珠之望。著者希学人之速见佛教真面目也，特出修证一章：集三宗之精髓，为全书枢纽。自见佛性而欲开示众生，则教义仍须研究；且实修之时，预有教义为图案，亦籍此以辨别境界之深浅；此本章之前所以先标研究一章也。教义之研究，乃根据所译法藏而来，故又先之以“传译。”所译之本出自印度，更须明其源委，故以“教源”冠其端。修证有成，佛教之真面目具见；一切深奥妙理自然了了于心；世间所不能解决之众生世界两大问题，可以如实指陈为大众作黑夜明灯也；于是以解题终焉。
　　五章义理半属深奥，上根利智允契机宜；次焉者虚心至心参究之，亦有豁然贯通之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