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文以载道，诗以言志。孔门四科，德行居先。然沉溺文学者，往往浮其实德，谬奖虚文。韩愈《原道》肤浅，三《上宰相书》，以次益鄙。登华山，啼哭不敢下，县令遣差，牛牵而下之，有道者宜如斯乎？然腐儒争道其文起八代之衰焉，盖指六朝绮靡耳，非谓世道人心也。文而不关世道，何足遣哉？夫孔北海，大志真节，东汉名流，而与建安七子并称。骆宾王忠愤劲词，唐之义士，而与垂拱四杰同列。盖以文章之小技，掩其躬行之大闲。故问奇类林，著论惜之。扬雄岂孔圣耶？然其《法言》，不亦似《论语》乎？林干岂老聃耶？然其《渊通》，不亦似《道德经》乎？是以君子不以言举人，文必追其所载之道．诗必逆其所言之志。今吾于觉园长老之诗文全集得之矣。
读长老先慈行述，可知其孝道矣。太夫人所谓积德以遗子孙，其虚乎？集有道财，聚散权衡，一本至善，富而不骄，有自来矣!诗所谓：“名字已传同处决，羁囚岂信得生还。”虽曰观音救度，安知非慈德默佑乎？其诗多长厚气，流露于字里行间。殆所谓“澄清应得润心田”者欤(见诗集)!由是善推其所为，以济生物，故有放生放鹿之佳什焉。抑尝见富豪居士，掷其龟贝，委诸仆媵，何曾亲见其洋洋乎得其所哉之态耶？如此轻率，惟等布施耳。若长老放鹿图所示，抚之惟恐其缘之断，泣之惟恐其粮之阙，其发而为诗，则曰：“依依还惜汝，临去觉凄然。”又曰：“饥餐瑶圃草，渴饮白云泉。”词藻云乎哉，同体大悲也。故其放生图诗曰：“安得江中物，尽教脱网钩？”悲心见于毫端矣。诗之好仁，固如是也。又曰：“月送穿波去，心随出水游。”其言在生物，其志在仁慈。仁者寿，施者富而已。以视轻慢者之放生，因果悬殊矣。不得存其心之仁，焉用学其言之蔼耶？长老今近八旬，矍铄如不惑。宝掌千龄，殆基于此。天之报施仁人，岂以诗乎!
然长老之志，固不在寿己也。菩萨应运而生，治世现宰官身，乱世现市隐身，其诗所谓：“最难护法兼弘法”，不啻为其本身道也。读其上印光法师，致云台居士两书，谆谆于息邪说，倡正学，可以想见其志向矣。
夫世之乱，乱在邪说，随以暴行。诗三百，无论兴、观、群、怨，一是皆以思无邪为本。救世之道，岂在干戈哉？盖救世之法，在佛教耳。而儒家之诗教，盖佛教之基础也。长老盖兼而有之矣。
佛法初倡业感缘起，使民知改过节欲。长老以身教之，其诗日：“欲淡已能轻世累，无求随处即安然。”次述赖耶缘起，制止恶因现行，广植善种福田。长老放生、掩(上此+下肉)、扶病、济贫，不仅建寺、印经而已。试读其《节约运动》一文，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之怀抱，何异三代贤哲、诸地菩萨耶？次开真如缘起，使民抑制物欲之外，并发展真如潜能。放长老有诗曰：“净境随心现。”曰：“游心自在天。”曰：“只知行好事。”曰：“澄心悟证三摩地，养志吟成一卷诗。”人咸知长老之富于财货，宁知长老之深于法源乎？长老惟恐人之不佛耳，履霜坚冰至，有以世道人心为怀者，敢不慎其所发言，慎其所择言哉!
佛教最高哲理，厥惟六大缘起，齐心物，摄科哲，果位方便，尽救主之能事，使人人为尧、舜、舜，为佛祖。是以长老志在儒家之大同，行在佛家之普渡。读者由其文集，得见其智悲之品质；次窥诗句。得见其兴观之神韵。更进追其《佛国游记》，心生崇敬，皈依佛门，随菩萨行，行菩萨道，则长老诗文集之梓行，大有裨益于世道矣。
若夫月下推敲，案头锤炼，吞丹篆于胸中，梦生花于笔底，盖其余事也。是以藏之密勒，不识“假、卡”(藏文字母)，汉之惠能，不识“之、无”，而前之《十万歌集》，后之《六祖坛经》，皆不胫而走于寰球矣。今长老之诗文集，而已三版，愿诸读者，善揣其本焉。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