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犯戒论

　　一、概说
　　何谓“犯戒”？“波罗夷”能否称为“罪”？在“无意”的情况下触犯戒条，算不算“犯戒”？“淫”、“盗”、“杀”、“妄语”四条重戒各包涵何等态样(情况、犯相)？凡此等等问题，牵涉到很多复杂的概念，就是本节及下要研究的。
　　按在现代的俗世法学中，如果研究到刑事“实体法”(Positive Law)，秘会涉及“犯黑罪论”及“刑罚论”二大课题。何以故？分述如下。
　　１．为厘清这两个重要的概念。
　　“罪”与“刑”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尤以中国人的语文使用上常使人易于混淆，这在处理或研究规范性问题时非常不利，故必须分清。例如常人说“死罪”一语，真正的涵义应是“死刑之罪”——例如“杀人”：换言之，“杀人”才是“罪”，“死”却是犯了这条“罪”而应处之“刑”。故在世俗的“刑法学”，“罪”的问题与“刑”的问题必须分开作详细的研究。同样的情形可见于“戒律学”、“波罗夷罪”、“僧残罪”之类的词语是常见的。事实上“波罗夷”与“僧残”都不是“罪”(戒)，而是“刑”(罚)。所以吾人研究戒律，这两个观念必先厘清，观念才不会迷惑。
　　２．两者应付论的事项有别。
　　“刑法学”上的“犯罪论”，通常讨论的问题不外是：刑事责任能力(如示满十二岁之儿童无责任能力、心神丧失者不负刑事责任等问题)、责任意思(故意及过失问题)、犯罪行为的因果问题、既遂已遂问题……凡此等等，属于一般性的犯罪“成立要件”。这些问题解决了之后，才去研究每一种犯罪的“构成要件”(例如构成“杀人”、“诈欺”、“重婚”等各罪名的要件)。
　　至于“刑罚论”则专研究各种“法定刑”的种类(例如古代的五刑：笞、杖、徒、流、死及其他附加刑，现代的五刑：死、无期徒刑、有期徒弄、拘役、罚金及易刑、从刑等)、每种刑的限度(如现代有期徒刑的期限为何、罚金的数额，故代笞刑杖刑的规格与数额、流刑的里程、徒刑的年限、死刑事成绞或斩的等级等)，乃至裁判官判刑时的裁量范围与斟事项(如须斟酌犯罪者的动机、手段、知识、社会地位……等，作为判刑轻重的裁断依据)。
　　佛教戒律，在法学的观点，仅属一种宗教的内部规范，既非有“人命关天”之严重，也非牵涉社会整体之广泛，所以不必以一般刑法学如此繁琐的研究方法去对待。但若能适当运用现代法学的一些理念去研究戒律问题，这也是一种使二千多年凝固不变的“戒律之学”现代化的尝试；对于今后的“毗尼久住”，应该是有利于无害的。本节及下节分别研究“犯戒论”及“处罚论”，意在乎此。
　　而今转回主题的探讨。
　　何谓“犯戒”？它的“能力限制”如何？“意思责任”又如何？何谓“既遂”？何谓“未遂”？凡此，属于世俗“刑法学”上犯罪的“一般成立要件”，各部“广律”及戒经(波罗提木叉戒本)均没有概括性规定。但没有概括性的规定非表示忽视这些问题，而是把这些问题分别混在各“戒条”中去了。因此，讨论佛教戒律的“犯戒”问题，必须以法学逻辑的眼光，去逐条逐条讨论，才可望获得明确的概念。如果还像弘一大师所作《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那样研究法，只是把“广律”的内容作一“摘要表”而已，功夫是下得很大，但对观念厘清之作用恐怕就不够了。
　　为篇幅所限，在此不能把每条戒律律文作如上述方法，一一加以分析。现仅以第三条的“杀人戒”为例，参考南山律宗道宣的《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宋代元照的《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及近代弘一的《四分律戒相表记》的资料，依现代的刑法学观念，以阐明“犯戒论”相关问题。

　　二、“条人戒”分析
　　Ａ．制戒缘由
　　当佛陀在毗舍离时，诸比丘修“不净观”，因而有厌恶自己的身体而向往死亡的念头。一位外道比丘名为难提的，竟然接受欲自杀的比丘之请托，进行杀人之事，使得当地的居士惊怖万分。佛陀因而制定此戒条，今后禁止任何杀人行为。
　　按：各部《广律》详列“制戒缘由”，甚至如说故事般，不厌其烦，应在为佛教内部的教育性能而设。在现代法学观念，此等“缘由”至多相当于“立法理由”，只作解释法文的参考，并无法的效力。
　　Ｂ．犯缘具五：一、是人，二、人想，三、起杀心，四、兴方便，五、命断。
　　按：这五犯缘之中，有属犯罪的一般“成立要件”的，也有属于各种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的，还有仅属“犯罪方法”的。兹分述之：
　　１．犯罪客体：是人。(此为“构成要件”之一)
　　又按：律中及元照引契经解释“人”甚精彩：何谓“人”？律云：“从初识至后识而断其命也。”注云：“初识者，在胎犹自凝滑，是识所依。乃至命终最后一念未舍执持，随暖坏者是也。”元照再引《大集经》作进一步之解释：“入胎七日，状如凝酥，即凝滑也。……也入息为命。不臭不烂为暖。此中心意为识。若坏凝滑即坏识之所依，命暖随谢，便名犯杀。”这种解释，已把受胎七日以后的胎儿也包涵在内。以“识”来诠释人的生命，其细密处比现代刑法之赖医学定义(一般为自胎儿出生脱出母胎起，至脑波停止为死亡止，为有生命之人。至胎儿则专列入“杀害胎儿”条，普通杀人罪并不计在内)，亦不遑多让。
　　２．责任意思：人想。(此为责任意思问题)
　　又按：这个问题颇复杂，涉及何谓“故意”问题，详见第十一章第二节三项。
　　３．责任意思：起杀心。(同前)
　　又按：在现代刑法，也属“故意”问题。
　　４．犯罪行为：兴方便。(为“构成要件”。但此兼指方法等)
　　又按：弘一将这个问题列为“罪相”二十种，另又有列“故杀”二灯亦属“罪相”，实致观念混淆。兹列释如下：
　　(１)自杀：指亲自动手，用瓦、石、刀、杖等方法去杀。
　　(２)教杀：这是现代刑法上的“教唆犯”问题，性质既非“构成要件”，也非犯罪行为的方法。
　　(３)遣使杀：差遣人去杀。这是“共同正犯”或“教唆犯”问题。
　　(４)往来使：一次遣人杀未得逞，再次遣之杀已。这同属“遣使杀”，强为列分，反致琐碎。
　　(５)重使：三释四次遣使。同前，更形琐碎。
　　(６)展转使：遣甲转遣乙去杀人。同前的琐碎。
　　(７)求男子：征求有胆量有能力的男子去杀人。这不过是达成第(３)的方法，不成为“罪相”。
　　(８)教人求男子：找人去再找第(７)项的人。太琐碎。
　　(９)求持刀人：求一位敢于拿刀数人命者。同前重复。
　　(１０)教人持刀人：更琐碎了。
　　(１１)身现相：如亲自出面恐吓或诳骗他人自杀。在现代刑法，未必成立“杀人罪”，多可能为“教唆自条罪”。
　　(１２)口说：即说服别人自杀。纯粹为“教唆自杀罪”。
　　(１３)身口俱现：即综合前二种情况。
　　(１４)遣使说：派人去说服自杀。琐碎如上。
　　(１５)遗书：写书信去教人自杀。琐碎加上。
　　(１６)遣使书：综合前二种方法。更琐碎了。
　　(１７)坑陷：预设陷阱之类，害人堕入致死。此不过是杀人的方法而已，没有列出之必要。
　　(１８)倚发：意为明知某人将倚在石、树等物上(坐、卧)，乃涂毒药之类在所倚的物件上，使该倚者中计而死。这也不过是杀人的方法而已。琐碎。
　　(１９)药：知某人病，故意给与有害的药品，该人服后而死。亦属方法，琐碎。
　　(２０)安杀具：知某人本已想自杀，乃将刀、毒药之类工具置于该人之前。这种情形在现代刑法至多构成自杀的“帮助犯”，不构成“杀人罪”。
　　５．犯罪结果——命断，犯。(为既遂或未遂问题)
　　又按：对于既遂(杀死)及未遂(方便不死)，弘一《戒相表记》中另列二种“故杀”四种“结果”，并为“罪相”之中(与上文２０项同列)。其表为：
　　此表的根据，道宣及元照著作均示提及。“天龙、能变畜生等”本属神话，在宗教中或有象征性意义，但是否宜列入戒律中讨论，不无疑问。“故杀”一词原为中国固有律所用，其意为“谋杀”的相对，不是“过失杀”的相对。“谋”谓积畜阴谋，“故”乃指临时起意，两者均属“故意”，一般人多有误解(７)。弘一显说亦未深究，故制此表，似无必要。
　　Ｃ．其他态样
　　除上述内容外，弘一的《戒相表记》对此罪并列有下列犯罪态样，其性质在现代法学分类上却是多样性的。
　　１．堕胎罪问题：此有二种情形：
　　(１)比丘以咒乐，乃至为按腹等，堕他胎——波罗夷。
　　此与杀人罪的处罚同(波罗夷)。
　　(２)堕胎后，母死，儿活。母死——无犯。方便堕胎——偷兰遮。
　　以堕通顺的意思而产生此结果。若“母死”确与堕胎行为有客观的因果关系，则应为：(１)母死，负过失致死之责，不应“无犯”；不过戒律不罚过失为原则。(２)堕胎未遂，“偷兰遮”即对未遂之处罚，此为合理的论断。但此事复杂在，“母死”的因果关系不易明确。
　　在Ｂ１对“人”的定义中，既已释为包括胎儿在内，在此实已不必重赘。
　　２．集体犯罪问题，此有三种情形：
　　(１)众比丘遣一人断他命——一切波罗夷。
　　此乃“共同正犯”形态，全部负同样刑责(一切波罗夷)，是合理的。
　　(２)众比丘遣一人断他命。中有疑者，而不遮。即往杀——一切波罗夷。
　　“共同正犯”之中，有一人意见不同，但亦未以行动来阴上(遮)季罪之进行。此种情形在现代刑法，可作法官裁量刑度上的考虑，但其成立“罪”，与其他人是一样的。戒律的“波罗夷”未有等级之分，故无法有裁量上的弹性。
　　(３)众比丘遣一人断他命。中有疑者，即遮。彼故往杀。遮者，偷兰遮。不遮者，波罗夷。
　　“不遮者”均属共同正犯，没有问题，“遮者”为何犯“偷兰遮”？有商榷余地。关键在一个“疑”字。按所谓“共同正犯”，乃定义在“二人以上，对于构成犯罪的事实，有意思的联络、行为的分担”，故若“疑”乃根本反对此杀人行为，即切断了“意思联络”不构成犯罪。若其“疑”，只是执行方法或时机等权节上的争执，而不是对“杀人”本身之反对，则同上款，只能作裁量刑度的考虑而已。
３．意思与认知的是否一致性问题
　　律宗著述大抵把这些问题列为“境想”来讨论。弘一《戒相表记》把杀人罪的“境想”所列的表，与上引Ｂ５表中的“故杀”情况差不多，其实也是“责任意思”所应讨论的问题。
　　Ｄ．开缘：
　　《戒相表记》列举了三种无犯意(害心)性形、为开缘。惟开缘是较重大问题，留待下项讨论。
　　
　　三、开缘问题
　　“开缘”的规定，可说是佛教戒律的一大特色。戒律本质的高度道德性，主要表现在这里。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戒，每一戒都有开缘。而且，开缘常不止一开，有的戒甚至有超过十开的(如僧残法第十、十二、十三均属之)。每一开，都是有个实例的故事而来，十开就有十个故事。因而各部“广律”中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是很在趣的。
　　所谓“开缘”，指的是某种行为，表面上应该是犯戒的，但佛陀检讨其行为的实质，认为可以原谅，不算犯戒。所谓“实质”，自然均属道德性的考量。换言之，开缘实在就是，佛陀为了维护僧众最高的道德，而给犯戒者开一些方便法门。道德考量是“缘由”，给予犯戒者以“开脱”的处理，是为“开缘”。
　　有二种开缘，一为各种通用的，可名为“通开缘”；另一为各戒条特定的，可名为“别开缘”(８)。
　　１．通开缘
　　包括二类：“最初未制戒”及“痴狂、心乱、痛恼所缠”。这两种开缘之所以称为“通开”，乃适用一切戒条的开缘。其性质实系十分重要的。第一类“最初未制戒”，等于现代法理学上的“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这是举世公认的一条法学上重要的原则。第二类“痴狂、心乱、痛恼所缠”，性质等于现代法律上的责任能力“。现代无论民、刑法，都有类似规定，凡”心神丧失“的人皆无责任能力，即其一切行为不负法律上的任何责任之意。凡“精神耗弱”者为限制责任能力人，即其行为虽有法律责任，但予以减轻或限制之意。此外，如喑哑人，原则上亦属限制责任能力。由是可见，戒律这类“通开”与现代法学原理颇一致。
　　但这两类“通开”的规定，各部律的规定大体相同，而文字并非一致。其中《五分律》载：“不犯者，狂心、乱心、病坏心、初作，此四种不犯。下一切戒皆如是，释不复出。”(９)此规定颇明确。而《四分律》则云：“颠狂舍戒……心乱舍戒……痛恼舍戒……哑舍戒……聋耳舍戒”，好似这几种情况视同“舍戒”，但第一淫戒的末后又云：“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无犯”(１０)。律宗专弘《四分律》，这几句话便为标准之说了。
　　２．别开缘
　　除了“通开缘”以外，每条戒条都有规定其自身的“开缘”，是名为“别开缘”，即各别条文的开缘之意。
　　例如前引为例的“杀人罪”，其“别开缘”有三条，另有四条是近似的开缘。兹免文烦，仅各举一条为征：
　　(１)“若掷刀、杖、瓦、石，误著彼身，死者——无犯”。此情形，不犯“杀人罪”固当，但应有过失责任问题。律却全不追究“误”的问题，可见强调的是“起心动念”之道德性。
　　(２)“妇因比丘，故断夫命。比丘无欲心。——无犯”。此情形，妇人恋比丘而杀夫，不问比丘与此行为有关系，只问有无“欲心”。这种推理是很奇特的。因为“犯行”与“欲心”是两回事，在此混为一谈，尤可见道徒性的强烈。
　　又台第一戒“淫戒”有三种开缘：
　　(１)“若睡眠，无所觉知”。如此丘被女人，或比丘尼被男人强行淫事，若在睡中，即不犯此戒。
　　(２)“若不受乐”。前类情形，虽非睡眠，只要全不(指事前、事中、事后)感到快乐，即为开缘。
　　(３)“若一切无有淫意”。概括规定一切性行为，只要无“淫意”，即可开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