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出家人身分之取得

　　出家人原则上既可免税役，历代法律自然对出家之僧、道身分的取得，加以一定的限制了。主要限制的方法就是由官方发给度牒(１３)。
　　度牒的制度，可能始于唐代以前(１４)，到了清朝乾隆三十九(公元１７７４)年谕令：“僧道度牒，本属无关紧要，而查办适以滋扰，著永远停止。”(１５)从此纷扰千年的买卖度牒之类的秕政，方告终结。
　　度牒制度存在期间，如出家人未领得度牒，则为“私入道”(详见下节)，依法有罚。如何方取得此合法身分，约有年龄、家境、考试经文、人数等限制。以下就各种限制分项述之。

　　一、年龄之限制
　　我国历代法令对出家为僧、道者之年龄限制，颇有差异，事实上执行起来恐亦颇不彻底。且除有对出家之人的年龄有限制外，亦有对剃度(收留)其出家之师父之年龄加以限制者，即规定已领有度牒具有合法身分之僧、道，须在一定年龄以上方得收徒是。以下爰就自唐以后各朝法令之规定略述之。
　　１．唐代：
　　唐律之中，未有明文规定出家为僧道之年龄限制事项。尤其因唐朝姓李，与老子同姓，乃多优遇道教，故即在敕令中，亦无限制入道之事。巧夺天工皇室妃嫔亦常有入道为道士者，例如寿王瑁妃杨氏(杨贵妃)即曾奉敕为女道士(１６)。而有关出家为僧尼之年龄限制，亦未如后世之详，文献中仅见二敕：
　　(１)贞观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敕：“朕先知僧徒至弊，故须塞其源，不度人来。向二十余载，访闻在外，在二十已下小僧尼，宜令所司及府县检责处分。”(１７)
　　由此敕可以推知，当时官方有禁止二十岁以下这人为僧尼之事。
　　(２)开元十九年七月敕：“向二十载，访闻在外，有三十以下小僧尼，宜令所司及府县，括责处分。”观此敕语意，与上述贞观年间之敕并无大异，但却将年龄之限制提高为三十岁(１８)。
　　２．五代：
　　后唐天成二(公元９２７)年六月七日敕中规定：“若有童子出家，亦须显有分据。”
　　后周显德二(公元９５５)年五日六敕：“条流僧尼，画一如后：今后僧尼，不得私剃头。若有人志愿出家者，并许父母、祖父母处分，已孤者取同居伯叔史弟处分，候听许主家。其师主须得本人家长听文字，方得容受男年十五以上，念得经文一百纸或读得经文五百纸者；女年十三以上，贪得经文七十纸或读得经文三百纸者，方许经本州陈状，乞剃头。”可见五代之时，对出家为僧尼仍有最低年龄之限制，但比唐时降低得多，且又分僧、尼定有不同的标准，亦为其特色(１９)。
　　３．宋代：
　　宋代对佛教是最宽容的时代，甚至有用朝廷力量去禁止酤酒、屠业靠近佛寺者。至对幼年出家入道，似未有任何限制。例如太宗太平兴国元(公元９７６)年诏：“普度天下童子，凡十七万人。”又真宗天禧三(公元１０１９)年诏，普度道、释童行，又大会沙门。是岁度僧二十三万百二十七人，尼五千六百四十三人，道士七千八十一人，女冠八十九人。(２０)
　　４．元代：
　　《大元通制》第三七二条虽有规定：“诸愿弃俗出家为僧道，若本户丁多，差役不阙，及有兄弟足以侍养父母者，于本籍有司陈请，促勘申路，给据簪剃。违者，断罪不定期俗。”但有关年龄未见限制。在《元典章》中亦未之见。
　　５．明代：
　　明律户律户役门第八十六条虽有禁止私度道之明文，亦无有关详细规定。但在其他条例敕令中却有空前严厉的出家年龄限制。
　　如问弄条例规定：“民间子弟，户内不及三丁，或在十六以上而出家者，俱枷号一个月，并罪从所由。僧道官及住持知而不举者，各罢职还俗。”
　　洪武六年令：“民家女子年未及四十者，不许为尼姑、女冠。”又洪武二十年令：“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许为僧。”洪武二十四年却又有令：“不许收民间儿童为僧，违者，开儿童父母皆坐以罪。年二十以下愿为僧者，亦须父母具告有司，具奏方许。……”此两令一为二十岁上者不许为僧，另一又规定不许收养民间儿童为僧，似有矛盾，实则不然。因洪武十六年曾规定：“天下僧道……限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父母皆允，方许陈告有司，行邻里勘保无碍，然后得投寺、观从师受业。五年后诸经习熟，然后赴僧道司考试。果谙经典，始立法名给与度牒。……有年三、四十以上，先曾出家而还俗及亡命黥刺，亦不许寺、观住持容留，违者罪之。”惟与上述问弄条例之规定却又不免矛盾(２１)。
　　总之，明代出家，非但有最低年龄之限，尚且有最高年龄之限制，可为最严。
　　６．清代：
　　清代大抵沿袭明制，其中上述之明“问刑条例”规定民年十六以上者不许出家，更曾于乾隆五年加以删定，唯综观清代似未另有出家者年龄高低之限制，却有规定某些僧道年未及四十不准收徒者。此见乾隆二年定例：“现在应付、火居等项僧、道，不准收生徒。其年逾四十者，方准招徒一人。若所招之人，无罪犯而病故者，准其另招一人为徒。如有年未四十，即行招受，及招不止一个者，照违令律，笞五十……所招生徒，俱勒令还俗。”(２２)。
　　清代以上的限制，自乾隆三十九年停止发度牒以后，僧道遂无法考察，等于无任何限制，清末律家薛允升为此而叹息，认为古法不宜废(２３)。其实，此种出家年龄限制，在佛教律制本自有的规定，即年未满七岁，不得为沙弥(尼)，示满二十岁不得受具足戒为正式的比丘、比后尼，超过七十岁者不许出家；六十岁以上者只能受沙弥戒(详见第八章)。凡此，均在教内规定周详的，故历代政府为了税役原因而有年龄的限制，结果演成度牒的买卖恶风，乾隆斥为“适以滋扰”，诚有道理。

　　二、家境之限制
　　出家者之家唐人庭情况限制，大抵包括须获父母(无父母须得家长或其他尊长)之允许，及家廷人口多不必靠其奉侍养亲这两种条件。其作用亦无非在伦理精神之贯彻，以及国家税役财政上之考虑。
　　惟此种限制，在现存之法令中，自元以后方趋于说明；元以前的唐宋则少的规定，较著者厥唯后周显德二年五月六日敕载：“今后僧尼不得私剃头。若有人志出家者，并许父母、祖父母处分，已孤者取同居伯叔父母处分，候听许家。”(２４)
　　《大元通制》第三七二条有明确规定：“诸愿弃俗出家为僧、道，若本户丁多，差役不阙，及有兄弟足以侍奉父母者，于本籍有司陈请，促勘申路，给据簪剃。违者，断罪归俗。”又第四一九条规定：“诸妇人背夫弃舅姑出家为尼者，杖六十七，还其夫。”又《元典章》载武宗至大四(公元１３１１)年四月敕旨亦与上述通制条文一致：“……他每(们)替头里若有当差的、侍养父母弟史孩子每(们)呵，本处官司明白给据执照文字，教做和尚。……”(２５)
　　　明代承袭元代，并更严其规定。兹列举有关条例敕令如下：
　　１．问刑条例明文禁止户内不及三丁之人出家。
　　２．太祖洪武二十七年令：“……年二十以下愿为僧者，亦须父母具告有司，具奏方许三年后赴京考试。”
　　３．成祖永乐十六年定例：“限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父母皆允，方许陈告有司，行邻里勘保无碍，然后得投寺观从师受业。……若童年子与父母不愿，及有祖及母、父母无他子孙侍养者，皆不许。”
　　４．代宗景泰六年令：“……本户丁多、不系军、匠、盐、灶等籍，里老保结呈县覆实，具申府司类呈该部，方许收度。”
　　５．宪宗成化二十三年令：“僧道有父母见存无人侍养者，不问有无度牒，许令还俗养亲。”
　　由上列五道例敕，可知明代有关出家入道之家庭限制甚严：一须家庭丁多，二须本人及父母同意，三须出身非军、匠、盐、灶之家。甚至取得僧、道身分后，若父母无人侍养也可令其还俗，可谓彻底贯彻了伦理主义。其严厉之程度实属空前。
　　清承明制，大略亦如此。尤其上述问刑条例并经乾隆五年删定，一直沿用到清末。惟自乾隆废止度牒以后，此之规定无异成为具文(２７)。

　　三、考试经文之限制
　　出家须经过官方的考试，始自唐代玄宗开元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月敕有司试天下僧尼，“年六十已十者，限诵二百纸经；每一年限诵七十三纸。三年一试，落者还俗。不得以坐禅对策义试”(２８)这敕令，一般认为是历代考试僧尼之始。此后又有更详细的补充规定。例如文宗太和年间所颁“条流僧尼敕”：
　　　　“其僧尼，在城委功德使，其诸州、府委本任长吏，试经僧尼；并须读五百纸，文字通流免有舛错，兼数内念得三百纸，则为及格。京城，敕下后；诸州、府，敕到后；许三个月温习，然后试练。如不及格，便勒还俗。其有年过五十以上，筋力既衰，及年齿未至，夙婴痼疾，并喑跛臂，不能自存者，并不在试经限。若有戒律清高，修时坚苦，风尘不杂，徒众共知者，亦不在试经限。”(２９)
　　唐代对于僧、尼此种考试方法，其作用尚未不仅是出家之一次考试，且包括已经具有僧、尼身分者之“督责任”考试，一旦不及格，仍然强制还俗，实可谓甚为严格。
　　唐代皇帝姓李，自称是道如李耳的后代，故对道教多偏袒。对同样是出家的道士、女冠，似不必考试即可取得其身分。通现载于《唐会要》及《唐大诏令集》之敕令，仅见穆宗长庆二年五月有如此之规定：“诸色人中，有情愿入道者，但能暗记老子经及度人经，灼然精熟者，即任入道。其度人经情愿以黄庭经代之者，亦听。宣令所司，具令立文状条目，限降诞月内投名请试，令年十月内试举。”(３０)
　　五代仍袭唐制，对僧、尼考试较严。后唐、后晋及后周均分别有规定其事。其中较详细为后周显德二年五月六日敕：“男年十五以上，念得经文一百纸或读得经文五百纸者；女年十三以上，念得经文七十纸或读得经文三百纸者，方得经本州陈状乞剃头，委寻事参军本判官试验经文，合敕条者，只仰闻奏。”(３１)
　　宋朝对僧道之抑制方法，似乎重在限制每岁出家人道之名额，故虽仍有考试，但不若前代之重视。此从真宗景德三年十一月戊戌诏可证：“能仁垂教，盖诱于群迷；老氏立言，实宗于众妙，方资善利，用广化枢。应两京诸路、州、府、军、监、县镇僧尼、道士，系帐行童，各于元额十人处更放一人。其寺、观院舍及住房僧、道，同行不及十人者，每院特放一人，并取系帐年深从上者度，勿试经业。委祠部即给文牒。”(３２)
　　既有“勿试经业”之句，显见当时仍有考试之制。
　　僧、道须考试经文之事，在元朝虽可能仍有举行，但显甚松懈。通观《大元通制》并无明文规定，而《元典章》则有如此规定：“至元二十九年六月……僧尼披剃，近年多有，一等不谙经教，不识斋戒，不曾谙练寺务，避役之人用财买据，冒然为(？)，未便议得。今后如有披剃之人，如是通晓经文，或能诗颂书写，或习禅，稍有一能，方本寺住持耆老人等保明申院，以凭给据披剃。”(３３)
　　明太祖朱元璋少时曾出家，深知沙门，又鉴于元代弛滥，故对僧道的考试亦严格起来。《明会典》载有许多这方面的敕令，今举二道可见其严的一斑(３４)：
　　１．太祖洪武二十年令：“年二十以下愿为僧者，亦须父母具告有司，具奏方许三年后赴京考试；通经典者始度牒，不通者，杖为民。”出家须经有司直奏皇帝方准三年后赴说考试，不及格还“杖”为民，此确是前代所无地的严厉规定。
　　２．洪武二十八年奏准：“天下僧道赴京考试，不通经典者，黜还俗。年六十以上者，免试。”这是对已具僧道身份者加在淘汰。盖令天下僧道俱赴京考试。经昔日路途限辛，亦属严厉至极矣。
　　清初，尤其未入北京前，皇太极天聪六(公元１６３２)年已规定“设僧录司，总管凡通晓经义、格守清规者，给与度牒”，是时仍有考试之事，是可能的。廷都北京后不久(顺治六年)，复规定每名纳银四两，即给度牒一张。顺治十七(公元１６５９)年准僧道度牒免纳银食(３５)。自此更无考度的纪载。乾隆以后不再有度牒之事，当然更无考试问题。
　　
　　四、出家人数之限制
　　如前所述，历代亦有以僧、道每年允许其增加人数以作限制者，尤其宋代多采取此方式。除前所引真衬景德三年十一月戊戌诏我，太祖开宝年间所颂“限数度僧尼诏”，亦可据以说明：“释门崇教，实自前主，岁试度人，宜有定数。苟诵持之未至，则行业以何观？特示明规，庶惩滥得。应诸道、州、府管内僧尼，自今后逐年据帐，每一百人只许度有经业行童一人。仍令尚未书祠部志切检点，如有额外度人者，并须退落。”(３６)
　　明代亦有明确的人数限制，如永乐十六年定：“天下僧道，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３７)
　　事实上，历代僧尼数字虽未必真确，而朝廷以法令的力量来限制出家人数，亦未必有什么效果。照汤用彤考证，堕代僧数达二十三万六千余人，唐玄宗时僧七万五千余人，尼五万余人，此等数字多不确(３８)。如唐武宗排佛，还俗僧尼达二十六万五千人。早在北周武帝时排佛，还俗人数竟有二百万人，更为骇人了。又如清乾隆三十九年停发度牒时统计，礼部颁度牒为三十多万张，此还仅为领度牒的本僧，若每僧又准收一名徒弟(沙弥、沙弥尼)算，师徒合计当在六十万以上了。

　　五、其他条件之限制
　　固有法令对僧、道身分取得之限制，主要为上述四类。但除此之此，尚间有其他限制者，各朝法令规定虽无若前四类之一致性，但大体以：曾犯罪之人、逃奴、逃避兵役者不得出家，最为普遍。
　　例如五代后周显德二年五月六日敕即规定：“曾有犯遭官司刑责之人，及弃背祖父母、父母逃亡；如奴婢、奸人、细作、恶逆徒党、山林亡命未获贼喊捉贼徒、负罪潜窜人等，并不得出家剃头。如有寺院辄容受者，其本人及师主，三纲知事僧尼、邻房同住僧，仰收提禁勘，申奏取裁。其地方巡司官吏不能觉察，仰概申奏。”又规定：“目前多有逃避军人，投寺出家。在所僧徒，不畏官方，便与剃削。自今后有向曾在军门，面带琨痕，逐外寺院辄取容受者，其本人及师主、三纲知事、邻房同住僧寺，仰密切收捉禁勘奏申。地方官所由，不能觉察，重行科断。”(３９)
　　类似规定，在明敕亦见之。如永乐十六年敕定：先曾出家而还俗者，再为僧、道则不许。又亡命黥刺之人亦不得为僧、道成被寺观所收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