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对戒律的误解与曲解问题

　　“重律”与“守戒”，虽为二个不同的概念，但彼此有密切的关系。“重律”自然能“知律”，既重视律也了解律，才是真能守戒的前提。反之，若真能善护戒行者，亦必是重律的。所以，此二者之关系即如王阳明说的“知行合一”关系，用西方伦理学者赫尔的理论来说，“重律”是价值判断，必然涵摄了“守戒”这祈使语句在内部(详见上章第四节六项)。
　　然而，说“重律”又谈何容易！如前文迭曾提及，自南宋以来，律宗衰微，律藏已极少人闻问。有些人因此怪罪于禅宗，以为：“中国佛教自清规行后，不仅律学衰绝，而义学亦受衙大打赤。”又云：“伪清规一日存在，而佛教亦一日无改良之希望也！”(１５)此言过矣，事初上，律宗的衰策。主因恐怕在律藏文字难明，而律宗所创造的义量，让人亦不易不解。如道宣即曾引随高僧一段公案，证明律藏之极难明白：
　　“僧休法师，听洪律师讲《四分律》三十余遍，顾诸徒曰：予听涉多矣！至于经、论，一遍入神。今听律部，逾增逾暗。岂非理可虚求，事难会通乎？”(１６)
　　“理可虚求，事难会通”，僧休此言精妙，盖规范之学，不是纯理论的问题，乃必须与实际行为连贯起来研究的，而人的行为态样无尽，所谓“八万细行”，自不免琐碎而无味了。或正因如此，律宗乃以“判教”的方法，创造出“行教”的理论体系，冀望以“理”来统摄戒相万行。但律宗的典籍更令人难以卒读。由是，自南宋以后几天人专研律宗，也就事所必至了，对戒律严重误解或曲解的事也自然会发生了。
　　
　　一、误解的处理
　　对戒律有较严重的误解者，如民国初年的杨度，其在《新佛教论答梅光羲》一文中说：
“即以戒律而论，食、色等戒未尽合理。肉食、蔬菜何者卫生，此与一切饮食问题相连，须待他日物理化学大明，方能为科学的决定。即舍卫生而言戒杀，亦尚有理。至于男女肉欲，源于生物本能，以之传种，非人类所独有。若以绝欲为戒，无异禁佛教之普行，设使世民间一切男女，皆奉佛教而为僧尼，人种且绝，何有于教？或谓不必戒欲，但须戒淫，以防痴乱，其说似是。然淫欲二者，界限如何划分，条教如何规定？且藉谨身以防心，亦非心之本，不如解放僧尼，同于居士。此种肉欲之戒，有损于身，无益于心，违反生理，决须扫除。”(１７)
　　杨氏这段话，显属荒诞，对戒律尤多曲解。试略为分析：
　　１．男妇肉欲，牵动一切根尘，是最殊胜之事，也是最强烈的欲望。要完全断欲，是一种“最高标准”，欲修道当然应有最高标准，否则不成其为“修道”了。
　　２．肉欲源自生物本能，固然没有错。但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生物，正是其有“摆脱本能”的可能(自由意志)。如何扩大这种“可能”(即尽量减低本能的支配力)正是修道的目的，也是人类文化的本质要务。如照杨氏所言，服从“本能”才是对的，人类就不会脱离蒙昧野蛮了。
　　３．僧尼是佛教的动力，即是现代语的“职业传道人”，正如西方天主教的神父修女一样，断离男女之欲是理所当然的。其为僧尼(受戒)绝对出于自愿，还须经这严格审查(三师七证、经过三羯摩程序，方得受领戒体)。反之，如自己不愿为僧尼，只要对任何人一说即可“舍戒”。且比丘有七次舍戒还为僧的机会。总之，其身分之来去，没有丝毫的勉强，尤无“压近”可言，故根本谈不上“解放”问题。
　　４．因为出家人是佛教的动力，所以既不需要、也不可能使社会大众人人出家做僧尼。所以其“设使世间一切男女，皆奉佛教而为僧尼，人种且经”之假设，根本不成立。
　　５．所谓“或欲”、“戒淫”、“以妨痴乱”、“淫欲界限如何划分”云云，应属未明“五戒”，也从未看过律藏的第一戒条的分析，方有此怪言。显见其痴乱，无待多驳。
　　６．“且藉谨身以防心，亦非治心之本”云云，这是一种托大奢言而已。若“身”之不能稍谨，即情志尽受“本能”支配，何能说什么“治心”？诚然，若已修到具有“道共戒”的程度，当然用不着刻意“谨身”，而身自然已谨了。以若达禅宗“无相戒”的境界，已到了顿悟真如本性的程度，一切举动亦自然合戒了。这种“心已治”的高境界，迹近儒家《孝经》第四章说的：“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怨恶”程度了，自可肆意而为不致出错。若根本未达这境界，而奢言什么“谨身”不是“治心之本”，不是覆盖邪见而何？
　　以杨氏的根器，尚且误解如此，遑论一般？以上不惮烦冗加以辨正，诚有不能已于言者。
　　
　　二、曲解的处理
　　对戒律的本质、精神加以曲解，以掩饰自己的戒行羸弱者，亦世所常见的。例如前章第一节所论的禅宗“无相戒”，其实是一种有关“戒”的思相，也是顿教的教育方法。但此一词滥用结果，到了日本竟变成“无戒之戒”，出家众可娶妾生子而不守任何戒律，实为一种非僧非俗的“新兴守教”了。“无相戒”在中国，后世也有许多人将之作为不守戒行的藉口。
　　对于这类曲解，吾人在第一章第一节也曾略引释续明的一段话，可谓有力的驳正，爰再详引如下：
　　　　“如来制戒，本在摄僧。故戒律中事，皆就世间法而言，谓此是犯，此是不犯，此是不犯，此应作，此不应作。
　　“不应以实相法用的批评衡量戒学的标准。因为诸法实相中，是没有我、人、众生、寿者、命者、时空等可言的。
　　“佛弟子居处于世间上，生活起居时时都与他人发生接触，故世间一般之是非善恶，佛弟子应善加分辨，将顺修习。不如此，佛法即不能久住世间。
　　“因此，戒律中说有人、有众生、有时空、有作者、有受者。也因此，才有犯、不犯、轻重、开遮等差别可言。
　　“虽诸法实相不碍缘起，然佛为护佛法，遂假名而结戒，世间重者，重之，轻者，轻之，所以在毗尼中，佛不论说实相。
　　“后世佛徒，多依实相深法而薄戒行，因而招世讥呵，自取堕落，殊与如来制戒的本意不合！此不可不知。”(１８)
　　“后世佛徒，多依实相深法而薄戒行”，旨哉！此言。如“无相戒”即为一种“实相深法”(胜义谛)。如杨度奢言“治心之本”，亦近乎此。
　　除了这类曲解戒法者外，近世尚有以密宗“双修法”为藉口，以掩其欲尔之实者，有识者亦多非议之。惟此问题已逸出本文范畴，且不具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