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色拉寺的奉茶僧
　　色拉寺建于公元一四一九年，其创建者为在汉、藏二地有极高地位的大慈法王。这位大师是宗咯巴祖师的弟子。当年汉地皇帝永乐由于仰慕宗喀巴祖师，特遣代表往拉萨迎请祖师入京登国师位。宗喀巴祖师并未答允，但派了他的弟子上京。皇帝在认识了宗喀巴的弟子后，十分敬重，便册封以‘大慈法王’等封号及迎请其为国师。早在当年，大慈法王便已在汉地五台山说法，把宗喀巴祖师的教法带到了汉地。在回藏时，大慈法王带回了皇帝御赐的冠帽、封印及一套御印《大藏经》。在回到拉萨后，大慈法王建成了色拉寺。

　　与其称色拉寺为‘寺院’，其实倒不如称之为‘佛教学府’更为恰当。色拉寺与甘丹寺及哲蚌寺并列，是世界三大佛教学府。这三间寺院并不同大藏寺一类的道场，而是专门提供僧伽教育的地方。学僧由西藏各地来到这三大寺中，接受佛学的教育，在学成后多回到自己原属寺院，所以这三大寺中并无太多常住僧众，也没有其他寺院这么多的宗教法事，寺方甚至不准学僧作禅修或修密法，而规定学僧必须把所有精力集中在学习经论上面。我在后来的日子中，经常有与汉地佛教徒交流的机会，发现汉人多以为西藏佛教就是密宗和密法，这是一种天大的笑话。在色拉寺等三大寺中，学僧加起来当年便有二万以上，他们必须花近二十年学习显乘经论，在这期间根本不会接触密法，也根本不准许修持密法。这三座佛教学府是西藏佛教的最高权威及中枢，但全都不是密宗学府，可见汉地一般对西藏佛教的理解其实并不正确。

　　在三大寺毕业后，僧人可以回乡弘法，也有些会入山进行闭关，有些则选择进入密院进修密法(当然，欲学密法的人不一定要入密院，大部份人都只私下依师学法而自行专修。在三大寺中，也常有学僧低调地学密法及修持密法，但这必须低调地秘密进行，严格上来说并不符合寺规)。在拉萨有上、下两间密院，系统地教授密法的修持与理论。这两间密学院是密法的权威，其被称为‘上’及‘下’是针对其地理位置而言的，并非指上密院比下密院高级(我们大藏寺，向来在密学上与拉萨下密院挂靠，在显学上则与色拉寺昧院挂靠)。

　　色拉寺位于拉萨市郊，由寺院走路便可达拉萨市中心。当年大慈法王在选地时，曾看中另一块空地。该地地理甚佳，可令其上居民丰衣足食、生活不忧。大慈法王却认为僧人的生活太过丰足并非好事，所以反而选定了地理较差的寺院现址。寺院建于一座大象形的山脚下，山上的峰形可见八种吉祥物之状。

　　在色拉寺的左方后山，是宗喀巴祖师当年在户外说法之地，他的法座至今仍在。在法座的左旁，有一个圣水泉，饮下它的泉水可治病及增长智慧。在法座右侧，是宗喀巴祖师闭关修持及埋头写作佛法论著的房子。在寺院背后的山腰，有一座小房子，房子石墙上有著名的玛尔巴大师手印。在寺院右方的后山中，有柏绷喀寺、吉祥法林及一个石洞。柏绷喀寺本为藏王松赞干布为妃子所建之宫殿，殿堂建在一块大石上，所以得‘柏绷喀’之名(‘柏绷喀’即藏文‘大石’之意)。一代宗师柏绷喀大师之名号，亦源于他被认定为此寺之方丈转世。这间小寺及附近建筑群与西藏文化及藏传佛教历史很有渊源。藏王松赞干布及妃子据说曾于此宫中闭关修持，西藏史上最初的七个比丘也曾在此处修行，甚至连西藏的文字也是在这的一间建筑物中发明的。吉祥法林在柏绷喀寺上方，是柏绷喀大师当年较常居住的地方。附近的山洞则是金刚瑜伽母的圣地之一，柏绷喀大师曾在此洞中修持多年。此外，色拉寺后山有一个天葬场，亦即我在到达拉萨及遇上同乡、同寺的僧人之地。在吉祥法林下方，又另有一个天葬台。

　　有关色拉寺的命名，流传两种说法，第一种是说‘色拉’是指寺院附近当年盛长的蔷薇类植物(藏名为‘色拉’)，另一种说法指‘色拉’解作‘冰雹’。在色拉寺建成时，哲蚌寺早已建好了，而且名声很大。‘哲蚌’解作‘米田’，有些人便说色拉寺刻意取名‘冰雹’，取冰雹能摧毁米稻生长之意，表示色拉寺有志超越哲蚌寺的意思。我认为第二种说法并不可靠，而且多少有霸道的感觉，想来第一种说法才是正确的。

　　西藏的寺院通常布局比较汉地寺院为乱，并不分为一进、一进及工整的方位排列，反而较似是由许多僧舍随意环绕大殿而建成的小城模式，大藏寺及色拉寺也都是如此。

　　在色拉寺制度中，寺院共分为三个院，各有各的方丈、司事、学僧、组织及殿堂。这三个院称为昧院、‘志院’及‘额巴院’，在藏文中叫做‘札仓昧’(DratsangMey)、‘札仓志’(DratsangJe)及‘札仓额巴’(DratsangNgagpa)。在寺中，有一座大殿叫做‘措钦’(Tsogchen)，是三院僧众共同上殿时用的地方。三个院各自有自己的殿，平时若有院级的法事时便用这些院殿，并不上‘措钦’大殿。昧院与志院的学制大致相同，只在所学的论著及编制上有小异之处。甘丹寺及哲蚌寺各也分为不同的院，学制也与色拉寺志、昧二院相仿。

　　在院级下，又再分为若干个僧堂。这些僧堂称为‘康村’(Khamtsen)，主要是以学僧原藉而区分的，例如我来自嘉绒地区，便自然编入嘉绒僧堂，而同堂中的其他学僧及长老大多也是同乡的僧人。

　　在僧堂组织下，又再细分为若干个称为‘米村’(Michun)的僧舍。我是大藏寺的僧人，隶属阿底僧舍，同舍中几乎全为原属大藏寺而往色拉寺求学的学僧。舅舅是嘉绒区松岗人，故被编入嘉绒堂中松岗人隶属的布多僧舍(舅舅只住了五年多便辍学回乡。当时家乡已完成‘土地改革’，他无法再当僧人，只好过农民的生活，一直到八零年代才重复僧人身份。我在一九九三年才再次见到他)。

　　以上所说的编组制度，其实只是一种笼统的解释，在真实情况中有许多例外的情况，例如隶属昧院嘉绒堂阿底僧舍的柏绷喀大师便不是嘉绒人，也本非大藏寺僧(后来在印度色拉寺昧院嘉绒堂中，连美国人也有！)。

　　在我入学色拉寺时，全寺大概有约八千学僧，其中志院有四千人、昧院有三千多人、额巴院有七百人上下。在昧院中，嘉绒僧堂学僧约有三百多个。在嘉绒僧堂中，阿底僧舍人数约占其十份之一，大概有四十人左右。

　　新僧入寺时，必须依止一位监护长老而住，由这位长老对学僧的操守及学业负责。在这种制度中的监护长老，主要是必须与新僧有某些关系，例如是亲戚关系等。长老如果自认为不够学问或事务太忙，多会为新僧推荐另一位佛法上的师长，所以一位学僧在入寺后便起码会有一位依止师及另一位学问上的师长，但也有学僧依同一位长者为依止师及学问上之师长的情况。在这两位师长以外，年资较长的及具转世者身份的学僧也可以另觅额外的明师而学，并无寺规约束。

　　我在色拉寺的依止长老是洛桑仲尼比丘(GelongLobsangJungne)。这位老师主修药师佛法门，是一个很踏实的僧人。洛桑仲尼比丘在家乡时，跟我在大藏寺时的老师洛桑达华学法，所以与我份属同门，成为我的监护长老是最自然不过的了。在佛法学问上，我则依止图丹初藏格西(GesheThuptenChozang)。这位学问极高的‘格西’是第二世萨巴仁宝哲的外甥(第一世萨巴仁宝哲是选认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及柏绷喀大师的人，地位十分崇高)。

　　依传统来说，身负转世者封号的人与普通僧人入寺时程序大是不同。普通僧人只要在有监护长老后，由长老引荐至方丈及专管纪律的铁棒师处拜见、编好所属的僧舍后，便算是寺中的一份子了。转世者入寺的程序则甚为铺张，必须在院殿中升座坐床，再在僧堂中又一次升座，然后才算是正式入学的转世者。在升座典礼中，全院僧众都会出席，转世者坐在法座上接受众僧们的哈达等供养，又要被正式引见至寺堂中重要人物处，转世者的家庭更要负担大额的供茶布施。在待遇方面，转世者与普通僧人也是不同。在日常生活中，普通学僧必须分担各自僧院、僧堂及僧舍的杂役，尤其在初入寺的几年中特别辛苦。转世者在登座后，学习日程与普通学僧基本一样，但却不必参与杂役工作，生活比较舒适。在法会中，转世者不论在院殿或僧堂分殿中，都有固定的法座，但这只是指在法事诵经的时候。在听法时，转世者顶多只会被安排坐在较前位置，当然不可能坐在法座上闻法。此外，转世者由于必须早日回到自己的家乡担任精神领袖的责任，一般准许跳班学习，可以把长达近二十年的课程在十年内大致学完而考得‘格西’学衔。普通学僧则不论成绩及天资，只可一年、一年地读，不准许跳级考试。

　　我身负大藏寺法台的名位，本来应该分别在昧院及嘉绒僧堂升座，但因当年在到达拉萨后早已一贫如洗，便只好以普通学僧的身份入学，入寺时并无任何仪式，亦不享受其他转世者的待遇。就这样地，我入住了嘉绒堂阿底僧舍，身份是一位普通的学僧。

　　在初入寺时，我心中十分思念故乡。这并非单只出自正常的思乡情绪，也夹杂对大藏寺及双亲在动荡下的安危之担心。在生活习惯及语言方面，我感到十分陌生。西藏语言分为多种地区性的方言，互相之间几乎完全不能相通。我在初入寺时，只懂说嘉绒语及少许安多语，对拉萨语几乎完全听不懂。在僧堂中情况比较好一点。虽然寺规规定学僧不准说地方语言，大多僧众在自己僧舍中都以乡话沟通，所以感觉还不太难受。在一出僧堂以外，我基本上就如一个哑巴，所以感受很孤独。

　　在入寺三个月后，我才开始正式学习。在开始的三年，生活十分艰苦。在第一年中，每天一大早我便起床。在礼佛一百次后，我便要赶赴大殿为在殿中聚集的诵经僧众奉茶。在早课中，寺中大部份僧人都要上殿诵经，但初入寺的新僧则要负责煮茶及倒茶的工作。很多人会以为倒茶是一份轻易的差事，但要为八千多人逐一倒上热茶却是另一回事！我们新僧要往茶房提取极重的茶壸，面所装的是刚煮沸的新茶，然后要赤足在雪地中奔往大殿，用笨重的巨壸为僧人逐一上茶，倒完壸中的茶后又要跑回茶房再取。在早课上，上茶的时间有严格规定，所以茶僧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整个程序，太慢固然要受铁棒师的打骂，要快却又快不来，而且还要注意在大殿中禁止快速奔走的有关纪律。我视为僧众供茶为一种大功德，每天总尽力争取所供僧人中至少包括七位‘格西’长老，供茶时我则会同时在心中修诵忏罪文。

　　在供茶后，我的一天便是千篇一律的学经、去师父处上课、到辩经场辩法、更多的杂役等等。在晚上，很多僧人会整夜在户外背诵经书，我也有同样的习惯，有时候甚至是隔天才睡一觉。

　　在入寺一年后，我得到施主供养，终于在嘉绒僧堂中举行了早就应完成的升座仪式，自此便免除了僧堂中的杂役差事。但由于没钱举行院级的升座及供养，我仍然必须履行普通新僧对整体僧院的杂役责任，早上仍需上殿奉茶，直至后来略有年资时方由新僧顶替，我才也成为殿中坐诵经的一份子。在最初的这三年，作为一个普通的新学僧，虽然生活很辛苦，但我在内心中却十分乐于为寺院及其他僧人干杂役，心中很欢喜有这样的机会积聚功德。如果当时我有钱举行升座及供养，虽然生活上可以免却了这些辛苦的差事，但却会失去了天天为几千个僧人服务的大好积德机会。

　　我在色拉寺期间与大藏寺时的膳食安排方面分别并不大。除了前面几年必须任奉茶僧外，我每天的早餐都在大殿中吃用，午餐及晚餐则在自己房中吃。在早上上殿时，学僧会带自己的糌巴粉及一只碗。到诵至中段休息时，各人坐在原位取出碗放入糌巴粉，待奉茶僧添入热茶后，便以手搓成面团而食。我们这种饮食习惯十分简便，并没有汉地寺院僧众集体上另一个饭堂用餐的需要，而且也不需浪费时间煮烹和洗碗。我的午餐及晚餐虽然是自行在房中进食，但吃的仍是一样的糌巴粉。在初入寺的几年，学僧不得私自煮茶，一天中只有三次进食时方可用茶。到年资较长时，这规定便较为松懈，僧人才可以在想喝茶时自己在僧舍中煮茶。

　　在住宿方面，我被安排住在阿底僧舍的一间房子中，自己有一间睡房。一般来说，新僧入寺是没有房间的，只能睡在僧舍的茶房中。我的监护长老特别慈悲，对并未正式在色拉寺升座的我也尽力给予转世者待遇，所以我才有自己的独立房间。这位当年约四十五岁的老师对我恩德极大，而且对我的性格影响很深。

　　三大寺的学习内容分别不大，课程主要都是围绕五科佛学来安排的，只在教科书及年级编制上有少许不同。五大学科是因明、般若、中观、俱舍及戒律部。依色拉寺昧院的课程，般若部经论必须八年才学完，中观部要学四年，俱舍部学四至五年，戒律学六至七年，因明学则分开在每一年中各有一个月教授。在以上学科都一一依次学完及过关后，学僧便得‘格西’学衔。这种学衔虽然并不保证持有者的德行和内证，但却是对其佛学水平的一种极高肯定。

　　在三大寺中，教育方式主要分为背诵、听闻及辩论。对所学的经论，学僧必须逐一背熟，逐年接受考试。在各种大、小背诵考试中，长老会随意抽取某章节的某一页，考试者必须凭记忆顺背出内容，直至考官满意为止。这种制度对弘法十分有利，毕业的僧人日后在说法时，随口便能引据极大量的经典原文，不易发生曲解佛法的情况。

　　学僧在每天当中，有几段时间必须往各自的老师房中听闻所学经论的阐释。藏传佛教很注重传承的清净，对经论的理解尤其注重历代以来传下的阐释角度，不容个人以己意臆测，以防止传承的变质。

　　辩论则是自原始佛教以来传下的传统。在佛教史上，本师释迦牟尼便曾辩倒不少外道师，令其皈依正法。历代以来如龙树等大师亦相继曾以辩论的方式折服外道。在汉地，似乎并没有辩法的具体训练，但汉地的菩萨译师玄奘倒是曾在印度辩倒不少小乘法师，从而声名大噪。在西藏格律派中，辩法更可说是学制中最重要的一环。

　　在色拉寺中，昧院与志院各有其独立的辩经院。所谓‘辩经院’，其实是一块由四面围墙组成的露天场地，其中有一个法座供场中监督的长老坐视察及在每场训练中加以指点。志院的辩经院中间有一块石头，石上有天然呈现的七个‘阿’字，是宗喀巴时代天上降下的字印入石中而变出的(‘阿’字表义一切佛法的精髓)。在昧院的辩经场向上看，则刚好可看到后山的石刻密勒日巴像。对西藏佛教有认识的人都知道，密勒日巴是经过苦行而由一个曾造重罪之身而即身成佛的一个著名西藏大师，其大半生都在山洞中渡过。他没有财物，但成就最高。我们昧院历来僧人大多在生活上极为贫困，但却曾出过不少有大证悟的行者，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因为辩经院与密勒日巴石刻遥遥相对的缘起寓意所致。

　　在辩经院中，僧人席地而坐，分为一个一个辩论不同课目章题的小组。所辩论的章题，与相应年级所学经论内容主题呼应。刚开始学经的新僧，会编入初级班辩论小组，天天学辩该组的课程内容，直至晋级时便全组移上一个位，本来位置又由刚入寺的新人补上。所以，在院中的某一个位，几百年来都是在辩论同样的章题，变动的只是辩论的人。学僧由最初坐在院中的左下角，依次逐级晋升，至近学成时便坐在初入寺时所坐之辩经地点旁，完成了整个循环，也辩尽了整个课程所有的章目。在辩经院中，凡同级的僧人便编为一组辩法，并不分原藉及所属僧堂与僧舍，统一使用拉萨语沟通。

　　在辩经时段的前后，僧人必须共诵经典。在每场辩经中，铁棒长老会踱步场中察听及监察僧人风纪。

　　在辩经时，有多种不同方式，有时是一人对一人，有时则数人对数人。辩方坐在地上，问难方站立大声喝问，并以各种手部动作、身体推撞、取笑、佛珠的摆动及脚部的进退增加自己的声势及打乱辩方的思路，旁边围观的学僧则视双方表现而发出喝采或喝倒采的叫声，场面十分吵闹。在不知情的人眼中，这种辩论或许有点似吵架，其实面大有学问，丝毫不可胡来。辩论双方必须依据佛的教法及因明逻辑而问答，胜败是明确俐落的，绝无空间可以靠胡辩或兜圈子而混过去。看似激烈甚至有点粗鲁的大动作，除了增加声势及打乱对方外，也有其内在的表义，例如拍掌时一手下压表义闭三恶道，另一手上扬表义拔众生超脱苦海等等。坐答辩的一方，必须漠视取笑及问方的各种动作及推撞拉扯，冷静而不加思索地给予合乎佛法及逻辑的回覆。如果在某一题上落败，答方便要摘下僧帽，直至在下题辩胜时才能重新佩帽。

　　以上所说的辩经训练，每个学僧都要通过，一年中还有三大寺的同级学僧代表聚在一起辩论的定期活动，但我从未参加过。在学僧毕业考试时，主要的内容仍然是辩经，投考头等‘格西’还要在大昭寺中，面对派中所有长老、达赖喇嘛及两万多个僧人，在他们面前辩经多场方能考成。

　　除了正式的背经、听法及辩经外，学僧一般还会抽时间, 到师长处请益学问上的疑难。这是属于主流课程以外的私人补习，纯属私人自愿，并不受寺方限制。

　　不少非藏族的佛教徒以为佛教中的学习与证悟只是单纯的学问累积，所用的只是智慧，其实不然。要通达佛学中的精微之处，单靠智慧是不足够的，必须有一定的功德才能成就。我在后来的日子中跑到世界多个地方，常常碰到精神错乱的俗家人。在西藏，老百姓虽然生活是落后了一点，但都是心灵富足、乐观欢喜，极少有患精神病的例子，反而在寺中偶尔却有因死读而又缺乏功德，导致最后精神错乱的学僧。对福智低下的学僧，师长会千篇一律地授以宗喀巴祖师赞。对实在追不上课程者，师长甚至会命其停学一年，专修宗喀巴赞的念诵。在修持此法后，本来愚笨的学僧往往智力大开，乃至休学一年后反能追上而学问超越原班同学的先例在三大寺中也常有见闻。这个宗喀巴祖师赞，是我自在大藏寺时便每天诵念的。它不单能令智力增长，还能令诵者得祖师加持而克服病况与魔障等。在寺中，但凡有学僧遇上任何问题，师长总是授以同一种解决方法，命他们诵这个赞文。我在色拉寺时，寺中有一位学问很高的汉僧。这位汉僧后来在八十年代中风病重垂危，最后却单靠持宗喀巴赞而把自己的病医好了。像这类的宗喀巴赞灵应事例，我一生中就曾亲见无数次之多。

　　很多人以为在三大寺中，学僧在读完后应试，高级者便会得头等‘拉然巴格西’学衔，其他的分别考得二等‘措能巴’学衔，三等的‘灵色’学衔或四等的‘勒然巴’学衔，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在长达二十年上下的课程中，在读到较高班时，师长便会依各学僧的历来成绩及潜质，把他们分级评选，最终的‘格西’考试其实并非取决学僧所等之‘格西’等级的因素，评级其实早在最终考试前依多年来的学僧表现而定下了。初定为头等的学僧，一般要加读几年准备应考的阶段，最后在三大寺僧众聚集大昭寺的新年广愿法会中应考，成为‘拉然巴格西’。其他等级的学僧在学成后，便在寺中应考。应考其实只是一种形式，并非真正的考试。在应考前，学僧早已完成了整个学习过程、经长老认可成绩，方能被保荐应考相符他二十年来学业表现等级的学衔。所谓的‘应考’，其实只是一种毕业仪式而已，主旨只是在众人前证明一下多年来所得之成绩及庆祝一番，其所得等级是早已在应考前几年决定好了的。在应考当天，考生由其师长引路，在辩经院中一天辩论数场，所辩内容、对手及结束点都是预先安排好了的。考生最后必须对僧院、僧堂及僧舍分别作大供养各一次、对所有僧人供茶及供食，这便算完成了学业，可以以光荣的身份离开寺院而衣锦还乡了。

　　刚才也已提到，成绩高等的学僧会在读至较高年班时，被评选为头等‘格西’候选生。在正常的课程学完后，他们便要另外深造一、两年备考。头等‘格西’必须在三大寺僧众前辩经多次方可考取毕业，其所得之名衔是一种无上的学者荣衔。在每年新年时，拉萨市大昭寺会举行广愿法会，一连两、三周都有大型的庆祝活动，以纪念佛陀当年以神通降伏外道的神变节。这个大法会传统，是由宗喀巴大师在十五年代创办的。在十多、二十天中，有法会、供僧、‘格西’应考、讲经、酥油花展及佛像巡游等活动。这段期间，三大寺所有僧众必须出席，往往有多达二万多个僧人齐集大昭寺。在大昭寺，各寺僧人依所属寺院、僧院、僧堂及僧舍而被安排坐在特定的角落，占满全寺楼上楼下每一吋空地。在每天早上四点起，二万多僧人便要开始诵经，一天中分为诵经及观看头等‘格西’应考生辩经等多个段落。三大寺中的转世者各自依身份而有特定的座位，达赖喇嘛则坐在大昭寺的达赖喇嘛御用房中，隔窗帘观看，他的老师赤江仁宝哲等亦都会出席盛会。由于我并未在色拉寺昧院举行升座典礼，所以便不能坐在转世者的特定座位上，而必须与二万多僧人挤在一起。在法会中，僧人有时连正坐的空位也没有，只能插在其他僧人中半蹲半坐地捱过，而且不准中途如厕，一天下来很是辛苦。在拉萨期间，我参加过八次左右的广愿法会，每次都感到很不好受。

　　头等‘格西’的应考生，便是在广愿法会中、大昭寺中央广场应考的。他们必须在所有长老、达赖喇嘛及三大寺全体僧众前辩经，心中往往十分紧张。长老会依各人表现评以头等中的名次，最后会由法王引领考生绕寺游街，接受民众的祝贺及敬仰。

　　除了如上所说的寺院学制课程外，我在课余也向好几位大师私下学习，有时也参与一些大师们的公开讲经传法。

　　在寺院中，我除了课程上的师长外，另外也跟第二世萨巴仁宝哲(GyalrongSharpaRinpoche)及立尊仁宝哲(ZhungpaLaptsunRinpoche)学法。萨巴仁宝哲当时约七十岁，住在嘉绒僧堂佛殿楼上，身材高瘦。在到了拉萨不久后、我第一次见到仁宝哲时，心中便自然地生出很强烈的尊敬心。由于大师也属嘉绒僧堂，我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见到他。大师在开示时，对佛经中的任何一个词，都可由多个角度诠译，学问深不可测。在我二十岁时，大师与另外九位长老在嘉绒僧堂内为我及另两位甘丹寺同乡授比丘戒。我私下亦曾向大师求学迁识法及白度母法门。但我并不像一些同门般天天走去大师处串门子，只暗中在心面依止尊重他。这位大师在一九五七年佛诞前夕圆寂，死前两周便预知时至，对其外甥(即我的教师图丹初藏格西)作了有关自己后事的嘱咐，又对这个外甥的未来遭遇给了准确的预言，说：‘你不久后将死在狱中。你到时不必惊慌，我自然会来接应！’，又说：‘有些人欲往生兜率净土，我则将到极乐净土中住，四百五十年后才会再在人间转生，但我将会有化身继承我的名位！’。大师以吉祥狮子卧之姿入定五天，然后便安祥地圆寂了。在他圆寂后，我曾协助为他的遗体洁身及参与安排后事。大师生前曾说明不愿我们以高僧的塔葬或火葬礼处理他的遗体，更曾在死前交代要把尸身布施予鸟类饱餐，所以我们便遵照他的遗训进行天葬，另外又依大师身相铸造了一个银像作为纪念。大师的预言后来应验了，图丹格西果然在六十年代初的政治变动中被囚狱中而死。大师化身的第三世萨巴仁宝哲则在印度出生，成为了我的徒弟，在二零零零年毕业为‘格西’。

　　立尊仁宝哲当年可能约九十岁，在求学时他是萨巴仁宝哲的同班同学。在世俗名位上，他的世系比萨巴仁宝哲高一点。这位大师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探访汉地及蒙古时的随身侍从，蒙语十分流利，而且对色拉寺昧院的贡献很大。在色拉寺期间(一九五七及一九五八两年)，我曾多次往听大师的开示。当时大师任寺院旁的柏绷喀寺方丈，并不住在色拉寺中，开示也都在该寺中进行。这位大师后来大约在一九六七年圆寂于西藏。

　　在入寺第二年，柏绷喀大师的高足赤江仁宝哲(TrijangRinpoche)在色拉寺额巴院传菩提道次第教法，又给予灌顶，我便与大师结下了师徒之缘。此后的二十多年中，我曾多次在西藏及印度接受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开示，又随大师受怖畏金刚及金刚瑜伽母灌顶等。自一九七一年起，大师成为了我心中的根本上师。大师在一九八一年圆寂于印度，其转世现在刚成年。

　　赤江仁宝哲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副经师，与任宗座的正经师之铃仁宝哲(LingRinpoche)同为柏绷喀大师之徒弟。从铃仁宝哲及达赖喇嘛处，我也受过不少教法，这些都为多人同时受法的场面，并非师徒单对单的私下教授。我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传承，便正是源出铃仁宝哲。铃仁宝哲后来圆寂于印度，其转世现在也在印度。

　　当时在拉萨还有一位查杰仁宝哲(ChagyalRinpoche)，住在布达拉宫中。仁宝哲原属大藏寺，曾在色拉寺昧院求学，最终考得头等‘格西’学衔，被委任为达赖喇嘛的辩论训练侍学。我在拉萨时，仁宝哲大概年约七十。在拉萨的大藏寺僧人中，仁宝哲是学问及地位最高的一位，所以自然有责任照顾我这位来自大藏寺的穷学僧。在色拉寺学期间的休假中，我有时会往布达拉宫，住在仁宝哲的房间中几天至一周之久，但我并没有从仁宝哲处接受很多教法。

　　此外，我也在课余依同僧堂中的拉旺仁宝哲(LhawangRinpoche)学法及学医。这位仁宝哲是一位明医，我在他处学到了很多医学知识，闲时也自己学习医典中的内容。三大寺中严禁学习佛法课程以外的学问，所以我学医的事情只可偷偷地进行，不能让长老们发现。在一九五八年，仁宝哲圆寂了，其侍从请我主持其后事。

　　在色拉寺的八年生活中，每逢阴历十五等特别日子，但凡能走得开，我都会刻意早一点起床，在凌晨五点多出发往拉萨市中朝圣。我通常会在六点左右到达大昭寺，在寺门前顶礼二十一拜才入寺参礼。如果时间许可，我随后便会到小昭寺及布达拉宫礼佛，然后赶在八点前回寺上课。因为我离寺朝圣是在上课及杂役时间外进行的，所以并不受寺规限制，但若回寺时迟到则要受罚。在记忆中我好像从没迟到过，不过也从不担心迟到的刑罚，因为迟到的僧人通常不过是被罚在佛前作大礼拜若干次而已，这并不十分可怕。

　　大昭寺位于拉萨市中心，面积并不算大，但却供奉世上最为神圣的佛像。这尊佛像称为‘觉卧仁宝哲’，是在本师在世时依据其十二岁太子身相而造的，本来供奉在佛陀成道处菩提伽耶的正觉大塔中，后被赠予汉地皇帝。在文成公主入嫁西藏时，这尊佛像又被作为嫁妆赠予西藏的松赞干布王，最后辗转到了拉萨的大昭寺中。这佛像很为灵异，在某些情况下会从像身长出舍利子，这些舍利子又会再长生更多的小舍利。在历史上，有多次与这尊佛像有关的灵异事例发生。有一次，一位来自外地的老实人来到大昭寺朝礼祂。这个老实人当时对这佛像的渊源完全不知道，只听人说‘觉卧仁宝哲’十分神圣，他便以为‘觉卧仁宝哲’是一个活生生的圣人。到了佛像前时，他以很大的尊敬心向这佛像说话，心仍然以为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圣人。在说了一番话后，他便说：‘现在我想转一转寺院好好观光一下，请您为我看管我的靴子！’，说便把靴子放在佛像面前，人就出殿往其他地方游览去了。寺僧在回殿时，见到一对靴放在佛前，便很生气地骂：‘谁把靴子放在佛像前那么不敬！’，便欲把靴子取走。这时候，佛像竟然开口说话：‘别动靴子！有人嘱我代为看管！请你不要乱动它！’。后世的人都说，这种灵应是因为佛像本身的殊胜灵应遇上了该老实人的纯真信念所产生的。这位老实人又曾到过一个叫‘查叶巴’(Yerpa)的地方，朝礼了一尊巨大的弥勒坐像。他见到佛像赤足踏在莲台上，便缝了一双鞋供佛。在供鞋时，他向佛像说：‘请您把脚抬起让我为您穿上鞋子吧！’，佛像便竟真的抬起了双脚，待他为其穿上双鞋才把脚踏回莲台上。这尊两层楼高的佛像，是全西藏唯一穿有鞋子的佛像！

　　在大昭寺的释迦像，必须是有福德者才能见得。在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杀了很多人的罪犯朝礼此像，却只看到殿中漆黑一片，完全见不到佛身。在猛力忏罪后，他又回到殿中，但也只见得到佛前的油灯而已！在月圆日等特别日子的清晨入大昭寺，有时能见到巨大的酥油灯中出现异像。在溶为金黄色的液体酥油中，会有一颗、一颗浑圆的固体酥油粒，寺僧说这是住于寺院附近的龙王来礼佛时口中新吐出的酥油供养。

　　有关大昭寺佛像的灵异，在此就不多说了。在这古寺中，还有天成五尊千手观音像、萨迦班智达所造佛塔及宗喀巴祖师亲口承认造得与他一模一样的宗喀巴像。在历史上，大昭寺还曾供奉本师释迦牟尼的一些遗物，但这些圣物现今全已失传了。

　　在一九五七年，我在向寺方请求后，得到允许在色拉寺后山宗喀巴大师当年闭关的小屋中闭关一个月。这次我所修的是一种禁食闭关。在关期中，行者只能在每天中进食一、两次以石头研成而经过加持的石粉末，不许食用其他正常食品。在修持圆满后，行者便能得许多修持上的成就。我的老师对我闭关的意欲不以为然，劝止不绝，但最终还是勉强地答应了我的要求。

　　在闭关初的三天，我的头十分痛，脑海中充满饺子等美食的形像。在过了头三天后，情况便好起来，身体感到十分轻，眼力变得异常地好，听觉也变得异常灵敏、近乎有神通一般。在闭关的后期，我几乎可以日夜修持而不需睡眠，身体变得充满能量似的，丝毫不感疲累或睡意。在少量的睡眠中，我又梦到很多吉祥的兆像。在修成出关后，我感到仿似换了一个新身体似的，在禅定等修持上亦进步了许多，心中感到很愉快。

　　除了这一次闭关外，我在拉萨期间又曾用一周的时间，以一步一拜的方式绕拜了整个拉萨市。这种修持在拉萨当年很为普遍，不少藏人都喜欢以绕拜的方式向城中所有寺院朝礼。

　　拉萨市除了因其佛教渊源而成为藏人心目中的圣城外，也是西藏文化的中心，其习俗与我的家乡嘉绒区域及其他藏区有很大分别。以语言为例，拉萨语就比其他藏地方言更有礼貌及文化。以前曾经有一个拉萨人去到康地藏区作客，主人请他用餐，他便以拉萨人一贯的礼貌应对说：‘别客气！’。康巴人一向是性格坦率的，并不懂这些客套话，反而真的以为客人肚子不饿，于是便自个儿吃饭了。拉萨人回家后对朋友大为埋怨，成为了一个笑话。从这个笑话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拉萨文化与其他藏区的巨大分别。我在拉萨住了一段日子后，不单学懂了流利的当地语言，同时也习惯了使用拉萨语言文化中的敬语谈吐。由于这文化上的不同，在使用敬语时我也闹过一个大笑话。有一次我与一位不丹人以拉萨话聊天，我向他问：‘请问先生“所出”多少？’。这句敬语本来是问对方有多少个儿女，但那位不丹人虽能大概听懂拉萨话，却不熟悉这种敬语。他楞了一下，似是对我所问的问题感到很不自在似的，最后他才神情怪怪地答：‘平均一天一次，份量也不算太多！’。我当时见他答非所问，也就不以为意，在事后却从他人口中听说这个不丹人在我背后到处向人便讲：‘那个喇嘛很怪，第一次见面便问我每天拉多少粪！’。

　　拉萨的布达拉宫，是世上最高的宫殿，也是一座神圣的寺院。在布达拉宫对面的药王山上，便是著名的药王山医学院。在山脚，有一座依山而建的小寺，寺中的石墙自然现出一尊释迦牟尼像。相传在末法时期的尾声，世人便再无福德得见供于大昭寺中的释迦佛太子像，到时该像便会沉入地下湖中(大昭寺本来正建在一个湖上)，但基于对众生的悲心，佛陀便示现在药王山脚的这一尊替代品供未来的人朝礼。依据这个预言，石窟中的自现佛像在逐渐浮现至脱墙而成为一尊独立的佛像时，便是大昭寺等身佛隐没的时候，也是佛法湮没的年代。当年我在色拉寺时期，此寺中的石佛只像墙上的半立体浮雕。在一九九三年我重返拉萨时，事隔三十年有多，佛像的确显现突出了墙外许多，双耳变得暴露于石壁外而清楚可见，此乃我在三十年间先后亲眼见到的对比。

　　在离大昭寺不远的闹市中，有一座供释迦佛八岁时的太子等身像，衪是由入嫁西藏的尼泊尔公主所带来的。

　　在拉萨的四方，又各有一供奉观音、文殊及金刚手三尊的小寺，称为‘怙主三尊寺’。此外，拉萨城中还有很多很多的大、小寺院，说也说不完。

　　当年一步一拜地绕城的时候，我并未遇上甚么困难，所以也别无甚么值得一提的。在我那年代，绕拜拉萨极为普遍，不足为奇。在路上，经过的人都会尊敬地绕道而过，同时也会尽量给予一些方便。在一九九九年，我有两位汉族比丘尼弟子在拉萨也作了同样的一步一拜绕城，同样也是用了一周时间完成。事隔近四十年，道路已变为车辆不停飞驰而过的大公路，与以前我拜过的路线有少许不同。本来途中应停下礼佛的各寺院地点，有不少已变为现代大楼。但她们在一路上得到了不少藏人的礼遇，例如途人让路及供茶等，就连一步一拜地横过大马路时也得到交通警察给予方便，这一点民风习俗倒还与当年一样。

　　在色拉寺期间(一九五六年，我入寺的第三年)，我又曾作一次长途的朝圣。在问淮方丈及铁棒师后，我便带口粮及简单的日用品上路了。

　　我先由色拉寺到了查叶巴。这个圣地是度母的圣地，附近有许多圣者住过的山洞。本来由色拉寺到查叶巴只需一天时间，但由于久未运动，我在天黑时才到了山脚。山脚的乡村新近受盗匪攻击，所以村民戒心很重，不肯让外人借宿，我便只好在破屋中过了一夜。第二天，我朝礼了七个山洞，其中包括阿底峡大师闭关的山洞及一供有一座两层楼高之弥勒像的大山洞。这尊弥勒像与常见的形相不同，手持鼬鼠而脚上穿鞋。佛经上从未说过弥勒是穿鞋子的，但这尊佛像的鞋却是有一个殊胜典故的。曾经有一个信仰极真的乡下人来到查叶巴朝礼这尊佛像。由于他的至心信仰，他见到的佛像是活生生的，他便向佛说：‘请您看管一下我的鞋子！我在附近朝礼一下便回来！’，然后便把自己的鞋子放在佛坛上。在寺院管理员回来见到鞋时，自然十分生气，便想把鞋撒下丢弃，但佛像竟然说话：‘别动这对鞋子！有人叫我代为看管它们！’。在乡下人回到殿中取鞋时，他又对佛像说：‘咦！怎么您光脚呀？我送一双鞋子给您吧！请您把脚让我量一量吧！’。由于他的至诚，佛像竟然把脚抬起让他量度了。在第二年，乡下人应诺回来，这尊两层楼高之佛像又一次显灵抬脚让他穿上鞋子！至于这尊大佛手中的鼬鼠，亦是传统上没提过的，但寺僧却并未向我说出它的典故。

　　在西藏人朝圣时，通常各有各的祈愿方式。我在朝圣时，通常在心中会诵念以下祈愿文：

　　行者皈依直至成正觉佛陀正法以及圣僧众
　　因作布施等诸修时故愿证佛境利普有情生
　　由我三门对尔诚礼拜供上水花香灯涂食乐
　　实物以及意中观想者忏坦无始所积诸罪业
　　随嘉圣与凡众之功德请长住世至娑婆耗尽
　　请转深妙广大之*轮向自他证悟大正觉
　　以花铺盖涂香之大地须弥四洲日月作饰严
　　观想为佛陀土作供养愿普有情受用清净土
　　如宝珍贵菩提心未生出者愿生出
　　已生出之菩提心祈不退转得增长

　　在查叶巴朝礼后，我便往甘丹寺参访。甘丹寺位于一山顶，我走了整天才赶在天黑时到达。在甘丹寺，我受到了同乡人甘丹寺嘉绒僧堂的一位‘格西’接待，由他带我朝礼了各殿。在六百年前，祖师便是先在此建立寺院，从此把格律派正法弘扬起来的。在这，我心中生起了对宗喀巴祖师的至心敬仰。

　　此后，我去了宗喀巴大师作加行闭关的澳卡地区。在澳卡，可以朝礼大师礼佛三百五十万拜的圣地，地上清楚可见由大师之圣身磨出之凹痕。我的心在澳卡显得特别的平静。

　　在澳卡朝礼后，我便到了拉姆雍措圣湖。圣湖是吉祥天母所加持的湖泊，至心祈求启示者能在湖面见得所问之事的答案。在今世的宗座转世未被寻出时，其寻访团便曾在此湖面上求得线索。由于圣湖之灵异，即使有一百人同时观湖，每一个人都见到与他所问之事有关之景像。这个湖泊附近全是山石，完全没有绿草或树木，生态亦只见有鹰鸟及狼群。

　　在清晨，我与三位同往圣湖的人步行上山，约在六小时后到了山顶俯览湖面之处。山顶有一个香炉，我们在此烧香供养，然后便各自在雪地中散开而坐，各自祈愿及观察湖面。这一次，四个人都没看到甚么清楚的景像，便只好折返附近民居。三天后，我们又上山观湖，这一次大家都看到了所求事之启示，我问的事有关外公之转世的前途，湖面显示了他的转世(即我的亲弟)出生之细节。在景像中，湖面出现霞渡寺及我的家屋与屋前的小河，更见到我们家的●牛群。这些幻像十分清晰，就连我俗家的●牛中，有一头白牛的牛角是断的，在湖像中亦能清楚看到。在问及我自己的前途时，湖面则显现一些陌生的风景，我在几年后逃亡时果然来到了这些陌生地方，见到了当时湖面显现的风景。在观湖后，我们便又回到了附近民居渡宿(山顶严寒，不可能露天过宿)。

　　在朝圣中，我又作了一次二十一天的白文殊师利闭关(在另一次往湖区时，我亦曾作二十一天六臂玛哈卡那闭关)。

　　我在色拉寺一共生活了七年多，学业成绩只是中等，学习也不过不失，说不上是很用功(我一直心想学得个大概便足够了，本准备此后便终生闭关苦修终老)。我的师长本来计划在我到达色拉寺起计的第八年，安排举行我在色拉寺昧院中的升座典礼，以补办登记成为色拉寺官方承认的转世者学僧身份。但世事的变幻，又岂是我们所能预计的呢？

　　在我入学色拉寺的第八年，拉萨局势变得很乱，最后更爆发成为战争，我平淡而充实的求学生涯便告终结，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变幻年代。

　　
　　第五章──变幻年代
　　在我读第七年班的时候，大藏寺的另一世系法台转世也来到了色拉寺。这位未到二十岁的湛康仁宝哲成为第一年班的新学僧，同时也举行了转世者入学的升座典礼及盛大供养等等。

　　在湛康仁宝哲入学后不久，战事便爆发了(我当时二十四岁)。僧人本来是不参与政治的，我当时实在也不清楚真正局势情况，只知道学业及寺院生活恐怕是不可能继续下去了，心中很为焦虑。没多久后，有一天炮火直闯色拉寺轰炸，情势十分危急，寺僧只好各有各逃。

　　在开始逃跑时，我们本是一行十八人(大部份是来自大藏寺的僧人)，向西藏南部圣湖地区逃走。在逃亡途中，有一段小插曲。有一次在树林内，我们见到一只‘耶提’(科学家称它为‘野人’或‘大足’)。这种动物，在西方被视为传说中半人半猿的异物，常有科学家辩证它的存在或否。其实在嘉绒地区，这并非传说中的异物，而只是一种极稀有的畜牲而已。‘耶提’身高比人类高得多，而且力大无穷，一出手便可以轻易掌毙一头强壮的牛，所以西藏人都很怕遇上它们。我们当年逃亡时所见到的，是一只单独在林中活动的‘耶提’，它本来似是半蹲在树丛中。在发现了我们时，它把本来低垂遮面部的长毛向后一甩，露出了面部而人立起来。在我们一群人中，大部份都躲在石后，不知谁放了一枪，这只‘耶提’便露出了一个近似微笑的怪表情，然后便施施然地慢步走入密林之中。整个目击过程，长度恐怕没有超过三分钟。

　　在逃亡没多长时间后，湛康仁宝哲等一众十三人在一次过河时被军人捉到了，只余下我等五人继续在野外躲藏(湛康仁宝哲后来被囚而死于狱中)。

　　在队伍中大部份人被捉走后，我们改向北部放牧地区逃走。我们在野外孤独地躲藏了三个星期，其间找不到甚么足以充饥的食粮，身体变得很瘦。在这三星期内，我心很怕，心想如果被捉到了必定会被枪毙。在三周后，我们也难逃厄运，被军人找到了。

　　把我捉到的军人要求我如实交代背景，我当时心想如果自招为一位具转世者地位的人，必定会惨遭折磨及连累家乡的亲人，所以便只好撒谎说：‘我是嘉绒人，父母是乞丐，但早已死了，所以我便在拉萨出家为僧。’，对自己的准确生地及在大藏寺中的法台身份绝口不提。军人又冤枉我是参与反抗的份子，很凶地喝问：‘如果你没有参加武装叛乱，为甚么要逃跑？’，我便如实回答：‘在寺院中，炮火连天，军队持枪向我们攻击，我害怕时自然只好逃生！’。

　　我在囚狱中被囚禁三个月，其间并未受到毒打之类的刑罚，但日子也绝对不好过。在被囚期间，有时脚上会被穿上锁炼，有时则被派往运输站搬货劳动。在这几个月中，我眼见同狱有不少人病死或饿死(五十个囚犯中，最后只剩下连我在内的十三人与我一同被捕的四个僧人也都死于狱中)。狱卒对因犯虽然并无刻意折磨，但亦不会对病人有任何照顾，只让他们自生自灭，而且所分派的食物少得可怜。这时我的心情倒平定了下来，心想：‘生死由天，没有甚么好怕的！顶多也不过是被枪毙而已！’。

　　在这段日子中，我仍然偷偷地在心中日诵每天的功课，从未中断过一天。后来，由于我的确未曾参与战争，狱方拟把我遣返原乡，但却并未清楚下决定，只先把我暂时放走而送返拉萨市。

　　回到拉萨色拉寺时，寺僧早已逃的逃、被抓的被抓，熟人大已不见了，寺院与往日的景像截然不同。我先回到了萨巴仁宝哲的房中暂住。没多久后，来了一个人嘱我向地区的干部报到，以接受前途的判决。第二天我去到干部办公室，拜见负责该区的领导。地区领导是一个女汉人，藏语说的十分流利。在我交代了背景后(仍然没有透露法台及转世者身份)，她十分憎恨地对我说：‘你肯定没有说真话。你这样的坏份子我见得太多了，明天我便带你去我的上司处等候发落，你等被遣返乡下吧！’。

　　女干部的上司在另一座办事楼中。这个办公室十分大，面的干部都在忙。在来到办公楼时，我心中忐忑不安，很怕被遣返而连累寺院及亲人。带我来的干部显然很痛恨我，她对我的身份写了一份文字排得密密麻麻的报告准备交予她的上司。在等了不久后，一个汉族干部问我们为何而来，女干部便交上了她的报告，建议上司对我严厉处置。这时候，怪事发生了。汉族上司突然好像失了魂魄似的，看也没看便把报告纸撕了，然后他向我问：‘你有没有钱回乡？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予通行证让你以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回乡。’，说完后却又没有作甚么明确的决定。女干部本来就不太喜欢我，恨不得我被以囚犯身份马上押走回乡，但她见上司完全没作决定，也没法坚持下去，只露出很莫名其妙的讶异神情。在见了高级领导后，女干部不知所措，只好把我暂时放走。我的一生中曾得护法在冥冥中救助多次，这一次很明显也是祂们在暗中显灵。

　　还复自由后，我回到自己本来的房间，对未来茫然不知去向。一位蒙古老僧向我施舍了一些食物，又对我鼓励：‘现在情况很乱，但为了佛教之未来，你们年青僧人必须好好捱下去呀！’。我本只是一个平凡的和尚，对政治及情势完全不懂，一向只过平淡的寺院生活。这阵子的动荡，顿然令我不知如何是好。我在房中彷徨的呆了一、两个星期，其间几乎足不出户。有一天，一位旧同学找了上门对我说：‘师父已被抓走坐牢了。临入狱前他交代我必须务必要把你找到，并要向你转述他的话，他说：叫我向你转告“今生中我们师徒恐怕不能再见了！但只要你把我所曾教你的佛法牢记心中，不理你未来遭遇如何，便没有甚么可怕的了！”’。这时我才知道图丹初藏师父已身陷牢狱，心中激动不已。我含泪接过了师父嘱同学转交予我的二千元现金和五百克金块，把其中的一半供养了给这位同学。没多久后，我辗转得到消息，图丹师父在四川的一个狱中圆寂，应验了其舅萨巴仁宝哲的预言。

　　在同学来访后，我搬往拉萨市区的一间房子住。这间房子中当时约有三十多户藏民共同生活，绝大部份人对我很尊敬。在跟的一年中，我的‘家’便是这的一个小房间，但在必须参与集体劳动时(当时人人都必须参加集体劳动工作)，我便会被干部安排暂时住在乡下或市郊。我在这房子中不大走动，很多时间我都独个儿坐在房间中。在逐渐熟络后，房子中的居民都暗中把我尊为师长，常常对我供养食物及必需品，同时也会偷偷地请我主持各种佛事。当时政治情况很糟，尤其对任何宗教活动都管得十分严厉，绝对不允许穿僧袍。我在屋外活动时，只可穿当年那种几乎全民穿着的服装。在一回到屋中时，我便马上换上僧袍。同屋中有一户人家对我的僧袍及修行很不满，畏怕被我连累，但始终也没有人告发我的情况。

　　在劳动及学习中，我的表现被领导认为不错，便把我调往一组大概算是‘思想进步模范青年’一类的人中。有一次，某部门想提拔我为下乡巡回表演的歌舞宣传团成员。这本来可说是那个时势及年代中的优差，但我因仍自视为一位僧人(虽然当时并不许可穿僧袍或抱宗教思想)，所以便藉各种原因推辞(僧戒规定僧人不应作世俗歌舞)。同屋的人也配合代我撒谎，都异口同声说我有脚患。在一段时期中，我被迫要在每行走时便扮作一拐一拐的，这样才交代了过去，最终也没有被编入宣传队。在这房子中居住时，同屋人都一致保证我是一个‘进步青年’，结果政府便发了一张拉萨居民户藉证给我，从此我才不需再担心被遣返故乡。

　　在这年多中，我分别干过打石、缝造军服、种菜及倒粪等工作。在第一次倒粪时，我感到很恶心，但慢慢便被迫习惯了，后来我变得麻木到一手粪污地拿食物进食也没有任何不自在之处。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修行境界所致，而是当时的环境所逼成的。

　　虽然我自少也可说是娇生惯养，但自幼天生的强健体魄及在色拉寺中的学僧生活锻练，令我足以应付劳动工作。在这段期间，我心中并无怨恨，还常常安慰自己：‘眼前的苦难是我自己的过往业力所引，所以我应该乐于承受及视之为忏罪修持！’。

　　在劳动组中有一个十分高大的年青人。他很喜欢摔跤及技击等运动，每在空余时必会找同组的人搏击取乐。在没多久后，他早已击败除了我以外的所有人。有一天他对我说：‘现在人人都输过给我了，就只欠你一个未跟我打过！’，我只一笑置之。在跟的日子中，这个比我高大许多的年青人常常缠我不放，硬要与我比拼一下，但我只一直不理他的挑战。有一天轮候分派食物时，这个人站在我后面不断以手摸我的头，口中还是取笑在说同一句话：‘就欠你一个没和我比过实力！’。这一次我真的让他的多番滋扰惹烦了，我便放下了手中的粮袋，双手交叉胸前转过身向他说：‘你是真要与我比一次才不再烦我吗？’，然后便与他找了个空地比试。我一出手便把这个大个儿重重地摔倒了。这其实只是大家在沉闷的生活中闹玩而已，双方绝对没有恶意，当然也不会真的伤害对方，但那一跤却令大个子两天上不了劳动岗位。从此他便常常开玩笑地向人说：‘别看这个人个子小小，其实他全身都是蛮力！’。

　　在劳动的空余时间，我偶尔也会偷偷地往各寺院朝礼，但在当时的环境中我只可以低调地假装是去游览而已。在哲蚌寺附近，有一个莲华生祖师曾住过的石洞。历史上说祖师在此洞中修行时，因为没有水源，便以指插进一石柱中，施神通由石柱中变出水来。我在洞中朝礼时，以上臂触拭了石柱一下，回家后竟然发现手臂渗出水份。这奇妙的现像一直持续了两周，甚是奇妙殊胜。

　　在劳动中，我与一位拉萨的宁玛派转世者成为了好友，常常在一起用午饭，又经常互相往对方的家中作客。我和他这两个年青人当时很幼稚，一同做的事现在想来也实在无聊可笑。有一次我往访他家，他指电源插口向我说：‘你把手指插进去试一下，我试过了没事！我看这“电力”看来不会伤害修行的人。这种叫“电力”的东西说不定还利于通气脉呢！’。当时我俩还年少无知，对科技也不太了解，我便真的天真地把手指插进了电源口，登时感到五内俱焚、心脏好像快要爆炸的感觉。这友人见势色不对，马上不知用了甚么才把我的手移离电插口。在我埋怨一番后，友人誓神劈愿地说：‘没骗你，我真的亲自试过了而没事！’。那个年代的电力供应是断断续续的，现在想来当时友人在试验时可能正适逢电力中断，他才以为自己触电而没事。在当年的生活中，像这类的无聊事便是我们唯一的消闲娱乐！由现在回想当年，我们两人也的确既无聊又愚笨。如果运气差一点的话，我或许当年便已命丧当场。

　　在一九六零年的藏历新年，布达拉宫中的达赖喇嘛辩经侍读师查杰仁宝哲师父(原大藏寺僧人，在拉萨色拉寺时期我曾向他学法)在政府批准下来到拉萨市区，又特别召见了我。仁宝哲命我为他把脉，我起初不肯，但在他坚持下我只好从命。一把脉之下我大吃一惊，师父手上完全没有脉像，一摸之下便就像为死尸把脉一样。我急请老师进我的房中，正欲马上修怖畏金刚法，老师却说：‘不必了！我对生死自有把握！现在我将往生香巴拉净土，你在我死后修一座度母四曼荼罗仪轨便可！’。我问老师：‘师父你还会转世回来吗？’，老师答：‘暂时不回来了！我准备在香巴拉净土住上一段日子！’。在见面后，政府派了马车送仁宝哲往罗布林卡(达赖喇嘛的夏宫)，隔了没多久便传来师父圆寂的消息。在师父圆寂后，中国党政府倒给予了算是很高的礼遇，不但让许多僧人参与悼念法会，更派了汉族干部前往致祭。

　　在劳动期间，有一天我们一众五十人在掘土时，见到荒野中有一个祭祀土地公一类之小祭坛。我们的小组领导贾波便喊起口号：‘这是旧社会封建迷信！别害怕！让我们打倒迷信！’，便率众砸了祭坛。在破坏坛基时，地下跑出了一只巨型的蝎子，大家都心感有异。领导大叫一声：‘去死吧！’，便用铁铲把它当场打扁了。当晚，贾波突然害病，痛苦地惨叫了良久。后来，他更在哀号：‘仁宝哲！仁宝哲快救我！’。在此之前，贾波从未以‘仁宝哲’尊称叫过我一次，但这时他眼见自己必死无疑，便又相信佛法之力量了。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我如果为他诵经，便会被视作搞封建迷信，下场会十分惨。在贾波求救之初，我只推说不懂修法及不搞宗教法事，但他苦苦哀求。到后来，贾波倒在地上昏迷不醒，身体更开始变冷，看来是快死了。我心想：‘如果现在修法救他，我自己恐怕会惹上极严重的麻烦！在这个年头，搞“封建迷信”是会没命的！但我们僧人天天念要救度众生，难道见死不救吗！’。我在思想挣扎了一阵后，便豁出去了，马上便燃香修对治的法门。没多久后，贾波便没事了。这修法之灵验，可能是源出于佛力及我真心不顾自己安危而欲救他的真诚发心之力，而并不是我个人有甚么神奇的法力足能起死回生！

　　在第二天早上，可幸地并没有人告发我，而贾波也并没有反面忘恩，反而对我变得很友善。他建议我向他告病假，然后便可去拉萨(当时小组在郊外长期劳动)渡假休息，我如他所说地交上了请假信，他便批淮了病假。在到了拉萨市时，我便到医院报到。在随便安一个病症名堂后，医生会施一些药便差遣我离开。在一出医院后，我便随手把药丸丢了，便自己回拉萨的住所。自此以后，我便经常性地请病假，贾波也次次都批准，从此我便不太需要参与劳动了。但在休假时，我却并非闲没事干的，经等，做一位转世者或反而要天天为求访的人偷偷地主持法事及诵一个僧人应做的事。

　　在一九六零年秋季前后的一天，我在拉萨市一个房子中修供养护法的仪式法事，突然门板传来‘啪！啪！啪！’之打门声，此时我的心中有一种很难形容的怪感觉。我马上打开门，向正在行经门前的一位带女儿的中年女人问：‘是你打门吗？’，她表示只是刚刚路过而否认打过门，我便与这女人聊了起来。这女人名叫‘巴桑’，是来自一个叫‘帕里’之边境小镇的富户，我现也忘了她当时为了甚么事才来到拉萨。她向我布施了一些酥油。酥油本来是藏人日常的必需食品，但当时我已几近两年没吃到它了，我顿时眼睛如见黄金。在她向我顶礼及布施后，我不知从哪来的念头而直接地向这个陌生女人说：‘你帮助我去印度好吗？’。早在近两年前，有大批藏人跑到印度，我当时听说在印度的人可以继续做僧人和学佛，所以我对出走印度求学早已兴念，也曾与前述那位宁玛派转世者友人商量过许多次，但却从未有过具体的计划或行动。我这时冲口而出的要求，不单使这陌生人呆在当场，就连我自己至今仍不明一向少话的我当时怎么如此唐突。在当时火红的年代中，我和这女人心中都知道得清楚，协助我这位陌生人可能会令她家破人亡。女人呆坐了十分钟，在这当中我们两人谁也没说一句话，然后她打破了沉默低声地说：‘明天来找我吧！’。我当时并估计不到，她的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也为她后来带来了极大的苦难(在后来的文革时期，巴桑因为曾协助我出走而遭批斗，背骨被打断了)。在那时的时势气氛中，一个正常人不可能为另一个陌生人作出她那样的冒险决定，也不可能提出我所提出的唐突要求！三次的神秘打门声、我失常的要求及巴桑毅然的决定，显然又是护法冥冥中的安排(在后来的日子中，每当我在修持退心时，我便会这样想：‘我的命不属于自己，是护法令巴桑拼了命、受了大苦而换来的，这必定是为了要我好好修持及弘法的目的。如果我对佛教不能作点像样的贡献，恩人的苦便白捱了！’。每当这样想时，我便很自然地含泪收拾心情，重新又投入修持及弘法中)。

　　在巴桑答应后，我便马上往访宁玛派友人，邀他一同出走，但友人说：‘唉！我家人都在这，现在暂时是走不了的！’。在一周后的一天(一九六零年藏历七月底)，我在大清早先去了大昭寺告别佛尊，然后便与巴桑一起离开拉萨。在这以后，我再没见过这位宁玛派友人一面。在七十年代文革中，友人被拉到大昭寺前枪决，同时被枪毙的还有另外六个人。我的年纪、背景身份及性格与这个好友很接近。如果当年我没有出走的话，想来大昭寺前的尸体极可能就是八具了。

　　由拉萨至帕里，我们一共用了三天坐车前往，途中在后藏札什伦布寺停了一晚，顺便也朝礼了该寺及江孜佛塔。

　　帕里是邻近印度锡金(但当时锡金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的一个西藏边境小镇，邻近便是亚东镇，这约有五百户人家。巴桑的家族是当地的富人，一向以来是著名的卓摩格西仁宝哲的施主，家中也接待过赤江仁宝哲及萨迦派法王萨迦崔仙等大师。在我到达时，帕里是个冰天雪地。巴桑在回家后便开始生病，身体近乎瘫痪。我作为一个受恩者，便在她家中住了三个月，天天为她诵经修法，后来她慢慢便复原了。在藏历十月廿五宗喀巴纪念日，我到了附近的一间寺院朝礼，顺道也应求而为巴桑作祈愿及供养。该寺的日常法会当时已中断两年。由于当天是宗喀巴纪念日，寺中的老僧一再要求我率众修诵宗喀巴祖师会供，我心中虽感到危险，但也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下来。我们燃点了三百盏油灯，很认真地举行了法事。在法事后，当地的地区干部来寺查问：‘你是哪的人？来这干甚么？是不是搞宗教崇拜？’，我答说：‘我是来泡温泉疗病而已！’。在查问一番后，干部便放我离开。在寺院附近的村屋中睡至半夜时，我越想越不对劲，便与巴桑的弟弟连夜走路回到帕里镇。我在凌晨四点到达帕里巴桑府，甫一坐下尚未喝上一杯热茶，便有军人上门查问巴桑。他们似乎已猜到我的转世者身份，而且又收到风声说我曾在附近寺院主持法会。巴桑坚持说我只是一个老朋友，又力证我已不失所踪，军人便只好收队离开。

　　由于当地已开始注意上我这个外来者，镇上居民又开始在纷纷讨论我的失踪(我当时藏痔巴桑家中)，我眼见情况不太妙，一周后便动身跨越边境，行程是要翻过喜玛拉雅山脉到山对面的印度。

　　我换上了乔装用途的衣物，与一位老僧人随同赶骡的边境商人上路。在路上，我们不断听到别人谈及‘失踪的喇嘛’之传闻。由于局势不妙，老僧便与一龑骡商先过境了，我则在路上躲了几天。在几天后，我穿上了破衣，面部涂上炭灰，带佩柴刀及绳索乔装为樵夫上路。在行至第二天，我到达了印度边境，印方边境守卫问我：‘听说近日在边境的另一边正嚷要寻捕一个有点名气的喇嘛，这可能就是说你吧？’。在我承认身份后，他们便予以通行。我在长叹一口气后，踏上了印度的领土。这时候，我身上只带一副望远镜、一袋加持过的石粉(这种石粉可供修过禁食闭关的行者食用)、一向永不离身的一尊释迦牟尼佛像及一本沉重的古本《菩提道次第广论》。

　　
　　第六章──印度岁月
　　在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初，我到达位于印度边境的甘托克镇(Gangtok，当时属锡金王国领土)。这个地方与西藏的民风及气候差不远，其居民中有不少也是藏族。我在一个尼泊尔人家中住了近一个月。这个人年约四十五岁，从很年青时他便修持宁玛派的法门。他对我很友善，常以很好的食物提供给我。在这个月中，由于可自由地穿上僧袍和修行，我感到两年来未感受过的轻松自在。

　　在一九六一年藏历年初四，我启程往印度孟加拉西部的噶伦堡(Kalimpong)，车程要一整天。噶伦堡邻近以产茶著名之大吉岭(Darjeeling)，位于喜玛拉雅山脚。这里虽属印度领土，但自古已多藏族聚居，这年代又有更多来自西藏的人涌至，所以在这的生活便与西藏一样。我在噶伦堡有父系的亲戚，在到达后我便暂住在他们的房子中。

　　在噶伦堡的日子中，因为我长相像汉人(我也的确有汉人血统)，又常常面露欢容，与绝大部份在一九五九年因政治理由而出走之藏民的愁容产生了对比，以致有些人总暗中怀疑我是中共派往的间谍人物，这使我在欢喜中也有少许感到委屈。在此时期，我一度兴起报名入读英式学院的念头。在参见一位以与护法有密切宿缘著称的法师时，他却表示护法命我甚么俗事也不要再顾，反而应往深山中禅修终老。我在梦中亦见到护法示现，说的也是相同的话。这个命令其实暗合我向往的心愿，于是我便下了决心预备往喜玛拉雅山中闭终生的关。没多久后，我在色拉寺时的学兄堪萨仁宝哲(其实他在后来被委任为印度色拉寺方丈而退任后，方被尊称为‘堪萨仁宝哲’。但为了行文方便，这里便以此贯彻称呼。‘堪萨’的意思是‘退任方丈’。这位堪萨仁宝哲因后来身份而被以此名号尊称，与在我童年时为我授沙弥戒的师父退任甘丹寺蒋孜院方丈，并非同一人)，也从西藏来到了噶伦堡。他的剃度法名是‘阿旺提秋’(NgawangThekchok)，原身份是普通僧人，其生地是嘉绒地区距大藏寺不远的地方，但却非原大藏寺僧人。在色拉寺时，他是比我高班的嘉绒僧堂同学。堪萨仁宝哲不赞成我入山终老。他对我说：‘入山专修固然是住持正法的好修持。但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年青僧人必须自觉地在西藏以外肩负延续佛法的担子。现在拉萨色拉寺的僧伽教育被禁止了，我们必须把三大寺的教育制度在西藏以外重新建立。正法是否能持续下去，就要看我们了！’。仁宝哲的志愿并不符合我的私愿，但我却点头了。我的同意一半基于学弟必须服从僧腊较长的师兄之传统，另一半则因为仁宝哲所说的话的确合理。

　　在此同时，堪萨仁宝哲向当地藏人解释了我的背景(我对政治从不参与，既非中国间谍，也并非因反*而出走。我赴印度只为了求学，别无其他原因)，这马上便消除了噶伦堡的藏人对我身份的存疑。

　　在结束了在噶伦堡为期一年的逗留后，我与堪萨仁宝哲坐了一晚火车，来到了印度毕莎(Buxa)。

　　毕莎是一个热带气候的地方，地处印度及不丹王国交界。这里的气候对西藏人来说很不习惯，以致有不少人病死营中。印度政府安置我们这些自一九五九年起走到印度的西藏人，暂时住在荒废了的牢狱建筑物中(这些营房是殖民地时代由英国人所建的，圣雄甘地及尼鲁总统也曾被英帝国政府在此处囚禁。囚禁甘地的建筑物此时用作西藏尼众临时居住点；曾囚禁尼鲁的牢房则变成了僧人临时居所)。在这里，此时已有大批西藏人居住，包括各派中的老少僧尼，单单来自西藏三大寺的学僧便有一千二百个之多，其中有一些是我的色拉寺同班级学僧。我的同学大部份早在一九五九年出走，此后便在印度期间继续学业，此时已读完我尚未修毕而因政治变化被迫中断的般若部课程，同班级中的中观部课程也已开始了。

　　这时候，我心念身在西藏以外，原来的依止师及教授师都不在身边，便对堪萨学兄供上了哈达及五个印度卢比，顶礼三拜，求他成为我的依止师及教授师。堪萨仁宝哲欣然答允兼当我的两种师父的责任，高兴地收起了我的五卢比小供养。此后至今的年间，仁宝哲便一直照顾我，师徒关系很亲。我当年所供的五卢比，仁宝哲至今仍收藏着留为纪念。仁宝哲嘱我重回原来色拉寺的班组，直接追学现在已进行至中观班第一年级的课程。原来的同班学僧，当然很高兴又再见到我。

　　毕莎的营房虽然也是囚狱的间格，但在其中居住的感受当然又与我身囚西藏狱中时大为不同。在这里，不但重遇老同学及相熟的长老们，而且眼见僧人学风很盛，与色拉寺并无分别，我庆幸佛法在西藏境外总算也延续了下来。我随身由西藏带来的简单行李中，最沉重的是一部宗喀巴祖师著作《菩提道次第广论》。这部论涵摄了一切三藏法要在内，是我派最重要的论典之一。一般人在逃走时都只会带世俗上的贵重财物随身，我带的这部论成为了毕莎营中唯一的一本《菩提道次第广论》。由于我甘冒生命危险而带出这部钜论，营中的一些长老对我这位年青学僧甚为嘉许。营中的长老僧人在此时期中很是辛苦，天天聚在一起凭记忆把三藏经论尽力背出，由其他僧人抄写记录，以防日后佛法失传。因为热带天气及心力交瘁，有许多年老僧人在营中为这种工作献身而病死。

　　在加入中观一年级课程后四个月，我也因不适应印度生活及天气而患上了肺痨病。在病发后，我在半年间晚晚失眠，因失去胃口而不能进食，身体不断流汗，后来进入了弥留的状态。营中的僧人这时对我的存活已不存希望了，甚至有好心人在我的房外备妥木柴，随时预备办我的后事。堪萨仁宝哲因为曾力劝我参加毕莎的佛学课程而不顾护法的忠告，此时变得很担心，他认为自己必须对我的病重负上责任。有一天，我再次梦到护法向我显现。衪对我说：‘你赶快进医院，便绝对死不了！’。当时营中有不少僧人也患肺痨，国际上的救援慈善组织为我们安排了二十五个疗养院名额。二十五位病僧中的其中一位临时决定不前往疗病，我刚巧便补上了他的位置。

　　在二十五位病僧中，我的情况是最严重的。当时我无力走动，其他僧人把我抬到了公车站，一行二十五人坐公车到火车站，又再上车前往位于孟卖的疗养院。

　　孟卖距离毕莎很远，火车程要四天三夜才能到达。在火车上，我的身体弱至连颈项也承受不了头部重量，众僧便只好把我的头以绳子绑吊在车厢上方的行李架上。在一路上，我呼气重而入气少，身体感到很热，后来更陷入弥留状态。在半昏迷中，我心中一直在诵念祖师的名号。在差不多捱抵终站时，我吐出了很多血和黄痰，同行僧人一致认为我会死在火车上(卡车的管理员还经常来检查我是否尚在生)。在终于抵达孟卖火车站后，他们便找来了轮椅，十万火急地把我送到了疗养院。

　　这座疗养院规模很大，是由一位美国医生在世界各地创办的慈善医院其中一间，名叫‘华莱士医生胸肺健康疗养院’，在印度似乎颇有名气及好评。医院中有六百位印度病人及七十个藏人，其中包括三十位西藏僧人。印度的病人大多为前火车司机，我猜想他们可能是因为长期吸入有煤炭粒的空气而患上肺病。医院的医生中，有不少是曾留学美国的印度藉医师，偶然也会见白人医生来到视察。在医院中有一个大花园供休闲散步，病者则被安排住宿三人间。医院的食物等供应也很不错，但印度人却常常把医院配给中的最差部份留给我们藏人。我当时的同房是两个藏僧，现在他们仍然在生，一个在蒙古，另一个在加拿大。

　　在入院检查时，我已瘦至不似人形(此时我更患了哮喘病)，体重竟然只剩下二十五公斤(虽然我个子不高，但本来一向比常人健壮得多，堪称为‘力士’)。在初入院的三天，由于过瘦及穿着病人袍，医生竟然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干瘦的女人，至第四天才猛然发现我原来是男性！在入院七天后，我的健康有些好转，慢慢便已可以自己走动。在医生为我注射药物时，因为我身上只余皮骨，针在扎入身体时感觉极痛，但病情却渐有起色，只是一直有便秘的情况。

　　在已经整整一个月没排过丝毫大便后，医生说翌日将为我进行肛塞。我听到后吓了一大跳，第二天便向医生骗说已排便成功。这时候，我的下腹已变得胀大，而且隐隐浮现青蓝色，看起来很恐怖。有一天，我拜托同房僧人出外买回大量辣椒，迫自己把辣椒全吃下了肚子。在吃了辣椒后一阵子，肚子便开始绞痛，然后肚中便产生了便意。在排便时我发现粪便状况很怪，首先是排出一颗一颗极沉重、掉下马桶时竟会撞出金属声音的小粪丸。这样的小粪丸一共有好几十粒，随之而出的是极臭的稀粪液。在排完粪液后，我顿然感觉舒畅，身心都轻松了起来。我自幼对医学很感兴趣，依师与依书也学了不少医理，所以自然对我的怪粪感到好奇(这或许只是一半原因，另一半原因可说是因为无聊)。我找来一个锡罐，用筷子夹了其中一颗粪丸放入罐中，它在跌在罐底时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当’声。然后我又在罐中注入清水搅拌。在静候一回儿后，我见证了一个奇妙的现像，粪丸竟然发大变为一堆奇大的正常粪团！事后我分析认为自己肚中积累不出的粪丸，其实每一颗便是全月中之一整天或一顿饭的排泄物极度浓缩而变成的。

　　在那次排便后，我的身体便迅速地复原，不但感觉健康及胃口奇佳，连禅修也变得很稳定，后来更强壮得可以轻易举重一百公斤以上(自年青期，举重一向是我的强项)，但院方坚持说我的病患未清，必须进行切除部份肺叶的危险大手术。

　　在手术当天(入院一年后)，全院中的藏人都来打招呼，我们又聚在一起念经良久。进入手术室后，我刻意提醒自己务必趁此机会看清西方手术过程，同时又想观察自己在被麻醉后的心识活动现像。然而，在被注射后我便马上睡着了。在不知睡了多久后，我听到仿似由远方传来的叫声‘洛桑！洛桑！’(当时医生都以我的出家法名称呼我，并不使用‘祈竹仁宝哲’等尊称)。我勉力睁大眼睛，半昏迷中记得见到曾留学美国的印度医师、几位助手及同院僧人病者围着我鼓掌欢呼，然后我便又再次昏睡过去了。

　　我一共昏迷了三天之久，其间并未有一刻醒转。但在这三天中，我的心识仍有一丝清醒。我在心中迷迷糊糊地仍然能把每天必诵的功课经文诵完，又断断续续地默念祖师名号，对本尊等之观想亦能在心中进行。这些观想及念诵，是一个修行人弥留时必须进行的，如能做得顺利便能自主生死或往生净土。我在昏迷中虽然观想及持诵的次序有颠倒错乱，但却仍能靠过往的熟习而大致完成功课。在醒过来后，我当时心想：‘这次昏迷就是一次预演及试验，我的成绩看来还可以过得去。如果持续地熟习下去，将来在死时应该可以有把握！’，心中对自己的表现甚为欣喜。

　　在手术后我仍住在医院中疗养，这时我又偷偷地收养了一只猫及一只小松鼠。这两只小朋友为我的医院岁月添上了不少安慰。

　　我在医院中一共渡过了几近三个年头，其间堪萨仁宝哲天天受持大乘八关斋戒，一天只进食一餐少量的食物，以为我的健康祈福。自古以来，徒弟为师长发这样的大愿也不是没有的，但他可是我的老师！我在后来的日子中，每想起师父的恩德，我便不禁泪流满面。后来我常常对自己的徒弟说：‘我的性命，是堪萨仁宝哲的大愿及帕里的巴桑冒生命危险所换回来的！’。

　　在这近三年间，院方对我们藏人尤其特别照顾，允许我们自由外出散步(而对院中其他病者投诉不同等待遇时，美国医生说：‘你们印度人只是患病而已，他们西藏人却是身逢巨变呀！让他们散散步也许会使他们的心情较为轻松！’)，又不禁止我们僧人进行闭关等活动。我们一众僧人把医院变成了寺院，三年之中不但常常进行集体诵经，还按每月日期举行僧众羯磨诵戒法会，生活完全不似身处异地的一间医院之中。

　　住院期间，经友人介绍，一位善心的德国老妇成为了我的施主。这老妇文化修养很高，英文也很好。她一人全资供养连我在内的两位转世者、一个普通僧人及一位西藏沙弥尼。我们自此时至一九八六年她逝世前，常常互有书信。她先后曾往印度探访我三次，又常常邮寄果酱及罐头食物与现金予我，对我有很大恩德。这老妇常常在信中安慰我说：‘我俩同为家族分离的受害者。我现住西德，我的家人却全在东德，一直不能见面！’。她后来死于谋杀，令我很伤心。

　　到了出院的日子，我们僧人与院中员工依依不惜地告别。我与大约二、三十位已复原的西藏僧人一起上路，自孟卖又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车回毕莎。在孟卖市中，我拍了复原后的第一张照片，这时候的我已一如年少时的健壮。

　　在重回毕莎营时，相熟的僧人对我仍然在生都大表诧异，因为他们在三年前我离开时，早已认定我将命不久矣。当时住在营中的我派长老宋仁宝哲(SongRinpoche)打笑地说：‘哗！“死人”复生了！怎么你不是早死了吗？’。像这一类的玩笑持续了很多天，我几乎成为了营中的‘明星’。在营中我又再次见到堪萨仁宝哲，他对我的痊愈如释重负。在营中的昔日同班学僧，此时已完成了中观部课程，刚踏了俱舍部班级，我便再次跳班跟上了原来的级组(同学已顺序完成般若部及中观部，我却只读了五、六年般若课程及在入医院前修了少许中观部学业)。一年后，堪萨仁宝哲与其他高僧及方丈被选拔往印度的一所大学中进修研究，我与好友赤巴仁宝哲便依止路敦格西(GesheLoden)。在又两个月后，由于毕莎的热带气候，我的肺病又复发了，不断吐血及感到全身痛楚难当，于是我迁往贴近喜玛拉雅山之北印度达拉候斯镇(Dalhousie)居住养病。

　　达拉候斯处于高山中，气候与西藏很相似，同时也有许多藏族居住。在搬到达拉候斯后，我便不再吐血了。此时我又再身无分文，便只好变卖了我的仅有财物｜两盏油灯、一个内供皿及一套七只的水供杯。这些佛坛用品全为纯银质料，若在现今可以卖得二、三万卢比，但在当年我只换得二百个印度卢比。

　　达拉候斯有一所为藏族转世者、普通僧尼及在家人提供教育的住宿学校，其创办人是比迪尼师。这位沙弥尼全名是‘费达比迪’(FreddiBedi)，她是一位英国女士。她随噶举派第十六世DB法王学佛，在受了沙弥尼戒(在西藏佛教中比丘尼戒失传，所以并没有比丘尼)后，她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二位英藉尼师。由于她的信仰，她对藏人特别关心，这座寄宿学校便是她对藏族的一项贡献。学院教授英文、缝织技巧、唐卡绘画艺术及佛学，又提供较好的餐食。我在加入这间学院后，学到了一些基本的佛画绘画技巧，但由于英语教师一直是走马上任、换来换去的义工，我没学得多少英语(当时我对英语提不起兴趣，没想到我后来竟然会向洋人弘法)。以其学问著称之格西达吉长老(GesheNgawangDhargyay)当时也住在同一镇中。我趁此良机求长老私下向我教授三大寺‘格西’佛学课程中的内容，长老于是便很慈悲地为我天天讲课，在四个月的密集教授中对我讲解了五大部学科内容(这位师长后来在纽西兰圆寂，我由澳洲赶赴当地为他办理后事)。

　　在达拉候斯期间，我多次随僧众前往佛陀的生地蓝毗尼(尼泊尔)、成道圣地菩提伽耶(印度中部)，初次说法圣地鹿野苑及示寂圣地拘尸罗什。这些至少一年一次的集体朝圣行，同时也是学法的活动，每次都有派中领袖在圣地作开示。我在这些朝圣活动中，多次依根本上师赤江仁宝哲、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的正教授师铃仁宝哲及札什伦布寺方丈卡情洛桑索巴(KachenLobsangSopa)受灌顶及传承法要。在这些盛大场面中，往往有数以千计的藏僧聚集受法，很是热闹。这类集朝圣及学法于一身的每年活动，我在迁往达拉候斯前及八零年代，曾经多次参加，其间既得了不少传承及开示，也对大部份印度的佛教圣地遍礼过。

　　我曾先后朝礼鹿野苑多次。这是佛陀成佛后初转*轮、向最初五比丘说四谛之圣地。这地方同时也有很多婆罗门教修士。婆罗门教中也分为不同宗派，其中有些很注重外在威仪和洁净，这一点倒是很接近密法中的事密部修持，但其教义当然并非佛法。鹿野苑一带的外道僧人中，有不少却属裸形外道。他们留长发及胡子，不修篇幅而赤露身体，长期进行各种苦行。在佛教史上，释迦牟尼曾以辩论及神通降伏不少裸形外道。在佛示灭后，佛教与这类外道亦不断有法义及神通上的较量。虽然在古代佛教于比试中多获胜利，曾令不少外道转皈三宝，但这些外道的神通却的确有一定的份量。时至现代，这些外道的神通已大不如前，但仍然不容小看。有一次我与友人在街上散步，这友人突觉后脑一热，像是被人泼上沸油一般烫痛，但肉眼却看不到有表面的异样。这本是外道僧人刻意施法逞强或挑战的意思。我们没有加以理会，只静悄悄地继续走开去了。在当地，又常有外道术士施法行骗的情况，不少人都曾吃过小亏。

　　其中一次朝圣中，我在鹿野苑住了整整四个月，这期间认识了后来与我亲如兄弟的知己第九世哲布尊丹巴法王(JetsunDhampa)。

　　哲布尊丹巴是历史上蒙古最高的精神领袖，为蒙、藏佛教各派尊为‘法王’，在蒙古也被尊称为‘日光大皇帝’，可见其在蒙古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历代法王为《时轮密续》、《度母密续》、《弥勒密续》及甘丹派耳传施身法(正确译名为‘断法’)的持传承者。第一世的法王是觉囊派祖师、西藏著名的佛教史学家与圣者多罗那他(Taranatha)之传世，其先世包括格律派哲蚌寺创建者绛央措杰(JamyangChoje，宗喀巴的弟子)、宁玛派初既嘉善大师(ChokyiGyaltsen)、噶举派达玛旺竹大师(DharmaWangchuk)及萨迦派贡噶左竹大师(KungaDrochuk)。在法王转世为第一世哲布尊丹巴时，生为蒙古太子而出家，由第五世达赖喇嘛及第四世班禅喇嘛核认为圣人之化身，授以‘哲布尊丹巴’封号(意为‘蒙古地区之依怙主’)及许多传承。在汉地，这一世的法王也得到汉地皇帝的尊重，被册封国师。此后，历代转世法王时现僧相、时现俗家居士之相，一直以来多次受到历代达赖喇嘛及汉地皇帝的册封，成为蒙古地区中的政教领袖。

　　第八世的法王之年代正值外蒙古政治变动之时。苏联的共产党军人深夜中前往他的寺院宫殿，把法王叫了出来。法王在连鞋也没穿好的情况下，被军人拉至寺外一角就地处决了。当年外蒙的寺院规模极大，西藏地区的千僧之寺，在蒙古人眼中亦只如他们的深山小庙规模而已。在法王的寺殿中，当时正有三万位僧人正在诵经。军人以机关枪扫射僧众，把他们中的大部份当场打死了。有少数修持有证量的僧人，不论军人怎么开枪也没有中弹。军人心感怪异，便放过了他们。此后，外蒙的佛教便被禁止，寺院全被封禁，但苏联政府倒并未把寺院、佛像及经书毁去。

　　现世的法王生于拉萨，四岁时即被当时的西藏摄政者热振仁宝哲(认定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者)认定为第九世哲布尊丹巴。但由于当时外蒙已为苏联所管辖，法王的身份并未被正式公布，也没有举行升座典礼。在七岁时，法王以普通学僧身份入学于哲蚌寺，渡过了十四年学僧生涯，同期亦随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及赤江仁宝哲等大师学法，又依顶果钦哲仁宝哲(DilgoKhyentseRinpoche)、卡卢仁宝哲(KaluRinpoche)及萨迦崔仙法王(SakyaTrizinRinpoche)学宁玛派、噶举派及萨迦派传承。在二十一岁时，法王离寺以瑜伽士身份进行了多次施身法闭关及往各地朝圣。于二十五岁时，法王舍戒而改以俗家居士身份修持。在二十九岁时，法王随大批藏民移居印度，其后一直为居印的西藏人开示佛法。

　　我大概在一九六七年在鹿野苑认识法王。当时，法王被噶举派第十六世DB法王延请至鹿野苑梵文大学，出任噶举派教义课程的总代表，刚巧住在我的邻房。在相识后，我们很自然地便结为比世俗亲兄弟还亲的法友关系。他当时大概三十六岁，生活颇见佶倨。哲布尊丹巴的为人乐观，不论甚么大苦都能欢喜地承受，更把苦难视为自己的宿业而从不抱怨半句。在多年相交中，我特别敬佩他的定力。不论是在印度早期面对极度的清贫境况或后来在蒙古数十万人夹道欢迎顶礼的场面，他的言行及心境绐终仍一样地从容自在，仿佛苦难及蒙古民众的热情崇拜都与他无关似的。自童年起他就视钱财如粪土，在穷困时从不向人诉苦，在收到供养后他转手便又布施他人。在他未登座前的贫苦时期，每次我到访，哪怕下一餐便会没着落，他都会倾囊请客。虽然我也负着一个转世者的名位，但地位却与法王差天共地。然而，由于他对金钱不屑一顾，财政状况往往比我还差，以致我一直以来有很多机会供养法王。在后来九零年代，外蒙古在苏联解体后独立，达赖喇嘛才正式册封他的法王地位。法王在首次往访外蒙时，在半年间其居处门口长期有着数以万计轮候让他摩顶加持的人。法王在那次一共见了近一百万信众，总共得到五百万元供养，但在离开外蒙前他却把钱悉数布施予穷人及慈善机关，没有带回一份钱，回家后仍然过佶倨的生活！近年来，法王向我说他正在撰写自传，大家以后不妨一读这位大德的生平。

　　在一九六七年，我的师长堪萨仁宝哲被委任为印度色拉寺昧院方丈。这时候我正在达拉候斯居住。在同年，堪萨仁宝哲来达拉候斯探访我，又嘱我早日返毕莎营考取‘格西’学位。本来我在色拉寺只学了七年多，在印度断断续续地也跟着同班学习，但照说并未正式学完课程中的一半。然而，前面已交代过我在达拉候斯补学的情况，所以此时我对五大学科已有大概的认识，又因转世者向来可以被通融跳班及当时西藏的变幻政局，堪萨仁宝哲才有了命我考试的主意。此时我无可无不可，心想学位也不过是个虚名，重要的只是实学真材。但基于对师父的服从，我便动身返毕莎，暂时结束了在达拉候斯的生活。

　　再一次回到毕莎时，许多相熟僧人已因不适应气候等原因而往生了。这时候的毕莎，共有三百多位原色拉寺僧人。在他们的见证下，我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初六佛陀为母上天说法后降凡纪念日中，依照传统答辩三场及在长老前应考背诵。在早上我依传统举行一次供养，在午餐时又再供养了一次，一共用了二千个卢比(这是当时因政治原因流亡印度的嘉绒前地方领袖所代付的。在前章中我曾提及这位领主。他后来定居加拿大，我在每访该国时必会往访)。在同期还有另两位僧人应考，我和他们都十分紧张，表现说不上很好。幸好这种应考实为毕业之仪式，并非真的在评分，我才顺利得到了一个三等‘格西’学位。在同一天中，我又补办了早应在一九五三年入学色拉寺前进行的登座法会(当时因贫穷而推延并未举行)，终于才正式成为寺方注册的色拉寺昧院转世者成员身份(世事往往是难以预料的。在入学色拉寺时，我无法负担登座的仪式。在十七年后身处西藏境外、印度难民营中，我才反而终于进行了色拉寺升座典礼，正式得到了转世者学僧身份，更在同一天举行了毕业典礼)。

　　在成为了一个三等‘格西’后，我又回达拉候斯住了一年，此期间仍然继续在寄宿学校中上课。

　　在我成为‘格西’一年后(一九六九年底)，印度政府在南印度给了三块地，供移居印度的色拉寺、甘丹寺及哲蚌寺僧人在印度重新建立三大寺(在拉萨三大寺中，早已停止‘格西’课程，僧人数目也被限制于寺院正常情况下的十份一以下)。原属三大寺的僧人此时约有一千多个在印度，原属色拉寺的则有三百多位。我们所有僧人对能在印度重建三大寺及其教育制度感到很激动，纷纷由各地赶回毕莎集中，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三大寺的僧人被政府安排分批由毕莎送往南印度，最先撤走的是哲蚌寺僧，最后的一批是色拉寺的三百多位僧人。由毕莎到南印度，车程是四天三夜。坐了多天火车后，我们来到了南印度迈索尔(Mysore)地区的森林中。

　　印度政府批给色拉寺的土地，是迈索尔地区森林中的二百亩荒地。迈索尔盛产世界上最佳的檀香木，气候不热不冷，是一个好地方。

　　在跟着下来的三年间，我们三百多位原色拉寺僧人同心地开林建寺，生活既艰苦又愉快。僧人全体合力建成了色拉寺措钦大殿，然后原昧院僧人及原志院僧人便分别各建自院的分殿及僧舍、僧堂等，同时学僧也继续学习传统课程，实在忙得交关！我当时被分配的工作比较轻松，主要只是监督修建工程，不似其他僧人需要动手脚开林建屋。在第一年中，全体僧人生活在印度政府提供的帐蓬内，条件比较基本。

　　在当年迈索尔的森林中，有很多野象及毒蛇。成群生活的野象一般会远远避开人类，较少对人伤害。但曾经被人劳役而后逃脱的大象，则多会独自生活。这些单独行动的大象因曾与人类共住，所以完全不怕人，常常会在遇上人类时活活把人踏死。我们僧人中虽幸而并未有被象踏死的情况，但附近的俗家藏人则有许多死在大象脚下。后来我们发现这些残暴的大象也有灵性。在不幸与它们狭道相逢时，只要谦卑地跪下，它们便会绕道而过，并不加害。有一次我与一个年纪相仿的‘格西’相约往森林中找檀香树，本欲取些最优质的檀香木自制佛珠。在入林五分钟后，我们遇上了一头巨象。我见势色不对，在第一时间便逃了，但友人却持一把小小的开山刀呆在当场，吓得忘了逃命！我们两人如临大敌，一个逃了，另一个手持一把小得可怜的刀自卫，但那头巨象却只懒懒地斜眼瞄了我们一眼，便继续走远了。最后我们也没取得檀香，只吓得狼狈地逃回寺址，后来再也不敢入林。这个‘格西’在多年后到了澳洲协助我弘法。在一次漫话昔年的这件事时，大家都笑得眼泪直流！

　　迈索尔的蛇类亦十分可怕。在林中既有多种品种的无毒巨蟒，也有一刹那间便能致命的眼镜蛇。在开山建寺的最初几年，我们几乎天天与这些蛇打交道。尤其在下雨季节中，青蛙纷纷跳入我们的简陋帐蓬中避雨，许多毒蛇就会尾随而来捕食它们。后来我们僧人已见怪不怪，一见毒蛇便只冷静地以木杖轻打它们头部，它们自然便会离开帐蓬另去他地。在几年中，可幸没有任何人被毒蛇咬死。

　　在寺院基本建筑竣工后，我们都十分高兴。在这时候，哲蚌寺及甘丹寺也分别在南印度的另一边建成了，附近也有在印度重建的宁玛派大寺，其主持是宁玛派的贝诺法王(PemaNorbuRinpoche)。

　　寺院建成后，整个色拉寺教育旧制亦告恢复，有不少新沙弥入寺学习。在每一年的春、秋二季，僧人下田耕种及收割，尽量做到能自给自足的目标。原拉萨色拉寺的僧人对新建的寺院及欣欣向荣的新景况十分满意，许多老僧人都常常叹说此生已死而无憾。在现今二零零零年，在当年建成印度新寺的原拉萨色拉寺三百多位僧人中，只余连我在内的十五位仍然在生。

　　在一九七二年底，眼见新寺已走上轨道，我便兴起了闭关专修的念头。依严格的佛教传统，闭关必须选用曾有先贤修持有成的地点进行，一些宗喀巴、密勒日巴及莲华生祖师等大师曾在其中修行的关房及山洞更是修行者最佳的闭关地点。在最低限度，行者也应选无人烟之静处，并且要肯定当地在过往中从未发生过僧团分裂等情况，否则闭关便难以有成。当年我因为情况限制，并未能往曾有先贤住过的山洞等圣地中闭关，所以便选择了距印度色拉寺约两小时脚程的密林。在入关前，我依传统对地方的‘非人’供养，以祈请这些‘非人’不作干扰，同时我又依法加持关房、安立代表护关的四大天王之四块结界石头等等。在打坐的座位下，必须放上吉祥草及百节草。前者有清净之表义，后者则有长寿之缘起。在释迦太子临示现成佛前、到了菩提伽耶的菩提树下正欲上座时，曾有一人向祂供养了这两种草敷座而坐，太子便在这两种草上坐下修持，最后成就了佛境。闭关者坐在这两种草上，正表义效法佛陀修持的决心、纪念佛陀本生及具有修持有成的吉祥缘起。有关以上传统，我在入关前先后一一严格地办妥了。

　　我的关房位于无人活动的森林中，环境应可说是颇利于专心静修。在关房附近并没有危险的迹象，但却有很多毒蛇出没。在闭关期间，我只能在结界的四块石头以内范圈活动。每周中会有一位预先安排好的色拉寺僧人来为我送粮食及木柴，但我们并不交谈。

　　闭关期中的每天凌晨三点我便上座修持，至六点下座用早餐。在八点我便修第二座至正午时份，然后下座用午餐及另行修诵我一向以来的日常功课。在下午二时是第三座，一直修至下午六时，然后又下座而把中午未诵完的日常功课诵毕。一天中的尾座是晚上七点至十点，修完后便睡觉。在闭关修持的每一座中，所修内容只可以是一早决定好的本尊专修，所以日常功课必须在一座与另一座之间的空档余暇中进行，并不能占用座上的时段。我的日常功课有三百多页，每天即使马马虎虎也至少要用上两个小时才能修毕。这样一来，关期中的每一天我便一共修持十六小时以上。在仅余的时间中，除了用餐及睡觉以外，我也会在关房外至结界之间的空地走动一下权作放松运动。

　　在初入关的大概半年中，我依次完成了十万遍皈依偈修诵、十万次顶礼及十万次水供等各种前行。完成加行后，我便正式开始修本尊法门。在关期中，我大概每一周便会在梦中梦见师长，这可说甚为吉祥。这种天天如是的专修生活，无信仰者可能会视为苦闷及不能忍受，但我却觉得很写意、很充实。

　　在四年后，我顺利完成了心目中的目标。在进行了护摩火供等圆满法会后，我便结束了为期四年(一九七二年藏历十一月廿五至一九七六年同日凌晨)的闭关生活。在出关后，我感到自己在智慧上有了显著的增长，心中感到十分高兴。

　　我是印度色拉寺建成后第一位进行大闭关的僧人。因此，我的闭关变成了对其他僧人的鼓励。在我出关后，陆续便带起了新色拉寺僧人闭关专修的风气。

　　在回到印度色拉寺后，我便担任起僧堂中的长老前辈的责任，对僧堂中的年幼学僧教授、管束及照顾他们的生活饮食所需。在此前后，我的师长堪萨仁宝哲刚完成了印度色拉寺昧堂方丈的十年委任(由退任起，他才被尊称‘堪萨’)，于是他便在色拉寺中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怖畏金刚密法专修闭关，我便在这下来的三年中负上了更大的责任。除了印度色拉寺嘉绒僧堂的全体年青僧众外，堪萨仁宝哲的三个徒弟及我自己的十五个小徒弟全都要由我照顾。身为嘉绒僧堂的转世者成员及长老，我必须在有需要时为僧堂的共同利益出力，对堂中的大事有时也必须参与处理，但这比起照顾堪萨仁宝哲及我自己的小徒弟来说，只是很轻的负担。在寺院中，绝大部份僧人都是堪萨仁宝哲的徒弟，但他们各有所属僧堂及其他长老师长照料生活所属，并不需堪萨仁宝哲个别照顾。我所照顾的小徒弟，是指堪萨仁宝哲及我自己亲自管教及共同生活的亲徒。他们大多是无父无母的可怜孤儿，最小的是五岁。此外，管教在印度转世的第三世萨巴仁宝哲也是我的责任，这时他只有六岁。这些小孩子很难管教，他们在白天喜欢到处玩而不愿学经，在晚上又哭着叫妈妈。我在堪萨仁宝哲闭关三年时，直至一九八六年赴澳洲弘法间，一直在同时间中担任师长、监护人乃至小和尚的爸爸与妈妈等身份，所感到的痛苦恐怕不低于坐牢及被判劳改时所体验的！在小僧病时，我要日夜不眠地照顾，夜里更几乎是没时间睡觉。在他们顽皮时，要打又怕下手太重，打得轻他们却完全不改，这令我很是为难。在这期间，我才明白到年幼时我的管教师长之苦处，心中对他的感激又再加深了一重。

　　到了七十年代末，印度色拉寺的新僧人数目已达一千个左右。除了藏族学僧外，此时寺院中也有来自西班牙及美国的洋转世者，又成立了前所未有的洋学僧僧堂，后来又来了一个黑人学僧。在我所属的嘉绒僧堂中，来了一个美国学僧。这学僧毕业于美国名大学，是曾得美国总统召见及赠以奖牌的高材生。他的藏语说得与藏族一样，学习成绩也不错。后来他又为昧院的扩建及日渐增多的僧众而经营钻石生意，在短短几年内便成为了世界钻石业内的知名人物，但同时仍继续学业，最终成为了历史上首位美国藉‘格西’。在近年，他在外蒙古弘法，甚至被邀在电视直播中说法。由于他是洋人而又具有藏传佛教中的‘格西’学衔，他在外蒙古受到了日益崇洋的年青蒙族刮目相看，纷纷重投外蒙古的传统佛教信仰。故此，他在外蒙古的影响力甚至比派中许多长老还大。

　　在一九七九年初，色拉寺昧院命我代表院方到锡金甘托克办事，所以我便前往该地。在甘托克，我一住便住了两年多(由一九七九年四月至一九八二年)，其间为当地藏民开示及授予延寿随许加持等。

　　在一九八零年一月，我收到了回乡老父逝世的恶耗，便为他修持忏净法，又与暂住常地的几位上密院僧人每七天修法一次，更把家父遗骨请宗座及赤江仁宝哲等大师加持超度。对家父的逝世，我并不感到太悲伤，反而汏为家父在死后能得这么多的大师亲自超度，而感到安忍。自此，我便在日常功课中加诵一千次观音真言，以这功德每天回向予父亲(几鴾后，家母亦相继过世了)。

　　咺托克是一个殊胜的圣地，而且是宁玛派莲华生祖师修持之地。在返，我的心境的确较住在其他地方时平静，就连梦境亦特别清晰与吉祥。于甘托克居住期间，我几乎每晚都有吉祥的梦兆，其中有数次我在梦中见到自己在汉地身为领袖的过去生。

　　在离开锡金后，我又回到了南印度色拉寺，继续担任照顾堂中年青僧人的工作。

　　在一九八二年，有一位只有十八岁的澳洲青年格顿(KritonGleen)成为了我的长期施主。这个年青的洋人自幼跟一个韩国人学武，同时以打理练武道场的工作及杂役代替他所不能负担的学费，因此很得其武术师父的赏识，对他更授以针炙等东方医术。在他的师父死于交通意外后，他便继承了其师之武术学院及医馆。由于格顿自幼便接触东方文化，又曾与其武学师长建立了东方式的师徒关系，他渐渐便对东方的宗教文化感到兴趣，于是便成为了我的施主，把每月仅用剩的少许钱供养我。这个施主后来成为了唐手道武术的大洋洲总教头及美国一些官方单位的特种部队教练。在他的武学道场中，学生上课前必须静坐修心，又要学习培养慈悲心及武德，与其他的澳洲武术学院很不同。在依止三宝后，这年青人信仰极真，没多久后又进行了一次长闭关，堪称十分精进！

　　在同年，中国大陆在粉碎四人帮后渐渐开放宗教政策，允许西藏寺院作有限度的重建，大藏寺也被批准修复建筑。在这时，我在多年来初次兴起了恢复大藏寺的希望，但却不知从何开始。

　　在一九八五年，已赴澳洲弘法的路敦长老要求我到澳洲协助教授他的洋人徒弟。我当时心想：‘印度色拉寺现已上了轨道，大藏寺则暂时无法集资重建，倒不如暂去澳洲弘法！’。当时我完全没有向洋人说法的经验，心中也有多少担心不知是否应付得来，只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答应了下来。

　　在一九八六年，我的签证终于获批准了，我便动身远赴澳洲｜一个我对其全无认识的异国。

　　
　　第七章──到西方弘法
　　在一九八六年的某一天，我收到了往澳洲弘法的签证。没多久后(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坐飞机远赴这片我在概念中完全没有认识的土地。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乘坐飞机，但我的心情却并非紧张，也谈不上有甚么兴奋。

　　在澳洲雪梨，我再次见到几年来一直供养我，又曾在印度碰过两面之年青施主格顿。他在澳洲首府坎培拉居住，离雪梨只不过二小时车程。我们的会面十分愉快。作为一个受供的僧人，我对这位年青小施主格顿有感激的情绪。作为一位年长的僧人，我同时也很欣赏这个年青人对佛教的热心。

　　澳洲这个西方国家的佛教发展，并非如我想像中之差。在雪梨，不但藏传佛教的四个主流派别各有道场，其他汉传佛教、日本佛教及南传宗派也各有其信众及中心。

　　我应邀弘法的道场，位于雪梨的一个小社区中，平时有一个洋僧及几个信佛的洋人居住在内，在说法时则有几十个对佛法有兴趣的西人来听讲。

　　在起初到达时，我感到像年青时初到拉萨的情况，不单在生活习惯上难以适应，同时还因不懂英语而觉得自己像个哑巴似的。在饮食方面，澳洲的食物倒可说是极好，我并未感到有甚么适应不来的情况。

　　在雪梨的六个月间，我每周授课两、三座，教的内容包括《菩提道次第广论》等，由我的挚友哲布尊丹巴法王的公子涛石仁宝哲(他也是印度色拉寺的僧人)翻译为英语。

　　我与雪梨的洋弟子谈不上有太亲厚的感情，也没有太多的交流。在我的心中，我自视为一个过客，只尽能力教授一下佛法，对于洋人听众是否能得益，我抱怀疑的态度。终究来说，双方的文化背景差天共地，他们的一些想法令我感到不易转化。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在这期间也从未生出要学好英语的决心。

　　雪梨的这间佛法中心，有一个洋僧人。当时我的佛法讲座听众数目不太稳定，有时会有几十人来，有时却只有几个人到场。这洋僧看到了此现像，感到很气馁，我安慰他说：‘拉萨曾经有一位大师，一片苦心地准备传授《甘珠尔》的整套传承。在三年中，他有时在山上教授，有时在河边讲课。开始时有许多人闻法，但最后却发现三年来把全部教授听齐了的弟子只有一人！我们弘法的人，尽心力即可，对成果不必介怀，这是听者的因缘，并非我们所能主宰！’。

　　在这半年中，我从旁观察，对洋人的心态也有了一定的了解。洋人的物质生活十分丰裕，一切所需都不缺少，政府又有完善的社会福利，所以他们从不需为生活而操心。然而，他们的心灵却十分空虚，心中感到不满足，所以在西方社会中有极多患精神病及自杀的人。这刚刚与西藏人相反。西藏人物质生活条件可说极差(但其实我在西藏时，由于没有比较，倒不太觉得如此)，但心灵却十分充实满足。由此可以印证佛陀的教法｜物质享受的确并非达致快乐之道，只有心灵的满足才是趋向快乐的正确路向。在学佛方面，洋人的态度与亚洲人也截然不同。洋人对佛法，抱的大多是好奇及研究的心态，对听课及学习理论他们十分热衷，但说到修行方面，他们却大多提不起兴趣，甚至在求受灌顶传法后，对灌顶后必须遵守的誓戒亦往往置诸不理。在听课时，洋人大多喜欢听新的、深妙的哲理，而不愿先打好基础的理论底子。我们西藏人，一般都是以传法的法师意见为重，由法师视乎听课者的程度及需要而应机说法。在西方，却常见令我感到到很痛心的情况，讲法的法师往往会被要求说一些能保证出席率的内容，而并不是被请求说对听者最有利益的环节。

　　西方的佛法中心，还有一种令我反感的做法，对闻法者索取门卷费用，就像是电影院凭票入场似的。从这些中心的主持人角度来说，他们的确也有苦衷。在西方，来听课的洋人大多并没有捐钱资助弘法中心的习惯，但一间弘法中心却的确有电费、租金、水费、法师饮食等支出必须支付，否则就只好关闭中心，佛法也弘不下去了。洋人对收费听课倒并不介意，反而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十分乐意付门票，但在此之上却不会多捐一毛钱。由于西方国家中的一些邪教及新兴宗教大多采取免费入场的做法，佛法中心若不收费，有时反而会被人误以为是邪教，令人啼笑皆非！以上所说的收费情况，我作为一个思想老派的僧人，实在不能认同，但在当地的实际情况下，我也的确提不出更佳的解决方法。在只有西人参加的弘法中心，这种令我反感的做法也可行，中心勉强能维持下去，听众也不觉得付费学法有甚么问题，反倒只有我这个作客的讲师感到不安。有些其他的弘法中心，既有洋人参加，同时也有汉人及越南人参加，情况便变得进退维谷了。亚洲人对听法要收费的制度感到难以接受，反而乐于在不收费情况下捐助比门票款额更高的自愿捐款。但如果采用这种自愿制度，洋人却一就是毫不捐献而令中心难以维持下去，或就是因为把这中心误视为同样不收费的新兴宗教而索性不来。

　　对洋人弘法，与在亚洲弘法很是不同。很多洋人对佛法都抱研究及好奇的心态来听法，他们并不一定是三宝弟子。别说其他，就先说说法前的一些传统，例如闻法者应对说法者恭敬顶礼三次才坐下闻法的佛教传统，很多听者便就不愿依循。这种传统其实是对佛法的尊重表现，但在西方往往却被视为一种个人崇拜，颇为洋人所介意。在说及敬师、孝顺父母及因果业力时，洋人往往也感到不易接受。他们对闻法很多时只视为聆听演讲，并不生出尊敬的心，纯粹只是学问的累积。对于师长，他们并不认为应该尊敬依止，反倒有时会视师长为他们所开办的弘法中心之雇员，动不动便把合约(由于申请签证，往西方弘法者必须签署应聘的员工合约)取出来对质，自视为说法者的‘老板’。但我心想，佛法在西方终究只是刚刚开始弘扬，很多在佛法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传统事情，或许必须经过一段长时间才可以被正确接受吧！对洋人弘法，由于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不少人在听法多年后也不能踏出完全依止三宝的一步。在他们的心中，去听一听佛法是不错的，其理论也似乎合理可信，但要成为一个‘佛教徒’却是另一回事，他们心中始终有一重文化上的障碍不易打破。但也有另一种西人，他们在形式上刻意模仿西藏人的生活习惯，穿得像个半藏半洋的怪模样，但他们心面却往往没有佛法的‘味道’。这一种外在上的模仿，实在并无意义。他们所学的只不过是西藏的文化及佛教的外在形式，并没有得到藏传佛教的精神。

　　在雪梨的期间，由于中国大陆的逐步开放，我收到了不少家书。家乡的人都希望我早日回乡恢复大藏寺及重弘因政治变动而近乎中断了的佛法。由于几十年来的政治情况，不少年青的乡人来信都写我看不懂的汉文，藏文反倒写不来。收到这些家书后，我虽对内地的最新政策情况不太了解，心中却实兴起了自一九八三年开始萌生、重建大藏寺的决心。在这期间，我又收到了来自德国的恶耗，知道我多年来的年老女施主家遭贼劫，她被杀害身亡。在此以后，我常常忆念这个异国施主对我的大恩大德。

　　有一天，一个叫林聪的年青汉族侨生登门来访。这个年青人生于香港，对佛法的追求有浓厚的兴趣及渴求，但却并未皈依三宝。当时正在大学上课的这位年青人，对我的第一个提问是：‘我怎样才能培养出对众生的无私爱心？’。我在雪梨当时已住了近半年，觉得洋人都只喜欢提问一些深奥而哲学性的辩题，从没一个人提出这样的基本而有志向之问题。我深感与这位年青人的初次会面很吉祥，他的提问正显示了他对真理的热切追求，令我心中很是欢喜。在会面的几个小时中，他提出了几条很好的问题，我又趁机会叫他为我翻了几十封以汉文书写的家乡来信，一一作了汉文的回覆。他在会面的尾声，向我提出了求受观音灌顶的请求。我向他解释：‘灌顶是一种对师徒双方都影响深远的誓约，师徒双方一般必须互相观察多年才可进行。你尽可多来信交流，灌顶之事日后才说吧！’。在他走后，我思前想后，觉得与这年青人或许有点宿世因缘，便叫人致电叫他翌日再来。在第二天，我特别为他举行了观音灌顶及授予三皈依。自此以后，林聪便成为了我的亲近弟子，双方关系亲如父子一般。

　　林聪为人勤奋聪明，对我的教诫学习得很快，而且工作能力极强。在后来的发展中，他成为了我的左右手，从日常琐事、说法翻译、弘法行程安排乃至后来重建大藏寺的事上，他都一一忠心地办妥，身份就如西藏传统中转世者府第管家一般。在后来众多的弟子中，也只有这位弟子能完全听懂我的憋扭英语(基本上是洋人完全听不懂的‘英语’)，而且完全明白我的内心。在师徒关系方面，林聪可说是一个不错的弟子。他被我骂时从来不感委屈，在代表我办事时受到挫折也不曾抱怨。我在一九八九年至今，陆续在澳洲、加拿大及东南亚创立了一些弘法中心及慈善基金会，这些大多是林聪直接或间接的功劳。在重建寺院方面，他多次代表我往川北藏区观察工程，对寺院重建功不可没，深受我乡人的爱戴及敬重，我的家人把他视为家族成员之一。他对大藏寺发展的关心程度及工程的细节之熟知，或许比我还来得深！在摄受了林聪这个日后对我影响极深之弟子后不久，我便移居澳洲的另一大城市布里斯本弘法。本来在雪梨弘法半年后，我对在西方弘法没抱太多的希望，更曾一度向邀请我赴澳洲的路敦长老请辞要回印度，但长老力劝我继续留澳讲学，我才勉为其难地答应前赴布里斯本的弘法中心。

　　布里斯本属于热带天气，与印度某些省份的气候有点相像。这的生活节奏比雪梨悠闲得多，人也比较亲切和善。我居住在路敦长老驻布里斯本的弘法中心，其环境及情况与雪梨中心差不多。

　　我在布里斯本的日子比雪梨开心，在此中心传授了《菩提道次第广论》、印度寂天大师所著之《入菩萨行论》、大威德金刚灌顶及全部传承讲解等。《大威德密续》本属无上瑜伽密法，并不普遍公开传授，但基于布里斯本中心弟子是路敦长老的多年弟子，与长老早有较密切的师徒关系之原因，我才未经传统的多年观察弟子而代长老传法。在这次灌顶时，在雪梨摄受的弟子林聪特意飞来参加，还带来了一位与他年龄相仿的香港朋友同受灌顶。这香港年青人后来也成为了我的一位较重要弟子，他在移民加拿大后，在当地为我创立了温哥华弘法中心。

　　在布里斯本期间，我在白天不讲经时，便与中心内的猫、狗作伴，天天在附近海边散步，生活倒算悠闲从容。林聪在这段期间中多次由雪梨来访，我们两师徒常结伴散步聊天，双方间的认识及感情增进了许多。在其他弟子中，有一位洋女人玛丽莎与我较亲近，她后来助我创立了驻在布里斯本的道场。在众多的西人徒弟中，这位女弟子与我的关系是最接近传统中之师徒关系的了，其他人与我之间只是半像施主、半像朋友的关系，难称为真正的弟子。

　　在布里斯本弘法一年多后，我又到了路敦长老驻西澳洲柏斯的中心。在这的洋僧人对我很尊敬(在我后来离开澳洲时，他泪如雨下如同与亲人分离一般)。柏斯中心的弘法事务不太繁忙，所以我便天天种花及打理中心的花园。中心的人都怕我操劳而叫我不需打理园艺，但我却颇为享受这种活动。

　　在柏斯，我遇上了一个马来西亚华侨吴明蕾。她本来学习藏传萨迦派教法，家庭生活并不太愉快。在我认识她后不久，她便成为了我较亲的弟子之一，心情也逐渐开朗起来。这个弟子后来创办了我驻柏斯的弘法道场，并在东南亚弘法事业上，为我提供了很大的助缘。她的两个儿子及妹妹，后来也陆续与我建立起密切的师徒关系。在这段期间，我与一位天主教神父建立了友情，后来双方成为了极好的朋友。

　　在一九八九年，我在澳洲已住了两年半，心中仍未曾以此国家为自己的归属，于是便再度向路敦长老请辞，当时本意是想经印度回乡的。在长老应允了以后，我到了坎培拉向年青施主格顿告别。雪梨的林聪本来要到坎培拉向我道别，但因为他大学考试在即，我便改变行程到雪梨与他会面，住上了几天。在这几天中，林聪引见了多位汉人，我也应邀为他们传了许多法门。此时候，他们当中几个年青人求我日后回澳弘法，我不置可否，但心中感到与汉人似乎有点缘份，想日后再看情况才决定，本来心想永不会再回澳洲的念头开始动摇了。

　　在离开澳洲以前，我又与几位僧人为一群年青洋人举行了授僧戒仪式。这是我生平中第一次为白人剃度，心中很高兴见到佛法之西渐。

　　回到印度色拉寺后不久(一九八九年藏历六月初四佛陀初转*轮纪念日)，我的好友赤巴仁宝哲突然圆寂了。仁宝哲是比我年轻的一位高僧。在他圆寂后，我们在代理其遗产时，发现仁宝哲一生中虽收到极多供养，却把它们全再布施了出去，自己私存的钱财原来几乎不够吃一、两顿饭。一些年青的僧人，对仁宝哲的这种德行都十分敬重。在代理仁宝哲的后事时，我把平生的积蓄全数供养了出来支付各种支出，本来准备用作回乡的盘川都用光了，才被迫打消了回乡的想法。在这期间，澳洲的华侨弟子林聪等不断来信请求我回去，最后我便答允了他们的要求。

　　在回澳途中，我遇上了一些波折。途经泰国时，我因为没有澳洲的入境许可，即使仍持有效的签证也被拒上飞机而滞留曼谷。这时我的身上只有少许零钱，在语言沟通上也有问题(我不懂泰语，遇上的人大多不懂英语，懂英语的人却听不懂我的‘英语’)。幸而泰国人不愧为佛化国家人民，他们对僧人的尊敬绝对不比西藏人低。一些陌生人在与我互相沟通不来的情况下，仍然为我提供了种种方便。在滞留后，我转回印度办手续，后又再飞往澳洲。

　　由于途中的波折，雪梨的汉人弟子都十分焦急。他们一方面不知班机到站时间日期及途经何国，另一方面又担心我不谙英语及身无分文。他们轮流在雪梨机场值班枯等，最后才把我接到了，为我安排在一间小屋中居住。

　　此后，我便在这小屋中创立了第一间佛教显密研修院。弘法及居住的地方虽然简陋，但这都是由一些苦学生省食省用供养的，所以我对他们学法的热情十分欣赏感动。

　　在后来的几年中，我的弟子由最初的几位汉族侨生发展至一批华侨，也有好些洋人来闻法学习。林聪在兼顾大学学业及兼职工作之余，还打点中心的一切事务，为弘法付出了不少心血。在柏斯、布里斯本、达尔文、蓝山及露莎几个地方，陆续有分院相续成立，其中有些以华人为主，其他的仍多为白人弟子社群，我也渐渐地开始有以澳洲为家的归属感(事实上，僧人本应是没有‘家’的人)。

　　与我在我首次访澳时早已结交的天主教高伦神父，在此期间与我建立了更深的友情。高伦神父经常来探访我，谈的有时是社会文化、东西方宗教思想及比较等等，每次见面双方都感到很投契。神父比我年轻十五年左右，但他对东方思想及文化认识极深，对西方文学等也有极高造诣，把我的见识拉阔了许多。我的一生中，师长及弟子都不少，但平辈论交的友人却不多。高伦神父可说是我少数的平辈好友之一，而且是我唯一的一位异教及异族又真正交心的朋友。他对宗教及真理的追求十分热切，但却同时抱开放的态度，对佛法也有深入研究及很深的尊重。对异教的领袖人物，神父同样尊重，并且视为同道而只是存小异的法友。他遇上困难时，往往也要求我代为祈祷，甚至连他的天主教念珠(编者注：称为‘玫瑰珠’)也交我代为加持后方启用。在双方交往中，我向他学了不少西方神学的认识，对西方文化有了初步的理解。神父又多次邀我到他的修院讲课，在记忆中我一共去了他的修院三次。

　　高伦神父所属修院距柏斯一段车程，有极悠久的历史，占地五百公亩，其上蓄养了一千只上下的绵羊。在我每次到访修院时，院中一众二十多位神父都会热情招待，给我的感觉就如身处佛教寺院一样。这些神父所属的天主教分派，属于纪律极严的一支，发愿终生过贫困的物质生活，但他们的面上都挂笑容。高伦神父在修院中，可说是较年青的一位。其他神父大多垂老，穿中世纪式的黑色长道袍，看起来有点像佛教中的罗汉。最难得的是，他们都视我为来自远方的一位同道，邀请我为他们说法。我在修院中讲了几座佛法中的禅定修持方法，也谈及了西藏寺院中的传统及生活介绍。他们听得很入神，事后纷纷问及禅定修持的种种，认为这正是与他们的信仰既不冲突、更有补足之用的教法。为了体验异教僧人的生活，我在修院中与他们共渡了几天，其间跟随神父们的日常生活规律作息。这间修院内部亦十分大，显得有点深沉神秘。在每天早上，一位神父负责摇铃唤更，大家便相继起床用茶，这基本上与我们西藏寺院的传统一样。在八时左右，全体便鱼贯上殿诵经。神父们诵他们天主教的经文，我则念我的日常功课。在顶礼时，他们行半跪拜礼，我也跟做，但双方心中的皈依对像自然是不同的。在这殿中，时间仿彿停顿了，运作的只有一群修行人的心灵活动，再没有种族间及宗教间的分歧及冲突。我这个来自西藏的红色僧人，混在一群黑袍神父中，共同诵经及顶礼，大家心中的信仰虽各有不同，但气氛却异常地和谐。在上殿时我注意到双方显著不同的一点是藏僧必须背诵经文，而天主教僧人则并无背经的传统，单单两页经文也要照书逐个字读诵。在十一点左右，是另一次的上殿，然后便用午餐，饭后吃水果等点心。在饭后，神父多会饮少许餐酒，但我由于戒律的不同，在这方面当然并未随俗。在黄昏，神父要作一天中的第三次祷求，然后便各自学习，或有些人会弹结他松弛一下，这些活动我都随众参加了。

　　在三次交流后，我与这些神父都成为了好朋友。同时，我也深深地体会到即使信仰不同的人，一样可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这种交流能成为世界和平的基础。在与异教的交流中，只要双方存互相尊敬的心理，而非仇恨敌视或竞争的心理，便不难成为真正的朋友。世界上的战争，不少便源于宗教上的分歧。如果各宗教中口口声声说善、说包容的神职人员互相之间也不能同处并存，其所布教的内容始终也只是挂在口边的伪善。我作为一个佛教僧人，心中当然以佛法为真理。但众生的数目无数及根器因缘各异，我们断不应强逼他人只许依循自己认同的真理。只要是提倡爱心及善心的宗教，我认为我们理应尊敬及包容。一切的宗教纷争其实都是不必要的，而且也都违反了它们本身的教义。

　　在我挂单于天主教修院及讲学后，当地的天主教单位也很赞同这种良性交流。在一份天主教报章中，登出了我的照片及报导我的到访，其标题‘来自不同“派别”的修士到访’正表现了宗教间的互相认同。

　　后来的日子中，除了尽力弘扬佛法外，我也多次参与了类似上述的宗教交流，其中一次是藏传佛教僧人以传统的砂坛城绘制艺术，在天主教教堂内绘造具天主教色彩的坛城；另一次是天主教及佛教僧人同场表演各自传统中的经文唱诵。此外，曾经有一次有一对男女要结婚，男方是基督教徒，女方是佛教徒，甚具包容心的牧师邀请我在教堂中共同主持婚礼，同时照顾了这两位新人的宗教信仰。在每次到陌生地区创办弘法中心时，我的天主教神父友人都会致信予当地的地区，要求教区内的人员看看有没有能帮上忙的地方。在这些交流中，不少参与者都流下了感动的眼泪，深深感到了一个清楚的事实｜只要大家放开人为的分别心，一个和谐的世界马上便能出现在面前。

　　
　　第八章──随风飘扬一片叶
　　在一九九二年，我的弟子林聪与其他多个东南亚地区的弘法中心与其他一些弟子，共同邀请我巡回弘法，同时也要求我随缘在各地赠医施药。我对这些国家及地区完全缺乏认识，绝对不敢说有崇高的抱负要在这些地方广弘佛法。当时的我，也只是基于随遇而安的心态，心想也不妨试在各地结缘弘法，即使不成功也就当作是增广一下见闻也好。没想到的是，自这一次之后，我便与这种披星戴月、马不停蹄的弘法生活结下了缘。

　　在一九九二年首次巡回弘法中，我与四位弟子及侍者涛石仁宝哲一起，先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多个城市、香港及台湾多个城市说法及赠医，整个行程走了近三个月。在后来的弘法巡回行程中，我亦曾应邀往德国、加拿大、泰国、印尼及菲律宾等国家。事实上，在首次行程后，我基本上便成为了一个无根的僧人，长年由一处飘至另一处，一年中没有超过两个月的时间是在澳洲雪梨居住的。我自感似是一片落叶，在狂风中被不自主地吹来吹去，随因缘而不停地由一地到另一地。有时候，早上睡醒睁开眼睛时，一时间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地球上的哪一角落！

　　这多年的长期周游弘法，我想并没必要顺序地在这列出细节，我倒想在此谈一谈其中几个国家与地区的一些见闻及经历。

　　新加坡是我首次行程中的第一站，所以印像颇为深刻。这个国家虽然不太大，但老百姓却丰衣足食，十分爱国，而且也很文明，街道上不见一件垃圾，这是与印度十分不同的。新加坡的佛教发展极好，老一辈的华人很多信奉汉传佛教，其中尚处迷信民间信仰层次的人当然不少，但正信的三宝弟子也很多。年青一辈的华人，有不少不懂读中文。他们中对三宝有信心的，有些依止南传佛教的法师，也有些学藏传佛教，其读诵的多是英语的经论及仪轨，或是以拉丁字母拼音的巴利文、藏文或梵文课本。这的藏传佛教发展得也很不错，不单是格律派有道场，其他的宁玛派、噶举派与萨迦派也各有弘法中心，其中大部份有常住法师及僧众，其余的则定期邀请旅居海外的西藏法师短期弘法。我在新加坡的萨迦中心遇到一位来自同乡的法师，大家谈笑甚欢。后来这位法师在新加坡的闹市中建成了一座藏式建筑风格的寺院，规模很大，信众数目也不少。

　　在新加坡首次弘法中，邀请我的弘法中心由一位洋尼任常住导师。这位洋尼当时已出家十多年，是格律派中最早期出家的一批洋僧尼一员。在她的教导下，不少年青华人修学精进，知见也十分正确，不似很多其他地区的汉族藏传佛教弟子的盲目追求灌顶及灵异，这令我心生很大的欢喜。首次在新加坡弘法后，我的一些新加坡弟子在当地成立了佛教显密研修院新加坡分院。自此，我每年均会到新加坡一次。这座分院也曾分别邀请家师色拉寺昧院退任方丈堪萨仁宝哲及哲布尊丹巴法王开示。

　　马来西亚给我的第一个印像则远远比不上新加坡了。这个国家以回教为国教，但国民尚有可算理想的宗教信仰自由。汉传佛教及南传佛教在马来西亚的发展都不错，但在我第一次到该地弘法时，藏传佛教的确并说不上正在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在当地，由于良莠不齐的各派僧人常常前往，以弘法为名，实则动机是要筹款，形成了一种近乎是贩卖密法的可悲现像。一般来说，学藏传佛教的人应好好跟一派而学。但在此地，信众只懂见到报纸广告便一窝蜂地涌至某处参加灌顶，道场天天在举行各式各样的密法灌顶，乐此不疲，根本不理会师徒互相观察的传统，反而美其名为广结法缘、利益众生而胡乱地传授灌顶。在藏传佛教中，有许多法门必须依赖于多年显宗的修学，师徒间也要互相有信心方可传授。但我看到马来西亚的藏传道场根本与传统已偏离得太远，很难再走回头路了。我见到的绝大部份人，都喜欢强调自己是‘密宗弟子’，天天跑去受大法的灌顶，但却不多修法，在知见上甚至竟连皈依的意义也未明白，而且传承已乱得说不上是在学甚么传承了。除了在一个叫‘太平’的小镇之弘法中心外，我到过的藏传道场都似上述情况，其中有一间甚至在坛上供奉印度教外道的神像，其主持人则负责定期作一种近似扶乩的行为，说是观世音降身说法云云。在另一间道场，主持之居士多番游说我不要讲解佛法，只管授几个大密法之灌顶便可，他说否则便不会有人来。这位居士在我甫步入道场时，便向我详细讲解了该地之‘惯例’，说明了信众给予法师之供养必须分三份，一份是法师自己的，一份给道场，最后一份是主办者的私人收入。我在此以前，虽也常常兴叹末法可悲，却从未想到藏传佛教在某些地方已沦为明明白白的买卖！我当时呆在当场，良久没有说话。弟子林聪虽然是一位思想‘现代’的年青人，但在这些涉及传统的事上他却毫不含糊，他马上便代我答：‘我看这样吧，家师只说法，索性不接受供养，也不参与贵道场之分帐。贵道场这段时间内的一切开支由我个人负责，不需贵道场支付。至于活动内容，家师绝不会为了吸引人及吸引供养而授您们要求的无上密灌顶。您们看这样是否能接受？’。在这样的妥协下，我勉为其难地作了几座开示，来听的人的确并不多。在最后一天，我依原定计划授了一次黑文殊师利大士的随许加持，来的人却坐满了整个佛堂，而且还是算好了时间在最后的半小时才迟到入座的。这些人为的只是要受加持，连仪式前段的短短半小时简单开示也不愿花时间听学(他们的习惯是这样的：由友人中之一员坐在堂中听法，一到了尾声近加持部份时，他马上以手提电话通知正在屋外站抽烟闲聊的友人入座接受加持)。

　　在第二次访问马来西亚时，我认识了槟城的年青僧人唯悟法师。法师是纽西兰毕业的大学生，出家后一直致力推广正信佛法，对南传及藏传佛教宗派他也十分尊重，而且对在年青人社群中的弘法贡献甚大。在后来唯悟法师住持的檀香寺竣工时，我特地应邀前往观礼，与一众汉传及南传长老一同为寺院落成开光。我致送给寺院的礼物有两份，一份是如来的遗骨舍利，另一份则是砂绘观世音大士净土坛城图，由一位印度下密院僧人专程往马来西亚绘画。这种藏传佛教的宗教艺术比较特别，由一位至多位具资格的法师预先修观音法准备，然后以近乎禅定的心态、口诵真言，把以宝石及矿物研成之一颗一颗的彩砂逐粒铺上绘成，其间需时数周。由于这种坛城经开光后便代表了观音之普陀净土，见者、礼拜者及供奉者便得积因缘，于未来世终必生于大士之净土坛城之中。但这种坛城依传统只会展示一段短时间，最后便要由法师撤去，把彩砂倒入当地河川之中，以加持当地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在砂坛城撤除仪式后，我与唯悟法师越过边境到泰国，视察了几块土地，准备日后唯悟法师兴建国际佛教大学。在与这位年青法师的接触中，我很为他弘法的热忱及干劲感动。

　　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由于种族多元化，食物有很多花样，而且十分可口。回教、佛教、道教、印度教、天主教及基督教，在这片广大的土地上，很和谐地相处，少有出现宗教上的矛盾或冲突。这的邪术十分盛行，其影响可谓深入民间。我在马来西亚的每次弘法或赠医时，都会有很多个受邪术、降头所扰的人求助(其中有一些是真的受邪术所害，有些则只是自以为中了邪术之害)。在我的家乡一带，几千年来都有苯教盛行，其邪术法力是十分大的，所以我在见识到马来西亚的邪术时，并未感到神奇或不知所措。事实上，马来西亚的邪术只属于驱使龙族作崇一类之法，与我家乡的术士之能力差天共地，实在不足为惧，要解除邪法或对治它们也不难。除了本地土著术士外，马来西亚(及东南亚不少地区)也流行降灵活动，常见有人自称神仙或佛陀降身说法，表演一些常人一般做不到的奇事，其中有好些是自称观音大士降身的。真正的佛陀，自然不会降在凡夫身上，也不需要借助我们凡夫的身躯来利益众生。这些现像只不过是‘非人’的显现，不足为奇，正信的三宝弟子是不宜参与这些活动的。

　　自与唯悟法师赴泰国为国际佛教大学选地后，我又曾多次再到泰国朝圣(以前只曾过境一次而已)，每次都感到充满法喜。

　　泰国、缅甸及斯里兰卡等国家，都依随上座部派佛法，亦即平常我们说的南传宗派或小乘宗派。有时候，我们一听到小乘佛教便会不以为然，自视为大乘及高人一等，甚至有好些汉人几乎卑视小乘僧人，这其实是一种大错！

　　南传佛教十分接近原始佛教，与本师释迦牟尼在世现化时僧团状况极相似，例如南传宗派僧人所穿之袈裟便与本师释迦牟尼及其当年僧团弟子所穿的几乎完全一样。南传僧众的戒律及日常生活，也十分接近原始佛教。

　　上座部僧人每天出寺乞食，寺中不生火煮食，这也是佛教原来的传统。佛教的僧团便来便应是不执恋世间的行者，不收存金钱，不靠世俗手段赚钱，单只每天随缘乞食一顿维生，心中只一心修持。现在的汉传及藏传佛教，因种种原因未能奉行乞食之传统，但却不能不尊敬这种传统。曾经有一位台湾人向我说：‘泰国和尚天天在街上乞食，真丢佛教的面子！’，这正反映了他对佛教之无知。本师释迦牟尼本为一国太子，但祂在出家后一样沿户乞食，借此机会也令老百姓得以积聚功德。我们出家人要重视的应该是自己的修持，而非世俗上的面子问题。泰国僧人这种生活方式可令居士积累福德、令僧人专心修行，更避免了僧人为了赚钱谋生而以五种邪命谋生活之可悲现像！反之，藏传的僧人有些经营买卖维生，汉传僧人有些则以世俗生意之心态赶经忏，即使腰缠万贯、寺院建得大似皇宫，也并没有甚么意义！汉传及藏传佛教的僧尼，常常有机会接触到来自施主的金钱供养，若果不留意自己的发心，很易便会积下极大的罪业。由于我自年青时便有入于深山苦修闭关的心，对南传佛教僧人的乞食及不理会世俗生计的传统，我是极为尊敬及羡慕的。

　　我们在说及大乘及小乘时，常常有人误以为二者是对立的，事实却并非这样。小乘佛法是大、小二乘发心的行者共通的法门，例如皈依、因果、四谛、十二因缘及出离心等的修学便属小乘教法，僧人的出家戒也是小乘教法的一部份。如果诽谤小乘教法，便等于不敬佛法，这正违背了对法宝之依止，这种见地之后果是很严重的。严格地说，小乘行者不承认大乘教法后果并不是最严重的，反而大乘宗派弟子不敬小乘教法则是最直接的谤法，后果不堪承受。

　　在香港，藏传佛教的道场也不少，其中信众认真修学的也有，气氛较接近赶灌顶一类的也有。在第一次访问后，我的弟子成立了佛教显密研修院香港分院，后来又成立了大藏寺基金会，每年举行一次大型公开弘法活动及捐血善举，同时亦长年倡办很多利益社会的善行。在这，我的弟子数目并不多，但他们都热心弘法及认真修行，所以师徒间的关系十分亲切。这八年来，我在香港多次主持精进闭关及公开说法，所以常常有机会与当地佛教界接触。由于香港分院弟子宁可甘愿面对财政困境，也绝不妥协而把密法作为招徕以求名利，渐渐受到了好些人的认定及尊重。

　　印尼的格律派弟子不多，但他们却对修持十分认真，多次邀请我前往说法，但我由于机缘所限只去了两、三次。印尼现在虽是一个回教国家，在历史上它却曾是一个佛法基地，其佛教发展甚至一度比印度还发达。我们格律派师承宗喀巴祖师，祖师却师承卡登派阿底峡大师之法流。阿底峡是印度孟加拉的太子，出家后曾随多位大师学法，他当时便曾为了求激发菩提心的法门而远渡印尼苏门答腊一带，依止金洲大师学习。

　　在弘法之余，我在印尼朝拜了浮罗布多大塔，花了三小时仔细地欣赏这伟大建筑上之释迦牟尼生平史传浮雕石刻及举行了会供。

　　为了我首次往加拿大弘法，当地的弟子(以前早在澳洲结交)很费心力地安排了较大型的弘法活动，在我说法时来了很多加拿大藉的汉人，同时也吸引了当地几乎所有的西藏人。由于当地并无常住的西藏法师，我的到访刚巧能照顾到这些海外藏人的宗教需要，我也感到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在温哥华市，我重遇过故乡嘉绒藏区的原领袖。这位领袖曾与我同在成都参与观摩学习，他更是后来资助我在印度考‘格西’及举行登座的施主。这时大家在加拿大的重逢恍如隔世，大家都很感慨。

　　在加拿大，我的弟子成立了佛教显密研修院温哥华分院及卡加里分院，来学习的几乎全为汉人及藏人，洋人只有少数的几位，这情况与我在澳洲雪梨的情况差不多。其他的西方国家藏传佛教道场，多以洋人成员为主，但我似乎是注定与汉人较有缘份，即使身住澳洲多年，我的大部份弟子都不是白人。为了加拿大藏人的需求，我在这曾主持过一次观音禁语禁食斋戒精进闭关，参加的弟子都十分欢喜。

　　这些年来的弘法生涯中，我多次到访中国海峡两岸，得以一窥其佛教之发展状况及民生。台湾的佛教团体特别多，其中正信佛法社团固然很多，把佛法与民间信仰混为一谈的组织却也比比皆是。台湾人对佛法大多信仰虔诚，非其他地区华人可比。他们的慈悲心很浓厚，乐于帮助别人，而且对资助佛教发展方面很肯出钱出力，令人敬佩。但在一般老百姓中，颇盛行见庙就拜的迷信风气，扶乩及乩童活动也很受欢迎，某些推弘‘三教合一’、‘五教合一’等的假佛教团体势力不比正信团体小。在当地藏传佛教中，普遍还处于趁热闹赶灌顶及求加持发财的层面，真正发心次第修学的人只占少数。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的日常法师多年来致力于弘扬宗喀巴祖师之《菩提道次第广论》，令不少汉地佛子对这部伟论心生敬仰之心，精进修学其次第内容，这是令我很觉欢喜的。此外，台湾在慈善方面做得很有成绩，我认为这很值得藏传佛教借镜学习。

　　在大陆，我几年来到过的地方也不少，记忆中包括北京、深圳、广州、福州、泉州、厦门、五台山、峨嵋山、普陀山及西宁。在这些地方，由于我持的是澳洲护照，所以身份是旅游者，并不能公开说法，但私下对一些友好谈谈佛法倒是有的。在这些地方中，福州、厦门及五台山留给我很深刻和良好的印像。

　　到厦门南普陀寺时，本来计划只是一次友好交流及我私人的朝圣，但当地佛学院一直奔走安排和热情邀请，我便临时对藏传佛教寺院制度和修学次第这两个主题讲了几座，同时也用了一些时间回答问题，澄清了不少汉地对藏传佛教的误解。原来我以为只会有十多人在我房间中、以聊天形式介绍一下藏传佛教。结果在当天，到场的有上千位僧俗听众。在最后一次演讲中，我应求传了《妙吉祥真实名经》的口传传承。这部经是我自十岁起天天诵念而从未中断过的，经中描述的境界至为深妙，可说是佛经中之最深者。著名的大威德金刚无上密法门，便就隐现于经中的其中一短句内。在西藏，如果有法师说：‘我没有甚么学问，就只是在《妙吉祥真实名经》上面还可说是有少许心得。’，就便是在说他通达了一切显密佛法妙义。后来，我听说自此南普陀寺便有不少僧尼也发愿终生日诵此经。

　　由于我是几十年来第一个在厦门及福州地区出现的藏传佛教法师，当地僧俗都十分好奇，天天有上百人求见，不少人对藏传佛教自此才有了初步的了解，消除了一向以来对藏传佛教的误解及排斥。有两位来自东北的比丘尼多次求见，后来在我每年在大陆朝圣时，她们必会伴随学法。这两位尼师曾经往藏区的宁玛派寺院学法，但却因高山症而病得近乎垂危，只好打消长住学法的念头。当时有一位法师向她们预言：‘你们不必灰心，大可安心回厦门，日后会有格律派的师长到厦门，你们向他学习即可！’。两位比丘尼当时认为老法师只是在说些安慰她们的话，心想在南方地区绝对不会遇上藏传法师。她们在厦门遇上我时，便因为法师之预言而一心认定了我为师父，我心中也惊叹法师之预见能力。两位比丘尼后来在五台山以一步一拜方式朝礼了五个台顶，又勤修水供等加行，修持颇为精进。

　　在福州，我也碰上了与厦门一样的情况及场面，又向上千僧俗讲述了藏传佛教的次第修学内容，听者也显得十分欢喜。

　　五台山不但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而且是四个名山中唯一在佛经中有描述的圣地，所以历来深受藏传、汉传及蒙传佛教所共尊。在五台山台怀镇上，有一座显通寺，这是佛法传入汉地后所建的第二间寺院，建寺时间仅迟于洛阳白马寺。在塔院寺，则有一座巨大的白塔，内藏一小佛塔乃印度阿育王当年得‘非人’等之神通助力、于一夜间建成的八万四千个塔之一，其中供藏本师释迦牟尼之舍利。在同一寺中，另有一座小塔叫‘文殊发塔’。在很久以前，五台山奉行佛教无遮大会的传统，每年中有一天开放寺院为来自各地的僧俗供斋，不论贫富的人皆可应供。有一次，一个穿得很滥褛的老妇拖一只脏小狗，带两个小孩应供。在布施供养时，由于妇人贫穷，便只剪下了一束头发供养，僧人便胡乱把头发丢在一边，给她提供了一份斋食。妇人说：‘我带的小孩也应有一份呀！’，僧人又另供了一份斋食。妇人又说：‘我抱的小孩呢？’，僧人不奈烦地又向她赠了又一份食物。哪知妇人又再要求：‘我的小狗也应该有一份食物呀！’，僧人只好又再送了一份餐食给贫妇的小狗。这个贫妇却显得仍不知足，还再说：‘我肚内也有一个娃娃，应该也给他一份食物！’，这时僧人终于忍不住了，便破口大骂。这时候，妇人突然飞上天上化为文殊大士之相，小狗变成了一头狮子，两小孩变成了一对天童。文殊大士向当时在目睹此变化而吓呆了的僧俗，在空中宣说了几段开示修平等心的偈文，便飞离去了。此时，发脾气的僧人自知见到文殊而不识，后悔莫及，欲自毁双目以忏有眼而不识菩萨之过。众人劝他倒不如建塔立碑以忏罪，他便建了一个小石碑，上绘贫妇飞升图，同时刻上了文字，劝世人要修平等心，不要像他这样因世俗心态而致错失了恭敬菩萨的机会。贫妇所供的头发，被藏于文殊发塔内供奉。这是一个著名的文殊大士应化事迹，也教导我们必须视任何遇到的人为佛，不可以分别心待之。我们西藏某些地区的人，到五台山有个特别的传统，对第一个前来提出要求的人，绝对不会拒绝，这也是因为深信文殊大士肯定会化身为当地中的凡夫之原因。

　　五台山对格律派来说，同样有甚深因缘。早在格律派初成形时，我派的大慈法王(色拉寺的创办者、宗喀巴大师之亲弟子、汉地册封的国师)已来到汉土五台山说法，当时说法之地似是现今的圆照寺所在。清代的国师章嘉大师又曾在五台山住锡，掌管多座寺院，弘扬格律派正法。章嘉国师曾在五台山佛母洞闭关，在洞内成就了内在的净土，他在出洞时见到的世界便俨然已是一个清净刹土，不再有凡俗之分别。国师是乾隆皇的老师，他在汉地住了很长的日子，其遗身舍利塔便是乾隆帝在五台山镇海寺建成的。先世的祈竹仁宝哲也在北京紫禁城中住过，与乾隆甚有渊源，想来或许亦与章嘉国师有交情。再者，由于我的太师公柏绷喀大师被视为章嘉国师之化身，我对章嘉国师的尊重便也因此而多了一份感情在内。

　　在五台山普寿寺所在地，是当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曾说戒的地方。现在这地成为了一座著名的尼众律学院，十分注重戒律，想来这或许也与宗座曾在此地说戒而种下之吉祥因缘有关吧！

　　我的一位已圆寂的好友赤巴仁宝哲的先世，也曾在五台山大弘正法，弟子极多。据我所知，在五台山有一座他的纪念塔，甚至或会有年老的出家人当年曾在他的座下听过法。

　　此外，汉地大师法尊法师及能海法师的舍利塔也都在五台山。法尊法师是柏绷喀大师的弟子，也是柏绷喀之其中一个徒弟的弟子，他为格律派的汉地弘扬作出了十分大的贡献，译出了汉文的《菩提道次第广论》。能海法师则是柏绷喀之高足康萨仁宝哲的弟子(康萨仁宝哲可说是我的根本上师赤江仁宝哲之师兄，但赤江仁宝哲同时也曾向他学法，所以双方同时亦有师徒关系)，但他亦曾直接在柏绷喀座下学过法。在自西藏回到汉地后，能海法师曾巡回弘法，在汉土各地建立了很多道场，其中五台山的清凉桥、圆照寺及广宗寺等便正是他的弘法地点，成都的昭觉寺和铁像寺、北京的居士林、上海的金刚道场及浙江的多宝讲寺等所修的也是他的法流。

　　我在第一次到五台山时，恢复了的寺院并不太多。在第二次到访朝圣时，喜见佛教在当地正渐渐恢复起来。在第三次到访时，当地佛教已开始有兴盛的迹像，令我心生欢喜。有一次，我遇上了整批远由内蒙及西藏而来的虔诚朝圣者，又见到了一个不良于行的青海人一步一拜地拜到了五台山，可见往五台山朝礼文殊大士的传统正在迅速地恢复。

　　每次到五台山，我都会在大白塔及文殊发塔前勤修顶礼，同时绕拜多圈。有好几次，我延请当地的蒙、藏僧人在塔前进行盛大的会供及燃点上千盏酥油灯，又对僧众作了供养。我心愿五台山这个圣地可以重复当年的佛教盛况，所以每次朝礼时都特别刻意小心自己的戒行，同时多次自受大乘八关斋戒，希望尽一己的微薄力量，为五台山的戒律重弘先积聚一点吉祥的因缘。

　　在一九九八年的朝礼中，我在普寿寺应邀开示了《妙吉祥智德赞》，与该寺的数百位尼众结了一个法缘。普寿寺的当家师是一位很精进及有魄力的比丘尼，师承能海法师的弟子萨莲老比丘尼等，所以我们说来也算是同门。在汉地极有名气的梦参老法师，是普寿寺尼众的师长。后来我听说老法师曾入藏学法，师承我的恩师赤江仁宝哲。由于这段听回来而不知真假的资料，我一直很想拜见老法师，但至今仍未有法缘能遇上他老人家。

　　说及普寿寺，我也想提一下一次我的所见。有一天，我在五台山的宾馆中望出窗外，刚巧见到普寿寺数百位尼众排班前往附近的寺院参访。整个数百人的队伍俨如军队操练一般，每位尼师都静静地随队步行，绝不东张西望，情面很壮观及威严。当时我心中生出很大的赞叹，心想这恐怕能比得上本师释迦牟尼在世时的僧团之威仪，同时也暗中觉得五台山之佛教发展看来会有很好的前景。

　　在1999年，我有幸应五台山的一些出家众请求，在一间小寺中传授了整个《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口传传承与讲解。当时接受传承的只有五十多位出家人，一共说了两、三周，每天讲授十多个小时。在此之前，五台山已有半个世纪未曾有《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口传传承，而讲解方面则曾有能海法师的弟子一度弘示，但最终亦未能完成。在我的大半生中，由于先世的名声，曾多次在上万人的场面上说法，但这一次在这个圣地对这几十位出家人讲解及传予《菩提道次第广论》口传，却是我心中感到最有意义的一次。虽然听法的人不多，但这却是几十年来在五台山的首次，可说是起码种下了一个吉祥的因缘，令宗喀巴大师教法重弘于五台山。我们西藏人十分重视缘起，这次的活动我认为正是一个好的缘起，所以我很认真地说法，这段期间天天都很是欢喜，心中认为自己今生中总算对佛教的弘扬起了一点作用，可说对得住我身上披着的袈裟。佛教中的经论口传传承，事实上是由法师亲口一字不漏地读诵原文一遍，接受传承者一字不漏地仔细听，这便完成了传承的授受。在这种仪式中，听者往往不明白所受传承经论的内容，因为讲解经论一般是另行进行的。这种传承仪式的意义不在于理解，只在于由佛陀或论之原作者一代一代地、一字不改地把原原本本的教法传下去，这是佛教弘扬中很重要的一环。为了这次口传，我特地取来了当年我从拉萨带至印度的那部古本《菩提道次第广论》，以口传一段落、讲解该段落、再口传下一段的形式把全论授完。在最后一座中，我把自己珍藏的一份宗喀巴大师遗发分了少许赠予普寿寺，以作未来寺院建佛像装脏之用，这也是为了构成一个宗喀巴大师教法在五台山重弘的缘起。同时，大师之一生以持戒清严著名，供奉他的遗发舍利也有寺院戒行清净的吉祥因缘。

　　除了以上所述的这些行程外，我偶尔也会回到南印度色拉寺母校中探访。母校的教育发展得很快，在二零零零年初，学僧数目已由最初的三百多个增至四千五百多位了。由于学僧的数目，色拉寺大雄宝殿及昧院的大殿分别增扩了，我在青海订制了两座大殿的堆绣佛画供养给寺院，母校僧众看到了这些精美的佛画都十分喜欢。在一九九八年，我的弟子筹办了第一届的佛诞日千僧万灯大法会。自此后，每年的汉历佛诞日，我们便会延请色拉寺昧院的千多位僧众上殿祈求世界和平并接受供养，同时又在佛陀的生地蓝毗尼、成道圣地菩提伽耶、初转*轮圣地鹿野苑及示寂圣地拘尸罗什举行万灯供养法会。这个一年一度的活动现今成为了一项盛事，世界各地有不少人每年都会参与供僧及供灯。在二零零零年，加拿大弟子发起了资助昧院全体学僧接受肝炎防疫注射。本来西藏人对防疫的概念并不深，多认为生死有命，并不太关注注射预防病患之事，而且也根本没有钱支付疫苗费用。由于僧人很多早患肝炎，印度本身环境也不太卫生，加上学僧经常共用剃头刀，导致寺中学僧肝炎患病率极高。家师色拉寺昧院退任方丈堪萨仁宝哲年纪虽大，他的思想在这方面却比年青僧人开放进步，故此他率先带头接受注射。现在寺院中的肝炎病率已迅速减低了，学僧也开始增加了对保健的意识。

　　在自一九九二年开始、年复一年的巡回弘法中，我每天接触不少各式各样的人，见遍了光怪陆离的世间现像，其中好的人事固然很多，但佛教中不健康的现像也常会碰上。在藏传佛教的洋人及汉人圈子中，不少人把密法与神通、风水及世间利益混在一起，对藏传佛教的中心精神毫无触及。东南亚的地区，有不少汉人以藏传佛教为名骗取名利，他们其实却只是没有传承的骗子。即使是西藏人，在去到台湾等较富裕地区时，有些也开始变质，利用佛法赚钱而不再依照传统做事，其中滥传密法以求名利的情况甚为普遍，甚至美名为寺院筹款而索性贩卖佛像及佛经者也大有人在。而在学法的人中，不少只懂跟其他人盲目地受灌顶、求加持，不懂观察师长，也不理解师徒关系之重要性。他们当中，大多眼中只有大手印、大圆满、大威德等法门，一味求‘大’的法门，对显学次第及加行基础修持从不重视，而且完全忽略了密法传统中之敬师修持，这样是绝不可能有任何成就的。有的人则喜欢标奇立异，穿得像西藏人一样，身挂多串大颗大颗的佛珠，开口便说西藏，但这只是表面上学西藏人，与西藏佛教扯不上关系。这些人顶多只配称为‘西藏迷’，并非真的藏传佛教三宝弟子。有好些本来是正信藏传佛教的道场，因为财政支出庞大或为了筹建寺院，便在弘法中心贩卖佛像及佛经，或不断举行无上密法等灌顶以吸引信众，这也是一种末法的现像。他们辩说做这些事的动机是要令道场得以维持下去或甚至扩充，以达到弘扬佛法的目的。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论点！以违背佛陀教法的手段来达到弘扬佛法的目的，是绝不可能的，也是不合逻辑的。到头来，这些道场虽然可能会建得十分宏伟壮严，但却说不上是在弘扬佛法，反而是带头令佛法衰败了。

　　在汉传佛教圈子中，我也感到有美中不足的几点。很多团体过份热烈地追求寺院规模，反而忽略了僧材的培养。有些团体中的僧众全力投入社会慈善事业之中，在法布施及个人修持方面却不太重视。对社会慈善事业，我们三宝弟子自然是义不容辞地应去做的，但出家人依传统上来说本应以法的布施为主，在家人则才以财布施为主，现在的情况则似乎有点儿本末倒置了。在出家众中，又有些几乎以修经忏为世间事业，这是很不好的一种心态。另一种出家人则不作经忏，只专心修持及作佛学研究，表面上似是很清高，事实上这个极端也不对。我们出家人固然不应把世俗生计放在心上，但却仍有照顾在家众的宗教需要之义务，否则就枉称修慈悲的行者了。在精进于精神生活的人中，往往又有修持派及学问派的对立，前者有不重视学问的倾向，后者则有只学不修的情况，两种极端都不健康。《菩提道次第广论》中有述：‘一切佛法均为成佛之必需’，在家人因为因缘所限而只顾念佛持咒倒说得过去，但出家人不去多学闻佛法，则说不上正确。在佛教中，一切佛法之学问无非为了让人可以加以实修而成就，但我见到不少人只把佛学视为研究的对像，不知如何把学问与修持结合。此外，不少学者虽名声颇大，但实早已飘离佛教学者的正确方向。佛学的存在目的是让人实修而得到成就，并非世俗辩论游戏或文学研究的科目。在研学的同时，我们必须以历代传承祖师之见解为依归，但不少学者却喜欢自我发挥，创立新的见解，最后他们所发表的东西已不是佛陀所教的真正内容，而只是他们本人的见解了。有些学者心中并无皈依的心，只把佛学视为世间文学，又因为汉地并无像西藏古代判定论点的正确性之制度，他们常常把自己想当然的见解公开发表，大家也欣然地全盘接受，所以便常读到有人说大乘是后期佛教祖师的创见而并非佛陀亲口所说等等的无知胡说。这种说法基本上便是最直接的谤法，同时也否定了一切大乘经典、否定了成佛之可能，也全盘否定了大乘佛教的真确性。在西藏，持这种论调的人莫论成名，更会被视为不信佛法的外道。对密法，有些学者也持同类的见解，随随便便说它是混合了印度教教义的非纯正佛法。本来，任何人都有权持怀疑的观点，但作为佛教中的权威学者而弘传这种想当然的概念，是绝对违背对法宝的依止的，也证明他们心中并未生起依止的量。

　　以上所说的是我这几年来就所见到的现像之一些感想。在世界各地佛教中，当然也有更多好的方面，在此就不细述了。作为一个僧人，我当然希望借镜各地佛教的长处，同时也希望其中不良的现像可以改善，令正法得以保存清净。

　　
　　第九章──回到起点
　　随一九八二年起始的大陆逐步开放改革，荒废了数十年的大藏寺获准重新开放为合法宗教活动场所，并开始计划极小规模的重建。居住在海外各地的西藏僧人，只要并未参与政治，可获准回乡探亲及在大陆各地旅游和朝圣。因此，我的家人、大藏寺与霞渡寺僧众及嘉绒区的人民开始积极要求我回乡探访，他们的信件自八零年代起便每月多封不断地寄来催促。本来在一九八九年我已准备回乡视察，但当时却碰上了好友赤巴仁宝哲突然圆寂，我倾尽了仅有的金钱为他办理后事，于是便没有旅费了。迟至一九九三年，我才启程回乡。

　　我在到达成都时，简直认不出这个四十年前曾住过十几天的城市。一路上，乡人对我热情招呼，我的心情既激动又感慨。在到达马尔康县城时，有不少政府官员前来迎接我，陪我一同回乡及上大藏寺。同时，我的俗家亲人大批大批地来访，其中大部份年青的亲友与我是第一次见面，五妹疏南拍姆与我也是第一次碰面(她在我年青时到拉萨后才出生)。与我一起长大的三妹志美度卡十分激动，见到我时只懂流泪，说不出一句话来。重遇四十年前带我徒步走到拉萨的舅舅时，双方也是不知应说甚么。在重遇外公的妹妹时，我则感到重遇至亲一样。当时的气氛，令我觉得自己像是个流浪多年后回家的乞丐一样。

　　在到达大藏寺时，有数万群众跪在路边迎接，大部份人都在默默地流泪。我虽然在理智上知道寺院早已被毁，但第一眼亲眼看到它的现况时，我仍然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景像。四十年前寺院的盛况，在我脑海中就犹如昨天一般，但现时眼前见到的却只剩下几道破墙。这种震惊，加上几十年来居住在低地的生活，令我感到呼吸困难，一时之间很难适应。

　　在我年青时，大藏寺有几百位僧众，但现时剩下的才四、五个左右。寺僧为我安排了向来朝的数万在家人说法，但因已无殿堂可用，我们只好在寺院大殿的原所在地，露天坐在泥地上讲法。西藏人的宗教信念极强，即使经历了四十年翻天覆地的大, 变化，故乡的在家人仍然没有放弃信仰。在这数万人中，大部份都未见过我。四十年来他们只听说被视为宗教领袖的我身住外地，四十年来他们便默默地天天向三宝祈求我早日回归。我现已记不起当天的说法内容了，我相信这几万人当时也没有听清楚，因为大部份人都激动得泪如雨下，我当时也只不过是因为自己是说法者才强忍不让自己下泪。

　　大藏寺当时的方丈是位年老上座。在西藏寺院中，寺务的最高决策者是寺中的法台转世世系，日常的寺务才由方丈负责打点。这位方丈在接任时，寺院基本上也已不是寺院了。三十多年来，为了在意义上坚守寺院制度及方丈的岗位(事实上，在他任内的‘寺院’只是指原寺院所在的荒地，‘方丈’亦并无实际的寺务及僧务可供打点)，他受了极多折磨及痛苦。在反宗教迷信闹得最厉害的年代，寺院已变为在家人的粮仓，并没有僧人、佛像、经书及任何宗教活动。他之所以坚持在被批斗下仍不肯放弃这已沦为象征性意义之寺职，只是为了让寺院制度不中断(只要仍有方丈存在，大藏寺在意义上而言便不算是完全湮灭了)。在我回大藏寺前，方丈已病重垂危，被俗家亲人接回家中以便照料。他命人给我带来了一条哈达及口讯，向我说：‘仁宝哲您终于回来了！我马上快要死了，故无法亲自前来见您，但我很高兴在死前终于等到您回来寺院。我在任内尚算未丢了寺院的面子，未来的寺务责任现在我交还予您啦！’。我命寺僧带我上山，与方丈见了一面。在我离开后不久，方丈便圆寂了。后来我听说他的眼珠火化不坏，化为舍利，其肉身亦烧出了不少舍利。

　　在这次行程中，我又朝圣了敦煌、青海塔尔寺宗喀巴祖师生地、甘肃拉卜楞寺、萨迦寺及友人蒙古哲布尊丹巴法王的寺院等。这些圣地都是我以前从未去过的。在拉萨，我也朝礼了各大寺院，这些则大多为我年青时常去的圣地。

　　拉萨的哲蚌寺，表面上看起来与四十年前变化不大，但甘丹寺则已完全被毁，面目全非。大昭寺及布达拉宫，由于受到重点文物保护，看起来也与当年一样，所以我在朝礼它们时心中仍有与当年一样的感受。在布达拉宫对面的药王山山脚，有一座石窟龙寺，寺内有一面石墙自然浮现出本师释迦牟尼的形相。西藏人一向相信一个预言，其内容说在末法时代之尾声，大昭寺之释迦牟尼十二岁太子等身像(世上最神圣的佛像，造于释迦牟尼在世时，并由衪亲自开光，后传至汉地，又由文成公主带至拉萨)将沉入地底湖中，这是因为世间众生再无福报得见最神圣的佛像之共业所致。但由于佛陀之悲心，衪以神通令药王山石窟之石墙自现佛容。相传这石佛经年累月地、以肉眼看不出的极微慢速渐渐显现出来。在衪完全显现全身时，便是大昭寺佛像消失之日。我在四十年前曾来此寺朝佛，现在重回旧地一看，佛像真已比四十年前所见之显现程度清楚得多了。当年我见到的石墙只有佛面显现，像是石墙上之半立体浮雕一般，现在眼前的佛像之双耳却清楚可见。以这样的前后对比预测，看来佛像全身显现而脱离石墙之末法日子也距今不远了！

　　在重返色拉寺时，由于它的变化，我几乎已认不出地方。在我年青时的建筑物，现在只剩一半左右，而且大多呈快要倒塌的景像。此外，又因为寺僧不多，与当年近万位僧人学法的盛况完全没丝毫可比的地方，我心中反而完全并无一丝感慨或激动，反而只有一种类似观光陌生地方的游客心态。在我原属的嘉绒僧堂，则还有两、三个老和尚是我相识的，我当年的师长之同班同学也仍健在，大家的重遇倒是令我高兴的。在这，一位喜欢收集旧照片及图片的和尚给我看他的收藏品，其中一张竟是由一位大藏寺僧人在一九五七年于色拉寺修学时，因为思乡而依记忆所绘出之大藏寺全境图。这份图画绘得极像寺院之全盛时代景像，骤眼看来我还以为它是一张旧照片。这是历史上的大藏寺原貌之唯一纪录，所以僧人答应把画送赠予我留存。

　　在这次行程中，我又特意前往帕里探望我的恩人巴桑。巴桑是当年把我由拉萨带至印度国界的恩人。由于曾协助我到印度学法，她在文革期间被打断背骨。此时的她，已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但身体仍然很好。我们感慨地细说了当年的经历及几十年来大家的遭遇。我为她带去了一些礼物，但我心知不论怎样好的礼物也不足以回报她对我的大恩。

　　在一九九三年至二零零零年间，我又曾数次重返故乡，并与当地政府及村民商量重建寺院事宜。在这期间，柏斯的吴明蕾、新加坡的曾美霞、香港的倪厚成及其他众多徒弟和友人不断为寺院重建出钱出力，小徒林聪更曾多次单独前往寺院视察工程。在寺院地区，原属大藏寺辖下分寺的尼玛仁宝哲率领当地居民出资出力协助，政府的一些干部也给予了寺院不少方便。在寺僧当中，丹正桑布和札巴坚赞肩负起重建工程之监工责任。这两位僧人是堪称为为法忘身的行者。在八零年代初，他们与另一位脚有残障的人在求得沙弥戒后，心欲成为具足戒比丘。当时在嘉绒区是无法求得比丘戒的，所以他们三人便骑自行车，沿途席地而睡，经几个月艰苦才到了拉萨求戒，这才终于成为了比丘。这几年来，大藏寺重建便是由这样的年青僧人负责的。此外，丹正桑布的舅舅夏加一家人，也为寺院作出了极大的牺牲及贡献。在他们的努力下，寺僧数目也同时渐渐多起来。

　　为了重建寺院工程中的佛画、壁画、建筑及佛像项目，寺方特地延请了青海省画师多保家族及浙江的汉族雕刻师梁志福远赴而来负责。他们的高超工艺令后来到访寺院的香客大为赞叹。

　　重建成的大藏寺，有金顶大雄宝殿一座、供有十三米高弥勒佛的弥勒殿、供有八米高宗喀巴像的祖师殿、供有五米高之千手千眼观音像之大悲殿、供有鎏金不动佛像之不动殿、重建的祈竹楼、重建的堪康仁宝哲楼、方丈楼暨寺史文物馆、辩经学院、佛学院、大型僧舍及集体用餐所用之食堂。在弥勒像及宗喀巴祖师像中，供奉多套《大藏经》、佛陀舍利、阿底峡祖师遗灰、宗喀巴舍利发及历代大师之圣物等无数。在寺院的外围，又建造了装有一千个转经轮的围墙及供朝圣绕寺转经的小径。在不久的未来，寺院还希望能提供藏医学及西藏佛教工艺的教育与为当地民众服务之藏医、西医流动义诊车及义诊站。

　　于二零零零年七月份，我又再回到大藏寺，这一次却有来自十多个国家的一百多位汉、藏、蒙古及洋僧俗徒弟陪同。我的好朋友澳洲天主教高伦神父为了这次寺院重建竣工大典，也赏光应邀而来参加。高僧贡唐大师本来也应允来访，但却在几个月前不幸圆寂了。一众由海外而来的僧俗香客在寺院住得很高兴，天天上殿与寺僧一同以藏文诵经，这令当地信众十分感动。

　　这次是高伦神父第二次到访大藏寺，第一次是在一九九七年大殿落成的时候。神父本属的罗马天主教派别，一向有崇尚静修的传统，所以他对大藏寺的闭关房特别有兴趣。为了这个原因，寺方特地邀请他与我共同主持闭关房的开幕仪式，又把他的名字纪录入大藏寺长住僧人名册中以兹纪念(我也是神父所属的天主教修道院之荣誉常住成员)。青海的画师多保，特意以传统佛教佛画艺术风格画了一幅耶苏唐卡画送赠予神父。来朝礼及观礼的当地民众，把神父视为信仰派别不同的僧人。在每次有人上殿供僧时，都会很自然地向这位穿白袍、坐在一群红衣僧人当中的洋人也供上一份果仪，而且从来不会向他投入好奇的眼光。还有一次，一位老藏人来求喇嘛加持，恰巧我不在，老人在改请神父加持后，便满意地离开了。神父一向在西方推行较学术性及外交礼仪式的宗教交流，但他却被西藏老百姓这种一律对任何宗教信仰的修行人尊敬的自然态度深深打动了。他对我说：‘我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宗教交流，不断教人尊重其他不同的信仰，但我一直以为只有德高望重的宗教领袖才能真正达到这种包容境界。在这，却是连最平凡的一个西藏人都具备了自然流露的宗教包容心！看来世界各地的宗教学者及领袖反倒应该来这，向这些普通老百姓学习！’。

　　在竣工大典上，北京雍和宫及五台山菩萨顶分别向大藏寺致赠了珍贵的印章。由于大藏寺在历史上一直受到清朝帝皇的尊重，清皇族直系后人爱新觉罗．恒懿公主又为寺院题匾恭贺。在典礼的法王舞仪式中，香港区的弟子表演了广东地区文化中的舞狮项目。这种表演这次是首次在西藏高原地区进行，故后来被世界健力士纪录大全接受为南方舞狮表演之世界最高海拔纪录。在同一天，一位当地信众(也是我的俗家亲戚)送来了大藏寺创寺方丈阿旺札巴祖师之头骨舍利(这块舍利上现一个天然呈显的藏文‘唵’字)。寺方好几年前已听闻这件圣物的存在(文革时被人偷藏保护起来而未至被毁)，但苦寻未果，最后却迟不来早不来、偏偏在寺院竣工典礼当天终于送达寺院，令人感到祖师灵应之不可思议。

　　在我的一生中，虽然未做过任何对佛教的大贡献，自己的修持也很不长进，但却有幸曾遇上赤江仁宝哲、萨巴仁宝哲、宗座法王、铃仁宝哲、洛桑仲尼师父及堪萨仁宝哲等许多明师的慈悲教化，又曾有缘为印度色拉寺初年兴建、寺院大殿及昧院大殿后期的重建出过一点微薄的力量，更有机遇在五台山重弘《菩提道次第广论》传承，这也可说是足以无憾了。现在我又把这座在派中地位极具意义的寺院重建恢复，总算未有辜负外公几近六十年前对我的付托。

　　在大半天紧凑热闹的竣工典礼节目完毕后的下午，我独自坐在重建好的祈竹楼中，心中感到异常的自在及宁静。在过去的多年中，我已许久未曾有过悠闲的心情了。在这个下午，徒弟及寺僧都在寺院中心参加竣工典礼的余庆节日。位于寺院后山高点的整座祈竹楼中，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悠闲地倚在窗前向外望。

　　我记得在几近六十年前的某一天，我也曾站在这座大楼的这个窗前外望。当天是我正式入寺成为沙弥的第一天。由于我被视为转世者，那天的正式入寺仪式十分热闹及冗长。在仪式后，我便在祈竹楼中独个儿呆坐，当时楼中的气氛十分宁静。出于小孩的好奇心，我便爬到窗前向外看，见到的是整个寺院建筑群及忙碌地干寺务的众多红衣僧人，由远处大殿隐约传来僧人上殿的诵经声音。在西藏历法概念中，六十年是一个完整的循环。现在，在几近一个循环后，我又回到了我的起点，正站在同一座楼、同一个窗前向外看。窗外的景观与当年的寺院盛况并无不同，空中传来的是同样的大殿诵经声，唯一变了的是，窗后的观景者不再是一个十岁的沙弥，而是一个年近七十的老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