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乐先生：

　　佛教和中国的儒教、道教一样，都是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向善的路径，它们的目的都是要提升人的自主意识。人间佛教所讲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其实就是把道家的“道法自然”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达到“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直至“无为无不为”的深远意境。

　　星云大师：

　　40年前，我初到台湾宜兰雷音寺弘法时，有一位熊养和老居士经常到寺里义务教授太极拳。他是江苏人，曾任阜宁县县长，在宜兰县颇有名望。

　　他的侄子熊岫云先生，是宜兰中学的教务主任。正逢熊老居士七十大寿，侄子特地备了一份大礼，向叔叔拜寿。熊老居士说：“我不需要你任何孝敬供养，只要你肯在佛菩萨面前磕三个头，念
十句阿弥陀佛，我就心满意足了。”

　　侄子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哪里肯磕头拜佛呢？于是拔腿就跑。但是回头想想，叔叔是他在台湾最亲的人，心里又十分懊悔。为了弄清佛教究竟用什么力量，让威德并具的叔叔心悦诚服，从此以后，每逢周三、周六的共修*中，他都会坐在宜兰念佛会的一个角落里听经闻法。起初，他双手抱胸，桀骜不驯地听我开示佛法，渐渐地，他会合掌问候。我没有特别招呼他，也不曾劝他信佛。如是六年过去了，在一次皈依典礼中，我看到他跪在信众中忏悔发愿。他告诉我：“六年来我不曾听您批评基督教不好，甚至您还会赞美。您的祥和无争，让我决定皈依佛教。”

　　长乐先生：

　　慈悲爱仁的心境，是需要长期环境熏陶，才能结出硕果的。可以想见，若社会上贪吝争恶之风盛行，则人皆盗匪；若祥和仁容之风盛行，则人人皆佛。如果人人皆佛，我们也就不必再像陶渊明那样，隐居世外桃源了。

　　和中国的儒道思想相似的是，禅也并不把管理当做一种控制，而是把它变成教化或教育，强调人的自我管理与自我控制。佛教管理学是一种动态管理，其管理的重心落在了人的精神世界和思想领域，这不但于整个社会关系的协调有益，也能使内部关系融洽，减少内耗。

　　星云大师：

　　一个信仰佛教的人，会处处为别人设想，认为大家都是好人，自己也不能做坏人。如果世间上每一个人都能有这种观念，相信这个世界是和谐的，人我之间就没有可争执的事情了。

　　举个例子说，张三把电风扇打开了，李四正坐在电风扇边上，于是大声说道：“喂！我已经感冒了，赶快关掉，要不就搬到你桌上去吹！”张三不服气地说：“你自己感冒，关我什么事！直接吹风，我也会感冒的！现在我这里的风很柔和，我为什么要把它搬过来？”两个人顿时吵得不可收拾。

　　长乐先生：

　　有些矛盾其实是可以用机制来调节的。风扇的冲突就是由需求和供给的错位挑起的，也和机制的细化程度有关。我们来重新设想一下，如果给他们每人桌上都装备一个可以自行开关的出风口，那么吹还是不吹，张三自己决定就好了，根本不必争执；如果风又可以调节为微风、大风、涡轮风之类的，李四也就不至于担心感冒而干涉别人。

　　这是一个企业内常见的配置问题。许多问题的关键在于，规则确定，情感通融，是否把每个人都放在了他们自己觉得最舒适、最能发挥才能的位置上。

　　还有个例子，甲从外面进门，刚坐下，一阵风吹来，门“嘭”一声关上了。乙坐在里边看书，被这突如其来的声响弄得起烦恼：“进来也不会随手关门！”

　　甲反驳道：“门本来就没关，你怪什么？”两个人终于冲突起来。这也是个配置问题。在最浅显的层面来讲，办公室里人来人往，起码应该把门固定在最方便员工使用的状态，这样才不至于成为员工之间争执的由头；而这些事，需要专业分工人员负责解决。

　　我们常常津津乐道一些高科技企业的工作环境，比如可以穿着拖鞋上班，可以在公司里睡觉，公司里有餐吧之类，或者像很多欧洲公司，公司高层的家人医疗、孩子上学、度假、养老统统都由公司安排好。这些其实都是为了解除员工的后顾之忧，使他们不必在工作之外消耗不必要的精力，从而最大限度地把热情集中到公司业绩上来。这当然也是人性化管理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