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传佛教史

 

南传佛教绪论

作者：净海

佛教发源于印度，后来向国外传播发展，分成两大系统：向北方流传的，经过中央亚细亚传到中国内地及西藏；再传到韩国、日本、越南等地，属于北传大乘佛教；向南方流传的，传到斯里兰卡，然后再传到东南亚的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及中国云南傣族等地区，属于南传佛教。

本书作者多年研究南传佛教史，书中以南传佛教流传的主要国家为线索，搜集南传佛教主要文献，分五个篇章介绍南传佛教的历史：第一篇，斯里兰卡佛教史；第二篇，缅甸佛教史；第三篇，泰国佛教史；第四篇，柬埔寨佛教史；第五篇，老挝佛教史。

 

修订本序

序

南传佛教绪论

第一篇 斯里兰卡佛教史

第一章 佛教传入前的社会与宗教

第一节 社会情形

第二节 宗教情形

第二章 佛教传入斯里兰卡的初期

第三章 佛教立为国教

第四章 佛教发展的时期

第一节 全国成立僧团

第二节 部派佛教的成立与兴衰(一)

第三节 觉音等论师的伟业

第四节 部派佛教的成立与兴衰(二)

第五章 公元十至十五世纪的佛教

第六章 外力侵入斯里兰卡时期的佛教

第一节 葡萄牙时期

第二节 荷兰时期

第三节 英国时期

第七章 斯里兰卡佛教现状与发展

第一节 独立后的佛教

第二节 僧伽的组织与现状

第三节 在家佛教组织与活动

第四节 现代佛教教育

第八章 斯里兰卡佛教的仪式

第一节 一般佛教仪式

第二节 佛教的节庆

第二篇 缅甸佛教史

第一章 老挝古代的缅甸佛教

第一节 国土与民族

第二节 文化与宗教

第三节 早期的佛教

第二章 老挝蒲甘王朝时期的佛教

第一节 佛教改革与上座部兴盛

第二节 缅甸上座部的分派

第三节 蒲甘王朝时期的佛教文化

第三章 老挝缅甸掸族统治时期的佛教

第一节 北方阿瓦王朝的佛教

第二节 南方庇古王朝的佛教

第四章 东固王朝时期的佛教

第一节 佛教的传播

第二节 着衣的论争

第五章 贡榜王朝时期的佛教

第一节 佛教的盛衰

第二节 着衣的论争再起

第六章 英国殖民地时期的佛教

第七章 缅甸独立后的佛教

第一节 佛教组织与僧人生活

第二节 佛教与国家的关系

第三篇 泰国佛教史

第一章 泰族立国前的佛教

第一节 国土与民族

第二节 佛教传入的四个时期

第二章 素可泰王朝的佛教

第一节 素可泰初期的佛教

第二节 素可泰佛教的发展

第三节 清迈时期的佛教

第三章 大城王朝的佛教

第一节 大城王朝前期的佛教

第二节 大城王朝后期的佛教

第四章 吞武里王朝的佛教

第五章 曼谷王朝的佛教

第一节 曼谷王朝佛教的发展

第二节 僧伽组织与国家的关系

第三节 现代佛教教育

第四节 佛教徒生活的实践

第四篇 柬埔寨佛教史

第一章 扶南时期的佛教

第一节 国土与民族

第二节 扶南时期的佛教

第二章 真腊时期的佛教

第三章 安哥时期的佛教

第一节 安哥时期的佛教

第二节 安哥的艺术

第四章 安哥以后时期的佛教

第五章 近代的佛教

第五篇 老挝佛教史

第一章 老挝早期的佛教

第一节 国土与民族

第二节 从柬埔寨传入佛教

第二章 老挝中期的佛教

第三章 老挝近代的佛教

第一节 法属时期

第二节 独立后的佛教

附录

南传佛教巴利文献简介

南传佛教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南传佛教

　　佛教发展于印度，后来向国外传播发展，分成两大系统：向此方流传的，经过中央亚细传到中国内地及西藏，再传到韩国、日本、越南等地，属于北传大乘佛教；向南方流传的，伟到斯里兰卡，然后再传到东南亚的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及中国去南傣族等地区，属于南传佛教。

　　公元前三世纪，佛教由印度传入斯里兰卡，经过斯国大寺派保守传统比丘的整理，理传入缅、泰、老等东南亚地区，传统上他们自称是正统的上座部(Ｔheravda)佛教。从历史上考察，斯里兰卡的大寺派，是出于上座部分别说系传到斯里兰卡的铜牒部，亦有说是属于上座部系的法藏部南派。
　　早期的南传佛教国家，并不纯粹流行上座部佛教，而是不家其他的部派，包括不同的小乘佛教部派、大乘佛教、密宗等。甚至婆罗门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土著宗教等，也在这些国家交替兴衰存在过。
　　南传佛教因其三藏及注释使用巴利语，故又称巴利佛教。也有人称为南方佛教，因为这一系统的佛教，是由印度恒河流域向南方流传，传到斯里兰卡，再传到东北南亚，这些地区都在印度之南。如就所属部派来廛，凡是信仰上座部佛法及皈依教团的，都可称为上座部佛教或南传佛教，如盛行我国云南傣族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上座部佛教，流行越南南部的上座部佛教。
　　早期我们习惯上称北传佛教为大乘佛教，称南传佛教为小乘佛教。不过南传佛教的信仰者，自始就非常排斥小乘佛教的称呼，而自认是佛教的正统。
　　南传佛教的系统化，多半由斯里兰卡大寺(Ｍahavihara)派的比丘们，在公元前第三世纪至公元第五世纪所完成。这种传统佛教被引进东南亚的时间及经过情形，并没有确定的说法。大概在公元十一世纪才开始，首先是缅甸，其次是泰国。直到十二世纪末，受到斯里兰卡大寺派佛教影响的，一个传统的上座部僧团才在缅甸成立。泰国正式承认上座部佛教，是在十三世纪中期；柬埔寨及老挝，是在十四世纪初期。
　　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的佛教史上，都记载佛陀住世时曾亲访他们的国家，留下佛足等遗迹，但这仅是信仰上的传说。在公元前第三世纪后期，印度阿育王(公元前２６９～２３２)护持佛教，举行第三次结集后，向外地派遣九个传教僧团，其中一支由摩哂陀领导至斯里兰卡，一支由须那与郁多罗率领到达金地。但现在金地方位未能确定，也未发现任何确证遗物，有人认为金地泛指下缅甸以迄马来亚一带，泰人主张在泰国的佛统。
　　公元二世纪，有小乘佛教在泰南出现过，五世纪时在缅甸中部旧勃朗(Ｏld Ｐrome)存在。孟族人建国的堕罗钵底(Ｄvaravati)信奉上座部，是从公元六至十一世纪，这包括今日泰国及下缅甸的大部分。堕罗钵底的佛教受到南传度庵摩罗钵底(Ａmaravatia)影响，也可能受到斯里兰卡佛教的影响。缅族、泰族、柬族，依次受小乘佛教的影响，是通过与孟族人的接触。
　　古代东南亚佛教，小乘和大乘彼此兴废交替不定，但以南传上座部势力量大，影响深远，不只与其他小乘部派要颉颃，且与大乘佛教争雄。公元七世纪末叶，义净称当时印度及南海小乘佛教部派有四：大众部、上座部、根本说一切有部、正量部。其情形大概是这样的：下缅甸之孟人及泰国中部堕罗钵底，信仰上座部；占婆以信仰婆罗门教为主，亦多正量部，少兼有部；柬埔寨之扶南时代，信仰婆罗门教，大乘佛教也同时流行。至于爪哇及苏门答腊等岛，在公元五世纪初以前，都在婆罗门教支配之下。公元４２３年，求那跨摩抵爪哇，王与母都皈依受戒，佛法乃佛行。至义净抵爪哇时，各岛已“咸遵佛法，多是小乘；唯末罗游(Ｍalayu指今占碑)少有大乘耳。“这里指的小乘教，以根本说一切有部为主。
　　斯里兰卡佛教
　　依巴利语历史记载，印度阿育王出家的儿子摩哂陀，于公元前２４７年顷，率领五位比丘、一位沙弥、一位居士一行七人抵达斯里兰卡传教，与当时统治斯国的天爱帝须王相见。他的第一次说法即得到国王的皈信，使上座部佛教在斯国弘扬，并在首都阿耨罗陀(Ａnuradhapura)建造大寺(Ｍahavihara)供养僧团，佛教迅速发展起来。不久，阿育王出家的女儿僧加密多比丘尼，也受邀请带着菩提树分枝到达斯国，成立比丘尼僧团。以后佛教二百年的发展，都以大寺教团为中心。
　　约在公元前４３年，南印度陀密罗族人侵入斯里兰卡，因战争而发生饥荒多年，很多僧人被迫逃难，佛寺也被放弃。一些有远见的比丘们，由佛授及帝须领导，选择在中部较平静的摩多利(Ｍatale),决议将一向以口诵心记相传的巴利三藏及注释，完全书写于贝叶上，以作永远保存和传承。这是巴利圣典在斯国一次非常重要的结集。
　　公元前２９～１７年，斯里教团分裂为在寺派与无畏山派，两派佛教各自弘扬教义，也常形成对抗，历时有十世纪之久。大寺派坚持上座部佛教传统精神，而无畏山寺派采取开放的态度，与印度佛教各派进行交流，更容纳大乘佛教各派。至公元四世纪初，从无畏山寺派之中又再分出祗园寺派，或称海部，至此三派鼎立。其中无畏山寺最盛，住五千僧，大寺住三千僧，祗园寺住二千僧。
　　公元４００～４３０年顷，觉音论师至斯里兰卡大寺求学，著《清净道论》，是三藏注释的纲要书，其后更领导注释巴利三藏。同时代的佛授及稍后护法二人，继续注释巴利三藏未完成的部分，奠定了大寺派复兴教学的基础，影响最为深远，而形成日后及今日流传的南传佛教。
　　公元十一世纪初，南印度陀密罗族朱罗人侵入斯里兰卡，统治斯国达５３年，斯国的陀密罗族人因此信仰婆罗门教，大力提倡婆罗门教。毗舍取婆诃一世(公元１０５５～１１１４)复国后，佛教衰微，清净的比丘不足十人，于是遣使缅甸，邀请缅甸孟族僧团至斯国弘扬佛法及传授比丘戒法。
　　十二世纪下半叶，波洛罗摩婆诃一世(公元１１５３～１１８６)协助佛教推行改革，促使大寺、无畏山寺、祗园寺三派团结，虽未能完全达成，但从此大寺派势力逐渐繁荣，东南亚佛教国家不少比丘到斯里兰卡求戒和受教育，使斯里兰卡大寺派僧团传到缅甸和泰国等地。后来斯国佛教衰微时，又从缅甸和泰国引进教团。这种互相学习及补充，历时四、五百年，对南传佛教的发展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影响很大。
　　十三世纪以后，斯里兰卡长期战乱频仍。十六世纪以后，西方葡萄牙、荷兰、英国殖民者前后入侵，统治斯国长达４４１年，他们提介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受到极大压迫。
　　十九世纪后叶睛群有志护国卫教的佛教徒，唤醒民众起来用间接的方法抵抗英国殖民政府。其中有位杰出的比丘羯那难陀(Ｍahotti Ｖatta Ｇunananda)，与基督教举行公开辩论多次，彻底击败了基督教徒，大大振奋了斯国人心，引志国际人士的反应与同情。当时还有斯国达摩波罗居士及美国奥尔高特上校夫妇，进行佛教复兴和复国活动，取得极大的进展。斯国终于在１９４８年２月４日脱离英国获得独立。
　　　　　　　　　　　　缅甸佛教
　　佛教怎样传入缅甸，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定论。缅甸佛教史记载，阿育王曾派遣专教师至金地弘法，有人认为金地即是缅甸南方的现法城(即直通)，泰人坚称是泰国的佛统。也有人说是东南亚某个部分。从考古学上发现，公元二世纪时，早期小乘佛教曾在这些地方存在过，但没有资料证明公元前佛教即传到这些地方。公元５００年时，在室利差呾罗国(Ｓriksetra)，即缅甸中部旧勃朗，有小乘佛教流传过。八世纪时密教一度在民间影响很大。
　　十一世纪，阿奴律陀(公元１０４４～１０７７)统一缅甸后，佛教史记载，有两派僧人存在：一是首都蒲甘一带的阿利僧派(Ａri)，人数约一万，可能属于后期密宗的一系，行为堕落放荡，信众六万余人。一派是南方孟族人直通的上座佛教，僧众戒律庄严，精研三藏。因此，阿律陀迎请直通上座部僧团及巴利三藏至蒲至蒲弘扬，驱逐阿利僧派。其子康瑟达王(公元１０８４～１１１３)更为英明勇敢，也是一位极虔诚的佛教徒，是孟族文化上座部佛教形成和传播的关键人物，使佛教在蒲甘普及起来，灭掉原有的大乘密教。
　　斯里兰卡在波洛罗摩婆诃治下，以及在十二、十三世纪，佛教得到极大的繁盛，吸引很多东南亚比丘至斯国受戒及求学。缅甸孟族僧人车波多，在斯国大寺留学十年，１１９０年回缅，创立了斯里兰卡系僧团，与直通旧上座僧团相对立。
　　到公元十五世纪，原有孟族僧团及斯里兰卡系的僧团互相对立，此时斯国系的僧团又分为多派，更由于多种民族的不同，缅甸上座部佛教更加复杂。达磨悉提王(公元１４７３～１４９２)提倡佛教改革和净化，选派僧众四十四人至斯里兰卡，在大寺重新受比丘戒。他们回国后，建立“庄严结果”戒坛，依斯里兰卡大寺制度，举行如法如律传戒仪式，规定比丘重新受戒，不合法的命令舍戒还俗，至此缅甸三百多年僧团的分裂，重归统一。
　　此后历代国王大多护持佛教，广造佛教塔寺，鼓励僧众研究三藏，特别是阿毗达磨，形成顷族佛教的传统学风。１９８６年元旦，英人宣布统治缅甸。后来很多佛教徒起来号召反抗英人的殖民统治，缅甸于１９４８年１月４日获得独立。
　　泰国佛教
　　泰国立国之前，佛教已传入泰境。依泰国著名历史学者丹隆亲王的研究，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上座部佛教的传入：公元前三世纪，印度阿育王护持第三次结集后，曾派遣九个僧团传教往外地弘法。其中一团由须那与郁多罗率领前往金地。但金地方位现已不能确定，有人认为泛指下缅甸，泰人主张在泰国，以佛统为中心。公元六世纪，孟族人在佛统一带建立了堕罗钵底国，从考古遗物上判断，流传上座部佛教。此国在九、十世纪时，被柬埔寨安哥王朝所灭。
　　二、大乘佛教的传入；公元八世纪，印尼室利佛逝王朝国势强盛，信仰大乘佛教，传教师越海传教至马来亚、泰境南部、柬埔寨等地。公元九世纪至十二世纪，柬埔寨安哥王朝兴盛，信爷婆罗门教及大乘佛教，势力伸展至泰境，如罗斛、素可泰、披迈等地。出土文物有多种佛像及菩萨像，使用梵文佛典。
　　三、蒲甘佛教的传入；公元１０４４年，顷甸阿奴律陀建立强盛的蒲甘王朝后，实行佛教改革，热心推行上座部佛教。泰族人在泰境北方建立兰那和兰沧两个小国，因受蒲甘佛教的影响，信仰上座部佛教。后来兰沧一系向泰境东北发展，就成了以后的老挝。
　　四、斯里兰卡佛教的传入：在公元１２５７年以前，据传有一位斯里兰卡罗睺罗比丘，由蒲甘到泰南的六刊弘法，成立斯里兰卡僧团，很得国王和人民的信仰。泰人于１２５７年正式建立素可泰王朝(公元１２５７～１４３６)后，即造寺供养来自六坤的斯里兰卡僧团。至此原先传自柬埔寨的大乘佛教开始逐渐衰亡，而早先由蒲甘传入的上座部也一蹶不振。
　　素可泰王朝建国后，即提倡弘扬斯里兰卡佛教。到第三代坤蓝甘亨王(公元１２７７～１３１７)，特别致力弘布斯里兰卡佛教，于斯国通好，选派比丘或比丘自由前往斯国求戒和学习，当他们回国后，成立僧团，戒德庄严，精研三藏。不久素可泰全国就完全转信上座部佛教。以后的大城王朝(１３５０～１７６６)、吞武里王朝(１７６７～１７８３)、曼谷王朝(１７８２～至今)都以南传上座部佛教为唯一的信仰，并热心发扬。他们建寺造塔，整编经典，提倡巴利语及教理研究，建立僧伽制度，注重僧众教育。
　　曼谷王朝拉玛四世(公元１８５１～１８６８)，即王位前曾出家二十七年，创立法宗派；而原有之僧团就称大宗派。因此泰僧团分成两派至今。由于泰国佛教的兴盛，曾影响柬埔寨及老挝。当公元１７５０年，斯里兰卡佛教衰微时，泰国僧团曾受邀分三批往斯国传授戒法，复兴了斯国僧团。
　　　柬、老、傣族佛教
　　柬埔寨在公元一世纪时，即建立强大的国家，初称扶南(一世纪顷～５５０)，受印度文化及宗教影响，信婆罗门教和大乘佛教。六世纪中期，国号真腊(公元５５０～８０２)，以信仰婆罗门教为主，次为大乘密教。九世纪初建立安哥王朝(公元８０２～１４３２)，也是信仰婆罗门教及大乘密教。这时建造的安哥王城及安哥多座石雕艺术，成为亚洲宗教艺术史上的不朽伟构。至十三世纪，即安哥后期，斯里兰卡上座部开始传入，梵文渐趋衰退。１３０９年柬埔一块巴利语最古碑铭记载，舍耶跋摩波罗弥斯罗，曾首先正式护持斯里兰卡的佛教僧团。他的女婿法昂，后来统治老族人而建立了南掌国。十五世纪以后，柬埔寨从泰国传入上座部佛教，全国信崇。
　　老挝史上明确记载有佛教信仰的，是从法昂王(公元１３５３～１３７３)建立南掌国开始。法昂自幼在柬寨长大，从高僧受教育，熏陶很深，当他回老挝时，携带著名的勃拉邦佛像，并引进柬埔寨上座部佛教，致力发扬。十六世纪，福提沙拉敕令独尊佛教。至１６３７年苏利那旺沙王时，国家长期安定繁荣，政治修明，注重佛教发展，使老挝成为当时东南亚佛教中心，不少泰国及柬埔寨僧众前往永珍学习佛法。以后由于国家战乱及法国殖民统治，佛教亦随国势而衰微。
　　傣族佛教司于中国佛教的一支，但是奉行南传上座部佛教。一千三百多年来，它盛行中国去南的西双版纳、德宏等地区，近代颇受国人佛教徒及学者的注意。那里是边疆民族，住有傣族８４万人、布朗族６万人、独龙族１.３万人、阿昌族２万人、佤族３０万人，全民信仰上座部佛教，保存有傣文拼音的巴利语三藏。佛寺、佛塔、着黄色袈裟的僧人，到处可见，呈现一片清净祥和的景象。傣族地区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八世纪后曾先后属于南诏和大理，但在民族和宗教文化上则与其他地区相异。傣族地区民族和泰国的泰族、老挝的老族、缅甸、老挝、斯里兰卡佛教的影响。傣文史资料说，傣族地区佛教自孟人金地传入。西双版纳最早的佛寺是瓦巴姐寺(Ｖabujie，意为森林之寺)，建于公元６１５年，把以，大约公元七世纪初，上座部佛教从缅、泰境内传入泰族地区。到八、九世纪，佛教在西双版纳已很普遍，稍后再流行到其他民族地区。

第一章　佛教传入前的社会与宗教
作者：净海


　　第一节 社会情形
　　斯里兰卡(Ｓrilanka)位于印度东南印度洋中，从地图上看，北部较尖，南部宽圆，形似一个梨子。地势四面沿海低平，中央山地高耸。位置北纬５.５５度至９.５１度，东经７９.４２度至８１.５３度。面积６５，６１０平方千米。西北隔保克海峡与印度相对，距离约２１０英里。其间有一连串小岛，构成著名的亚当斯桥(Ａdam’s Ｂridge)，将斯里兰卡岛与印度大陆连成一气。
　　斯里兰卡人口，依公元１９６３年统计，共１０，６２４，５０７人。总人口中，佛教徒占６４％强，印度教徒２０％，基督教徒９％弱，伊斯兰教徒６％强，余为其他信仰者。其中印度教徒对佛教是容受的，如加入计算，则佛教徒占总人口８０％以上。至１９９６年，人口已增至１８，１００，０００人。(１.亚洲民族精神研究会编：《亚洲近代化的研究》，第２８５页上。２.《世界通览》第一卷，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１４页。)
　　斯里兰卡古称“楞伽”(Ｌanka)，或“楞伽岛”(Ｌankadvipa)，至今斯里卡本国及东南亚上座部佛教图案国家，仍都称其为“楞伽”。楞伽本是一山名，也以此名称全岛。当雅利安人抵达斯里兰卡，起梵文名“狮子岛”(Ｓinhaladvipa)，后阿拉伯人依此音称为Ｓerendib，大食人也称Ｓirandib。我国高僧法显《佛国记》中说：“(由印度海口)载商人大舶泛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风昼夜十四日到师子国。”(《大正藏》第七１册，第８６４而)《十二游行经》作“斯黎”，玄奘《大唐西域记》称“僧伽罗国”。《经行记》称“师子国”、亦名“新檀”，《岭外代答》、《诸蕃记》称“细兰”，《宋史注辇传》称“悉兰池国”，《岛夷志略》、《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及《明史》称“锡兰山”，《元史》称“僧伽刺”，又作“信合纳”，西人称“锡兰”(Ｃeylon)这些都是狮子(Ｓinhla)的对音。１９７２年正式宣布改国名为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的另一古名称“红掌岛”(Ｔambapannidvipa)，亦译“铜掌岛。”其典故是当斯时兰卡第一代王毗阇耶(Ｖijaya，公元前４８３～４４５)与随从(岛史(Ｄipavamsa)ＩＸ.３０，(Ｍahavamsa)Ⅵ.４７记载，毗阇耶王与随从七百人一般，妻子七百人一船，子女等一船，分三船向远岛航行，其中两船行方不明，只毗阇耶王一船抵达铜掌岛。后来征服岛上的土著，成为斯里兰卡第一位开国之王。)自印度至斯里兰卡西北登岸时，以手取土块而染红手掌，如红铜一样。后来希腊人及罗马人称斯里兰卡为“多波罗盘”(Ｔprobane)，可能是从巴利语“铜掌”(Ｔambapanni或Ｔampapan)转变而来。
　　据斯里兰卡史记载，往古时斯里兰卡还有三个名称：拘留孙佛时称“呕阇岛”(Ｏjadipa或Ｏadvipa)，拘那含牟尼佛时称“婆罗岛”(Ｖara-dipa)，迦叶佛时称“曼陀岛”(Ｍandadipa)。此外，岛上原有黑矮种民族，称自己的国王为“伊兰”(Ⅱam)，古语为“伊卢”(ＥＩu)，都与“狮子”义相近。(Ｃhusukdi Ｄipayaksorn:《锡兰佛教史》，第２－３页。)
　　梵语Ｄvipa及巴利语dipa，意思都为“洲间之域”，即“岛”、 “洲”、“屿”之义。
　　历史学家考证，斯时兰卡远古的民族为一种“夜叉族”(或译“鬼族”)。再后有“那伽族”(Ｎaga)，那伽译为龙、蛇、象等义。这是因为夜叉族信奉鬼神，那伽族崇拜蛇的关系。他们可能就是原有之“野蛮族”(Ｄravidian或Ｍilakkha)。斯里兰卡历史记载，当雅利安人侵入印度时，原有印度土人野蛮族，有的被征服为奴隶，有的逃抵印度南方，然后渡海至斯里兰卡岛上居住。
　　夜叉族人较多，文化也略高，散居岛上中南部各地区，祭拜鬼神及有各种奇异的仪式。那伽族人抵岛上，大多住在北部平低地区。后来两族都被后到的雅利安族征服及同化，彼此通婚，信仰和语言渐趋一致，因而混合成为“狮子族”。(Ｃhusukdi Ｄipayaksorn：《锡兰佛教史》，第５－８页。)
　　约公元前五、六世纪，雅利安人从印度西垂海岸到达斯里兰卡，同时也引进了雅利安文化，重要的有五个方面：１，建筑，其构型、涂色、绘刻，都与当时印度非常相同。２，技术，如耕种方法、器具应用、武器等。３，语言，初至斯里兰卡的雅利安人，多数为农民，他们所采用的是当时印度北方一种通用语言，这种语言与巴利文有混合发展的关系，后来渐转变成“僧伽罗语”(即“狮子语”)。４，风俗习惯，即雅利安人社会各种制度，如种族阶级、礼仪等。５，宗教，即婆罗门教的宣扬和信仰。
　　据罗睺《锡兰佛教史》年表记载：自毗阇耶王至斯里兰卡于公元前４８３年建立毗舍耶王朝，传至第四代半荼迦婆耶王(panduabhaya，公元前３７７～３０７年)，以阿耨罗陀城(Ａnuradhapura)为永远王都，前后连续达１２００年之久。
　　佛教传入斯里兰卡里以前，当时的社会情形，人种阶级已经形成，主要分为四姓：１，王族，统治国家军政。２，婆罗门，即宗教师，负责教育和技艺的传授。３，商农，负责经商和耕种。４，首陀，受雇为人工作。四姓阶级划分为严格，很不平等。王族和婆罗门属贵族，分掌政治和宗教权力，商农为普通平民，首陀属奴隶贱民。而且各族世代沿袭相承，不相通婚。在各种族中，又分很多等级。
　　这时岛上已流行两种节日庆祝：一种称“戏水节”(僧伽罗语为Ｓaliakilita)，时间在斯国历法七月十五日圆日，即阳历五、六月之间。全国人民到处欢乐地作泼水游戏，因为这时也是最热的夏季。国王也参加此种庆祝。(Ｗalpola Ｒahula:Ｈistory of Ｂuddhism in Ｃeylon，第３０页。)另一种称“狩鹿”，即集体用弓箭射猎鹿群等，国王也同样参加。除此，还有耕种和收获的庆典。据斯里兰卡史记载，在半荼迦婆耶王时，政治已很进步，设立了地方政府，实施各种工程建设，如在都城阿耨罗陀，掘了很多蓄水池、水井等工程。
　　　第二节　　宗教情形(本节取材自Ｗalpola Ｒahula:Ｈistory of Ｂuddhism in Ｃeylon，第３４－４７页。)
　　在半荼迦婆耶王时，斯里兰卡信仰一种宗教，这种宗教分为两派：一是白衣派，一是裸体派，都属邪教。后者教区在阿耨罗陀都城各处，国王建寺及房舍供养他们。除裸体教徒，当时还有各种苦行外道，国王也建寺供养他们居住。
　　佛教传入斯里兰卡前，岛上流行崇拜祖先。史书上记载，半荼迦婆耶王及他的人民，认为忠实和拥护国王的人死后，将变成鬼神，时时刻刻会用心识来保护与他们有关系的人。这种观念，后业就由崇拜祖先，转变为崇拜天神，认为天神有大威力可以保护人，也可惩罚作恶的人。还有人相信人死后，有引起会变为家宅鬼神，来保护家宅，他们同时也可毁坏恶人的宅。从崇拜祖先，变为崇拜天神，后来产生很多神的名字，如各种工艺神、城神、山岳神等，有些并建祠供奉。
　　斯里兰卡要未有佛教前，也流行崇拜树木，认为树木有灵，有神力。有些树木被敬称为“支提”(Ｃetiyq塔或庙)，特别受人民崇拜的树，为榕树和多罗树。
　　除以上所说，又证明在佛教传入斯里兰卡前，婆罗门教及裸体外道(耆那教徒)已先传人。如在半荼迦婆耶王时，曾建有婆罗门教神殿及教徒居住的寺庙，耆那教徒也有寺庙。后来天爱帝须王(Ｄevanam-Ｐiyatissa)，公元前２４７～２０７)在佛教传入时，曾限制他们居住的地区。在天爱须王以前，者那教在斯国是很只盛的，建了很多寺庙。其中有三个寺庙很有名，并有三位著名的教领，寺庙就用他拉的名字。其中一寺称“室利寺”(Ｓri Ａrama)，最为发达。据斯国历史记载：此耆那教寺，后来被毁坏，就建立了佛教的无畏山寺(Ａbhayagirivihara)。到佛教在斯国兴盛后，耆那教渐形衰亡，各耆那教寺，也为佛教寺院所代替。
　　在半荼迦婆耶王时代，还有很多道僧人，如邪命外道、梵志、若行外道、外道沙门等。此外，在佛教佛入斯国前，也流行相卜卦及长期符术等。

第二章　佛教传入斯里兰卡的初斯
作者：净海


　　斯里兰卡的《岛史》和《大史》二书，开头第一章就依传说记载，佛陀曾五次往访斯里兰卡岛。(《岛史》Ⅰ，第４５－４８页，Ⅱ第１—６９页；《大史》Ⅰ，第１９—８４页。第一回在成道后第九个月，地点在风在摩醯央伽那塔(Ｍahyiyangana-cetiya)，当时为土著夜叉族所居之地，到达龙岛(Ｎagadipa)训诲大腹龙(Ｍahodara)和小腹龙(culodara)，伯甥之间互相争夺摩尼珠座床之事，佛陀使他们归于和睦。第三回在成道后第八年，随行有五百比丘，到达迦梨耶尼(Kalyani)，受大腹龙之伯摩尼眼龙王供养；然后升至须摩那峰(Sumanakuta)留下足印，此处后来被称为“圣足山”(Siripada)，西方称亚当峰(Adma's Peak)。中译《善见律》卷三也有类似传说：“于此师子洲，释迦如来，已三往到：第一往者，教化夜叉已，即便敕言，我若涅槃，后我舍利留住于此。第二往者，教化舅妹子生龙。此前二到如来独往。第三往者，有百比丘围绕……”。(《善见律》卷３，《大正藏》，第２４卷，第６９１页。)
　　约在公元前三世纪，佛教正式从印度传入斯里兰卡，此即印度名王佛教护法者阿育王，在第三次结集后，派遣佛教传教师至名地经应运　。当时派遣至斯国的，由摩哂陀(Ｍahinda)长老领导，据传是在公元前２４６年。他是阿育王的儿子，(摩哂陀(巴Ｍahinda,梵Ｍmahendra)阿育王子，母为中印度郁支国(Ｕjjeni)南山卑提写村(Ｖedisa)大富长者之女，后立为王后(devi)。摩哂陀年二十从目犍连帝须出家。另据《大唐西域记·僧伽罗国》(卷１１)说，摩哂陀是阿育王之弟，名摩醯因陀罗，即为梵文Ｍahendra的对音。)是被公认将佛教传入岛上的第一人。
　　事实上，印度和斯里兰卡两国，自毗阇耶王时起，关系就非常密切，领导阶级的种族和文化都来自雅利安族。在摩陀未至斯国前，可能是先有印度佛教徒把佛法到斯国，但基础尚未稳固，也没有显著的发展。至阿育王统治印度盛世，正值斯国的天爱帝须王，两国关系更臻友好，阿育王也可能先派使节至斯国，增进邦交及介绍佛教给天爱帝须王。
　　随摩晒陀同至斯国的有四位比丘：伊帝耶(Ｉttiya)、郁帝耶(Ｕttiya)、三婆楼(Ｓambala)、跋陀沙罗(Ｂhaddasala)。原因是为了适应边区国家的要求，有五位比丘依律就可以传授戒法。一位沙弥须摩那(Ｓumana)，是摩哂陀姊姊的儿子。摩哂陀之姊即后来出家的僧伽密多(Ｓanghamitta)比丘尼。还有一位半荼迦(Ｐankuka)居士，是摩哂陀的外甥，后来也在斯国出家。(《岛史》ⅩⅡ，第１３，２６页，《大史》Ⅶ，第７页，ⅩⅢ，第１８－１９页。)
　　巴利文献记载此事，摩哂陀的僧团七人，到达斯国是在七月十五日，与天爱帝须王在弥沙迦山(Ｍissaka)相见。引山在阿耨罗陀城东九里，那时国王正在狩猎一只鹿。因斯里兰卡王和阿育王很友好，当与阿育王派遣的摩哂陀僧才相会时，非常惊异而高兴，热忱接待。(Ｗ.Ｒahula:Ｈistory of Ｂuddhism in Ｃeylon，第４９－５２页。)
　　摩哂陀与天爱帝须王初次会见，谈话就很契机而具有智见。摩哂陀知道国王可以接受佛法，于是第一次即为王宣说《象迹喻小经》。此经内容：开始叙述三宝，次说皈信佛教，再次说出家比丘法，净修梵行，舍恶为善，目的是为了达到涅槃。经中又讲到四圣谛等法。(Ｗ.Ｒahula:Ｈistory of Ｂuddhism in Ｃeylon,第４９－５２页。)
　　摩哂陀又特别向天爱帝须王说明完善僧团组织的情形。国王和大臣们听完后，都得到希有的欢喜而皈信佛教。当天要恭请摩哂陀前往都城，但摩晒陀希望就在山上驻锡。
　　第二天早晨摩哂和随员一起进城，受到国王盛大的欢迎，并迎请至王宫供养。因为国王对佛法非常的虔信，摩哂陀在心中感觉佛教已可以岛上弘扬。受食完，摩哂陀在王宫中为说《饿鬼事》及《天宫事》。此两经是讲述人在死后，依凭各人心识的业力，上生天宫或下堕地狱。同时两经的内容，也很适合当时听者的根机。因为那时斯国人也信仰人在死后心识的转生，与他们原有的信仰没有抵触。接着说四圣谛及轮回大事，要消灭生死轮回之苦，只有修证四圣谛法，转风成圣。摩哂陀见很多人非常专心聆听，继续又讲《天使经》，使人了解作善为为恶的因果，能去恶为善未来将可获得安东。又说《智愚经》，教人分别善恶的性质。最后劝人遵守佛教戒律。法味深入听者心中，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甘露法”。(Ｗ.Ｒahula:Ｈistory of Ｂuddhism in Ｃeylon,第４９－５２页。)
　　国王请摩哂陀的僧团，在离王宫不远的“大云林园”(Ｍahameghavana-udayana)驻锡，供养种种饮食和资具，并且每天问安礼敬。后来大云林园国王供养摩哂陀僧团，并向人民宣布佛教在斯国的成立。据说，从国王至臣民，七天之内，就有八千五百人皈依佛教。(１.同上。第５２页。２.了参：《锡兰佛教》，收在《中华佛教百科全书》(九)，５５３２页。)
　　不久，摩哂陀开始计划，要建筑一座伟大的道场，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大寺”(Ｍahavihara)，此寺后来一直是斯里兰卡上座部(佛灭后一至二百年间，佛教在印度先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后再由根本二部分为十八部或二十部等。传至斯里兰卡的佛教(大寺派)，是属上座部的分别说系的铜牒部。但斯里兰卡流传的大寺派佛教，一向自尊为正统的上座部。)佛教文化和教学的中心。
　　一天，国王心中想，佛教到了这样地步，是否已经在斯国成立，于是他去问摩哂陀。摩哂陀答：“虽然到了这样地步，佛教尚未在斯国建立。因为要佛教基础稳固，必须要有善男子善女人在佛教中发心出家，修学佛法及奉行戒律。”这个想法立刻得到国王的支持，准许斯国人民不分男女能依法出家，使佛教在斯国永远传承下去。
　　摩哂陀长老在阿耨罗陀城住了二十六天，因到了安居期，就回到弥沙迦山。在离城的那天，有天爱帝须王的王孙叫“阿利吒”(Ａrittha)及另五十五人，一同出家为比丘，半荼迦居士也在同一天中受比丘戒。这时摩哂陀僧团中央共有六十二位比丘，开始实行在斯国的第一个安居。国王依僧团所需，供养一切无缺。(Ｗ.Ｒahula:Ｈistory of Ｂuddhism in Ｃeylon,第５６页。)
　　后来有一位王妃叫“阿耨罗”(Ａnual)及随侍宫女，也希望能出家为比丘尼。摩哂陀知道情形后，就请求派遣使者去印度阿育王处，要求礼请僧伽密多上座比丘至斯里兰卡，同时并请求大菩提树分枝至斯国栽植。天爱帝须同意了。至于希望出家的王妃及宫女们，在等待僧伽密多来到前，先至“优婆夷精舍”(Ｕpasika-Ｖihara)住，遵守十戒。
　　僧伽密多率领十位比丘尼并携带大菩提树的分枝到了斯里兰卡，王妃及宫中女子一千人，首次出家为比丘尼。后来优婆夷精舍重新修建，改名为“系象柱寺”(Ｈatthala-hakavihara)，或俗称“比丘尼寺”(Ｂhikkuni-Ｐassaya)。僧伽密多也住在此寺，领导比丘尼僧团。(Ｗ.Ｒahula:Ｈistory of Ｂuddhism in Ｃeylon，第５７页。)
　　三月安居结束后，摩哂陀向国王建议筑一塔，供养佛陀的右颈脊舍利，及其他佛舍利、佛钵等。佛舍利，佛钵等是须摩那沙弥代替摩哂陀及斯里兰卡国王，向阿育王请求得来的。佛塔建在弥沙迦山上，后来此山因此改名为“塔山”(Ｃetiya-Ｐabbata)，即现在阿耨罗陀城“塔寺”(Ｔhuparama)，这是斯国佛教史上第一座佛塔。
　　关于栽植大菩提树的分枝，非常隆重。因为阿育王曾派了很多专人在途中护送，分枝第一次栽植全国各地，至少已有三十二处。这一棵圣树使两国的关系更为密切，也被认为佛教在斯国建立稳固基础的象征。(Ｃ.Ｄipayaksorn:《锡兰佛教史，第６８—６９页》。)
　　斯里兰卡出家的比丘逐渐增多，天爱帝须王又建了很多佛寺。如“自在沙门寺”(Ｉssraasama narama)是为了贵族人出家住；“吠舍山寺”(Ｖessagiri-vihra)，是为了一般人民出家住。又在都城中为僧人建筑大食堂，称为“摩诃巴利””(Ｍahapli)。传说，又在瞻部拘罗宾头那(Ｊambukolattana)建一佛寺，在南部建一“帝须大寺”(Ｔissamaha-Ｖihara)。据说后来比丘达到三万人。(Ｃ.Ｄipayaksorn：《锡兰佛教史》，第７０页。)
　　摩哂陀三十二岁时至斯里兰卡，八十岁时在“塔山”圆寂(公元前１９９年)，戒腊六十年，为斯里兰卡郁帝耶王(Ｕttiya，公元前２０７～１９７)在位的第八年。摩哂陀长老的骨舍利，建塔供在都城。次年，僧伽密多长老尼也在“比丘尼寺”圆寂，骨舍利塔现在还在“塔寺”前侧。(Ｈistory of Ｂuddhism in Ｃeylon,第５９－６０页。)
　　摩哂陀长老在斯里兰卡，不仅传扬佛教很成功，而且丰富了斯国的文化，如佛寺、佛塔建筑艺术等。他并带了三藏注释到斯国，(Ｈistory of Ｂuddhism in Ｃeylon，第５９－６０)后来有比丘用巴利文及僧伽罗语著作，这促进了斯国文学的发展。至觉音论师时，三藏注释的僧伽罗语，又译为巴利文。
　　总之，摩哂陀至斯里兰卡，不但增进了印度和斯里兰卡两国友好的关系，也为斯国开创了新佛教信仰，促进了文化的蓬勃发展，使其成为佛教化的国家。

第三章　佛教立为国教
作者：净海


　　(本章取材自Ｗ.Ｒahula:Ｈistory of Ｂuddhism in Ｃeylon,第６２－７７页。)
　　佛灭二百年后，即公元前二、三世纪，印度伟大圣君职权育王推行仁政，热忱护持佛法，立佛教为国教。佛教自传入斯里兰卡后，得到天帝须王的尽力护持，发展十分顺利，也很快地成为斯里兰卡的国教。
　　最重要的一事，是天爱帝须王受摩哂陀长老的引导皈信佛教后，请求摩哂陀在全岛各地建立“戒坛”传授戒法，度本地人出家，使僧种住世不断，佛法长久兴盛。这一传授戒法，从公元前三世纪起，影响到现在南传上座部的传承不绝。
　　到公元十世纪中期，以前国王都必须皈信佛教，至摩哂陀四世(Ｍahinda Ⅵ，９５６～９７２)时，国王不只皈信佛教，而且必须要奉行“菩萨道”。在斯国古都阿耨罗陀城祗园寺，有一摩哂四世碑铭说：“不行菩萨道，不可为斯里兰卡国王”。又说：“从无上智能的佛陀，接受这种信愿。”
　　末罗王(Ｋitti Ｎissanka Ｍalla １１８７～１１９６)在他的碑铭上说：“斯里兰卡是佛教国家……非佛教徒不能受承王位。”
　　公元十二世纪，斯国一本《供养史》(Ｐuja-vliya)诗集里，清楚地提到人民的信仰：“斯里兰卡是属于佛陀的，充满三宝财藏，所以未有邪信者能做国王长久，加过去的夜叉族。纵使一个非佛教徒，有力时能统治斯里兰卡一段时间，但佛教特殊的力量，会使他无法传承下去。因为斯里兰卡适合信佛教的国王统治，所以只有信佛的国王，王基才能永久”。
　　斯里兰卡有一历史文件叙说，坎底的末罗婆多寺(Ｍallavatta)僧团，呈文至荷兰沿海边区殖民官福克(Ｆalk １７６５～１７８５)说：“斯里兰卡法律第一条规定，国王不可停止信仰佛教，改信他教。”
　　公元１８１６年六月十三日，英国一斯时兰卡殖民官员布朗里(Ｂrownrigg)写信至英国专勃福斯(Ｗilliam Ｗilberforce)说：“现在可以证明，坎底王朝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人民平常相信佛陀会保护他们的国王，抵抗外人的势力。”
　　斯里兰卡国王即使原先不信仰佛教，即位后也要皈信佛教。就是不信佛教，也要依着佛教的风俗奉行。这种风俗成了斯国沿习的法律，而不须用文字与明出来。国家与佛教有极密切的关系。当政府有任何重大事件，必须先征询佛教僧团的意见，而佛教也一样，须依赖政府的保护。如有比丘犯了净戒，失去比丘身份，僧团判定还俗，也须依靠政府的力量执行。
　　斯里兰卡国王被称赞为居士(俗人)中保护佛教的领袖。公元十二世纪摩哂陀四世宣布，受立为国王，就是为了卫护佛陀的衣钵。护卫佛教，要对佛教作最高的信奉；有责任保护佛教，使佛教保持清净。若佛教受到外面的压迫，或产生无耻的比丘，国王要立法禁止或除灭。当僧团发生争执，不能自己解决时，国王也有责任处理。例如《大史》记载：迦尼罗阇那帝须王(Ｋanira-janutissa，８９～９２)，曾参加无畏山寺处理佛教事务。这不管是国王受邀请，或自认为须要参加，都是一件很特别的事。
　　国王虽有很大权力，但没有力量命令僧团。如摩诃斯那王(Ｍahasena,３３４～３６２)时，有一位帝须上座(Ｔissa)信持祗园寺，因犯严惩戒律，政府欲令还俗，但须经过僧团判决，实有其事，两方面才可以共同执行。又尸罗迷伽王(Ｓilameghanna,６１７～６２６)曾要求大寺派僧人与无畏寺派僧人，共同举行诵戒，但大寺僧人不愿合作，国王也无办法。又有一次，驮都波帝须二世(Ｄat hopatissa Ⅱ)的作为，不能满足大寺僧人的要求，而实行覆钵无言抗议，不接受国王的供养。
　　有时为了佛教或道德问题，教团与政府之间发生争执，但未至严重严重分岐的阶段，僧人也从未把力量反对政府，只有以佛教的力量，协助政府。有时发生内战，王族相争，或国王与文武官员之间生起争执，佛教往往从中和解平息。有时王位继承人，也向佛教僧团征求意见。僧人有责任引导人民谋求幸福，及对国王忠诚，促进国家的进步。
　　佛教当然也增加国家的负担。为了僧团的组织，保持僧团的清净，推行佛法，维护佛寺道院，政府须要预算协助维持或修理。但佛教对国家和人民的贡献，是普遍而传伟大的。因为僧人有丰富的学识，高深道德的修养，人民从僧人受教育，及道德熏陶，佛寺就是文化淘治和教育的地方。国王以僧为师，贵族子女也从僧人学习。佛法广被，使人民得到幸福安乐，国家和平富强。
　　国家法律，曾禁区止每月十五日(斯国阴历)买卖。如有人不遵守，将爱到罚款，作佛教公益之用，或罚油钱作为佛前灯明。如无力罚，须凤相等劳力为寺服役。因为南传佛教国家，从前是以佛日为政府与民众的休息日，也为便利教徒，有时间进佛寺听经、闻法、斋戒等。每月有四个佛日，(佛日：南传佛教国家，每月规定有四个佛日，即佛制的八日、十五日、廿三日、三十日(月小为廿九日)。逢十五日及三十日，僧众则集会举行“诵戒”仪式。)十五日是重要的一天。
　　斯里兰卡过去有多位国王，曾公布“禁止杀害畜生”的命令，奉行佛陀不杀的教诫，因此曾有很多饲养禽畜为业的人改行。
　　政府供养具有才能及有职位僧人的饭食。如佛使王(Ｂuddhadasa)时，曾规定供养全国说法僧人的饮食、用物及侍役人。哇诃罗迦帝须王(Ｖobarikatissa，２６９～２９１)曾施舍三十万货币，使僧人脱离借债。
　　从印度得来的佛辽舍利，被视为国宝。天爱帝须王时携带至斯里兰卡的佛钵，供奉在王宫中，也同样被认为是国家的珍宝。佛舍利中，以佛牙最受重视。佛牙与佛钵被称为斯国两样最希世的圣物。
　　古时斯里兰卡有些国王，为了表示对佛教的虔诚，在作大功德时，曾短期地施舍自己的王位或国土奉献佛教，把国家委托大臣们处理，这当然是在国家太平无事时。如施舍期内，偶然发生事变，国王可以及时恢复管政。这种施舍的仪式，表示对佛教最高的崇敬，为佛教作最大的贡献，同时也影响到全国人民对佛教的信仰。因为国王和人民，认为佛教是最高无上的。佛教为国家带来教化、秩序、进步、和平和安乐，佛教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光荣。
　　总之，当佛教在斯里兰瞳成为国教后，佛教对社会的贡献和影响力是很大的。佛教也受到国家和人民的支持，譬如建筑佛寺、佛塔、精舍，作弘扬佛法道场之用，这使佛教巩固，也使社会和国家时步。

第四章　佛教发展的时期
作者：净海


　　(公元前１９９～公元９１２年)
　　第一节　　全国成立僧团
　　依《大史》及现代学者研究，公元前２３２年，摩哂陀长老与斯里兰卡比丘，在阿耨罗陀城的塔寺(Ｔhuparama)，举行斯国佛教第一次三藏结集(《大史》称第四次结集)，以印度佛教史上的第三次结集的藏为依据，十月完成，由天爱帝须王护法。这次结集，是为了巩固斯国佛教(Ａdikaram:Ｅarly Ｈistory of Ｂuddhism in Ｃeylon，第５６页。)。
　　印度佛教第三次结集，才用文字记录过去一向口诵心记的三藏。摩哂陀领导的僧团至斯国传教时，携有巴利文三藏。但不久斯国比丘用僧伽罗语继续为巴利三藏写注释或义疏。这可能是为了便利不懂得巴利佛法的人，或当时斯国比丘不能以巴利文注疏三藏，而且将原巴利三藏译成僧伽罗语。(1.Ｗ.Ｒahula:Ｈistory of Ｂuddhism in Ｃeylon，第５９－６０页。2.前田惠学：《原始佛教圣典的成立史研究》，第６００－６０３页。)所以现存南传巴利三藏之注释义疏等，直至伟大的觉音论师至斯国后，领导还原译成巴利文。
　　摩哂陀在斯里兰卡弘法四十八年，佛教遍布全岛。也使得以后的佛教，在民间得到快速的发展。依《大史》所记，那时有大小佛寺数百座。供养比丘，建造了多座佛教寺院。统治斯国南方罗诃那(Ｒohana)的迦色帝须(Ｋakavanna-Ｔissa)王及其他统治者，在各地建了多所佛寺。留存至现在而有名的，即帝须大寺(Ｔissamaharama)和质多罗山(Ｃitala-Ｐabbata)，为修习止观法门的中心。迦罗尼耶王(Ｋalaniya)是斯里兰卡西部著名的佛教传扬者。迦色帝须王的幼年王子帝须(Ｔissa)，在斯里兰卡东部提迦婆毕(Ｄighavapi)，也非常拥护佛教。这是斯里兰卡时进步繁荣的时期，人民过羊幸福安乐的生活。(Ｗ.Ｒahula:Ｈistory of Ｂuddhism in Ｃeylon，第７８页。)
　　但是约在公元前１４５年，南印度的陀密罗族(Ｄamila)朱罗国(又译注辇Ｃhola或Ｃola，今印度科罗曼德海岸Ｃolomandel)带兵渡海，攻下阿耨罗陀城，史称伊拉罗王(ＥＩara)，统治达四十五年。所幸北部虽被敌人侵占。而南方罗诃那(Ｒuhunu)仍为自主之地。不久，南方迦色帝须王的儿子度他伽摩尼(Ｄttha-Ｇamami)长大。英明勇敢，开始用兵收复失土，战胜而杀了伊拉罗王，在阿耨罗陀登位(公元前１０１～７７年)。他在战争期间，宣布口号说：“不为国土，而为了佛教”。战争结束后，因全国人民的觉醒，斯国进入了一个生气蓬勃的新时代。同时，国王又尽力推行佛教，全国都皈信三宝。(W.Rahula:Histroy of Buddhism in Ceylon,第79页。)
　　度他伽摩尼王时，全岛佛教非常兴盛。国王命令在都城建造大塔(Mahathupa,原名 Ruvanvalisaya)、弥利遮婆提塔(Milicavatti)，及大寺九层铜殿(Lohapasada)。铜殿的高、广、长各达一百肘(约１５０英尺)，内有僧舍千间；因顶部涂有黄铜，故称铜殿。铜殿下层全用花岗岩石柱，这些石柱遗迹至今仍存在。项在佛教徒普遍庆祝的“卫塞日”(Visakha Day)，依《大史》记载：也在此王时首次举行，他曾参加庆典达二十五次；其他国家人民，也有很多人至大塔朝拜供养。(同上，第８０页。)
　　度他伽摩尼王的弟弟信帝须(Saddha-Tissa)继位(公元前７７～５９)后，同样热心护教，建造多所佛寺，如著名的南山寺(Dakkhi nagirivihara)。大塔也是他在位时继续建造完成。落成之时，有印度各处名寺十多位长老赶往参加。
　　约在公元前４３年顷，斯里兰卡佛教发生重大事变。罗诃那有一婆罗门帝须(Tissa,或称提耶Tiya)，与南印度陀密罗族七人领袖，率军在斯里兰卡摩诃提他(Mahatittha，即现在的马塔Mannar)登陆，与斯里兰卡毗多伽摩尼王(Vattagamni，公元前４３～１７)战争，以强力攻下阿耨罗陀城。毗多伽摩尼王逃入山中住了十四年。在这期间，因战争发生大饥荒，人民没有食物，互相残食人肉。甚至连平日受到人尊敬的僧人，也不能幸免，很多人罹难死亡。不少佛寺被迫放弃，包括著名的大寺在内，无人照顾，更有不少僧人逃去印度避难。历史上称这次为“婆罗门帝须饥荒怖畏”Brahmanatis-sadubbhik-Khabhaya,或称为Baminitiyasaya)。(W.Rahula:History of Buddhism in Ceylon，第８１页。)
　　灾难期间，一些有智能和远见的比丘，眼见法难当前，为谋佛教未来的生存，决定将佛陀所宣说的三藏圣典用文字记录下来。因为自摩哂陀至斯里兰卡传教以来，多数僧人不审以口诵心记相传为主，而岛上又时常发生教难，能记忆佛经的人已渐稀少。因此选择当时较安定的中部摩多利(Matale)，集会于职权卢精舍(Alu-vihara)，书写三藏及三藏注释于贝叶上，作永久保存。(W.Rahual:History of Buddhism in Ceylon,第８１－８２页。)这次结集由佛授(Buddhadatta)与帝须(Tissa)两位上座领导，集合比丘五百位，一年完成，由摩多利地方首长护法。此为斯国佛教第二次结集(教史称“第五次结集”)。
　　　第二节　　部派佛教的成立与兴衰(一)
　　当毗多伽摩尼王战胜了陀密罗族后，回到阿耨罗陀复位(公元前２９～１７)。相传毗多伽摩尼王能战胜敌人复位，是因为得到一位大帝须(Mahatissa)上座的大力帮助。国王在逃亡期间，他的一些重要军事将领们，都对国王失去信心，觉得前停茫茫，想判去投靠敌人陀密罗族。但是在途中他们遭到一群强盗的洗劫，就逃去一所咸布伽罗迦寺(Hambugallaka-Vihara)，寺中有一位很有学问的出家人，就是大帝须上座。他们受到上座慈悲的照护。当上座了解他们的意向后，很惊骇地告诫他们说：“敌人是破坏国家和佛教的，没有做出一件好事。”并向他们：“谁是佛教的保护者？是陀密罗族人还是国王？”于是他们回心转意仍愿意效忠自己的国家和国王，并由上座带领觐见国王。国王与大臣们很敌人复国成功后，将致书大德们知悉，请求来相见。”(History of Buddhism in Ceylon ,第８２－８３页。)
　　毗多伽摩尼王获胜后，因不满尼干陀派(Nigandha即耆那教Jaina)外道，就毁了他的山寺(irimonastery)改建为传大的无畏山寺(Abhayagiri-viharn)，供养大帝须上座。国王的五位将军，也建造五所佛寺供养上座，表示感恩和友谊。这也是斯里兰卡佛教史上首次记载，对佛寺与比丘个人的供养(大寺派僧意见)。然而，这却引起大寺派对大帝须的不满，认为他的势力太大，并嫌恶他与俗人太接近(Kulasamattha)，而判他为“摈出罪”(Pabbajaniyakam-ma)。(History of Buddhism in Ceylon ,第８３页。关于《岛史》和《大史》，是出于后世大寺派比丘所编着，他们认为佛教其他的派，都是非法异端，是恶比丘或外道。下面所记，有些固然是斯里兰卡佛教史上的事实，但亦充分含有宗派竞争和排斥的成见。)
　　大帝须上座的弟子多须帝须(Bahalamassu-Tissa)，认为判得不公平，就起来抗议。大寺僧人说他的抗议是愚痴的。是“不净者”，判他除弃罪(ukkhepaniyakamma)，即禁止共同诵戒等。于是多须帝须就带了很多比丘去无畏山寺，不愿再回大寺。
　　这是大寺僧团首次思想见解不同而开始分裂。其实，除了对大帝须定罪外，无畏山派与大寺派的思想和修行方面，都是完全相同的。两派以后虽不和睦，但经过约２５０年，大体无事。(同上，第８３－８４页。)
　　不久，印度有一群比丘到达斯里兰卡，他们就是法喜(Dham-maruci)上座的弟子，属印度跋耆子派(Vajjiputta)。他们到达后，受到无畏山寺派的欢迎，因为这时无畏山寺派的出家人，为了发展本派及巩固基础，正需要他派的合作。跋耆子派是讲“有我”的，而且认为阿罗汉及阿罗汉果，也可能退堕的，此观点与上座部(Theravada)有所冲突。无畏山寺派联合这群新到的比丘，以及吸收他们的教理，无畏山寺因而称为“法喜部”(Dhammaruci)，是依印度法喜论师而得名的。(W.Rahula:History of Buddhism in Ceylon ,第８４页。又跋耆子派即是犊子部(Va-jjiputtaka)。)
　　无畏山寺发展很快，因他们常与国外佛教各部派联络，学习大小乘，精通三藏，吸收新的思想，不断努力时步。而大寺方面，反显得退步，因他们固守旧有的一切，不求变革，只研究和深信本部义理，知识不广，不接受他人的新意见，只满意自己古有的荣耀和传统，教理的宣传也嫌落后。这样两派虽然对立，但并不妨碍斯里兰卡佛教的发展。据历史记载，公元前一世纪末，国王摩拘罗大帝须(Mahacula Mahatissa。，公元前１７～３)一次盛大供养中，有六万比丘与三万比丘尼。这在当时，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
　　在以后的三百年中，斯里兰卡佛教的情形变化不大。其间有些可记的：即当周罗那伽王(Cora-Naga，公元前３年～公元９年)时，与僧团为敌，毁坏大寺派僧寺十八处。原因起于他是毗多伽摩尼之子，未能继位，而由毗多伽摩尼史弟之中一子，摩诃拘罗大帝须继承，于是周罗那伽王子叛变，而僧人未给予支持，所以怀恨在心；等到他得王位后，佛教受到很大的损害。
　　到婆提迦无畏王(Bhatikabhaya,公元３８－６６)时，国王热心佛教，特别鼓励僧人研究三藏及供养僧人，并领导参加每年祝卫塞日达二十八次。王子大须大龙王(Mahadathika-Mahanaga)断位(公元６７～７９)，更亲参加弘法活动，使佛教普及，他又提倡“耆梨婆陀节日”(Giri-bhanda-Puja)。(依Malalasekera的Dictionary of Pail Proper Names的解释，此种伟大的庆典，可能因在耆梨婆陀寺(Giribhandavihara)举行而得名。到节日时，铺设地毯从迦昙婆诃(Kadambanadi)岸直到塔山(Cetiyagiri)。
　　阿曼陀伽摩尼(Amandagamani)继父位(公元７９～８９)后，全国订立“禁杀”(Maghata)律令。阿曼陀伽摩尼王(Kanirajanu-Tissa)继位(公元８９～９２)后，佛教又发生不幸：国王认为有六十位比丘行为不当，要制裁他们，然而比丘们不愿接受，甚至计划要谋害国王，于是他命令将他们自塔山(Mihantale)上掷下而死。(W.Rahula:History of Buddhism in Ceylon ,第８６页。法喜是犊子派论师，他的弟子们约当公元一世纪中期或后期更受到无畏山寺法喜部的欢迎成为有力的部派。)
　　至毗娑婆王(Vasabha公元１２７－１７１)，佛教得到国家的护持，也不偏重于那一派，建造不少佛像、塔、寺。他不仅修复很多破旧的佛教道场，更派比丘至各处弘法，教化人民，甚至到达北部的龙岛(现在查夫纳)。自此以膈一百年中，佛教未再发生任何不幸事件，每位国王都护持各派佛教。
　　公元二、三世纪后，印度大乘佛教趋向发达，其中有一学派称“方广部”(亦译方等部)。约在２６９年以后传到斯里兰卡。关于这派传入斯国，有不同的说法。在哇诃罗迦帝须王(２６９～２９１)时，有方广派(Vaitulya)的人至斯国传教。起初无畏山寺派以为此派教理为佛说，而按纳之；然经比较后，被认为违反上座部传统。后来，国王及一位大臣迦毕罗(Kapila)就共同驱逐这个宗派离开岛上，圣典也被烧毁。但有史料证明，方广部三藏传入斯里兰卡是为梵文，因为大乘各种经典都为梵文，所以方广部三藏，有时称“大乘经”。又《部集率》(Nikaya-sangraha)一文献中说：“无畏山寺派僧，外道方等之群众，混至佛教中伪装出家，假造邪说破坏佛教。”又说：“外道言说与上座部比较，判非佛说。”由此可知上座部与主广部的意见不同。(方广部(Vaitulyvada)，亦称方等部，是属印度大乘系统，宣说性空思想，受到大寺派反对，说为异端，而受到弹压。)
　　无畏山寺派曾接受和奉行方广部言说，虽遭大寺派和国王嫌恶驱除，但留下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约在公元３０９年后，无畏山再引用方广部言说，当时有位僧领叫郁悉利耶帝须(Ussiriya-Tissa)，不满这样做，就带走约三百位比丘去南山寺(Dakkhin agira-vihara)住，脱离无畏山法喜部。又因这群僧众中有一上座教授名海(Sagala)，所以南山寺又名“海部(Sagaliya)，或称“南山寺派”，后来也亦称祗园寺派(Jetavana-nikaya)。(History of Buddhism in Ceylon ,第９２页。)这是斯里兰卡佛教的第二次分裂。
　　后来斯国瞿他婆耶王(Gothabhaya，公元３０９～３２２)在位，嫌恶方广部生事，就命令烧毁方广部所有的经论，及驱逐重要的领袖六十位离开斯国。有些人就到南印度朱罗国的迦吠罗婆他那(Kavirapat tana)住。
　　当时印度下是弘扬无著和世亲的瑜伽思想最得势力的时候。被驱逐的斯里兰卡僧到印度后，亲近一位很有才能而善于摄众的青年上座僧友(Sanghamitra)，后来他成为传大乘中观至斯里兰卡的领袖。《大史》记载说，他精于传授驱除恶魔鬼鬼魅之法及咒术等，显示灵验。这些说法并不一定完全是事实。
　　僧友非常同情被驱逐的斯里兰卡僧，就决心过海至斯里兰卡弘扬大乘。瞿他婆耶王知道后，就去毗沙(Vissasa)的地方，与这位多学的外僧相见。结果对他非常敬仰，而委托教导两个王子。大王子逝多帝须一世(Jettha-Tissa I)，次王子摩诃斯那(Mahasena)，学习期间，大王码汉子性格固执不甚谦虚，而次王子彬彬有礼。
　　父王去世，逝多帝须一世继位(公元３２３～３３３)，僧友怕发生灾难，就趁机回印度。至摩诃斯那为王(公元３３４～３６２)时，僧友再回到斯国，对他来说已等待多年，弘扬大乘的计划才得以实现。
　　僧友第二次到斯国时，住在无畏山寺，并鼓励吸引大寺派僧人转信大乘，但未成功。于是他向国王建议，发布命令禁止人民供养食物与大寺僧人，否则有罪。结果大寺派僧人托钵化不到食物，就离开阿耨罗陀去南方的罗诃那和部的摩罗国耶(Malaya)，这是大寺派有影响力的基地。僧友得到国王和一位大臣须那(Sona)的协助，毁坏大寺的九层铜殿及其他三十六所佛寺。取走有用的材料去增建无畏山。如此大寺荒芜达九年，甚至塔山也被无畏山的法喜部占据去。
　　大寺是摩哂陀至斯里兰卡教最早建立的道场，为全国佛教中心，这时已有六百年以上的历史。虽然佛教部队派增多，人民还是对大寺有不动摇的敬仰。当大寺遭到完全毁坏，人民就起来反对国王、僧友、须那，连国王最新密的大臣之一云色无畏(Meghavanna-Abhaya)也叛离逃至摩罗耶，要志兵宣战。国王惊骇，召集会议，承认错误，愿修复大寺，并使两派再和好。可是人民还是怀恨在心。国王怜爱的王后也对此事感到痛心，密命一个木工去将僧友和须那刺死，并由国王命令修复大寺。
　　僧友可能是龙树学派的学者。在南印度拘斯那(Krishna)河岸，近代发掘一所古寺遗迹，被认为是龙树根(Nagarja-nikanda)，在此附近发现一处古代斯里兰卡僧人居住的地方，命名为锡兰寺，这可证明斯国佛教与龙树学派的关系。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龙树的入室弟子提婆(Deva，三世纪人)，原是斯里兰卡比丘，学习和弘扬中观学说，由此可推知方广部传入斯国，可能是与提婆同一个时代。(1.W.Rahula:History of Buddhism in Ceylon ,第９２－９５页。2.《中华佛教百科全书》(九)，第５５２６页。)
　　虽然国王与云色无畏大臣有协议，但国王未真正爱惜大寺。所以在大寺地址范围内，更兴建一座伟大的祗园寺(Jetavana-vihara)，供养一位南山寺海部的帝须(Tissa)上座，如此大寺又被废弃九个月。因为这个缘故，大寺派僧人召开会议，设法解决问题及检讨自己错误。在这次会议中，他们判决帝须接受祗园寺乃属非法，触犯根本重罪，与司法大臣合作捕捉帝须还俗。国王虽不甚同意，但因人民反抗，无法阻止。(W.Rahula:History of Buddhism in Ceylon ,第第９５页。)
　　吉祥云色王(Sisri-Meghavanna，公元３６２～３８９)即位后，改变作风，为父王向大寺派僧团请罪，修复破毁的大寺，代付一切款项。纪念摩哂陀长老的金像也在这时铸造完成，每年举行盛大的庆祝纪念。国王在位的第九年，有印度迦陵伽国(Kailnga)佛牙城(Danta-Pura)的王子陀多(Danta Kumara，译齿王子)和王妃稀摩梨(Hammali)，密藏一颗佛陀左边圣牙逃至斯里兰卡。以后佛牙被供奉在一座特别建筑的佛牙精舍，每年定期请出举行庆祝，公开供奉在无畏山寺展出，让人民瞻仰礼拜。而大寺未能得到供奉佛牙的机会，这可能是王子和王妃信仰大乘佛教的关系，无畏山寺为斯国大乘佛教中心，所以佛牙每次都在无畏山寺展出。(C.Dipayaksorn着：《锡兰佛教史》(泰文)第１０２－１０３页。)
　　这时斯里兰卡很多佛教徒，常往印度各地朝拜圣迹。但到达印度后食住不方便，遭遇很多困难，请求当地印人协助，往往借机提高价钱。吉祥云色于是遣使至印度求见娑摩陀罗芨多王(Samudragupta)，请准许在佛陀伽耶建一佛寺，以便斯国的朝圣者。印度国王同意了，这是斯国人最初在印度建筑的一座佛寺。(W.Rahula:History of Buddhism in Ceylon ,第９７页。)
　　次子摩诃斯那即位，称逝多帝须二世(Jetta-TissaⅡ公元３８９～３９３)，他是位有名的雕刻家，在斯国首次雕出精美庄严的象牙大乘菩萨像，回向他的父王。
　　我国高僧法显，在东晋义熙七年(公元４１１)，从印度抵达斯里兰卡，住了两年。他在《佛国记》中记述斯国佛教说：“王于城北迹上起大塔，高四十丈，金奶庄校众宝合成。塔边复起一僧伽蓝，名无畏，山有五千僧”。“城中又起佛齿精舍，皆七宝作；王净修梵行。城内人民敬信之情亦笃”。“众僧库藏多有珍宝无价摩尼”。“其城中多居士长者萨薄(为梵语Sarthavaha之略，译商队主)商人，屋宇严丽，巷陌平整，四衢街头，皆作说法堂。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铺施高座，道俗四众皆集听法。其国人云，都可六万僧，悉有众食。王别于城内，供养五六千人”。“佛齿常以三月中出之。……却后十日，佛齿当出至无畏山精舍，国内道俗欲植福者，各各平治道路严饰巷陌，办众华香供养之具。……然后佛齿乃出中道而行，随路供养到无畏精舍佛堂上，道俗云集烧香燃灯，种种法事昼夜不息，满九十日仍还城内精舍。城内精舍至需斋日则开门户礼敬如法。无畏精舍东四十里有一山，中有精舍支提，可有二千僧。僧中有一大德沙门，名达摩瞿谛，其国人民皆共宗仰，住一石室中四十许年。……城南七里一精舍，名摩诃毗罗(大寺)，有三千僧”。“法显在此国闻天竺道人，于高座上诵经云：佛钵本地毗舍离……若干百年，当复至师子国。……钵去已佛法渐灭，佛法灭后人寿转短。……法显尔时欲写此经，其人云：“此无经本，我止口诵耳”。“法显住此国二年，更求得弥沙塞律藏本，得长阿含、杂阿含，复得一部杂藏，此悉汉土所无者”。(《大正藏》第５１卷，第８６４－８６５页。考法显法师于公元４１０～４１２年，住在地畏山寺。)
　　法显到斯国时，无畏山寺派正当隆盛中。依罗睺罗的《锡兰佛教史》推断，《佛国记》中所记一大德沙门名达摩瞿谛(Ta-mo-kiu-ti)，或可能就是摩诃达摩迦帝(Mahadhammakathi)，他曾将多种巴利文经典译为僧伽罗语。印度优波底沙论师的《解脱道论》可代表无畏山的思想。
　　　　　　　　　第三节　觉音等论师的伟业
　　觉音(Buddhaghosa音译佛陀瞿沙，亦意译佛音)是上座部佛教最伟大的杰出论师，入射着无尽的光辉。他对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大寺派的教学和传承，可谓是再创建者，亦不为过。他的伟大事业，是领导完成了巴利三藏圣典的注释，奠定了以后大寺派佛教兴盛的基础。从斯国佛教史记载，以及今日学者研究，都认为现在南传佛教巴利圣典的注释，是觉音及他的门徒所作。
　　但是关于觉音的历史，尚未能考证确实。《大史》记载觉音生在近佛陀伽耶，亦有说他生在北印度婆罗门族。但是可以确信他住在佛陀伽耶的时间很长。当时佛陀耶已建有一座斯里兰卡佛寺，住有斯里兰卡僧，其中一位离婆多(Revata)长老是他们的领袖。觉音未信仰佛教前，精通吠陀文学，他自信有辩论把握，到处寻找对手。一天，觉音背诵瑜伽派哲学巴丹阇梨(Patanjali)语典(巴丹阇梨(Patanjali)是有名的Mahabhas！ya的著者，梵语文法学家。《南海寄是内法传》说其生存年代，约在公元前二世纪。)，被离婆多听到，觉得他的发音清晰正确，很想改变他来信仰佛教，于是去跟他讨论。觉音问：“你了解这些经典吗？”离婆多答：“了解。但它们有很多缺点。”于是离婆多严格地批评这些经典后，觉音感到惊讶无言。离婆多又再为他介绍佛法的精要，觉音不甚懂，而请求长老教他。离婆多说：“假使你来出家就可以教你。”青年的觉音对佛教很感兴趣，为了多学，而出家学习三藏，以求了悟圣道。觉音本名单叫“音”(Ghosa或译妙音)，因其声音似佛，所以出家后人呼为佛音或觉音。觉音出家后，依离婆多修学，通达三藏。不久他就完成第一部著作《上智论》(Nanldaya)，其次造《法集论注》(Atthasalini)，是注释职权毗达磨藏之一的《法集论》(Dhammasangani)。当离婆多知道他又著《保护经义解》(Parittat tha-katha)时，劝告他说：“这里有自斯国带来的三藏，但没有各种注释及诸著。而在斯国有各种注释，经过前后三次结集，都是确实依据佛说编成。后来有人译成僧伽罗语。你应该去那里修学。翻译那些注释为巴利语。对人有很大的利益。”(1.2500 Years of Buddhism，第２１１－２１３页。2.前田惠学：《原始佛教圣典的成立史研究》，第７９４－７９５页。3.栗原古城译：《锡兰岛的佛教》，载于“日本读书协会会报”２５９期，第９９－１００页。)
　　大名王(Mahanama ４０９～４３１)在位时代，觉音到达斯里兰卡，住在大寺。
　　佛灭后数百年，经典是靠记忆和口传。但圣典的主要部分，约在佛灭后二百年中便已编集完成。因为有一值得注意的事实：阿育王是最为僧伽们所赞扬的，但在原始三藏经典中，完全没有记载他的名字。上座部巴利三藏的内容及形式，更无可疑是在阿育王时已成立。但后来印度大乘佛教兴盛，提倡用梵文。巴利文佛法在印度已不流传，多数遗失，幸得上座部佛教早传入斯里兰卡，巴利三藏及注释等才能保存流传下来。
　　巴利三藏带至斯里兰卡，经数百年，有些已被泽成僧伽罗语，斯国僧人也有不少注释出现，但其间经过国难和部派分裂，经典的保存难免没有切坏或遗失。觉音住在大寺研读佛法期间，从僧护(Sanghapala)长老修学僧伽罗语，研究各种注释及诸师论著。这后他慎重庄严地对僧团要求说：“我要求能自由的阅读所有典籍，并计划将圣典从僧伽罗语译成巴利文。”大寺比丘为了考验他的才能，给他两节巴利文偈颂，要求他注释。
　觉音的第一件工作，是写成最伟大的《清净道论》。这如同一部佛教百科全书，内容分戒、定、慧三大纲目，引证很多早期的佛教圣典。以及圣典之后的文献。这部巨著上座部教徒极为重视，在世界佛教思想史上占极崇高地位。
　　大寺派僧人，对觉音的成就，非常赞汉、景仰和信任。于是由他领导在都城的伽兰他迦罗经楼(Granthakara Parivena)，开始进行全部圣典的僧伽罗语翻译为巴利文，以及各种巴利文注释的工作。这是约在公元４１２年前后的事。在斯国佛教史上称“第六次结集”，即“斯里兰卡佛教第三次结集”。
　　关于斯里兰卡上座部三藏、注释、义疏等，将另作巴利文献介绍，此节从略。觉音完成他的伟大工作后，回到他的祖国印度礼拜圣菩提树。至于他在什么地方涅槃，没有人知道。以及在涅槃前，他如何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日子，也有不同的传说，亦如他的出生一样。不过我们应超越这种传记上的观念，而注重他对巴利文献的研究和贡献，是永远光辉不朽的。(２５００ Years of Buddhism ，第２１１－２１３页。)　
　　在这里应该再介绍与觉音同时代的大寺的两位杰出论师，即是佛授(Buddhadatta)和护法(Dhamma-pala)。前者为觉音的《论藏注》作纲要，后者继续完成觉音注释三藏未完成的部分。
　　佛授与觉音是同时代的人，但是他先到斯里兰卡。依《觉音的出生》(Buddhaghosupapatti)一书记述说，觉音去斯国时，佛授在斯国已经受完教育，正返回印度，恰巧觉音也正去斯里兰卡，两人在途中隔船相见，互返回印度，恰巧觉音也正去斯里兰卡，两人在途中隔船相见，互相问好后，觉音说：“现在留存的经典为僧伽罗语，我正要去斯里兰卡把那些经文译翻成摩揭陀语(巴利)。”佛授答：“大德！我已经去过斯里兰卡，目的也是如此。但我住了不久，工作没有完成。”当他们谈话间，两船相去渐远，说话听不到了。
　　另外，在他们相遇时，佛授曾请求觉音送一部三藏的“注释”到印度给他，觉音也答应了他的请求。后来佛授将觉音的注释著成纲要，如《入阿毗达磨论》，及《戒律抉择》等。佛授是从南印度朱罗国优罗伽城(Uragapura)到斯里兰卡，在大寺研究佛学。他回印度后，住在一所婆罗门信奉大自在天的“委西奴陀沙”(Vidudasa)神庙时写作，靠近迦吠利(Kaveri)河岸。
　　佛授的著作中，以《入阿毗达磨论》最为杰出。虽然它是觉音论师《论藏注》的纲要，但是他并未依照觉音论题的次序。觉音所说的是：佛学最重要的是色、受、想、行、识五蕴。但佛授的《入阿毗达磨论》所计论的是：心、心所、色、涅槃四法。(1.G.P.Malalasekera:The Pali Literature of ceylon，第１０５－１０７页。2.２５００ years of Buddhism,第２０９－２１０页。)
　　护法可能是南印度婆陀罗提他(Badaratittha)人。由于他常常提到觉音的著作，所以可知他是觉音以后的人。他的著作重要是在《小部》的注释，那是在觉音时代没有完成的工作。计有《自说注》、《如是语注》、《天宫事注》、《饿鬼事注》、《长老偈注》、《长老尼偈注》、《行藏注》，总名为《胜义灯》(Paramattha-dipani)。他还著有《清净道论疏》，名为《胜义筐》(Para-matthamanjusa)，此书并引用其他部派的经论和论师们的意见，如大众部、斯国无畏山部，及《解脱道论》中的一段。在他著和的时代，可能也依据一些僧伽罗语佛典，及南印度的达罗比吒(Dravidian)土语佛典。在他另外一部《导论疏》(Netti-tika)里说，是依法护《Dhamma-rakkhita》请求疏释的，那时他住在那伽波多那(Nagapattana)一所佛寺中。也有说觉音以后，护法不只一人，而将数人的注释及著作归于他一人名字之下。(.G.P.Malalasekera:The Pail Literature of Ceylon ，第１１２－１１５页。2.２５００Years of Buddhism，第２１７页。 )
　　　　　　　　　　　第四节　部派佛教的成立与兴衰(二)
　　本章第二节中，已叙述斯里兰卡僧团的分裂。初从大寺中分出无畏山寺派，至祗轩寺建成，南山寺海部帝须上座虽被迫还俗，但不久祗园寺的其他僧人，也发展成一独立学派，后来就称祗园寺派。可是在很短时间内，祗园寺派又回归仰方广部。
　　早期斯里兰卡佛教史，很少记载比丘僧团的情形，但有比丘尼僧团的存在是事实，如迦陵伽王后在尼僧伽团出家，甚至延至公元九、十世纪。然而尼僧团并不显得发达和重要，是附属于比丘僧团。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中斯两国比丘尼僧团的一段珍贵历史。在我国道宣《行事钞》中，曾提到刘宋元嘉十年(公元４３３)，有僧伽跋摩致函扬州，当时正有师子国(斯里兰卡)先后来的两批比丘尼。其先大约是元嘉六年(公元４２９)有余位比丘尼来到宋都建业(南京)景福寺。因不足十人无法传授戒法：其后于元嘉十年又有铁索罗(Devasara 或Tisarana)十一位比丘尼来华，为中国建立了比丘尼僧团，当时有景福寺尼慧果、净音求受比丘尼戒法。当时斯国十九位比丘尼住在一所御封的尼寺中，为了永远纪念，寺名就称“铁萨罗寺”(邓殿臣：《南传佛教史简编》，第３３页。中国佛教协会，１９９１年出版。)。中一《》大宋僧史略卷上叙“尼得戒由”(《大正藏》第５４卷，第２３８页b)说：“《萨婆多师资传》云：宋元嘉十一年(４３４)春，师子国铁索罗等十人，于建康南林寺坛上，为景福寺尼慧果、净音等二众中受或法事，十二日度三百余人。此方尼于二部受戒，慧果为始也。”从引《萨婆多师资传》看，这些来华尼众或属于有部。
　　公元４３３年，南印度陀密罗族又侵入斯里兰卡，占职权耨罗陀城，有六人相继称王，达二十五年之久。斯国的文化、经济、佛教遭受到很大的摧残，人民很多逃难至南方罗诃那。
　　在印度陀密罗人侵入期间，有一位多学的比丘，为了护教复国，舍戒还俗，而终于消灭陀密罗族人，恢复失地，登位为界军王(Dhatusena,公元４６０～４７８)。他是再造国家的英雄，为人民谋福利，掘凿井池，储水灌溉田地。他热心护持佛教，特别是对大寺派，建佛寺十八座，其他佛寺及水井池塘等还不计算在内；供养比丘，协助推广佛法。他修理塔山上的庵婆他罗寺(Ambatthala-vihara)，本欲供养大寺派，但此山自摩诃斯那王以来，即属于无畏山寺法喜部，所以仍供养法喜部。界军王铸造了很多佛像、菩萨像及摩哂陀长老像，并举行盛大的庆祝。(W.Rahula:History of Buddhism in Ceylon ,第９９页)按界军王所造的菩萨像，斯国历史上记述为未来佛弥勒菩萨的巨像，这表示了弥勒思想的教义和宗派已传入斯国。(《锡兰岛的佛教》(载《日本读书协会会报》No.259期)第１１１页。)
　　界军王有两个儿子，大王子迦叶一世(Kassapa Ⅰ)，次王子目犍连一世(Moggallana Ⅰ)。但大王子不得父王的欢心，于是他谋杀了父王篡位(公元４７８～４９６)。目犍连一世怕生命危险，就逃去印度。迦叶王一世曾扩建一自在沙门寺(Ｉssarasamamarama)供养大寺上座部，但遭拒绝，于是乃托付供养一尊佛像，又建一寺供养法喜部。
　　迦叶一世时，在阿耨罗陀东南约三十信哩的悉耆利耶(Sigiriya)山上开凿了六个石窟，留存下斯里兰卡最精美的壁画。现在保存的有四窟，特别是编号Ａ和Ｂ的两窟最为完好。其中多幅描绘天女散花的连续壁画，壮观美丽，足可与印度著名的阿旃多(Ajanta)第十六窟壁画媲美。(1.《印度的佛教》(讲座佛教Ⅲ)，第２３３页。2.《印度南海的佛教美术，第１６４－１６５页》。)
　全国人民和佛教徒，甚至尼乾子外道，都不欢喜迦叶一世弑父篡位的行为，因此次王子目犍连一世得有机会
，从印度返国，战胜迦叶一世而登位(公元４９６～５１３)。目犍连一世对各派佛教都尊重，一视同仁。他访问大寺和无畏山寺，至大寺时，曾受到僧团列队热烈的欢迎。(History of Buddhism in Ceylon，第１００页)
　　目犍连一世在位时，从印度获得珍贵的佛发供养。原有印度一王族青年，名叫尸罗迦罗(Silakala)，逃至佛陀伽耶一寺(可能是斯里兰佛寺)出家为比丘，但有一奇特的法名为“庵婆沙弥”(Ambasamanera)。之后他将佛发带至斯里兰卡，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佛发供奉在一佛堂的宝盒中。后来他舍戒还俗了，得到目犍连一世的封爵，并遂与王妹结婚。(W.Rahual:History of Buddhism in Ceylon，第１００－１０１页。)　
　　此后内政发生纷拔约十年。至尸罗迦罗王(公元５２４～５３７，曾作比丘)，分布全国“禁杀”，并建医院多所。他在位的第二年，有一青年商人叫波罗那(Purna)，去印度迦尸国(Kasi，今贝那拉斯Benares)贸易，回斯国时带了一部《法界论》(Dharmadhatu)典籍。尸罗迦王过去在印度被放逐时，可能信仰大乘佛教，当他与青年商人联络后，获得这部曲籍，对它有崇高的敬仰，把它珍藏在王宫一室中，并且每年在祗园寺展览让人民礼敬。展览时期，当时住在祗园寺南山派的海部有些比丘们不愿参加，而无畏山寺派邀请他们出席参加，颂扬这部《法界论》的典籍。至于大地派的僧俗信众，则拒绝参加。(W.Rahula:History of Buddhism in Ceylon,第１０１－１０２页。)
　　公元六世纪末，印度因明学很发达，流行公开辩论，当时佛教因明学者以陈那和法称最有权威。在斯里兰卡最胜菩提一世时期(Aggabodhi Ⅰ，公元５６８～６０１)，有一位印度明护(Jotipala)上座至斯里兰卡，在民众之前与方广部举行辩论大会。代表方广部辩论的是陀他婆提(Dathapabhuti，官职为Adipada，与方广部关系很亲密，结果辩论失败，要怒打明护上座。明护上座立刻受到国王的保护。据《部集论》(Nikaya-sangraha)记载，自明护辩胜方广部后，信仰方广部、无畏山派、祈园寺派的人就渐减少，而归信在大寺派之下。
　　最胜菩提二世(Aggabodhi Ⅱ，公元６０１～６１１)对方广部的辩输，觉得不满，因此特别护持无畏山及祗园两派，超过对大寺派的护持，王后也一样。他曾建竹林精舍(Veluvihara)供养海部。
　　此王在位时，印度的迦陵伽国发生政治不安。国王逃至斯里兰卡，然后跟随明护上座出家。与他同逃的王后和大臣，之后也出家。他们都得到斯里兰卡王的护持。逃亡的国王出家后，最后也圆寂在斯国。
　　目犍连三世(Moggallana Ⅲ，公元６１１～６１７)时，奖励学者，协助佛教推行教义的弘扬。斯国佛教在此王时斯，国王首次举行向僧团供养功德衣(Kathina)仪式，而相传至今。
　　尸罗迷伽王(Silameghavanna，公元６１７～６２６年，无畏山寺发生极大的不幸：有一位住僧菩提(Bodhi)到田王面前，说有很多比丘不守律法，请求国王协助依律制止。国王就授权菩提比丘审理此事。但是那些恶戒比丘，为了平息事情，就合谋杀死菩提比丘。国王知道后非常盛怒。认为这些比丘触犯刑事，遂命令捉来还俗，切断手臂，并将他们监禁起来；更驱逐一百个比丘出境。然后他协助整理佛教，恢复僧团的清净，并请求大寺派与无畏山寺派和合团结诵戒，但遭大寺派的拒绝。(W.Rahula:History of Buddhism in Ceylon 第１０４－１０５页。)
　　之后，斯里兰卡发生七年多的内战，各处佛寺佛塔爱到很多损毁。因为战争物资的需要，僧团财产、金佛像、各种有价之物，都被取下次，大寺和无畏山寺亦难幸免。
　　公元６２９年，我国高僧玄奘大师赴印度求法，６４５年归国，曾撰《大唐西域记》，卷十一记载斯里兰卡佛教说：“……分成二部：一曰摩诃毗诃罗住部(大寺派)，斥大乘习小乘；二曰职权跋耶祗厘住部(无畏山寺派)，学兼二乘，弘演三藏，僧徒乃戒行贞洁，定慧凝明，仪范可师济济也。”其中也曾提到佛牙精舍及金佛像之事。(《大唐西域记》卷１１，(《大正藏》第５１卷，第９２４页。))
　　到迦叶二世(Kassapa Ⅱ，公元６４１～６５０)时，命修复过去所毁佛寺，派人至各处弘法，编著经典纲要。这时僧人及佛教徒已渐渐开始风行研究阿毗达磨太论藏注释。
　　到驮都波帝须二开展(Dathopatissa Ⅱ，公元６５０～６５８)时，他要建一分佛寺供养无畏山寺派，但大寺派不同意，理由是建寺的寺址，属于大寺界内。而国王一定要依计划建筑，大寺僧众非常不满，就用“覆钵”的方式对待国王。按《小品》(Culavgga)记载，俗人有八事对佛教不利，犯其中任何一项，僧人即可实行覆体，八事是：破僧利益、危害僧团、逐僧离寺、谤比丘、破僧和合、傍佛、谤法、谤僧。《大史》也提及，当比丘出外托钵时，仍与平时一样钵口朝上，但至对佛教不利之人前，立刻覆钵(钵口朝下)，表示僧人从这家接受供养，也就是对俗人采取一种静默的抗议。大寺派僧人这样做，驮都波帝须二世就停止了建造佛寺供养无畏山寺。(C.Dipayaksorn:《偈兰佛教史》第１１７－１１８页。)
　　最胜菩提四世(Aggabodhi Ⅵ，公元６５８～６７４)继兄为王后，因受到一位驮他尸婆(Datha-siva)上座的引导，建议补偿过去国王破坏佛教的各种损失，于是护持大寺、无畏山寺、祗园寺，并供养一千家税益予以上三寺，人民也以国王为楷模，护持佛教。王后也建尼寺供养尼僧团，并供养一切应用之物。国王又公布法令全国禁杀。在最胜菩提四世时，佛教首次有《守护经》文(Ｐaritta)念诵的仪式。《守护经》文，是从《中部》、《增一部》等经选出的经集，集有《三宝经》、《五蕴护经》、《孔雀护经》、《阿噬囊胝护经》、《幡幢护经》《央崛摩罗护经》、《吉祥经》、《慈悲经》八种，都是很短的经文。这些是为消除疾病和灾难仪式时念诵的，至今已经普遍为南传佛教徒所念诵。(1.W.Rahula:History of Buddhism in Ceylon ，第１０７页。2.《锡兰佛教史》(泰文)第１１９－１２０页。)
　　唐高宗年间(公元６５０～６８３)，斯国送来梵文《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至宪宗时译出。公元６６２年，西蜀会宁在诃陵国遇见来自斯国的智严携来《涅槃经》。
　　公元八世纪实，南印度的金刚智(公元６６９～７１４)来中国开创密宗，在他未来中国前，并将密宗输入斯里兰卡。他的弟不空(具称不空金刚公元７０５～７７４，公元７２０年抵洛阳)曾从中国带领弟子二十七人，经广州坐船回印度游历，船达斯里兰卡，往佛牙精舍礼拜，受到国王尸罗边伽(Silameghavanna)的厚遇，从普贤(一说龙智阿阇者梨学十八会金刚顶瑜伽，并获得《大毗卢遮那大悲胎藏十万颂》、《五部灌顶》真言秘典、经论梵夹五百余部。又蒙指授诸尊密空三藏游斯国的事，斯国佛教史上未有记载，但从修习密法及获得诸密典看来，可见印度密宗已传进斯国并盛行(《宋高僧传》卷１不空传(《大正藏》，第５０卷，第７１２页)。又望月《佛教大辞典》４３８５页及《年表》１６９页。考《大史》及近代人所撰斯兰卡佛教史，尸罗迷伽王，即是Silameghavanna，为公元６１７－６６６年在位。而公元７４２－７４６年间，应是最胜菩提六世(Agga-bodhiⅥ，公元７１１～７６６)在位。)(到斯那王一世时始有记载)。
　　在阿耨罗陀的废墟中，曾发现同一时期的刻有僧伽罗文和梵文真言的铜片。在斯国各地出土的观音像，在南方婆利伽摩(Valigama)地方的石壁上，所刻的大乘菩萨像等，都可证明密宗信仰的流行。
　　从此以后，斯里兰卡佛教约百年间，未发生任何重大事情。多数国王热心护持佛法，并有数位提倡禁杀放生。其中有一位叫郁陀耶一世(Udaya Ⅰ，公元７９２－７９７)，曾建寺供养比丘尼。
　　到斯那一世(Sena Ⅰ，公元８３１－８５１时，印度有一位“金刚山派”(Vajarparvata)的僧人，到达斯里兰卡宣扬“金刚部”(Vajiriyavada)，或称“金刚乘”(Vajra-Yana)，住在无畏山寺派的毗蓝拘罗寺(Virankuravihara)。所传授的以《宝经》(Ratana-sutta)为主，并以种种密咒演示灵验和秘密不思方。此派在斯里兰卡的流传，多数为一般愚民信仰，知识分子很少信奉。(《印度的佛教》(讲座佛教Ⅲ)，第２３７页。依《部集论》说，当时传入斯国的密教属左道派，有堕落倾向。后有“粪扫衣部”起来对抗。)
　　在此王时期，印度的波陀耶国(Pandya)国王带领大军入侵斯里兰卡，抢劫王宫、各地城市和各处佛寺，并运走有价值财物，包括金佛像等。这使得一千二百多年的古都阿耨罗陀城，斯里兰卡立国以来的政治、文化、经济及传播佛教的中心，遭到彻底的破坏，过去光辉尽失。于是国王命令迁都至布卢那噜伐(Polonnaruva，在斯国东部)。至此以后，古都阿耨罗陀不再是重镇，甚至被废弃而荒芜了。(W.Rahula:History of uddhism in Ceylon ，第１０９页，Polonnaruva为僧伽罗语，巴利语为Pulatth.)
斯那王二世(Sena Ⅱ，公元８５１－８８５)时，曾举军征讨波陀耶国，战胜后，重立一波陀耶王子为王，然后取回过去所损失的财宝。斯那王二世曾施财修建多所佛寺，铸造很多佛像、菩萨像，刻《三宝经》于金片上。这些菩萨像，已表示当时“金刚部”密宗势力的存在。
　　斯那王二世在位第二十年，无畏山寺派中有一群比丘称“粪扫衣部”(Pamsukulika)，从无畏山寺派分裂出来成为独立一部。国王曾协助三派僧团清净和合，但此粪扫衣部不愿合作。依斯国佛教文献记载，此粪扫衣部，原是无畏山寺派，在无畏山寺派中成立部派，至此是已约二百年，主张佛教实践严谨的戒律生活。
　　后来斯里兰卡佛教与印度教之间，两教关系更逐渐密切。因此斯那王二世，曾放珍珠在金瓶中，金瓶上再放一粒有价值的宝石，施舍给一千个受供的婆罗门，他同时供给婆罗门黄金和衣饰，也曾参加婆罗门盛大的庆典仪式。
　　自古都衰落被荒废后，佛教的势力在阿耨罗陀城，再也无法振兴，无法恢复为佛教圣地，就是曾为佛教中心的青铜殿，也只住着三十二位比丘。(W.Rahula:History of uddhism in Ceylon ，第１１０－１１１页。)

第五章　公元十至十五世纪的佛教
作者：净海


　　(公元９１２～１５０４年)
　　斯里兰卡自斯那王一世在位时，受到外寇波陀耶国侵袭洗劫，都城遭毁被弃，自迁都至布卢那噜伐后，国家就一直陷入紊乱不安之中，佛教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斯那五二世，虽然能战胜并逐走敌人，也热心佛教，但常常为了战争，无法多注意佛教事业，而且在他之后的继承者，又大多无能。至迦叶王五世(Kassapa Ｖ，为斯那王第二子，公元９１２～９２９)，佛教情况略为好转一段时期。僧人曾将《法句》的精要，从巴利翻译成僧伽罗语。迦叶王五世时，印度的波陀耶国与朱罗族人发生战争，波陀耶国战败，就请求斯里兰卡相助，结果仍未成功。但至此以后，斯国好几代国王，常与朱罗族人战争；即使平常不战争，为了保卫国家，也常在备战中。那时有外敌朱罗族、内敌有陀密罗(在斯国北部)，国王常常迁都。佛教就更加衰弱了。(C.Dipayaksom:《锡兰佛教史》(泰文)，第１２６－１２７页。)。
　　到摩哂陀五世(Mahinda Ｖ，公元１００１～１０３７)，命迁都阿耨罗陀城，并雇佣密罗族人为军。维持治安。仅十二年，盗贼生起。由于国库完全空虚，无法支发薪金，陀密罗族雇兵就起来叛变，国王逃至南方罗诃那。陀密罗族雇兵和叛变的斯国僧伽罗族人领袖，共同治理阿耨罗陀和布卢那噜伐，历经二十四年。
　　斯里兰卡国家和佛教更不幸的是，当朱罗国罗阇一世(Rajaraja Ⅰ公元９８５～１０１２)知道斯里兰卡发生变乱，立刻就出兵攻打罗诃那。摩哂陀五世和王后被虏(公元１０１７)，被放逐至朱罗国十二年而死。如此朱罗国人就改布卢那噜伐城为“阇那他城”(Jananata-Puri)，统治达五十三年。(C.Dipayaksorn:《锡兰佛教史》，第１２８～１２９页。)
　　斯里兰卡原就有婆罗门教势力存在，朱罗国人信仰婆罗门教(斯国北部的陀密罗族人也信仰婆罗门教)，他们统治斯里兰卡后，大力宣传婆罗门教，而斯国佛教徒力量薄弱，因此，婆罗门教最后在斯里兰卡取代佛教。虽然婆罗门教徒表面上没有压迫佛教，但佛教徒在自身衰弱和政治形势下已无国振兴。向来信仰佛教的斯国人民，很多人为了工作生计，或为脱离灾难，就改信婆罗门教，所以在不少佛寺附近，造了很多神庙及神像。(同上，第１３１－１３２页。)
　　婆罗门教的势力很大，因而影响到佛教徒的心理，他们不但没有对佛像虔诚的礼敬，反而是转去礼拜各种神像和天神。他们所信奉的重要神中有保护神毗温婆、美丽女神(Laks保护神之妻)、凶恶女神(miKali破坏神之妻)、罗摩神(Rrama)等。
　　斯里兰卡人虽然在外力和婆罗门教的统治之下，但是爱国家和爱佛教的热血并没有干涸。曾有不少斯国地方领袖，起来反抗朱罗国人，但都失败牺牲了。最后了一位英明领袖，由他集合各部首领，在公元１０５９年，先攻取南方罗诃那，以迦多罗伽摩(Kataragama)为都城，即位称毗舍耶婆诃一世(Vijayabahu Ⅰ公元１０５５～１１１４)，最后完全战胜朱罗国人，将他们驱逐出斯国。他迁都至布卢那噜伐，改的“阇那他城”为“胜利王城”(Vijayaraajapura)。
　　毗舍耶婆诃一世复兴斯里兰卡后，并没有忘记自己信仰的佛教。但因国家经过战乱和外患多年，佛教衰微僧团人数急遽减少，尤其清净的比丘已不到十人，这样复兴佛教，非常困难。因此国王就派遣使者至顷甸，与当时友好的缅甸王阿奴律陀(Anawrahta，公元１０４４～１０７７)协商，邀请缅甸僧人，至斯国弘扬佛教及传授比丘戒法。依缅甸佛教史记载，阿奴律陀王时，缅甸僧人以孟族(Mon又称Ramanna)僧人戒律最庄严。又《锡兰宗派史》(The History of School,L.E.BLaze著)记载，斯国使者曾至缅甸阿拉干(Arakan)的孟城。
　　缅甸僧团到达后，即有很多斯国人出家。毗舍耶婆诃一世供养缅甸僧和斯国僧一切资用之物。国王又命令修复和兴建多所佛寺，建筑僧人研究法堂，恢复已经停止很久的佛教各种庆典。国王又常至佛寺听法，奖励优秀比丘。传说比丘命令翻译一些巴利经典为伽罗语，建筑三藏及注释院落供研究之用。另外供养僧团一个村庄，税收作为佛教基金。同时为往圣足山礼拜佛足的人，建造息宿处。(C.Dipayaksorn:《锡兰佛教史》，第１３４－１３８页。)
　　虽然敌人被驱逐了，佛教复兴了，但婆罗门教在斯国的势力仍然存在。白朗兹(Blaze)在《锡兰宗派史》中说：“虽然国王(毗舍耶婆诃一世)尽力护持佛教，他还是不能截数据婆罗门教的信仰。各种神像仍被保护得很好，奉祭继续存在。陀密罗族军人仍为斯里兰卡王雇用。”这可证明，此时佛教与婆罗门教是并存的。(同上，第１３８页。)
　　毗舍耶婆诃一世死后，佛教又再衰微下来。原因是他的继承者都迷恋战争，国家陷于不安。佛教尤其不幸的，是遭到毗迦罗摩婆诃一世(Vikarmabahu Ⅰ，１１２１～１１４２)的迫害。他与佛教为敌，起因由于过去僧人曾强力阻止他继承王位，所以心怀仇恨。登位后，尽力破坏佛教，收回过去历代国王对佛教施舍的财物，取走佛寺各种有价值的物品。僧人以国王非常不满，就收藏佛舍利、佛牙、佛钵等送至南立罗诃那保护。国王知道后，就更用种种方法压迫僧人，佛教受到更多的损失。(C.Dipayaksorn:《锡兰佛教史》，第１３９～１４０页。)
　　佛教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劫难后，这时斯里兰卡又出了一位伟大英明的国王洛罗摩婆诃一世(arakrama-bahu Ⅰ公元１１５３～１１８６)，他战胜了政敌获得王位。对外征服了朱罗，攻打缅甸而使朝南；对内整修治政，谋求富强，建筑防垒。他建造灌湖泊一千个以上，(山本达郎编：《东南亚细严的宗教与政治》，第１７９页。)拓开荒地，整理河道，充实国库。他是一位英才而高傲的国王，极爱护人民，提倡复兴佛教。波洛罗摩婆诃一世对佛教最大的贡献，是使斯里兰卡佛教三大宗派恢复团结。在《小史》中记载：“波洛罗摩婆诃大王，使大寺、无畏山寺、祗园寺三派之间，团结一致，在历史上首次结束了佛教三大宗派已达十一世纪的争论”。白朗兹也说：“公元１１６５年，波洛罗摩婆诃一世，曾促使三派僧人举和会议，但未达成和合意见，只是比以往互相友好而已”。(C.Dipayaksorn著：《锡兰佛教史》，第１４１页。)
　　波洛罗摩婆诃一世在布卢那噜伐近王宫外，建造一圆形佛寺供养佛牙。另又建多怕佛寺，如祗园寺、楞伽提罗迦寺(Lankatilakavifhara)、伽罗圭(Galavihara)等。在阿耨罗陀城还整修了一部分佛寺，在都城建有“火葬场”。国王又造佛像，迦罗寺的石刻佛像，就是这时完成的。(同上，第１４２－１４３页。)公元十一世纪斯国的佛教，这时候可算是最兴盛的。另我卤王还建了很多婆罗门教寺。
　　明的波洛罗摩婆诃一世死后，斯里兰卡政治又陷于紊乱长达四十多年。先是国王无子，王孙毗舍耶婆诃二世(Vijayabahu Ⅱ)即位，他是有名学者，精通巴利文，与缅甸通好。便他仅在位一年，为摩哂陀六世(Mahinda Ⅵ)所谋杀篡位。后来摩哂陀六世又为迦陵伽族人末罗所杀，代替为王(公元１１８７～１１９６)。末罗王曾命令修理和兴建多处佛寺，如布卢那噜伐的蓝科佛寺佛塔，重建佛牙寺，修理多婆罗(Tambulla)佛窟。在他以后听继承者，在位都很短，多数半年或一年多些。
　　公元１２１５年，迦陵伽国的国王摩伽(Magha)带了两万多士兵攻陷斯里兰卡。摩伽王信奉婆罗门教，所以各处佛寺佛塔遭到破坏，如金鬘塔(Suvannmalikacetiya)。因摩伽王不信佛教，斯国佛教徒净重要的佛舍利等，运去秘密藏在斯国中部的摩耶罗多(Mayar-ata)。摩伽王又将斯国人的土地，献给婆罗门教徒。
　　摩伽王统治斯国二十一年(公元１２１５～１２３６)，有斯国王子毗舍耶婆诃三世(Vijayabahu Ⅲ)联合各地起义首领，赶走摩伽王。从布卢那噜伐迁都至达婆提尼耶(Damba-deniya)，因此时斯国北部被陀密罗族人占据立国，常爱到威胁。
　　毗舍耶婆诃三世在位四年，佛教在南方又再复兴起来。国王命令僧人抄写全部三藏，促成三派僧人停止对抗，召请紊乱期间逃难的僧人返国，修建各处佛寺，重新装饰牙塔及佛钵座等。为了巩固佛教，国一曾召集僧人会议，计划改革佛教。(C.Dipayaksorn:《锡兰佛教史》第１４３－１４６页。)
　　王子波洛罗摩婆诃二世(Parkramabahu Ⅱ)多学且勇武，继位(公元１２４０－１２７２)后赶走了陀密罗族人。他在位第十一年时，有爪(Java)王子旃陀婆那(Candrabhanu)举兵攻打斯里兰卡，并期骗斯国人民说他也是佛教徒，结果战败，请求盘荼族(Pandu)和朱罗援助，最后还是被斯国军队击退。
　　国王除治好政治以外，曾命令三派僧人研读佛法、声明文法、佛教文学等。此时期有法称(Dharmakirti)上座，增订《大史》，从摩诃斯那至波洛罗摩婆诃一世。另一位近摩伐奈罗村(Mavanella)一寺的住持著《花鬘供养》(Pujavali)，叙说供佛之物，附有斯里兰卡略史。国王曾命令修建阿耨罗陀和布卢那噜伐破毁的佛寺。(C.Dipayaksonr:《锡兰佛教史》，第１４７－１４８页。)
　　王在位三十三年，然后让位给太子毗舍耶婆诃四世(Vijayabahu Ⅳ)，但不久为一位大将军谋杀。波洛罗摩婆诃二世的弟弟婆吠奈迦婆诃一世(Bhuvenaikabahu Ⅰ)就在耶波诃伐(Yapahuwa)即位(公元１２７３～１２８４)。婆吠奈婆诃一世曾命令审订巴利三藏，重新抄写分发全岛佛寺研读。不幸是后来印度陀密罗族又举兵侵犯斯国，统治二十年中，提倡婆罗门教，造神像神庙，运走佛牙及佛教各种有价之物，将布卢那噜伐建筑为盘荼(Pandu)的形式。(C.Dipayaksonr:《锡兰佛教史》，第１５０页。盘荼(Pandu Pandava盘荼婆)，是民族名。)
　　波洛罗摩婆诃三世(Parakramabahu Ⅲ，公元１３０２～１３１０)以和平方法，迎回佛牙供在布卢那噜伐。他对三宝虔敬信仰，但不久为婆吠奈迦婆诃二世(Bhuve-naikabahu Ⅱ，公元１３１０～１３２５)谋杀夺位，迁都至达婆提尼耶。他的儿子波洛罗摩婆诃四世(Parakramabahu Ⅳ)继位后，信仰佛教，在教城和斯国南部建了多所佛寺，在近王宫处建了三层的佛牙寺。在此期间编写了《佛牙史》(Dathavamsa)，译巴利《本生经》(共５５０经)为僧伽罗语，完成僧伽罗语文法，书名Sidatsangraha。(C.Dipayaksonr:《锡兰佛教史》，第１５０－１５２页。)
　　婆吠奈迦婆诃四世(Bhuvenaikabahu Ⅳ，公元１３４４～１３４５)，在近坎底(Kandy)建筑了楞伽提罗迦寺(Lankatila)及伽陀罗奈尼耶寺(kaViharagadalaneniya)。后有毗迦罗婆诃三世(Vikarama--bahu　Ⅲ)的大臣阿罗伽瞿那罗(Alagakkonara)，在近可伦坡地方建拘提城(Kotte)，目的是为了避免斯国北部陀密罗族人(此时已立国)的侵袭，及发扬佛教。之后，阿罗伽瞿那罗渐渐强大起来，就脱离陀密罗人的绊索及纳税，宣布独立。(C.Dipayaksorn:《锡兰佛教史》，第１５２－１５３页。)
　　从上文看来，可知斯里兰卡多年的政治和佛教，都在紊乱不稳定中发展。
　　职罗伽瞿那罗之子继位，称毗舍耶婆诃六世(Vijaya-bahu Ⅵ，公元１３８７～１３９１)。斯国史记载，此时中国使者郑和至斯国，请求佛牙，斯国王不准，交以不敬的态度接待中国使者。中国使者回国之后，举兵攻打斯国，擒毗舍耶婆诃六世及王后随从等归国，然后以输臣进贡为条件而放归。(C.Dipayaksorn:《锡兰佛教史》，第１５４页。)
　　按郑和第三次奉使，在永乐六年(公元１４０８)九月，《本纪》云：“永乐六年九月癸亥郑和复使西洋”。又《南山寺碑》云：“永乐七年(公元１４０９)统领舟师，前往各国，道经锡兰山国(Ceylon)，其王亚烈告奈儿(Alagakkonara即阿罗伽瞿那罗)负固不恭，谋害舟师，赖神显应知觉，遂生擒其王，至九年(公元１４１１)归献，寻蒙恩宥，俾归本国”。(MG H ,TX １５４－１５５页。)虽然有关年代和王名有不同说法，但一般学者教依中国说法为准。
　　波洛罗摩婆诃六世(parakramabahuⅥ公元１４１０～１４６２)初即位时，斯国已分成三个各自独立国家，即北部陀密罗国，中部摩罗耶国，南部拘提国。国王就派他的儿子须波曼(Supumal)先剿灭陀密罗国，再次削平摩罗耶国。他命令在拘提城建三层的佛牙寺，修理四座大的金塔。在近可伦坡建了一所须。多提婆寺(Sunettadevipirivena)，纪念他的母亲，他常四事供养比丘，献土地给僧团，协助宣扬佛教，奉行佛法，组织僧团编篡三藏。在此时期，文学也很发达。有一名诗僧室利罗侯罗(Sri-rahula)写了一本诗集《优异诗篇》(Kaviya Sekhara)，叙述佛陀降生人间为大智者的故事。(C.Dipayaksorn:《锡兰佛教史》，第１５５－１５７页。)
　　公元１４７６年，缅甸达磨支提王(Dhammacetiya,或达磨悉提习传授戒法，然后回国，依斯里兰卡的方式传授戒法。同时，增进了两国佛教之间友好的关系。(同上，第１５８页。)
　　公元十四世纪中，婆罗门教在斯里兰卡的势力也很大，国王不仅要护持婆罗门教，而且要雇请婆罗门徒为国家的法律顾问，及参议佛教典礼的仪式。不少的国王曾造很多神像和建筑婆罗门教寺，斯国人民信婆罗门教的也很多。这些都表示，此世纪中，斯国同样流行信仰婆罗门教。更进一步的。有些婆罗门教仪式，也为佛教徒所采用。如此时斯国很多佛寺中，都设有小亭供奉天神，比丘们早晚课诵时，也念诵感恩天神的偈文，影响至今。如现在斯国作家，除了颂赞三宝的恩德，也祈求婆罗门教诸神的加护，包括大梵天、湿婆等。此时期斯国人也信仰观世音菩萨，其建筑艺术也受到婆罗门教的影响，即南印度盘荼婆的建筑形式。(同上，第１５９－１６０页。)

第六章　外力侵入斯里兰卡时期的佛教
作者：净海


　　　(公元１５０５～１９４８年)
　　第一节　葡萄牙时期(公元１５０５～１６５８年)
　　在公元十世纪末以前，到达斯里兰卡的外国人，都是来自印度、中国、波斯的亚洲国家，后来欧洲人也陆续来到斯里兰卡，而且很快地在政治上建立势力，也带进西方的宗教。斯国为南传上座部佛教根据地，至此以后，受到长期多种的迫害和摧残。斯国佛教徒为了护教卫国，经过种种艰苦奋斗才牺牲，最后才最得国家的独立和佛教的复兴，这是最可歌可泣的史实。
　　欧洲人未到斯里兰卡前，就知道斯国是个天然资源很丰富的国家。尤其是当时西方最需求高价的香料，如肉桂、胡椒等，而且斯国又出产珠宝钻石和大象。欧洲人最先到达斯里兰卡的是葡萄牙人。葡萄牙人向来熟谙航海，至各处经商贸易，他们勇于冒险找寻航路，先到达非洲，再行而至香料和物产富裕的印度。最初目的，只是运送东方各种有价值的货物至欧洲去贩卖，赚取高利。然而他们在航行时，恰巧发现了斯里兰卡。那时斯国是波洛罗婆诃八世(Parakramabahu Ⅷ)在位，都城在拘提，距离可伦坡仅六哩。
　　葡萄牙人到达斯国后，最初意图也是贸易，争取斯国的香料。但当时斯国香料运至欧洲的生意，是掌握在阿拉伯伊斯兰教徒手里，所以葡人抵达后，立刻与斯国达摩波洛罗摩婆诃王(Dharmaparakramabahu)订立贸易条约(公元１５０５)。后来葡人开始建造工厂，消灭伊斯兰教徒垄断生意的势力(C.Dipayaksorn:《锡兰佛教史》第１６２－１６３页。)。
　　在葡人未至斯国前，那里全岛已分成三个国家：
　　一、查夫纳，在最北部。
　　二、拘提，在西南部。
　　三、坎底，中部至东部海岸。
　　三个国家都对立不和，其中以拘提地域最大，力是也较强。但是拘提本身又分裂为三个小国，即拘提、罗加摩(Ｒaiygama)、悉多瓦迦(Ｓitawaka)；三国为三兄弟统治，对立各不相让。如此全国分成五个国家，不能互相团结，就给葡萄牙很好的机会轻易进入斯国，很快建稳基础，达到在斯国家发展势力的目的。甚至得到斯国人的协助，快速拓展势力，无甚阻碍(同上，第１６３－１６４页。)。
　　拘提国王婆吠迦婆诃(Bhuvenaika Bahu)，被悉多瓦迦国他的幼弟摩耶陀奈(May-adunne)举兵来攻，拘提国王就立刻请求葡人援助。摩耶陀奈知道后，便去请求与葡人为敌的印度伽梨伽国(Galigat)沙摩林人(Samorin)来相助。两方战争结果，摩耶陀奈被击败，只好向葡人求和，并杀死沙摩林人的首领，献上首级，重新取得葡人的友谊。(C.Dipayaksorn:《锡兰佛教史》第１６４－１６５页。)
　　后来，婆吠奈迦婆诃的弟弟，即罗伽摩国王罗康般陀罗(Rayigambandara)死后，政权立刻为幼弟摩耶陀奈夺占，因为依照斯国王统治是兄终弟及的。做兄长的婆吠奈迦婆诃王觉得不满，更恐怕自己死后，拘提国王位也要为弟所并，所以就铸造自己的孙子达摩婆罗(Dhamapala)的金像，送去葡萄牙国，请葡王颁加冕礼，将来有权继承拘提国王位，依杖葡人的力量维持。葡人自然认为这是最好的机会，更可在斯国扩张势力。(C.Dipayaksorn:《锡兰佛教史》第１６４－１６５页。)
　　婆吠祭迦婆诃王为了计好葡萄牙国王，又请求派天主教徒至斯国传教，使斯国佛教徒转变信仰天主教。葡王觉得很高兴，第一次先派六个传教士至斯国，时在公元１５４３年。此事使斯国佛教徒非常震惊，发现葡人已不像以前只为贸易，现在又传天主教并干涉斯国内政，想要摆脱也不能了。其实婆吠迦婆诃王自己也知道，斯国人是佛教徒，这样做会使人民不满，但为了贪焚王位及传给他的后代，认为转变信仰天主教后，葡人一定会支持斯国天主教的国王政权。(同上，第１６６－１６８页。)
　　婆吠奈迦婆诃王死后，葡萄牙人就立达摩波罗为拘提王，但由于他太年幼，葡人又改立毗提耶般陀罗(　Vidiye Bandara)。毗提耶般陀罗为王后，他不大欢喜葡人，理不为悉多瓦迦国王摩耶陀奈所喜欢，所以在两者力量之间被消灭。
　　于是葡人再立达摩波罗为王。后来摩耶陀奈王和他的儿子王狮子一世(Rajasin%ha Ⅰ)常举兵去攻拘提，每次都受到葡人的保护。达摩波罗王在可伦起坡和拘提各建一炮台，后因拘提难守，不久就放弃了，将力量移至可伦坡。摩耶陀奈王死后，王狮子一世继位，有很在才能又勇敢，常举兵去攻打可伦坡，但无法攻下。他转去攻打坎底，在公元１５８２年，一战成功，收坎底于自己的悉多瓦迦版图中。至此除了可伦坡，他已统一了以前三兄弟坎坡，他已统一了以前三兄弟和坎底的国土。(C.Dipayaksorn:《锡兰佛教史》第１６８－１６９页。)
　　王狮子一世多次去攻打可伦起坡，终无法攻下，就对自己的人民暴怒，使得人民多次想起来叛变。以前的坎底继承人顿非力(Don Philip)，得到葡人的援助，宣布独立起来，给予葡人在坎底传布天主教及掌握香料的贸易权。不久王狮子一世死去，无合法继承人，很多人起来争夺王位，都为葡人征平，悉多瓦迦国因此而亡。
　　拘提国王达摩波罗，在１５５７年，接受信仰天主教洗礼后，就在名字前面加天主教之姓，为顿暴达摩波罗(Don Juan Dharmapala)。他虽然名义是国王，实是葡人利用的傀儡。１５９９年死后，无子继位，遗嘱将拘提国完全献给葡萄牙国王统治。(C.Dipayaksorn:《锡兰佛教史》第１７０－１７１页。)
　　回头再看天主教传入斯国的情形。１５１９年，北部查夫纳国，有一男子叫三基立(Sankili)谋杀了国王波罗拉沙克朗(Pararasaker-am)，然后夺取权力。国王的继承者为了要夺回王位，就向葡萄牙人求援，并以准许葡人在查夫纳传布罗马天主教(属于罗马教，以教皇为首领)为条件。葡人就在１５４３年出兵征剿三基立。但是三基立也极为狡猾，他去见葡人将国，愿意纳贡进税，并允许葡人在查夫纳境内传布天主教。协议既成，三基立仍继续统治查夫纳。葡人开始将天主教传人。
　　葡人传教很成功，不久查夫纳就有很多人改信罗马天主教。三基立这时才惊觉可怕，如此情形发展下去，一定对他的王位和国家人民发生不利。所以他派军人去天主教徒最多的马纳尔岛(Mannar)，告诫人民改信原有的婆罗门教，如有人拒绝必遭杀害，结果有六百人丧生。葡人对这件事很愤怒，立刻派兵去查夫纳保护教徒，并警告三基立不可再犯。(C.Dipayaksorn:《锡兰佛教史》第１７２－１７４页。)
　　１５６０年，葡人再举大军攻查夫纳，三基立战败，逃去印度，葡军也追到印度。最后三基立无法，就与葡人谈和。葡人的条件很苛刻，要三基立须奉葡王为王，并进献贡物，准许天主教传士自由传教。如此葡人仍感不满足，并派兵去查夫纳长久驻扎。这些军人到后，就各处破坏罗门教寺庙，抢劫财物，制造事端，引起人民暴动，殴打葡军强制逐葡人出境至马纳尔岛。总之，葡人为了干涉查夫纳政治及传布天主教，运用各种阴谋以期达到目的。三基立死后，情形并未改变。(《锡兰佛教史》(泰文)第１７４－１７５页。)
　　１５９１年，有一将军叫伏塔都(General Furtado)，召集各首领会议，宣称需奉葡王为王，才可避免国家灾难。众人同意，于是就公布葡王为查夫纳国王，并设立特别机构代为处理葡王在查夫纳的行政。伏嗒都死后，两国纠纷又起，葡人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在１６２１年，以强力夺取查夫纳将其置于葡萄牙统治之下。(同上，第１７６页。)
　　葡人自西南部取得拘提和北部查夫纳政权后，对中部的坎底也就更加垂涎。坎底自顿菲力为王后，他和妹妹卡塞利那(Dona Catherina)都信天主教。因他们的你王迦罗来德般陀罗(Karalaidde Bandara)在摩耶陀奈举兵攻下坎底时，就带他们依投葡人，后因王狮子对人民的暴怒，人民起来叛变，而顿莫大菲力得到机会回坎底为王，这事使当时坎底的人民，甚至葡人都很高兴。但坎底有一人觉得非常不满，此人名叫拘那波般陀罗(Konappu Bandara)，自他改们天主教后，改名顿景奥斯特利(Don Jaun of Austria)，他计划拉拢民众，寻找机会将葡人赶出坎底。后来顿菲力的死亡非常神秘，拘那波盘陀罗就立即抢得了王位。也获得了人民的拥护，成功地逐出葡人离开坎底，并改信原有的佛教，护持佛法，完全禁用天主教的姓名，好自己改名为毗摩罗须利安(Vimalasuriya)。
　　葡人见势不妙，就派兵攻打坎底，毗摩罗须利安只得去别处藏匿，政权就被顿菲力的妹妹所取代。这使葡人非常高兴，因为更有希望传布天主教和香料的生意。但是坎底人民不满，要求公主(顿菲力的妹妹)与一个叫舍耶毗罗般陀罗(Jayavira Bandara)的结婚，由他即王位，而葡人又不同意，因他是与葡人为敌的。所以舍利耶毗罗般陀罗即位后，就为葡人捉去杀了，而使坎底的人民断了依靠，只得再去寻找毗摩罗须利安毗摩罗须利安集合他的人众，回坎底抢回公主的王位，并与公主举行婚礼，宣布为坎底合法的国王。
　　摩罗须利安这次复位，但葡人完全断绝传教和做生意的希望，于是葡人计划要从印度阿Goa调兵来斯里兰战争。１６０２年，有两个荷兰人至坎底访问，这使葡人很害怕，认为荷兰人要与坎底勾结。因此葡人在１６１３年，派大军攻打坎底。当时坎底国王很害怕，就向葡人请求再改信天主教，葡人接受了，并退兵回到拘提。国王这次所怕的，是由于一个荷兰人在坎底死了，恐怕荷兰误会为坎底国王所害，或可能举兵来攻打，为了避免不幸的灾难，所以愿与葡人修好。(《锡兰佛教史》(泰文)第１７７－１８０页。)
　　１６１８年，葡军上校沙(Clo.Sa)带兵在坎底境内亭可马里(Trin-v0malee)、标特卡罗亚(Batticaloa)、无尔皮提耶(Kalpitiya)三处码头建造炮台，以备防止荷兰人援助坎底。坎底国王甚怒，在１６２７年带兵去打拘提，为葡军所抵抗。再过三年，葡军去打坎底，结果毗摩罗须利安战死，蒙军也未能攻下坎底。他的儿子王狮子(Ra^jasan%ha)继位后，在１６３６年葡军再攻坎底，还是未能得胜。(《锡兰佛教史》(泰文)第１８１页。)
　　葡人常对坎底用兵，不能得胜原因，是因当时坎底人民很团结，拥护国王。坎底境内，又有天然山林，葡人不谙地理，用兵困难。葡人征役的斯里兰卡兵，常叛变葡人。又葡人常在斯国境内各地征剿叛变的斯国人，武器用尽，补给不足，葡兵也缺乏长久战起，所以斯国其他地方尽失，而终能保住坎底。(《锡兰佛教史》(泰文)，第１８１－１８２页。)
　　关于葡人在斯国传播天主教的事，最初葡人认为伊斯兰教徒才是他们宗教和商业的敌人，所以先削减了伊斯兰在斯国航海贸易的势力。而佛教和婆罗门教，葡人认为自会随着斯国的政治衰微下去，他们只希望用方法引诱佛教徒和婆罗门教徒改信天主教。所以天主教法兰斯派(Franciscans,１２０９年Ｓt.Francis of As-sisi所创)、窦米尼派(Dominicans,1215年西班牙Domini所创)、耶稣会(Jesuits,1534年Ignatius Loyola所创，名Society of Jesus )，都陆续抵达斯国，到每一个城市乡村传教。他们并且学习僧伽罗语，用僧伽罗语与本地人交谈，又运用手腕帮助斯国老弱贫病之人，收买人心。斯国沿海居民，很快就有很多人改信天主教。土人既改信天主教，也很虔诚和认真。虽然葡人不能使全斯里兰卡人都改信天主教，但天主教伎教士至斯国传教，结果还是很成功的。尤其他们能运用政教配合的策略，给予改信天主教的斯国的以奖助，或以一些职位为引诱。这种策略，使天主教在斯国稳固而生根，就是后来荷兰人传入新教，经一百多年罗马天主教还是不能消灭。还有葡人对佛教徒的压迫，始终不允许或阻碍斯里兰卡国王和佛教僧人有密切的联系，同时断绝各地佛教徒发展事务上的关系。(C.Dipayaksom《锡兰佛教史》，第三１８２—１８４页。)
　公元十六世纪初期后，葡人及天主教神父抵达斯国传播天主教义，曾向佛教徒进行胁迫、虐待，杀戮僧人、破坏佛寺等。在可伦坡沿海一带，１５２年之间，死在天主教名下的人为数不尺。根据葡萄牙历史学家费利耶稣塞(Manucl de Feriya Souda)所说，曾有一位葡萄牙殖民官的队长，将佛教徒的儿童们置于大桶内，用石块活活打死，再将碎尸置于教徒母亲们的头上，这种残忍的暴行仅是其中之一，未记载下来的还很多。(圣严《近代的锡兰佛教》一文，载《佛教文化》第５期。此文主要依据日文《佛教大年鉴》写成。)
　　葡人在斯国的政治和传教的结果，可归纳如下：
　　当葡人统治拘提和查夫纳后，以信仰罗马天主教为主，佛教和婆罗门教被排斥，走向衰弱。此两地区的斯国人民，大多数舍弃原有宗教信仰，则改信罗马天主教。葡人与斯国人战争期间，各地佛寺佛塔等遭到很多破坏。非战争期间，也有很多佛教道场被有计划地强迫禁止佛教法务活动或借故毁坏。而天主教徒由葡政府支持保护，有绝对的传教自由，且传教之人热心而肯牺牲。葡人天主教徒为了吸收斯国人改信天主教，佛教和婆罗门教的议式等，仍可被采用，如拜佛的议式可用以对耶稣崇拜。斯国的古文化渐渐衰落，葡人带进的欧洲文明。逐渐为斯国人民采用。原先斯国人婚姻法是没有一定制度的，自葡人统治后，订立新婚姻法，实行一夫一妻制，离婚需依法获得许可。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甚至服饰，斯国人渐渐采用西方的时尚，如当时斯国女子，流行穿西方的裙子等。还有葡萄牙语文，也被斯里兰卡人学习和应用，后来僧伽罗语文中，渗进了不少葡萄牙语。(《锡兰佛教史》(泰文)第１８４－１８８页)
　　葡人统治斯国１５２年期间，以初期和中期最强盛，而后期逐渐衰弱，直至最后全部退出斯里兰卡。原因有：一、葡人的海上贸易庞大分散，力量无法集中。二、只重工商业，所获利益要购买农产品，及维持经常战争的消耗。三、海上贸易既过庞大，又未注意增强军力量。四、１５８０年后，西班牙力量强大起来，葡人为了保护各地利益，费用庞大。五、在各殖民地，采用高压强迫政策，被统治者常怀怨恨起来反抗，在斯国培植发展天主教势力，引起佛教徒和婆罗门教徒的不满。六、在西班牙统治下的荷兰，忽然独立强大起来，建立海军和制造新武器，经济趋向繁荣，后来与葡萄牙发生战争，争夺斯国的统治权。公元１６５８年，荷兰人和斯里兰卡人共同击败葡萄牙人，驱逐其所有势力于斯里兰卡。
　　后期增订的《大史》记载葡人说：“他们都是恶人，无信仰，残酷无情，擅自进入都市寺院等地，砍断菩提树，破坏佛像，毁灭国家和宗教，到处建要塞防备战争。”(《锡兰佛教史》(泰文)第１８８－１９１页。)
　　第二节　　荷兰时期(公元１６５８～１７９６)
　　荷兰人也早知道斯里兰卡香料生意的获利，常存野心占有，但苦为葡萄牙势力先得，时刻计划要驱逐葡萄牙人出斯里兰卡，以自己的势力代替。公元１６０２年，荷兰曾派使至斯里兰卡坎底与国王毗摩罗达摩须利安一世(Vimala-dharmasuriya I)通好。因为当时势力不足，没有什么行动。再后，荷兰人在巴达维亚(Bataiva今印尼雅加达)建立基地，控制了印度境内一些海岛经商权，又取得马六甲(Malacca)，力量大增，就向印度洋伸展，攻击在印度和斯里兰卡的葡萄牙人。
　　毗摩罗达摩须利安一世在位(公元１５９２～１６０４)期间，曾自缅甸阿拉干的罗迦伽(Rakkanga)迎请高僧至斯里兰卡，复兴上座部佛教。
　　公元１６３８年，荷兰海军由威西特乌尔得将军(Admiral Wester-world)率领，攻打斯里兰卡的标特卡罗亚市，并且与坎底国王王狮子二世(Rajasinha Ⅱ，公元１６３５～１６８７)取得协议，共同驱逐葡萄牙人出斯里兰卡。这正合当时斯国国王的心意，所以愿支付一切战争费用，及允许荷兰人在斯国经营香料。结果在１６５８年，葡萄牙人最后被赶出斯里兰卡。
　　荷兰人扩张商业至斯里兰卡各地，并借口制造纠纷，立刻宣布要与坎底战争。两方议和，荷兰轻易获得在斯国各地经商的特权，包括中部坎底在内。这时斯里兰卡形成两个政府，一是荷兰人控制全岛沿海岸各地，一是斯里兰卡国王统治中部坎底。而坎底比葡人时期更受制于荷兰人。(C.Dipayaksorn:《锡兰佛教史》，第１９２－１９４页。)
　　荷兰统治斯国时期，佛教在坎底还是为国王及人民所信仰，并有婆罗门教、伊斯兰教、罗马天主教等。多数国王护持发扬佛教，改革佛教内部，如从缅甸和泰国引进戒法系统等。而婆罗门教也同样受到国王支持，婆罗门教神庙也列显礼敬的胜地。
　　由于斯国佛教常常遭到灾难，屡兴屡衰。这时又正逢最衰微时期，僧人稀少，力量分散，没有推行教务及统理的机构，僧人堕落不学无术。人民对佛教信仰失去依靠，不再热心护持。外国上座佛教国家，也不再对斯国佛教敬重了。
　　至毗摩罗达摩须利安二世(Vimaladharma-suriya Ⅱ，公元１６８７～１７０７)，他是一位爱好和平的君王，对佛教热心，依照父王的遗嘱与荷兰人保持友好。当他登位后，看到佛教的衰微情形，连寻求五位比丘成立一个僧团都不足。于是就派遣使者，并带了国书去缅甸孟族人(Mons)的地区，礼请比丘至斯里兰卡。一个孟族僧团三十三人，由桑多那(antana)上座领导到了斯里兰卡，国王热忱护法，在近坎底的大吠利恒河(Maha-veliganga R.)一个岛上结成戒坛，传授比丘戒，初次有一百多人受戒。国王又在坎底建佛牙寺。(《锡兰佛教史》，第１９６－１９７页。)
　　可是不幸，正当佛教复兴时，热心护法的国王就去世了，其于那并奈陀信哈(Viraparakrama-narenadrasingha)继位，他无心注意佛教，人民要求也不理，而当时佛教基础也不稳固，又走上衰微之运。更坏的是有人混进佛教中为伪装出家，使戒律堕落毁坏，人民失去支持佛教的信心。最后僧团断绝，就是有人要发心出家，也无法受比丘戒。
　　斯里兰卡佛教濒临衰亡之时，能获重兴，要归功于一位萨罗难迦罗(Saranankara)高僧和同位国王的护持，以及外国僧团应邀至斯里兰卡弘扬戒法的结果。据斯里兰卡和泰国佛教史记载，泰僧到斯里兰卡传授戒法时，当时斯国已没有一位比丘萨罗难迦罗是仅存的一位大沙弥，无法进受比丘戒。
　　萨罗难迦罗大沙弥，见到自己国家的佛教净灭亡，非常痛心。唯一可以挽救的方法，只有派佛教使团去外国，礼请外国僧团至斯里兰卡传授戒法。于是萨罗难迦罗向国王建议，要求派遣佛教使团至泰国，礼请比丘至斯国弘扬戒法。那奈陀信哈时期(公元１７０７～１７３９)，第一次派使至泰国，但这次派使对佛教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使团的人员产不热心注意佛教，只向国王呈报泰国佛教的情形而已，而那奈陀信哈王根本也不关心佛教。(《锡兰佛教史》，第１９７－１９８页。)
　　至室利毗舍耶王狮子即位(Sri Vijaya Raja-singha, 公元１７３９～１７４７)，却非常热心佛教，他因有感佛的衰亡，极力爱护佛教徒并修理破旧的佛寺。他驱逐罗马天主教徒出坎底。毁去契鲁(Chilow)(Putalam)两地的天主教堂。(同上，第１９８－１９９页。)
　　萨罗难迦罗大沙弥向室利毗舍耶王狮子王建，再派佛教使团至泰车，礼请泰僧至斯里兰卡传授戒法，国王立即同意给予支持。第二次派出的佛教使团，有“戒行沙弥团”(Saman-eranikayasalavatta)沙弥约五位(为萨罗难迦罗弟子)，使臣两位，公元１７４１年出发。真是不幸，船行近缅甸的庇古(Pegu或译白古)境时，遭到风浪，船毁沉没，只有四人爬上小艇得以上岸，其余的人和所有物品都沉入海中。幸得生还的四人，在庇古又遭到恶人洗劫，他们回到斯国后，将详情呈报给国王。
　　公元１７４７年，室利毗舍耶王狮子王再派佛教使团到泰国，有沙弥五位，使臣三人，这次很平安的抵达泰国首教大城(Ayudhya)。谒见泰王陈说, 事由，泰王也准备派僧团去斯国。但当时得到消息，斯里兰卡王已驾崩，命令赴斯国的僧团暂且等待，先探听斯国方面的消息。所以斯国使节就先返国，在途中又遇难，只有一人生还。
　　斯国新王名吉祥称王狮子(Kirta Sri RajaSinha,公元１７４７～１７８２)，他是斯国历史上有名的佛教护法者。他自幼即注意民众道德，恭承萨罗难迦罗大少弥。以前的国王三次遣使至泰，都没有成功，他心中非常的担忧。他依萨罗难迦罗的请求，再派使至泰国，这次有四位政治官员，平安地抵达泰国大城。
　　此时是泰国大城王朝波隆科期(Boron Kos)在位，礼遇接待斯国来使，欢喜给予斯国佛教一切协助，命令组织一个僧团，由优波离(Upali)上座领导，去斯国传授泰国式戒法。斯国使者和泰国僧团下船出发之日，得到盛大光荣的欢送，并且在泰境河流航行期间，派人护送及供养一切。但至吞武里(Dhonburi)里，斯国使者死了一人。自泰历十二月二十八日始，继续航行六日，船漏下沉，得地方人民相助，将所带之物抛弃下海，然后行至最近之处避难。途中比丘们念诵《保护经》不断。船行十日后，才看到海岸，那是泰南六坤(Nakhon Si Thamarat)，此时船正下沉，众人幸都脱险登岸，住在一佛寺中，请求地方首长派人送信至大城。泰王知悉，非常惊讶，命令将船修复，回至大城。
　　这时有人呈献意见，去斯国的僧团最好先由陆路行到缅甸的丹老(Mergui)，然后再备船往斯国。可是又有很多困难不能解决，泰王不同意，至此心生悔意，不愿再派僧团，而斯国使者再三恳求，才允许再派。
　　却巧这时有一艘商荷兰船到达大城，使团向船长要求带他们前往斯里兰卡。船长知道他们遭遇许多困难而不能达到目的后，愿意随船带他们前往斯国。使团随荷兰商船十二月底出发，经湄南河出海航行，先至巴达维亚(Batavia今雅加达)港口，得到当地荷人的欢迎。然后转驳大船再航，抵达斯国的亭可马里港，行程共五人的欢迎。然后转驳大船再航，抵达斯国的亭可马里港，行程共五十一日。荷兰船大，航行平稳，又受到船上荷人的照顾，所以一路平安，这是公元１７５３年的事。
　　斯里兰卡吉祥称狮子王得到的消息，欢喜踊跃，立刻命派大臣前往亭可马里洪港，迎接泰国僧团坎底。他们受到斯国国王和广大民众的欢迎。在瞿陀波罗村(Godaplla)，马山寺(Assagirivihara)和花园寺(Mmallavatta，即Puppharama)的斯国僧人与之相见，萨罗难迦罗大沙弥也在内，泰僧受安排住在花园寺。
　　泰国僧团领导人优婆离上座，首先即准备传戒之事。公元１７５３年，斯国阴历八月十五日，为五十五岁著名的萨罗难迦罗大沙弥传授比丘戒，同日又有五位斯国沙弥受比丘戒，一切依泰国僧团仪式。因斯国比丘僧团的重兴，是泰国僧团所传，后来就称为“暹罗宗”(Syama vamsa，英文Siam School)。
　　随后一个月内，又有数百人出家受比丘戒，以高僧萨罗难迦罗领导下，斯国灭亡的佛教，很快地又再复兴起来，一跃再成为斯国的国教。佛教教育也受到提倡，人民都转来热心拥护佛教，各地佛寺佛塔，得到重新修复。
　　吉祥称王狮王为了巩固斯里兰卡的佛教，召集僧人在花园寺会议，要敕封劳苦功高的萨罗难迦罗为僧王(Sangharaja)，结果僧伽会议通过。萨罗难迦罗比丘受封为僧王，这是斯里兰卡佛教史中仅有的一位，因为在此前后，斯里兰卡佛教只有僧伽领袖，没有僧王设置。这在当时可能是受到泰国僧王制度的影响。(1.D.Dipayaksorn:《锡兰佛教史》，第２０１－２１４页。2.《锡兰的罗宗派》(泰文)。)
　　萨罗难迦罗生在公元１６９９年，通巴奈县(Tumpane)瓦利维达村(Valivita)人。先人曾做过国家大臣，他自幼即信仰佛教，心地善良，相要出家为沙弥。但当时佛教衰微，父母不许。十六岁时，父母同意，依一位有德学的须利耶拘陀(Suriyakoda)法师(比丘师从缅甸孟族僧得戒)出家为沙弥。出家后不久，即感觉僧人的戒律堕落，立志刻苦勤学。可是当时斯国出家人，已无人能教授巴利文及初步文法，只找到一位罗拉哈密(Levuke Rolahami)居士，懂得巴利文，但那时罗拉哈密正被关在监狱里，每天只准许出业礼佛一次。萨罗难迦罗只好等他出来时，请他教一点巴利文。后来他已能了解《大念处经》(Mahasatipatthana-suttanta)，要再寻找其他的老师教已不可得，只有靠自修。不多年他已能精通巴利文、梵文和僧伽罗文，然后再教导他的学生，不久就有很多弟子。
　　他发扬佛教的志愿实现了。他先与三个弟子，到七个重要城市游化说法。在里提寺(Ridi Vihara)成立弘法事务中心，然后依计划至各处向人民布教，并且自己成立新僧团，称为“戒和团”(Silavatta)，全为沙弥，遵行沙弥十戒，不接受施主拿食物到寺里供养，食物都从托钵而来。他们弘法的结果，使很多的人民来归信佛教。
　　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仍继续不断地到各处向人民说法。拥护的信众一天天多起来，可是却引起原有旧派僧人的不满，而诉至法庭，结果沙弥“戒行团”败拆，被判用衣缠在头上对旧派僧人礼敬。虽然如此，但他们弘法工作仍不间断。
　　一天，印度有一“有想论”(Sannasa)婆罗门外道抵斯里兰卡阿耨罗陀城。那奈陀信哈王知道后，便召他进宫会谈，但他对佛教所知极其有限。国王为了建立斯国佛教的声誉，就礼请马山寺和花国寺的僧团，推选人去与婆罗门外道说法，但没有一人能出来担任，国王觉得很耻辱。这时有一位宫臣知道此事，呈奏国王去礼请萨罗难迦罗大沙弥出来担任此事。
　　到了约见时间，萨罗难迦罗即进宫登上法座，先念诵巴利文经偈一首，然后用僧伽罗语解释，接着再用梵文对婆罗门宣说。这使得当时听众非常惊奇，赞叹不已。后来国王把别的僧人职位都撤掉，封萨罗难迦罗为佛教新领袖。从此以后，有知识的弟子及信众日渐增多。
　　但是当时斯里兰卡佛教已断绝比丘戒传承，为使佛法久住，僧种不绝，萨罗难迦罗想方设法挽救，他认为须从外国佛教引进戒法系统，所以才有三次派遣佛教使团至泰国，礼请泰国僧团至斯国传戒的事宜。
　　公元１７６４年，萨国难迦罗僧腊十二年，才为斯兰卡人传授比丘戒和沙弥戒，为得戒阿阇梨。他在１７７８年圆寂，世寿八十一岁。(1.《锡兰佛教史》(泰文)，第２１５－２２８页。2.《锡兰的暹罗宗派》(泰文)。)
　　再说泰国派至斯里兰卡的僧团，依原订计划，即三年调换一次，直到满十年，到斯国比丘可合法传戒时为止。泰国第一次派出的僧团，驻锡三年，斯里兰卡人得比丘戒七百位，沙弥戒三千人。这次泰国僧团有比丘十八位，沙弥八位。可是三年后回国泰国的，只有比丘七位，沙弥五位，其余的都圆寂在斯国。因为水土及食物不适，优波离上座也圆寂在斯里兰卡。
　　公元１７５５年，泰国第一次派的僧人回国后，随即又派一僧团去斯国代替，共有比丘二十二位，沙弥二十位，由大净阿阇梨(Mahavisuddhacariya)和圣智(Varanana-muni)两位上座领导，另有使臣医生等六人，仍乘荷兰商船。这次荷兰船经过很多商港，航行八天，到马六甲，然后又经过几处，再和七天，船在海中触礁搁浅，又逢雷雨天暗，三只救生舢船，只有请两位上座和使臣先下，而近岸边时，风浪又将三只舢船击毁，幸已抵达浅难，涉水上陆，但已无工具再往大船搁浅处救起别人。大船上的人饥饿地等了三天，感到无望，就取木为筏，希望能随风逐浪飘至岸边。后知有四位比丘和两位沙弥死在海中，其余先后飘至斯国海岸，大家得以重逢。
　　当地斯国人知道这个不幸的事件后，立刻对他们加以慰问，供给所需物品，并派人至野外底报讯。斯里兰卡王吉祥称王师子知道情形后，非常悲痛，命令先在当地建造临时住所，安排泰僧驻锡，供养一切；又命令开筑道路，然后迎接他们至坎底。
　　第二次泰国僧团住斯里兰卡四年。据历史记载，大净阿阇梨精于禅观，在斯国传授很多弟子，受戒比丘三百位，沙弥更多。僧团在１７５８年泰国。(《锡兰佛教史》，第２２９－２３５页。)
　　斯里兰卡有了僧团，佛教复兴了。在高僧萨罗难迦罗及国王热心护持领导下，比丘沙弥们研究教理，严守戒律，依法建立良好的僧伽制度，斯国上座部佛教的命脉得以传承下来。
　　至于荷人在东方传教，是隶属于“荷兰东印度公司”(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Presby)事务中。荷兰东印度公司虽然是管理殖民地和商业事务，但他们主为利用宗教的影响力，更能达到政治目的，而且容易收服殖民地人心。他们吸引斯国的佛教徒、婆罗门教徒以及罗马天主教徒，改们他们的新教长老会教派(Presby　terian)。因为当时这三种教徒和广大的民众，都是拥护斯里兰卡坎底国王的。如果这三种教徒被吸收改信新教，就可破坏他们与坎底国王的关系，在殖民政治上会减少很多麻烦，经济上获益更大。(《锡兰佛教史》，第２４０页。)
　　荷兰是信仰新教的，称为“荷兰改革信仰派”(Dutch Refornmed Faith)。此派牧师抵达斯国传教，尽量吸引佛教徒、婆罗门教徒、天主教徒来改信他们的新教，他们印刷英文和斯国当地各种语文的书刊分送，内容是有关新教教义问答及信袋子新教的好处，收效很大，吸引很多斯国人去信他们的新教。不过他们信仰新教不是出于虔诚，只徒具形式，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还是与原先一样。当时荷兰政府和牧师们吸引斯国人改信新教所用的方法，就是在斯国各城市和乡村建立学校，特别是在海边统治地区，让斯国儿童入学及接受信仰基督教。(《锡兰佛教史》，第２４１页。)
　　学校中除了一般课程，规定要读基督教新旧约等宗教科目。儿童不得无故缺课，不然家长要受外罚。每所学校有教师二至五人，其中一人是教宗教科目，直接提出问题给学生回答，如学生答不出来，教师便加以解说，宣传信仰督教的好外。担任宗教科目的教师，更赋有特别权力，可为学生登记及签发各种文件等。儿童满十五岁以上才可离校。离校后，规定两个星期中，最少有一次到学校或教堂学习基督教特别课程。未满十五岁，须学基督教义三年才可离校。所读课程，分基督教基本教义、朗诵、书写、问答、祈祷词等。学校主持人士多为地方政府公务员。主持教育的高层，有牧师及其他二至三人受荷兰国王委任为教育行政人员；另有督学二人，经常于各地学校考察教务，检阅学生名册，查问学生。如发现学生对基督教表现成绩良好，即举行基督教洗礼和赐给教名。
　　这种学校不单吸收了很多人信仰基督教，而且发展速度极快。公元１７８８年，可伦坡一地，就有五十五所，另外还有欧洲人与斯国人共读的学校。荷人还设立高等学校，训练斯国人学习政治和教育行政。荷人控制斯国人最有效的方法是，凡是信仰基督教的人，才委以政府公务员职位。斯国人为了自身利益，自愿为基督教徒的人增多。荷人更订出法律，除了基督教以外，禁上人民对基他宗教的崇拜和举行仪式，所以信仰佛教、婆罗门教、捃斯兰教、天主教的人。他们的权利完全被剥削。荷人更利用宗教的力量，规定斯国人出生、结婚，必须举行基督教仪式而成为基督教徒，如此才可获得法律上的承变的保障。(《锡兰佛教史》。第２４２－２４４页。)
　　佛教和婆罗门教的土地往往被没收，而移转为基督教的财产。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也被迫害，而基督教会则到外林立。荷人这种政策，目的就是消灭佛教，将斯国变成一个完全基督教的殖民地。
　　不过荷兰人也带给斯里兰卡经济的改进和社会的发展。坎底境内多高山，一年虽种稻两次，但粮食仍不够自给，加以斯国人不甚勤劳。荷人就教导斯国人种植树胶、椰子、茶树、胡椒、咖啡、豆蔻等植物。坎底的商业和交通原是不发的。当时斯国人多数以物易物，交通多为步行，荷人帮助他们建造纺织、制酒、榨油等工厂，在城市和乡村开建很多道路，以便利人们往来货物运输。
　　在社会方面，斯里兰卡人种族阶级分得很严，各种族之间不相婚嫁，职业也由本族承袭。男女婚姻法不受限制，一般习惯是一产供销，结婚也多数由男女自愿。如夫妻女分离有儿女的。女与母住，子与父住。一般妇女，多数管理家务之事。自荷人统治斯里兰卡后，改用“罗马荷兰法律”(Romam Dutch Laws)。这种法律后来仍为斯国人所沿用，它对促进社会进步，改变人心影响很大，使斯国人民舍弃很多旧有法律的风俗习惯，遵行容易的新法，如废除种族阶级，婚姻法规定为一夫一妻。特别是普遍建立学校，使斯国儿童都有受初等教育的机会。一般人都有读能写，大量减少过去文盲的数量。而过去一般儿童，都是依靠佛寺僧人的教育。
　　建筑方面，房舍增高，窗扇宽大，荷兰人的这种建筑形式，沿用至今。布置装饰，也受到荷兰的影响。枪炮武器的使用，堡垒的构建，也由荷人引进。荷兰多年统治的结果，使僧伽罗语中，也有不少荷文转来的词语。
　　荷兰人统治斯里兰卡共１３７年，因为提倡推行基督教，所以没有一天忘记对其他各宗教的排挤和迫害，这包括佛教、婆罗门教、伊斯兰教、天主教。这种对其他宗教的长斯迫害，直到１７９６年，荷兰统治势力退出斯国后才结束。
　　第三节　英国时期(公元１７９６～１９４８)(本节资料完全引用自C.Dipayaksorn:《锡兰佛教史》(泰言语)，第２４８－２８５页。)
　　公元１７９５年，欧洲的法国，宣布与英国及荷兰战争，荷兰被法军攻破，国王逃去英国。这时有荷兰人在东方的殖民地巴达维亚(雅加达)宣布成立荷兰共和国，与法车通好。荷兰国王恐怕会丧失斯里兰卡殖民地，于是寄敕令由英军带至斯国的荷兰殖民政府，准许英军管治斯国，不让法人进入。但是斯国的荷兰殖民地政府，愿意听从巴达维亚荷兰共和国的指示，不接受流亡国王的命令，拒绝英国管治斯国。英人见协议不成，１７９５年用兵占领享可马里港，仅遇到很小的抵抗，查夫纳和可伦坡也是一样。１７９６年签订条约，斯国人愿意将荷兰统治的殖民领土交由英国管治。
　　英国从荷兰夺得统治权后，觉得还不满足，常常向斯国中部坎底用兵。英国初统治斯国各海边地区时，隶属英人在印度的“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管辖，但到１８０２年斯国完全沦为殖民地，就直接收为英王统治了。坎底被英人攻破，是国王与大臣们不能团结抵抗外敌所致。
　　起初有一臣阿哈力波拉(Ahalepola)领导一班官员，对国王毗迦罗摩王师子(Sri Vickrama Raja Singha,公元１７９８～１８１５)叛变，请求英人协助。但英人未答允，就被国王打败，逃至英人统治区域。国王无法，一怒命令杀死叛变官员所有的亲属，连出家的新属也包括在内，这就使得他的臣民大为不满。
　　英人见坎底大臣们对国王不满，而且在形势上可占领坎底，就宣布与毗边罗摩王狮子战争，因得坎底一些大臣们相助，结果很累易的攻下坎底。国王被捉受放逐，斯里兰卡人的坎底王朝至引灭亡。公元１８１５年英人与叛变国王的大臣们立约，承认坎底交英国统治。但英人不允许再立那耶卡族人(Nayakar)继续为坎底国王。同时英人接收管理佛教，公布佛教仪式，佛教圣地，统计佛教比丘。英人对过去坎底的大臣，仍让管理以前坎底各重要的城市。但后来这些大臣，以及人民和佛教比丘，对英人的统治觉得不满，因为英人逐步削减了他们过所有的权利，就联合起来叛变，而被英人敉平。英人为了防止斯国人再叛变，便再削减这些旧臣的各种权力，归属各部文官英人还在各重要要城市驻守英军，建造炮台，修筑公路，如有斯国人叛变时，可以随时便于运兵防止，非常生效。
　　自荷兰势力退出斯里兰卡后，佛教徒及其他宗教徒曾被迫信仰基督教的，又都回转来信仰自已原有的宗教。英人初未注意帮助斯国人建立学校，但随后发现这种情形对他们不利。因为他们仍希望斯国人建立学校，但随后发现这种情形对他们不利，因为他们仍希望斯国人继续信仰基督教，所以才建筑更多的学校，以学校教育的方法，来间接废除佛教等。英人初统治时，坎底的佛教，每年有一次沙弥进受比丘戒仪式，这时斯国英殖民地总督下令不许再举行。藉说坎底与英人不友好，就是人民往佛寺聆听僧人说法，也受到限制。至英人完全直接统治坎底后，才改用表面上较为温和的政策，协助佛教，总督代替过去坎底国王的权力，可封僧人爵位。委任佛教财产管理人。坎底的圣物佛牙，也受到当地英人的保护。佛教徒可自由举行教仪式，有知识的僧人，也可到任何地区宣扬佛教，教育人民学习僧伽罗语文和巴利文。
　　当时直接与佛教等为敌的，是基督教的牧师和传教士。在英人统治下，有不少西方传教士涌入斯里兰卡。公元１８１２年，有“洗礼教会”(Baptist Missionary)传人，１８１４年“西方教会”(Western Missionary)传人，１８１６年传人“美洲教会”(American Missionary)，１９１８年传入“英国教会”(Anglican Missionary)，等等。这些教会传入斯国后，帮助英殖民地政府建立学校，不几年间，就有很多政府的教会学校。依据１８２７年统计，全岛公私立基督教会学校多达４２６所。本来那时斯国佛寺里的学校，有一千所以上，但因得不到政府的帮助，无法发展。而且后来佛教徒毕业生，无法找到工作。读政府教会学校的，比读佛教学校的很多特别优待，尤其是不收学费，毕业出来政府给予种种便利，容易打到工作，这样佛教徒被迫也只得送子弟去政府教会学校读书。依１８６８年统计，斯国学童读教会学校的，达百分之六十五，读佛教学校减剩到只有百分之二十七。当教会学校学生占了多数，于是殖民地政府订立法律，全国各学校每天第一小时必须上基督教课程。另外设法切断佛教比丘们对人民教授佛法，到了佛日，不准佛教徒进佛寺听经闻法、修行、斋戒，使佛教徒活动非常不便，令斯国人感到非常不满。
　　基督教徒利用种种方法达到传教的目的。他们给病人以廉价药品，建盲哑学校等，争取人心改信基督教。这虽是社会福利事业，但佛教徒想做，不会得到政府协助。英殖民地总督代替过去坎底国王的权力，立约上规定“保护佛教”，并尊重佛教仪式，但仅徒具条文，总督不履行参加佛教重要的庆典，轻视比丘，佛教在这样情形下更为衰微。
　　佛教受到压迫，眼见日日衰微，有志的佛教徒就起来卫护。公元１８６０～１８７０年，有一群比丘开始用间接的方法抵抗，设立印务所，印刷各种宣传小册子，向人民说明佛教受到迫害的情形，又建立学校，协助佛教徒子弟佛教学校读书，鼓励佛教徒热爱保卫自己的圣教。其中有一位勇敢杰出的比丘羯那难陀(Mahotti Vatte Gunananda)，举行佛教与基督教公开辩论，说明两教教义的差别和优劣，让一般人民了解来抉择信仰。这种公开辩论，自公元１８６５年至１８７３年，隆重举行了五次。最后一次，在巴那都罗(Panadura)辩论两教的善恶。羯那难陀雄辩的言词，彻底击败了基督教徒。辩论完，羯那难陀将辩论讲词，印成英文，寄到欧美各地宣传。这次辩论大大振奋了斯国人的信心。
　　辩论的英文稿寄到美国后，有一位陆军上校奥尔高特(Colonel Henry Stell Olcott,1832~1907)和他的俄籍妻子波拉瓦斯基(H.P.Blavatsky)读到，非常感动，深切同情斯里兰卡的佛教。他们两人原是研究哲学的，早对东方佛教注意和热心。当读到这份辩论，就在１８８０年决心至斯国研究佛教，帮助佛教徒宣扬佛法。当他们两人抵达斯国南部的加耳(Galle)往可伦坡时，发现斯国佛教不被重视，人民竟因羞耻而不敢表示自己是佛教徒。
　　斯里兰卡佛教的衰微，使他们觉得很惊讶。为了振兴佛教与基督教相抗衡，急需要一个佛教机构，１８８０年他们在可伦坡成立“佛教灵智学会”(Buddhist Theosophical Society)，宗旨是发扬世界人类各宗教和平友好，及保卫宗教不压迫。学会先后开办很多学校，让佛教徒子弟就读，教英文和僧伽罗语。如现在著名的阿难陀学院(Ananda College)、法王学院(Dharmaraja College)、摩哂陀学院(Mahinda College)等，都是那时创立的。他们吸引了很多西方学者至斯国，发展斯里兰卡国家教育和佛教教育。
　　奥尔高特上校见斯国人多数是佛教徒，但佛教重要节日及佛日得不到休假，对佛教徒非常不合理。他以个人名义直接向英国外交部殖民地大臣交涉，结果斯国英殖民地总督同意，公布佛教卫塞节(佛诞节)为全国公休假日。
　　奥尔高特这样的做法，引起基督教牧师们十分不满，甚至政府一引起公务员也不赞成。他们呈报上级，要求政府禁止奥尔高特在任何地方发表演讲。但因为斯国人多数是佛教徒，禁止不了，反而斯国佛教徒更加拥护奥尔高特上校。
　　奥尔高特对佛教的工作，是真诚而诚心的。他等募发扬佛教的基金，印刷僧伽罗语《Ｓarasavisan-derasa》及英文《佛教徒》(ＴHEBuddhist)杂志。１８８５年购地建立学会大厦，开始设计佛教教旗。同年又设立“星期日学校”，到次年即发展改为普通学校，教授英文。这就是现在可伦坡著名的“阿难陀学院”。上校所建立的学校，都向政府教育部登记，取得合法权利，虽也遭受很多阻碍，但都能获得成功。
　前面已说过，斯里兰卡佛教自公元１２３５年就一直衰弱不振，至高僧萨罗迦罗和国王吉祥称王狮子时，佛教得到复兴，但也不过限于坎底境内。佛教最衰微的，是在沿海地区，佛教教充尤其如此。只有在１８３９年，萨罗难迦罗的弟子瓦拉悉达他(Walanesiddhartha)上座，在荷兰人统治的巴那都罗的罗摩拉那镇(Ratmalana)，建立一所僧人教育机构，称为“胜法塔学院”(Ｐaramadharma-cetiya-parivena)，算是斯国的第一所僧学院。
　　后来一位胜法塔学院的毕业者，于１８７３年在可伦坡的摩梨迦甘陀(Malikakanda)，又建了一所“智增学院”(Vidyodayaparivena)。这所学院，于１９５８年，被政府升为大学之一，教授东方语文、宗教、文化，僧俗都可入学攻读。此校创立都有苏曼伽罗比丘(Hickaduwa Sri Sumangala，公元１８２６～１９１１)担任第一任院长，他一生多学，著名弟子很多。
　　公元１８７６年，一位法光(Ratmalana Dharmaloka)比丘，在距离可伦坡五哩的迦耶尼(Kalyani)，又建立一所“智严学院”(Vidaya-layalankaparivena)。法光比丘毕业于胜法塔学院，勤苦好学，通达三藏，留心于僧教育发展。他曾著书很多，包括僧伽罗文和梵文。智严学院，１９５８年也升为政府大学。
　　上述三所学院，是斯国最久最重要的僧教育。胜法塔学院还专设有僧人的“教师养成学院”(Parivena Teachers'Training Col-lega)，其他两所，教育程度与政府大学相等。
　　基督教在斯里兰卡发达的时候，佛教徒处于劣势，觉得很少有复兴的希望。他们认为唯一挽救佛教危运的方法，是成立佛教推行工作总部，所以先有奥尔高特的“佛教灵智学会”。１８９１年，斯国人达摩波罗(Anagarika Dharmapala)居士成立“摩诃菩提协会”(Maha Bodhi Society)，会址靠近“智增学校”。此会宗旨是向外国宣传佛教，特别着重于复兴印度的佛教，及促进斯国的教育。此会后来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各国佛教徒都知其名。现在印度的各大城市，差不多都有摩诃菩提分会的设立，斯国的弘法比丘每三年轮换一次。被选派的比丘，最少接受两年以上的训练，训练处为“佛法使者学院”(Dhammdautavidayalaya)，院落址设在可伦坡。在印度加尔各答的摩诃菩提协会，代表该会推行一切职务。凡去到印度的佛教徒，大多会到摩诃菩提协会拜访，或请求住宿。该会将给予种种照顾和协助，非常称便。加尔各答的摩诃菩提协会，并且编印《摩诃菩提》(The Maha Bodhi)英文月刊，分寄全世界各国宣扬佛教，至今将近百年，引发无数的人研究佛教及皈依三宝。
　　在斯国内，摩诃菩提协会又印有僧伽罗语佛教杂志，建立多所学校，如摩诃菩提学院(Maha Bodhi Vidayalaya)、阿难陀波利迦学校(Anandapa lika)等。在欧美也设有摩诃菩提分会，同时轮派比丘至英国和德国长期弘法。
　　１８９５年达摩波罗居士曾至中国上海访问，与中国著名学者、教育家杨仁山居士商谈，相约复兴印度佛教及向世界宣扬佛法。
　　摩诃菩提协会的成就，使很多斯国人觉醒过来。１８９８年，又有佛教徒成立“青年佛教会”(Young Men's Buddhist Association)，宗旨是对青年人宣扬佛法，使青年人注意佛教道德的修养。青年佛教会在全岛很多佛寺中，设有“星期日学校”，学校由各寺住持管理，教师都经过选拔委任，利用星期日对青少年传授佛教课程，引导参加佛教仪式，如礼佛念诵等。
　　达摩波罗生于１８６３年，是一位热爱国家的人。他常告诫自己的同胞，不要忘记本国固有的文化和优良的生活习惯，去羡慕外国的风气。他也是学佛最虔诚的奉行者，为了复兴印度佛教工作，舍离眷属，把他的原名“大卫”(David)改为“达摩波罗”(Dharmapala护法)。当奥尔高特上校至斯国成立“佛教灵智学会”时，他即参加宣扬佛法工作。为保护印度佛教的圣迹，他尽最大的努力，在佛陀伽耶购地建寺。他至各处演讲，提醒斯国人不要饮酒。他曾出版僧伽罗语《佛教徒》报纸，鼓励同胞爱自己的国家和佛教。他最大的志愿是复兴印度佛教，在加尔各答建了“法王精舍”(Dharmarajika Vihara)在鹿野苑建了“根本香室精舍”(Mulagandhakuti Vihara)。他后来出家为比丘，法名“吉祥天友”(Srideva mitra)。１９３５年他圆寂在根本香室精舍，圆寂前用英文说：
　　“This is my last .May I be reborm in a Brahmin Family in India to work for the upliftment of Buddhism .I wish I were reborn even twenty five times to work for the cause of Buddhism.”
　中文译文是：“这是我最后的时刻。为了复兴佛教，我求再生印度婆罗门家；为了佛教工作，我愿再转世二十五次！”多么伟大的行愿！
　　关于斯里兰卡的僧团，前面已说过，是由泰国引进的戒法系统。公元１８０９年以后，又由缅甸传进了两个僧派。这是因为暹罗派僧人接受人出家，分有种族阶级限制即只收瞿毗伽摩族(Govigama或Goigama)农民阶级，此族被认为是传自高贵的王族，也是斯国人口最多的族民。其他族人一概拒受出家(泰国僧团并不分种族)，这样就引志其他各族佛教徒的不满。本派中也有些比丘沙弥意见不一，甚至反对这种不法主张，而要另外自外国再传进戒法系统。公元１８０２年，一位沙弥庵婆伽诃毕提耶(Ambagaha Pitiya)，属于沙罗伽摩族(Salagama)，因不满坎底的暹罗有，就约了其他五位友好沙弥，一同去缅甸的僧团求受比丘戒。后来他们回到斯国，接受人出家，概不分种族阶级。这派以后就称“缅甸派”(Amarapuranikaya)。
　　《佛教朝圣者》(Pilgrimage to Buddhism)对此有不同的说法：公元１７９９年，斯国南部吠利台罗(Velitera)，沙弥正智帝须(Nanatissa)与其他五位沙弥共赴缅甸，受到缅甸国王的礼待。他们六人在缅甸住二年，１８０１年，从缅甸派(Amraapuranikaya)僧王智胜种法军(Nana-bhivamsadhammasenapati)受比丘戒。第三年，他们与三位缅甸比丘同回到斯国，遵行缅甸僧派仪式，得到很多人的信仰。后来他们之中有法蕴(Dhamma-Khandha)比丘等四位去缅甸学法。四位比丘中有一位叫宝德(Gunaratana)，于１８０９年回到斯国，开始在坎底及沿海地区传授比丘戒，是为“缅甸派”之始。
　　１８６４年，斯国比丘因陀萨婆伐罗那(Indasabha-varanana)到缅甸，在阿拉干的孟族僧团重新受比丘戒。后来回到斯国，也开始传授比丘戒，接受各族人出家，此派后称为“孟族派”(Ramanna-nikaya)，奉行戒律更为严格。
　　以上是近代斯里兰卡僧团三派发源的情形。
　　英人统治斯里兰卡可分三个阶段；即初斯用各种方法夺取权力及逐渐改革政治，使基础稳固；中期帮助斯里兰卡发展经济，如开垦种植田；后期为斯里兰卡政治、文教、经济等方面建立正规。虽然英人有些做法使斯国人不满，如初期的基督教学校和压迫其他宗教的政策。但英人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会运用有伸缩性的方法来处理事务，如准许僧团选拔和委任佛寺住持，由政府订立章程，赋予受委任者应有的一切权力。又政府准许选任保护佛牙的负责人，但这件事始终很难令人满意，因为负责的人一得到机会，多数者为个人利益打算，后来英政府也设法改正或制止。关于处理佛教财产，起初也是紊乱无章，１９３１年英人订立法令，规定由佛教管理财产负责人处理及行使职权，结果效果良好。
　　英殖民地政府鼓励斯里兰卡人种植咖啡、树胶、椰子，增产稻谷收获，使斯国人有工作收入，经济好转。交通方面，在全岛开辟公路，建造可伦坡港口，建筑铁路，设立邮政电话电报。其他如繁荣商业、开设银行、改革政治流弊，都有很好的成效。
　　在社会方面，斯里兰卡最大的民族就是僧伽罗族(师子族)，可分三类；即政府官员、僧侣、家民。其次是陀密罗族，也分如上三类。除此还有印度人住在斯国东部，荷兰遗民保加族(Burgher)，及马来族。这些种族宗教信仰各有不同，多数僧伽罗族人信仰佛教，陀密罗族人信仰婆罗门教，印人和马来人信仰伊斯兰教，保加族人信仰基督教。不过有些沿海地区的僧伽罗族人和陀密罗族人，也信仰天主教或基督教。因为各族宗教信仰不同，为了保护自己的宗教，就常互相对立或战争。
　　英人对斯里兰卡的教育也很注重，除普遍设立小学让适龄儿童入学之外，中等和高等教育，也让斯国人有机会就学。学习语文方面，包括斯里兰卡本国文字和英文。英人在斯里兰卡各方面的工作，使斯国成为一个新兴文明的国家。公元１９４８年斯国获得独立后，这些文明仍然继续保留至今，发展不断。
　　英人统治斯国末期，１９１８年，中国高僧太虚大师因深感斯国佛教地位重要，曾组织“锡兰佛教留学团”，派遣学僧至斯国学习巴利文和上座部佛教。１９３５年时，斯国那罗陀(Narada)长老赴上海弘法，两国佛教协商，中方又选派优秀青年学僧五名至斯国留学。(杨曾主编：《当代佛教》，第９０页，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３初版，１９９７重印。)

第七章　斯里兰卡佛教现状与发展
作者：净海


　　第一节　独立后的佛教
　　斯里兰卡受外国统治长达４４１年(葡萄牙１５２年，荷兰１３７年，英国１５２年)，公元１９４８年２月４日获得独立，仍加入英自治联邦为会员国，实行民主议会政体。自独立后，国名“吉祥楞伽”(Sri Lanka)，(锡兰古名“楞伽”(Lanka)，获得独立后，在国外加上“室利”(Sri)，是“吉祥”之义。然外国人仍称锡闫(Ceylon)。１９７３年，斯里兰卡政府正式向世界公布称“室利楞伽”(Srilanka)，华人依音译为“斯里兰卡”。)外国人仍称为锡兰，定二月四日为国庆纪念日。
　　斯里兰卡独立初期，还是沿用英国人的政治和法律，同时初期执政的官员，也由英国人的培植和委任，其最重要的条件是信仰基督教。所以在最初十年内，基督教的势力在斯国仍是很大，享有法律上的特权，受政府支持及保护。佛教及其他宗教与以前一样，在政府管制之下，如佛教的土地财产、僧籍名册等。须受政府支配处理。虽然政府承认各宗教是促进国家文化和人民道德的力量，却偏袒基督教，使其享有很多特权。基督教常得到政府拨款支持，在各地建筑教堂。而斯国人民多数是佛教徒，却没有这种权利，宗教地位不平等，佛教徒等仍是受压迫者。
　　除此之外，政府也没有遵行法律上对佛教应负的责任，不关心佛教的兴衰和僧人事务。如委任佛教领袖，委任时政府总理都不出席。所以斯国人民，特别是佛教徒，都认为政府虽是本国人，但还是如同在外人政治势力和外教的压迫下。(C.Dipayaksorn:《锡兰佛教史》第２８７－２８９页。)
　　１９５０年，斯国佛教徒成立“世界佛教徒联谊会”(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第一次大会于五月在斯国可伦坡召开，有２９个国家和地区，共计１２７人出席，通过组织会章及各国设立分会，总会设于斯国可伦坡，推马拉拉塞奇罗博士(Dr.G.P.Malalasekera)为主席。其宗旨是促进世界各国佛教徒联谊，交流佛教文化，发扬佛教思想，交换佛教方法，提高佛教国际地位，增进人类幸福和平。并发行《世界佛教》通讯(World Buddhism)。(《佛教大年鉴》，日本(１９６９)，第２６４页。)
　　马博士原任锡兰大学院院长，研究佛法精深，为国际佛教知名学者，曾用英文著“The Pali Literature of Ceylon”(锡兰巴利文学)，编集“Dictionary of Pali Proper Names”(巴利语专有名词辞典)二巨册，以及其他著作。他曾担任重刊的《巴利三藏》主编。他又与国际大小乘佛教学者编著英文《佛教百科全书》，担任主编。马博士曾任驻英、俄国大使，协助推动佛教国际宣传，贡献巨大。(1.2500 Y of Buddhism，第４２４页。2.《亚细亚近代化研究》，第２９０、２９３页)。
　　斯里兰卡在法律上，是禁止一般人披着黄衣的，如有违犯，将受处罚。然而在１９５５年，出现我一群披着黄衣及剃光头，自称“戒律进步派”( Nikaya vinayavaddhana)的出家人，至各地鼓动人民毁谤佛法，教人民不要信仰比丘。这些人的行为抵触国家法律，可是政府听作法动，不予禁止。这显然是政府中的基督教官员阴谋计划出来破坏佛教的。
　　此种情形，到了１９５６年４月才停止，因为斯里兰卡新当选的总理班达拉那耶克(S.W.R.D.Bandaranayaka)，与他的内阁人员多数是佛教徒。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时，他领导全体阁员，穿着斯国人的固有制服(上衣长袖无钮，下着纱龙，一条长布条披肩，全为白色)，先到一座庄严佛塔(Kalyan a cetiya)前礼拜，然后才回到国会宣誓就职典礼。新政府完全以斯国人民为意愿，支持佛教，所以政府获得全国防大学民的拥护。(《锡兰佛教史》(泰文)，第２８９－２９１页。)
　　自新政府就职后，依宣言减低物价，以本国语为政府公用文字，规定中学用本国语教课。同时特别资助佛教，护持僧团，收全国交通为国营，提倡社会公益。从英人手中收回亭可马里军港权，及卡土那耶克空军权，这些行政措施，获得人民热烈的拥护。独立后的斯国为民主政体，设立议会，分上议院和下议院，五年一选，现在斯国共有六个大小党派。(《锡兰佛教史》(泰文)，第２９１－２９３页》。)
　　１９５６年５月，是佛陀涅槃二千五百年纪念，斯里兰卡全国佛教界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一些思想前进的比丘向总理建议：“僧伽罗语是锡兰的民族语言；佛教是我们的民族宗族”。后来国会只通过了僧伽罗语为官语言的法案。１９５７年成立了“佛陀教法议会”组织。１９５８年，将两所著名智佛学院和智严佛学院，升格为智增大学和智严大学。(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８２页，东方出版社。)
　　１９５９年９月２５日，斯国佛教发生一件极重大的不幸事故，因为种族和宗教的冲突，一位激进和的比丘索马罗摩托车对政府不满，而枪杀他曾经拥护的班达拉奈耶克总理，引起世人的震惊和谴责。到了６０年代后，政治比丘才明显减少。(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８３页。)
　　１９６０年１０日，中国与斯国政府，联合举办纪念中国著名高僧法显访问岛国１５００周年中国佛教图片展，并向斯国智增大学赠送汉文佛经，促进了两国人民友谊。１９６１年６月，中国珍藏的佛牙舍利被迎请至斯国首都可伦坡。政府主要首长都到机场恭迎，他们将佛牙舍利设在可伦坡市内广场公开展览，让人民瞻仰礼拜。一个多月后又到八省十一个城市巡回展出，估计有三百万人瞻拜。８月１０日迎回北京。(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８３－８４页。)
　　６０年代种族和宗教的矛盾减低，佛教僧人的宗教热忱主要表现在宣传佛法、热心教育、修习禅定等。１９６６年５月，斯里兰卡僧人推动成立了“世界僧伽会”，这是全球性的僧伽组织。７０年代初，政府宣布放弃佛历，重新采用公历；但仍保留佛日(斋日)为休假日。１９７１年又颁布宪法规定：“斯里兰卡共和国把佛教放在优先的地位，因此国家有义务保护和支持佛教”。宪法同时也保证所有宗教徒的权利。(同上，第８４－８５页。)
　　１９７２年５月２２日，通过宪法正式改国名为“斯里兰卡共和国”(Srilanka).在国名“楞伽”(Lanka)之前加修饰语Sri，意为“吉祥、胜、妙”等义。
　８０年代佛教徒历经多年深刻的反思，佛教的实践成分增加，弘法工作以向人民宣传教义为主流，政治气氛淡薄了。佛教徒体认到“从此我们不能阻挡现代思想，我们只能容忍它们，还必须继续发展佛教”。佛教僧伽结合佛教会两大在家组织，共同合作领导国内广大佛教徒从事宗教实践、教育、慈善等活动。(杨曾文主编：《当代编教》，第８５页。)
　　　１９８１年政府为推广国内外佛学和巴利文的研究，成立“斯里兰卡佛学巴利文大学”，它不同于一般大学，是以学院科系为基础，有四所学院加入该大学，学僧学习佛学和佛教是相关语文的课程，完成学业考试优秀的学僧，即授予学士、硕士、博士等学位。(广兴、圆慈合译《斯里兰卡的僧伽教育》，见《法音》杂志。)
　　依据１９８４年底统计，斯里兰卡有僧伽３０，８３２人，佛寺９２９０所；另外伊斯兰教清真寺及基督教堂１００３年。１９８９年国家又设立了佛教部，并由总统兼任部长。(１.《世界通览》(一)，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版．　２．《当代佛教》，第９１页。　３．《斯里兰卡佛教考察报告》，见《法音》月刊。)又１９９６年统计，斯国总人口已增至１８，１００，０００人，其中僧伽罗族占７４％，泰米尔族占１８．１％，其余为其他种族。宗教信仰人口例为：佛教徒６９．３％，都为僧伽罗族，印度教１５．５％，都为泰米尔族，伊斯兰教徒７．６％，基督教徒７．５％。
　　第二节　僧伽的组织与现状
　　斯里兰卡在僧伽组织上，因传自泰国和缅甸僧派的不同，分成三大宗派：
　　(一)暹罗派(Siam,Syama-nikaya)：公元１７５３年由泰国传入。此派发展至今僧人最多，估计约占全国僧伽的６５％，超过１２，０００人。本部以坎底的末罗婆多寺(历史上称花园寺)为中心。组织设大长老席一位，拥有推行僧政最高权力；副主席两位，由僧伽议会二十位僧伽委员中选出，再由斯国政府总理委任。大长老主席并有职权委任各属下地方的僧伽主席，掌理各区域的僧伽行政。僧伽议会开会时间没有规定，随事情的重要性而决定，大长老主席也可召集临时会议。
　　除了末罗婆多寺本部，暹罗派后又分出四个支部，各支部也设有僧伽议会，选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秘书长一人。如包括末罗婆多寺在内，暹罗派共设立了五个支部：
　１．末罗婆多寺(Mallavatta)，即原先本部，是最大的支部。
　２．阿耆梨(Asgiri)。
３．拘提(kotte)。
４．宾多罗(Bentara)。
５．迦耶尼(kalyani)。
　　以上五个支部各自独立，不相统属，但组织完全相同，都从原从本部分出。(１．《亚细亚近代化的研究》，第３０９页．　２．C.Dipayaksom:《锡兰佛教史》第３６７－３６８页．)
　　(二)缅族派(Amarapura-nikaya)，公元１８０２年由上缅甸传入，约占全国僧伽的２０％。缅族派僧团由最初本部，后渐分出为二十四个支部，最大一个支部称“不灭吉祥正法统大宗教”(Amarasiri-saddhammavamsamahanikaya)。每个支部僧伽行政都各自独立，意见常发生对立，没有统治各支部的机构。各支部自设僧伽议会，推选大长老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秘书长一人。每个支部，由大长老度席再委任全国各省伽省主席一人，视情形需要而定，约八位至十位(斯里兰卡分九省)。僧伽省主席规定为僧伽议会委员，管理支部所属各佛寺。每个支部，一年中至少要举行一次会议，大长老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僧伽省主席均须出席。(１．《亚细亚近代化的研究》，第３０９页。　２．《锡兰佛教史》(泰文)，第３６８－３７０页。)
　　(三)孟族派(Ramanna-nikaya)，公元１８６４年由下缅甸蒙族传入斯里兰卡，此派约占全国僧伽的１５％，寺院一千所。孟族派僧人最少，所以没有分设支部。孟族派没有大长老主席一人，有职权统治全国孟族派僧人，副主席四人。不设僧伽省主席。大长老主席下分设事务议会及僧伽会议会二种。事务议会有委员二十人，都是有德学的长老，大多数是获得学士学位以上的，每年会议三次；僧伽议会有委员百人，每年会议两次。此派僧人虽然最少，但每年都有数百人集体入僧团，比其他两派显著增加。因为此派僧人热心研究佛法，学僧和学者很多。孟族人出家没有种族差别，团结一致，因此获得前塞那那耶奇(D.Senanyake)总理大力的护持。(《锡兰佛教史》(泰文)，第３６８－３７０页。)
　　以上三派所奉行的三藏教典完全一样，只在实行方面有些不同：暹罗派僧人剃除眉毛(此派由泰国传入，泰僧规定剃眉)，出寺外披衣法，有披覆两肩的，有偏袒右肩的。不论到何处，手中都持一把长柄的黑布伞，天不下雨亦如此，成为习俗的随身物之一。缅族派僧不剃眉毛，出寺外规定披覆两肩，亦持伞。孟族派僧出寺外，披衣同缅族派，但要持多罗(Tala)叶扇(芭蕉做)，可作遮雨和防日晒，但下雨时不能遮蔽全身。三派僧人受信徒礼诵经时，手中都持一把小多罗叶扇。他们出外时，不像缅僧和泰僧在手中都持一个僧布袋。
　　孟族派僧人手不足持金钱。他们常把钱放在抽屉或箱子中，当需用钱时，就告诉侍童或别派僧人代取。有时外出，也须一个童子随侍，不然用钱很不方便。还有孟族僧人如远行，须常系钵在身；其他两派僧人并不系钵。三派僧人比较起来，孟族派守戒严格，缅族派其次，暹罗派再次。斯里兰卡僧人不流行舍戒还俗，还俗的人会被一般人轻视，不受尊敬，被认为是“舍弃僧衣者”。
　　三派僧人之间互相礼敬。依律制，戒年少者向戒年高者礼敬。三派可同住共食，但不共同诵戒。因为暹罗僧派人自认种族高贵(Goigama族)，不接受其他种族人出家，而自缅族传入的两派僧人不分种族，就被暹罗派认为是愚劣的贱族，所以不共诵戒及羯磨等。三派僧人不公开吸烟，人民不尊敬吸烟的出家人，但比丘和沙弥吸烟者并不少。当他们吸烟时，尽量避开被信徒们看到。三派僧人自学剃头，很少互相交换剃头。剃发日期没有规定。
　　从以上三派僧伽行政组织看，斯国佛教僧团组织是不统一的，同派中有时也不一样。上级的命令，不能贯彻到下级，戒年少者，不甚听从高年长老的教导。(《锡兰佛教史》(泰文)，第３６１－３６４页。)
　　斯里兰卡一般寺院，可分四类：
　　(一)寺或精舍(Vihara毗诃罗)，这是寺院中较大的一类，包括佛塔、佛殿、菩提树、说法堂、图书室及僧房等建筑物。
　　(二)僧房(avasa)，可以称为小精舍，因为仅有僧房容僧居住，可能没有佛殿及佛塔等主要建筑物，不能作说戒等仪式之用。
　　(三)佛学院或佛教学校(Parivena,僧伽罗语为Pirivena)，是佛寺教育机构建筑物，多数设在大的佛寺里，也有独立建筑的，包括普通佛学院和高等佛学院。
　　(四)阿兰若处(arannaka)，有少数知足修行的比丘，住于远离人群之空闲处，或住于城市郊外的山林里，造几间僧房，或由施主供养，集合二、三人至数十人同道共住，专心修行，少与世俗社会接触。这种队员兰若处，今日在斯国约有一百所左右。
　　斯里兰卡多数寺院中，佛殿都不很大，殿中供佛陀坐像、立像、卧像，或只供其中一种，佛殿是僧人行事集会的场所，如诵戒、传戒仪式等，而一般信众集会和活动，则在讲堂(说法堂)。
　　佛塔是供佛舍利(遗骨)之处，斯里兰卡佛塔的造型，几乎都为覆钵型，大多在佛寺范围内。塔前供有灯明及鲜花。
　　菩提树是很受斯里兰卡佛教徒崇拜的，因为佛陀在此树下成道，被认为是圣树。后来菩提树的分枝移植斯国，再分支各处栽植，都受到礼敬。树下也供灯明及鲜花。
　　说法堂(Dhammasala)是说法及举行一般佛教仪式用的地方，内部空间广阔，因斯国地和热带，有很多说法堂四面是没有墙壁的。说法堂内部正面为僧人升座说法的讲坛，后来也供佛像(早期是不供佛像的)，形成一种佛殿与讲堂兼用的性质。
　　僧房的构造，有接待室、客房、住持及住众的僧舍。僧房之中也附有食堂、厨房、厕所待设备。(1.了参：《锡兰佛教的现状》，载《海潮音》。2.圣严《锡兰的佛教》，《慈航》季刊，第３５期。)
　　今日斯里兰卡僧人的现状，可归纳下面四方面来讲：
　　(一)佛教生活方面：斯国的出家人，只有比丘和沙弥。比丘戒有二二七条；犯了就失去比丘资格，摈出僧团，以后也永远不能再出家。其他次重戒和小小戒犯了，可依轻重不同的发露忏悔仪式，得以恢复清静。沙弥的出家年龄，大多是十岁左右；亦有少数中年或老年出家的沙弥，都须从僧团禀受沙弥十戒。
　　出家的日常生活，每天早晨黎明即起，稍作洗漱整理，多数青年比丘和沙弥，即我外出托钵化食；其余的人，则清扫寺院环境，在佛前佛塔等处燃香和供花。待托钵的人回寺后，大众齐集食堂，分取托钵而来的食物。吃过早饭，约八时左右，听到鸣钟，列队到佛塔及菩提树前礼拜；然后再至佛殿做早课约半小时，念诵多为三皈依文、赞佛、法、僧偈文，以及三宝经、吉祥经、慈悲经等。
　　九时以后，青年比丘和沙弥，开始上课，其他年长比丘们则工作或自修。十时半，青年比丘沙弥们，再外出托钵一次。午饭后，略作休息，下午再上课或做其他工作。
　　晚上六时左右，大众再列队至佛塔、菩提树前礼拜，再到佛殿晚课约半小时，然后回僧房各人自修，晚上约十时休息(了参：《锡兰佛教的现状》，载《海潮音》。)。
　　出家人有责任教导在家佛教徒奉行正道，遵守道德，并为人民讲解佛法，令国家社会安定，守持戒法，使佛法传承不绝。当信众有痛苦和灾难发生，尤其是身心上时，亦为信众诵经祈福，消除灾难。青年男女结婚时，也礼请出家人诵经祝福。佛教的各种仪式，以及社会上流传的良好风俗，都由僧人教导奉行。甚至当妇女产子，也请出家人念诵守护经(Paritta)等，以求顺利秤，母子平安。家人疾病或死亡，也请出家人诵经，祈求病者痊愈，亡者往生善道。这些都是出家人日常应酬信众要求而做的事情。
　　斯里兰卡佛教除了佛寺是弘法道场，各地还有很多在家佛教社会或佛学会的组织，主持人常礼请有德学的僧人说法，并指导信众们修和的方法。
　　斯里兰卡佛教徒，尤其是出家比丘，热心向外国弘法，表现积极，成绩可观。他们的贡献和成就，胜过任何一个佛教国家，让世人都知道斯国为传扬佛教的国家。斯国比丘也富有能力和经验向外国传教，他们在国内外成立摩诃菩提会，建佛寺精舍，训练有素养的比丘轮流驻外弘法。尤其他们的英语基础很好，能直接用英语演讲佛法及著作，使欧美人士能容易了解。在公元１８９１年，达摩波罗居士首先在印度成立了摩诃菩提会，以复兴印度佛教为职志。至今印度各处重要佛教圣地，至少已有二十五处以上，都有摩诃菩提分会或精舍的成立，住有比丘弘法。同时各国佛教徒往印度朝圣，也得到他们热忱的接待和照顾，非常方便。１９５６年，斯里兰卡那罗陀长老，至欧洲建立道场弘法，在伦敦成立了“伦敦佛教精舍”(London Buddhist Vihara)，长期轮派斯国比丘住持精舍推行各种弘法活动。１９６６年，在可伦坡的“德国弘法团”支助下，斯国比丘又至德国弘扬佛法。斯国比丘向外国宣扬佛教，成就巨大，丰功伟绩，能使很多外国人归信佛教，也提高了他们国家和佛教在国际上的声誉。
　　(二)社会方面：斯里兰卡比丘对社会的服务，也是可称赞了。如斯国有很多慈善人十在全国建了很多孤儿院，每院都礼请一位或两位比丘负责教诲孤儿，传授知识，培养道德，令他们皈依正信佛教。凡孤儿是女童的，即由学法女代替比丘职务。这种学法女，也是出家的一种，剃发着白衣住在佛寺中，持守十戒，但依南传制度，她们仍属优婆夷，因为南传佛教比丘尼制度早已断绝传承。斯国也有少数出家人学古医的，为人民治病，尤其是究苦的病人，仅收很少的药费。当人民遭遇到自然灾难，如水灾风灾时，出家人都首先领导呼呈筹集善款及发放各种救济物品，或成立佛教救灾处。有一机构称“锡兰人学会”(Sinhaslajati-samsgama)，由佛教大德比丘为会长及秘书等职，在家佛教徒可入会为会员。此会对国家贡献很大，其宗旨在保护国家民族，保存和发扬斯国文化及语文，帮助社会建立工厂生产，如制造肥皂、织布、椰油工业等。当人民失业困难时，学会方面可租借地方或雇用他们工作。同时此学会也希望本国的工业，能从外人手中收回。对于教导农民耕种，促进农业发达，发扬本国文化、宗教、语文、教育、艺术等事业，此会推展不遗余力。此学会在全国各地设有多处分会，对社会贡献很大。(《锡兰佛教史》(泰文)，第３４６－３５４页。)
　　(三)教育方面：由于斯里兰卡的出家人受教育不受限制，所以有机会报考一般学校读书，包括国家的大学在内。因此斯国出家人在毕业和学位认可方面，与普通俗人一样。大学毕业后，甚至到外国留学。这样出家人的知识提高了，既具有世学的基础，又有佛学的知识，僧人在文化教育界的地位，就更受到重视。斯国出家人，可在社会各级学校负责各种职务。如资历深的比丘，可当学校的校长。现在至少有七十所学校，由出家人负责，出家人担任佛学和各科教师的也很多。出家人为俗人道德的模范，负责教育工作，收到更好的效果。学生对出家人尊敬，愿意多接近和了解佛教。出家人既负责社会教育工作，也有权利领受职薪，依职位和能力而定，同俗人一样。除了学校，出家人也可以在佛寺中，教授学生特别的知识，如僧伽罗文、巴利文、梵文、英文、佛法等。也有不少出家人写作出版，或编印各种教科书，这些都是出家人对国家社会的贡献。(《锡兰佛教史》(泰文)，第３４６－３５４页。)
　　(四)政治方面：佛教僧人本来是不参加国家政治活动的，但因二千多年以来，佛教是斯国传统的宗教，故僧人在政治生活中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自公元１５０５年葡萄牙侵入，加上其后的荷兰及英国，斯国在外人殖民地统治支配下，长达４４１年，经历了无数的痛苦和屈辱。在宗教方面，西方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依仗殖民地政府势力的支持，很快地获得了扩张和蔓延，本土的原有佛教等宗教，反而长期受到压迫而衰微。
　　到了公元１８７３年，在巴那都罗(Panadura)，佛教与基督教最后一次的大辩论战胜以后，促成斯国人民的自觉，振奋了全国的人心，佛教徒亦多恢复了自己宗教的信心。斯国长斯在西方列强统治下，佛教的文化和精神，是最能团结斯国人民反抗外力争取国家独立的基础，僧人有指导社会人群的责任感。因此斯国的佛教徒，有很多人抱着“民族主义”的强烈意识，也有不少僧人参加政治活动，具有很大的发言力量。
　　在１９５６年斯里兰卡全国总选举的前两年，因为佛教长期受到西欧诸殖民地的压迫和不当待遇，佛教徒组成了“佛教调查委员会”(Buddhist Committee of Inquiry)，选举六位著名比丘及在家居士为委员(后又增加一名)，二名干事。它的目的是调查斯国佛教的现状，强化改善佛教的社会地位。委员会的调查工作，自１９５４年６月从罗多那城(Ｒatnapura)开始，至１９５５年５月阿耨罗陀城为终点，旅馆程共历６，３００英里。
　　调查报告书记载：“葡人未侵入斯里兰卡以前，宗教及民族性二者价值明确，就是与陀密罗人长期战争中，其光荣和繁盛也没有遭到破坏，此二者常操在斯里兰卡人手中。然而自１５０５年葡人侵略入后，此二者不幸已从斯里兰卡人手中被剥夺去”。报告书最后呼吁不要再宽容，明确反对西欧殖民地的支配，并特别表达了对基督教的憎恶。(《亚细亚近代的研究》，第３１２－３１３页。)
　　佛教与民族主义结成关系，也就必然与政治有关。在１９５６年，斯里兰卡举行倾佛涅槃二千五百年纪念庆祝大会，据斯国人宣称，日期正符合于斯国的雅利安殖民时代，全岛举行盛大庆祝，充分表达了佛教和斯里兰卡民族主义的倾向。(程慧余译：《佛教的革新在锡兰》，《海潮音》４６卷６月号。)
　　１９５６年，斯里兰卡全国举行大选，佛教比丘们更进一步舍弃一向传统的方针，进行政治活动，帮助和拥护其他人竞选，虽然不直接担当为候选人，只站在助选发言人的立场，却有左右政治的力量。因为出家人在人民心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可以公列宣布拥护或对任何人况选人民代表。当时的总选举，力量最强的团体，就是佛教的僧人。僧人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可分为二派：一支持“大众统一党”(Mahajana Eksath Peramuna)；一支持“联合国家党”(United National Party)。支持大众统一党的，是“比丘统一会议”(Eksat Bhikkhu Peramuna)，它结合了“僧伽会”(Sa+ghasabha)与“全锡兰比丘团体会议”(All Ceylon Congress of Bhikkhu Socities)两个组织，属下团体有七十五人个，拥有约一万二千比丘为会员，是一个很有力量的支持。支持联合国家党的，一般都是较富裕的大寺院领导者，如花园寺、阿耆梨耶寺的比丘，及智增学院、楞伽学院的院长等。(《亚细亚近代化的研究》，第３１４页。)
　　僧人参政，从比丘教团的立场看，似乎是违背佛法的宗旨，趋向世俗化。但因多数僧人抱有民族主义倾向，在家佛教徒也认为僧人的活动是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他们都期待着佛教进步和复兴。为了恢复斯兰卡人的光荣，僧人也是有责任的。而且僧人在社会上地位崇高，具有影响力。尤其是佛教学院和佛教各派僧伽领袖们，在政治上更具有很大的发言力和号召力。
　　比丘们在政治见解和态度并不一致，譬如１９５６年，多数支持大众统一党班达拉那耶克当选。但至１９６５年年选举，又多数支持联合国家党塞那那奇当选。(《亚细亚近代化的研究》，第３１４页。)不过近几年来，斯国的比丘们，已逐渐认清政治的复杂与变化，他们觉得常被政党利用，佛教并没有获得实质的利益，所以佛教僧团比丘们，已不像过去那样热哀于政治。
　　第三节　　在家佛教组织与活动
　　斯里兰卡公元１５０５年先后被葡萄牙、荷兰、英国殖民统治以来，佛教遭到一连串的阴挠和挫败。在殖民地政府及西方宗教的压迫下，佛寺毁坏，寺产充公。佛教徒为了护国卫教，除了比丘以外，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受过教育的在家居士们，也开始在佛教事务上，逐渐活跃起来，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先后组织了各种在家佛教社团。以下选具有代表性的予以介绍：
　　(一)全锡兰佛教徒会议(All Ceylon Buddhist Congress)。此会是斯里兰卡在社会上最有力量的在家佛教徒团体组织，本部在可伦坡。设主席１人，秘书２人，会计１人，构成本部最高组织。下分社会服务员会及教育文化、宗教委员会两个组织。社会服务委员会下设１８小组，负责办理各种社会事业，如医院、孤儿院、少年院、少女院、养老院(分出家、在家二类)等，为身体有障碍者、聋哑者、盲人、流浪无依者服务。教育文化、宗教委员会下设６人小组，其中如三藏译成僧伽罗语出版。本部及其下属委员、小组人员，原则上都为社会、宗教服务，没有薪给。近来个人会员已达１０００人以上，团体会员约２５０～３００个。(《亚细亚近代化的研究》，第２８９－２９０页。)
　　全锡兰佛教徒会议，是以在家居士为主体的组织，但并非与比丘全无关系。他们聘请比丘为各委员会顾问，征询比丘们意见，另外更聘请佛教各派宗长、佛教大学校长、及其他名德高僧１２人，为赞助人，又有１５位德学高僧组成一顾问委员会。
　　全锡兰佛教徒会议的活动，不直接关涉政治，而以佛教徒的精神推行社会运动，形成舆论的力量，实力非常强大。他们提倡禁酒运动，排斥各种外来不良习惯，启发富时代性的民族意识，以及恢复斯里兰卡固有的文化传统等。他们尤其排斥基督教的习尚，例如丧葬和结婚，都主张不采用基督教仪式。另外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是，１９６６年１月１日起，斯里兰卡废止了西方的星期日休假制度，代之以佛教的每月斋日(阴历初八、十五、二十三、三十日)，即僧伽罗语的“波耶日”(Poya Day ，意为斋戒日)。(《亚细亚近代化的研究》，第２９０－２９１页。)
　　全锡兰佛教徒会议，是斯里兰卡佛教最大的组织，因为从事社会福利事业，所以经济方面，费用多数政府给与补助，例如１９６１～１９６２年，获得政府文化局年度补助金六万卢比。至于宗教本身活动费用，则多数由会员费、捐助费及其他而来。(《亚细亚近代化的研究》，第２９３页。)
　　(二)青年佛教会(Young Men's Buddhist Association, Colombo)。会员不限青年人，本部设在可伦坡市中心，有新式的建筑雄伟的会址，佛殿内供奉释尊像，大厅能容纳３００人，并附设旅馆与体育场。本部设主席１人，副主席５人，秘书长１人，会计１人，及其他理事多人。根据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年的年度报告，有个人会员１，１１９名，及很多团体会员。青年会成立的宗旨，在研究和发扬佛陀的教法，促进法戒律的实践。他们组织各项活动，包括宗教活动、宗教考试、僧伽罗语文学、英语图书馆、演剧活动、社会服务活动、体育活动等。(同上，第２９４－２９５页。)
　　以宗教活动为例，包括星期日说法，每周坐禅、佛法讨论、教义研究等。每周出版佛教书刊３５００册。每月(阴历)十五日，受持八关斋戒，供僧等。每年五月卫塞日举行盛大庆祝，经由电台电视播放。
　　青年佛教会最具有特色的工作，即佛法学校(Dhamma School)与宗教考试(Religious Examination)，这是全国规模的推行佛法学悄和培养指导者的机构，效果宏大。佛法学校教授佛教基础知识，分成多级，讲授《法句经》、《六方礼经》、《念处经》、论书、佛教史等。宗教考试分：佛法考试(Dhamma Examination)、佛法教师考试(Dhamma Teachers Examination)、论书考试(Abhidhamma Examination)。１９２０年，佛法学校有２７所，参加考试者３７４名；至１９６４年，佛法学校增至７，８７５所，参加考试３３５，３７１名。１９６４年，佛法教师考试者８，０８６年，论书考试者５，５０３名。以上考试由５２８名比丘及８名居士组成一个考试委员会，另有监督及管理员１２，０００人。考试费用(１９６４)７３，０００卢比，其中政府补助５万。(《亚细亚近代化的研究》，第２９５－２９６页。)
　青年佛教会还有其他活动。在僧伽罗语文学活动中，举行诗歌研究及朗诵，组织英语图书馆及文学活动，接受图书赠送，开办演讲会及辩论会等。在社会服务活动方面，有不收门票的电影欣赏、汽车巡回文库阅读为劳动者而设的夜校等。
　　在斯国其他各地，也有以青年佛教会名义进行的各种社会服务活动。
　　(三)全易兰妇女佛教会(All Ceylon Women's Buddhist Accociation)。此会是斯国女性佛教徒的代表团体，总会设在可伦坡，与全锡兰佛教徒会议地址邻接。其宗旨在宣扬佛陀的教法，遵守戒律，服务社会。由７位受托人组成理事会，次有执行委员会。设主席１人，副主席５人，秘书２人，会计１人。约有个人会员５００名，团体会员５０个。事业方面，分宗教活动和社会服务活动。根据１９６３～１９６４年度工作报告，宗教活动方面，主要是推广宣传守持佛戒、佛法座谈会，以及在肯杜玻达禅定中心(Kanduboda Meditation Center)举行布施会，庆祝卫塞节及摩哂陀渡岛节等。社会服务活动方面，经营旅社、儿童家园、盲女收留中心、洋裁班、种植素菜(供给旅社及盲目中心)、图书借阅、医院茶水供给、烹调讲习、插花等。会中办有《佛教妇女》季刊。(《亚细亚近代化的研究》，第２９３－２９４页。)
　　(四)其他教职工团体组织：
　　１．全锡兰佛教学生联合会(All Ceylon Buddhist Students Federation)，是斯国各个学校学生联合组成的佛教团体。总部设在可伦坡，分２０个支部；会员４０万，目的和主张是提高佛教徒学生之间互相协助的精神。(《亚细亚近代化的研究》，第２９６－２９７页。)
　　２．公务员佛教徒教会(Government and Local Govemment Buddhist Associa-tion)，成立于１９５６年，是政府各部门的公务员联合组成的佛教团体。
　　３．摩诃菩提会(Maha Bodhi Society)，除印度摩诃菩提会(ＭＢＳ of India)外，斯里兰卡的摩诃菩提会，总会设在可伦坡，建有大讲堂、印刷部、宿舍等。设主席１人、副主席１人，部编辑１人，秘书２人，会计２人。１９６６年报告，有正式会员８０１名，经济基础巩固。事业方面，有星期日学校、孤儿院、出版巴利语三藏及注释书、对外国僧人提供宿舍等。又在布卢那噜伐及新德里两地设有休息旅店(Rest house)，附设国际图书馆及比丘训练中心。另外德国佛法使者协会(Ｇerma Dharmaduta Society)及英国伦敦佛教精舍(London Buddhist Vihara)的弘法活动，都受到摩诃菩提会的支持。(《亚细亚近代化的研究》，第２９７－２９８页。)
　　４．佛教出版协会(German Dharmaduta Society)，本部设在坎度，靠近树林，为一隐居之所，西方比丘诺那波尼迦长老(Nyanaponika Mahathera)等为其监修委员。它的宗旨是出版佛教图书及论文小册，向世界各地宣扬佛教思想，其发行遍及６５个国家以上。(同上，第２９８页。)
　　　第四节　现代佛教教育
　　在未讲到佛教教育之前，应先简单介绍现代斯里兰卡一般教育的情形。自斯里兰卡独立后第二年，政府订立新教育制度，学校分３种：(一)政府学校，由国家主办，规定１４岁以下儿童就读。(二)政府支助学校，由宗教或人民主办，可收取少许学费。(三)私立学校，主办人可依所需向学生收取各项学杂费。
　　在学制上，初级小学五年，初中三年，高中二年；但在大学或考取公务员，须再读高级学校二年。大学读三年获学士学位，再读二年获硕士学位。斯里兰卡最早的一所大学，成立１９４２年，距可伦坡约７０英里。１９５９年，有两所原是比丘沙弥就读的佛学院改为普通大学，在可伦坡市内，招收男生及比丘沙弥为学生。至于女生，只收校外生，可考学位，但不可在校就读。两校初改大学时只设有文学院。
　进入大学读书，须经高级学校考试及格才可报考。比丘沙弥报考大学，亦须先在佛学院读完第五年课程。至于比丘沙你读一般高等学校，程度须与俗人相等，可依个人程度，政府和僧团是不禁止的。国立锡兰大学(University of Ceylon)为在学的比丘和沙弥，特设有“大学僧园”(Uniersity Sangharama)，地址靠近大学，并有管理人员，方便照顾僧伽僧(供给住宿)。
　　一般学校，校方也辟有特别课室，供比丘沙弥学僧上课，不与俗人相混，如奥尔特学院(Olcott College)等，学费减少一半。因此在斯国有很多比丘从国家大学获得学位。比丘获得学位后，多数也在大学蔌其他学校任教，或当职员。(C.Dipaksorn:《锡兰佛教史》(泰文)，第２９３及３０１页。)虽然比丘沙弥可以进入一般学校读书，但是一般学校是以世学为主。为了研究佛学，比丘沙弥多数还是选择学院(Parivena)就读。
　　斯里兰卡比丘沙弥自出家后，首先就是受教育，具有初级教育程度的人，即进入佛学院就读。斯国佛学院教育制度自古已有，到了拘提国时，各佛学院已经成为研究佛教的中心，并增加教授医学、历史、西方语文等科目。但后来受到外侵入后，佛学院教育能够再兴，是从改革及建立三所佛教学院开始，这就是前章中已说过的胜法塔学院、智增学院、智严学院。三所学院中，智增学院，因教授西方语文而特别某著名，于公元１８８６年，首先申请获得政府辅助，每年１０００卢比，后来其他学院也获得辅助。１９４７年，依据政府新订教育条例，各所佛教学院，一年可获得政府辅助４００卢比。至１９５９年，斯国佛教已有佛学院１３６所。(C.Dipaksorn:《锡兰佛教史》(泰文)，第３０１－３０３页。)
　　佛学院分两种：１．初级佛学院(Mulika-parivena)，２．高级佛学院(Uparparivena)。初级佛学院受教育三年，科目分三个主要部分，随学僧志愿选读，规定入学年龄１４～２１岁。如学僧曾受完国民教育，可即列入初级佛学院。高级佛学院，学僧入学后，修学最少三年，最多七年，而且以主要科目为主。主要科目是僧伽罗文、巴利文、梵文、哲学、历史、演讲艺术、佛学等；次要科目是英文、陀密罗语、兴都语、地理、数学等。(C.Dipakson:《锡兰佛教史》(泰文)，第３０３－３０４页。)
　　初级和高级佛学院，共分九级。但依新改革的僧伽教育方案，各佛学院年制和课程略有差异。智增学院和智严学院是九年制，一至五年为初级，六至七年为中级，八至九年为高级。而其他各佛学院则分八年制，即前四年为初级，后四为高级。
　　除了佛学院，另外还有一种学位考试制度，巴利语名为“哲士等级”(Panditavibhaga)，分初级(Prarambha)、中级(Madhayama)和高级(Avasana)三等。每年九月举行考试。报考的比丘沙弥，并不规定学历，凡在佛学院读书的各级学僧都可报考，但最初只能报考初级。初级考试及格，才可报考中级，考得中级才可报考高级。至于俗人有同等程度的。也可报名考试。负责考试的委员，由斯国政府邀请高级知识分子组成(规定有学位的)，并定名为“东方语文学会”(Pracinabha sopakarasamagama)，意即促进东方语文研究的学会。(C.Dipaksorn:《锡兰佛教史》(泰文)，第３２１页。)
　　初级学位考试，规定主科三种，即僧伽罗语、巴利文、梵文；副科三种，即陀密罗文、兴都文、英文。主科须考得百分之六十五分以上，副科须考得百分之三十五分以上，才可通过及格。而且规定主科三种，要在同一年中考试及格，而副科报考几科均可，其余以后可再考。
　　中级考试科目同上，但程度提高，副科增加数学一科。主科三种，也须在同一年中及格。如两科考有格，一科得分在二十分以上，准许在两年中补考。两年中补考不及格，再报考时，须重新再考三种主科。主科须获得六十分以上，副科三十五以上，副科亦可随意报考几科。
　　高级考试，七种科目同上，程度又再提高。可以单独报考三种主科，或同时报考副科。三种主科，如不能同在一年中考及格，以后可报考未及格的科目，不限定几年。但是主科最少四十分以上才可以及格。高级及格分三等，主科４０～５９分为普通及格，６０～７５分为一等，７５分以上为优等。
　　在斯里兰卡比丘沙弥考得哲士(Pandita)学位，是非常受人尊敬的事。考得哲士学位的人，同时可担任僧教育最高的负责人，成为优秀的佛教传教师。每年三级哲士考试，成绩名列前茅的，都可获得由信徒成立的基金会供养奖品(奖品随每年收集多少不同)，但规定高级七名，中级三名，初级四名。
　　１９５７年，斯里兰卡政府协助佛教建立了一所“教师养成学院”(Pirivena Teachers'Training)，与胜法塔学院同一地点。学僧入学，学费全免。报考资格，须经过“东方语文学会”中级考试及格，以及年龄不少于三十五岁。受教育时间二年。学业完成后，即分派各地佛学院执教。这所佛教教师养成学院，目的完全在造就僧伽教师人才。学习科目的约有二十种，即英文、佛教文化、数学、梵文文学、历史、佛律、斯里兰卡历史、考古学、佛教史、佛教文学、巴利文学及其历史、心理学、教育学、卫生健康、社会学、佛教艺术、几何学、兴都语、雅利安文化史、印度史、印度哲学等。除以上所说，比丘沙弥也可考入社会一般教师学院攻读(与俗人共校)，毕业了，可以获得同样的资格。(C.Dipaksorn:《锡兰佛教史》(泰文)，第３４２－３４４页。)
　　另一非常有意义的佛教教育，就是“佛教星期日学校”( CollegeBud-dhist Sunday School)。它的产生早在公元１８８５年，那时斯里兰卡还受英国统治，佛教衰微，后来美国人奥尔高特上校抵达斯国，协助佛教复兴工作。他们最初建立的佛教星期日学校，从属“锡兰青年佛教会”之下。
　　佛教星期日学校发展至今，对一般青年以及儿童接受佛教教育，收到了非常宏大的效果。他们不但以佛法修养身心，选择过正当的生活，做一个良好的公民和佛教徒，同时对佛教的历史及教法有了更深的了解。斯国自获得独立后，佛教星期日学校，一般都设在佛寺中，由寺中住持管理，教师由资深的出家人及在家信徒担任。但在家教师，必须先获得青年佛教会结业证书和许可，一般人是不能获得担任佛教星期日学校教师的。
　　凡是适龄男女学童或青少年，都可报名就读，从初级到高级，共分七级，每级学习一年。上课时间，每星期日上午八时至十二时。上课前，先集合全体学生，由比丘领导举行简短的佛教仪式，授予与五戒和念诵三宝经文。完毕后，学生才进入教室上课。
　　佛教星期日学校，所授课程依教育程度高低而编订，有念诵经偈，如《吉祥经》、《三宝经》、《守护经偈》、《佛功德庄严经》、《念住经》、《法句经》、《佛传》、《阿毗达磨》、《大史》等。各处佛教星期日学校编有各级学生名册，每年举行大考一次，考题由青年佛教会礼请学校中资深出家教师统一拟订，考完后呈送青年佛教会审阅，然后公布考试结果。考试及格者，各级都发给证书，成绩优秀者颁给奖励(由学生家长及佛教信众集资)。读完高级的学生就有资格担任各地佛教星期日学校的教师。学生时入佛教星期日学校读书不收任何费用。学校所出版的各级课本，售价特别低廉。穷苦学生由青年佛教会和学校赠予或借用。总之，凡是曾在佛教星期日学校就读过的儿童或成人，都努力养成良好的行为，了解佛教的道理，然后再以他们的所能贡献社会国家。(C.Dipaksorn:《锡兰佛教史》(泰文)，第３５４－３６０页。)

第八章　斯里兰卡佛教的仪式
作者：净海


　　第一节　一般佛教仪式
　　佛教的仪式，是佛教徒实践佛教生活的重要部分。每一种佛教仪式，都有它的原因和重要意义，对身心的修养，学道的进程，都有助益。实践佛教生活，是最崇高的风尚。我们往往能在一些简朴实用的佛教仪规中，表现对佛法崇高的尊敬与信心。
　　斯里兰卡是上座部佛教发源及兴盛的国家，他们的佛教仪式，一种是依经律固有传承下来的，一种是斯国斯教民俗形成的。
　　一、佛日
　　佛日(Buddha's Day，僧伽罗语Poya)。按印度、斯里兰卡的历法，因月亮的盈缺立为白黑二分，即自月盈至满为白分，月亏至晦为黑分，合白黑二分而为一月。(《西域记》卷２说：“月盈至满，谓之白分；月亏至晦，谓之黑分。黑分或十四日，或十五日，月有大小故也。黑前白后，合为一月”。(《大正藏》第５１卷，第８７５页。))每半月之八日及十五日(月小为十四日，即相当于我国阴历每月的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廿九日或卅日)，称为佛日，中国佛教徒称为斋戒日。斯国佛教徒对佛日是相当重视的，特别是满月(十五日)的佛日。
　　每到佛日(自古南传上座部佛教国家，都以佛日为假日)，信徒就准备好香烛和鲜花，携家带眷到附近的佛寺。一些青年男女学生，在佛日也到佛寺参加活动。他们地入佛殿，先燃香烛礼佛，然后席地而坐一边，随僧受持斋戒，参加课诵(经文都很简短)，听经闻法。
　　南传佛教任何一种仪式之前，只有有家信徒参加，僧人先为信众说授三皈五戒、或八关斋戒，都用巴利文念诵。在家信徒，不论是新旧，凡参加佛教仪式，都要从僧人一次又一次地求三皈五戒。他们没有皈依那一位出家人为师的习惯，而出家人都可为师。
　　在家信徒受完三皈五戒等后，接着说戒的那位比丘，开始宣讲佛法，时间约一小时。所讲都是通俗易懂的经义，僧俗都须合掌聆听。因在佛殿及佛前，须有虔诚的恭敬心，比丘说法，被认为是代表佛陀宣说。
　　佛法开示完毕，已近僧人午餐时间，受持八关斋戒的信徒，也须央午前进食。他们多数是从家里带饭来，或在寺中临时向摊贩购买，因为在南传佛寺中，是不供给信徒们饭食的，只有信徒们拿饭菜来供养出家人。
　　斯国佛教徒至佛寺受戒和听法，是女多男少，老年多过青年。
　　受持五戒的信徒，在听完佛法后，可以随意返家，或仍留在佛寺；但受持八斋戒的信徒，一日一夜必需留在佛寺里，在佛寺范围内活动。当他们休息的时候，或在说法亭，或在佛塔周围，或坐或卧在树荫下。有人背诵佛偈，有人读经。或多人集会在一处，由一人朗读佛法给大家听，或互相研讨佛法，也有人在静处修习止观的。
　　斯国佛教徒佛日到佛寺，都依本国的风俗，披着白衣，极少穿西服及长裤的，而且多人手持念珠。在下午、晚上、夜间，都有出家人在殿上，轮流为信众说法，听与不听随各人自由。
　　在家信徒受持八关斋戒，近于出家修行梵行，时间只限于一日一夜，依佛制可常受常舍。到了次日早晨，受持八关斋戒的在家信徒，就可向一位比丘举行舍八关斋戒仪式。但因五戒为在家佛教徒所长守，所以在舍八关斋戒后，接着要求受五戒。受完五戒仪式，佛日修行功德圆满，各自返家。
　　　二、说法
　　佛陀住世时随机为信众说法，后世渐渐形成一种仪式。古时人住在乡村，建筑方筑方亭或较大的说法堂，恭请僧人在晚上或夜间说法，远近男女信徒都来听法。为了远途信荒野住家夜晚行走不便，所以说法多数在晚上和夜间，到次晨天亮后二回家。人民建筑的方亭或说法堂，装饰都很精美。斯国一般佛寺，自日落后，以击钟为信号，即开始说。说法者手执一把芭蕉扇竖立面前，已成习俗。
　　有时较隆重的说法仪式，在白天和夜间都有举行，或有三位法师轮替。第一位在白天讲，第二位读诵巴利语经文给信众听，第三位在夜间讲。讲者须受过良好的僧教育，能将巴利经文逐句翻成僧伽罗语，而不添加解释。
　　在前文第四章里说过，我国高僧法显法师至斯里兰卡时，曾记载在阿耨楼陀城重要的“四衢道路，皆作说法堂。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敷设高座，道俗四众，皆集听法。”这就是写僧人说法的情形。
　　现在斯里兰卡佛教说法的仪式，每逢佛日或佛教节庆，一般佛寺还是依照这种古老传统的方式。但也有不少新的佛学社团组织，采用现代演讲或讨论的方式。总之，传统的着重在恭敬虔诚，现代的演讲讨论偏听偏信重在研究。又前者对象是普通信众，后来多属于学人。
　　三、敬佛
　　斯里兰卡佛教徒不论出家在家，都有一种很好的习惯：敬佛。在佛寺中，甚至信徒在家中，都能表现虔诚敬佛的态度。
　　在佛寺里，每天早晚都有一位男居士或女居士，负责佛前供物。早上，他们从家中带着鲜花、甜品、汤、茶等至佛寺，放于盘中供奉在佛前，另外还供奉一小盒槟榔。然后燃点香烛、礼佛，口作念头诵：“世尊！请佛慈悲，受纳弟子供养。”接着在佛前忏悔身、口、意三业。最后念诵赞扬三宝经文。晚上约七时，敬佛用品为茶和甜水等。亦作念诵仪式。信徒如没有时间，呆派人将供佛用品送到佛寺，请僧人代作。有时也供养僧人。
　　敬佛仪式，信徒在家中也可举行，因为一般居士在家中都供有佛像，或供佛陀舍利。有时或礼请僧人到家中供养，事前也必须先作敬佛仪式。
　　敬佛仪式，是为感报佛恩的伟大，因为佛陀具足智德、悲德、净德。佛陀虽然已涅槃了，而恩德永远在世。没有佛陀的出世，众生就不会知道佛法，不能得度，所以佛教徒应当要常思念和感报佛陀的恩德。
　　四、施僧
　　施僧是用物品供养僧人。斯里兰卡在家信徒，对僧人是非常恭敬的。他们认为住持佛法，代佛宣扬教法，而且僧人的知识和道德，都可作为模范。佛教的存在，可促进国家教育文化和道德的发达。僧人离家出家修行，就应该受到信徒们的恭敬供养。僧(伽)的意义，本指四位比丘以上的团体，但一般也泛指个别僧人。这里说的施僧仪式，是指前者。所以斯国佛教徒施僧，最少要礼请五位以上的比丘。
　　斯国佛教徒每逢婚丧喜庆，或行善植福，常举行施僧，礼请僧人至家中供养，或备好送至佛寺供养。事先施主须至佛寺说明施僧原因，订定日期及供僧人数。
　　施僧的原因，随信徒的意愿，但平常多为亡者超荐。因为斯里兰卡于人死后，在七日、三月、半年、一年，将分四次施僧，以后或每一年再举行一次。有时信徒为了喜庆的事，如庆祝新年、祝寿等，与举行施僧。一般施僧仪式，是礼请僧人午斋及供养人物品。
　　到了施僧之日，施主亦邀请亲友一同参加。在家中设置佛坛及铺设座位，血妥食品。佛坛大多为一特制的小木龛，雕饰精美，可向佛寺或他下借用，龛是准备供佛舍利用的，舍利塔由僧人从寺中带来，因为斯国很多佛教仪式，不甚流行供佛像，而以佛身舍利更能代表佛陀。
　　大约在上午十时前，施主先派人去佛寺，迎请佛舍利及出家人。到了施主家门前，由一位头裹白衣着礼服的人从出家人手中把佛舍利迎接过来，恭敬地顶在头顶上。有时还有乐队演奏，迎入家中，供奉在佛龛中。如果施主家离寺很远，就用汽车去迎请。
　　随后僧人为施主及亲友，先说三皈五戒，再开始诵经，念诵约半小时。至十一时，供养僧人午斋，有饭菜，甜点、水果乳酪等，有时也有鱼肉，非常丰盛。僧人进食时，信徒都在一旁席地而坐。食毕，施主再供养每位出家人一份物品。接着由一位戒年较长或位尊的出家人，为施主及斯新友，简要的开示佛法，若不开示，就开始念诵《慈悲经》、《吉祥经》等，为施主祈福回向。
　　施僧完成，乐队仍击鼓奏乐，施主及其亲友们，一齐恭送佛舍利及出家人回寺。
　　五、念诵守护经
　　巴利语Paritta一字，可译作守护、防护、求护、保护等义。念诵守护经的仪式，起始是在斯里兰卡最胜菩提四世(６５８～６７４)时代。“守护经”文，　从《中部》及《增支部》等经中选出，集有《三宝经》、《五蕴护经》、《孔雀护经》、《幡幛护经》、《职权咤曩胝护经》、《央崛摩罗护经》、《吉祥经》、《慈悲经》八种，都是很短的经文，意义和文字非常优美，用于消除灾难、疾病，甚至喜庆等仪式，普遍念诵。
　　斯里兰卡佛教徒对礼请出家人念诵守护经，是非常信仰的，他们认为守护经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和灵验。家人卧病医院，礼请僧人前去念诵；有时子女在结婚之前，恭请僧人念诵；妇女生产之前，也请僧人念诵。其他如新年、卫塞节、新屋落成、乔迁、祝寿等，也请僧人念诵。念诵守护经的目的是为祈求平安。
　　念诵守护经的仪式，普通最少须请十五位出家人，时间大约一小时。有时或连续念诵五日，每日一小时；在圆满之日，施主并同时举行供僧仪式。其他列隆重的，如庆祝佛舍利、佛牙、国家纪念日、祝寿、度亡等，都礼请僧人念诵守护经。有做一日，或连续多日的。念诵守护经的仪式，在斯国种类很多。在念诵之前，必须布置坛场，安排鼓乐队，迎请佛舍利及出家人，与供僧仪式略同。但斯国教徒在念诵守护经仪式时，还要先迎请护法诸天等神降临道场，如四天王等。念诵仪式完成后，亦恭送护法诸天。斯国佛教徒，包括出家人在内，都很相信护法诸天。甚至在一些佛寺殿堂中，就附设供有一些重要的护法诸天神像。虽然出家人不礼拜护法诸天，但念诵祝祷文中，就有对护法诸天的感恩。
　　第二节　佛教的节庆
　　一、新年
　　斯里兰卡人因信仰宗教和历法的不同，有三个新年：即阳历一月一日，为政府公订及基督教徒的新年；四月十三日，为僧伽罗族人(多数信仰佛教)及陀密罗族人(多数信仰印度教)的新年；八月三十日，为伊斯兰教徒的新年。但是阳历新年和伊斯兰教徒新年是属部分地区，庆祝简单。只有四月十三日的新年，普受重视，大事庆祝，一连活动五天，他们称为“僧迦罗底”(梵Sakrnti)，意即太阳运行至黄道十二宫之第一白羊宫(Aries)，是为一年之始。
　　斯里兰卡人到了新年，人人欢欣鼓舞，穿著新装，尤其在新睥前的除夕，很多佛教徒都带着香花去到佛寺礼佛、拜塔、供僧，受持五戒及听法。他们认为这是“行善植福的时节”，以此来迎接新年。新年之前，他们提前休息工作，清扫房屋，准备很多食物。有一种食物叫“乳饭”(巴Khirabhatta)，即用牛奶与米同煮，吃时配以胡椒等料。亦以此乳饭及其他食物供养出家人。新年中信徒除了礼敬三宝及菩提树，也礼拜大自在天及诸天神。
　　新年，家家户户燃放鞭炮，直到十五日才止。他们趁此机会出外访客，尤其对尊长要表示礼敬问安。无论在阳历年或阴历年，他们不风行寄贺卡(除基督教徒)。而在佛教的“卫塞日”时，则互相邮寄贺卡。有些出家人在新年中用药熬成的药油，经过念经加持后，赠送给信徒们。
　　二、卫塞日(佛诞节)
　　依据罗睺罗博士《锡兰佛教史》的推测，我国晋代高僧法显西游印度时，在巴弗连城所见的记载：“年年常以建卯月八日行像，作四轮车，缚竹五层，有承栌毗戟高二丈许，其状如塔，又白缠上，然后彩画作诸天形像，以金银琉璃庄　其上，悬缯幡盖，四边作龛，皆有坐佛，菩萨立侍，可有二十车，车车庄严各异。当此日境内道俗皆集作介伎华香供养。婆罗门子来请佛，佛次第八城，人城内再宿，通夜然灯，伎乐供养，国国皆尔”。(1.《大正藏》第５１卷，第８６２页。2.History of Buddhism in Ceylon，第２７４页。)正是记述印度古时庆祝“卫塞日”的情形。又阿育王有一碑铭记载一段大意说：王曾命令以各种天神像严饰饰车上，类似华丽的天堂，举行各种比赛。(History of Buddhism in Ceylon，第２７４页。)罗睺推测，或许这就是古记载“卫塞日”的情形，又早于法显七百年。
　　佛教传入斯里兰卡后，“卫塞日”可能即为佛教徒所重视。《大史》记载最早的是度他伽摩尼王(公元前１０１～７７年)，曾亲自参加“卫塞日”庆祝达二十四次这多。后来历代国王也是多重视此一节日。不过，南传上座部佛教徒认为佛陀的诞生、正觉、涅槃，是不同年的，但同月及同日，这就是毗舍毗月的月圆日，也就是古印度阴历六月十五日。毗舍毗，现在中译为“卫塞”(毗舍毗是巴利语Vesakha及梵文Vi Sakha的古译，卫塞是西人的读音，中文亦从英译而来)。
　　“卫塞日”是斯国家最重要的节日，全国都举行热烈的庆祝。每到卫塞日时，佛教徒家家户修饰修饰房屋子，张烟彩，插挂规教旗，彩绘佛传及本生事迹图画。政府放假两天，以便人民往佛寺礼佛、受戒、听法。政府公布禁杀和贩卖酒业，有时还赦释囚犯。公私营电台全日播放佛教特别节目，有说法、诵经、佛乐、佛法演讲、辩论比赛等。庆祝仪式时，政府总理、重要官员、外国贵宾等多有贺词。很多佛教名胜处，亦涌入很多教徒朝圣。首都可伦坡尤为热闹，张灯结彩，灯火辉煌，并延长至一周时间，很多乡村人民，都涌向都市观赏。佛寺和民间，举粉多种娱乐，如音乐、歌舞、电影、杂耍等。僧人日夜说法和念诵守护经。斯国佛教徒在卫塞日时，流行互寄贺卡，形式多样，上面印有佛教经文及精美佛教图画。
　　三、佛牙盛会
　　在第四章第二节中，已提到佛牙至斯里兰卡的经过，及法显所见的情形，此处不再重述。依《佛牙史》记载，斯国每一位国王在即位之前，都要以争取佛牙保护为象征，因为它是国家的瑰宝，佛教的圣物。国王保有它，才能获得人民的拥护，所以也常因此而发生政治上的份争。据记载佛牙未至斯国前，印度就曾有多位王子因夺取佛牙而发生战争。庆祝佛牙的记载，玄奘《西域记》卷十一“僧伽罗国”(Sinhala，即斯里兰卡)记载：“王宫侧有佛牙精舍，高数百尺，莹以珠珍，饰之奇宝。精舍上建玉柱，置钵昙摩罗加在宝，宝光赫奕，联晖照耀，昼夜远望，烂若明星。王以佛牙，三灌洗香水香末，或濯或焚，务极珍奇，或修供养。”1.《大正藏》第５１卷，第９４３页。2.History of Buddhism in Ceylon，第２８０页。)
　　我们从古德著作中，得知古代斯国对佛牙的重视。再看现在庆祝佛牙盛会的情形：
　　自西人势力伸入斯国后，斯里兰卡王朝就迁都至中部山地的坎底，佛牙也移至坎底建佛牙寺供奉，在每年八月间，有一次“佛牙游行盛会”，称为“坎底游行盛会”(Kandian Perahera)。这种盛会创始于公元１７７５年，由吉祥称王狮子所提倡，一是历代传统对佛牙的尊重，保存固有的文化，一是提高民族意识，团结抵抗外力侵略。
　　这是斯国最著名的盛会，从每年八月一日至六日，是佛牙正式游行日期。分成五队：圣佛牙队、保护神像(Nathadevala)队、毗湿奴神像(aVisnu devalaya)队、战争神像(Katragamadevalaya)队、女神像(Patani-devalaya，大梵天王之妻)队。其中以佛牙队为主，特别盛大，其余四队是表求诸天护法卫护。
　　到佛牙正式游行之日，先是净四大神像从各处迎至佛牙寺前，与佛牙队会合，每晚七时开始游行，由多人手执火炬，照耀如昼。佛牙队在前，一群象只饰以种种庄严，并选一只象牙最长的象为“象王”，装饰华丽，驮载七宝佛牙塔，其后有执鞭队、灯队、旗队等。有一位化装官员骑在象背上，手持贝叶经定时读。一人化装成古代国王骑在象背上，随后又是各种歌舞队、鼓队队、象群。
　　其次是四大神像队，各队亦有象群，鼓乐歌舞队随后。街道人民挤塞，观赏游行，或作供养礼拜。
　　自八月七日至十一日，每晚人们再改用轿子抬着四大神像与佛牙队会合，再开始沲行。八月十二日最后的两个仪式：一为战争神至摩诃吠利恒河(Mahaveliganga)的迦多鞞码头(Katambi距佛牙寺三哩)洗剑。二是至一印度教“伽那提婆拘婆罗”(Ganadev-ikovila)神庙，为世界人类祈求和平。然后，迎请佛牙回到佛牙寺，而后四大神像及人群围绕佛牙寺三匝，最后神像也迎回原处供奉，至此庆祝盛会的仪式完成。(C.Dipayaksorn：《锡兰佛教史》(泰文)第４９９－５０８页。)
　　四、首都庄严寺的盛会
　　这个盛会是为了纪念传说佛陀曾到过斯里兰卡，时间是在斯国历法的二月十五日。这一庆祝自古即有，后来西人势力侵入，曾被禁止举行。到公元１９２７年，由维护哲瓦拉达那(Walter Wijew-aradana)再被提倡，每年在首都的庄严寺(Kalyanavihara)举行，距离首都五英里。传说佛陀至斯里兰卡时，曾到过庄严驻足。
　　庆祝日期在二月十五日，运用人群一千以上，象队五十只至七十只。庆祝时间来临时，各地人民涌来佛牙寺礼佛，及作种种善行功德。最精彩的节目，是在晚上举行盛大游行，通过首都几条繁华重要的街道。
　　游行时间约在晚上九时开始，将一个供奉着佛陀舍利精美的宝塔，安置在一只装饰华丽的象背上，然后开始向都市进发，有时国家总理也接到参加。沿途燃放烟火及有提灯队，由寺院住持引导驮着佛舍利塔的象只前进，其后有两只象护从。象后是各种音乐队、歌唱队、舞蹈队。佛舍利塔所到之处，沿街观赏的人群，都合掌礼敬而高声欢呼，热闹非常。很多比丘和沙弥也参加游行。游行直至第二天黎明时分，全队才返回庄严寺。
　　五、摩哂陀长老纪念日
　　斯历七月十五日，是纪念摩陀长老传佛教至斯里兰卡的日子。政府和佛教为了报答与怀念他对国家民族伟大的贡献，自古即举行纪念。现在斯国佛教徒，每年到七月半，各地佛寺及佛教社团，都举行大大小小不同的庆祝，而以首都可伦坡庆祝最为隆重，其次是阿耨罗陀等城，这里只介绍首都可伦坡的游行。
　　最重要的纪念了目是晚上游行。游行的队伍自诃努毕提耶佛寺(Hunupittiya)出发，经过可伦坡各条重要街道。在游行队伍前，有人手提火炬及教旗开道，接着是严饰的三只巨象并列前行，中间一只驮着佛舍利宝塔，其次是化装的两排女学生队，手持鲜花及教旗，尚街歌颂摩哂陀长老的赞偈。其次，又是三只巨象及两排男学生化装队，同样沿街歌颂摩哂陀长老的赞偈。队后，是一辆化装精美的花车，上供摩哂陀长老塑像，由人群引导缓缓前进。花车后面，又有各种歌舞乐队。人们沿途虔诚礼敬，人群非常拥挤。约至十一、二时返寺，完成游行。
　　六、其他
　　距离坎底约四十八英里，有一座佛塔称“摩醯耶伽那塔”(Mahiyanganacetiya)，传说佛陀曾到此，遂建塔纪念。此塔被认为是斯国最古佛塔之一，可能早于阿耨罗陀城“塔寺”，所以每年斯历九月都举行庆祝纪念。
　　其次，在斯历正月，举和僧伽密多比丘尼纪念日，纪念仪式略与摩哂陀长老相同，但没有那样隆重。同时也举行游行。有僧伽密多上座尼塑像，供奉在一辆华丽的花车上，游行时由少女们装成天女引导前进。这是为纪念僧伽密多传比丘僧团于斯国，及携带圣菩提树分枝至岛上栽植的贡献。

第二篇　缅甸佛教史
作者：净海


　　第一章　　古代的缅甸佛教
　　第一节　国土与民族
　　缅甸(Burma)东北与中国云南、西康接壤，西部与印度、巴基斯坦为邻，东部与泰、寮分界，南临孟加拉湾。位于中印半岛西部，东经９２～１０１度，北纬１０～２８度。面积为６７６，５８１平方千米，１９９６年人口统计４４，７４０，０００人。　　
　　缅甸国名的来源，据语言学者及历史学者考证，巴利语称“摩罗摩”(M(a)ramma)，是从梵语“梵摩”(Brahma，意为“梵天”)转变来的，B变成m，h变成m，元音也受到了影响起一变化。西人称缅甸为Burma、Barma、Birma，都是从Brahma转变来。中国人称呼“缅甸”，与梵语Brahma-desa及巴利语Mramma-desa(意即为“梵天的国土”)很有关系，因为Mramma-desa这个字在缅人诗歌中，发音变成Myantaing，与中国人发“缅甸”的音相近。中文的“缅”音为Mien，是Miamma的转化，可以对音。有时中国人单称为“缅”(Mramma)，而省去“甸”(desa)字。(立花俊道：《南方圈的宗教》中《缅甸佛教》篇，第１０７页。)
　　在缅甸南方，有一古国，巴利语名称“罗摩那提沙”(Ramannadesa)，在萨尔温江及西场河(Sittang R.)流域之间，后来国土扩张至下缅甸(Lower Burma，指缅甸南方)全部。在斯里兰卡历史上，也记载为“罗摩那提沙”，是佛教传入缅甸最初发祥的地方。(巴利语原著：“Kalyanisama”(庄严结果)，为公元１４７４６年缅甸孟族国王达磨悉提(Dhammazeti)着，六十余页，以叙述缅甸南方孟族教史佛教史及佛教改革为主，为缅甸早期珍贵的佛教史。现已译成英文、泰文等。)
　　东南亚古代历史，以缅甸史最为贫乏，在公元１０４４年以前，记载都暖昧不明。据学者研究，缅甸在三千年前，就已经开始有社会组织，但由于年代久远，缺乏文献证明，古代面貌究竟如何，不易作肯定的论断。
　　缅甸自古有很多民族移入居住，最早到缅甸的是孟族(Mons),在缅甸被称为得楞族(Talaing)(孟族人早期吸收了印度文化，主要是渊源于东海岸的Talingana，所以孟族又被称为得楞族(Talaing)。)在语言系统上属于吉蔑(MonKhmer)语族，他们早期居住在湄公河流域，后经由泰国湄南河流域散布到下缅甸沿海一带，初以直通(Thaton)为中心，公元六世纪，转移至庇古(Pegu)。因为较早吸收了印度文化与宗教等，所以比上缅甸(缅甸北方)文明，也是缅甸最先印度化的人民。不久，孟族人常受到北邻上缅甸而来的缅族人压迫。缅族(Burman)人的南下，后来终形成缅甸主要的民族。缅族属于藏藏缅语族，第一批南下的藏缅族人是骠族(Pyus)，他们继承了孟族所受的印度文化的影响。其后，有克伦族(Karans)、掸族(Shans)等移入。这些民族，在古代缅甸境内，都称后交替建立过国家。
　　缅甸全国人口中，缅族是人数最多的民族，占全人口的６５％，主要分布于伊洛瓦底江中、下游一带，即所谓缅甸本部。其次是得楞族８％，掸族７％，再次是孟族、钦族(Shnis)等少数民族。华侨约有三十多万人。
　　第二节　　文化与宗教　　东南亚古代各国，都没有自己的文化，但因处于中、印两大文化古邦之间，为水陆交通的经道，受到两大文化的交流激荡、从吸收融和而产生出自己的文化。古时中、印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中国多在政治方面，采取怀柔作用，只求土著输诚职贡，而商民又在经济贸易，很少干涉或操纵各国内政。印度则相反，虽不能派军南下海陆远征，但以文化与宗教为进发，更能深入普及各地，随后而产生政治上的势力。印度文化输入东南亚，比中国更早，以宗教影响最大，其他如文字、艺术、建筑等，也同时输入。所以，古代东南亚各国，都受到印度文化和宗教的支配，甚至有些国家的王系，亦出于印度婆罗门。(Brian Harrison:South-East Asia A Short History,第３２－４０页。)
　　印度文化进入东南画面，最早由于印人移殖。在公元前印人就与东南亚接触交往，建立了商业联系，在公元前二世纪完成的《罗摩耶那》(Ruvarnadvipa)史诗中，就记载有“金银岛”(指爪哇岛 Yavadvipa)及“金地”(Suvarnadvipa)。公元以后，印度人更大规模移殖东南亚，主要原因，一是从事商业，一是宣扬宗教。印度人最初向东南亚移民的路线，是从印度东海岸的阿摩罗跋底(Amaravati)商口启程，依靠西南季候风，沿海岸东航，抵达缅甸的萨尔温江三角洲，以及沿岸的马塔班(Martaban)、直通、庇古等地。也有越过缅甸三塔径(Three Pagodsa Pass)，进入泰国湄南河平原。以了公元二世纪，移民舫海的经验更丰富了，放弃绕道沿岸东航的路线，而作深海航行，可航至苏门答腊、爪哇，或继续航行至半岛的在拉地峡(Isthmus of Kra)。(崔贵强：《东南亚史》，第１２－１４页。)
　　依缅甸历史记载，在公元前８５０年，曾建立一个“德贡”(Tagaung)王朝，经四百年灭亡，但这种记述是不足信的。
　　在斯里兰卡《岛史》(Dipavamsa)中，记有阿育王在位是(公元前２７２－２３２年)曾派遣须那(Sona)及郁多罗(Uttara)二位长老往金地(Suvannabumi)宣扬佛教。
　　中国史籍记载，公元９７年，东汉时上缅甸有“掸国”建立，建王雍由调遣使至中国朝贡，献乐及幻人。公元三世纪，有“林阳”国，据考在今之缅甸卑谬(Prome或译勃朗)或中部某地；也有学者认为是泰国的邦德(Pong Tuk)，是一印度化佛教王国。(许云樵：《南洋史》上册，第９２页及２１６页。)公元三、四世纪方有骠(亦作剽、缥Pyu)国，都城位于卑谬，统治者为印度人或印度人血统，信仰佛教，用南印度文。(见本章第三节。)
　　关于缅甸古代原始的宗教，是对自然现象的崇拜，即万有神论，粗灵信仰(Animism)，如对动物、植物，以及大地、空风、雨、山川等，都以为各在所司的神，而以祭拜。其中以“天帝”(Thagyamin)为宇宙间的主宰。但缅人原始信仰流传下来的，是两个威力很大的神祗，他们住在波巴山(Popa Hill)上，名叫摩诃祗利(Mahagiri，大山岳)，是一对兄妹。传说兄妹二人，因受了国王的谋害，获天帝的怜悯，成为山岳神。他们起先对僮作疯狂的报复，由于人们非常畏惧，就在波巴山上塑造他们的神像祭奉，兄妹改变了对人间的印象，以后就造福人世，而受人祭拜。古时缅王和人民，每年都要举行大祭拜一次。现在缅甸民间，还有些人到庇古北边一座海拔１５００米的死火山朝拜。(1.立花俊道：《南方圈的宗教》中《缅甸佛教》篇，第９９页。2.冯汝陵：《缅甸史话》，第１５－１７页。)
　　传入缅甸的宗教，最早的是婆罗门教。约在二千年前，印人就出发至东南亚各地从事商业，因印人多信仰婆门教，甚至有婆罗门传教师同行，商业所到之处，印度文化和婆罗门教信徒就被带进。在佛教未传入缅甸盛行之前，缅人主要的宗教信徒是婆罗门徒。古代缅人信仰婆罗门教，很少发现祭拜破坏神湿婆(Siva)的，而有很多保护神毗湿奴(Visnu)神像的存在。
　　公元七世纪末，伊斯兰教势力伸展至埃及、叙利亚、波斯，而后向东推进，至印度的西北部，建立印度史上的德里王朝，之后又创立了强大的蒙兀帝国。伊斯兰教势力继续沿海岸南下，抵达印度河口胡茶辣(Gujeret)，胡茶辣的伊斯兰教商人，联络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控制了阿拉伯海贸易权，到公元十三世纪，他们从海道把伊斯兰教的文化，陆续带到东南严传播。缅甸西部，历与伊斯兰教国家孟加拉国接壤，以及由海道而来的伊斯兰教商人的影响，接受了伊斯兰教的信仰。缅甸西部阿拉干(Arakan)地方，本来流行佛教，但由于公元１４３０年，阿拉干王那罗弥迦罗(Narameihkla)从印度流亡返国时，曾带有伊斯兰军，因此也传入了伊斯兰教。后来国王虽大多还信仰佛教，但对伊斯兰教的信仰非常尊重。
　　公元十五世纪中叶后，欧洲人不断地向东南亚发展，葡萄牙、荷兰、西班牙、法国、英国等的天主教传教士，随着政治的势力，也抵达了东南亚地区传教。公元１８２４年以后，英国的势力侵入缅甸，经过三次英顷战争，到１８８５年１１月２８日，缅甸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划归为印度的一省(当时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因此，西方天主教也传入缅甸。
　　第三节　　早期的佛教
　　缅甸早期的佛教，由于历史记载缺乏，很难考订明确，亦如其他东南严各国早期佛教史一样。历史学者的意见也有不同，有说佛教从印度北方传入，有说从印度东海岸传入，有说从斯里兰卡传入，也有说从中国传人，或柬埔寨传入。这些说法，各式各有理由，所以不能肯定缅甸早期佛教从哪一个国家传入。(Sir Charles Eliot:Hinduism and Buddhism,vol.Ⅲ，第４９页。)
　　缅甸西部连接印度，印度古代的高级文化，输入东南亚各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公元前二世纪，印度商人和传教僧侣沿孟加拉湾东行至东南亚，下缅甸是他们最初抵达的寺方，这是必然之快捷方式。印人从水陆两路移居缅甸，同时带进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宗教，他们仍保持自己的生活习惯，而成为特殊阶级。下缅甸的孟族人，受印度文化的影响，成为最先印度化的人民。(1.同上，第５０页。2.Brian Harrison:South-East Asia A Short History，第３６页。)关于宗教，婆罗门教最先传入缅甸，稍后佛教也经由印度奥立沙境和孟加拉传入。
　　斯里兰卡《岛史》记载，阿育王时曾派遣须那和郁多罗两位长老至“金地”传教。现在还未考定在东南亚何地。历史学者多数认为是在下缅甸，特指直通。为古代孟族人建立的国家。公元１４７６年，缅甸孟族国王达磨悉提(Dhammnaxeti)在一篇巴利名著《庄严结果》中，记载直通古国名为“罗摩耶那提沙”(Ramannadesa)，后来简称为“罗摩”(Raman)，都城在“善法城”(Sudhmma-puri)。又有学者考据，认为金地是在泰国的佛统(Nagara Pa tthama译为最初城)，出土文物也比直通更古。也有人主张，金地只是古时东南亚一个较大的范围，就是中印半岛，从缅甸起而至地只是古时东南亚一个较大的范围，就是中印半岛，从缅甸起而至越南为止。斯里兰卡的《岛史》编成在公元五世纪，搜集的资料，多数可信。阿育王时，派遗传教师至各地(分九路)宣扬佛法，从佛教弘扬流传上，也可获得证实。
　　《庄严结果》中记载，当须那与郁多罗二位长老至金地时，在海洋中有一可怕的鬼怪，常常上岸吞噬婴儿，二位长老大显神通驱逐鬼怪，获得了国王和人民的敬信，最初为说四圣谛法，约六十人皈依。这种记述，当然不能完全采信。又记载说，佛教传人孟国(金地)，经过长久时间，兴盛不衰。后来由于海盗、疾病流行和邻敌侵入，孟族人建立的国和孟族人的佛教才衰微。直到公元十一世经，缅甸蒲甘(Pagan)王朝建立，佛教才重兴起来。(达磨悉提：巴利《庄严结界》，第２－４页。)
　　孟族人受了印度文化和宗教的熏陶，他们学习文字书写，而且将南印度的字体，应用到本地的澳亚语系(AustroAsiatic Language)上。现代发现孟文最早的碑石，是公元１１世纪末及１２世纪初，差不多与爪哇及占婆两地发现的相同，字体从南印度的伽兰他文(Grantha)衍化而来。(outh-East Aast A Short History，第３７页。)
　　佛教传入缅甸，从出土的重要文献来看，最初可能是上座部。因为在卑谬(Prome)附近，发现一些薄金片上的刻文，都是记述上座部佛教的，为南印度巴利文字体。(Hinduism and Buddhism,vol.Ⅲ.第５１页。)考古学家在帽查(Hmawxa)近处，曾发现一块古金色雕板，上面镌刻巴利文佛经。费琅(Finot)教授认为上面的字体，与公元五世纪时南印度的迦坦婆(Kadamba)字体相似，推测时间不会迟过公元六、七世纪(崔贵强：《东南亚史》，第８１页。)《岛史》及孟族文献的记载，缅甸在公元五、六世纪已经传入了上座部佛教，值得注的一事，多罗那塔(Taranatha)也曾提到，在拘胝(Koti)国境，包括蒲甘及庇古，没有弘传大乘，甚至到世亲论师时代。后来大乘佛教及密宗也慢慢传入缅甸，公元十世纪后，密宗阿胝沙曾往金地留学，被认为是在下缅甸。(1.Hinduism and Buddhism,vol.Ⅲ.第５１页。2.泰文《东南亚佛教史》。)
　　依缅人的说法，在佛陀初成正觉后，最初拜见佛辽的两个商人多婆富沙及婆利迦兄弟，是从郁迦罗(Ukkala)出发的。郁迦罗在印度奥立沙境，而缅人说是在缅甸。二人由印度回国，并带有佛所赐的头发八根，抵达仰光后，建造了瑞德宫佛塔(Shwedagon)供奉佛发。(同上。)缅人又强调说，往斯里兰卡注释三藏的觉音论师，也是缅甸直通人，后来从斯里兰卡回到自己的国家，不是回印度。但据印度和斯里兰卡学者说。觉音是印度近佛陀伽耶人，或北印度婆罗门族，在斯国完成注释三藏后，返回故乡，朝礼佛陀成正觉圣地。(２５００　Years of Buddhism，第２１１－２１７而，印度政府编印。)
　　从我国史籍记载来看，前面说的骠国，约在公元三、四世纪建立(但缅人说是在佛历一世纪)，国都在卑谬，此即玄奘《西域记》卷十所说：“三摩呾吒(Samatara东印度古国，近恒河口)从此东北大甸全国。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也曾提及此国说：“蜀州西南行可一月余，便达斯岭。次此南畔通近海涯，有室利察咀罗国。”(1.《大唐西域记》，卷１０，《大正藏》第５１卷，第９２７－９２８页。2.《南海寄归内法传》，卷１，《大正藏》第５４卷，第２０４页。3.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４０页：“此室外利察咀罗车，即《唐书》中之骠国，骠即是从前称霸Prome之Pyu族。”)我国正史上称为“骠国”。
　　骠国是骠族人(Pyus)建立，属藏缅族系中的一去。据考骠族南移至缅甸，是住在孟人的北邻，后来势力强大，开始南下至伊洛瓦底洒下游三角洲。但骠族人于骠国灭亡后，种族即不复存在，而为他族所同化，也有人认为即缅族的前身。
　　《唐书》卷一九七《骠国传》说：“在永昌故郡西南二千余里去上都(长安)一万四千里；其国境东西三千里，南北三千五百里，东邻真腊国，西接东天竺国，南尽溟海，北通南诏些乐城界，东北距阳苴咩城(南诏都所，今大理)六千八百里。”骠国至唐代更加强盛。《新唐书》二二二卷下《骠国传》记：“其属国十八……凡镇城九……凡部落二百九十八，以名见者三十二……。”又续记风俗与宗教说：“……青甓为圆城，周百六十里，有十二门，四隅作浮图……俗恶杀，拜以手抱臂稽颡为恭。明天文。喜佛法，有百寺，琉璃甓，错以金银丹彩，紫(左钅右广)涂地，覆以棉罽。王居亦如此。民七岁祝发止寺，至二十，有不达其法，复为民。”从此段文，可了解骠族的佛教非常盛行。
　　公元８３２年，南诏破其城，掠骠民三千，徒之拓东(昆明)。８５８年，骠民呈献金佛一尊，报南诏庇护之恩。可见这时骠国才衰亡，骠族人也渐消失，此后便没有骠国记载了。
　　从出土文物及学者考证，骠族人很早就与印度接触，统治阶层人似乎是印度人，或与印度人有血统关系，是一个印度化强在的国家。在卑谬故址发现最早的碑刻，年代约在公元５００年顷，包括一破碎的石刻，其中引用到巴利文三藏经文。除此，在故址还发现雕刻品，以及铜器上的艺术，表示受到印度芨多王朝的影响。七世纪时，中国高僧往印度求法，亦称卑谬为小乘佛教的中心。
　　古代缅甸大乘佛教的传入，究竟经何路线？何时传进？现在还无法断定。由北印或南印，经陆路或海道？从中国或西藏？似乎都有点关系。缅甸与中国西南接壤，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且古时中国西南方南诏人民教信仰佛教，但现在发现有梵语碑文，里面还有密教成份，颇难解释。或认为直接从印度或西藏北境传入，即由印度商人向缅甸移居大乘佛教僧徒的南渡；又缅人本来出自藏缅系，与西藏有亲缘关系，交通也很频繁，宗教自然也带进缅甸。前面曾说阿胝沙至金地求学，以及有人记须般陀(Subandha)以后，才由他的弟子引进大乘佛教至缅甸。
　　在卑谬的故址，发现有粘土制的梵语祈愿碑，偈文为“Yedharma hetuprabhava……”，即“诸法从缘起……”，此碑字体是公元十一、二世纪时孟加拉比哈尔(Bihar)地方的文字，也有人认为是缅人往印度佛陀伽耶礼拜迹时带时的。在缅甸蒲甘博物馆保存的佛像中，有小形的观世音菩萨青铜立像，右手结施无畏印，左手持久莲花，在此观世音菩萨像的顶上，有阿弥陀结跏趺坐像，两手置于双足上重叠。另有一佛两边侍立二菩萨，又有一菩萨两边侍立其他二菩萨。又一尊佛像，旁边侍立观音菩萨及多罗(Tala)菩萨，这是西藏系大乘佛教，比北印系大乘佛教稍后。在蒲甘东北二、三里有一村名“弥难他”(Minnanthu)，有“波耶都朱寺”(Paya thonzu)及“难陀摩若寺”(Nandamanna)，二寺中的壁画，画有男神铄乞底(Sakta)拥抱女神的姿势，这或是与密教有关系的。
　　在缅甸温蒂(Twante)南方五哩的地方，有一坎贝村(Kambe)，近村有一寺名“须丹辟寺”(Sudaungpyi)。此寺有一尊石刻佛像，右手结无畏印，左手作施与印；其旁侍立二菩萨，同立莲华之上，左手同持盛开的莲华，右手作施与印。这种一佛二菩萨同为一体的圣像，还不能断定是否为燃灯佛、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或中央是释尊，两侧是观世音、弥勒。在其他故址，不发掘出许多青铜小佛像，其中有一黄金薄片上，雕制六臂观音坐像，高７.３厘米，是公元１０或１１世纪的作品。总之，这些可确证为大乘佛教佛菩萨像，巴利语系佛教是没有这种圣像的。(1.立花俊道：《南方圈的宗教》中《缅甸佛教》篇，第９７－９８页。2.高田修：《印度南海的佛教美术》，第１７４页。)
　　从历史记载，知道在公元１０４４年以前，缅甸委早已有一种在乘阿利僧派的存在。
　　阿利(Ari)一语，据语言学者考证，是从梵语“雅利安”(Arya，圣贤、尊贵的意思)转成，这是因缅人发音变化的关系。阿利僧派是出于何种宗派？何时传入缅甸境内？不易作明确的判断。仍缅甸高僧般若萨弥(Pannasami)所着巴利语《教史》(Sasana vamsa，文末著者说书成于公元１８６１年)卷六所记，称阿利僧为“伪僧”(Samana-Kuttaka)，自三藐提王(Sammatiraja)时传入起，至阿奴律陀王(Anuruddha)在位(公元１０４４～１０７７)止。《教史》所记三藐提王，似乎是缅甸古代立国的第一位国王。缅甸古代史资料缺乏，所记不可确实，但可确定的，在阿奴律陀王以前，阿利僧在蒲甘一带，成为一个很有势力的教派，中心地是在沙摩底(Samati)，人数约万人，弟子六万人。
　　前节叙述缅甸人在波巴山每年的大祭拜，与阿利僧与有很大的关系。即每年一次大规模牺牲的祭拜，上至国王、下至人民，都登上波巴灵山参加，具备酒肉，由阿利僧作祭司，祭完，即举行大飨宴，饮酒啖肉。职权利僧在寺院中，着衣近似西藏喇嘛僧，为蓝色法服，头发留一寸许，过着非常放逸而无惭愧的生活。他们认为人造了任何深重的罪恶，甚至五逆杀害父母，只要念诵《救护咒》(Paritta)，就可解除，不受因果报应。教徒男女结婚，必须先献身于阿利僧派的男女尊长教师，如违犯这种教规，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元周达观《真腊风土记》中说：“富室之女，自七岁至九岁，至贫之家，则于十一岁，必命僧道，去其童身，名曰阵毯。”又在泰国北部早期，清来、清盛等地，与缅甸邻界，有伊柯族(Iko)，男女到十三至十六岁，须先献一种宗教巫师，巫师分有男女，为族人所敬仰，去其童身，跟巫师学习夫妻生活之法，然后男女考举行结婚。据学者研究，东南亚古时有些地区，这种风俗很流行。)
　　蒲甘“难陀摩若寺”的碑铭记载说，信众对阿利僧必须早晚两次供养养米饭、牛肉、蒟酱及酒一瓶。缅人的著作《阿利僧利生记》(Ari-atthuppatti)中说，阿利僧原始野蛮，带有崇拜龙蛇的部分。又说阿利僧分二派，一派称“森林住者”，一派称“聚落住者”，后者更具势力。
　　阿利僧派，显明是与上座部佛教不同的，他们源出于何种教派，不易断定。公元七、八世纪，印度后期的大乘密教，即所谓左道密教大乐思想的说法，结合了印度教的性力派(Sakta)，主张露骨的肉欲主义，通过连结最高的真理，把不净的事物也当为是神圣的行事。阿利僧看来似未与此大乘密教的传教师，但阿利僧这种作法，多少太过极端。法人费琅认为是湿婆教的传教师。美国佛拉德(J.B.Fradd?)认为是混合的大乘佛教，属于堕落的喇嘛密教。霍尔在他的名著《东南亚史》中，认为是大乘密教，结合其他放纵性欲的仪式。(1.般若萨弥：《教史》，卷６。此书共十券，为巴利语佛教史名著，《顷甸佛教史》是第六卷，约占全书一半篇幅。2.D.G.E.霍尔：《东南亚史》(中译)，第１８８页。3.立花俊道：《南方圈的宗教》中《缅甸佛教》，第９８－１００页。4.五十岚智昭译：《顷甸史》(Outline of Burmese History,G.E.Harvey著)，第２０－２１页。)
　　缅甸早期佛教各派及阿利僧的灭亡，是在蒲甘王朝的初期。蒲甘王朝提倡佛教革新，尊迎上座部。

第二章　　蒲甘王朝时期的佛教
　　(公元１０４４～１２８７年)
　　第一节　佛教改革与上座部兴盛
　　缅甸有正确的信史，是自公元１０４４年，阿奴律陀(公元１０４４～１０７７)建立蒲甘王朝以后。在此以前，缅甸缺乏完整的历史资料，有记载的也是暖味不明，难作信史。佛教也如此，自蒲甘王朝以后，才有较可靠的记载。
　　蒲甘王朝的建立，并不自阿奴律陀王开始。缅人说是建立于公元前四世纪，也有人说是从公元二、三世纪骠国开始。考古学者依出土文物推测，认为蒲甘建国大约在公元８４９年，是一个很弱小的王国，当时的王名频耶(Pyinbya)。后来经常发生篡位之事，到公元９６４年，王族中出了一人叫混修恭骠(KunhsawKyaughpyu)夺得王位(公元９６４～９８６)，杀死同族兄弟修罗汉(NgaunguSawrahan)王。历史记载混修恭骠，就是阿奴律陀的父亲。修罗汉有子二人，长子弃须(Kyiso)，次子须迦帝(Sokka-te)，又起来夺得王位，强迫混修恭骠于一佛寺中出家为僧。１０４４年，常随父亲隐藏居寺的阿奴律陀，决计要恢复恢复父亲的王位，于是秘密联络召集部众，在波巴山举行会议，作好准备，然后向须迦帝(其兄弃须王先死)宣战，战胜杀死义兄。阿奴律陀请父复位，但父王自觉年老，无力处理国政，遂令阿奴律陀登位。阿奴律陀登位后，先后征服群雄，结束了割据局面，缅甸逐步走向统一，开创历史新的一面。他的父亲混修恭骠，最后四年仍在佛寺中过隐居的生活，奉侍非常丰足(1.D.E.Hall: A History of South-Sast,Asia,第１３５－１３７页。2.五十岚智昭译《缅甸史》，第２３页。3.冯汝陵：《缅甸史话》，第２０－２３页。)。
　　阿奴律陀王统一国家后，因青年时随父隐居佛寺的熏陶，及当时蒲甘有很多佛教宗派存在，他深恶阿利僧非法势力的盛行，所以除治理国政外，又注意佛教的改革。
　　阿奴律陀王热忱拥护佛教改革，还受到一位住在直通的得楞族高僧阿罗汉(Arhan)的影响。阿罗汉另一巴利法名叫“法见”(Dhammadassi梵文Dharma-darsi)。(1.般若萨弥著：《教史》第６章。2.2500 Yaer of Buddhism，第８８页。印度政府编印。)缅文《琉璃宫史》及般若萨弥《教史》第六章记载，阿罗汉长老精通三藏，住在直通。为了到不同宗派的地区去弘法，他就先一蒲问答，由于长老对佛理理解的精湛，甚得国王的尊信，得到热忱护持。不久，明令颁布佛教为国教，尊阿罗汉为国师。长老初至蒲甘时，未携带三藏经典，内怕遗失及有关禁例。佛教定为国教后，为了佛法普遍弘扬民间，就需要巴利三藏的应用。于是阿罗汉向国王建议，请求遣使前往直通(亦名沙塘Saterm，巴利名善法城Sudhammapuri)，求见直通国王摩奴诃(Manuha)，要求赐赠“三藏”及“佛舍利”。当时直通国王不愿赐赠，并且凌辱来使。阿奴律陀王知道后非常需求怒，就派军去征伐直通，经过三个月猛烈的战争，结果直通被攻破。攻略完毕，在直通三多处收集三藏、各种注释及文物，用战胜来得来的象群三十二头，负载至蒲甘。又迎请直通戒律庄严的上座部僧人五百名，及召集直通的艺术家、工艺人等三万名，随同受俘的摩怒诃王，一同归返蒲甘，这是公元１０５７年缅甸史及佛教史上的大事。(1.《教史》第６章；达磨悉提巴利《庄严结界》。2.立花俊道：《南方圈的宗教》，第１０２－１０３。3.Brian Harrison:South-East Asia A Short History,p.37.4.2500 Years of Buddhism,第８８页。)
　　原先在蒲甘的各派僧团，因戒律不严，尤其是阿利僧的非法行为，国王于是命令还俗为民，或者改信归属阿罗汉长老领导的上座部佛教。有些人不遵从的，就被阿奴律陀王放逐。这一佛教改革，结果使缅甸的佛教，有了清新和希望的远景。不久，上座部佛教兴盛发达，普及全国。而原先的各派，包括蒲甘原有的上座部、大乘佛教、密教，以及婆罗门教，渐被淘汰消失。(1.《南方圈的宗教》，１０２－１０３页。2.《教史》第６章。)
　　征服直通后，阿奴律陀王又与斯里兰卡通好，依阿罗汉的建议，派遣僧团往斯里兰卡，迎请斯国佛教巴利三藏，与直通得来的巴利三藏，作详细对照审订，结果证明两种经文内容完全一致。他又命令比照二种本子，重新抄一部。为了珍藏各种经典文献，兴建了庄严宏伟的“三藏经楼”(Tripitaka Library)供养佛教。
　　王又令在各地兴建许多佛塔、佛寺，塑造佛像。蒲甘著名的瑞海宫佛塔(Shwexigon Pagoda)，在公元１０５９年动工，至他去世时尚未完成，再由他的儿子继续兴建。塔作金钟形，缅史记载，塔内珍藏佛的前额骨和佛齿圣物。(1.五十岚智昭译《缅甸史》，第３５。2.冯汝陵：《缅甸史话》，第３２页。)
　　未久，王又征服了西部若开族(Akyab)的阿拉干王国，北方战和南诏，便缅甸从一向分裂而归统一。当时他的领域，北起八莫，南滨大海，东部统领族诸部，西临北阿拉干，为蒲甘王朝奠下２４３年(１０４４～１２８７)的基业。(蒲甘王朝，俗称“建寺王朝”，因为此朝历代君王护持佛教，建造很多塔寺。)阿奴律陀王在位时，又开凿运河，振兴农业。对缅甸文化与佛教方面，更志了深远的影响。他以孟文及骠文为基础，创造缅文，现存最古的顷文碑铭，镌刻于公元１０５８年。他热忱拥护阿罗汉，改革佛教，使上座部佛教盛行全国，代替过去的各派佛教，以通俗的巴利文，代替古雅的梵语。
　　公元八、九世纪以前，南传佛教是以斯里兰卡为中心，而后斯里兰卡因常受到来自印度注辇(亦称朱罗)人的侵袭，国内佛教徒，也受到印度教残酷的迫害。国王毗舍耶婆诃一世，于公元１０７１年，才将注辇人击退。因国家主经战乱及外患，佛教衰微，僧人极少，经典文物散失，所以遣使至缅甸，要求阿奴律陀王赐给三联单藏，并派僧团往斯里兰卡传承戒法。(1.参看本书(锡兰佛教史)第５章。2.五十岚智昭译《缅甸史》，第３４页。)蒲甘王朝此后经过二在多年，也为“三大民族英雄”(缅甸三大民族英雄：一、阿奴律陀，二、莽应龙；三、是阿瑙帕雅。)中的首位；他对佛教的护法，被誉为“缅甸的阿育王”。
　　阿奴律陀在位三十四年，去世后由太子修罗(Sawlu)继位，可是他是个庸碌无能之君，公元１０８４年，庇古叛变，不久修罗战败被俘，失位遭杀。幸阿奴律陀，另有一位英明勇战的王子康瑟达(kyanzittha亦译江喜陀)，父王在世时，已是杰出的名将，助父子开创基业。这时，全国各地都在叛乱，他重新起来，非常艰苦的与敌人交战，终能战胜，而登大位(公元１０８４～１１１２)，复归全国统一，中兴了蒲甘王朝。
　　康瑟达是英明之王，也是虔诚的佛教徒，如父王一亲友护持佛教。公元１０９０年，历史上著名的阿难陀塔寺举行落成之日，康瑟达王亲自主持，各地佛教徒涌集蒲甘，有远自印度的僧人，赶至参加，盛况空前，此寺是全缅的第一大寺，塔的外壁，有壁缅一千五百幅，取材于《本生经》等，每幅附有巴利文及孟文说明，塔内甬道设有八十座佛龛，供奉石刻佛像；西侧廊供奉一尊巨佛，在前面雕有国师阿罗及康瑟达王两个跪姿石像。塔寺占地十六英亩，塔高１６８尺，永久体持洁白的外观，据考是依据印度奥立沙的佛教石窟模型建造，建筑技师和雕刻艺工，可能是印度人。
　　康瑟达在位时继续营建瑞海宫佛塔直至完成。亦有说，蒲甘佛教的改革，完全是他的主张和影响，并不是阿奴律陀。
　　康瑟达王于公元１１１２年去世。临终前，曾立一块《弥塞提》(Myazedi)碑铭，一面用巴利文，其他各面则用骠文、缅文、孟文，内容相同，记述蒲甘历代君王名字，及在位年斯期。碑铭并记载康瑟达王治国２０年后，得病驾崩。他生前命造金佛像，供子孙族人及一切人民敬拜，最后祈愿来世值遇弥勒菩萨。这块碑铭，在蒲甘城南荒烟蔓草中埋没很久，１９１１年才被历史家发现。它不仅对缅甸历史具有极大价值，而且在古代东南亚语言学研究上，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因为在这块碑铭未被发现前，学者对骠族人文字是无法解读的。这也可证明蒲甘朝初期，大乘佛教势力仍具有影响。(1.五十岚智昭译《缅甸史》，第４５－４６页。2.冯汝陵：《缅甸史话》，第４１页。)
　　约在公元１１１５年，国师阿罗汉圆寂，世寿八十一。缅甸佛教的改革，以及上座部佛教的复兴，是在他的努力推动之下迅速发展起来的。他圆寂后，由班达古(Panthagu)继任国师。
　　康瑟达王去世后，由外孙职权隆悉都(Alaungsithu)继位。他生平旅游国内各地时，欢喜造塔建寺，蒲甘著名的“达彬瑜寺”(That-pinnyu)建于１１４４年，高２０１尺，塔为多层式，下部方形，上部圆高，塔壁上有巴利文长颂，塔为印度式，混合缅甸艺术，庄严宏伟，为各寺之冠。
　　公元１１６７年，国师班达古，因为国内王室内争不安，放弃国师位而去斯里兰卡。(班达古放弃国师位而赴锡兰，是因为阿隆悉都有二子，长子明辛修，次子那罗都。长子有才能而性直，不得父王欢心；次子巧诈，觑觎兄长王位。阿隆悉都年才，结果废长子而立次子。当父王病危时，次子继位心切，便弑了父王。那罗都登上王位，因有弑父之事，兄长明辛修首先由藩地兴师问罪。那罗都就请求一于兄，希望兄长息兵。国师历知那罗都为人，想利用自己诱擒明辛修，所以严辞拒绝，说身为国师，不能作虚伪之事。但那罗都多次哀求表明是真心，绝不失信，班达古只好往见明辛修。明辛修见国王前来调停，信以为真，单身佩剑入宫赴宴。结果，当晚中毒身亡。国师因感心里不安，终弃国师位而赴斯里兰卡。那罗都潜位三年，被人刺死，死后四年，班古才因到缅甸。)这时，蒲甘国势已经下落，而斯里兰卡日渐强盛，南传佛教中心又由缅甸重移至斯里兰卡。班达古住斯国很久，待回国再任国师时，已经九十高龄，不久就圆寂了。
　　第二节　　缅甸上座部的分派
　　缅甸与斯里兰卡的关系，自阿奴律陀王时本极友好。但到那罗波帝悉都(Narapati, sithu)登位(公元１１７３)后，采取排斥斯国的政策，常借故监禁斯国在缅甸的商人，没收财物，甚至凌辱驻使。公元１１８０年，斯国决定誓师渡海，进攻缅甸沿海地区，焚烧村镇，屠杀缅民，或掠为奴隶。这时缅王才警觉事态严重，就派僧人至斯国道歉，通过佛教的关系，两国议和。
　　班达古圆寂后，国师由孟族高僧郁多罗耆婆(Uttarajiva)继任。因为当时斯国又成为南传佛教中心，他非常钦佩斯国佛教的兴盛，就在１１８０年，带领僧众多人，由巴森(Bassein)港口乘船去斯国。
　　他们一行抵斯里兰卡后，受到大寺的接待，巡礼全岛各处佛教胜迹，因而郁多罗耆婆被称誉为“赴斯国第一求法僧”。他在斯国住了一段时间后，便返回缅甸，只留下当时带去的孟族沙弥车波多(Chapata)。车波多在大寺比丘戒后，(郁多罗耆婆被誉为“赴斯国第一求法僧”，车波多为“赴斯国第二法僧”。按《庄严结界》，车波多满二十岁在斯国大寺受比丘戒，斯国僧与缅甸僧(郁多罗耆婆长老等)，和合共同参加羯摩。)留学十年，公元１１９０年才返回缅甸。
　　车波多返国进，曾带了四位外国比丘：尸婆体(Savail)、多摩陵陀(Tamalinda)、阿难陀(Ananda)、罗睺罗(Rahura)，(《庄严结界》记载四位外国比丘，习惯尸婆利为多摩梨帝(Tamalitthi,考在印度的Rupnarayana东岸，亦即我国高僧法显，于公元４１１年自印度往斯国时的“多摩梨帝”)人，多摩陵陀为安哥国王阇耶跋摩七世之子，阿难陀为山奇(在南印度)人，罗睺罗为锡兰人。)他们都是曾在大寺受比丘戒。
　　车波多不仅知识文博，而且性格屈强，善长辩论，又与斯里兰卡佛教关系密切，所以当他带着外国比丘归国后，就宣布依斯国大寺的制度传授比丘戒，认人这才是最合法的，直接从佛世进传承下来，中间示曾间断过。不久，他们在蒲甘北部的让乌(Chaugu)，建立了一座斯里兰卡塔寺，就称车波多塔寺。他们完全依大寺戒法，为人传授比丘戒，不愿遵守缅甸原有僧团的规律，这就成了斯里兰卡佛教僧团在缅甸最初的发轫。
　　缅甸佛教僧团内部，因此发生了很大争论。原来孟族的上座部僧团，看到车波多领导的僧团，更受到国王的护持，迅速发展，为了保卫自己僧团的地位，便极力证明奴律陀王护法阿罗汉传承下来的上座部佛教，来源自阿育王时派遣的僧团，即必须那和郁多罗二位长老传承下来，与传布佛教至斯里兰卡的摩哂陀长老传承下来的戒律是完全一样的。
　　这一争论，发展至公元１１９２年，缅甸佛教僧团就形成两派：一为缅甸原有的僧团，称“缅面宗”(Marammanikaya)；一为车波多引进的僧团，称“僧伽罗宗”(Sanhalanikaya)。
　　据《教史》第六章中记载，车波多与四位外国比丘，不愿与缅甸原有的僧团和合在一起羯磨。由于很得那罗波帝悉都国王的信崇，国王协助他们在伊洛瓦江编成木筏，在上面结界(设戒坛)为人传授比丘戒法。
　　随后，国王恭请车波多及四位外国比丘应供。盛会中有戏剧演唱，其中罗睺罗比丘，因见到一个美艳的舞女，生起爱欲，如像溺泥不能自拔，急欲舍戒返俗；与他共事的四位上座(《庄严结界》记国王邀请五位比丘供养，以车波多为首；但般若萨弥的《教史》只记国王邀请四位外国比丘应供，未提及车波多。)以种种言语劝止，仍然无效，只得助他离开蒲甘，回到摩罗奴岛(Mallaru，亦为Malaya)。罗睺罗到达摩罗奴后，先宣扬佛法，得到摩罗奴王(据一些学者意见，此摩罗奴Mallaru或马来Malaya，是指古时泰国南部克拉地峡上的六坤，在公元七十世纪时，亦为南海重要海港。泰国佛教史上，也有人记罗亩罗至六坤传教。)及人民的信仰，获国王供养摩尼宝珠等，而积至一钵，才舍戒返俗。
　　不久，车波多圆寂了。　这时从斯里兰卡来的，只剩下婆利、多摩陵陀、阿难陀三人，继续在蒲甘弘扬佛法。
　　有一天，国王供养他们三位各一只象，他们接受后，尸婆利及多摩陵陀就叫人牵去释放于森林中，而阿难陀却唤人用船载送给族人。这样，尸婆利及多摩陵陀二人就劝告阿难陀说：“我们已把象放去森林，让它们自由生活；但你的做法不如律。”阿难陀却反问：“帮助族人是不应该的吗？佛陀不是曾经说过帮助族人繁盛？”二人说：“如果你不听我们的劝告，那也无妨，但我们不愿与你再和合共住。”自此“僧伽罗宗”中，又分裂为两派。
　　后来，多摩陵陀为了训练出家弟子，研讨三藏经论，到各地宣扬佛法，发展佛教，就向国王及在家信众，劝说多以四事供养出家人，鼓励他们研讨三藏经论。如僧人不努力研读经论，佛法就会衰弱。他赞扬自己的弟子们有智能，通达多种经论，因此，获得了更多的供养。尸婆利知道后，认为这样做，是贪求闻利养，为佛陀所禁止的。多摩陵陀就争辩说：“佛院所禁止的是为自己，可是我不为自己，是为他人，我鼓励弟子研读经论及宣扬佛法，是为了佛教的繁盛。”而尸婆利则认为以语言劝说得秋利养，是出人不应该有的行为。因此二人不能合作。
　　这时缅甸佛教已形成四个僧团，即原来阿罗汉传下来的缅甸宗派，及斯里兰卡分出的三个宗派(尸婆利、多摩陵陀、阿难陀三支)。他们都变为自己是正宗，他人为异派。不过，僧团虽然分裂为四派，却各自弘扬佛法，所以佛教还是很兴盛。
　　那罗婆帝悉都在位三十七年，护持佛教，建有不少塔寺，其中著名的，是蒲甘的伽陀波陵塔寺(Gawdaw-Palin)及修罗摩尼塔寺(Sulamani)。前者范围宽大，正中高塔突起，四周有多座小塔供护，为印度式建筑。他在位时未完成，后由他的儿子继续建造。
　　那罗波帝悉都有五子，由最幼的狄罗明洛(Htilominlo，原名Nantaungmya，公元１２１０～１２３４)继位。他知道四位兄长心有不甘，所以就组成一个枢密院，把军政权都交由四位兄长一同处理，自己则常与僧团接触，协助推行佛法。他在位二十四年，国家倒也平安。狄罗明洛王，除继续兴建伽陀婆陵塔完工外，又建有狄罗明洛寺，是蒲甘最后的大寺之一。
　　公元１２２７年，尸婆利长老圆寂；１２３３年，多摩陵陀长老也圆寂。
　　狄罗明洛王死后，由子加沙华(Kyasawa，公元１２３４～１２５０)继痊。此王虔信佛法，九次遍读一切经，忆念受持，并为宫中女眷们抄写佛经，将政权交太子乌沙那(Uzana)。父王死后，乌沙那即位(公元１２５０～１２５４)，他喜爱嗜酒和狩猎，在一次猎象中被象践死，王位就落到他的幼子那罗梯诃波帝(Narathihapate１２５４～１２８７)手里。
　　那罗梯诃波帝是蒲甘王朝最后的末代君王。蒲甘王朝经过二百多年，自开始的隆盛，中期维持小康平安局面，后期已趋衰弱，到那罗梯诃波帝最后灭亡。原因是由于王室的猜忌，国内的叛乱，也由于外交措施失当。中国元军南下攻缅，蒲甘王朝终遭倾覆。
　　那罗梯诃波帝在位时，欲建一“明伽罗塞提”(Mingalazedi)大塔，已施工六年，建好塔基，后因国家不安，国师(不知名)进谏，遂停止工事。公元１２８３年，那罗梯诃波帝王为御防元军，下令拆毁几百座佛塔，取其砖石在蒲甘王城建筑牢固的防御工事。公元１２８５年，国王遣使至元朝云南请和，达成和议。据历史记载遣使议和中就有一位缅甸税布(Shwebo)的高僧。但是，终因这位末代君王，狂妄自大，在内乱外敌下，最后死在怀恨他的幼子悌诃都(Thihathu)手里，统治缅甸达２４３年的满甘王朝遂告灭亡。
　　蒲甘王朝接受和发扬上座部佛教，影响此后近千年的佛教信仰。蒲甘王朝二百多年中，历代国王对佛教积极的护持，据碑铭资料的统计，献给佛寺土地约１６４，３９０英亩，劳动力２１，９８３人，银相世纪末，满甘城就有４，１０８僧人。(贺圣达著：《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出版。)
　　第三节　　蒲甘王朝时期的佛教文化
　　蒲甘王朝时期的佛教文化，分下列三项说明：
　　一、巴利圣典的校订及著作
　　阿奴律陀王统一全国(阿拉干除外)初期，征服孟族直通，是缅甸史上的重大事件。从孟族获得巴利三藏及注释书，礼请上座部五百僧人至蒲甘，努力改革与净化佛教，至此获得飞跃的进步，使缅甸成为以后约近两百年上座部佛教的中心。
　　般若萨弥《教史》记载，当直通有两处保存完备的巴利三藏，后遣使至锡兰请到一部，与直通得来的作详细校订，又重新抄写了一部。由于提倡巴利文的教学和研究，即有不少有价值的巴利文著作出现。
　　公元１１５４年，最胜种(Aggavamsa)着成《声则论》(Ssddaniti)，因独创文法体系风格，不同于以前斯里兰卡及印度巴利文法家，历此获得极高评价。连斯国僧人读后，亦赞叹有极高水平，甚至其中有些诊断，他们也不能完全了解，成为研讨巴利三藏的文法课本。(1.般若萨弥：《教史》第６章。2.泰文《巴利文献》。3.山本达郎编：《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１４３页。)
　　那罗波帝悉都王(公元１１７３～１２１０)时，由于车波多留学斯里兰卡归国，传进斯国僧团，巴利文教学更受重视。车波多曾着《经义释》、职权毗达磨的《简释》、《行者明灯》；律部注释有《律兴起解释》、《戒本明解》、《戒坛庄严》；论部有《发趣论注》、《法集论的研究》。(般若萨弥《教史》第６章。)
　　公元１１２５年，大净觉(Mahavimalabuddhi)着《提示》，亦译为《导引》，是解释巴利《迦旃延文未能》的，也有说是斯国一位同名比丘着的。小净觉(Culavimalabuddhi)著《古疏说》，妙法智(Ssddhammanana)著《广文义明偈》，毗波罗(Vepulla)著《语义光明》。一位曾出家的大臣，为古疏《提示》作批注。法军(Dhammasenapati)著《论作者》(Karika)，法见沙弥(Dhammadassi)著《语声论》(Vacavacaka)，妙法祥(Saddhamma siri)著《声义分别》(Saddatthabheda cinta)。(同上。)
　　二、佛教教育
　　关于早期缅甸比丘、沙弥的教育，佛教史上记载不多，但从前面所记的佛教改革，僧团净化，派遣车波多至斯里兰卡留学及僧人往访，重视提倡巴利三藏的研究，巴利文献的著作，以及从下面重视在家佛教徒对佛学的研究和理解，当可推知出家人在僧团中，一定是过着戒定慧三学如法如律的生活，重视经论的教学与研究。
　　《教史》记载当时蒲甘有知识的人，都普遍研究巴利语佛法。如加沙华王精谙巴利，遍读三藏及注释书，论辩无碍。他每天教学比丘经论，并令太子乌沙那着《声明点滴》(Saddabindu)及《胜义点滴》(Paramatthabindu)，此二书是研读巴利圣典的工具书。就是当时蒲甘的女子，也风行研究巴利语佛法，他们义理研讨时，都能相互对答如流懂得文法的组织和结构。(般若萨弥：《教史》第６章。)
　　三、佛教艺术
　　蒲甘王朝时期的佛教艺术，主要是表现在塔寺建筑及塑造佛像方面。根据推定，公元十三世纪，单以蒲甘王城为中心，大概建筑了大小塔寺九百多座，这还不包括很小的在内。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在前文中已介绍过，最庄严雄伟的，首推康瑟达王建的阿难陀塔寺。大多数的塔寺建筑，仿效印度式及融和缅甸本土的艺术。关于塑造佛像，缅人很久以来，就认为是求福积德之事，而且营造塔寺之后，必须要塑雕佛像供奉。蒲甘王朝流传下来的佛象亦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是孟族王摩奴诃于直通灭亡后，公元１０５７年，在蒲甘兴建的一座大塔寺，即以摩奴诃塔寺得名。塔中塑造了一尊大佛坐像，高达４８英尺。在座像背后，造一尊大卧佛。据记载是摩奴诃王于其亡国后，被俘至蒲甘软禁中，出卖所带珠宝等，各银五担而营选的。(1.2般若萨弥：《教史》第６章。2.《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１４３页。)
　　今天在缅甸的蒲甘，还看到很多古代留存下来的塔寺，尤其是著名的，都经历代保管和整修，到现在很很完整，为佛教徒前往礼拜。在这许多塔寺中，可以看到古代蒲甘王朝时期精美的艺术，如雕刻、绘画、铜雕、塑像、石刻、金漆器等。壁画除了描写佛陀本生，更有描写缅甸英雄人物的事迹，以及当时人民生活的情景。

第三章　　缅甸掸族统治时期的佛教
　　第一节　北方阿瓦王朝的佛教
　　(公元１２８７～１５５５年)
　　蒲甘王朝后期衰亡时，北方掸族人(掸族与泰族原先住在中国南方境内，称摆夷或哀牢。在九百年前，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不断向南迁移，抵达泰国湄南河流域的称“暹”(Siam)，后称“泰”(Thai)；抵达缅甸萨尔温江流域的称“掸”(Shan)；亦有部分抵达老(寮)、越的。)的势力已渐抬头。蒙古元军虽然扫灭了蒲甘王国，但遂即撤出，并没有计划统治缅甸。这样就给掸族人很好的机会，势力得以南下，日渐扩大领土。但是掸族内部，经常也互相倾轧，一有机会都想起来割据称雄，其中以北方的阿瓦与南方的庇古两大势力最强，长期争霸。在南北双方又有许多小邦，互相敌视，闹得全国长期战争不息，各地人民流离失所，灾难不尽，很少有和平安定的时期。这样的情形，前后经过约二百五十年之久，缅甸历史上称这个时期为“掸族统治时期”，也有称为“缅甸战国时代。”
　　在缅甸掸族人统治时期中，北方的阿瓦南方的庇古，佛教都还受到相当的重视及发扬。本节先叙述北方阿瓦的佛教。
　　公元１２５７年后，蒲甘王朝衰微下来，掸族人在北方慢慢兴起，先以邦芽(Pinya)及实皆(Sagaing)两地为根据地，中期又定都阿瓦。这三个地方，成为北方佛教的中心，约经过二百五十年。
　　公元１３１２年，掸族初建都于邦芽，上座部僧人很少，反而阿利教僧人很多。后者是过去阿奴律陀王时代被驱逐及逃难到这里的，为阿利僧人的后裔。这时他们的生活方式已如同俗人一样，受大臣及主人雇用。
　　后来，有上座部比丘小阿罗汉及天眼来到，佛教才发展起来，国王每天请天眼比丘到王宫供养。１３２４年(《教史》记载为“小历”６８４年，即公元１３２２年；但D.E.F.Hall:A of South East Asia，书后“缅甸帝王年表”为公元１３２４年。)，王子乌阇那(Ujana或Uzana)即位，建了七十七座佛寺，于公元１３４０完成，供养来自蒲甘的职权罗汉派及阿难陀派的比丘住。后来两派僧团持续发展，比丘增至数千位，戒行清净。
　　不久，有些比丘无惭无愧，戒行不净。起因是由于国王供养比丘们田园，由僧人自己管理，收益作为维持佛寺及弘法的费用，后来僧团为了互争利益。使用僧团不能请净。后来因为见解要异，有部分比丘离开邦芽。住在山林的，称为“阿兰若住者”；住在村落的，称为“村落住者”；原有田园收益的僧人，称为“国僧”。僧团分裂成三派。
　　１３５０年，尸诃须罗王(Sihasura)时，有一位大臣车都朗伽毗罗(Caturangabala)，深通巴利文法及一切经论，着有《名义订》(Abhidhanappa dipika)。尸诃须罗王建了一座大寺，供养持戒清净的比丘。不久，一位村落的高僧来此佛寺居住。这位高僧名干多迦乞波(Kant akakhipa)，幼时父亲要他寄住在佛寺里读书，但他不愿意，父亲便弃他在寺而离去。因此，他就只好在佛寺当沙弥。二十岁受比丘戒后，往蒲甘等地游学，因为他天资聪慧，颇受老师赏识，愿意教他。后来当他回到邦芽，听到国王供养佛寺，他即前往争取。国王命很多学者向他问难，他都能解答如流。他曾着《声韵精义》(Saddasarattha-jalini)。他在邦芽时期，有老年比丘一千人修习禅观，也有无数的青年僧研读三藏经论。一位大胜(Mahavijitavi)比丘着《迦旃延文法注》，正法师(Saddhammaguru)着《声形论》(Saddavutti)，其他比丘也有著述。
　　１３６４年，实皆王系的达多明波耶(Thado-minbya)得机崛起，消灭了邦芽王系的势力，另建都于阿瓦城。此后五百年间，缅甸历代王朝，都以阿瓦为首都。这位国王信阿利教，年轻时就病死。
　　１３８３年，有人发现一座古塔倾塌在河流中，便用一只象潜下水去，得到一个金盒子，里面盛有五粒佛舍利，就拿去送给一位高僧，高僧转献给国王明吉斯伐修寄(Minkyiswasawke，１３６８～１４０１)，国王命令建塔供奉。国王同时另建一寺，供养一位僧伽罗派的高僧差摩遮罗(Khemacara)，他们当时阿瓦的僧领及国师，也是国王幼时的老师。
　　１４０６年，南方庇古强盛，国王举兵来攻阿瓦。阿瓦国王召集群臣及多位比丘，商讨御敌方法，能以不战而退敌为上策。这时有一位三十一岁的邦芽比丘，已受具足戒十一年，受过很好的僧团教育，持戒清净，属阿罗汉僧派的比丘，他主张和平谈判，不与庇古战争。于是这位青年比丘就写了一封非常友善的书信，送至庇古国王，请求给他机会能赐予见面。庇古王准许他相见，他就向庇古王讲说佛法，以佛陀戒杀的圣语开导，终使庇古王退兵。(1.《般若萨弥：《教史》第６章。2.山本达郎编：《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１４７页。3.五十岚智照译：《缅甸史》，第８１页。)
　　公元１４２９年，有两位斯里兰卡比丘，室利萨达楞枷罗(Sirisaddhammalankara)及信哈罗摩诃萨弥(Sihamahasami)，带着佛舍利五粒，至缅甸弘扬佛法，但是庇古国王不让他们居留，而送至阇耶(Jaiya)地方。阿瓦国王知道后，就派了四十只船，亲迎他们郅可瓦弘法。次年，阿瓦国王建阿尼劫宾陀塔(Anekibhinda)供奉佛舍利，又建乌摩伽寺(Ummaga)供养这两位斯里兰卡的比丘。这两位比丘与缅甸三派僧团相处很和睦，携手合作佛教事业。他们又教诫北子，要住在山林佛寺，禁止住在国王供养的佛寺。这两位对瓦佛教建立僧制及佛法教育，有很大贡献。
　　那罗波提王时(Narapati，公元１４４３～１４６９)，一位蒲甘车波多系的高僧雅利安温萨(Ariyavam sa)到达阿瓦。他曾从老师离多(Retan)学习，精通三藏，着有巴利文《阿毗达磨义论》的注释《摩尼宝筐》(Manisaramanjusa)，《义卓越论》的注释《摩尼灯》(Man! idipa)；又着《圣典资具》(Gantha-bhara n a)，《本生净化》(Jatakavisodhana)；更着缅文(Atthayojana-anutika)及《大出离》(Mahanissara)，是为缅文佛教研究书之始。(般若萨弥：《教史》第６章。)
　　１４８２年，戒种(Si)lavamsa)着《善慧论》(sumedhakatha)，然后离开邦芽到阿瓦，当时他只有三十岁(１４５３年)。他曾译《导论》及《所趣处因缘》(Parayanavuthu)为缅文。另一位与他齐名的青年比丘罗他沙罗(Ratthasara，１４６８生)，将《盘达龙本生》(Bhuridatjataka)、《象护本生》(Hatthipalajataka)、《防护童子本生》(Samvarajataka)等，编为诗词。
　　１４９８年后，有一位帝沙那他阇(Tisa-sanadhaja)比丘，从妙法称受学。另有一位大善胜(Mahasadhujana)比丘从蒲甘来到阿瓦，原计划教学比丘经论，但当他听了妙法称(Saddhammakitti)为学僧讲解经论后，就自愿请求为学僧。虽然他的戒龄高过妙法称，但仍请求妙法称收他为学僧。后来妙法称对他也非常尊敬。他们两人对阿瓦佛法的弘扬，贡献很大。
　　公元１５４０年，缅甸阿瓦的佛教，发生空前的教难，受到极大破坏。当时阿瓦王朝有名的暴君思洪发(Thohanbwa，公元１５２７～１５４３)见阿瓦城很多比丘到处游化，拥有极多信徒，势力很大，又认为“缅族人各地的佛塔，与佛法无关，不过是一般帝王藏宝之所”，因此下令各地，佛塔一律拆毁。命令发布后，立刻遭到僧人与民间的强烈反对，难予执行。思洪发觉得僧人拥有很多信徒，有计划叛乱的嫌疑，应该要清除消灭。于是他命令在阿瓦附近的但巴奴(Taungbalu)，举行供僧大会，屠宰牛羊，邀请阿瓦、实皆、邦芽的比丘来赴会。正当僧人在受食时，思洪发下令象马车队齐发，杀害在场应供的三千位比丘，也有记载是一千三百。当时，被杀死的有三百六十人，其余的人及时逃走，幸免一死。同时经典及塔寺也被烧毁。(《教史》记为比丘三千位。但五十岚智昭译《缅甸史》记为一千三百位，被杀三百六十位。又冯汝陵：《缅甸史话》说三百六十多位比丘中，有二十多位平日都以博学见称。)这次的教难，时间虽短，也未延及阿瓦以外，但加深了缅族人对掸族大臣明吉耶曩(Minkyiyanaung)用计刺杀。(思洪发的暴行，无故杀人及迫害佛教，因此，明吉耶曩用计除之。而后众人要拥他为王，他坚辞不就，个人至一山中佛寺终生陷居。)１５５５年，缅族人在南方东固(Toungoo)兴起，消灭了阿瓦王朝。
　　在这次教难中，妙法称、大善称、帝沙萨那他阇三位高僧，都逃至东固。不久妙法称、大善胜两位就圆寂了。帝沙萨那他阇后来到庇古。１５５１年，他到邦芽，见一位卧病中的僧领祗陀长老，长老就把接连团中的一切事务交托他负责，继承他教诫弟子。帝沙萨那他阇属际阿罗汉僧派，祗陀长老属于大圣种僧派。１５５５年，阿瓦王朝被东国固攻灭，东固国王建了一座佛寺供养帝沙萨那阇，在他领导的僧团，座下有数百弟子，其中五位精通三藏。
　　第二节　南方庇古王朝的佛教
　　(公元１２８７～１５３９)
　　公元１２８７年，缅甸南方另一支掸族人势力兴起，领导人是华列鲁(Wareru，公元１２８７～１２９６)，都城先在马塔班，称霸下缅甸。
　　在蒲甘王朝灭亡之前，有一位在蒲甘出家的孟人舍利弗，他受戒于斯里兰卡的阿难陀派，被派至孟族地区弘法。他通达一切经论，教学很多比丘。华列鲁生前，曾邀请僧人编纂一部《华列鲁法典》(Wareru Dhammathat)，奠定了缅甸最早的法学基础。此法典是根据印度古老著名的《摩奴法典》编辑的，当时舍利弗就是主要编辑都之一。(泰文《东南亚佛教史》，《佛轮》月刊１６卷７期。)《摩奴法典》在一千年前由印度教徒传入缅甸。
　　马德班地方有两位孟族比丘，他们曾去斯里兰卡留学，及在大寺受戒，在１３５３年顷回国。缅甸南方佛教，自阿奴律陀王攻灭直通后，佛教教学就渐凋落，幸先后有舍利弗及这两位比丘的发扬，下缅甸的佛教又开始复兴起来。后来一位慧行(Medhamkara)比丘着《世灯精要》(Lokadipakasara)，是有关佛教世界观的论着；另一位叫大耶舍着《迦旃延文法要略》(Kaccayana sara)及《迦旃延文法论》(Kaccayanabheda)，这两本着作，在斯里兰卡被变是缅甸巴利语文法的标准书。(山本达郎编：《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１４６页。)
　　１３６２年，频耶宇王(Binnyau，１３５３～１３８５)重修瑞德宫佛塔(仰光大金塔)，由当时仅九米增至二十多米。塔内珍藏佛发八根，在蒲甘王朝时代，此塔也累有增修。(冯汝陵：《缅甸史话》，第７８页。)频耶宇王统治时，初期国内平静，佛教教学很盛，其后因战争不安，佛教教学受到阻碍。１３６９年迁都至庇古。
　　１３９０年罗娑婆陀利王(Razadarit，１３８５～１４２３)在位时，战胜北方来侵的阿瓦军。及平定内部各地叛乱，是庇古王朝盛时期。为了庆祝胜利和感念佛恩，建筑了庇古著名的“瑞摩陶佛塔”(Shwemaw-daw)，及其他多所佛寺，举行七日法会，供僧千位，布施与身等量的黄金。曾反对他登位的叔父劳骠(Laubpya)被打败后，获得赦释放，安住于瑞德宫佛塔一寺中，甚感满足。(五十岚智昭译：《缅甸史》，第９２－９３页。)
　　南方庇古王朝佛教最兴盛的时期，是自公元１４５３年以后，因为得到一位贤明女王们修浮(Shinsawbu，公元１４５３～１５７２)热心的护持。她原是庇古王罗娑陀利的公主，后因南方庇古与北方阿瓦连续战争四十多年，庇古战败，她也被掳去阿瓦。后来，阿瓦内部也动荡不安，信修浮得到两位孟族僧人的协助，暗中设计，在１４３０年逃出阿瓦，在僧人的庇荫下，沿伊洛瓦底江南下，平安回到庇古。本来她有兄弟好几人，但因父王死后，争夺王位，互相残杀，使得王位绝嗣，罗娑陀利的后裔仅存下信修浮公主，文武百官便立她为王。此时她已经六十岁，在位十九年当中，修明内政外交，国强民丰，正绩卓著。这要归功于协助她逃回国的两们僧人之一的达磨悉提(Dhammazedi)还俗为相，并被选为女婿。(1.五十岚智昭译：《缅甸史》第９２－９３页。2.冯汝陵：《缅甸史话》，第８４－８７页。)
　　后来，女王自觉年老，决意退位，由贤能的女婿达磨悉提继承。女王退位后，便专心致力于佛教事业。她开始增修瑞德宫佛塔，用九十磅的黄金，涂刷塔顶；周围建筑五十毗高的露台，阔达九百，又护以石栏，安装石磴，四周遍植棕榈。在她病危之际，还要人把好抬近窗前，远望着瑞德宫佛塔金顶，瞑目而逝，享年七十八岁。(《缅甸史话》，第８４－８７页。)
　　达磨悉提即位(１４７２～１４９２)后除了积极从事国家建设，也非常注意佛教的发展，他曾遣使到印度佛陀伽耶，求取菩提树及佛寺图样，作为庇古佛教建筑的模型。由于们修浮女王在世时，曾扩建达诺佛塔(Danok)，瑞德宫佛塔的领地被缩小若干，达磨悉提及他的王妃以四倍的奉献赎回。他在庇古建筑了瑞古佳(Shwekugyi)及恰旁(Kyaikpon)两座佛塔。在瑞摩陶之西，开建一新城市，在城内营造王宫。民间也争修功德，修建佛寺。在新旧二座城市中，佛教优美的佛塔伽蓝栉比皆是。(五十岚智昭译：《缅甸史》，第９３－９４页。)
　　达磨悉提对佛教最大的贡献，是改革和统一了当时缅甸南方的佛教。因为缅甸自蒲甘王朝建立后，即有缅甸僧团和斯里兰卡系僧团的对立，不久斯里兰卡系僧团又分裂为三派，彼此互相对抗，这也波及到下缅甸。到公元十五世纪中叶，更由于民族之间的对立，上座部教团益形复杂。达磨悉提即位后，即如召集各派长老会议，计划改革和统一佛教僧团。
　　当时缅甸南方有六个佛教宗派：一是“柬埔寨派”(Kambujanikaya)，引派与阿罗汉僧派有关，但找不出确实的证据，它究竟与柬埔寨佛教有什么关系，无法查证；只因为此派有一座重要的佛寺接近柬埔寨，而且此派自认是从阿育王时派遣的佛教僧团传承下来的。此外是为斯里兰卡系佛教的末支五派，其中前三派，是车波多的后裔弟子；后两派是马塔班两位比丘自斯里兰卡归国后成立的僧团，一称“佛种”(Buddhavamsa)，一称“大主”(Mahasami)。(达磨悉提巴利原著：《庄严结界》，第１４页。)
　　１４７５年，达磨悉提王选派二十二位上座比丘及其弟子亦二十二人，使臣两位，分乘二船前往斯里兰卡，由目犍连及尸婆利两位长老分别领导。抵达斯里兰卡后，四十四人都在大寺重受比丘戒。后于归国航程中，遭遇海上风浪，其中一船沉没，有十位比丘丧生。(《庄严结果界》中，记载派遣上座比丘二十二位，及其弟子亦二十二位，至斯里卡大寺重受比丘戒时，共为四十四位。但五十岚智昭译《缅甸中》(９４页)记为二十二位。)
　　遣派的僧团回国后，达磨悉提王首先即选择适当之地，创设“结果”，定名为“迦梨耶尼结果”(Kalyanlsima)，作为改革和净化佛教的初步。僧人在结果范围内举行佛教各种仪式，如受戒、布萨、安居、自恣等，因为律制中规定，凡重要律仪的作法，一定要在一个结界内，如有一人不和合，则僧事不能成就。结界创立后，一切都依斯里兰卡大寺的制度，举行如法如律传戒的仪式。最初担任得戒和尚的，是一位曾在斯里兰卡大寺受过比丘戒，戒腊已二十六年的须婆那苏拔那(Suvannasobhana)上座。大约经过三年的时间，国内各旧派的比丘，都须重新受戒，统归为一派。凡不合法比丘，都命令舍戒返俗。据《庄严结果》记载，当时全国境内，有上座比丘约八百位，青年比丘１４，２６５位，又沙弥进受比丘戒者６０１位。僧团分致辞落住者及阿兰若住者二类，但都和合为一派。缅甸南方庇古的佛教，经过达磨悉提王提倡改革后，以前三百年间各派的对抗，自此重归统一，依律清净和合在一个(上座部)僧团系统下，比丘们不再因地域和民族的差异而互相对抗，这是缅甸佛教中上的一件大事。(《迦梨耶尼》(Kalyani)意为“善”、“美”、“净”之义。按斯兰卡南部，有一川名“迦梨耶尼河”，过去大寺比丘曾以木筏或船在河流中结界，为人如法传授比丘戒。南传上座部一向以大寺为正统，达磨悉提王定名《迦梨耶尼(庄严)结界》，亦取其义。《庄严结界》亦可译为《表净结界》。)佛教改革的成功，达磨悉提王感到非常高兴，在１４７６年，曾立《伽梨耶尼结界》碑铭记载此事　。碑铭共为十块，高约八米，阔四米，厚十八寸，两面刻文。两块为巴利文，八块为孟文。此碑铭略有毁坏，现仍保存在缅甸庇古附近一佛寺中。此一碑铭也为缅甸早期佛教史上最珍贵重要的文献。(《庄严结界》，第６２－６５页。又此书前的泰文“序”，第２－６页。)
　　达磨悉提在位时，曾请觉音比丘将《华列鲁法典》译为缅甸文。觉音比丘也是曾经派往斯里兰卡僧团中的主要成员之一。达磨悉提王本人也是一位严明的法官，他著名的《达磨悉提判卷》，(《缅甸史》，第９５页。)至今犹存。
　　缅甸南方庇古王朝，自公元１２８７年月１５３９年，前后经过二百五十二年，其中从公元１４２３～１５３９年，可说是庇古王朝的黄金时代，在政治、文化、佛教、商业，都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后来缅族人东固王朝崛起，在公元１５３９年，攻陷了南方的庇古，华列鲁王系遂告灭亡。

第四章　东固王朝时期的佛教
　　(公元１５３１～１７５２年)
　　第一节能　佛教的传播
　　缅甸掸族人，分北方阿瓦与南方庇古。在长期争霸中，双方不断发生战争，战争的地点。多数在伊洛瓦族底江的中、下游区城。而位置在卑谬以东及庇古以北的东固，因远离江域，不是战争重地，战火很少触及。而且在南方战争中，东固更成了缅族人避难的地方。他们之中的领袖，把顷人组织起来，以后势力逐渐强大。
　　公元１５３１年，东因王朝经过数代国王的创基，德彬瑞蒂(Tabinshwehti，１５３１～１５５１)登位。他先讨平了下缅甸庇古；不久再由莽应龙(Bayinnaung，公元１５５１～１５８１年)征灭了上缅甸阿瓦，使国家重归统一。
　　德彬瑞蒂于公元１５３１年，继父亲明吉瑜(Minkyinyo)为东固侯后，经过十五年的征伐，先平服了庇古，定东固为新都；次又收归了马塔及卑谬，统有下缅甸全部，势力扩展到阿瓦王朝南部的敏布、敏建(Myingyna)一带。１５４６年，在庇古城举行盛大的加冕大典。此后，他又用水陆大军，进攻西南海岸的职权拉干，但为阿拉干英武的明平王(Minbin)用水淹所败；后经佛教僧人的调停，订约媾和退军。(五十岚智昭译：《缅甸史》，第１２８页。)
　　德彬瑞蒂开创东固王朝，雄才大略，为缅甸史上英雄名王。但是晚年性格剧变，喜近游猎、酒色，且常无故杀人，最后终遭杀身失国，王朝濒临危亡。
　　他有一异母兄弟莽应龙，曾助他开创王朝基业，并被立为王储。当德彬瑞蒂被刺死，莽应龙也同时被逐，后来经过极艰苦的奋斗，前后约一年时间，莽应龙重新恢复了王室，平服下缅甸各地叛乱。更在公元１５５５年，誓师北伐，消减了阿瓦，统一全缅，版图较之蒲甘王朝全盛时期还大了许多。他的功业，在缅甸史上被尊为“第二位民族英雄”。
　　莽应龙一生笃信佛教，在位三十年，护持佛法。他一生中刷很多佛经，分发掸邦各地；供养僧众，在缅甸境内许多原有佛塔的周围，加建佛寺；在掸部各在，也广建佛塔。公元１５６３年，他出兵远征泰国，先陷甘本毕，次克素可泰，再攻下首都大城(Ayutthaya)，泰王节伽罗博(Chakraphat)俘。泰王被俘后，在缅甸出家；后来他请准回国礼佛，但愿回到泰国大城，即脱去袈裟，宣告复位。莽应龙在攻陷泰国的清迈、古善辟等地后，曾拨款建筑佛塔。这些佛塔，现在泰国北部还存在着。他曾护持“庄严结界”戒场院的集体受戒，也曾从自己的王冠上取下珠宝，严饰塔顶，或供养着有德学的出家人。他曾宣告禁止每年波巴山的在祭拜屠杀生物，对饮醉酒者重罚，提倡佛教的“戒杀”，禁止伊斯兰教殖民者于回历十二月十日开始的四日牺牲祭(Bakrid，伊朗语意为“牛祭”)。他甚至利用王权，规定在他统治下的掸族人及摩斯林人，皈依为佛教徒。(1.Charles Eliot:Hinduism and Buddhism,vol.Ⅲ，第６１页。2.泰文《东南亚佛教史》，《佛轮》月刊第１６卷。)
　　１５７４年，莽应龙遣使至斯里兰卡求亲。斯里兰卡王以一养女结亲，并将佛齿送至缅甸，供人民礼拜，莽应龙斋戒沐浴后亲往巴森隆重迎接。他在位时，曾召集全国高僧和大臣，制定法律，根据《华列鲁法典》，编成《达磨他毗》(Dhammathatkyaw)及《拘僧殊》(Kosaungchok)两部律典。(1.五十岚智昭译：《缅甸史》，第１３６－１３７页。2.冯汝陵：《缅甸史话》，第１２１页。)
　莽应龙死后，他的儿子难陀巴因(　Nandabayin，公元１５８１～１５９９)继痊，不久境内掀起十六年的混乱。至１６００年，莽应龙的孙子良延候(Nyaungyan)在北方阿瓦崛起，统一了上缅甸。良延候曾建一座四层佛殿，及造摩诃摩尼塔(Mahamani)。可惜未完成即去世。之后，由他英勇的儿子阿那毕隆(Anaukpetlun，公元１６０５～１６２８)继承他的遗志，平定各地，１６１０年，收复下缅甸卑谬、庇古等地，结束内乱瓜分之局，俨然有中兴之势。他还迎请斯里兰卡佛齿至阿瓦供奉。(五十岚智昭译：《缅甸中》，第１４１－１４４页。)　　阿那毕隆继续完成塔寺后，供养一位精通三藏的上座，并受封为“大僧统”。此佛寺有佛殿四十座，寺中一位毗罗僧伽那塔(Varasanghanatha)比丘着缅文《摩尼珠论》(Manikunthalavatthu)，另一位比丘着缅文《法王七事论》(Sattarajadhamma-vatthu)。他又建四寺供养四位上座比丘。
　　一位车波多系的比丘，名毗陀罗毗那婆斯(Badaravanavasi)，深谙一切经论。他十三岁为沙弥，十六岁着《本生词》，后来至阿瓦弘法。国王在伊洛瓦底江边建寺供养。１６３８年他六十岁时，仍严行住在山上。他对上缅甸阿瓦、实皆、邦芽等地佛教有很大的贡献。他提倡研究阿毗达磨，产生很多佛学思想家及阿毗达磨的论着，影响达数百年之久。他曾着“阿达磨颂”二十偈、“律庄严疏”(Tikavinaya lanknra)、《誉增论》(Yasava-ddhana vattu)等。(般若萨弥：巴利《教史》第６章。)　　他隆王(Thalun，公元１６２９～１６４８)在位时，国家承平，从事多种改革和建设。过去缅甸历代国王，凡有战俘多半遣作守塔奴；他隆王改变旧制，使战俘移到农业区，从事耕种及浚河工作。他在实皆兴建的耶舍摩尼须罗(Yasamanisula)佛塔，仿斯里兰卡形式，并把以前从斯国得来的石钵及其他佛教文物，供奉在佛塔里。(五十岚智昭译：《缅甸史》，第１４８－１４９页。)
　　他隆王又将“大僧统”改封为“僧王”。当时的僧王精通三藏，特别是《清净道论》的研究。另一位与僧王相等的高僧雅利安楞伽罗(Ariyalankara)，精巴利文法。后来两人都成为他隆王的国师。雅利安楞伽罗圆寂后，国王建“南林寺”(Dakinavarama)，供养雅利安楞伽罗第二。后来国王巡行庇古，听到孟族僧批评说，缅族比丘中没有人能精通三藏。于是国王派人至阿瓦，礼请三十至四十岁通达三藏的比丘三十位，到达庇古；同时国王也礼请三十至四十岁的比丘，每天集会佛寺，辩论佛法。孟族僧从此非常尊重顷族僧的学养。(般若萨弥：巴利《教史》第６章。)
　　平达力(Pindale，公元１６４８～１６６１)继位后，曾在实皆建加多奇塔(Ngatakyi)，塑供一尊巨大坐佛。此后，东固王朝渐走向衰微，佛教弘扬也受到影响。
　　公元１６５０年之后，最胜法(Aggadhamma lankara)译《迦旃延文法》、《摄阿毗达磨义论》、《论母》、《界论》、《双论》为缅甸文，又着《王室史》。依《教史》说，最胜法就是雅利安楞伽罗上座。那时还有一位德典(Gunagantha)上座，住在阿瓦，精通三藏，与最胜法及善，也受到国王的建寺供养。(般若萨弥：巴利《教史》第６章。)
　　１６７２年，一位求学的青年比丘，心念世缘，想要舍戒返俗。但为一少女善语劝止。后来他去邦芽参学明师，通达三藏，为各方面来的学僧讲解经论。国王见就学的比丘和沙弥，很多人没有地方居住，就建了一座
佛寺供养，内设很多僧舍。这位青年比丘，后来被封为“三界师”。又有二位戒年相等上座，一位称阇摩菩陀阇(Jamabudhaja)属职权罗汉派译《律藏》及《律注》为缅甸文；一位称摩尼宝(Maniratana)，译《摄阿毗达磨义论注》、《分别论注》、《别解脱注》、《阿毗达磨集论注》等为缅甸文。东林寺(Pubbarama)一位比丘着《小掌灯明》(Gulahatthadipani)、《清净道论难义解》(Visud-dhimagganthipadattha)为译《导论》为缅甸文。(般若萨弥：巴利《教史》第六章。)　　１６７６年时，缅甸佛教开始用光漆刊印三藏，即先用漆水涂在纸上，然后书写文字，再涂刷金粉，装订成有丝纹的经书。之后，缅甸继续沿用这种方法刊印佛经。(同上。)
　　公元１７３３时，一位智愿(Nanavara)上座，博通一切经论，着《摄阿毗达磨义论要解》，并为学僧讲授。他还译巴利语字典《名义灯》(Abhidhanap padipaka)为缅甸文。(1.同上。2.山本达郎编：《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１４７页。)
　　在１７２１年时，意大利天主教徒考尔基(Calchi)及维多尼(Vittoni)抵达缅甸，且觐见缅王多尼犍毗(Taninganwe)，这是天主教徒进入缅甸之始。１７４３年，天主教的伽利齐亚(Gallizia)主教，由欧洲东返，因为当时缅甸混乱，不能能去阿瓦，就停留在庇古。(冯汝陵著：《缅甸史话》，第１３７－１３８页。)
　
　　第二节　　着衣的论争
　　约在公元１７０８年，缅甸佛教发生了很大的论争，就是关于“着衣”有不同的意见，论争的时间竟达七十五年之久。　
　　缅甸东部萨尔温江西岸，有一村名登那(Tunna)，一位上座名瞿那毗楞伽罗(Gunabhilankara)，他命令弥出寺外或入市邑时，着衣要偏袒右肩，不必持多罗叶(棕榈叶)遮阳光。瞿那毗楞伽罗领导的僧团，被人称为“登那派”(Tunnaguna)，他对弟子们只讲阿毗达磨，经律及注释不多研究。
　　其他地方有四位上座：佛陀拘罗(Buddhan Kura)、质多(Citta)、须离多(Sunanta)、迦耶那(Kalyana)。他们都通达三藏及注疏，教诫持多罗扇，才可入市邑。这样，就形成对立的两派：一称“偏袒派”(Ekansika，着衣时覆盖在肩，袒露右肩)，一称“被覆派”(Parupana，着衣时覆盖两肩)。偏袒派的根据不多，却证明是前辈妙法行(Saddhammacara)长老过去传自斯里兰卡的教导。至于被覆派，根据经律说，认为偏袒右肩时，仅是对佛陀和僧长礼敬时才适用，除此都必须被覆两肩，成其是到佛寺以外地方。(1.般若萨弥：称巴《教史》第６章。2.山本达郎编：《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１４８页。)
　　这样的情形，经过二十四年，公元１７３２年，多尼犍毗王邀集四位僧伽上座为判决委员，听取两派陈说意见。偏袒派比丘虽不甚了解三藏，根据很少，但与国王关系比较接近；被覆派力量薄弱，却据理力争，不与偏袒派妥协，辩论时静默不语。裁判委员无法执行判决。(1.《教史》第６章。2.Charles Eliot Hinduism and Buddhism, Vol.Ⅲ，第６２－６３页。3.泰文：《东南亚佛教史》，《佛轮》月刊第１６卷。)
　　１７３３年，东固末代国王狄波帝(Mahadam mayaza Dipati,１７３３～１７５２)在位期间，两派论争又起。为了息争，邀请被覆派智愿上座为代表，偏袒派波僧沙(Pasansa)为代表，举行辩论，另请一位大长老作裁决。但此位大长老也不甚了解三藏，无法判决两方的意见。到１７４０年缅境内连年混乱不安，荷兰及英国势力也侵入，因政治的纷扰，着衣论争暂时停息下来。(般若萨弥：利巴《教史》，第６章。)
　　１７５２年，东固王朝在内乱外患中，阿瓦被孟军攻陷，经过２２２年的王朝，至此遂告灭亡。关于着衣的论争，在下章第二节中再叙述。

第五章　　贡榜王朝时期的佛教
　　(公元１７５２～１８８５年)
　　第一节　　佛教的盛衰
　　孟族人倾覆了东固王朝，缅族人中又出现一位英雄阿瑙帕雅(Alaungpaya，公元１７５２～１７６０)。(阿瑙帕雅为缅甸“第三位民族英雄”，中国史籍记为“雍籍牙”。前两位是阿奴律陀及莽应龙。)１７５２年，他以税布(亦称瑞帽)为中心，与孟人战争。１７５４年１月，攻克阿瓦，举行隆重工业的加冕典礼，建立“贡榜王朝”(Konbaung Dinasty)。职瑙帕雅兴起前五年时间，就平定内乱，统一全国。
　　阿瑙帕雅用兵，锐不可当，每次战争都获得神速的胜利。１７５４年五月，攻克德宫(Dagon)，改名为仰光(Rangoon)，意即“战争终了”。他率领开将诣德佛塔(大金塔)前，庆祝战争胜利，感谢佛恩。
　　阿瑙帕雅王笃信佛教，每日请僧至王宫供养，每月四个斋日，与文武百官受持五戒，有人认为他是“菩萨行者”。他在位时，一位长老阿都罗(Atula)受封为国师，是属偏袒派。(般若萨弥：巴利《教史》第６章。)
　　阿瑙帕雅族人颇为残酷。庇古城破之日，他放纵军队烧杀抢掠，被杀孟人尸横遍地，道路为之堵塞，城濠水沟变为赤色，全城夷为废墟，昔日孟族高度文化，受到严重的摧毁。至此孟族人在缅甸境地内剧减，至今也不过四、五十万人。(1.五十岚智昭译：《缅甸史》第１６８页。2.冯汝陵：《缅甸史话》，第１４１页。)　　阿瑙帕雅去世后，一位被覆派的正智(Nan!　a)上座受封为国师。他具高深智能，曾用缅文注释《提示》、《双论》、《大发趣论》。　　公元１７６３年，孟驳王(Hsinbyushin，１７６３～１７７６)即位后，封旃陀婆罗(Candovara)为国师，建国誉无比寺(Bhumikiti-atula)供养国师。此王时期，国内部分佛教徒，生起邪见而自以为正，国王曾命令改正过来。１７７４年，国王依往例巡视伊洛瓦底江各地城市，途中草药蒲甘及卑胶等地，前往礼拜佛塔，瑞德宫佛塔(大金塔)因在１７６９年地震，部分倒塌，国王命令再作修建，献出与身等量黄金，粉涂塔顶，更以宝石装饰塔顶上的金轮。(1.般若萨弥：巴利《教史》第６章。2.五十岚智昭译：《缅甸史》，第１８２－１８３页。)又迎请印度贝那拉斯九位婆罗门至缅，为国王的谘问，他们曾将印度梵文典籍中有关天文、医药、文法等，翻译为缅文。(五十岚智昭译：《缅甸史》，第１７５页。)
　　孟云王(Bodawpaya，１７８２～１８１９)在位期间，１７８８年，若那毗沙陀阇(Nanabhisasa-nadhaja)受封为僧王。他受比丘戒五年，着《导论新疏》，戒腊八年封为僧王，着《长部疏》，以及其他多种经论注疏。他在僧王期间，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促成国王派遣僧人去斯里兰卡，同时带去巴利文献，传“阿摩罗补罗僧派”(Amarapura-niaya)至斯里兰卡，因为阿摩罗补罗(Amarapura)是贡榜王朝时首都之一，阿摩罗补僧派，意即“缅甸僧派”。僧王平常处各地教授弟子，并且持头陀行，日中一食。(五十岚智昭译：《缅甸史》，第１９１－１９２页。)
　　公元１７８４～１７８５年，孟云王曾出兵征灭阿拉干。阿拉干有一尊著名的“大牟尼佛像”，为全国人民所尊信，认为是阿拉干王国的象征，保护国家。这时大牟佛像及其他各种青铜像等，都成了顷人的战利品，用船载运至阿摩罗补罗，孟云王及宫人都出来迎接。阿拉干境内的佛寺，孟云王命人搜集到约六百块碑刻，交由僧人考查，这些碑刻，曾作誊本保存，为历史珍贵的资料。(五十岚智昭译：《缅甸史》，第１８８－１８９页。)
　　１８００年，斯里兰卡有六位沙弥及一个俗人侍者，带了十粒佛舍至缅甸，供献给缅甸佛教。他们在缅甸受比丘戒时，僧王为戒和尚，国王护法；侍者日后也出家为沙弥。
　　阿拉干的一位摩诃摩耶牟尼(Mahamayamuni)，也受礼请至王都弘扬佛法。
　　孟云王在位三十八年，崇信武力，想做“世界霸主”。他又是荒唐的梦想家，想做“诸佛之王”。约在１７９７年，他一度舍弃后妃到实皆的明恒(Mingun)，征召二千阿拉二人，建造一座明恒塔，他居于其中要效法释尊修道，并自称是当来“圣弥勒”，但是没有多日，就脱去僧衣，仍做他的国王。他中途也放弃营造明恒塔，在塔处又铸一个八十多吨的大钟，列为世界第二。(1.五十岚智昭译：《缅甸史》，第１９１－１９２页。2.《缅甸史话》，第１５６－１５７页。)
　　１８１３年，美国浸礼教会贾生(Judson)夫妇抵达缅甸传教。
　　因为缅甸是临海国家，在贡榜王朝初期，国势尚强，可阻五外国势力侵入，全在阿瑙帕雅王时，仰光已被开辟为通商港口。后来西方列强，从事国外发展，不断东来攫取殖民地。公元１８２３年，英车增兵印缅边境，次年二月，就对缅甸第一次宣战，海军迫攻仰光，１８２６年，变色镜和，项国在缅甸占得很多优利条件。
　　英国势力继续侵入缅甸，而缅甸王室中又常发生争位政变，加以两国关系不断恶化，在１８５２年，英国派远征军，先后攻占了仰光、庇古、马塔班、巴森等重地。次年敏东王(Mindon，１８５３～１８７８年)推翻异母兄弟即位，就跟英国媾和，划割整个下缅甸，包括沿海地区，为英国的统治范围，结束了第二次英缅战争。
　　这时缅甸的佛教发展也受到战争的影响。１８４６年，般若殊多毗陀阇者(Pannajotabhidhaja)受封为僧王，他曾译《增支部》及《增支部注》为缅文。伊耶达磨(Eyyadhamma)译《无碍解道注》为缅文。摩光尼光正法(Manijotasaddhammalankara)泽《相应部》及《相应部译注》为缅文。慧胜种(Medhabhiva　sa)译《长部》及《长部注》为缅文。(般若萨弥：巴利《教史》第６章。)
　　１８５７年，敏东王迁都至曼德勒。他在位时，政治上励精图治，想要复兴国家，但时势不能遂愿。在佛教方面，由于他笃信和热心护法，得到进一步的发展。１８７１年敏东王召集二千四百位高僧，在首都曼德勒举行“第五次三藏结集”，(第一结集，于佛灭之年在王舍城举行。第二结集，一佛灭百年顷在毗舍离举行。第三结集，于佛灭二三六年在华氏城举行。第四结集，此方所传为佛灭六百年，在迦湿弥罗五百比丘集会，迦腻色迦王护法；南方所传为佛灭六世纪初，在斯时兰卡毗多伽摩尼王时，三藏及注译，书录于贝叶上。)国王为护法人。这次结集以《律藏》为中心，详细考订校对圣典原文的同异，加以改正，经过五个月完成。更将结集三藏文字，分别镌刻在七百二十九块方形大理石上，竖立在曼德勒山耻一座拘他陀塔寺(Kuthodaw)里，外护以四十五个佛塔围绕，刻石共花五年多时间，祈愿圣教长远流传。这些伟业迹，现在还存在德勒古都。(1.Hinduism and Buddhism,Vol.Ⅲ.第６５页。)
　　敏东王著名的国师般若萨弥(Pannasami)，是伊耶达磨僧王的弟子。他受戒五年，着缅文《音义分析》(Saddatthabhedacinta)，受戒十年，译《名义明灯》(巴利语辞书)为缅文，并引用多种经论考订。后来又着巴利语《教史》(Sasanavamsa)，共分十章，为佛教史名著，其中缅甸佛教史为第六章，占全文一半以上；此外还有其他多种著述。
　　伊耶达磨僧王着《善王之道》(Suraja maggadipani)，为学僧讲解《中阿含注》，被记录和翻译，之后书写在贝叶上。慧胜种译《本生经》为缅文。
　　公元１８４７年，缅甸传去斯里兰卡的僧团，因比丘与俗人在有水的地方，建了一道桥，便利他们来参加结界僧羯磨，但桥莲接到结界以外去。当时一位智善心(Nanalnakarasumana)上座，举行僧羯磨，如说戒等，已经过二、三年。后来一位提难陀上座(Dhinan-da)。认为结果不合法，不愿共同僧羯磨，因此，缅甸传去斯城兰卡的僧团分成两派。
　　１８５６年１２月，提难陀派两位比丘到缅甸，请示僧王，僧王审查经律，申明那样的羯磨是不合法。因此两位比丘重新自僧王受戒，次年八月回斯里兰卡。１８５８年，智善心也派比丘二位，沙称一位，与一俗人至缅甸，僧王也为三人重新受戒，然后协助他们回斯里兰卡。后来缅甸传到斯里兰卡的僧团比丘至曼德勒，都要重新受戒。
　　依《教史》记载，公元１８６２年时，缅甸全国佛教共分为五个宗派，即阿罗汉派、郁多罗耆婆车波多派、尸婆利派、多摩陵陀派、阿难陀派。(般若萨弥：巴利《教史》第６章。)
　　公元１８８５年１１月１１日，英缅第三次战争又爆发。只十多天的时间，同月２８日，英军就攻陷首都曼德勒，缅甸贡榜王朝末君王施泊(Thibaw，１８７８～１８８５)被俘，与王后同被放逐于印度孟买的拉德乃奇黎岛(Ratnagiri Ⅰ.)上。次年元旦英国宣布，缅甸为英国女王统治下的版图。
　　第二节　　着衣的论争再起
　　在第四章第二节中，已谈过东固王朝时期缅甸佛教有着衣的论争。东固王朝灭亡后，佛教着衣的论争，并没有解决，到贡榜王朝时期，着衣论争更趋激烈。
　　职权瑙帕雅于公元１７５２年，建立贡榜王朝后不久，被覆派善生上座等上书国王，说明沙弥进市邑时，依律制着衣应该被覆两肩。全是偏袒派阿都罗国师等了书国王，认为此事以前已经平息，现在不应该再起论争。所以，国王没有认真处理，推说国事很多，此事留待以后解决。可是后来，阿瑙帕雅王命令全国僧人都须服从国师的规定，这样一来，被覆派就必须遵守偏袒派的规定。但有两位上座，仍教诫他们的弟子，应遵守入市邑时着衣被覆两肩。
　　国王命其中一位牟尼陀瞿潲(Munindaghosa)至王都税布。召集僧众会议。当时牟尼陀瞿沙在会中受到警告，有一位比丘对他说：“现在全国的僧众，都依国王和僧王的的命令奉行，即遵守偏袒派的规定？”牟尼陀瞿沙回答说：“我以前听说，你是很有修学、持戒、知惭愧的比丘，像你这样人，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我是缺少福德的人，没有力量为依靠。请你转身见见我的老师，假使你记得我是他的弟子，你就不应该说出这样非法的话。”
　　那比丘问：“谁是你的老师？”牟尼陀瞿沙对佛像作礼说：“这位就是我的老师！”说完，站立于僧众中，偏袒右户，行去佛像面前合掌恭敬地说：“佛陀！弟子愿意牺牲自己性命，尽形寿不舍弃佛陀的戒法！”后来，国王把他驱逐出缅甸境外，地名叫摩辛伽(Mahanga)。集尼陀瞿沙仍至各处教授跟随他的学僧，并译《摄阿毗达磨义论》为缅文。
　　之后，国王知道他在边境的作法，就派人叫他回来。牟尼陀沙心想：“这次国王想要杀我了。”于是舍戒还俗，跟着使者至王都。国王问他：“我听说你是比丘，聚合很多僧众，现在为什么变成俗人呢？”他答：“大王！我想大王命我回来，或将杀我，因为如果我舍戒还俗，免得大王会得重罪，现在大王如果要杀我，就请吧！”国王下令把他囚款起来，出兵征讨泰国大城。国王回军至直通的毗林(Bilin)时，得病去世。(般若萨弥：巴利《教史》第６章。)
　　阿瑙帕雅王去世后，被覆派的正智(Nana)受封为国师。这时被覆派认为，我派僧长已为国师，有所依靠了，于是上书国王，说明沙弥入市邑时，应该着衣被覆两肩。偏袒派阿都罗国师也上书，说明此事以前已止息，所以两派未再争论。
　　公元１７７６年以后，一位曼陀摩罗(Mandamala)上座，教授很多学僧，他常说沙弥入市邑时，着衣应被覆两肩才合法，而偏袒右肩，在三藏及注疏典籍中，都的不到根据。关于着衣的事，他引据多种经论，写了一本书抉择是非。又有一位难陀摩罗(Nandamala)比丘，依据三藏及注释等，向国王钦拘明(Singu Min，１７７６～１７８１)呈书解说，沙弥入市邑时，着衣应被覆两肩，至于偏袒右肩入市邑，在任何经论中都未有说明。于是国王邀请两派僧众在王宫中举行集会，各自陈述理由和意见。
　　被覆派依据经律，举明出处，如说：“比丘沙弥当学，着衣遮蔽(身体)。”因巴利语Parimandala一词，意思即是“遮蔽身体”或“遮蔽全身”之义。同时，偏袒举不出根据来，仅说是依前人流传下来的习例实行。结果，偏袒派辩论失败，国王命令全国比丘沙弥进市邑时，应该被覆两肩，即依被覆派实行。(般若萨弥：巴利《教史》第６章。)
　　后来到孟云王时，着衣的论争又起。那时阿都罗国师还在，上书国王，说明沙弥入市邑时，着衣偏袒右户是合法的，因为已经找到斯里兰卡过去一位已证阿罗汉的目犍连上座作的《小圣典》(Culagantipada)中说：“沙弥着衣，应如僧伽梨挂搭于左肩上，再转束腰部。”但经过辩论和审查，发现阿都罗根据的论典，是后来斯里兰卡一个同名目犍连所写的，而且不是很正确的论典。最后国王公布，命全国比丘沙弥，应依被覆派实行。偏袒派此后逐渐衰微，甚至无存了。这是公元１７８３年的事，长达七十五年的论争终于结束了。(1.般若萨弥：巴利《教史》第６集。2.山本达郎编：《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１４８页。3.Charles Eliot:Hinduism and Buddhism,Vol.Ⅲ，第６２－６３页。)

第六章　英国殖民地时期的佛教
　　(公元１８８６～１９４７年)
　　公元１８８６年元旦，英国东印度公司总督杜弗林(Dufferin)发表公告：“奉女王御旨：过去由季泊王统治下之疆土，此后列入女王陛下之版图，不再由该王统治，而且印度总督所委派经钦准之官员管理。特此布告通知(冯汝陵：《缅甸史话》，第１７４页。)。”
　　这一公告，宣布了贡榜王朝的结束，从此缅甸完全沦落为英国的殖民地，被列为印度的一个行省。英人初治缅甸，缅甸各族人民因为国家灭亡，无不感到悲痛而拊膺切齿，在境内纷纷组织游击队，反抗英国统治，但终为英军平息。缅甸初被并为印度一省，完全沿用英人统治印度的制度，缅人尤感不满，至１８９７年４月４日，成为“自治省”。后来由于缅甸人继续不断展开民族运动，到了１９３７年４月１日，英国正式宣布缅甸与印度分治。
　　缅甸在英人统治下，缅甸社会中许多原有制度，均为之破坏。在佛教方面，佛教僧人在宗教和社会中的地位，大为减低。英车行政当局，根据经济上放任的原则，表面上不对佛教有所干涉，也不对佛教作正式承认。缅甸人民子弟传统的佛寺教育，在英人新教育制度下，也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缅甸在英人统治以前，佛教寺院普及全缅，教师亦多由僧人担任，负责教育任务。到英人统治缅甸后，普通学校后来居上，有取代佛教寺院学校之势。可是缅甸人民初等教育的普及(在１９３１年时，男子百分之七十以上识字)，在比率上，还是多半由于佛教寺院学校的贡献。(1.Brian Harrison:South-East Asia A Short History,第２２３、２４８页。(及中译《东南亚简史》，第２４６，２６２－２６３页。)2.崔贵强：《乐南亚中》，第２８５页。)
　　英人对缅甸佛教的事务，听任自然，这种态度，就是不重视佛教。所幸，缅甸佛教早深人民间人心，也由于缅甸僧人与人民的团结，努力发扬佛教，才仍能继续生存。缅甸人认为舍弃自己固有宗教的信仰，去信仰其他的宗教，是一种“迦罗人”(Kala),意及“变成外国人”。也有人说：“缅甸人”与“佛教徒”，几乎是同一个名词。(1.Charles Eliot:Hinduism and Buddhism,Vol.Ⅲ第６９－７０页。2.泰文《东南亚佛教史》，《佛轮》月刊第１６卷。)
　　早在英国对缅甸僧增加压力时，公元１８８６年，施泊王曾公布：“英人意图侵略缅甸，目的为毁灭佛教。”因此才使得缅甸僧人以后常常关心和涉及政治，希望政治与宗教建立合作关系。但是僧王曾禁止僧人太关心或涉及政治。(泰文《东南亚佛教史》，《佛轮》月刊第１６卷。)
　　英国初统治缅甸时，般若萨弥僧王还住世。但后来发生问题，因为以前僧王是由国王加封，不是由僧团中推出；缅甸亡后，没有国王了，以后僧王由何人加封？到１９０１年，库仁(Vurzon)至缅甸访问时，对此问题才获得解决。他主张由缅甸团自选，然后由英政府加封。１９２３年，继为僧伽领袖的是坦温(Taunggwin)长老，英政府封为“教统”(Sasanabaing)，职位与僧王相等。(1.Hinduism and Buddhism,Ⅲ，第６５－６６。2.泰文《东南亚佛教史》，《佛轮》月刊第１６卷。)
　　缅甸沦为殖民地以后，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缅人都感到不满，不断有人起来反抗英国，争取民族独立运动。最显著的是在１９０６年，“缅甸佛教青年会”(“缅甸佛教青年会”的宗旨：一、会贺互相亲睦。二、健全缅甸社会与宗教，及唤起舆论。三、健全佛教知识的普及。四、增进体育。五、集合同志促进佛教运动。公元１９０６年“佛教青年会”成立，至１９１７年因政治运动受到镇压，会员中积极分子都退出，而参加政党团体。前后约十年时间，是其黄金时代。它也是后来民族运动各团体的母胎(《南方圈的宗教》第１１３－１１５页)。)成立，号召缅甸独立。这一民族主义运动，有很多青年僧人投入，并积极担插指导者的任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与非洲同时掀起空前高涨的民族独立的思潮，尤其是印度甘地所提倡的“不合作的运动”，给缅甸人很大的影响。缅甸各地的佛教青年会、妇女会和一些爱国团体，联合组成了“缅甸佛教团体总会”(General Council of Buddhism Associations,简称C.C.B.A.)，要求英国经缅甸实行类似印度的政体改革，但为英国拒绝。此后，以“缅甸佛教团体总会”为中心的民族独立运动，日益高涨。(1.D.G.E.Hall:A History of South East Asia,第６９８－６９９页。2.《南方圈的宗教》，第１１３－１１５页。3.《缅甸史话》第１７６－１７７页。)
　　僧人参加领导民族独立运动，其中以宇·乌多摩(U.Ottama)及宇·毗沙罗(U.Visara)两位高僧最著名。宇·乌多摩于１９２１年从印度归国，领导反英运动，提出拒用外国商品，使用商品，使用本国货，及不与英国政府合作的主张。宇·毗沙罗因参加反英运动，１９２９年被捕，在狱中绝食１６６天而死。后来缅甸成立的各政党著名的领袖，都是出自以前“佛教青年会”或“佛教团体总会”的中坚分子。而且各政党中，甚至有爱国青年僧人参加。(1.(《南方圈的宗教》，第１１３－１１５页。2.《东南亚细亚的宗教和政治》，第１５５－１５６页。3.《缅甸史话》，第１７６－１７７页。)
　　缅甸民族独立运动，其所以处用佛教名义，及很多出家人直接参加，是因为出家人一方面本于爱国卫教的热忱，一方面利作佛教团体的组织容易号召群众。所以，初期的缅甸爱国团体，即以维护传统的文化和宗教为口号。强缅甸的首相，最初就向全国人民声明以“佛法的护持者”自称。据史密斯(D.E.Smith)着《缅甸的宗教与政治》(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Burma,１９６５)一书中，将缅甸反英运动与佛教结合，举出六点理由。
　　一、英国政府合并缅甸以后，僧伽地位不被承认，出家人反英增加，掀起民族主义运动。
　　二、僧人在乡村政治上有指导者的影响。
　　三、僧人自由的立场，政府对他们的支配力比较薄弱。
　　四、僧人在社会上传统地位崇高，在乡村中是调停者及教育者，对民众容易产生影响力。
　　五、僧人身无一物，英国政府可能对之无借口攻击。
　　六、任何乡村中都有佛寺存在，是人民集会的场所，形成了组织网，可迅速传达政治消息。
　　同时，缅甸民族复杂，地理风俗、言语差异大。宗教上还有有伊斯兰教、印度教、基督教，经济上有金融资本家及被支配者阶级，感情多少难融合。但佛教是缅甸大多数人信仰的宗教，等于是个最高价值的共通分母，能够将缅甸各民族大团结起来，共同反抗英国统治，争取国家的独立。(《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１５５－１５７页。)
　　缅甸经多年奋斗牺牲下，争取国家独立的愿望终于获得实现。公元１９４８年１月４日英人交政权于缅人，结束了六十三年殖民地的统治，成立了“缅甸联邦共和国”。
　　总之，英人占并全缅甸统治后，佛教全面开始走向衰落。佛教丧失国教的地位，没有中央组织，而以寺院为单元，过去是一村一寺，渐渐两三村或三四个村才有一寺。过去有僧王管理全国佛教，在英人统治后，僧人已丧失过去爱国王和官员尊敬的地位；甚至有时僧王职位也被去除。寺院学校，特别是注册的寺院学校，大量减少，１９１６年有３，４１８所，到了１９２５年仅剩１，１８２所，许多僧人渐丧失作老师和传统文化传播者的地位。(贺圣达着：《东南亚文化发展史》，第４２１－４２２页，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出版。)
　　在英国统治时，关于缅甸佛教学术方面，在此也作一简要介绍。缅甸佛教出家人，向来对于三藏的研究就非常注意，特别是论藏。全国佛寺中，都有巴利三藏丰富的存书，古都曼德勒更是佛教文化和教育的中心，一些珍贵罕有的经典，在佛寺中也能见到。全国有圣典印刷所三处，即“汉地瓦底印经处”(Hanthawady Press)、“蒙提尼三藏印务处”(P.G.Mundyne Tipitaka press)、“札布密特瑞印经处”( Zabu Meet Swe Press)，包括印刷三藏、注释、疏钞等。在廿世纪初，缅甸佛教风行研究阿毗达磨研究的是比丘莱锹沙耶道(Ledi Sayadaw０，他着有《双论的研究》及《哲学关系》，分别于１９１４及１９１６年由伦敦巴利圣典协会出版。尼雅沙那道(Nyaungyan Sayadaw，１８７４～１９５５)曾被选为僧统，著作约一百五十种，其中重要的有《大会经》(长部２０经)、《梵天请经》(中部４９经)、《雪山(夜叉)经》(相应部１９经)、《戒蕴疏》、《礼敬疏》等。另一位直通的比丘明古沙耶道(Mingun Sayadaw，１８６８～１９５５)着《弥兰陀注》(１９４９)、《藏释注》、《迦毗那(衣)抉择》、《涅槃论》等。他持有许多新见解，与僧团及政府相抗，如他在《弥兰陀注》中，认为比丘可以为女子传授戒法。西人杜罗塞尔(Charles Duroiselle)曾写有关缅甸古代文物著作多种，并着《实用文化》(PracticalGrammar)小册。恩格(Z.Aung)着《哲学概要》(Compendium of Philosophy，１９１０)，内容多为翻译《摄阿毗达磨义论》及作比较研究，并融汇其他阿毗达磨的论述，为一本名著；１９１５年又译《论事》为英文。蒙廷教授(Prof.Maung Tin)译《法集论义疏》(Atthasalini，英Expositor,2 vols １９２０－２１)及《清净道论》为英文(Path of Purity,3 vlos.１９２２－３１)。宇蒙齐(LdeipanditU.Maung Gyi)及宇林(U.Lin)二人，亦有阿毗达磨方面的著作。又有一位智光(Pannaloka)上座，用孟加拉语，撰写阿毗达磨方面的论著(２５００　Years of Bjuddhism，第４２６－４２８页。)

第七章　　缅甸独立后的佛教
　　第一节　佛教组织与僧人生活
　　缅甸脱离英国殖民地统治后，成立缅甸联邦共和国。１９６１年缅甸联邦宪法第２１条规定：1.“国家承认佛教为联邦大多数公民这宗教特殊地位。”2.“国家又承认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及神教为联邦境内现存之宗教。”(泰文《东南亚佛教史》，《佛轮》月刊，第１６卷１０期。)
　　１９６３年缅甸人口会议报告，全国人口约２３，６６４，０００人。宗教人口的分布，依日本部省编的《各国宗教统计》说：缅甸一国佛教徒占９０％，伊斯兰教３％，印度教３％，基督教２％，其他２％。缅甸最大的民族为缅族，其次是掸族、孟族、克伦族、钦族、印度人、中国人等。以宗教信仰来分，缅族人９８％信仰佛教，掸族人和孟族人也多数信仰佛教。山地民族多信神教。基督教在山地布教，信徒渐有增加，特别是克伦族，６７％是基督教徒，便是对缅族人布教，收获其甚微。在英人统治期中，缅族人基督的，只有０.１５％的比率。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主要是印度人信仰，绝少缅族人为其数徒。(山本达郎编：《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１５０－１５１页。)
　　缅甸佛教的僧团，是由满甘王朝传承下来，曾经过多次分裂和统一。现在缅甸佛教的僧团，主要的分三派，即：哆达磨派(Thudhamma)、瑞景派(Shwegyin)、达婆罗派(Dvara)。三派在教学上，对三藏圣典的尊奉都是一样的；只有在戒律上，特别是所持用物、着衣法及生活仪节有些差别。哆达摩派及瑞景派，是传统的宗派，组织庞大，而哆达磨派僧众较多；达婆罗派，在公元十九世纪末才成立，是针对旧哆达磨派的改革派，在戒律上主张严格实践，此派僧众最少。哆达磨派，在戒律上，可使用伞和草履，可咀嚼槟榔果实，允许观剧、吸烟，特定诵经的场合，许可用扇。瑞景派，午后咀嚼槟榔实及叶、吸烟、乘马车、观剧、咒符，许可用扇。瑞景派，主张凡律藏原典的戒法，都要严格遵守。又哆达磨派僧人，在佛寺及出外，着衣都要偏袒右户，并积极参加社会关怀。瑞景派及达磨罗派，出佛寺外，着衣要被覆两肩。(1.《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１５１－１５２页。2.乐观：《护国卫教言论集》上，第１９５－３９６页。)
　　缅甸佛教只有比丘、沙弥、信士男、信士女；没有比丘尼、沙弥尼、正学女(式叉摩那)。(南传佛教斯里兰卡原有比丘尼僧团存在，我国道宣《行事钞》中，亦记载刘宋元嘉十年(公元４３３)，有僧伽跨摩于扬州，当时正有师子国(斯里兰卡)先后到达两批比丘舍。斯里兰卡中世，常因国家战乱，佛教衰微，尼僧团继绝传承，所以后来没有比丘尼僧团。)
　　缅甸佛教只有比丘、沙弥、信士男、信士女；没有比丘、沙弥尼、正学女(式叉摩那)。(南传佛教斯里兰卡原有比丘尼僧团存在，我国道宣《行事钞》中，亦记载刘宋元嘉十年(公元４３３)，有僧伽跋摩至扬州，当时正有师子国(斯里兰卡)先后到达两批比丘舍。斯里兰卡中世，常因国家战乱，佛教衰微，尼僧团继绝传承，所以后来没有比丘尼僧团。)据缅甸宗教部统计，全国僧人约十三万，到每年安居三月期间，增多数万。全国佛寺约有二万余所，每所佛寺都由一位德学及戒腊高的比丘任住持，领导住众修学和处理寺务。在顷佛教盛行的地区，每一个乡村都有数个或至少一所佛寺，经较稍大的佛寺，都有佛殿、讲堂、佛学院、佛教学校和休憩处的设立。住持通常担任院长及学校校长。一般社会风俗，普通男孩十二、三岁，入寺为沙弥；满二十岁，可进受比丘戒。出家后，除三衣一钵及应具物外，伞、文具、书籍、眼镜许可携带；指环、手表及一切装饰品，严禁持有。饮食自托钵而来。出家人日常用旨，由俗家亲属及信徒供给；出家人接受僧教育，不缴学杂费等。出家后，如不想继续过僧团生活，可随意舍戒还俗。(1.《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１５２－１５３页。2.《护国卫教言论集》上，第１９６－１９７页。)
　　缅甸僧人的职务，修理工道是为出家人最重要的行事，有规定的日课，往在佛寺，平常清晨四至五时起身做早课。天明后，出外托钵。午着时间较短，很少上课及作法务，如有空余时间，比丘沙弥可自修或处理私人之事。正午以前，须食事完毕。午后，长老、上座们开始教学，教授青年比丘沙弥经论教理，经文念诵，或为佛教学校上课。晚上有晚课行持，复习所学课程。佛寺中设立的普通佛教学校，多数为小学，僧人可任老师，教学童一些简单的佛教教理、行仪、念诵。至于佛学院的教育，青年比丘沙弥主要学习的是巴利文法、念诵。至于佛学院的教育，青年比丘沙弥主要学习的是巴利文法、巴利语、巴利语翻译顷文、顷文佛法、以及常念诵的经文，另外也学习一些社会科目。
　　僧人如法如律生活中，要参加各种羯磨行仪，如诵戒、安居、处恣等。一些地区佛教活动、民间佛教仪式、国家庆典等，如有需要时，僧人也须出度参加一般佛教徒结婚，出家人亦有受请诵经祝福及供养。还有命名、新屋落成、死者葬仪，出家人大多受邀参加，采用佛教仪式。哆达摩派的僧人，更有为俗人占星、符咒、驱逐恶鬼等。总之，缅甸僧人在社会民间，普通受到尊敬和供养。在宗教生活上，他们修行和研究圣教；在民间，他们是宗教师及知识分子。(《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１５４－１５５页。)
　　缅甸同其他南传教国家一样，没有比丘尼僧团，但有一种近似的沙弥尼或学法女。她们剃除头发、受持八关戒，或长期或短期，也有终生受持的，着深黄色衣裙及肩披一块淡黄色布(泰国均为白色)，附在佛寺里居住；但在戒律上，不承认他们是沙弥尼或正学女，而仍属信士女。她们也可向施主托钵，或接受财物供养。可随自己志愿蓄发返俗。
　　第二节　　佛教与国家的关系
　　１９５０年缅甸政府要求英国巡洋舰到斯里兰卡，将佛教圣物佛牙迎至国内让人民公开瞻拜。当佛牙抵达仰光时，总统吴瑞泰、总理吴努亲率文武百官至码头恭迎，后在许多城市作巡回展出。这一活动激励了僧俗对佛教的热情。(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９８－９９页。)
　　缅甸独立不久，佛教在政府协助下，于１９５０年公布了三个规章：一、设立僧伽法庭；二、设立宗教部；三、设立佛教评议会。现在分别简介如下。
　　僧伽法庭；僧伽法庭，巴利名“法的规范”(Dhamma-acariya),分两处设立，一在首都仰光，一在古都曼德勒。两处僧伽法庭负责促进和监督僧人的戒行，及解决僧俗之间的法律纠纷；但仍常遇到困扰的问题。僧伽法庭主要不得为僧人设立，因为僧人在戒律让印的轻重罪，可能在国家法律上是没有罪了；同时僧人上普通法庭，也不很适宜，有损佛教尊严。不过僧人如不实犯了严重国法，则先劝令或强还俗，再受国家法律治罪。(泰文《东南亚佛教史》，《佛轮》月刊第１６卷，第１０期。)
　　宗教部：宗教部的设置，是基于宪法第二十一条第一英：“国家承认佛教为联邦大多公民之宗教特殊地位。”佛教在政府协助之下，制定与僧伽有关系的法规，设立佛教在学，培养的佛教教师。也基于宪法，联邦总理宇奴(U.Nu)及宗教部长宇千顿(U.Chan Htoon)为佛教徒的指导者。为发扬佛教，必须有佛教机构的存在，作为政府与佛教之间的联系，所以有佛教评议会的设置。宇奴总理在国家议会中提案说：“佛教评议会是缅甸全体佛教徒代表的团体，负有宗教上指导性的组织。目的在促进全国励行宗教实践，建设佛教稳固的基础。佛教要保持辩论，佛教传教师要仿效基督教派遣传教师至外国宣扬佛教。”(山本达郎编：《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１５７－１５８页。)
　　佛教评议会：佛教评议会(The Buddha Sasana Council)，于１９５０制定条例，１９５１年８月２６日成立。“佛教评议会条例”(The Bud-dha Sasana Council Act)规定由本部及地区八十名委员组成，担任谘问委员会的功能，赋予如下之任务：
　　一、单独或由组织协力，向缅甸联邦及外国宣扬发展佛教思想。
　　二、在缅甸联邦内外，设立传布中心，提供研究会所及必要的设施。
　　三、施行佛教圣典笔试及口试等，计划推行振兴佛教圣典的工作。
　　四、推行及奖励佛教圣典研究。
　　当时宗教部部长尼温( Ne Wan)认为振兴佛教须具三个要素：真实虔敬的僧伽，坚固团结的在家教徒，政府奖励，三个要素结为一体。
　　佛教评议会具体推行的事业，首先将巴利圣典译为缅甸文化发行，实施巴利对典考试制度。前者费用多数由福特基金会支助；后者协助在家佛教徒实现研究圣典的意愿，成绩优良者并给与奖励。１９５２年，开始有一万二千人报名，分十个场所，考试阿毗达磨原典。１９６０年，有一万五千人以上报考，其中八行只及格。监狱中的囚犯，也鼓励研究佛典，每年分两次考试，及格和由佛教评议会发给证书。
　　非佛教徒的山地居民，也派遣僧人前往布教，这在殖民地时代是没有的。宗教部也派人员参与，这表明政府以佛教为促进各民族团结的手段。佛教评议会努力的结果，据１９５９年的报告。在北部边区有１２２所小型的佛寺建立，有１２４位僧人担任民众的指导者，佛教并供给学童教科书和衣服等。僧人传教师的衣物和饭食，都由佛教评议会捐献款项中拔出。
　　宇奴总理向议会提案设立佛教评议会的理由中，提倡佛教向海外传布，需有传教师培养的机构，所以在１９５２年设立了佛教大学。他要求僧人入学，需具备佛学知识，主要是学习英语及信底语(Hindi，梵语之一种，北印度土语)。可惜后因种种原因而停办，有些已就学的外国比丘，变亦遭散。佛教向外国传布，佛教评议会的计划，由宇奴总理个人的活跃而扩大，所以宇奴到印度访问时，邀得四十个少年至缅甸研究佛教，给予训练，期望日后成为印度的佛教佛教师。
　　佛教评议会，在佛教修行方面，亦提供方法上的指导，由有经验的人指导修习内观法，在全国设立组织推行实践。(山本达郎编：《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１５７－１６０页。)
　　关于缅僧修学的情形，从初出家为沙弥志，首先要学习日常念诵的经文，上初级佛学，背诵戒本，然后学习巴利文，由初级而至高级。每年由宗教部派员，会同各地高僧，举行一次大考，由初级至高级。考得高级佛学程度者，由政府颁给“法师”文凭。在第四级大考时，要背诵古典巴利名著《名义明灯》(巴利辞典)。第六级大考及格者，在发给文凭前，须经过品貌检查，需身体五官无残缺者，才可颁给，因为这是一个教导师的学位。凡精通收利三藏及二十年戒腊者，政府封赠“哲士”荣街。１９５６年时，比丘荣获得哲士学位者五十三人，颁有法师文凭者一００四人。各地所设巴利佛学院计有三十八所。(乐观着：《护国卫教言论集》下，第４５０－４５１页。)
　　宇奴总理这种推行佛法的热心，在议会中虽然没有遭人反对，可是赞成的人也不多。
　　１９５４年５月１７日“卫塞节”，缅甸佛教在国家赞助下，举行“第六次结集”，由宗教部负责，实际上是由佛教评议会推动工作。这次结晶集的意义，旨在团结佛教徒，促进上座部佛教的兴盛，以及提高缅甸独立国的地位。场所是选在仰光北郊五里处的艺固出岗上。先构筑仿效印度第一次结集时的七叶窟，于１９５３年１月１５日完成，窟内大殿堂可容纳一万人，投下巨费约二百万美元，这是宇奴总理要求政府出资兴建的，，并有六万人献出劳力。在山岗上，原先建有一座和平塔，塔基周围３００尺，高１１８尺，塔内藏有舍利旨及目犍连二大弟子的舍利，塔于１９５１年落成。在和平塔与石窟附近，建有一间佛教大学，一座戒堂，一座图书馆，一所疗养院，这是缅甸独立以来最伟大的建筑物。(1.《乐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１６０－１６１页。2.潘醒农编著：《东南亚名胜》，第１４０－１４１页。)
　　第六次结集以敏乐王时第五次结庥所镌刻的七二九块大理石经文为依据，并广采斯里兰卡、泰国、高棉、伦敦巴利圣典协会，及缅甸各种巴利文版本，作详细校订。最后结集完成，印刷流通。这次集结，邀请了南传各国比丘参加，大乘国家比丘，也受邀请往观礼，共费两年多时间，至１９５６年５月２４日卫塞节完成，以迎接佛纪２５００年的隆重庆典。(1.泰文《东南亚佛教史》。2.《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１６２页。)
　　１９５４年９月，缅甸联邦政府公布：“政府各有学校禁授佛教课程”，其理由是缅甸为一多民族国家，各族信仰宗教不同，政府应听凭各自发展，不偏袒任何一种宗教。但这一禁令，很快受到佛教徒反对，认为佛教是缅甸多数人信仰的宗教，禁令违者人民意愿及民间的习俗。结果政府与佛教协议，佛教徒学生可授佛教课程，其他宗教徒学生，也可授其所信奉之宗教课程。(乐观：《护国卫教言论集》下，第４６７－４６９页。)
　　至于设立在佛寺的公立学校，一律可授与佛教课程。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３日，“第三届世界佛教徒友谊代表大会”，在缅甸仰光和平塔附近大石窟举行，会议连续三天，出席大会有四十多个国家单位，共三百多人；政府首长、人民团体、及各地往观礼的人，两千以上。大会开幕礼，由联邦政府总统宇马氏亲监主持及致词。会议三日中，通过议决案二十二件。会议决定在１９５６年，第四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在尼泊尔召开。
　　１９５６年５月２４日，是第六次结集圆满之日，也是教主涅槃２５００年纪念之日，佛教与联邦政府决定举行最隆重的庆祝大典。庆祝大典于五月二十二日在爷光和平塔大石窟中举行，缅甸总统、总理、各部首长，都出席参加，数十国家派有佛教代表，各国驻缅使节，结集三藏的二午五百们高僧，及来自各地的比丘、男女信徒，共一万数千人，齐集大会场。全国休假六天，大赦或减刑办犯，发行佛教２５００年纪念邮票、纪念乘车券、航空券，下令禁屠六日。２６６８位青年，集体于纪念日发心出家。(1、《东南来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１６２页。2、《护国卫教言论集》下，第４５４－４５８页。3、日本佛教时代社编：《佛教大年鉴》，１９６９年版，第８０６－８０７页。)
　　在缅甸独立后，佛教振兴的工作，固然获得不少进展，进步很大，胆还有一件重要的事件，就是“佛教国教化”的问题在推行时，受到很多阻挠，成功只是昙花一现，最后终因政治上的变动而被废除了。
　　早在１９４７年５月，缅甸在奋力争取独立期间，“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在爷光起草宪法时，就有人提案“佛教国教化”。但为避免妨害国家团结，因宗教而引起少数民族对多数民族的不和，最终决定“国家在宗教问题上保持中立的立场”。同年６月９日，国民议会制定的宪法，有关宗教的积压项是：“国家承认佛教为联邦大多数公民之宗教特殊地位”(二一条一项)。“国家又承认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及神教为联邦境内现存之宗教”(二一条二项)。“国家在宗教的信仰或信条的理由上，不限定条件或没有差别”(二一条三项)。１９５４～１９５６年，第六次结集期间，佛教国教化的呼声再次燃起。２５００年结集闭幕后，三个佛教团体共同提案佛教国教化，并向总理及宗教部呈书说明。当时宇奴总理答复，在旨趣上赞同，但有三项理由反对：１、恐怕国家蒙受重大分裂；２、缅甸的政情不安，给外国可乘入侵机会；３、招惹非佛教徒对此官员的许多误解。因为宪法上规定，人民信教自由，国家对待所有宗教一律平等。(《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１６４－１６６页。)
　　佛教徒对此感到不满。而此时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执政党)，正有闹分裂的倾向，即以宇奴为首的清廉派，和宇马瑞(Ｕ。ＢaＳＷＥ)为首的保守派，对立起来，成为政敌。１９５８年春，二派正式分裂，佛教国教化也成了政争。因政局变化，宇奴辞职，由尼温将军组成过渡政府，筹备大选。１９５９年９月２６日，清廉派在和平塔召开代表大会，准备竞选，宇奴发表宣言中，表示他如再执政，一定要推选实现佛教国教化。保守派受军部支持，强调宗教与政治分离，并猛烈抨击宇奴违反宪法条项“禁止滥用宗教作为政治的目的”(二一条四项)。１９６０年２月７日，选举结果，清廉派大胜。新政府成立后，为解决佛教国教化的各种问题，乃成立“国教总是顾问委员会”，委员以高僧十八位及在家信徒二苯人组成，向全国各地人民访问，征求当地各宗教人士的意见。结果全国人民造成者占大多数，其他宗教徒亦多支持政府这一主张，只有伊斯兰教各团体及缅甸基督教同盟(新教)持反对态度。(《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１６４－１６６页。)
　　“国教问题顾问委员会”积极推动佛教国教化，尽管遭到不少阻碍，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在１９６１年８月１７日在议会提出《宪法第三次改正案》，修改第二十一条第一项文为“佛教为联邦内大多数公民信奉的宗教，定为国教。”又在第二十一条内追加第五项为：“联邦政府从每年预算中最少拨出百分之五金额，作财政援助宗教有关事业。”又有附带事项规定：
　　(Ａ)联邦政府努力推进佛教教学研究、佛教实践活动等，政府尊重三宝，如遇一切危难中伤，佛教受到保护。
　　(Ｂ)政府有责任适当地管理保护第六次集结的圣典、注释书，避免印刷上的错误，圣典及注释书的印刷，由政府制定并许可。
　　(Ｃ)政府有责任适当地保管在曼德勒近郊，第五次结集时铭刻圣典及注释书的碑文。
　　(Ｄ)遇高僧伽会议，每年召开一次，(政府)接受他们的忠告及建议。又宪法第四三条《有关艺术、科学、调查、文化机关、马利、梵文的研究，享有国家的保护和资助》附加事项：
　　(１)国家帮助修复属于文化遗产的古塔。
　　(２)国家资助在联邦内建立僧伽医院，以及依佛教戒律规定与俗人有区别的看护及食物。
　　在政府第三次宪法修正案的同时，制成了“国教推进条例”，详细地阐明佛教对民众生活的影响。国立学校所有佛教徒，教授佛学；大学、师范学校讲授佛学；佛日广播宗教节目；学校休假，禁止贩卖洒类；裁判所设供佛像；各图书馆添置三藏经典等。宪法改正后，８月２６日经议会票决，结果佛教国教化法案，以赞成３２４票，反对２８票，弃权１９票获得通过。(《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１６７－１６８页。)
　　宪法第三次修正，虽通过佛教国教化，但实际上并未能成功。不久山地少数民族、印度裔伊斯兰教徒，与缅族人更激烈地对立起来。国内政治不安，佛教徒与非佛教徒因宗教的差异，助长了社会阶层的对立。也由于佛教一些僧人及教徒，近于狂热的态度，使事件扩大起来，至刀月间，冲突更形尖锐化，政情更趋不安。政府为缓和反政府运动，即作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将第二十条：(人民)“有权利宣誓信仰自由，举行祭祀，及教育的权利。”又在第二十一条追加第六项：“因被发言或文字中伤，饮食所有危害他教的虚伪陈述，政府有保护此宗教之责任。”(《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１６８－１６９页。)
　　这些条款修改后，僧人认为“佛教国教化的意义已失”，“政府对其他的宗教也是国教化了”。第四次修正案９月１８日下院通过。２２日上院通过，政府为防止滋事，在国会外边布置有警察及装甲车。很多佛教团体态度更转趋强硬，一个月后，青年僧的团体，占据了爷光郊外的伊斯兰教寺，煽动反伊斯兰教徒运动，多人死亡。政府加派警察，逮捕暴徒，政局越加不安。军人沉得国家有解体的危险，于１９６２年３月２日，决定政变，宇奴总理以下全体阁员被逮捕，成立“革命评议会”，尼温将军掌握权力。革命评议会宣布衽“社会主义”，否定特别拥护佛教的政策，废止国教推进条例，停止佛日政府机关及学校休假，解除(佛日)酒类的贩卖。革命三周后，佛教语言会论据宪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规定，要求政府依宗教人口比率，支给１９６２～１９６３会计年度缅币３６０万；军政府反而调查佛教主义会的机构、会计、财产、债务，佛教语言会遭到解体。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８日，尼温将军废除某些有利僧人的法规，如佛教大学、佛教教师培养所等。另一方面，马利文受到资助研究，佛教遗产也受到保护。(《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１７０－１７１页。)
　　总之，尼温执政至现在，采取的是佛教与政治分离政策，让宗教纯粹独立发展。不过很多缅族人认为这违背了一向的传统习俗及多数人民的意愿。
　　再谈中缅佛教关系。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１５日，由缅甸政府大法官吴登貌率领联邦佛教代表团，迎请了中国佛教的圣物佛牙到达仰光，总统巴宇和政府要员亲琶机场恭迎，准备安置在新建完成的吉祥山大圣窟供奉，在沿途中设置几十处停息站，让人民参拜，人山人海，道路为之闭塞，增进了中缅两国人民的情谊。佛牙在缅甸巡回展出半年期满，恭送回到中国。(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１０１－１０２页。)
　　缅甸上座部佛教，早在公元七世纪中就由缅甸传入中国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由当时缅甸统治的清迈传人。傣族人十三世纪创立了傣文，才有刻写贝叶佛经。到１５６９年，西双版纳宣慰使刀应娶了缅甸洞吾王朝的金莲公主为妻，带来巴利三藏及佛像，又在景洪地区建筑多所佛寺，使傣族上座部佛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傣族僧人诵经用巴利语，很多佛经已译成傣文。现在傣族人口约有七十万，佛教徒生活习俗很多瑟缅族人相近。(1.《东佛教方文化》，台湾铎出版社，第１４０－１４１页。2.《中华佛教百科全书》(七)，第３７５４页。)
　　６０年代中期，缅甸政府注意到传统佛教信仰在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僧侣在人民心中的地位，所以军政府逐渐与佛教界修好。政府认识到“如果政府制定实施的政策得不到僧侣们的支持，那肯定是不会长久的，”因此注意团结僧人，尊重他们的权益，保持传统宗教及其文化的影响，但仍然坚持把宗教排除在政治之外，严格执行政教分离政策。１９６５政府召开全国僧伽会议，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果，政府未得到僧伽的全力支持。１９７４年国家制定的宪法中，仍然执行政教分离政策，强调“不论种族，宗教信仰，地位或性别，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为防止僧人操纵选票，还特别规定僧侣“无选举权及被选举权”，但种族和宗教冲突仍有发生。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政府对佛教的态度有进一步的改变。在仰光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佛教代表大会，会议主题为：“全国佛教纯洁、巩固、发展各派僧侣代表大会”，有九个宗派僧侣１２２６人代表出席。这次会议通过了《僧伽组织基本章程》、《僧侣律法纠纷案件审理裁决法》、《中央僧侣负责机构》等全国僧伽组织领导机构。尼温政府也建筑大圣塔，表明政府对佛教的关心与支持，取得僧伽的谅解和认同。(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１０８页。)
　　１９８８年苏貌军政府执政，政府与佛教又产生了矛盾，佛教僧人拒绝为军人死后作诵经的仪式，以此消极抵抗军政府。政府觉得此举对稳定军心极为不利，至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２１日，军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僧侣必须马上停止拒绝为军人作诵经的行为，否则处以重刑。僧人在政府的压力下，放弃了抵制行动。(同上，第１０９页。)
　　现在缅甸佛教徒，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８０％以上，僧侣有十万多人，修道女(长期八戒优婆夷，过类似出家清修的生活)二万，佛寺约二万所。僧团分有九个宗派，而主要的是善法派，占僧数百之９０％左右。(同上，第１１３页。)  

第三篇　泰国佛教史
作者：净海


　　第一章　泰族立国前的佛教
　　第一节　国土与民族
　　泰国(Thailand)位于北纬５.３７度至２０.２７度，东经９７.２２度至１０５.３７。全国面积５１４，０００平方千米。东部接壤柬埔寨，南控暹罗弯，尖端连接马来西亚，西邻缅甸，东北与老挝以湄公河为界。全国地势分为北部、中部、东北部、南部四个区域。北部多丘陵，中部是平原，东北为柯叻高原，南部地形狭长。全国人口，依１９９４年度调查约为５８，５８４，０００人。首都设置在曼谷，人口５６１万。
　　现在泰国的民族，以泰族(Thai)为主，约占４０％，老族(Laos)３５％，其他是吉蔑族(Khmer)、罗斛族(Lawa)、孟族(Mon)、掸族(Shan)、马来族(Malay)、矮黑族(Negritos)、沙盖族(Sakai)等。加上泰北山区若干少数民族在内，共有三十多个民族。据泰国官方估计，华侨有４０９，５０６人；据华侨研究学者及我国估计，在泰国境内的华侨及华裔，实超过三百五十万人，(引华侨数字４０９，５０６人，是依泰国政府外侨法规定，保有中国籍而未入泰籍计算的。生长在泰国的华裔及已申请入泰籍的华人，都计为泰人。所以泰国与我国两方的估计，有如此大的距离。详见巴素(Victor Purcell)着、郭湘章译《东南亚之华侨》上册，第１４７－１５５页，郭寿华着《泰国通鉴》，第２２９页。)多数为潮湿籍。印度人及印裔，也有数十万人。
　　泰族人在公元１２５７年才正式建国，至今只有七百多年历史。在泰族未建国以前，各种民族杂居，过着原始或部落的生少，历史很少记载。据历史学者考证，古代当地的土著为矮黑族及沙盖族等，散居于克拉地狭、湄公河三角洲及泰国东南部山区。后来柬埔寨有一支吉蔑族人侵入，把原始土著逐走，向南迁移，进入马来亚境内，而吉蔑族人就在征服的土地上组成部落。不久吉蔑族在泰境中部一带，势力强大起来，所占的幅员也最广。在湄南河(“湄南”(Menam)在泰语中，即是江、河之义；河名泰语称“昭披耶河”(Menam Chaophragya)，因泰语一般称谓名词教放置于前。)上游和东北的柯叻高原，散居着罗斛族，泰史又称拉哇族(Lawa)；孟族(孟族：是吉蔑族与缅族的混合种。)和掸族则居于西妆部萨尔温江一带，这三族的势力较吉蔑族为弱。但这些民族，都曾在泰族兴起之羊，在泰国境内不断战争，建立过国家。
　　泰国最大的民族是泰族，原先居住在中国云南边境，纺公元七世纪末开始南迁。逐渐越过湄公河进入平原地区，经过数世纪与吉蔑族、罗斛族等战争，终于成为泰境内一个主要民族。
　　泰族向南迁移，分布于湄公河一带的称“小泰族”，分布于今日缅甸北部地区的称“大泰族”，又称“掸族”。今日泰国内的泰族，就是由湄公河进入湄南河流域的小泰族。小泰族和大泰族合称“暹”(Siam)，是出自梵语Syama，为“金色”或“棕色”之意。大泰族称“掸”，与“暹”字意义相同。
　　泰国人及有些西人写出泰国史或东南亚史，每多夸大泰族人古代建国历史辉煌。他们主张泰族自汉代哀牢、唐代南诏而迄宋代大理。其实广义的泰族，包括范围很广。哀牢、南诏(后改称大理)，向为中国云、贵两省边区民族，有时独立，有时直属中国，这只能说明古代泰族在中国西南地区建国的历史。这与以后逐渐南迁分支的泰族、掸族、老族各自建国的历史，渊源是不同的。不能因为他们古代有同族血缘的关系，就混为一谈。也就是说，哀牢、南诏的建国，是中国云、贵边区的泰族；泰族、老挝和缅甸的掸部，是南迁的泰族。
　　中国在隋唐时，称泰国为“赤土”；(赤土：《隋书.赤土传》卷八二说：“赤土国扶南之别种也，也南海中，水行百余日而达，所都土色多赤，因以为号。”又《明史.外国传》卷二二四，谓暹罗“即隋唐赤土”。今历史学者考土方位，尚未确定。但多主张是在泰国南都之宋卡，或宋卡与北大年之间。)至元朝时才与中国发生关系，《元史》称其为“暹”；明朝时称之为“暹罗”。《明史. 暹罗国》说：“暹罗在占城西南，顺风十昼夜可至，隋唐赤土国，后分为罗斛、暹二国……元时，暹常入贡，其后罗斛强，并有暹地，遂称为暹罗斛国。”至于什么时候正式称暹罗国，《明史》也有一段记载：“洪武十年(１３７７)，昭禄群膺，承其父命来朝，帝嘉，命礼部员外郎王恒等，赍诏及印赐之，文曰暹罗国王之印，并赐世子衣币及道理费，自是国遵朝命，始称暹罗。”(见《明史》卷三二四；但依泰国历史所说，是为叔侄关系。又《明一统志》卷九十暹罗国条：“至正间(公元１３４１～１３６８)，暹始降于罗斛，而合为一国……永乐初，其国止称暹罗国。”)
　　但依泰文《暹罗史》所记：“佛历１８００年(公元１２５７)，素可泰(Sukhothai)王朝建立后，始以暹罗作国名，暹罗国名由此始。”如果素可泰王朝建立后，即以暹罗作国名，那么中国赐暹罗王印(洪武十年，即公元１３７７年)，应是随原来暹罗国名而赐，非是赐印之后始称暹罗。
　　西人东来后，也都称泰国为“暹”(Siam或暹罗)。至１９３９年５月，泰国变法为君主立宪制，才改称为泰国(Thailand)。“泰”(Thai)在泰文中，兼有“自由”与“泰族”之意；而且在泰国各民族中，以泰族为主。所以泰国的解释，含有“自由之邦”与“泰族之邦”的意思。
　　第二节　　佛教传入的四个时期
　　在泰族人未立国之前，佛教传入泰境内已经很久，这是历史上的事实。依泰国近代著名历史者丹隆亲王(Dumrong Rajanubhab)的研究，泰族人立国前的佛教可分为四个时期(《大史》ⅩⅤ第４４－４５页。)，下面依次论述。
　　(一)上座佛教的传入
　　佛教传入泰境，最早的说法，是公元前２４１年，即印度阿育王礼请目犍连子帝须长老领导第三次结集后，派遣传教师往各国弘法。据斯里兰卡《大史》记载，阿育王时派遣传教师分九支路线，往不同的地方弘法，其中第八支线有须那与郁多罗二位长老前往金地(Suvannabumi)(《庆祝二五佛纪特刊》(泰文)１３页，庆祝二五佛纪委员会编。)。
　　至于古代的金地究竟在东南亚何处，学者与证尚未确定，有几种不同说法，争论很大，各有所据。有人考印度《罗摩衍那》史诗(完成于公元前一千至三百年之间)，内有金洲(Suvarnadvipa)一地名，亦作金地。金洲一名，亦见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贞固传：“即以其年(公元６８９)十一月一日，附商船去番禹，望占波(Campa)而陵帆，指佛逝(Srivijaya)以长驱……赞曰：‘我为良伴，共届金洲’。”(《大正藏》第５１卷，第１１页)这是指现在的苏门答腊。日人佐藤俊三着《阿育大王》一书，考须那与郁多罗二位长老往金地弘法，认为是缅甸及马来亚一带。(许云樵：《南洋史》上卷，第５２－５３页。)依缅甸人说，古代金地是在下缅甸的直通，为孟族人所建立的国家，盛行上座部佛教。(pannasami:SaSANAVAmsa,Ⅵ。)泰国丹隆亲王考证金地，在泰国西陲，当时为孟族人的居地，领域包括今日缅甸东南地区，及泰国版图的大疗分。所以泰人认为二位长老是经由缅甸沿泰国的西陲北碧入泰，至今时金地国的中心，即现在的佛统。(《庆祝二五佛纪特刊》(泰文)，第１７－１８页。)柬埔寨及老挝，也有人说金地是他们的国家。以上各说，都是依据部分理由是加以强调，因此英国佛教学者戴维斯(T.W.Rhys Davids，公元１８４３～１９２２)解释说，孟族人建立的国家，自缅甸东部至越南，及自缅甸南部延至马来西亚，都为金地，即后人所称之“印度支那”，这包括现在的越南、柬埔寨、缅甸、泰国、老挝、马来亚等。(《东南亚佛教史》(泰文)，《佛轮》月刊第２０卷。)
　　问题是金地的都城又在那里？依泰人考证出土的佛教古物，认为须那与郁多罗往金地传教，最初的根据地，可能是在现在缅甸南方的范围，再流传到泰国的中部，而以佛统为中心，当时是孟族人及罗斛族人居住的地方。而且在公元纪年前后，南印度就有很多人移至东南精致，其中也有不少是佛教徒。印人的文化、知识和能力都远胜过本地人，后来就逐渐获得统治权力，而形成印度化国家，如以印度地名为当地名，或以梵文和巴利文称当地地名，譬如佛统的巴利名为“最初城”(Nagara Pathama)，佛统塔巴利名为“最初塔”(Pathama-cetiya)。所以泰人以为佛统是古代金地国的都城，而教城也称金地。因此金地名称传至印度及斯里兰卡，在《大史》中都有记载二位长老前往金地传教之事。(《庆祝二五佛纪特刊》，第１５－１６页。)
　　在佛统周围，发现很多宏伟的旧式建筑古迹，有溯至阿育王时代的。如现在层罩在佛统大塔的原形古塔，(层罩在佛统大塔内的原形古塔，高３９米，平常无法可见，但在塔基南部，后来模仿建一塔，与古塔原形大小相同。大塔传说佛灭五七０年建，亦说佛灭一千年后建。今日所见的佛统大塔，高１２０.６５米，塔基周围２３５.５０米，为曼谷朝拉玛四世王(公元１８５１～１８６８在位)时加建。)就与阿育王时代建筑的山奇(Sanci)佛塔图形象同，成半球覆钵形。这种形式，泰人认为可能是须那与郁多罗二位长老时所建筑。又在佛统塔周围，掘得古印度南方字体巴利语《缘起法偈》碑文：“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此因，彼法因缘尽，是大沙门说。”(Ye　dhammahetuppabhava,tesam Hetum tathagato,tesann ca yo nirodho,evam vadi mahasamano.)(1.《泰国碑文集》(泰文，二册)。2.净海《泰国佛统大塔》一文，《慈航》季刊第１１期。)泰人也认为这表示二位长老初来金地传教，是用巴利语，或印度其他方言向金地人说法。但那时金地已先有印度人至，可帮助长老翻译，后来有佛教徒学习巴利语，所以在佛统才发现巴利语碑文。除此，后来印度的佛教艺术，如何摩罗钵底(Amaravati)与芨多(Gupta)时期的佛教艺术，也同样传到佛统的地区。(1.陈明德着《泰国佛教史》(泰文)，净海译，载《海潮音》４６卷，５月至８月号。2.《庆祝二五佛纪特刊》，第２０页。)当然主张佛统是金地国中心，还是一个争论的问题。
　　缅甸人以直通为金地，因为据缅甸史记载，大约在公元１０７５年，缅甸蒲甘王朝阿奴律陀，曾向金地请示三藏，但为金地国王所拒绝。阿奴律陀王甚怒，出兵攻克直通，而取得三藏及迎请僧人至蒲甘。那时直通在孟族人统治下，上座部佛教非常兴盛。(详见本书《缅甸佛教史》第２章第１节。)至于缅甸古史也缺乏记载，而阿奴律陀王相去阿育王时代达一千二百多年，所以主张直通为古代金地的说法，也仍有很多疑问。
　　公元六世纪，聚导于湄公河流的孟族人，已发展至湄南流域，建立了堕罗钵底国(Dvaravati)。当时柬埔寨扶南帝国已经解体，促成其他亲抄件各邦的成长与强盛。而柬埔寨新成立的真腊国，方致力于扶南本部，堕罗钵底乃得逐渐发展，巩固其地位，至公元六世纪末，已成为重要国家。公元七世纪中，曾屡遣使者朝贡中国。公元八世纪末，国祚渐衰，然仍保护独立国家之地位，以迄公元一千年左右。(姚枂、许钰编译《古代南洋史地丛考》，第１５８页。)
　　堕罗钵底一名见于《旧唐书》真腊传，同书卷一九七列传又作堕和罗，《西域记》卷十中三摩毗咤条作堕罗钵底，《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杜和钵底，卷三又作杜和罗，《通典》卷一八八作投和国。《旧唐书》堕箩传说：“南与盘盘，北与迦罗舍佛，东与真腊接，西临大海，去广州五月日行。”《通典》投和罗条：“投和国，隋时闻焉，在南海大洲中，真腊之南，自广州西南行百日至其国……有佛道，有学校，文字与中夏不同。”依以上记载及学者考证，堕罗钵底国当在今泰国南部地狭地北，都城在佛统。(《南洋史》上卷，第１９２－１９３页。)
　　堕罗钵底自印度接受了文化、宗教、艺术等，这可从很多土古物考知。在佛统周围及邻近和叶，曾发掘很多佛像等古物，其年代可远溯至堕罗钵底时代，该等古物现保存于佛统寺内附设之博物院，重要者珍藏于曼谷国立博物馆。其中有守好之青石像数尊，其面貌瑟袈娑之折纹式样，非常接近印度芨多王朝时代或芨多以后时期的艺术(约公元三、四世纪)。石刻的*轮与伏鹿图佛座、古塔、佛足印等，在佛统一带也有不少出土。*轮与伏鹿是象征佛陀在鹿野苑为五比丘说法，称初转*轮，佛座象征佛陀在伽耶菩提树下正觉，佛塔象征佛陀在拘户那涅槃，双足印象征佛陀行北度生。这些都是古代流行的纪念佛陀的方式，他们认为不应该直接塑造佛像来供奉，只可用事物象征来代替。直至阿育王以后，在约公元一、二世纪时，希腊人进入印度，或有希腊人信仰佛教，才开始塑造佛像供奉和礼拜。佛统出土的*轮等古物，构造艺术虽是堕罗钵底时代仿效印度芨多佛教艺术，但艺术家及工匠揉合了新的风格，尤其是佛像方面，成为古代东南亚佛像艺术优秀的作品。出土的佛象中年代最久者，是一尊坐佛，作转*轮之姿，系公元六、七世纪之物，都是仿效芨多或芨多以后的艺术。在罗斛(在华富里)、巴真、素攀、柯叻等地也有发现相同的佛象，可见堕罗钵底的地域是很广的。据考古学家说，在佛统周围有些现代寺院，是建筑于古寺院之遗址上。在佛统上建筑物地基多处，其中有红土佛塔底脚及一方形佛殿地基。又一遗址，发现一佛殿砖砌地基，及一砖塔底部，构造很类似佛统原形古塔，推为公元五、六世纪之建筑物。其他亦出土石佛像及铜佛像多尊。无论是佛像的塑造，佛塔及寺院的建筑，都表现了堕罗钵底时代艺术优美的风格。泰人认为堕罗钵底的是沿了金地国的佛教信仰，盛行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虽也有人信仰，全不普遍。(1.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３节。2.《庆祝二五佛纪特刊》，第１８－２１页。3.《古代南洋史地丛考》，第１５９－１６２页。)
　　堕罗钵底国的衰亡，是因公元九、十世纪时柬埔寨的安哥(Angkor)王朝日渐强大起来，金地国都被攻陷，势力为其所代替。沿湄南河流域很多城郡，如罗斛封给王子为属地；在巴塞河(Pasak)流域内，有逝调国(Srideva，现在碧差汶府)，也成为属地。除此，柬埔寨的势力还进入到泰国境东北方首要的城郡披迈，但未能完全消灭北部及西北部孟人的控制的各重要城郡。柬埔寨安哥王朝前期与中期，信仰婆罗门教及大乘佛教，亦曾影响和传入泰国中部。
　　(二)大乘佛教的传入
　　大乘佛教传入泰境，可分两个时期：一是印尼室利佛逝王朝时传入；二是从柬埔寨传入，即当罗斛国时期。
　　约在公元八世纪，印度大乘佛教先传至苏门答腊及爪哇，再越海传至柬埔寨。一些大乘佛教僧人传教师，来自迦湿弥罗(又名罽宾，今克什米尔)，至苏门答腊及爪哇时，那时正是室利佛逝最兴盛时期，信奉大乘佛教。由于室利佛逝当时国势强大，武威伸至马来亚及泰境南部，即从北大年至素叻。信仰大乘佛教的室利佛逝国，将大乘佛教传入马来亚及泰南。本来在堕罗钵底兴盛时期，泰国南部和连接马来亚及泰国南。本来在堕罗钵底兴盛时期，泰国南部和连接马来亚境内，有不少大小邦国，如中国史籍中记载的赤土国，据考即现在马来亚柿武里(Saiburi，也有说是缅甸南部的丹老Mergui)，人民信仰佛教及婆罗门教，盘盘国(Phan Phan)，即现在泰国素叻，人民信仰上座部佛教，丹眉流，即现在泰国六坤。这些地区，在公元七至十一世纪，都成了室外利佛逝的领域。室利佛逝的岳帝王朝，因与南印度波罗王朝关系友好，接受传入密宗的信仰，同时也传到马为亚及泰南。从泰国古代的佛教建筑，也可考证大乘密从室利佛逝时期传入泰境，如猜耶佛塔、六坤古塔(此塔外形是后来加修，为斯里兰卡式)，及用混合金属铸造比人大的观世音菩萨像，或多种泥塑的佛像菩萨像，完全与室利佛逝(爪哇岛)时代的形式一样。在泰南博他仑府的沙旺洞(Sawan)、霍刹鲁洞(Akhalu)，北大年府的甘攀山(Kampan)，也拉府的达抛山洞(Tabhau)等处，发现很多古物，都是大乘佛教及室利佛逝势力影响的产物。室利佛逝的大乘佛教只传入泰境南部，而未及中部及北部。虽然在中部佛统曾发现室利佛逝时代一些观音菩萨像等，东北部吗哈沙拉堪(Mahasarakhram)也发现一些菩萨像等，但都很小，可能是后来从南部带入。(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４节。)
　　公元十世纪中期至十三世纪中期，柬埔寨自苏利耶跋摩一世(Suryavarman Ⅰ，公元１００２－１０５０)以后，势力伸于泰境各地，成立多个统治城郡。以罗斛为中心，统治堕罗钵底以南地区；以素可泰为中心，统治堕罗钵底以北地区；以室利提婆(Srideva，古地名，在碧差汶府)为中心，统治巴塞河流域各地；以披迈为中心，统治南部高原地区；以色军(Sakonnakhon)为中心，统治北部高原地区等。其中以罗斛最重要，所以在泰国历史上称“柬埔寨统治时期的罗斛国”，或称“罗斛王朝”(Lopburi Period)。
　　柬埔寨安时期诸王，有些是佛教徒，有些是婆罗门教徒。流行在罗斛时期的佛教，有上座部佛教和大乘佛教，只是上座部佛教产不兴盛，因为虽然有些柬埔寨国王是佛教徒，但都信仰大乘佛教。罗斛时期的大乘佛教，是从柬埔寨扶南时期传承下来的，当堕罗钵底兴起时，信奉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暂时受到阴滞；到室利佛逝时，在乘密宗又传到柬埔寨及境中部和南部，很快发展起来。
　　柬埔寨统治泰国时，曾建筑了很多佛寺和神庙(神庙泰人又称石宫)等，譬如披迈石宫、拍隆蓝石宫(Phanomrunk)等。披迈石宫是大乘密宗重要的地点，推定建于公元十或十一世纪。石宫门上的雕刻，东扇为降三世明王像，西扇为佛陀感化瞻婆王的故事。这些图像都是大乘佛教的象征，特别是密宗。在罗斛的三峰塔，也明显的证明是大乘佛教的遗址。除了建筑，罗斛时期还遣有很多古物，如佛像、菩萨像、神像等。尤其有很多小型泥质的护身佛(后人所称)，头戴花冠璎珞，手持赐福物，或耳垂长，或手作降魔印，这些形式都与大乘密宗有关。但是当时罗斛本人民，并未完全随柬埔寨人去信仰大乘佛教，仍有很多人保持信仰堕罗钵底流传下来的上座部佛教。在华富里(即古罗斛)发现一柬埔寨碑文说：“罗斛城有旧部比丘，自堕罗钵底时代传入；有大乘佛教比丘，自柬埔寨传入，正辉煌地发展着。”自此，大乘佛教梵文三藏，代替原有巴利语三藏盛行于泰国。(1.《泰国佛教史》第５节。2.《庆祝二五佛纪特刊》，第２７－２８页。)
　　(三)蒲甘佛教的传入
　　公元１０４４年，缅甸阿奴律陀王，建立强盛的蒲甘王朝，征灭南方孟族的国家，迎请孟族的上座部高僧至蒲甘，推行佛教改革，热心提倡上座部佛教。因此，上座部佛教在缅甸迅速发展起来，非常隆盛。对国内外影响很大，一跃使缅甸成为发扬上座部佛教的重地，而以蒲甘为中心。
　　泰族人原在中国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居住，自公元前一、二世纪逐渐向东南方迁移。到公元十一世纪中期，泰族人南徙更多起来，不久，便建立了兰沧((Lan Chang)和兰那(Lanna)两个小国家。兰沧泰族一系，后来向泰国东北部发展，成了以后的老挝。兰那是泰族首先在泰境内建立的一个小帝国，在中国史书上称“八百大甸”。又自公元十至十二世纪，史称“前八百大甸”(都城在清盛)；自十二至十五世纪，史称“后八百大甸”(都城在清迈)。兰那泰族；自十二至十五世纪，史称“后八百大甸”(都城在清迈)。兰那泰族，在中国境内哀牢及南诏时即信仰佛教，待迁移至泰国西北，接受到孟族和柬埔寨的文化后，信仰上座部佛教的，是受到孟族人的影响；信仰大乘佛教的，是受到柬埔佛教的，是受到柬埔寨人的影响。到蒲甘王朝强盛时，势力先伸展至泰国北部的兰那国，然后逐渐达到孟族人的中心地堕罗钵底。
　　当缅甸人统治了泰国北部等地，并传入上座部佛教后，因受蒲甘文化的影响，泰国北部佛教的建筑等，都富有缅甸佛教的特征，如清迈府的七峰塔，是依蒲甘大菩提塔形式建筑，那时兰那为蒲甘的属地。困此泰国历史学者认为，此时期的佛教是“蒲甘式的佛教”。兰那强盛时，辖境包括现在清迈、南奔、昌来及缅甸的景东。(1.《泰国佛教史》第８节。2.《庆祝二五佛纪特刊》，第２８－３０页)。
　　当时另外还有两个泰族邦国：一称拍尧(Payao，公元１０９６年立国)，都城拍尧(在今昌莱)；一称哈里奔猜(Haribhujaya今南邦)，由孟族血统遮(Cama)女士统治。这位女王曾请五百位僧人，携带三藏圣典往各地弘法，因此奠定北部上座部佛教深远的基础。(1.《泰国佛教史》第３节。2.R obert C.Lester:Theravada Buddhism in Southeast Asia,第７３－７４页。)可是不久女王就携民南徙，这地方一度被罗斛族所占。这两个小国和前面的兰邦，泰国历史称为“古仄族的三城国”，但他们始终仿处泰国西北一隅，而且时常受到柬埔寨和蒲甘势力的影响，政治动荡不定，没有多大发展，致使后人对他们认识不多，也不甚重要。在泰境北况的兰那和兰沧泰人，受蒲甘佛教的影响，信仰上座部佛教；但自素可泰南部以下的泰人，因先受柬埔寨传入大乘佛教和婆罗门的影响，大多仍信仰大乘佛教。
　　　(四)斯里兰卡佛教的传入
　　当公元１１５５年，斯里兰卡波洛罗摩婆诃一世，热心护持振兴斯里兰卡衰微已久的佛教，改革僧团。这种伟大的盛事，传到其他信仰佛教的国家，就有缅甸蒲甘和孟族的僧人，到斯里兰卡留学，在斯里兰卡僧团重新受比丘戒，当他们修学院完成后，回到自己的国家，传布斯里兰卡的佛教。
　　至于斯里兰卡佛教传入泰境，是在公元１２５７年以前。据说在公元十一世纪初期，斯里兰卡有一位罗亩罗比丘，从蒲甘到泰南六刊弘法，成立斯里兰卡僧团，得到国王和人民的信仰。当时六坤是属于室利佛逝血统的马为王统治。在六坤有一座“舍利塔”。原来建造是室利佛逝的形式，后经加建改为斯里兰卡的式样。(1.《泰国佛教史》第９节。2.《庆祝二五条纪特刊》，第３１页。)
　　泰族人正式建国是在公元１２５７年，就是“素可泰”王朝。约在公元１２７７年，有一碑文记载说坤蓝甘享王(Kun Ramkamheng)造寺供养处六坤来的高僧，这可证明斯里兰卡的佛教僧团，早先传入六坤，后来声誉远扬至素可泰，而受到国王的信仰，于是就礼请斯里兰卡僧团的出家人至素可泰弘扬佛法。(《庆祝二五条纪特刊》，第３２页。)
　　自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在泰国获得发展后，原自柬埔寨传入多数人信仰的大乘佛法，逐渐灭亡。但最初佛教也为两派：一是原先存在的僧团，一是斯里兰卡传入的上座部僧团，这和当时缅甸、孟族、柬埔寨一样的情形，后来渐渐合成一派(斯里兰卡系)。在泰国这两派僧团由协议而和合无净，这可从那时举行受戒的仪式获得证明，即受戒的人，须念诵巴利文三皈和梵文三皈条一次。(《庆祝二五佛纪特刊》，第３２页。)
　　斯里兰卡系的佛教传入泰国，影响最为深远，关于发展的情形，将在以下各章节中叙说。
　　
第二章　素可泰王朝的佛教
　　(公元１２５７～１４３６年)
　　第一节　素可泰初期的佛教
　　早期的泰国历史，可以称为信史的，是从公元１２５７年泰族建立的素可泰(中国史籍称速古台)王朝开始，尤其是在泰族发明文字(约公元１２８２年)以后。在这之前，都是吉蔑族人、孟族人的势力统治立脚点泰境的版图。
　　１２３８年，泰族中崛起一位领袖坤邦克蓝社(Kun Bang Klang Tao)，号召泰族人与境内的吉蔑族人战争，结果战胜夺得了素可泰城，而建立泰国历史上第一个独立政权，这就是素可泰王朝。
　　坤邦克蓝社于１２５７年正式登位为王，改号室利因陀罗提耶(Sri Intaratiya)，继续开拓疆土。１２５３年，元朝忽必烈派兵远征云南，征服大理，促使住在中国境内的泰族人(普通称摆夷)大规模南迁，与原先迁入泰境的泰族人会合，这也增强了素可泰王朝的势力。
　　初期建立的素可泰王国，国土尚很狭小，除素可泰城外，仅占领有彭世洛，其他的广袤土地，还在吉蔑人统治中。素可泰王朝初期佛教信仰的情形，是上座部佛教和大乘佛教兼有弘扬，即吉蔑人统治的地区，多数信仰大乘佛教(可能是密宗)。在泰北的昌莱、清迈、南邦等地，因先受缅甸蒲甘佛教的影响，信仰蒲甘传入的上座部佛救，而泰南六刊，佛教则则从斯里兰卡传入。此斯里兰卡佛教，先传入缅甸南部孟族，然后再传入泰南六坤。本来六坤人民，原先也是信仰蒲甘上座部佛教，但从斯里兰卡僧团来到以后，人民就转变信仰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了。(Phrapatana Trinaronk:《泰国佛教的发展情形》(泰文)，第３７－３８页。)
　　泰族未立国前及建立素可泰王朝初期，境内各民族除已先信仰佛教外，一般人民也信鬼神，吉蔑族人有部分兼信婆罗门教。后来斯里兰卡佛教传入兴盛起来，大乘佛教及蒲甘佛教就渐形衰亡，但人民信鬼神的潜意识仍存在，直至现在也一关。不过那时泰人信鬼神，与现在泰人信鬼神有深浅程度的不同。那时泰人信有大威神力的鬼神，能主宰人的祸福，能保护国家和人民。人们必须对鬼神敬畏有加。在素可泰发现一碑文记载说：“祭奉鬼神，国家平巡，享祚久远……不祭奉鬼神，鬼神不作保护，国家有灾难。”(同上，第３９页。)不过信仰鬼神，是人类各民族极为普遍的原始信仰，它随时代环境及文化等影响，而不断地改变。
　　素可泰第三位君王坤蓝甘享(公元１２７７～１３１７)，在泰国历史上是一位雄才大略的英主，为室利因陀罗提耶第三子，少年时助父战争，即负有英名，展露了他卓越的军政才能。中国《元史》称他为“敢木丁”。当他即位后，使大事开拓疆土，兼并了许多邻近邦国，一跃而成为湄公河域的强大国家。国土北至现在老挝的琅勃拉邦，东达湄公河，南至马为半岛六坤，西收孟(吉蔑)族在自己势力范围内。在这之前，先后交替影响于东南亚的三大强国，不是早已灭亡，就是趋于衰微。如强盛的缅甸蒲甘王朝已覆灭，国内纷争不息，与泰族同系的掸人，纵横于下缅甸。至坤蓝甘亨时，缅甸境内的坦沙里、土瓦、马塔班，都臣服于泰国；孟吉蔑人在泰境内的势力，完全被赶回柬埔寨境内；过去爪哇喧吓一时的室利佛逝也已崩溃，势力退出东南亚大陆。而且从此，吉蔑人和室利佛逝的大乘佛教，在泰境内也很快衰亡下去。(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１１节，净海译，见《海潮音》４６卷，五月至八月号。)
　　坤蓝甘亨除了武功，亦注重内政修明和外交关系，积极振兴文化教育，努力提倡佛教，柬埔寨吉蔑人的艺术，缅甸人的传统法律，也分别输入泰国。他与西北部的兰那和拍尧两个泰族邦国，保持友好合作的关系。他与中国元朝通好，聘请五百名华籍陶工至素可泰，在王城附近设窑烧制瓷吕，开创了驰名的宋加洛陶器业。他还与印度及斯里兰卡通好，输入印度文化及斯里兰卡佛教。
　　坤监甘亨最大的贡献，乃是创立泰文。在他即位以前，泰国境内本来通行吉蔑文，约在公元１２８３年，他召集全国学者，研究文字的改革和创造，把原有的孟吉蔑文，转化成为适于书写的泰族语文，国王也亲自参与其事。以孟吉蔑文等为蓝本，酌量减去笔画繁多而弯曲的，去除重叠字母改为一个，及创立四声读音；后来再稍加改革，成为今日的泰文。公元１２８５年素可泰立有一碑文说：“昔无文字，大历一二０五年末，坤蓝甘亨王决心创立泰文。”(1.《泰国佛教的发展情形》(泰文)第１１９－１２２页。2.Prince Dhaninivat:A History of Buddhism in Siam，第６页。)大历(印度及东南亚古历法之一)１２０５年，即公元１２８３年。甘亨竖立的石碑，继续叙述当时素可泰人民信仰佛教的情形说：“……素可泰人，常布施，常持戒，常供养；素可泰王坤蓝甘亨，及一切大臣、人民，不论男女，都信仰佛教。安居期间每人持戒；出安居后一月中，举行功德衣供养。”
　　至于对佛教的发扬，坤蓝甘亨特别提倡斯里兰卡佛教。原因是当他征服泰南六坤后，那里已有斯里兰卡佛教，很多六坤的比丘往斯里兰卡求学，在斯里兰卡僧团重新受戒，然后回到自己的本国，发展僧团。由于他们经常听闻斯里兰卡僧团戒德庄严，精研三藏，优于其他各派僧团，所以特别尊重敬仰，邀请六坤的斯里兰卡僧团至素可泰弘扬佛教。斯里兰卡僧团抵达素可泰后，国王建寺供养他们，因为斯里兰卡僧团的比丘们，欢喜住在山林静处，适于修行佛道，所以国王就在城外建了阿兰若等供养。在一块碑文上赞扬斯里兰卡僧团说：“……在素可泰城西，坤蓝甘亨造阿兰若寺(今石桥寺)，供养一位有智能深通三藏的僧王，他自六刊迎来，德学优于此城僧众。”国王每半月之黑分和白分(却相当我国农历之月半及月末)，都惯常前往阿兰若寺，听僧说法和受持斋戒，或与僧人讨论佛法及法务。(1.《泰国碑文集》，引用之碑文约立于１２７７年前后。2.A Historyof Buddhism in Siam，第５页。)
　　国王为了与斯里兰卡通好，派六坤的首长至斯里兰卡，而获得斯国赠送著名的“狮子金佛像”(Buddha Saha)，现为泰国珍贵佛像之一供养于曼谷立博物馆佛殿中。
　　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僧团在泰国得到发扬后，巴利三藏及注释书，也是最完备的。在此之前，孟族人的上座部佛教，虽然非常发达，但不一定有纯粹完整的巴利文三藏。有引起已遗失，或掺杂了大乘佛教及婆罗门教经典在内。
　　另一碑文记载说：“此素可泰城，有佛寺、金佛像、立佛像(九米)；有大佛像、中型佛像；有大佛寺，中型佛寺；有僧众，有上座，有长老……”
　　从泰南六坤斯里兰卡系的僧团至素可泰成立后，孟族人旧有上座部佛教及大乘佛教，逐渐灭亡。这时素可泰、兰那、柬埔寨、孟族的僧人，至斯国僧团受戒和求学的日渐增多，回国后，使斯里兰卡系僧团产生很多有密切关系的派系。有时礼请斯里兰卡僧人，到自己的区域为戒和尚。总之，在公元十二、三世纪，缅甸、泰国、柬埔寨、孟族、老挝等，已完全信仰斯里兰卡系的上座部佛教，而大乘佛教渐趋隐没和灭亡。(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１１节。)
　　坤蓝甘亨在位四十三年，励精图治，是素可泰王朝最隆盛的时代。他对佛教虔诚护法，提倡斯里兰卡系的佛教，发扬光大，对后世影响深远，在泰国历史上被尊称为“伟大的帝王”。
　　第二节　　素可泰佛教的发展
　　雄才大略的坤蓝甘亨王，于１３１７年去世后，繁荣昌盛的素可泰王朝，国势便日渐衰微。各附属邦地份纷叛变，继位的太子罗泰(公元１３１７～１３４７)，昏庸无能，沉湎于酒。他登位不久，下缅甸马塔班方面，首先宣布脱离附庸关系，并举兵南下，夺回土瓦及坦沙里；罗泰至１３３０年才出兵征计马塔班，却反为所败。不久，琅勃拉邦、永珍、六坤等藩属，也乘机宣布独立。与此同时，素可泰南方有另一股泰族势力，即乌通(Uthong)太守，正在日渐强大，不断向外伸展，很快就占领六坤、叻武里等地，连缅甸的土瓦和坦沙里也在控制之下。到１３４４年，由于鸟通发生瘟疫，死者甚众，遂于１３５０年迁都至阿瑜陀(Ayodhya)，从此素可泰已成偏安之局。
　　素可泰第五代立泰王(公元１３５４～１３７６年)时，因南方大城日益强大，素可泰王朝的领土，除了都城外，只保有宋加洛、彭世洛、甘烹碧、披集、那空沙旺等地。不过这位国王生性仁慈，厌恶残酷的战争，鉴于国运已衰落，所以特意加强文治，改革政治，修建道路，浚通运河，开拓农业，提倡文教，勤政爱民。他特别热心发扬佛教，在各地兴建佛寺和佛塔，铸造佛像，劝导鼓励僧人研究经论。不久，国家呈现一片中兴升平景象，受到国内人民忠心的拥护。但由于藩邦已强大，为形势所迫，他也无法恢复过去的声威。
　　立泰王不但是贤明的政治家，也是伟大的学者及虔诚的佛教徒，精通佛学、哲学、天文等。他著有一部《三界论》(Tribhumi-Katha)，引证多种经论、注释书，及其他典籍，多达三十余部，及众生因果善恶业而招感三界的苦乐，由天上、人间、下至三途之苦。这部《三界论》，已成为泰文古典文学名著。然而这部书直至公元１９１２年才在素可泰城荒烟蔓草中发现，其间埋没了五百多年。国王以在宫中设立学术研究所，广招学员，亲自任教，讲解佛学及天文学，改进历法，使国内学术之风大盛。(1.Prince Dhaninivat:A History of Buddhism of Siam,第９－１０页。2.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１１节。)
　　立泰王登位后，曾延请斯里兰卡高僧至素可泰弘扬佛教，整理并改革佛教。１３６２年，特别礼请斯里兰卡的僧伽领袖。为自己的传戒和尚，在芒果林寺(Ambavanarama)舍身出家，过了一段出家修行的生活。这是泰国历史上第一位在位的君王在佛教中出家。此举对人民起了示范的作用，影响后来泰国男子，直至现在。他们在一生中至少一次短期出家，接受佛教道德的熏陶。(P.Trinaronk:《泰国佛教的发展情形》，第７１页。)
　　立泰王在位后时，曾领导铸造几尊著名的在佛像，留存于后世，如现在供奉于彭世洛府大舍利寺(Wat Phrasri Ratnamahadhatu)的“清那叻铜佛”(Buddha Jinasraj)，供奉在曼谷善见寺(Wat Sudassana)的大铜佛等。
　　素可泰铸造佛像的艺术，其渊源当然是受到先前堕罗钵底、吉蔑和孟人的影响，然后更吸收斯里兰卡造佛像的艺术。泰国造像艺术家，运用智能加以改良和创新，所铸造的青铜佛像，与以前所造的佛像，在形式上有相当大的不同。素可泰铸造的佛像，不论坐姿、行姿、卧姿，都形体优美及线和流畅，表现高尚超然的性质，且能把握静止或动作的微妙，予以和谐的表达。例如佛陀成正觉像，显出全然静止的样子，肌肉宽驰，面部沉静，慈祥含笑，反映心境的安宁与满足。又如行姿佛像，是泰国艺术家的特别创意，左足稳踏地上，右足轻轻抬起，左手平胸前半举起，作说法或施无畏姿势，右臂垂于身部，作自然摆动，态度高雅而富韵律，表现在游化的路途中瞬间停息的生动姿态，也富有写实的风格。(玛戈：《泰国艺术丛谈》第３１页，３７－３８页。)其他建筑佛寺及佛塔的艺术，也有很高的成就。
　　立泰王时，又将坤蓝甘亨所创的泰文，加以改革简化，更易于书写，同时加上音调符号等，使人容易阅读。
　　前说立泰王生性仁慈，厌恶战争，但在公元１３５９年，为形势所迫，不得已而远征北部的卑利及难府，在战争中对俘虏不但不忍杀戮，而且禁止部下虐待他们。在几次大城军队来攻素可泰的战争中，国王也是一样对待俘虏。这在古代的帝王来说，实在是非常难得的。可以说，立泰王完全是受了佛教慈悲的感化，公元１８３３年，在素可泰旧城一批碑铭之中，有一段记载：“王之仁德，宽容大度，若海洋之纳百川者然，博受施仁，是之谓也。王居恒爱民若赤子，常赦免囚犯，赐之以金，俾得赎罪，并遣之归家。故王当政之日，国无奴隶，人民皆获得自由，并乐其业。王之令誉，遂播扬于各国；各地之民，均乐其仁政而归之，相安而处焉。”(冯汝陵：《泰国史话》第１９－２０页。)
　　斯里兰卡系的佛教僧团被迎至素可泰，获得发扬后，信仰而出, 家的人日渐增多，因此需要建立僧团管理制度。佛住世时僧团本有律制，但后来佛教传布的地方广了，到达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就有所谓“随方俗”的见解。为了适应各地不同的情形，律制也就有些伸缩性。在泰国僧团管理制度，特设有“僧爵”职掌僧团的事务。泰国取先有僧爵的，就是自素可泰王朝坤蓝甘亨王时开始，而且僧爵是由国王加封。(P.Trinaronk:《泰国佛教的发展情形》，第７３－７５页。)
　　根据泰国古文记载，坤蓝甘亨王于１２９２年从斯里兰卡请来三藏，以正统斯国佛教的国教，并由洛坤的上座部佛教高僧担任素可泰僧王。(1.D.G.E.霍尔：《东南亚史》上册，第２２２页。2.贺圣达：《东南亚文化发展史》，第２４２页。)
　　丹隆亲王在《僧伽史》中有一段记述：“泰国的僧爵，最早所见是素可泰王朝三世王坤蓝甘亨的碑文约刻成于佛历１８３６年(公元１２９２)，其中记素可泰‘有僧王，有僧伽尊长，有大长老及上座。’僧王可能是最高的僧职，僧伽尊长是低于僧王以下的职位；至于碑文中的大长老及上座，可能是指依律制具有僧腊的盛德大长老或上座，不是国王加封的僧爵。”丹隆并认为，除素可泰城有一位僧王外，其他远近各属国藩邦，可能都有一位僧王，及其之下的多位僧伽尊长。并且当时斯里兰卡有“大僧领”(Mahasvamin)，其副者为“僧领”(Svamin)。素可泰设“僧王”及“僧伽尊长”，名称虽不同，而管理僧团职务可能是一样的。(P.Trinaronk:《泰国佛教的发展情形》，第７５－７９页。)
　　又据泰国北方历史记载，素可泰时僧团管理分左右二首：右首，封僧王一位，僧伽尊长三位；左首，只封僧伽尊长三位。这可能是在立泰王里开始。亦有说，僧团分左右二首，起因可能由于派别不同。派别的不同，又分两种说法：一是原有的旧僧团及新至的斯里兰卡系僧团；还有当时的僧团，分有聚落住者及阿兰若住者。聚落住者以研读经论及弘法为主，多数为旧派僧人；阿兰若住者，离群而住以修禅观为主，因上分为左右二首。(P.Trinaronk:《泰国佛教的发展情形》，第７９－８１页。)
　　立泰王去世后，素可泰王朝势力就更形衰弱，至公元１３７８年，沦为大城王朝的附庸，后来的继承者，残延约六十年，到１４３６年，便被大城灭亡了。
　　第三节　清迈时期的佛教
　　在前面第一章第二节中，曾说公元世纪泰族人在泰境北方，首先建立一个兰那王国。当泰族在湄南河流域逐出柬埔寨的势力，建立素可泰王朝时，北方的泰族也逐出孟族的势力于滨河流域。约在公元１２８１年，前八百大甸的后裔孟莱王，战胜统治南奔的孟族王衣巴(Ye-Ba)，摧毁孟族的势力，于１２９６年，立清迈为新，中国史籍上称后八百大甸。
　　这时斯里兰卡系的佛教已在素可泰盛行，但清迈初期的佛教，是由南奔孟族人传入。孟莱王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约在１３０７年，他在近清迈的南奔，建库达寺(Wat Kukut)，寺中建一砖砌方形佛塔，四周为圆形台基，塔体高尖，除塔基及塔顶，中间五层，每面置佛像十五尊，共计六十尊。此塔现仍保持完整，为泰国独特风格的著名古塔。王又在清迈建清曼寺(Wat Chiengman)。(1.玛戈：《泰国艺术丛谈》，第２４页。2.泰国艺术厅编：《泰国艺术》，第１４１－１４２页。)
　　到１３６７年，哥那王(Kue-Na，公元１３５５～１３８５)即位后，为了发扬佛教，派僧人往孟族的洛坤攀(Nakon Pan)，即缅甸的摩尔门(Moulmein，亦译毛淡棉)，礼请斯里兰卡论师乌都盘摩诃沙瓦弥(Udumbanmahasvami)至清迈成立斯时兰卡系僧团，论师派遣他的弟子阿难陀代替他前往。１３６９年，王又派使至素可泰城，礼请泰僧苏摩那(Sumana)至清迈，协助建立斯里兰卡僧团。苏摩那也是乌都盘的弟子。不久，国王献出自己在清迈的花园，作弘扬佛教的寺院，这就是现在著名花园寺(Wat Suandok)，自此斯里兰卡系的僧团，在清迈获得进一步的发展。(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１２节。)
　　公元十四世纪中期，清迈僧人多位往斯里兰卡留学，学成后返国弘法。至１４４１年，虔诚佛教的三界王继位后，广造佛寺及铸造佛像，因此佛教文化和建筑艺术得到时一步的发展，约在１４５５年，开始建筑著名的大菩提寺，仿效印度菩提伽耶佛塔建造，因有大小七塔，所以通称七塔寺，构造非常庄严优美。１４７７年国王护法，由法授(Dhammadinna)长老领导高僧约一百位，在大菩提寺举行三藏结集，经一年而成，这　泰国历史上第一次三藏结集。(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１２节。)自此清迈研究佛法盛行，高僧学者辈出，能用巴利文著作及注释经论，如智称(Nanakitti)著《阿毗达磨述记》(Abhidhamma yojana)、《根本迦旃延(文法)述记》(Mlakaccayanayojana)、《戒律述记》(Vinayayojana)等。在三界王之后(公元１４８７)不久，妙吉祥(Sirimangala)著《吉祥灯论》(Mangalattha kipani)、《毗输安多罗本生灯论》(Vessan-tara jataka dipani)、《铁围山灯论》(Cakkava la dipani)、《法数疏》(Sankhyapakasak tika)，１４９５～１５２５年，宝智著《胜者时鬘论》(Jinakala malini)。(1.同上。2.Prince Dhaninivat:A History of Buddhism in Siam,第１３－１４页。)
　　公元十六世纪中期，清迈被缅甸占据。此后缅甸与泰国常交替统治清迈。

第三章　大城王朝的佛教
　　(公元１３５０～１７６６年)
　　第一节　大城王朝前期的佛教
　　当素可泰王朝国势衰微后，南方另一股泰族力量正日渐强大，以乌通过根据地，乘机宣布独立。至公元１３４７年，由于乌通霍乱流行，人民死亡惨重，乌通王只好放弃该城，而迁移人民至收南河与巴塞河的汇合处，在旧时柬埔寨存有残余势力的阿瑜陀城(Ayodhya，梵语意为不可破灭，华侨俗称大城)，定为新都。
　　公元１３５０年，大城经过一番建设后，乌通王就正式晋位，改王号为拉玛铁波底(拉玛铁波底系兰那王国的后裔，后来举家南迁至素攀的乌通。长大以后，与前任乌通太守之女结婚。岳丈死后，生前无子，太守之职就由女婿继承。)(Ramadhipati，公元１３５０～１３６９)，与北方的素可泰形成对峙之势。拉玛铁波底即位后，即用兵进攻王城以北的华富里，灭掉罗斛人所建立的罗斛国。这个罗斛国，差不多与素可泰王朝同时建国。罗斛国被灭掉以后，吉蔑人的势力在泰国中南部地区完全消失。尤其是公元１３５３年，大军攻陷柬埔寨的王都安哥，柬也沦为大城王朝的藩属。此后拉玛铁波底又南时，征服马来半岛北端的宋卡，马六甲俯首称臣。１３５６年，素可泰已衰落，且发生饥荒，拉玛铁波派军北上，攻占素可泰南部的边陲镇猜纳，素可泰立素王生性仁慈，憎恶战争，同时也无为抗拒，便派出使者通过和平谈判，收回猜纳，因此南北两方维持了约四十年的和平。
　　拉玛铁波底是一位大政治家。他即位后，兼采素可泰的法律及吉蔑人的制度，订立许多新法律，公正严明，适合当时　社会的需要。他于１３５０～１３６６年，颁布了证据法、叛逆法、诉讼法、拐带法、侵犯人民法、杂事法、盗贼法、土地法、夫妻法等。由于他思想开明，又具有杰出才能，为国家建立各种制度，励精图治，替大城王朝奠定了四百多年的基业。
　　大城王朝初建国期间的佛教，历史上叙述很少，这可能由于建国初期，忙于战争和政治，无暇多顾宗教。说到大城王朝初建时的佛教，不能不回顾大城王朝以前佛教的情形。依据历史及出土古物考证，大诚的地域，先时是在堕罗钵底、室利佛逝、罗斛国三个时期抛力范围之内。如第一章中所说，，堕罗钵底信仰最早传入的小乘上座部佛教；室利佛逝受到爪哇的势力影响，信仰大乘佛教，但亦有少数人信仰原有上座部佛教，也有人信仰婆罗门教。所以大城王朝初建国时，以及消灭古蔑人势力的罗斛国，多数人信仰佛教是无疑的。
　　拉玛铁波底在位期间，为了纪念在大城的建都，于公元１３５３年曾建佛最胜寺(Buddhais varya)。１３６１年，他进行佛教改革，派遣使节到斯里兰卡迎来斯国僧人，整顿僧伽组织。１３６３年建巴考寺(Wat Pakao)。(1.P.Trinaronk: 《泰国佛教的发展情形》，第２２０－２２１页。2.贺圣达：《东南亚文化发展史》第２４２页。)
　　波隆摩罗阇(Boromaraja，公元１３７０～１３８８)在位期间，与中国明朝维持和平友好关系。洪武十年(公元１３７７)，波隆摩罗阇者派他的侄儿那空膺(Nokon In)为使，朝贡中国。据《明史》记载：“昭禄群膺承其代命来朝。(昭禄群膺即是那空膺，为波隆摩阇之侄，《明史》误记他们是父子关系。那空膺后来为王，称号因陀罗阇一世(Intharaja Ⅰ)。)帝喜，命礼部员外郎王恒等齎诏及印赐之，文曰‘暹罗国王之印’，并赐世子衣币及道里旨。自是其国遵朝命，始称‘暹罗’。比年一贡或一年两贡，至正统后或数年一贡云。”至引两国关系，终大城王朝之世而不衰。
　　１３９３年，柬埔寨出兵攻泰国东南方的尖竹汶及春武里等地，并强掳泰民六、七千人，移入柬埔寨。结果泰王领大军东征柬埔寨，攻陷柬埔寨的首都安哥城，富丽堂皇的安哥王城及吉蔑人的文化，遭受到泰人彻底的毁灭。
　　公元１４０８年，那空膺取得政权，称为因陀罗阇一世(Intharaja Ⅰ公元１４０８～１４２４)。适在此时，明成祖派郑和第二次出洋南巡，到达大城。有随从马欢着有《瀛涯胜览》，及纲信着《星槎胜览》，记述当时出洋所历各国情形。《瀛涯胜览·暹罗国》记佛教说：“崇信释教，国人为僧为尼者极多，僧尼服色与中国颇同，亦住庵观，持斋受戒。”(马欢系会稽人，信伊斯兰教。引文见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第１９页。)
　　１４３１年，东方柬埔寨经过和期养精蓄锐，力量逐渐复苏，遂脱离泰国独立。泰王波隆摩罗阇二世(Boromaraja Ⅱ)为要削弱敌人的力量，派兵往攻柬埔寨王都安哥，历时七月，终告攻下，柬王被杀。其后柬埔寨新王庞哈耶特(Ponha Yat)为避泰人的侵扰，迁都夺囊奔，历史上辉煌伟大的安哥城就此废弃。
　　怛莱洛迦王(Boroma Trailokanatha,公元１４４８～１４８８)时，励精图强，对于军事与文化制度，多种改革，主要是将各地方行政权收回，代以中央集权制。
　　怛莱洛迦王量一虔诚佛教徒，将以前王宫改为佛寺，定名最胜遍知寺(Srisarvajna)，成为当时大城最重要最富丽的佛寺，因在王宫之内，成为王家佛寺，并不住僧众。(《泰国佛教的发展情形》，第２２３页。)另在河岸之地，建造新王宫。
　　在北方因常受清迈的侵袭与敌对，为巩固北部的国防，王于公元１４６３年，迁都至彭世洛，时间达二十五年。怛莱洛迦王迁都至彭世洛后，不久即与清迈在素可泰城发生一次非常激烈的战争。此后十年，转为地下的间谍暗斗。
　　王初至彭世洛时，曾命令建一朱拉摩尼寺(Wat Culamani)。在与清迈战争停止后，怛莱洛迦王依佛教风俗，入朱拉摩尼寺出家为比丘八个月，缅甸及老挝都遣使祝贺，清迈国王也派使及十二位僧人往彭世洛观礼。随同国王同时短期出家的有二千多人，成为当时佛教界的一件盛事。八个月后，国王舍戒还俗复位。怛莱洛迦王对于文学造诣亦深，１４８２年，曾撰《大本生词》(Mahajati)一书，叙述菩萨行布施波罗密的故事，现在被泰国教育部选为中学课本。他并在大城及彭世洛等地，修建多所佛寺。1.Prince Dhaninivat:A History of Buddhism in Siam,第１９页。2.贺圣达：《东再亚文化发展史》第２４３页。)
　　据北方《清迈史》记载，早在１４２２年，大城曾有两位比丘，一名梵牟尼，一名苏摩，与七位清迈比丘及一位柬埔寨比丘，同赴斯里兰卡重新受戒，及受教育多年。后来返国，请了斯里兰卡的摩诃毗羯摩婆诃(Mahavikramabahu)及优多摩般若(Uttampanna)两位比丘同行，先抵达大城，遂后发展成立斯里兰卡系的僧团，严持戒律，获得人民的信仰。历史上记载，但莱洛迦王可能就是在这个僧团出家的。(1.《泰国佛教的发展情形》，第１９９－２００页。2.陈明德着《泰国佛教史》第１３节。)　　
　　拉玛铁波底二世(公元１４９１～１５２９)在位期间，因与清迈战争，特别注重兵役制度改革，设军役登记处，规定全国男子由十八岁至六十岁，都有服役的义务。
　　王又很注意佛教的发展，曾修建“最胜遍知寺”，增加佛殿、佛塔等，更显得辉煌伟大。１５００～１５０３年，下命塑造一尊巨大立佛，名“最胜遍知佛”(Buddha Srisarvajna)，高十六米，以黄金２８６泰斤(一泰斤合１.２公斤)涂裹佛身。后来大城被缅军攻破，此尊佛像身上的黄金被溶下取去，劫后的佛像直到现在仍在大城露天供奉。(《泰国佛教的发展情形》，第２９０－２９１页。)
　　１５１１年，葡萄牙人芬南德斯(Duarte Fernandez)带着印度总督的信函，到达大城觐泰王。这一年八月，葡人已经灭掉马来岛上的马六甲王国，所以派使往泰国探听虚实，想在泰境内取得商业特权。至１５１６年，葡人在泰国自由居住，并开放大城、北大年、六坤等处为通商口岸。
　　帕猜罗阇(公元１５３４～１５４６)即位之初，国境尚算承平，于是进行疏滩湄南河工作。但缅甸的东固王朝已日渐强大起来，于是进时伸进泰国边境。１５４０年，缅甸王德彬瑞蒂统兵攻泰境的格因(Gyaing，今属缅甸毛淡棉)。泰王亲率在军对抗，结果泰国战胜，逐出缅军出境。从此两国结下深仇大恨，不断发生战争。
　　帕猜罗阇去世后，宫闱生变，事件平定后，请出一位已出家的王子继位，晋号节迦罗博(Chakrahat，公元１５４９！１５６９)。因泰国宫闱的生变，缅王德彬瑞蒂又统兵三十万突入泰境，迅速攻下甘武里、素攀等地，直逼泰京大城。经过一次城外激战，泰国退入城内坚守，被转困一个多月。后因缅军缺粮，且国内生乱，只好回师。
　　１５５６年，缅王莽应龙先灭了上缅甸阿瓦王朝后，这时又打败掸邦，并且又征灭立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迈王朝。
　　公元１５６３年，缅王再发兵攻泰国，很快攻占了甘烹着、宋加洛等城，彭世洛也千陷落，以前平定宫闱之乱有功的附马坤披连(Kun Phirer)也向缅王投降。次年二月缅军抵大城。当时缅王手下有一去葡萄牙炮兵，利用猛烈的炮火，终告攻破大城。泰王见大势已去，只好与缅王签订一个屈辱的条约，规定把太子送到缅甸作人质，献白象四头及每年纳贡等。
　　后来节迦罗博王为了策略惩罚坤披连不忠，趁他去缅甸朝觐，派兵突袭彭世洛，把坤披连的妻子及儿子，全部押至大城作人质。事为缅王莽庆龙知道，决计再远征泰国。１５６８年１２月，缅军入泰，热如破竹，很快逼近大城，泰王闭城坚守。次年初，泰王节迦罗博身死，由次子摩欣(Mahin)继位。１５６９年８月，大城经缅军转攻九月，终告陷落，摩欣王被俘。
　　缅王莽应龙另立坤披连代理为王，然后奏凯回国。大城王朝开创２１９年，传位十七代，至此暂千中断，以后的十五年间，泰国列为缅甸的一省，各重要城郡都由缅甸设官管治，采用缅甸法律。
　　据历史记载，节迦罗博王时曾在旧王官建筑佛殿，又建一佛寺名旺猜寺(Wat Vanchai)。１５６５年，王见国步艰难，精力不济，让位于次子摩欣主政，退隐后宫，约一年后，自己再入一佛寺为僧。但因摩欣无能，１５６８年，只得请老父还俗，重执朝政。(《印度支那文明史》(日文)，第１８６而。)
　　缅王莽应龙战胜泰国后，曾在大城西北一里余的河提上，建筑一孟人样式的金山塔(Phu Khao Tong)，纪念他的胜利。(同上。)
　　第二节　　大城王朝后期的佛教
　　缅王莽应龙攻陷大城后，虽立坤披连为王，但他是一个傀儡，事事受制于缅甸，并且他的长子纳理逊(Naresuen)也被带去缅甸作人质。坤披连过去因大城宫闱平乱有或，官至彭世洛太守及召为驸马。但在彭世洛被缅军攻破时，他向莽应龙投降。后来泰王责他卖国求荣，表示不满，他遂真心依附缅甸。这时他见故国沦亡，人民受压迫，就想挣脱缅甸人的控制。
　　却在这时，以前为藩属的柬埔寨，见大城已亡于缅甸，遂常常举兵入寇泰国，俘走很多人充作奴隶。于是刊披连以防备柬埔寨入侵为由，请示缅王准许修整城郭，建立军队。公元１５７１年，坤披连又向缅王请求，放归在缅甸作人质已达六年的纳理逊太子，此时已十五岁。太子归国后，即被委任为彭世洛太守，等于副王，后来竟成为泰人复国的大英雄。
　　公元１５８１年缅王莽应龙去世后，继承者昏庸无能，各地藩邦叛变。１５８４年，缅军攻泰，但被英勇的纳理逊王子击败，自此挣脱缅人的控制，重新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兴了大城王朝。在以后两年中，缅军又攻泰两次，也被沉得的击败。公元１５９０年，纳理逊继位(公元１５９０～１６０５)，国家由中兴而强大，恢复了过去的领土，曾两次出兵攻缅，其他邻邦和属国也不敢再侵犯。他对国家民族在的贡献，以及他卓越的军事才能，极受后世推崇和歌颂，在泰国历史上被尊为纳理逊大帝。
　　大帝一生多在复国战争中。史书上记载他对佛教之建树不多，只在１５９２年，于素攀东北的达拉班达鲁(Trapangtru)，靠近沙莱湖(Sa Roi)，建筑了一座胜利吉祥塔(Jayamangala)，因为曾在此击败二十五万缅甸大军，建塔纪念战功。当他战胜回至大城，对在沙莱战役过程中，作战不力或延误军机的将领，都加以定罪有些甚至判死型。当时僧王出来为他们请命，要法语从宽处理，纳理逊便要他们立功赎罪。于是僧主又向纳理逊建议，为了庆祝战争胜利，建筑佛塔纪念，国王同意，就在巴考寺内建筑一塔。此塔模仿缅王莽应龙在大城所建金山塔的形式，纪念佛塔建成后，举行盛大的庆祝，并改寺名为胜利吉祥寺(Wat Jayamangala)。(1.P.Trinaronk:《泰国佛教的发展情形》，第３００－３０１页。2.冯汝陵：《泰国史话》，第８８页。3.《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１８８页。)
　　纳理逊去世后，由王弟厄迦陀沙律(Ekathotsarot，公元１６０５～１６１０)继承，他也是兄长纳理逊一起弛骋疆场复国中兴的英雄人物。他在位时很少战争，主要的功勋是整顿法治、革新税法，进行外交和商业活动，使国家更为繁荣兴盛。
　　１６０６年，葡萄牙天主教传教士石奎拉(Balthazar de Sequeira)，从缅甸坦潲里到达大城，这是天主教士至泰最早的记载。(冯汝陵：《泰国史话》，第９８页。)
　　厄迦陀沙律在位六年期间，为了纪念兄王，特谕令建一佛寺名婆罗车多伽蓝(Wat Varaestharama)。又铸造五尊大佛，佛教铸成，命令造龙舟，作水上游行，迎至婆罗车多伽蓝供奉，并举行七天禳灾法会仪式。因为那时水利未兴，洪水泛滥后，有极多农人的田园被淹没。国王又供养田地与僧团，收益作为佛寺经费。(1.《泰国佛教的发展情形》，第３０１－３０５页。2.棠花：《泰国四个皇朝五十君主简史》，第６８页。)　　厄迦陀沙律逝世后不久，由一个宫妃所生的王子颂昙继位(公元１６１０～１６２８)。他是一位贤明之主，对国家的文化与经济颇具贡献。颂昙王少年时曾出家为僧，法名净法(Vimala dhamma)，据传僧爵曾升至一储的僧伽尊长。当他为王后，对佛教事业亦非常热心，曾命令兴建和修葺多所佛寺。(棠花：《泰国四个皇朝五十君主简史》，第６９页。)
　　颂昙王在位时，一位从斯里兰卡回国的僧人向国王呈报，曾有斯里兰卡的僧人告诉他，佛陀生前踏过的足印，在泰国的苏盘那山(Suvannapabbata，意为金山)也有一个。于是颂昙王命人各处寻找，结果在沙拉武里(华侨称为北标)妹获。国王命令在该地建筑佛殿，供人瞻仰礼拜。此山后称为“佛足山”(Buddha Pada)，成为佛教的圣地。(此佛足印非常硕大(约５×２尺)，有两三种传说不同：一谓此佛足印是佛住世时，亲往今日泰境传教留下的圣迹；一谓此佛足印是依佛陀生前踏过的足迹，斯里兰卡模仿塑造纪念，于素泰王朝时赠送泰国；一谓早期泰境内佛教徒塑造纪念佛陀。)
　　颂昙王曾撰《大本生词》(Mahajati)，为泰国文学名著之一。又命令印刷内容完备的三藏，供僧人研究。(1.《泰国四个皇朝五十君主简史》，第７１页。2.《泰国佛教的发展情形》，第３０７页。)
　　到了篡位王位成功的巴萨通(公元１６３０～１６５６)时代，据一些泰史记载，他曾命令建猜瓦那寺(Chai Vatnarama)，仿照柬埔寨安哥寺的模型，非常精美，但规模小很多，些寺后来被缅军攻大城时所毁。１６３１年他命令修理王家佛寺的最胜遍知寺。次年命在挽巴茵(今大城府县治之一)造一行宫，然后在行宫旁建一寺名春蓬尼柯耶寺(Chumbom-nikayarama)，寺中有一木造十二层的棱形佛塔。行宫和佛塔，多数是仿效中国建筑的形式。(《佛国佛教的发展情形》，第３７８－３８１页。)
　　到那莱王(公元１６５７～１６８８)时，亟谋整顿内政，促进海外贸易，提倡文化事业，与法国通好，在西方列强逐渐渗入泰国时期，仍能保持国家昌盛。
　　１６６２年那莱王北征清迈，攻破清迈城，缅甸派兵救援，亦被击溃。泰军事家清迈获得大批的战利品，其中包括一尊著名的师子佛像，带回大垮台。其后又挥军西时进，攻下缅甸的摩德马、庇古、达贡(即仰光)等地。虽然不久缅人又收回，而自此以后，泰缅两国维持了九十多年的和平。１６６４年，荷兰派出海军封锁湄南河口，使泰国对外贸易，几陷于停顿。荷兰更迫使泰国签订一个不平等条约。条约主要内容有：荷人享有经营泰国兽皮出口专利权，泰国商船不得聘用华人，荷人在泰犯罪有治外法权。
　　当时法国亦对东方伸展势力，尤其负有特殊使命的传教士，早在东南亚地活动。１６６２年，法国的摩特劳勃主教(Motte Lawbert)到了大城，二年后又有巴鲁主教(Palu)率领一批法国传教士到达泰车。那莱王就想藉法人的力量打击荷兰，因此这批法人传教士甚得泰王特别的礼遇，在泰国境内自由传教，建设教堂、学校、医院等。到１６７６年，大城出现第一所由法国天主教会办的学校，招收一百名泰国学生；另外又有“十字架信徒会”，广泛吸收女性信徒。(冯汝陵：《泰国史话》，第１２６－１２７页。)
　　公元１６８３年，法国的势力在泰国已经成长，订立法暹条约，法人在泰除享有传教和贸易特权外，还享有治外法权和经营部分锡矿权。泰王雇用六百名法国御林军，后来又有一支实力雄厚的法国舰队抵达泰国，包括成舰十六艘，及海军一千四百名，分驻于曼谷和湄南河口等重要据点，完全控制了泰国国防。这引起泰人甚大恐慌，遂掀起反法的浪潮，表现最为激愤的是国防。这引起泰人甚大恐慌，遂掀起反法的浪潮，表现最为激愤的是佛教僧人。因为自法国传教士在泰国展开活动以后，佛教受到很重大的冲击。到１６８８年，那莱王病重，由排外的领袖(国王的乳母兄弟)帕碧陀罗阇(Pra Phetraja)摄政，于是对法人采取行动，下令进攻驻扎曼谷的法军，并大肆捕杀境内的法国传教士及其他的天主教徒。这一全民性的排外运动，保住了国家的命脉，粉碎了法难殖民的野心。
　　那莱王曾命铸造数尊佛像，其中渗合金银等金属。那莱王病危时，因无子嗣，只收养一个螟蛉子，常想立为储君，但大权握在帕碧陀国阇手里。那莱王自知死后，帕碧陀罗阇必将争位，所以召宫中男职五十余人，促其尽快出家修道，以在他驾崩后，性命保全，五十余人皆从命。
　　那莱王期间，据法人节拉鲁比亚着《暹罗国志》记载，大城佛教的出家人，有举行佛学考试。虽有泰国学者认为佛学考试之事，可能自素可泰时期就流传下来，但《暹罗国志》记载确为首次提到。(《泰国佛教的发展情形》，第４１７－４１９页。)那莱王又精谙文学，博览佛教三藏，曾着有佛教诗集及故事集多本。此时，文风很盛，有很多著名诗人。
　　那莱王死合，原任摄政王的帕碧陀罗阇登上王位。他对朝庭异已的杀害手段，颇为卑鄙。但他是领导排斥法国势力的中坚人物，免除泰国沦为法人殖民地，有不可泯灭的功劳。
　　此后五、六十年中，泰国大致是承平的。值得一提的，就是当波隆科斯(公元１７３３～１７５８)在位期间，斯里兰卡国王吉祥称王狮子，于公元１７５０年，遣使抵达泰国大城。斯里兰卡由于国家僧团臆及佛教衰微，使僧团戒法断传，所以遣使至泰国，礼请泰国僧团前往斯里兰卡传授戒法。泰王命令组一僧团，由优波离上座领导前往，为斯里兰卡传授戒法。泰王命令组一僧团，由优波离上座领导前往，为斯里兰卡佛教传授比丘戒，复兴了斯里兰卡的僧伽系统。此派后来发展迅速，因由泰国传入，就称为“暹罗宗”(Syama-vamsa,Siam School)，发展至今已成为斯里兰卡僧人最多的一个宗派。
　　波隆科斯在位二十五年，是一位明君，他勤政爱民，国内民丰物富，可算是一个太平时代。他对佛教事业的发扬，也非常热心护持。曾命令修理多所有名的佛寺，增加新建筑物，恢复庄严美观。在他治世时，文学也很发达，特别是戏曲方面，有十四本戏曲产生，多数描述佛陀的前生，由五十个本生故事编成。国王的长子达磨提比丘(Dhammadhipesa)于公元１７３２年出家，写出了两本佛教著或诗集，一名《华蔓词》(Maleyya)，描述历游天上与地狱的情形；一名《难陀优波难陀(龙王)经词》(Nandopananda-sutta)。两书都赋有因果报应之义。１７４１年，他还俗后，又写了一些世俗的诗篇和战歌。同时期又有摩诃伽比丘着《富楼那所教经诗》(Punnova-da)。(1.《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１９６页。2.陈明德着《泰国佛教史》，第１３页。)
　　波隆科斯王去世后，国家经过五十多年的承平之局，一般官吏大多飞于奢华，耽于逸乐，武备久疏。却在这时，内部又发生争夺王位，外则强敌侵陵，国事日非。王位由伊迦德(公元１７５８～１７６７)王子争得，偏偏他又昏庸无能溺于淫乐，不足以领导国家。
　　１７５９年，缅甸贡榜王朝创立者职权瑙帕雅，兴兵侵泰，先攻占坦沙里，继续北上，围攻大城。后因雨季，尤以阿瑙帕雅身罹重病，只得退军，于归途中死亡。１７６５年，缅甸孟驳王再向泰大规模用兵，大军分两路，北路自清迈南下，南路由坦沙北上，直向大城挺进。缅军围攻大城，经过十四个月激战，双方死亡枕藉。而且缅军粮饷源源而来，城内泰军则外援断绝，民众尽成饿殍，加以瘟疫流行。至１７６７年４月，在缅军的炮火猛轰下，终至城破国亡。这次战争后，大城被夷为废墟，所有王宫佛寺、民间房屋，多半被火烧毁。泰国历代所存文献典籍，都付诸一炬，无数财物珍宝都被掠走。有三万多泰人，被掳走为奴，其中包括一些王子和僧人。(《泰国史话》，第１４７－１５５页。)至此，经过４１７年的大城朝灭亡。

第四章　吞武里王朝的佛教
　　(公元１７６７～１７８２年)
　　缅甸攻陷大城以后，适在此时中国干隆皇帝几次派军征缅，使得缅军主力不能不调回应付，只留下三千驻军统治泰国，借以镇压泰人的反抗。
　　由于缅甸军力在泰国很薄弱，这时在泰境其他各地有力量的太守，都份份起来拥兵割据称雄。他们约有五大势力，其中有一位中泰混血儿，名叫郑信(Phya Taksin)，(郑们未为王前，曾任达城(Tak)太守，很得百姓爱戴，都尊称他Phya Tak或Chao Phya Tak Sin，泰文义为达城太守或达城太守信；后来调任其他地方任职，人们还是这样称呼他。至于泰国历史上则称他 Phrachao Tak Sin(Phra是尊称，Chao是王之意)。一般人亦简称郑昭，即是郑王之意。)以罗勇为根据地，嗣后占领春武里、洒竹汶等地，势力大增，遂溯湄南河北上，取得吞武里、曼谷，然后进军大城，缅甸大将苏纪(Sugyi)阵亡，于是沦陷半年的大城，为郑信所光复，成了泰国复兴民族的大英雄。郑信见大城已毁坏过甚，不堪再为王都，决定至吞武里定都称王，这就是著名的“吞武里王朝”，当时郑信年仅三十四岁。
　　在登基后两年多内，送信又领兵南征北计，剿平国内其他割地称雄的四大势力，重收柬埔寨和老挝为属国。公元１７７５年与缅军作战，攻入清迈，划为泰国的领土，奠定了今日泰国疆惑的基础。
　　郑信是广东澄海郑镛之子。郑镛年轻在乡时，放荡不羁，不容于乡里，遂南渡于泰国大城，后因赌致富，聚泰女洛央(Nok Iang)为妻，于１７３４年生下郑信。郑信七岁时，入哥萨瓦寺(Wat Kosavat)从高僧通迪(Tong Di)读书；十三岁依泰国风俗入三毗诃罗寺(Wat Sam-vihara)出家为沙弥，攻读佛学及巴利文。几年后还俗，受义父荐引为波隆科斯王侍卫官，余暇时学习华文、印度文、缅文、越文等。至二十一岁时，再入哥萨瓦寺出家为比丘三年，从高僧研究佛学及巴利文，还俗后又入宫提出任原职。国王见他甚有才干，封为达城太守。(1.冯汝陵：《泰国史话》，第１５７－１５８页。2.丘继华编译：《暹罗七百年史》，第３９－４０页。)
　　缅军侵泰前，奉诏入大城，协防王都，缅军围攻大城时，郑信勇敢善虎，能以少胜多，但不为昏庸国王所重用。郑信眼见大城大势已去，危在旦夕，乃率领部下五百人，突出缅军重围，到达泰国东岸的罗勇，招募各地华泰青年国加入部队，起来保护国家。不久知大城已陷落于缅甸，非常愤慨，就决心驱逐外军，以光复国土为已任。
　　郑信定都于吞武里后，命令修复黎明寺(Wat Arun)，并加以扩充，作为宫内的王家佛寺，不住僧众。王以下谕，在大城陷落时，奔赴各处避难流落的僧人，回归到原来的佛寺，并给与各种协助。他聘请有德学的高僧来吞武里王都安住，册封僧爵及职务，推行弘法工作，淘汰不良的出家僧众，鼓励优秀的僧人。他协助搜集于战争中散失的三藏及各种典籍，如有缺失不全的，就向柬埔寨等国抄写补全。(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１４节(净海译，载《海潮音》四六卷四月至八月号)。)
　　１７７８年，郑王派兵征服永珍，接着又攻占琅勃拉邦。他从永珍获得价值连城的一尊玉佛，迎归吞武里供奉承。关于此尊玉佛的历史，据五百年前一位泰僧用巴利文写的《玉佛传》记载：约在佛灭后四百年时，印度龙军论师造，以七块翡翠绿玉雕成，高６０公斤，宽４８.公分，在头、肩、腹、膝等部，内藏九粒佛陀真舍利。这尊玉佛在南印度供奉约一千年，后来因为战乱，一个战败的王子带玉佛逃至斯里兰卡，就献给斯里兰卡国王供奉。公元十三世纪，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正传入泰国，斯里兰卡国就就将玉佛赠送给素可泰王朝。后历长久战乱，人们对玉佛和历史都淡忘了。直到公元１４３３年，在泰北昌莱被发现，因佛像身上一片贴金脱落，现出灿烂的玉质，而轰动全泰北，人民纷纷前往礼拜，当时清迈王就将玉佛迎至南邦供奉。１４６８年又迎至迎至清迈一佛寺。１５５１年移至琅勃拉邦供奉，经过三十三年，后因惧缅兵入侵，迁都至永珍，玉佛也同时移至永形。郑王征计永珍战胜后，获得这尊玉佛，就迎至吞武里王宫供奉。１７８２年，曼谷王朝成立后，在对岸曼谷建玉佛寺作永久供奉。(净海：《曼谷玉佛寺》，《慈航》季刊第三期。)
　　郑王创立的吞武里王朝，是泰国史上最强盛的王朝，可惜只维持了十五年。根据泰史记载，他后来精神错乱，因他受佛教影响很深，平常欢喜修习止观禅定，精神病发作期间，曾自称是圣者，命令僧人向他礼拜，违者辄遭毒打，或革除僧籍。结果引起人民的反对，生起叛乱，郑王被叛军所困，知形势不利，自愿退位为僧。而在这时，郑王派往证讨柬埔寨的名将昭披耶查克里(Chao Phay Chakri)兄弟，得悉国内生变，未与柬军交战，即回军吞武里，一些文武官员都在城外欢迎，并陈说郑王失政，民不聊生。昭披耶查克里遂被拥立为王，乘机把郑王定罪，处以极刑，其年四十八，郑王的太子及其他王妃所生子女二十多人民被处死。有些历史学者对郑王晚年罹患精神病一事，深表怀疑，甚至认为他是遭人蓄意构陷诬蔑，以作谋取王位的借口。(1.《泰国史话》，第１７０－１７１页。2.《东南亚佛教史》(泰文)，载《佛轮》月刊第２０卷。)
　　吞武里王朝虽然很快覆亡了，但郑信毕竟是复兴民族与国家的大英雄，丰功传绩，受到后世泰国人的钦敬。在吞武里黎明寺里还供奉著郑王的巨型塑像，一百多年来，受到人民的瞻仰与礼拜。此黎明寺，一般人(特别是华人)都称郑王寺。在吞武里市中心，一个巨大圆环中央，亦塑有高大的郑王骑马出战铜像纪念。

第五章　曼谷王朝的佛教
　　第一节　曼谷王朝佛教的发展
　　当郑王复国征服群雄时，他早年的知已及心腹部将昭披耶查克里，是一个重要军事人物，历次征讨立功甚多。公元１７８２年吞武里王城等地突然发生叛乱，昭披耶查克里就乘机杀了郑子，被部下拥立为主，简称拉玛一世(公元１７８２－１８０９)，即今日曼谷王朝的开创者。
　　拉玛一世登位后，即迁都湄南河对岸的曼谷。他征用柬埔寨民工一万人及老挝五千人，在曼谷兴建王宫和玉佛寺，历时三载。又五一节凿城堡战壕，及环城河道，以防敌人的侵袭。
　　拉玛一世年轻时曾出家为僧，与郑王所住之寺院为邻，因此二人结识为好友。后来郑王复国攻下大城后，由拉玛一世之弟帕摩诃蒙特里(Phra Maha Montri)引荐投入郑王麾下，驰骋疆场，兄弟二人立下了不少功劳，极得郑王受护与重用，很快升至将军，官高爵显。
　　拉玛一世夺得王位后，除了战争保卫国家外，立意将曼谷建成像过去的大城都一样，他在王宫内建筑玉佛寺(Emerald Buddha Temple)供奉玉佛，又下令修建其他十三座佛寺，如著名的菩提寺(原名古寺)，历时七年多，巍峨壮丽。(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１５节(净海译)。)
　　他又谕令恢复过去被郑革职的僧王，并重新妆任多位高等僧伽尊长，来管理全国僧团；革除了郑王所封的僧王及高僧伽尊长，或予以降职，或令还俗。(棠花：《泰国四个皇朝五十君主简史》，第１０８页。)命令在各处已毁坏的佛寺，如大城、华富里、彭世洛、素可泰等地，搜集古代的佛像，共得１２４８尊迎至曼谷，加以修饰后，收藏在新建或其他修理过的佛寺里供奉，或赐给一些佛寺供奉。(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１５节。)
　　１７８８年，佛教召开僧伽长老会议，僧王任主席，决定在大舍利寺(Wat Mahadhatu，为王弟所建)，整理结集三藏，费时五月完成。参加长老及上座比丘２１８位，另有在家居士学者３２人。已经结集完成三藏，为作永久保存，全部用贝叶印制，加贴金粉。此三藏共有３５４札，分律藏８０札，经藏１６０札，论藏６１札，声明差别等５３札，共贝叶３６８６束。又编印其它藏经及注释，分送各地佛寺，供比丘们研读。从此研究佛法风气盛行。(同上。)
　　１８０８年，自素可泰迎请座广六米高的巨佛，至曼谷王城中心新建的善见寺供奉。此尊佛像为素可泰王朝时所铸造(公元１６世纪)。拉玛一世在位期间，运用国王的权力，促进保护及改革僧团。在１７８２年及１８０１年中，他公布约十个敕令，强调国王有护持僧团的责任。敕令的内容，命令所有的比丘忠实地宣扬佛法和守持戒律，如第三和第四敕令，要求所有的比丘，须随身携带身分证明；第五敕令载明比丘犯根本戒，遭摈弃驱逐罪，处罚还俗；第十敕令表示已经发现１２８个僧人犯罪，宣判还俗及作劳役。(Rodert C.Lester:Theravada Buddhism Southeast Asia，第７９页。)
　　拉玛一世期间，佛教重要著述，有披耶达磨巴里差(Phya Dhamma Prija)著《三界论释》，即依据立泰王所著的《三界率》古典，作详细考释。其次菩提寺颂革温那叻僧王著巴利语《三藏结集史》。(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１５节。)
　　拉玛二世(公元１８０９－１８２４)时期，适值西方列强从事海外扩张，泰国也为英法等国猎取目标之一，但终拉玛二世在位之间，泰国主权尚未受到侵害，国家尚算太平，很少战争。
　　拉玛二世年国时曾出家为比丘，受佛教教育，学业大进，曾撰写文学多种。此王期间巴利文佛法教育获和改革。原有制度分巴利文为三级，即比丘或沙弥，能翻译经藏定为初级，能翻译律藏的定为中级，能翻译论论藏的定为高级。但这种制度不能使比丘佛法精深，所以改革分为九级考试制度。(《乐南亚佛教史》。九经考试制度，详见本章《现代佛教教育》一节。)
　　在此期间，斯里兰卡佛教遣派僧人带了佛舍利骨及菩提树至泰国，加强两国佛教的联系。此时，斯里兰卡已沧为英国殖民地，佛教衰微，泰国佛教选派七位比丘，往斯里兰卡宣扬佛教。
　　拉玛二世在位时，未立王位继承人。王后所生之摩诃蒙骨(Maha Mongkut)，在１８１７年，由父王命令出家为沙弥，在大舍利寺；１８２４年，受或为比丘。(《东现亚佛教史》(泰文)，载《佛轮》月刊２０卷。)除此，又命令修建多所佛寺，大多是拉玛一世时未完成者。
　　拉玛三世(公元１８２４－１８５１)时，下令各地修建多所佛寺。谕令高僧和学者，翻译三藏及特别论
典为泰文(未全部译完)，使佛法能发扬普及。１８３６年，命令修理菩提寺，使此寺成为教育人民知识的宝库，除了僧建佛殿佛塔，寺廊供奉多尊坐佛；更搜集丰富的史诗壁画、古代佛教艺术，将其重新刻划嵌在佛殿、亭台的廊壁上，其中还包括文字、医术及各种技艺等，供人民观赏和研究。王曾多次派比丘往期里兰卡，及供养斯里兰卡来泰国的比丘。(1.《东现亚佛教史》(泰文)，载《佛轮》月刊第２０卷。2.《泰国佛教史》第１５节。)
　　拉玛三世时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出爱的王弟摩诃蒙骨，法号金刚智(Vajiranana)，修学佛法，深入三藏及各种注释，并精通巴利、梵语、英文等。他为了改革佛教，提倡严格戒律，１８２９年创立“法宗派”(Dhammayutika nikaya)，而原有的多数僧团，就称为“大宗派”(Mahanikaya)，至此泰国僧团分成两派，流传至今。(《泰国佛教史》第１５节。)
　　拉玛四世(公元１８５１－１８６８)在登位前，曾为比丘二十七年，并创立法宗派，１８５１年还俗即位。拉玛四世是一位英明之主，但此时西方列强正在泰国积极寻求发展，自１８５５年至１８６８年，英、美、法、德、葡、荷、意等国家，都压迫泰国订立条约，取得在泰国各种特权利益，包括享有领事裁判权在内。
　　王在位时，继续关心佛教改革，制订多种管理佛教僧团规约，劝令僧人严桥梁遵守戒律，加强僧伽教育。对法宗派尤为热心护持，在曼谷及其他重要城市，兴建多所佛寺供养法宗派，如母旺尼域寺(为法宗派总部)、皇冕寺、叻帕提寺、巴通温寺等。１８５３年，他命令修建统大塔，在外层建造一大塔层罩着原有的古塔，此塔装修至拉玛六世时才完成，高约１２０米，圆径２４０米，为泰国最大的佛塔。(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１５节。)
　　拉玛四世时，曾派僧团前往斯里兰卡，与印度佛教徒联络，获得印度赠送佛像和菩提伽耶的菩提树。又传法宗至柬埔寨。(《东南亚佛教史》(泰文)，载《佛轮》月刊第２０卷。)
　　拉玛四世根据佛法的研究，提倡举行“敬法节”(Magha Puja)庆祝，时间订在泰历三月十五日，纪念佛住世时１２５０位阿罗汉弟子于王舍成精舍集会，听闻佛陀重要的教诫。(Magha Puja ，敬法节。Magha为印度三月名，音译末伽。敬法节是纪念佛住时，１２５０位大阿罗汉大约而同地集会王舍城竹林精合，听说佛波罗提木叉教诫。著名的“通诫偈”：“诸恶莫作，众善奉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即在此次集会中宣说，时间在三月月圆日。)
　　拉玛四世在出家时着有巴利文《戒坛决择论》(Simavicarana)，书成后带至斯里兰卡，受到各派僧人的赞誉。又当时泰国僧王着《善逝量论》。
　　拉玛五世(即朱拉隆功王，公元１８６８－１９１０)时代，泰国周围的各车，即印支三邦沦为法属殖民地；缅甸和马来亚，也沦为英属殖民地。泰国在英法两大势力笼罩之下，拉玛五世为了摆脱外国控制，发愤图强，特锐意维新，改革行政，实施新教育，努力建设，废止奴隶制度，更主动利用外交策略，虽然失一些土地和藩属，但终能保持国家独立，所以他在泰国史上是一代英主。
　　五世王同时极力护持佛教，委托在母旺尼哉寺出家的王弟金刚智，在１８８８年，领导编修巴利三藏，将原先的古柬埔寨文字，改为泰文字母，并参考斯里兰卡及缅甸的巴利文写本校订，然后编成三十九册，印刷一千部，至１８９３年完成。这是南传佛教国家，也可说在世界上，巴利文三藏印刷最完务的纸装本之始(早期都为贝叶)。消息传到世界各地，很多信仰佛教画家，外国图书馆，包括欧美各国，都纷纷向泰国请求赠书，以供研究，泰王均下令赐赠。当时有英国佛教学者载维斯(T.W.Rhya Davids)夫妇创立“巴利圣典协会”于伦敦，出版罗字体巴利三藏，同时他们翻译一些经典为英文，泰王亦命令出资支助。(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１５节。)
　　１８９０年，在曼谷大舍利寺内成立“大舍利寺学院”(Mahadhatu Rajavidyalaya)，为大宗派高级巴利语研究中心。１８９３年，又在母旺尼域寺内成立：“皇冕学院”(Mahamakut Rajavidyalaya)，为法宗派高级佛学研究中心。后来这两所学院改为佛教大学。皇冕学院于１８９４年办有佛教《法眼》杂志，并继续出版至今，成为泰国佛教最久的杂志。(1.《泰国佛教史》第１５节。2.Theravada Buddhism in Southeast Asia，第８０页。)
　　公元１８９８年，在尼泊尔迦毗罗卫城遗址一古塔中掘获舍利，有文字记载说明是释迦族佛陀舍利骨，那时印度总理柯尔森(M.Curson)送给佛教信仰的泰国政府。当时日本、斯里兰卡、缅甸也派使至泰国，请求分得一部分，其余的命令在曼谷沙凯寺(Wat Ssket)建金山塔(Bhu Khau Tong)供奉。(1.《印度的佛教》(日文)，讲座佛教Ⅲ，第２５３页。2.《东南亚佛教史》(泰文)，载《佛轮》月刊第２０卷。)
　　１９０２年，拉玛五世命令订立僧团约章，成为法规，传于后世。又命兴建大理石寺，整座佛殿内外及围廊，都用大理石建造，大理石都是由欧洲选购。此寺为曼谷著名佛寺之一，富丽庄严。又建叻母匹寺、贴素磷寺等。(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１５节。)
　　此王时期，僧王着有多种泰文佛学课本及研究书，嘉惠后人学习佛法，作受教育之用。
　　拉玛六世(公元１９１０－１９２５)是一政治家及文学家，着有《佛陀觉悟什么？》、《向军人说法》二书；另有《东方犹太》及《醒吧暹罗》等数种，其中制订了泰文佛学教育基础，为短期出家的比丘和潲弥，作普通佛教教育课本；一般在家佛教徒也可以修读。(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１５节。)
　　拉玛七世(公元１９２５－１９３４)时，由僧王室利薄他那(Jinavara Sirivatthana)领导多位长老会议，再修订改编五世王时代的巴利三藏，使更臻精确完备。然后号召全国人民出资助印，全藏共四十五册(表佛陀说法４５年)，审现在泰国最完备及最新改编的巴利三藏。(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１５节。)１９３２年，因为国内政情，遂改专制为君主立宪。
　　拉玛八世(公元１９３４－１９４６)时，佛教僧伽组织，曾仿国会形式，以僧王为最高领袖，并设有僧伽部长、僧伽议会、僧伽法庭。(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１５节。)
　　期间在京畿府(即曼谷)挽卿县建吉祥大舍利寺(Wat Srimahadhatu)，供奉自印度迎请来的佛陀舍利。
　　１９３８年泰国内阁改组，由銮披汶出任总理。他在执政初期，曾设法促使国内两派僧团俣并为一，但未成功。１９３９年５月２０日。銮披汶宣布将暹罗国号改称为泰国。
　　１９４０年，由政府赞助，以僧王帝须提婆(Tissadeva)为领导，组织“巴利三藏全译泰文委员会”，集合二三十位精通巴利语高僧主持。关于巴利三藏翻译泰文，虽然过去在大城王朝时代，及曼谷王朝拉玛三世时，已经翻译了不少，但多数是经藏部分，律藏和论藏部分极少。而且以前的翻译，因时代不同，文字句法不同，翻译目的不同，因此并不一致，所以必须计划重新全译，或对已译的作选择性采用。至于经费方面，则成立译藏基金会，由佛教徒各方面捐助。于１９５１年，巴利三藏已经全译完成，计律藏１３册，经藏４２册，论藏２５册，合共８０册(表示佛陀住世寿命)。但是全部出版的经费，非常庞大。于是向当时国务总理銮披汶衣求，为了迎接佛纪２５００年(公元１９５７年)纪念大典，必须尽速筹备出版，结果由政府赞助泰币三百万(约相等十万美元)。这样，就由原来计划出版１０００部，增至２５００部。(《东南亚佛教史》(泰文)，载《佛轮》月刊第２０卷。)
　　拉玛九世(公元１９４６－现在)时期，佛教为了发展高等僧伽教育，于１９４６的，法宗派皇晚学校，改为皇冕佛教大学，分为三个部门，七年毕业。次年，大宗派大舍利寺学院，也改为朱拉隆功佛教大学，分为四个部门，八年毕业。两所佛教大学所教科目，包括佛学、佛教语文，及社会各种学科，就读学生，限定为比丘和沙弥。(《东南亚佛教史》，及参见本章《现代佛教教育》。)
　　１９５１年，由政府赞助一半，其余一半篡自民间，在曼谷郊区兴建一所现代化的僧伽医院，专为治疗患病的比丘和沙弥之用。现在病床四百张。医药、住院、饮食等，完全免费。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２２日，现今拉玛九世依泰国佛教传统，在玉佛寺举行出家为比丘十五天，僧王金刚智为传戒和尚。出家后驻锡法宗派母旺尼域寺。十五日圆满，舍戒还俗。(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１５节。)
　　１９５７年，即泰国佛历２５００年，举行盛大庆祝纪念，在曼谷王宫前面广场，自五月十八日起，一连举行七日七夜庆祝，高僧每日轮流诵经讲法，并邀请各佛教国家派代表参加。全国各地亦热烈庆祝，放假及禁屠三天，大赦全国囚犯，又有２５００男子出家为比丘，发行二五佛纪纪念邮票，举行佛教文艺比赛等，全国欢欣鼓舞，普天同庆！(《东南亚佛教史》(泰文)，载《佛轮》月刊第２０卷。)
　　１９５８年，世界佛教友谊会第五届大会在曼谷召开，从１１月２４日至３０日，有十八国代表１８８人参加，提出主要议案：呼呈各国佛教徒努力实现佛陀的和平精神；禁止原爆；南传北传佛教互相我作文化交流；修建美化佛陀诞生圣地蓝毗尼园等。(佛教时代社：《佛教大年鉴》(１９６９)，第２６７页。)
　　５０年代，泰国已渐进入资本主义体系，在銮披汶政府统治时，思想还比较开放。１９５８年８月国防部长沙立发动政变，取得政权后，执行亲美反*政策。泰国僧团高层内部因为受到流行思潮的影响，宗派之间时有摩擦，发生斗争，延续数年。政府曾下令逮捕三位大宗派僧人，被指为共产党同路人，１９６０年僧伽内阁褫夺他们的僧籍，理由是他们曾于１９５６年９月，应邀参加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举行的佛教座谈会，见到当时大陆佛教发展的情形，会后在中国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谈话，称赞中国共产觉的宗教自由政策，回国后又的发表专文报导，之后亦株连到他们的老师，即著名的佛教学者高僧披莫丹(Phra Phimoldham)，１９６３年夏亦遭拘捕，罪为是“挑拨公众，违抗政府，”罢黜出僧伽内阁、大宗派大本山摩诃他寺住持、朱拉隆功佛教大学校长等职，褫夺僧籍。１９６４年，军事法庭宣判以前三位至中国的僧人无罪释放；二年后，披莫丹长老亦判无罪释放，轰动一时的披莫丹共产党案至此结束。(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１２１－１２２页，东方出版社会，１９９７年版。)据报告披莫丹在拘留所几年中，除了不自由，每日仍勤于禅坐，研读经论。获释后回到摩诃他寺，仍受到各方僧俗的尊敬，生活态度自若，教学不倦，但婉拒与外界联络。作者于１９６０年赴泰修学南传佛法，亦因他的核准许可，且同住在一寺中。
　　１９６２年颁布了新的僧伽法令，在次年一月一日执行。新僧伽法令内容有：国王从有名望的大长老中选出一名僧王，和为僧伽领袖。大长老会议代替了僧伽内阁，只对僧王起咨询作用，国家宗教厅长担任大长老会议的秘书长。在各地方僧伽组织中，任命一名督察，负责监督僧伽的宗教活动。政府教育部有权辅助僧王的任命及对僧伽财政补贴，按委任僧职的级别领取政府薪金。依新法令，军政府对僧伽就更容易管理了。(同上，第１２２－１２３页。)
　　１９６４年，僧伽与政府推出“传法使计划”，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1.选拔对国家和佛教忠诚及解行优秀的僧人，特别是两所佛教大学毕业僧，又具有方言能力者，派往各府、市、县、乡村宣扬佛法。2.组成多个僧人小组，分赴全国各地区工作。１９６４年有１７５名，次年有８０２名，最多时达２０００销售员，3.传法使的具体任务，是向村民讲解佛法，奉行五戒，常行布施，热爱佛教，对国家和国王效忠，进行精神与道德的净化，改造犯罪，同时亦阻止共产党主义思想在国内的散播。(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１２１－１２２页，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近十多年来，泰国亦很热心推动佛教向外国发展。在１９５６年以前，就有泰国比丘们往马列来亚及新加坡弘法，发展至今，在槟城、新加坡、吉隆坡、怡保等处，已建筑十多所佛寺，而信众多数为华人。１９５７年，印度政府在菩提伽耶圣地，献地１７，０００方米，欢迎泰国佛教往建佛寺；１９６０年，在泰国政府资助下，建成一所非常庄严的“佛陀伽耶泰寺”(Wat Thai Buddhagaya)，常派遣比丘长住弘法。１９６４年，有泰国比丘智成就(Nanasiddhi)领导，在伦郭成立“佛光寺”(Wat Buddha Padipa)，轮派五、六位比丘长住，经常演讲佛法及教授止观，经费亦由泰国政府资助。(《东南亚佛教史》(泰文)，载《佛轮》月刊第２０卷。)
　　１９７５年中泰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佛教重新开始交往。１９８０年中国佛教协会赵赴初会长到曼谷出席世界宗教和平会议常务理事会，受到泰国佛教界的热烈欢迎。次年泰国佛教僧侣代表团亦访问中国，受到泰国佛教界的热烈欢迎。后来泰国佛教徒曾多次组团访问中国。１９８７年赵赴初会长率团到曼谷参加国际佛教学术交流会，并进行一周的访问，受到泰国多个佛教团体的欢迎，僧王也亲自接见。为了增进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中国佛教协会于１９９０年６月，派出云南傣族上座部佛教青年学僧十名赴泰国留学。他们在泰国学习三年，主动脉是学习巴利语及南传佛教教义等。(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１４１－１４２页。)
　　现在泰国佛教徒占总人口约９５％以上，有僧人２８０，０００，其中比丘１８０，０００，沙弥１００，０００。泰国有佛寺约２５，０００所，佛塔１００，０００座。(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１４４页。)
　　第二节　　僧伽组织与国家的关系
　　一、略史：泰国佛教僧伽组织，自公元１３世纪中叶，素可泰王朝成立，传入斯里兰卡上座部系佛教后，即正式为国教。当时僧伽组织，即由国王尊封一位德学具足精通三藏的长老为僧王，另又尊封府开及地方初级僧官，形成全国僧伽行政组织系统。至大城王朝时代，国王扩大，佛教列为发达，僧伽数量大增，僧伽行政组织除沿袭素可泰王朝旧制，另对宏扬佛法有功僧人及具足德学的比丘，概给予尊封僧伽爵位，分为九级：僧王、副僧王、公、侯、伯、子、男、及师尊一级、二级；并依僧爵高下，由国家制定食俸。曼谷王朝成立后，亦沿袭旧制。到拉玛七世时，泰国改为君主立宪，之后佛教亦制订僧伽宪章，设立僧伽内阁、僧伽议会等，于１９４１年颁行。这种组织，是仿照国家的组织，而予以简化。(陈明德：《泰国僧伽行政史略》一文，《海潮音》第４３卷８月号。)
　　二、僧伽行政组织：泰国僧伽行政组织，分中央僧伽行政与地方僧伽行政两部分。中央僧伽行政，以僧王为全国僧伽领袖，僧伽内阁十位，即僧务院长、僧伽内务部长、僧伽宣传部长、僧伽教育部长、僧伽福利部长，另次长五位。僧伽议会，由四十五位僧伽委员组成。僧伽法庭，分初审、上诉审、最高审三级。至于地方僧伽行政：分九省、七十一府、县、区、乡、佛寺、依层次录属管辖。(1.陈明德：《泰国僧伽行政史略》一文，《海潮音》第４３卷８月号。2.《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日文)，第１１０－１１１页。)
　　以上这种新制，本较合乎现时代，可是１９６０年，泰国僧团宗派这间高层领导者，发生严重摩擦，甚至互相借政治势力倾轧，遂于１９６２年，修改僧伽宪章，多项仍恢复过去僧王的集权。其组织简介如下：
　　僧王是佛教最高的领导者，由国王尊封，终身职位。下设僧伽最高机构，称为“大长老(僧伽)会”(Mahathera Samagama)，有十三名委员，僧王任主席，四位副僧王为当然委员，其他八名由推选产重任地期二年，对于僧伽的行政、教育、宣传、福利、戒律、规章等等有决议权。政府宗教厅厅长为此会之秘书长。在大长老之下又设僧伽议会，分为二组，即大长老会议及小组委员会(即对大长老会议提出各种议案之前，对该议案的审议，征询佛教僧伽学得及旁听得意见)。在大长老会下，又设僧伽法庭，保持以前之初审、上诉审、最高审三级。在大长老会下，又设僧伽法庭，保持以前之初审、上诉审、最高审三级。在大长老会与地方僧伽组织之间，设有大教区僧伽会，即全国分为中部，北部、东北部、南部四大教区，大宗派设四大教区，各有僧长一位；但法宗派僧众少，全国只设一位。此五名大教区僧长，直属大长老会，或由大长老会委员担任。在大教区之下，即属地方僧伽组织，大宗派全国分为十八个管区，法宗派分为四个管区，共有管区僧长二十喜形于色中。依次是府僧伽会、县僧伽会、乡村僧伽会、各佛寺僧伽。在大长老会之下，又专设巴利文教学总管处、佛学教学总管处，佛教使节局(派遣僧人到国内外弘法。)
　　至于两派佛教及僧数。依泰国教育部宗教厅１９６４年调查，全国有佛教寺２３，４５４所，比丘１６６，９７５人，沙弥８５，１２７人，共计２５２，１０２名。１９６８年，佛教星期日学校事务局最新调查如下。
　　(大宗派)(法宗派)(共计)
　　佛寺：２３，０８２　１，０２３　２４，１０５(寺)
　　比丘：１６６，４５９　８，８０７　１７５，２６６(比丘)
　　沙弥：８３，２１３　４，４４８　８７　６６１(沙弥)
　　男少年：９６，７３３　８，０９５　１０４，８２８(人)(佛教时代社编：《佛教大年鉴》(日文，１９６９)，第８１８页。)
　　三、佛教与国家的关系：泰国自立国以来，历经七百多年，都以佛教为国教，成为传统的习惯。现在泰国宪法第七条规定：“国王须信奉佛教；且是宗教的拥护者。”又规定：“……人民有信仰宗教及举和礼拜完全之自由……。”因为不准僧人参政，所以第九十条第三项有：“比丘、潲弥、修道者不得行使选举权。”(《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２５４－２５５页。)
　　泰国佛教僧伽，除了自己不僧伽行政组织外，政府亦设有宗教厅(属教育部)管理各宗教事务。宗教厅的组织设厅长一人，辖下分为一处和六科：(１)秘书处：分文书级、统计组、法律组、财库组；法律组专为维护各宗教权僧而设。(２)宗教教育科：分学术组、图书组、研究组、宗教学校组；协助全国比丘沙弥教育，筹备校舍经费；外国留学僧奖金，也由本科承办受理。(３)宣传科：分教师组，促进教育指导组；本科职员多数是以前出家时获得高等巴利文学位，舍戒还俗后，协助宣扬佛教文化教育工作。(４)宗教赞助科：分典礼组、救济组、宗教事务组；负责国家(王室和政治)与佛教等各种宗教礼仪，筹备布置；发给全国僧爵、僧职薪俸及供物；救济遭受灾难的佛寺和僧人。(５)宗教财产科：分佛寺财产登记组、薄记组、中央僧伽利益组、地方僧伽利益组；代僧人处理全国寺产财产登记、租收，以及代处理僧俗财产的纠纷。(６)僧伽秘书科：分中央组、僧伽事务组、佛教经典组、资助教育组、公共利益组；大长老僧伽仁义等，本科先派人布置，仁义时记录，及协助僧伽推行事务，承受执行僧伽命令。(７)建设科：分佛寺建筑组、佛寺修理组、设计组、联络组；负责兴建及修理佛寺、佛塔、佛教纪念胜地，设计图案模型，调和搜集宗教资料，与上级联络，及推行在外国建寺传教工作。(净海：《佛国日记》，载《海潮音》第４５卷３月号。)
　　因为宗教厅是管理全国各宗教的事务，虽然宪法规定佛教为国教，但对其他宗教，政府一样尊重人民信仰宗教自由，给予援助。依１９６０年全国人口调查，共２６，２５７，１９６人；１９６７年调查为３０，５７０，８４６人，佛教徒占９３。５％，伊斯兰教徒３。９％，基督教徒０。６％，其他２％。(《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１２３页。关于泰国伊斯兰教徒，多数集中于马来西亚达境之五、六府，因过去此地曾属马来人统治，后为泰人征服。基督教徒多数为华、越人。另有曼谷等地，约有三、四十万印度人及印裔，多信仰印度教。)
　　政府每年对各宗教都有援助预算，例如１９５８年如下：
　　Ⅰ.援助宗教支出：
　　佛教：佛寺修理及维持　泰币　９，０００，０００铢
　　佛学院、巴利文佛学院　泰币　５００，０００铢
　　佛教僧团费　泰币　１００，０００铢
　　二所佛教大学　　泰币　４００，０００铢
　　伊斯兰教：　泰币　４９５，０００铢
　　基督教：　　泰币　４５，０００铢
　　(共计泰币)　１０，５４０，０００铢
　　Ⅱ.僧俸及行政等支出：
　　僧俸　泰币　４，４２２，０００铢
　　僧伽行政　泰币　１０，９８８，０００铢
　　献迦絺那衣(袈沙)仪式　　泰币　１０，９８８，０００铢
　　僧扇　　泰币　　６５８，０００株
　　宣法　泰币　４０，０００株
　　国际会议　泰币　３５，０００株
　　资助外国留学僧　　泰币　１２０，０００株
　　(共计泰币)　　１６，４８３，０００铢(《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１１４页。上列佛寺修理及维持费，仅指是年政府之援助预算。多数佛寺修理及修持费，还是靠佛寺本身经费及信徒净施。但有１４９所王家佛寺，其中多为著名佛寺，如缺乏修理及维护费，则由政府津贴。所谓王家佛寺，乃由历代王室人员献建，或由王室领导募建。)
　　四、大乘佛教在泰国；虽然大乘佛教于公元十三世纪已在泰国灭亡，但还有些形式和观念未随着绝迹，如愿生佛土。曼谷王朝第四世王时，有些佛教徒在虔诚礼佛时，发愿成佛。除此，不家人相信佛教徒贤明的国王是菩萨、或佛的化身，在吞武里王朝及曼谷王朝第三纪王时，也有人称僧王为佛的。另有些不包括在巴利三藏内的经典，如有些不包括在巴利三藏内的经典，如《福德轮经》、《三藏顶经》等，说人仅念诵或书写经典，就可获得可思议的功德，这些都是大乘佛教遗留下来的观念。(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１６节。)
　　大乘佛教传入泰国的另一个时期，是由近代越南和中国佛教徒带进。在吞武里王朝时，因越南发生叛乱，有越南王族和人民至泰国颇多，佛教也传自中国，乃至吞武里建一寺。曼谷王朝第一世王时，又有很多越人至泰，在曼谷建二寺。这三所佛寺，都是华越人共建，主持者则为越僧，用越南佛教仪规。至三世王时，越人又在曼谷、北碧、尖竹汶三地，各建一佛寺。(1.同上。2.《泰国华僧弘教简史》一文，载《海潮音》第５３卷９月号。)
　　至拉玛五世时，有中国南粤续行和尚至泰，具足戒行修持，受中泰人民敬仰，乃集资在曼谷建永福寺，后又修甘露寺。不久华僧至泰渐多，遂发起兴建龙莲寺，八年始成，为全泰最大华寺。开光之日，五世王赐该寺泰名外，并敕封续行比丘为“华僧尊长”，又封其他二华僧为左、右二尊长。越南出家人，亦在同一时期下谕敕封。不久续行又往柳兴建龙福寺，未久即圆寂，趺坐安详而逝。第二位华僧尊长果悟比丘，深有禅定功夫，亦获泰国王室、中泰人民敬仰。(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１６节。)
　　至九世王时，华僧普净法师升任华僧尊长后，曾在北碧建普仁寺，奠石结果，可依律传授戒法，并被泰国封为传戒和尚，因此可度泰地华人出家，发给度牒；以后又建立化僧舍、仙佛寺；１９６０年，在曼谷效区，又兴建规模宏伟的普门报恩寺，至１９７０年始告完成，恭泰王驾临主持落成大典，盛况空前。(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１６页。)今日在普净门下出家的华僧，约近二百位，分住在处华寺，产且依泰国的风俗，多数为短期出家。泰地华裔青年出家，多数在小时候受泰文教育，对中文及在乘佛法认识不多。普净尊长很得当地佛侨皈信，弟子众多，法缘极盛。为了今后大乘佛法种子继续在泰国发芽生长，理应该注意发展华僧教育之事。
　　在曼谷的华侨教徒，亦成立很多佛教社，宣扬大乘佛法，其中重要的，如中华佛学研究社，龙华佛教社会，过去多年经常定期举行信徒集会，研读佛法、念诵、讲说，有时国内或其他地区有高僧至泰，除接待食住及旅游活动等，常被邀请为华侨讲经说法。
　　华裔青年陈明德居士，精通中、泰、巴、英等语文及大小乘佛法，在皇冕佛教大学任教多睥，教授大乘佛法及佛教史。曾译中文《金刚经》用《维摩诘经》等为泰文，(其中《维摩诘经》泰译本，曾获全泰国青年文学杰作第一奖。)并经常至各地佛教文化学术研究机构演霁大小乘教义，全国拥有极多读者和听众，惜其不寿，于七、八年前去世，为中泰佛教一大损失！
　　总之，华人、越人的大乘佛教在泰国的弘扬，其信仰的人众和影响，主要还是在华、越人本身的范围内，泰人信仰大乘佛法的极少。
　　第三节　现代佛教教育
　　现在泰国佛教教育的情形，可分下列四个方面来叙说：
　　一、佛学院：佛学院在全国普遍设立，多数设在规模较大和僧众较多的佛寺里，僧众少的佛寺，可至邻近的佛学院就读。佛院落分为初期、中级、高级，僧俗都可报名入学，除了课本自备，学费全免。凡新出家者，规定都要就读，不限年龄。每年开学时间大约是在七月安居时开始，至下二月中终止，教学仅约半年时间。学期结束时，每年举行一次全国大会考(短期出家还俗都有可不参加)，甚为严格。及格者每年约占２５％左右；不及格者来年仍须就读原级，考多少次不返限制，因为这是出家修学佛法的基本教育。佛学院落各级人数不受限定，多者七、八十人，少者三、四人亦开班。教课者，亦多由佛寺中佛学适度较高的比丘担任，并由常住供养饮食及微少零用，或向宗教厅申请补助。
　　佛学校课程内容如下：
　　初级：佛陀格言、佛学、佛传、佛律、仪规。
　　中级：佛陀格言、佛学、佛弟子传、结集论，戒律、仪规。
　　高级：佛陀格言、佛学、佛及弟子传、结集论、戒律、僧团组织章程。
　　依１９６７年统计，全国共有佛学院４，０５６所；出家及在家学生(在家各级不读戒律，或以其他科目代替)如下：
　　出家(比丘、少弥)在家
　　初级１１２，７３６名　初级１３，９１０名
　　中级２０，３８３名　中级２，９４２名
　　高级１１，５５５名　高级９５３名
　　共计１４４，６７４名１７，８０５名(依佛教时代社编《佛教大年鉴》(日本，１９６９)，第８１５页。)
　　二、巴利文佛学院：依１９６０年统计，全国共有巴利文佛学院５４９所，修业比丘和沙弥２２，１４２名，教师１，８０７位。(净海：《佛国日记》，《海潮音》第４５卷。)设在规模较大和僧众较多的佛寺里，其他佛寺的学僧实行走读。学僧课本自备，学费全免；教师的饮食及少数零用由常住供给，或向宗教厅请求补助。巴利文佛学院，一向不准在家信徒就读。每年开学时间，约在阳历六、七月间，至次年二月终止。巴利文由初级基础至最高程序，分为九级；初级至五级，规定须入巴利文佛学院就读，听教师讲解，六级以上，着重自己研究，或请人教导，或成立小组请专家指导。就读巴利文佛学院，都为青年比丘和沙弥；中年老年出家者极少学习。每年学期结束时，举行全国大会考一次，参加考试的及极比率，只约占２０％左右。考不及桥梁的，仍须继续在原级就读，年数不限。考取三经以上者，尊称为“大比丘”(Maha-bhikkhu，泰语称Phramaha；沙弥考上者，受比丘戒后，即升为大比丘)，并且由僧王或国王颁赠巴利文学级僧扇。考取高级别的巴利文学级，是极荣誉之事，受僧俗尊敬。现将巴利文九级课程内容简列如下：
　　一、二级；基础巴利语文法(一至二级，不举行大会考)。
　　三级：法句经注，一～八册。
　　四级：法句经注，第一册；吉祥义明解，第一册。
　　五级：吉祥义明解，二～三册。
　　六级：法句经注，五～八册；一切善见律注，三～五册。
　　七级：吉祥义明解，一～二册；一切善见律注，一～二册。
　　八级：一切善见律注，一～二册；清净道论，一～三册。
　　九级：清净道论，一～三册；阿毗达磨义广明；阿毗达磨复注。(《社会评论》杂志(泰文)特第四号，关于《佛教与泰国社会》专号(１９６６年８月)。依著者过去所知，现在巴利文九级的课程，有些已经重新变动。其中一至三级，着重文法基础及巴利语译泰文；四至七级着重巴利文诵及泰文译巴利文；八、九两级，除巴泰互译，并用巴利文写作诗偈或韵文。)
　　三、二所佛教大学；即皇冕佛教大学和朱拉隆功佛教大学，专为教授青年比丘、沙弥世间的知识及化学的知识。
　　皇冕佛教大海陆空定名，是纪念拉玛四纪的，因他未登位前，曾出家为比丘二十七年，创立法宗派。他的前身就是皇冕学院，于１９４６改为佛教大学，设在法宗派总部旺尼域寺。学制分先修科一年，教授初中速成各课程；预科二年，教授高中带成各课程；大学正科四年。完成七年教育后，获得佛教学士位。在佛教大学就读，除书籍自备，学杂费全免，正科四年主要课程有佛学、巴利文、英文、梵文、因明、宗教比较学、科学、哲学、论理学、心理学、数学、教育学、理化、史地、佛教史、动物、植物、生理学等。皇冕佛教大学现有学僧约五百多人。
　　朱拉隆功佛教大学，是纪念拉玛五志的，１９４７年由大舍利寺学院改成。现在分为四科：1.巴利中学六年，所教课程同一般社会中学，但增加巴利文佛学为主要科目。2.先修科二年，初中课程速成，增加巴利文、佛学、教师学。3.预科二年：高中速成，增加巴利文、梵文、佛学。4.大学正科四年，课程有巴利文、梵文、佛学、泰文、英文、史地、科学、法律、哲学、宗教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学等。现在学僧一千一百多人。正科四年教育受完后获得佛教学士位。
　　四、佛教星期日学校：佛教星期日学校是在十年前，由两所佛教大学利用大学的校址和教师，招改一般社会少年儿童和成人(包括男女)，在星期日来寺听讲基础佛学，以及社会其他的实用学科，课程由浅至深，分班次上课，各班每次上课三小时。在上课前，先由僧人领导作简单的念诵仪式。这种佛教星期日学校发展至今，在曼谷及其他各地重要城市，已成立了多所，对一般人民施以佛教教育和道德熏陶，收效很大，报名就读的人也非常踊跃。
　　现在泰国新育制度，是由国家教育部统一管理，但国还有一半以上的小学和中学，仍庙在佛寺里；其中也有不少是由佛寺主办，受国家教育部属下管理。
　　第四节　佛教徒生活的实践
　　泰国是南传上座部佛教兴盛的国家。国民传统习惯，男子一生中都要出家一次，认为是人生中的一件重要大事。出家时间的长短，随个人自愿。比丘或有二二七条，沙弥有十戒。出家一年称初腊，须依师而住；五年称中腊，满十年称上座。出家后，四事供养(食、住、衣、药)及日用物，皆来自信施者(父母亲友及信徒)。饮食由托钵而得，可食鱼肉；但不可自行杀生，不得食人、马、象、蛇、虎、猫、狮子、犬、豹十种肉。
　　每日早晚两次行持，每次约半小时；每月举行诵戒。一个月有四次佛日，在家信众带着香花往佛寺礼佛诵经，受持五戒或八关斋戒，听僧人说法。广播电台及电视台，在佛日及特别节日，都请僧人向民众广播说法，或安排播放佛教节目。关于佛教重要的节日，一年中有三次，即泰历三月半为敬法节；六月半为敬佛节(纪念佛陀诞生、正觉、涅槃)；八月半为敬僧节。这三个节日，是代表对三宝的礼敬，国家都定为特别假日。全国放假，举行庆祝。敬僧节次日，即进入僧人三个月安居期。在安居前一两个星期中，发心短期出家人的特别多，全国僧人会增多五、六万。有些政府公务员，如以前没有出过家的，这时也可以特别请假三个月，入寺短期出家。安居三个月期满后，即舍戒还俗。出安居后一个月期中，全国僧俗流行举行献“功德衣”仪式，每所佛寺都举行。泰王及王后亦每年分别轮流至著名佛寺亲自主持功德衣仪式，向僧人供养衣物等。
　　国家重要节庆，乃至人民平常婚丧喜庆之事，大多请僧诵经供养，增加功德福利，或超度亡者。
　　除以上行事，一般青年出家人，多数是学僧，接受僧教育；中老年僧人，多数是担任寺务及弘未法工作，也有专心修持或研究经教的。也有些知识差的出家人，为了仰合俗人，替人看相算命及念诵经咒的。泰国没有比丘尼尼及沙弥尼制，但有一种长期或终生受持八关斋戒的学法女，她们剃光头发，穿着白衣(不是袈娑，是一块长甚至也有部分接受信施者的供养；听说在乡下这种持八关斋戒的学法女，也有出外托钵的。据说全国这种学法女约有二万人左右，她们可就读泰文佛学院，也可随自愿蓄发返家。一般人认为她们这样的生活，也是出家的一种(西人佛教徒称她们为尼)，但在南传佛教律制上，她们仍归属为优婆夷。这可说是在南传比丘尼制度断绝传承后，一种方便女子出家的形式。
　　泰国也有在家佛教徒组织，如“泰国佛教总会”及“佛教青年会”。此二佛教团体，在曼谷都有很大的会址，分会散布全国各府，定期集会演谭或研讨佛法，或请僧人说法，并为有佛教杂志及出版佛教小丛书等。此外还有“佛教妇女会”及很多地区性的佛教组织。１９６４年，“世界佛教友谊会”亦迁移至泰国设会址，并有人长驻办公，与世界各国佛教徒保持联系，每两年或三年，定期召开“世界佛教友谊大会”一次，会长一职由现今泰王之姑母苾莎迈笛斯库尔(H.S.H.Princess Poon Diskamais Piul)公主长期担任。现今在曼谷正筹建永久会址，经费由各国佛教徒募集，泰国政府并有津贴补助。

第四篇　柬埔寨佛教史
作者：净海


第一章　扶南时期的佛教
　　(公元１世纪顷～５５０年)
　　第一切　国土与民族
　　柬埔寨(Cambodia,Kambuja)在公元１世纪时即已建国，汉时称“扶南”，隋及唐初称“真腊”，中唐时称“吉蔑”，元时称“吉学智”(或甘孛智)，明代万历以后称“柬埔寨”，而柬干埔人则始终自称“吉蔑”或“柬埔寨”。泰人、越人、华人称其为“高棉”(Khmers)，是“吉蔑”的转音，西人则称“柬埔寨”。大概“吉蔑”是指种族名，“柬埔寨”为国家名。(吉蔑之名，《旧唐书·真腊传》(卷１９７)：“南方人谓真腊国为吉蔑国。”《新唐书·真腊传》(卷２２２下)：“真腊亦曰吉蔑，本扶南属国”。柬埔寨之名，元代周达观着《真腊风土记》中说：“其国自称甘孛智”。《明史·真腊传》(卷三二四)：“其国自甘孛智……万历(１５７３～１６１９)改为柬埔寨。”按柬埔寨之原名，在柬埔寨本国中很早就采用，最初记录此名称的，为公元８１７年芽庄之一碑文。又公元十二世纪中叶，柬埔寨与斯里兰卡交通频繁，《大史》中常用柬埔寨之称。又按柬埔寨一名，出自梵语Kamboja。)
　　柬埔寨建国近二千年，是东南亚最早的古国之一，有过辉煌的文化。一般历史学者在多把柬埔寨的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扶南时期，二、真腊时期，三、安哥时期，四、安哥以后时期。(D.G.E.Hall: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如将法国侵入柬埔寨开始殖民统治算起，中经１９５４年独立至现在，列为近代时期，柬埔寨历史则可划分为五个时期。
　　以上五个时期，柬埔寨的历史连贯性及文化和相似性，是无可置疑的，但各个时期统治疆域的范围，变动很大，有时地区颇广，有时境域很小，都城也常设置在不同的地方。考古海陆空上证实，古代扶南文化遗址，大部分位于湄公河三角洲地带，不全在今日的柬埔寨境内。(陈正祥：《真腊同土记的研究》，第９页。)
　　现在柬埔寨的疆土，位于印支半岛南部，介于北回归线与赤之间。其中与越南中部为界，西临暹罗湾及泰国东部，南毗越南南部，弱与泰国东北及老挝西部接壤，经纬度为东经１０２.２０度至１０７.４２度，北纬１０.５０度至１４.２５度。全国总面积１８１，０３５平方千米。
　　柬埔寨的人口，依１９９６年估计，是１０，４００，０００人。柬埔寨的民族，主要是吉蔑族(Khmers)。他们渊源于古代印度的文荼族(Munda)、马来族、波尼西亚族(Polynesians)进入柬埔寨后与土著民族之混合种。吉蔑人与下缅甸及泰国境内湄南河流域的居民孟族(Mons)，在种族关系上很密切，似乎吉蔑族与孟族之间两族的祖先，有一个时期在中印半岛中部及西部存在过，后来泰族自中国边境南徙，渗进两国之间，迫使吉蔑人住在中印半岛及泰国之中部，而孟族居西部。现在无法证明吉蔑人与越南人在血统上的关系。(1.Sir Charles Eliot:Hinduism and Buddhism,Vol.Ⅲ第１００页。2.Brian Harrison:South-East Asia,第３５－３６页；中译《东南亚简史》第３７－３８页。)吉蔑人过去曾与越南的占婆族(Champa)及泰族不断地发生战争，致使民族精华受到很大的损伤。
　　关于吉蔑族的来源，历史学者迄今尚未有确定的诊断，而一般认为，吉蔑族虽是外来移民，但很早就定居于现在柬埔寨境内，与当地土著混血而成。公元７世纪初，真腊王质多斯那(Citrasena)兼并扶南以后，原属扶南各部的人就以吉蔑族人为中心，渐渐在血统、政治、文化上融成一个单一民族。因长期的血统杂及战争耗损，纯粹的吉蔑族人已日渐减少。现在吉蔑族人占全国人口的８０％，语言亦以吉蔑语为主。(除柬埔寨境内吉蔑族人之外，另在越南南方有吉蔑族人约４０万，在泰国东南，也有吉蔑族人约３０万，成为越、泰车的少数民族。)由于吉蔑族占人口绝大多数，所以柬埔寨在历史上亦长期称吉蔑族人，即我国所称之高棉或高棉人。
　　在柬埔寨境内，有２０多个少数民族。其中泰族人，大多属于老挝族，由老挝移人与泰国接壤的地区，也有不少泰南人杂居。占族为古代占婆国遗留种族。越族(Annan)，多居住沿海，思想与习惯颇受中国文化影响。在柬埔寨的华侨及华裔，统计约５０人，以福建及湖州籍人居多。首都金边有址余万华人。
　　关于柬埔寨的古代历史，本国记载非常缺乏。现在首先依凭的是中国史籍中的有关记录，其次是柬埔寨已发殃的碑文及发掘出来的遗物。通过近代历史学者对东南亚史的研究，经过整理和考订，虽不能详实，然已能对柬埔寨的历史已有一个简要的轮廓。
　　古代东南亚各国，除越南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以外，其他国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包括宗教、语文、艺术、政治、哲学等，其中宗教文化方面的影响最为深远。柬埔寨在古代东南亚是首先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国家之一。柬埔寨的语文，是从梵文、巴利语等改变而成，语言系统属陵园吉蔑语(Mon-Khmer)，和泰国及下缅甸的孟族人相近，都与印度的文荼语(Munda)有关，同属澳亚语系(Austro-Asiatic group)。(山本达郎编：《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８１页。)印度的梵文，曾在古代的柬埔寨盛行，至少在王廷中被采用，这可由出土的梵文碑铭做有力的证明。
　　第二节　　扶南时期的佛教
　　扶南(Funan)一名的起源，首见中国正史《三国志》卷６０之吕岱传。吕岱在公元３世纪上叶孙权时(公元２２２－２５２)为交、广刺史，曾“遣人从事南宣国化，暨缴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三国志》卷６０，即《吴志》卷１５吕岱传。)吕岱所遣派的使者，为从事朱应及中郎康泰二人。《三国志》虽未着录二人之名，然《梁书》卷５４有记此事说：“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泉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梁书》卷５４，海南诸国传总叙。考朱应撰有《扶南异物志》、早佚。康泰有《吴时外国传》、《扶南土俗》、《扶南传》、《(康泰)扶南记》、《吴时外国志》、《扶南土俗》、《扶南传》、《(康泰)扶南记》，以上恐是同一书籍，而称呼不同，早佚；然《隋书经籍记》及《唐书艺文志》，曾引用以上诸书之句。康泰为康居人(见《北平图书馆刊》第四卷第六号，向达撰《汉唐间西域及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同吕岱传中所说，孙权于黄龙３年(公元２３１)召吕岱还，可证遣使之事，应在此前。(伯希和作《扶南考》(Le Fou-Nan)发表于远东博物院之校刊，冯承钧译，收在《史地丛考续编》。附录一，认为遣使推为公元２４５－２５０之间，今有人考证其误。)
　　扶南的名称，虽于３世纪上叶初见于中国正史，然依中国史籍及柬埔寨出土碑铭考订，知扶南之建国，最迟不会晚于１世纪，(同上，第２９页。)只是到公元３世纪才与中国有外交关系。到了第３世纪至第６世纪中叶(从后汉末至南北朝终)，扶南成为南海中称霸的强大王国。
　　扶南是音译，出于柬埔寨语之Phnom，意思为“山”，经转音读为Funan，中译扶南。根据印度及东南亚古代习俗，人们非常崇拜山岳，所有宗教建筑圣地，都在高山上，表示神圣崇高。这种传统，也使很多国王都加以“山岭之王”的尊称。Funam即是“山都”之义，以山为国号。(1.许云樵着《南洋史》卷上，第１０页。2.杉本直治郎：《东南亚细亚研究Ⅰ》第４００－４０１页。又按艾莫涅(Aymonier)认为“夫南”之名，纯为华语，取扶南之义。但有人考左三思三都赋中的吴都赋称“扶南”；义净《南海寄归涔法传》卷Phnom音译。)
　　关于扶南建国，《晋国》卷９７“扶南传”记：“扶南西去林邑(Lin-Ⅰ，即占婆Campa)三千余里，在海大湾中(按指暹罗湾)，其境广袤三千里，有城邑宫室。人皆丑黑，拳发裸身，跣行，性质直，不为寇盗。以耕种为务，一岁种，三岁获。又好雕文刻镂……文字有类于胡(胡指西域)；丧葬婚姻略同林邑。其王本是女子，字叶柳；时有外国人混溃者，(《晋书》记混溃：《南齐书》、《梁书》、《南史》记混填；北宋《太平御览》等引康泰《扶南土俗》则用混慎。伯希和比定，认为混填与Kaundinya对音是较正确的，见杉本直治郎著《东南亚细亚研究Ⅰ》，第３４３－３４４页。)先事神，梦神赐之邑。叶柳率舶入海，混溃且诣神祠，得弓，遂随贾人泛溃纳以为妻，而据其国。”
　　《梁书》卷五四扶南传记载：“扶南国俗本裸体，身披发，不制衣裳。以女人为王，号曰柳叶，年少壮健，有似男子。其南曰徼国，有事鬼神者，字混填……乘船海，遂入扶南外邑，柳叶众见舶至，欲取之，混填即张弓射其舶，穿度一面，矢及付者。柳叶大惧，举众降混填。混填乃教师叶穿布贯头，形不复露。遂治其国，纳柳叶为妻，生子分王七邑。其后王混盘况，以诈力间诸邑，令相疑阻，因举兵攻并之，乃遣子孙中分治诸邑，号曰小王。盘况年九十余乃死，立中子盘盘，以国事委其大净范蔓。盘盘三年死，国人共举蔓为王。蔓勇健有权略，复以兵威攻伐傍国，咸服属之，自号扶南大王。乃治作大船，穷涨海，攻屈都是昆、九稚、典孙等十余国，开地五六千里。次当伐金邻国。(屈都昆，略和屈都、都昆，即汉书地理志之都元，在今马来半岛。九稚应力九离之论，或位于半岛西岸。典孙，亦作顿孙，史勒格(Schlegel)尝考为面缅甸的Tenasserim。金邻，亦作金潾或金陈，考即金地(Suvarnabhumi)，位置未确定，或为现缅甸的直通，或为泰国的佛统。)蔓遇遇疾，遣太子金生代行。蔓姊子旃，时为二千人将，因篡蔓自立，遣人诈金生而杀之。蔓死时有乳下儿名长，在民间，至年二十，乃结国中壮士袭杀旃。旃大将范寻又杀长而自立。更缮治国内……”
　　从《晋书》及《梁书》记载，法国著称名汉学家伯希和作《扶南考》，(伯希和作《扶南考》(Le Fou-Nan)发表于远东博物院之校刊，冯承钧译，收在《史地丛考续编》。)推定混填至扶南的时代，最晚不会迟于公元１世纪。伯希和并断定混填一名，即是梵文憍陈如(Kaundinya)的对音，此名出于印度婆罗门种姓。按公元１世纪前后，印度人已渐东移，定居东南亚，其后东南亚各地便了一些印度化国家。混填(或(憍)陈如)至扶南为王，是为印度统东南亚及其文化影响最深远之事。
　　扶南早期的疆域，依考古学上所得证据，初于交趾支那(Cochin-China)的南端，以移往湄公河三角洲地带，(遗址在大部分散于此)，再后逐渐扩展到现在的柬埔寨和越南。《梁书·扶南传》说：“在日南群之南，海西大湾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余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广十里，西北流东入于海。其国轮广三千余里，土地洿下而平博。”依学得考证，其中所说里程固不足据，而方位可取。海西大湾即指暹罗湾，大江应指澜沧江下游的湄公河，自西北流，东南入海。依柬埔寨马德望省一出土碑铭说，最早的都城梵名为“毗名耶驮补罗”(Vyadhapura),意即“狩猎者之城”。《新唐书》卷二二二下扶南传说：“治特牧城，俄为真腊所并，益南徒那城。”特牧城经学者考证即耶驮补罗，大约在现在的波罗勉首巴南附近。最后都城那城，梵文为“新城”(Navanagara)之义，在今安波利(Ankor Borei，可能为梵语Nagara-Puri的音讹)。不过关于古代扶南的位置及都城的居，有几种不同说法，至今尚难确定。(1.扶南国的位置，杉本直治郎着《东南亚细亚史研究Ⅰ》，第３６８０－３６９页，根据以前学者比较，有多种不同主张。2.许云樵着《南洋史》，第７３－７４页。)
　　上引《晋书》及《梁书》扶南传，说南有外国人，或南有徼国人“事鬼神者”混填，梦神赐弓，诣神祠，可证知混填来自印度婆罗门种姓，为婆罗门教徒。神祠即指婆罗门庙。但无法确定来自印度何地，可能为南印度人。混填至扶南为王，是印度人拓殖东南亚的萌芽时期。
　　公元１世纪初，中印两国交通和商业的联系，已经非常频繁，东南亚介两国海上交通所经之地，深受中印两大文化的熏染，印度移民直接带给东南亚的宗教文化，影响最为深远，而中国只是通过使节往还及经济通商交流，影响大逊。
　　在公元前，印度与东南来已有紧密的商业联系，印度人对东南亚区域主具备了较多的认识。(关于印度人对东南亚的认识，在《罗摩衍那》(约完成于公元前二世纪，而最古部分于公元前六世纪)史诗中，即记有东南亚的地名“金银岛”(Yavadvipa)，据学者与为爪哇及苏门答 腊；另一地名为“金地”(Suvmadvipa)。)斯里兰卡《大史》记载，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派遣传教师中，就有苏那郁多罗两位长老至“金地”传教。公元后，印度移民开始大规模拥入东南亚，原因有二：一、商业活动，远在纪元前，印度与地中海就建立了商业关系，印度人把东南亚出产的香料、共同金、宝石等，转运到西方，赚取丰厚的财富。二、宣扬宗教。印度是一个宗教传教传统非常浓厚的国家，公元前一千多年雅利安人创立了婆罗门教；公元前六世纪又出现了佛教。古代印度至东南亚的移民，其中有一部他是虔诚的僧侣和教徒，他们背井离乡，拓殖异域，具有不畏艰苦牺牲殉道的精神，热忱宣扬宗教，印度文化由是遍布东南亚各国。印度的宗教随移民传入东南亚，先是婆罗门教，然后是佛教。
　　混填至扶南为王，大约在公元１世纪下半叶，其继承者诸王，传至盘况年９０余乃死，必为二世纪时人；其后三年，范蔓为王，约有半世纪之久；至朱应、康泰使扶南时，已是三世纪上半叶，为范旃或是范寻在位的年代。据《梁书》卷五四中天竺传说：“吴时(公元２２２－２８０)扶南王范旃遣亲人苏物使其国。从扶南发，投拘利(关于“投拘利口”，列维(Levy)考为巴利语《弥兰王问经》中的投拘利(Takola)；但亦有考“投”作动词用，“拘利”为地名，因《水经志》卷一引《扶南土俗》本作“拘利”。)口，循海大湾中，正西北入，历海边数国，可一年余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惊曰：‘海滨极远，犹有此人。’即呼令观视国内。乃差陈、宋二人以月支马四匹报旃，遣物等还，积四年方至。其时吴遣中郎康使扶南，及见陈宋等，具问天竺土俗云云。”据学者依中国史籍考证，康泰等奉使扶南，不会迟于公元２３１年，经历国家众多，为时甚久，得知范旃遣苏物使天竺，及见东宋于扶南，而问天竺土俗，约在２４５年。伯希和推范旃在位之年，介于２３０至２４５年之间；范寻在位当不出２４０至２８９年之间。(1.伯希和《扶南考》，冯承钧译译，收在《续史地丛考编》，第４２页。2.《南洋史》卷上，弟７６页。)
　　自公元２８７－３５７年间，扶南似乎多年陷于混乱，中国史籍缺乏记载，关于宗教亦不得而知。但从当时东南亚其他国家片断记载的佛教情形，以及山土的碑铭，可猜想有佛教的存在。例如吴赤乌十年(２４７)，康僧会从交趾(现在的东京)来华；他是康居人，他的父亲因与交趾贸易，由印度而移住交趾。后来康僧会于交趾出家，学习三藏。(静谷正雄：《扶南佛教考》，第１５页。)《太平御览》卷七八引康扶南土俗说：：“扶南之西南有林阳国，去扶南七千里，土地奉佛，有数千沙门，持戒六斋日，鱼肉不得入国。”林阳国位置，有人考为缅甸勃朗，或缅甸中部；亦有人说或是现在泰国的邦德。(许云樵：《南洋史》卷上，第９２页及２１６页。)在福康村(Vocanch ，今越南芽庄地区)出土古代林邑(１９２年建国)的梵文碑铭(２００－２５０顷)，为佛教文件，字体属于南印度的一种，暗示室利摩罗(Sri Mara)是当时佛教的护法者，梵语文为宫庭通用语文。芽庄在一个时期是占婆的国土，但也有人认为室利摩罗隶属扶南。(1.D.G.E.Hall:History of South East Asia，第２７页。2.《扶南佛教考》，第１５页。)
　　扶南王名每冠以范姓，如范师蔓、范旃、范寻，学者考为梵文跋摩Varman一字略音，为当时南印度若干统治者之王号，后亦为东南来若干王朝所采用。
　　扶南国开始全部印度化，是在公元四世纪末及五世纪初。公元３５７年，扶南王竺旃，曾向中国奉表献驯象。竺旃檀王或无嗣，殁年地可考。约五四扶南传说：“其后王憍陈如本天竺婆罗六门也。有神语曰：‘应王扶南’。憍如心悦，南方盘盘(Pranpuri)。扶南人闻之，举国欣载，迎而立焉。复改制度，用天竺法。”盘盘国是当时暹罗湾附近的印度化国家之一，憍陈如是来自印度的婆罗门，在盘盘宫庭中很在势力，他可能利用自己的地位，到达扶南为王，至此扶南愈加印度化了，且提倡信仰婆罗门教。
　　憍陈如的后裔，有持梨跋摩曾于公元４３４、４３５、３４８年，遣使向中国献贡。越南南圻发一碑文记载：求那跋摩(Gun! avarman)王谨献与印度神毗湿奴(印度三大神之一的守护神)之灵庙者据考此求那跋摩确是憍陈如的后裔，治国约于公元五世纪中叶或稍后。(姚枬、许钰编译：《古代南洋史地丛考》，第１３９页。)
　　《南齐书》卷五八扶南传记载：“宋末、扶南王姓憍陈如，名闍耶跋摩(Jayavarman)，遣商货至广州；天竺道人那伽仙(Nagasena)附载欲归国，遭风至林邑，掠其财物皆尽；那伽仙间道得达扶南。”其后，闍耶跋摩王于永明二年(４８４)遣天竺道人释伽仙向中国上表，文说：“臣前遗使赍杂物行广州贸易，天竺道人释那伽仙于广州，因附臣舶，欲来扶南。海中风漂到林邑，国王压臣货物，并那伽仙私财。具孙其从中国来此，仰序陛下对圣德仁治，详议风化，佛法兴显，众曾殷集，法事日盛……是以臣今遣此道人释那伽仙为使上表，问讯奉贡。”又说：“……谨附那伽仙并其伴口具启闻，伏愿愍所启。并献金镂龙王坐像一躯，白檀像一躯，芽塔二躯……”
　　那伽仙到了建康(今南京)，《南齐书·扶南传》有说：“那伽仙诣京师，言其国俗事摩醯首罗(大自在)天神，神常降于摩耽山，山气恒暖，草木不落其上。”《梁书》卷五四扶南传说：“俗事天神，天神以铜为像，二面者国睥，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儿，或鸟兽，或日月。”
　　由以上引文，可知当时扶南信奉印度抟去的婆罗门教，崇拜大自在天神，《梁书》所说，即是摩醯首罗天神及其侍者之像，婆罗门教被定为国教。但我们也应注意，当时扶南业已奉行佛教，因表文为一位出家人所赍呈，文中多言佛法之意，交且又献贡佛坐像一躯，白檀佛像一躯，佛教牙塔二躯，这都可证明那时扶南有佛教的存在。
　　再从其他文献记载，也可证明当时扶南有佛教信仰，但不及婆罗门教的盛行。《法苑珠林》卷十四说：“齐建元(公元４７９－４８２)中番禺毗耶离寺有扶南国石像。”(《大正藏》第５３卷第３８８页中)闍耶跋摩在位时(公元４８４－５１４)，有扶南国两位僧人至中国译经、依《续高僧传》卷一所记：
　　“僧伽婆罗梁言僧养，亦云僧铠，扶南国人也。幼而颖悟，早附法律，学年出家，偏业《阿昙论》。声荣之盛有誉海南。具足已后，广习律藏。勇意观方，乐崇开化。闻齐国弘法随帕至都，住正观寺……天监五年(公元５０４)，被敕征召于杨都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等五处传译，讫十七年。都合一十一部，三十八卷，即《阿育王经》、《解脱道论》等是也……普通五年(公元５２４)因疾卒于正观，春秋六十有五。”(《大正藏》，第５０卷，第４２６页上。)
　《僧伽婆罗传》中又附记：
　　“梁初又有扶南沙门曼陀罗(Mandra，亦作曼陀罗仙Mandrasena)者，梁言弘弱。(公元５０３年)大赍梵本远来贡献，敕与婆罗共译《宝云》、《法界体性》、《文殊般若经》三部，合一十一卷。虽事传译，未善梁言，故所出经文多隐质。”(《大正藏》，第５０卷，第４２６页中)。上举三部经只是扶南所献梵本一部分的翻译。不家僧伽婆罗译出的，依《历代三宝纪》卷十一所说：“其本并是曼陀罗从扶南国赍来献上”(《大正藏》，第４９卷，第９８页下)，有如上经论：
　　《阿育王经》十卷
　　《孔雀王辽罗尼经》二卷
　　《文殊师利问经》二卷
　　《度一切诸佛境界智严经》一卷
　　《菩萨藏经》一卷
　　《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密经》一卷
　　《舍利旨陀罗尼经》一卷
　　《吉祥经》一卷
　　《十法经》一卷
　　《解脱道论》十三卷
　　《阿育王传》五卷
　　僧伽婆罗及曼陀罗二人，都是扶南国僧伽，在闍耶跋摩王时来中国译经，并由扶南国持来多种梵文佛经献上，这些事实都可证明当时扶南同时盛行信仰佛教。再从僧伽婆罗与曼陀罗所译出的经典扌看，是梵文系大乘经论占最多。只有一部《解脱道论》属巴利语上座部佛教系统。《解脱道论》为公元一世纪顷优波底沙(Upatissa)造，作者为巴利语佛教传灯祖师之一，全论有十二品，论术解脱的要道，亦为觉音《清净道论》的先驱。由所译经典的内容推知，当时扶南信奉的佛教，是印度传入的大乘佛教占优势；如《文殊般若》、《文殊问经》、《度一切佛境界智严经》等，都含有般若中观的思想。(详见《扶南佛教考》，第１９－２３页。)
　　依《梁书》卷五四扶南传记载，闍耶跋摩死于公元５１４年，庶子留陁跋摩(Rudravarman)杀嫡弟子自立。公元５１９年，留陁跋摩王遣使向中国献天竺旃檀佛瑞像等。５３９年王最后的使者来中国，说扶南有佛发，长一丈二尺。梁武帝诏遣释云宝(伯希和《扶南考》，第４３页。考《南史》卷７８，转录《梁书》之文，云宝作昙宝，则其梵文似非Megharatna(云宝)，应为Dharmaratna(昙宝)，伯希和庥昙宝为是。)随扶南使者归国，往迎佛发。
　　真谛三藏法师，后来亦由扶南迎来中国，或于引事有关。《续高僧传》卷一拘那罗陀传：“拘那罗陀(Gunarata)，陈言亲依，或云波罗末陀(Paramartha)，译云真谛……本西天竺优禅尼国人……大同中(公元５３５～５４５)敕直使张泛等，送扶南献使国，仍请名德三藏大乘诸论杂华经等。真谛远闻行化仪规圣贤，搜选名匠惠益民品。彼国力乃屈真谛，并赍经论……以大同十二年(公元５４６)八月(冯秉钧：《中国南洋交通史》，第３６页注１２：“大同十二年四月改元中大同，则大同十二年元八月，年月必有一误。”)十五日达于南海。沿途所经，乃停两载。以太清二年(公元５４８)闰八月始届京邑。”(《大正藏》第５９卷，第４２９页下)。伯希和、冯承钧等，都认为云宝或随张泛同行。(1.《扶南考》，第４３页。2.《中国南洋交通史》第３６页注１１。)佛发与真谛所齎来的经论同抵达南海郡。
　　《历代三纪》卷十一及《续高僧传》卷一，都记录真谛带来中国的经论，如全部翻译的话，共二万余卷，“多是震旦先所未传”(《大正藏》第４９卷，第９９页上)。真谛所译，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为其中少部。可证知当时扶南为东南亚强大的文化国家，佛教亦流行，存有自印度传来丰富的梵文佛典。
　　《续高僧传》卷一真谛传，附记有扶南国须菩提(Subhti)，于扬州至敬寺，为陈主(公元５５７－５８１)译大乘《宝云经》八卷。这与梁时曼陀罗所译的七卷，两者少有差异，而大体一致。(《续高僧传》卷一附于拘那罗陀传，《大正藏》第５０卷，第４３１页上。)
　　真谛三藏停滞扶南的期间，为留陁跋摩王在位，此王佛教甚为护法。而且依扶南自身的资料已获证实，即在南圻巴蒂(Bati)的塔普罗(T’a prohm)寺境内，有一梵语碑文，残留十一偈，而第七偈以下很难解读。幸第三偈和第五偈中，知当时立此碑文的国王即留陁跋摩，其父王即闍耶跋摩，这正与中国的正史记载一致。其中第六偈表示留盅跋摩王归依三宝为优婆塞，证知王乃一虔诚的佛教徒。第四偈记王“非为实现王权的义务，而为此世界的人实现为善的意向，”及“正法的虔诚信奉者。”这块碑文，似为纪念寺院的兴建者。再从该碑后面二首赞佛的内容看，学者们虽无法决定此时的佛教为大乘或小乘，但可断定富有大乘的内容。(1.《扶南佛教考》，第２７－２８页。2.《古代南洋史地丛考》，第１３９页。)
　　综上所述，扶南国初兴于公元一世纪顷，至公元五、六世纪国势达于鼎盛，前后历五百年，为东南亚大强国，也是最先和最重要的一个印度化的国家。在宗教方面，先是信奉婆罗门教，后来佛法亦同样盛行，而且为佛教的重要中心。
　　中国史籍中，自留陁跋摩以后不再记扶南王名。约在５４０年以后，扶南国都为真腊所攻陷，沦为属国，扶南至此式微。其王系仍延存若干年，七世纪初还遣使至中国朝贡。公元６２７年，扶南完全为真腊兼并。(崔贵强编著《东南亚史》，第２９页，第５８－５９页。)

第二章　真腊时期的佛教
　　(公元５５０～８０２年)
　　真腊(Chenla)一名的由来，至今尚未能考定确当的说明，亦不知其对音，但常为中国人于公元六世纪至十三世纪所说之吉蔑或柬埔寨。真腊国名，最早记载为《隋书》卷八二真腊传，先是扶南的属国，后来兼并扶南。
　　　本章所要讨论的，是自公元六世纪中期至八世纪后期之间，大多依据中国史籍片数记载，或柬埔寨出土的碑铭，记叙真腊国印度化及宗教的情形。
　　大约在公元５５０年前后，扶南国王留陁跋摩逝世后，当时在扶南北面的真腊，据眉公河中下游，最早以巴沙克(Bassak)为中心，领土包括今柬埔寨北部及老挝南部，本是扶南的属国，趁机举兵背叛，兼并了扶南东境，日渐强大起来。当时统治真腊的是两兄弟，据吉蔑碑文(公元６０４)说，真腊战胜扶南，在５５０年前后，波婆跋摩一世(Bhavavarman　Ⅰ，公元５５０－６００)在位，而指挥战役者，似为王弟质多斯那(Citrasenas Mahendra varman，公元６００－６１５)。(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第１３０页注２。)
　　《隋书》卷八真腊传说：“真腊国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属国也，去日南郡将行六十日，而南接车渠国，西有朱江国。其王姓刹利(Ksatriya)氏，名质多斯那。自其祖渐已强盛，至质多斯那遂扶南而有之。死，子伊奢那先(Isanasena，那Isanavarman)代立，居伊奢那城(Isanavarman)。”
　　这段引文内末提到波婆跋摩王，但在文末指出于大业十二年(公元６１６)，(原文大业十三年，恐为十二年之误。)真腊曾遣使人贡，本传所记，似为贡使之语。便由柬埔寨碑文得知，５９８年波婆跋摩王尚在位；其弟质多斯那在何年登位，没有记载。质多斯那即位后，称摩醯因陀罗跋摩(Mahem-dravarman)，死于６１５年。由其子伊奢那先继承，大业十二年遣使入贡中国，当即伊奢那先在位之年。质多斯那统治期时，征服了下孟河流城(Lower Mun Valley)。至贞观(公元６２７－６４９)初，伊奢那先大事扩张疆域，征服了斯顿仙(Stung Sen)流域的无毁城(Anindi-tapura)，建军新都名毗耶驮补罗(Vyadhapura)，殆即《隋书》奢那城。(崔贵强编著：《乐南亚史》，第６０页。)此伊奢那城亦是七世纪时玄奘《西域记》卷十所记之伊赏那补罗国((Isanapura，在三摩呾咤Samatata条)，即指柬埔寨。沙畹(Chavannes)曾译《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将此文与柬埔寨碑文对照，而证明公元６２６年柬埔寨在位国王，即伊赏那跋摩(Isanavar man)。(冯承钧：《史地丛考续编》，第３５页，４９页。)
　　真腊兼并扶南，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王位的争夺，留盅跋摩因是庶子杀嫡弟而取得王位；波婆跋摩虽不知与留盅跋摩有何磁系，但已确知不是闍耶跋摩之子。在维尔坎特(Veal Kantel)有一碑文，曾记波婆踊摩有一姊，着录其父名毗罗跋摩(Viravarman)。而毗罗跋摩未做国王，所以有人考订，波婆跋摩不特为一侵略之人，或且用暴力夺得政权。(1.冯承钧：《史地丛考续编》，第２６－２７页。2.《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１０７页。)。二是可能与宗教信仰有关，因为留陁跋摩归信佛教，而真腊统治者都信奉婆罗门教。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曾记：“南至占波，却是临邑，此国多是正量，少兼有部。西南一月不动声至跋南国，旧云扶南。先是裸国，人多事天，后乃佛法盛流。恶王今并除灭。回无僧众，外道杂居。”据埃利奥特考证，恶王即指波婆跋摩。因为波婆跋摩及质多斯那都信婆罗门教，佛教曾受到迫害。(1.Eliot:Hinduism and Buddhism,第１０８页。2.《印度支那文明》，第１０７页。3.陈正祥：《真腊风土记的研究》，第２１－２２页。)
　　真腊信奉婆罗门教，但佛教亦流行。《隋书》卷八二真腊传说：“近都有陵伽钵婆山(Lingaparava)，上有神祠，每以兵二千人守卫之；城东有神名婆多利(Bhadra)，祭用人肉，其王年别杀人，以夜祀祷，亦有守卫者千人，其敬鬼如此。多奉佛法，尤信道士(道士指婆罗门)；佛及道士，并立像于馆。”《旧唐书》卷一九七真腊传亦说：“国尚佛道及天神，天神为大，佛道次之。”真腊的宗教，婆罗门教盛行，尤以祭湿婆神为多；佛法亦盛行，但为大乘；此外亦有祖先精灵等祭拜。《隋书》所说伊奢那城，其废墟三汉比利吉(Sambor Prey Kuk)，在现在的磅通之北２７千米。陵伽钵婆意为“性器之山”，在今日老挝南端湄公河西岸，山名占巴索(Cham Pasak)，高１，３９７米，山顶上有一天然巨石，形似祭奉之陵伽。真腊最初的都城，即建于此山麓。婆多利似为Bhadresvara之音译简称，指湿婆神种种的塑像及标名。奉祭婆多利时，且用人肉供牺牲。(原在公元第四世纪，占城王跋罗跋摩(Bhadra-varnam)所建美山(Myson)神殿，即奉祭王家陵伽。柬埔寨王Shreshtha-varnam在Champasak战胜占人之后，可能沿用此名(见《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１０６页)。)
　　伊奢那先在位约为公元６１１－６３５年，继承者为波婆跋摩二世(Bhavavarman　Ⅱ，公元６３６－６５６)。此王曾正式将婆罗门教的湿婆神定为国家信仰的宗教，但仍继续信奉毗湿奴，所谓二神一体的崇拜，称为诃利罗(Harihara)。诃利即毗湿奴神，诃罗即湿婆神，亦即《梁书》中所记的二顼四手或四面八手的神像。(1.山本达郎：《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９９页。2.陈正禅：《真腊风土记的研究》，第２０页。)此时时大乘佛教也在民间流行。
　　到了闍耶跋摩一世(约公元６５７－６８１)时期，真腊的领土范转又扩大了，南方包括暹罗湾沿用岸，北边与南诏相接，在下湄公河流域伸展到占巴寨(Champ Bassac)一带。自波婆跋摩建国至闍耶跋摩一世，真腊在过去扶南的领土上，更为巩固和强大。因为国王们都信奉婆罗门教，在伊闍那城建造了许多婆罗门教神庙，废墟至今仍然存在，还留下了不少炼砖与塑像，含有浓厚的印度文化素质，亦揉杂了土著孤特征。(1.《印度支那文明》，第１０９页。2.陈正祥着《真腊风土记的研究》，第２２页。)闍耶跋摩一世在位时，将都城从伊奢那城迁至巴塞安德(Prasat Andet)，即现在的磅通之西北二十千米处，接近大湖。
　　闍耶跋摩一世去世后，因无子嗣，国家有一段时期陷于混乱，部属叛离，分裂成许多各自为政的小邦。约在公元八世纪初，真腊分裂为二国。据《新唐书》卷二二二下真腊传载：“神龙(公元７０５－７０６)后分为二半，北多山阜，号陆真腊；半南际海，饶陂泽，号水真腊。半水真腊地八百里，王居毗耶驮补罗。陆真腊或曰文单，曰婆镂，地七百里，王号笪屈。”水真腊据有扶南的旧境，都毗耶友谊补罗(Vyadhapura，今安哥波利Angkor Borei)，疆域包括今日柬埔寨及上湄公河三角洲地带；陆真腊据有真腊旧境，都三波(Sambor今巴塞Bassac境内)，包括今日湄公河中游及丹里克(Kangrek)山脉以北的位置。
　　水真腊后又分裂为若干小邦，其中以三波城(Shambhupura，湄公河上的Sambor)为最大和最重要者，公元７１６年由普希迦罗沙(Pushkaraksha)所建。陆真腊比较安定。到了八世纪下半叶，水零点腊陷入混乱。爪哇的岳帝王朝兴起，势力及于马来半岛及中印半岛沿岸，曾于７７４年及７８７年侵袭占城沿海之地，并且降服真腊，占据真腊南部沿海很多地区。至公元８０２年，闍耶跋摩二世(Jayavanman Ⅱ，公元８０２－８５０)将二国复归统一，服离爪哇羁绊，创立安哥(Angkor)王朝。
　　真腊在征服扶南后，继续承受了印度文化及宗教。他们崇拜湿婆神，实际上以之为国教；大乘佛教亦广被信奉，情形与扶南时代略同。此时期中吉蔑人的艺术风格，几乎完全模仿印度，就现在的遗迹来看，有如下的特征。
　　一、塔普罗式(T’a phnom)，在公元六世纪末至七世纪初。这多半是代表扶南末期的艺术，因真腊初期征服扶南北部的领土，恐扶南国王迁都至塔普罗。在安哥普利发现的雕像，包括婆罗门教神像及佛像，显示与印度艺术有很深的关系，其中也有为后来安哥艺术前驱的倾向。
　　二、三波比利古式，约在公元七世纪上叶。此时期含有三群的寺院遗迹，推为零点腊最初建都奢那城时的宗教建筑物。这些建筑物用炼砖造成，圆柱用石材，刻有丰富的雕像及花轮等，也受到印度艺术的影响。
　　三、波利敏式(Prei Kmeng)及磅拍式(Kompong Prah)，自七世纪下半叶至八世纪。建筑物与前代无多变化，但花轮增加叶饰。雕像多属凡庸，只有一件精作，即毗湿奴与湿婆二神一体的诃利诃罗神像。(《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１１１－１１２页。)
　　碑铭及门柱的刻文，是记载国家制度和历史的主要资料，但更多碑文是记述宗教的情形。主要宗教是婆罗门教，为诃利诃罗混合的信仰。湿婆的信仰中，常以石雕的男性生殖器为崇拜的名胜征。至于佛教，只发现一块碑文上，说有少数的佛像及两位比丘。如与扶南时期佛教盛行相比，则似有不及。(《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１１２－１１３页。)

第三章　安哥时期的佛教
　　(公元８０２－１４３２年)
　　第一节　安哥时期的佛教
　　耶跋摩二毒性是安哥王朝的开创者，柬埔寨国家传大的英雄。碑铭说他“来自爪哇”，这可能是说，第八世纪后叶中，爪哇岳帝王朝兴起，势力达于马来半岛及水真腊沿岸地区，并使真腊降服为属国，闍耶跋摩二世被俘或流亡。在一碑铭中，说到柬埔寨属爪哇所统治，闍耶跋摩二世建立一个新王制。这表示柬埔寨已经成为独立国家，不再是属国了。(Eliot:Hinduism and Buddhism Ⅲ第１０９页。)
　　闍耶跋摩二世从爪哇回到了真腊，他逐出爪哇的努力，脱离爪哇属国的关系，努力统一了全国。他在位四十八年，初定都因陀罗城(Indrapura)，在今日的磅湛(Kompong Cham)之东；后又迁到又湖的北区，营造诃利诃罗拉耶(Hariharalaya)，地近今日的暹粒，建设水利，开拓土地。最后在摩醯因陀山(Mahendraparvata，今古连山Phnom Kulen,约在安哥东北三千里)建都，正式即位。他曾招请一位婆罗门僧侣希兰耶陀摩(Hiranyadama)，至王廷主持宗教仪式，以便解除爪哇王朝精神的不缚，成为真正的独立王国。他在古连山顶上建造神殿，奉祭陵伽，以象征王权。待他在大湖地区统治巩固之后，又再将都城迁至诃利诃罗拉耶平地。他是兴建安哥艺术的第一位国王，展开了吉蔑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
　　闍耶跋摩二世死后，谥号“最高的君王”(Paramevara)，此名为湿婆神尊称之一，柬埔寨“王即神”(Devaraja)的崇拜自此王开始。(1.《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１１６页。2.《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８３－８４页。)
　　其子继位为闍耶跋摩三世(公元８５０－８７７)，再后由一位旁系血统继承，名为因陀罗跋摩一世(Indravarman　Ⅰ，公元８７７－８８９)。两人都以诃利诃罗拉耶为都。因陀罗跋摩一世时扩大了领土，比今日柬埔寨国境为大。他关心水利，建造蓄水池及开凿运河，供旱季时灌溉用水，使安哥地区经济获得进一步的发展。８７９年他在罗卢奥斯(Roluos)附近，为闍耶跋摩二世及他的祖先造了六座砖庙，即今日普利科庙(Preah Ko)的废墟；其次在８８１年，用石村建造巴肯庙(Bakong)，安奉王家陵伽。上面所造的神庙，至今仍保存三座，是安哥时代早期的建筑物。(1.《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１１７页。2.《柬埔寨著名的历史遗产——吴哥古迹》，载《考古》１９７２年第３期。)
　　因陀罗跋摩一世的儿子耶所跋摩(Yasovarman，公元８８９－９００)，是一位英明之主。在位期间，武功极盛，版图辽阔。他击败了占城的侵扰，又将国都向西北推移十多千米，在地势较高的巴肯山麓建造新城，称为耶所达罗城(Yasodharapura)，每边长四千米。他最大的成就，是在新都城开凿东池(Eawt Baray)，长七千米，阔二千米，贮蓄古连河的流水，充足水源，供都城及灌溉农田。
　　耶所跋摩王是一位宗教折衷主义者。他在东池的南岸，分别建造暹婆教派、毗湿怒教派和佛教的僧院。在他即位之后，于国内各地近古迹之处，不分任何宗派，建筑同名的僧院。他留存下来的碑文，曾传有僧院的规则。僧院中有僧长一人，统管教徒，僧长达须具备丰富的学识，有五十个奴隶为属，僧院招待旅行者住宿，实行医药施疗，但禁住女人。此时期奉行的佛教，被认为是大乘佛教。(1.《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１１８页。2.《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五政治》，第８４页。)
　　罗闍因跋摩(Rajendravarman，公元９４４－９６８)在位时，在东池中央，建造了一新的塔庙，称为“东弥朋”(East Mebon)。第十世纪下半叶，安哥王朝的政权，实际操纵在婆罗门贵族手里，当时执政的婆罗门为耶若婆罗诃(Yajnavaraha)，权力很大，他在王城东北二十千米处，用红沙岩建造一摩非常精美的班台斯利神庙(Ban-teay Srei)。婆罗门是知识分子，王室外顾问，执行宗教祭祀，与王室外关系密切。(陈正祥：《真腊风土记的研究》，第２４页。)
　　此后国家陷于衰微和内战，至公元第十一世纪上半叶，苏利耶跋摩一世(Suryavarman Ⅰ，公元１００２－１０５０)在位，励精图治，恢复了国家的安定，并赂西孟族人中心地的罗斛(Lop Bori)推进。此外他在大湖(Tonle Sap或Great Lake)之西，利用未耕地，执行开拓殖民。同时设立宗教团体，建造僧院，建设村落，开垦土地、水利工事等。此王特别留心于佛教，排斥其他宗教，他死后谥号为“趣向涅槃者”。(《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１２０页。)原是罗闍因陀罗跋摩二世兴建的非米阿纳卡神殿(Phimeanaksa)，至苏利耶跋摩一世时重新修建完成，供王室祭祀之用。
　　苏利耶跋摩一世的两个儿子前后继承王位(兄为Udayadityavarman，１０５０－１０６６；弟为Harsha-varman，１０６６－１０８０。)，建造了西池(Weat Baray)，面积比东池更在迄今可蓄水，用于灌溉。在西池的中央，建了西弥朋(West Mebon)塔庙。又在王宫的南侧，建筑巴普昂庙(Baphuon)，有铜塔一座。
　　当时有一婆罗门名提婆迦罗(Divakara或Divakarapandita)，曾连续把持政权三十年，拥立数字国王登位。到苏利耶跋摩二世(公元１１１３－１１５０)时，国王又再扩张，东到占城，南临暹罗范围内，西邻蒲甘，北连老挝，皆司安哥统治，是为吉蔑人文明最隆盛时期之一。他在位期间，最令人注目的建筑是一座十分雄伟精巧的安哥寺(Dngkor Yat)，这是他伟大的杰作，后来又经过三百多年不断的增建，成为柬埔寨艺术最高的成就。寺中不供陵伽，而是安置毗湿奴神像，象征神王。他逝世后，那里成为他葬身的灵庙。
　　苏利耶跋摩二世死后，国家又发生动乱。不久，王位由一兄弟继承，名达朗因陀罗跋摩二世(Dharanindravarman Ⅱ，公元１１５０－１１６０)。或因他的信仰，民间佛教盛行。他的妻子珠陀摩尼(Chudamani)公主，公开倾向于大乘佛教。该王首先转变了王室的宗教信仰。(1.《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１２９页。.2.《真腊风土记的研究》，第２７页。)
　　公元１１７７年，占城舰队攻陷安哥，杀死篡位者。(达朗因陀罗跋摩Ⅱ之后，１１６０年，子耶所跋摩二世Yasovarman Ⅱ继位，大约１１６５年被一权臣Tribhuvanadityavarman所篡。)珍闰达朗因陀罗跋摩二世的儿子，从占城攻打回国自立为王，以四年时间，终击退占城侵略者，于１１８１年，被拥立为王，这就是著名的闍耶跋摩七世(Jayavarman　Ⅶ，公元１１８１－１２１９)。１１９０年，占城王来攻，再被击败。１２０３年兼并占城，北方达到现在的永珍，西面再领湄南河下流广大的地域，以及控制马来半岛的北部。其领土的辽阔，为安哥王朝最强盛时代。
　　闍耶跋摩七世在位四十年，他的一个功业，是在全国建筑医院１０２所，旅人驿站１２１所，整修从王都至各州城的道路。从碑文上得知。像他的父王一样，他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仰者。他们两位王妃，也都是热心的佛教徒。他以极高的热忱建筑佛寺，使大乘佛教普及盛行，尤其在建筑艺术方面，是安哥文化最辉煌灿烂的时期。他在１１８６年，于东池西南为母冥福建造塔普隆寺(Ta Prohm)；１１９１年，为父冥福建造普拉坎寺(Preah Khan)，在此寺东面掘一蓄水池，中央建般寺(Neak Pean)；又王都的近郊建班蒂克提寺(Banteay Kdei)，在其他地方建班台乍玛寺(Banteay Chmar)等。最后他开始经营安哥城(Angkor Thom)，城墙及城门都用巨石砌成，全长十二千米。在城中央兴建了著名的巴戎寺(Bayon)，包括五十四座石塔，中央的主塔高四十三米，供有佛陀坐像，其背后有那伽(龙)护卫；又每一座石塔四面皆雕有佛像。(《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１３１页。)这些，在《宋史》卷四八九及《真腊风土记》中，都有详细的描述，在下节文中还要说到。
　　闍耶跋摩七世因受佛教的影响，对人民仁慈，关心社会福利。他兴建的医院，从留存的碑文来看，建有供奉药师如来的殿堂；在巴戎寺多数的古塔上，四面雕刻的圣像，被认为是观世音菩萨像，因此观音的信仰非常盛行。由于国王信奉佛教，妆时安哥可以说是以大乘佛教为中心，佛教获得迅速的发展，占尽优势。但婆罗门教并未受到歧视，当时婆罗门教僧侣依然在宫廷任职。一碑文说明闍耶跋摩七世从缅甸召来一个婆罗门为王室外祭司，并在以后继承的两位王中，担任同样的职务。(1.同上，第１３１－１３２页。2.《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８４－８５页。)
　　闍耶跋摩七世在登位时已五十多岁，约１２１９年顷死，死后谥号“伟大最高的佛教徒”。
　　闍耶跋摩七世去世后的二百多年，安哥王朝中渐渐式微。先是占城叛离，接着是单马令(Tanbralinga，后来的六坤)。泰国的日渐强大，对衰落中的安哥王朝尤具威胁。公元１２２５年，宋赵汝适所撰《诸番志》卷上真腊国条说：“真腊接占城之南，东至海，西至蒲甘，南至加罗希(Grahi)今猜耶)……其地约方七千余里，国都号禄兀(Angkor)……奉佛谨严，日用番女三百余人舞献佛饭……有神曰婆多利(Bhadra)，祠祭甚严。”可知佛教与婆罗门教同时盛行。
　　公元１２９６年，元周达观随便使至柬埔寨，将所见所闻撰成《零点腊风土记》，所记为十世纪至十三世纪的情形，是安哥王朝最灿烂的鼎盛时代。关于当时宗教方面，记有三种僧籍：“为儒者呼为班诘(Pasndita)；为僧者呼为苎姑(古暹罗语称僧人为Chau Kou)；为道者呼为八思惟(此名学者解释不一，有认为是禁欲者和苦行者Tapassin，有认为是巫术者或妖术者)。班诘……于项上挂白线一条，以此别其为儒耳。……苎姑削发穿黄，偏袒右肩，其下则系黄布裙，跣足。寺亦许用瓦盖，中止有一像，正如释迦佛之状，呼为孛赖(暹罗语称佛Phra或Prah)，穿红，塑以泥，饰以丹青，外此别无像也。塔中之佛，相貌又别，皆以铜铸成。无钟鼓铙钹与幢幡宝盖之类。僧皆菇鱼肉，惟不饮酒。供佛亦有鱼肉。每日一斋，皆取办于斋主之家，寺中不设厨灶。所诵之经甚多，皆以贝叶叠成……国王有大政亦咨访之。却无尼姑……而道教者亦不如僧教之盛耳。所供无别像，但止一块石(按即陵伽Linga)……俗之小儿入学者，皆先就僧家教习，暨长而还俗。”“家家皆修佛事。”“每一村或有寺或有塔，人家稍密。”
　　周达观一行在１２９６年８月抵达安哥，停留大约十一个月。《真腊风土记》一书，为研究柬埔寨中古史最珍贵的资料。所记宗教的情形，虽然作者对印度式的宗教欠少认识，及记神佛之像混乱，但仍给我们一个大概的轮廊。可知当是柬埔寨的宗教，仍对婆罗门教及佛教为主，而佛教却更为盛行，深入民间农村。
　　其中值得注意的，所记僧人的生活，只供释迦佛教，不供其他诸佛菩萨像，可见这时柬埔寨的佛教，似已从大乘佛教信仰转变为南传佛教信仰。这从其他几件事情，也可获各证实。
　　　柬埔寨的佛教，由大乘佛教转变为南传佛教，并没有确实历史的记载，无法可知中南传佛教是怎样传入的。不过时间大概不出公元十三世纪后叶至十四世纪初叶。因为从公元十二世纪至十四世纪，首先是缅甸孟族的僧人，因为从公元十二世纪至十四世纪，首先是缅甸孟族的僧人，从斯里兰卡引进僧团，推行佛教改革；十三世纪后叶泰国也引进斯里兰卡佛教。
　　约在公元１２７７年，泰国有一碑文记载，泰可泰坤蓝甘亨王(Kum Ramkamheng，元史称敢木丁，公元１２７７－１３７７)，造寺供养来自六坤的僧王。当时六坤属于室利佛逝血统的马来统治；而斯里兰卡佛教传入六坤，是在公元１２５６年以前。据泰国佛教史记载，有一位斯里兰卡罗亩罗论师，从蒲甘游化至六坤(当时称丹眉流)，成立了斯里兰卡僧团，甚为发达，后来传入泰国及柬埔寨。(陈明德：《泰国佛教史》(泰文)第９及第１０节。)
　　至于传入柬埔寨的结果，则没有记载。
　　到了公元十四世纪，东南亚印度化国家中，石碑已很少再用梵文。占婆最后的梵文石碑是１２５３年，柬埔寨最后的梵文石碑是在安哥东北迦苾拉城(Kapilapura)出土的，时间约在１３３０年代。在这时期中，湄公河及湄南河流域地带的婆罗门教及大乘佛教，都逐渐地趋向衰亡，而代兴的是自斯里兰卡传入的上座部佛教。(《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１５９页，２４０页。)
　　柬埔寨传入上座部佛教，可能是在安哥王朝闍耶跋摩八世(Jayavarman Ⅶ，公元１２４３－１２９５)时已经开始，因周达观于公元１２９６－１２９７年在安哥所见的已为上座部佛教。１２９５年，闍耶跋摩八世让位与女婿，是为室利因陀罗跋摩(Xrindravarman，公元１２９５－１３０７)。１３０７年，室利因字母罗跋摩舍弃王位进入佛教出家，让们与一个亲戚，称为因陀罗闍者跋摩(Indra-jayavarman，公元１９０８－１３２７)。
　　室利因陀罗跋摩的出家，一定致力提倡上摩部佛教，柬埔寨最早的巴利语碑文，作于１３０９年，作者就是室利因陀罗跋摩。这时安哥巴利语的上座部佛教已在全国发展，婆罗门教只在宫廷中保有象征形式而已。(《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２４０页。又今日泰、柬、老挝王室外的典礼仪式中，仍存有婆罗门祭师主持仪式，但已没有宗教的力量。)
　　公元１３４００－１３５０年之间，老挝的法昂王(Fa Ngoun，公元１３５３－１３７３)自柬埔寨传入上座部佛教，礼请高僧摩诃波沙曼多(Mahapasamanta)等二十二位比丘、三藏圣典、金佛像等至老挝。(详见本书《老挝佛教史》第１章第２节。)这可确实证明柬埔寨在此前已信仰上座部佛教。
　　公元１３５０年以后，泰国的大城王朝已取代过去的素可泰王朝，对柬埔寨的威胁更大，不断向安哥侵占，据泰国历史记载，曾至少有两次占领发哥：第一次是在１３５２年，第二次是在１３９４年。其后三十年历史情况不明。到了１４３１年，泰人又再围攻安哥城，柬埔寨人尽力抵抗，由于内部叛变，王城终告示陷落，国王被杀，其子庞哈耶特(Ponha Yat，公元１４３２－１４５９)继位。次年，泰人退出，但安哥王城面临强敌，防守困难，于是放弃安哥王朝，迁移至百囊奔(亦称金边)。
　　第二节　　安哥的艺术
　　安哥位于柬埔寨北部的暹粒省，离暹粒市北面约五千米，距首都百囊奔约二四０千米，为公元８０２－１４３２年安哥王朝的都城。其主要的遗迹，自公元九世纪至十三世纪很多宏传的石构建筑及精美的石刻浮雕，后来特称为安哥艺术。公元１４３２年，泰人入侵精美的石刻浮雕，后来特称为安哥艺术。公元１４３２年，泰人入侵攻陷安哥，遭大肆劫掠和破坏，此后遂迁都至南部的百囊奔，安哥从此荒芜，雄传壮丽的建筑物渐为热带丛林所淹没，竟被后代人遗忘了。十九世纪初，《零点腊风土记》被译成法文，(《零点腊风土记》，嘬早法文译本出版于１８１９年，译者为Remusat。)没有人想念有这个古城的存在。直到１８６０年，法国有位博物学家亨利莫科(Hernri Monkot)到安哥探险，次年发表了游记，才揭开这被淹没四百多年在丛莽中的古城。同时经过伯希和等学者翻译、注释、考证《真腊风土记》一书，以及亲往安哥实地勘察，研读碑文，才渐了解安哥王朝过去的历史。安哥古迹的发现，经过清理和修复后，又重新成为举世著名的胜迹。
　　安哥遗迹的建筑群，估计共有大小六百余座，从公元九世纪至十二世纪，累积四百年的经营。有些建筑物已经成为废墟，有些部分仍保存完好。现在选其著名及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物，简述如下：
　　公元８７９－８９３年建造的罗卢奥斯，现在留存有三座庙，是安哥王朝最早期的建筑群，都是以砖为主以石为副的结构。石门上及其他附件刻有浮雕，又有石刻神像、石狮、石牛、石蛇等。这里有一个人工凿的蓄水池，供灌溉之用，长宽为３.８×３.８千米。
　　巴肯庙建于九世纪末，近安哥城。本是当时都城的中心，后因安哥城改建。位置变动，而变为城外南郊的一座庙。它也是以砖为主石为副的建筑群，建在六十米的山丘上，庙基为一高台，约十三米，分为五导，高台上建有五座砂岩砌成的尖塔。在高台的四周有砖塔三十六座，有其上每阶层各有小塔十二个，台基每边中央有一道阶磴，噔的两侧有石狮。当时在城东开凿一个人工池，称为“东池”；后来在池中心又建一座塔庙，称为“东弥朋”(Eest Mibon)，公元９５２年建成。这里还有一头用整块巨石雕刻的石象，象身上刻有精美的装饰物。
　　班台斯利神庙，十世纪中叶建造，至９６８年完成。它在安哥城东北约二千米，是一座很精美的石庙。这时正是安哥艺术史上一个过渡时期，从建筑的风格和方式上看，都显出它的特点，它既继承过去的一些传统，又有些创新的东西。建筑材料方面，改以石为主，砖退为次要。布局方面，开始放弃阶层式的高台，而筑在平地上，建筑群布局分散而疏朗，不像以前那样都挤在高台的各阶层上。庙的中心为三座并列的塔形神祠，四周围墙设有精巧的石门，门上刻着十分精美的浮雕，在门楣上有三角形的撑板，雕刻为精美化丽。石刻浮雕有神像、花纹图案，以及神话故事；在台阶上安置有狮首人身像。
　　非米阿纳卡(phimeanakas)是“空中宫殿”的意思，在安哥城中心稍偏北，原建筑于十世纪中叶，至十一世纪初可能重新增建。现存的建筑物是一座三阶层的高台，台高约十二米，基部深二十八米，宽三十五, 米。平台四周建有回廊，都有石级可登，由平台中央可直达中心的涂金塔。这种回廊和塔上涂金顶，都是新出现的风覆盖。而且完全为石结构。
　　巴普昂庙(Baphuon)，在非米阿纳卡南面约四百米处，建于十一世纪中叶。《真腊风土记》中“有铜塔一座”，应指此塔。据学者研究，所谓铜塔，可能是一座木塔，高达五十米，外包以铜，便现在已损毁，仅遗留三层石砌台基及其中心的塔基四周有回廊。台基底层深九十米，宽一二０米，高约二四米。四周回廊壁上，刻有大量的浮雕，取材自《摩诃婆罗多》及《罗摩衍那》两大史诗故事，刻工精美细致，为柬埔寨艺术的新发展。
　　安哥寺，普通又称“安哥窟”或“小安哥”，是安哥地区最伟大最杰出其不意建筑物。它的位置在安哥城南面，为苏利耶跋摩二世(公元１１１３－１１５０)时建造。《真腊风土记》载：“在南门外一里放，周围可十里，石屋数百间。”即提安哥寺而言。安哥寺是个巨大的构造，四周围绕着河沟，阔达一九０米，四周全长五点六千米，合十一华里多。全部建筑物，都是以石块重叠而成。中央是一座三层式的高台，台基底部为一八七米乘二一五米，台上筑有五个尖塔，成四方形，是间一塔特高，耸立地面高约六五米。三层阶台上，每层四面都有石砌的回廊，回廊石壁上，刻满著名的浮雕，据说每道回廊长达二百余米。其中以最低一层的浮雕最为精美。第二层回廊四角，各建一小塔，第三层即为主塔。各层的四边都有石雕门楼。上下层之间，都由加顶的回廊连系着。各层的此时期建筑的创新。
　　安哥寺四面都有入口，各有一门，而主要入口正门则为西门。正门筑有宽敞的大石桥，跨越河沟，桥头的月台和桥基的台座，形成突出的大平台，两侧以石雕的九头那伽(那伽(Naga)，译为“龙”或“蛇”。那伽柬埔寨人视同圣蛇，崇拜龙。柬埔寨有名的建筑物，如寺院、宫殿等，都以那伽为栏杆。安哥寺中央主塔中，供奉的佛陀像，就是盘坐在那伽身上，九头(也有七头或五头等)蛇首昂起，形成一个屏障，成为护卫等。)为防护栏杆，更配置许多对立或背立的石狮。过了河沟桥，即为安哥寺址外围的两道石砌围桥。转桥西面有一门，门楼壮丽，上有三塔。门桥之内，是一片大广场。围桥西面有一门，门楼壮丽，上有三塔。门桥之内，是一片大广场，可容数千人。东行沿着一条长达三四七米的大道，便达内围墙的入口。大道两侧各有一个藏书室及水池。内转墙深二七０米，宽三四０米。经由内围墙一个十字形平台的后边，有三道门直通寺塔。
　　安哥寺的构造宏伟壮丽，规模庞大，设计均匀，精致庄严，不论寺塔、屋顶、回廊，以及门窗、墙壁、殿柱、石阶，都雕刻精美，装饰细致，极尽艺工的才智，达到建筑艺术登峰造极的水准。回廊上的浮雕，四边合计长达八百米，墙壁高二米许，窗扇门框之处，莫不满布优美的浮雕，都是代表柬埔寨浮雕中的杰作。由于回廊有屋顶遮盖，风雨不能侵入，所以石雕都保存完好。浮雕题材是以《摩诃婆罗多》及《罗摩衍那》中的神话故事为主，例如从西面正门进入，西回廊的浮雕是描写猴神助罗摩作战的场面。南回廊西级，是刻绘苏利耶跋摩二世骑象领军出阵战争图；南廊东组，是幅地狱变相图，叙说善恶因果报应，以受苦形象占多，善报才少。东回廊两面，是刻绘海中怪物搅海图，及毗湿奴与恶魔战斗情形。北回廊是毗湿奴与天神交战图。也有表现当时国王和人民生活的题材。这些著名浮雕，都是属于浅浮雕的技法，但人物生动，形象逼真，画面十分繁复，上下叠置，左右交连，精美绝伦，为优秀浮雕的创作。
　　安哥城，亦称“大安哥”，是安哥王朝的都城，为十二世纪后半叶闍耶跋摩七世(公元１１８１－１２１９)时所建。(以前的安哥城可能为木栅，１１８１年闍耶跋摩七世登位后，将安哥城全部改为石造。见《柬埔寨著名的历史遗产——吴哥古迹》一文，载《考古》，１９７２年第二期。本节取材亦多自此文。)城墙都用石块构成，城门成用巨石叠置，四周围全长达十二千米，城外环绕城壕，壕上有一道广阔的石桥，两侧各有石刻巨蛇一条，蛇皆九头高举，各由五十四石巨人挽持着，形成石桥的栏杆。(石巨人分两边排列，每边各在五十四个，第一人较高大，为一多头神，分三层，每层头的四面各有脸孔。其余的石巨人，都为二点五米高。据说右为善神，左为恶魔。又在安哥城东北侧的普拉坎寺，东门口也有石人，但较小，每边约二十七年，且时间更早。)城有五座雄伟的城门，门高约二十米，各为两重，但东向开二门，其他都是一门。各门筑有三座石塔，每塔四面皆雕刻观世音菩萨像，面露慈悲含笑。城门两侧，各置一组三只巨象的高浮雕，象鼻向地拾采莲花。最后闍耶跋摩七世，在都城的中央建筑了重要的巴戎寺，以及其他几座石庙、石塔，又建筑了王宫，使安哥变成一个伟大的壮观的都城。(闍耶跋摩七世时，大乘佛教流行，盛信观世音菩萨。大乘佛教观世音菩萨的信仰，在安哥寺、巴戎寺等雕刻中，融合了湿婆神与毗湿奴神的艺术表现，所以这些建筑物尖塔上的四面雕像，常被误认为婆罗门教的神像，后经证明，是观世间菩萨像。一次在修整巴戎寺时，发掘一尊观世音菩萨雕刻石像另外在安哥其他地方发现的碑文，都证明了当时柬埔寨人信奉大乘佛教的情形。)
　　巴戎寺，意为“中山”，据说象征着宇宙的中心，全部建筑约由五十座石塔组成。寺门东向，中央为二阶层的台基，两层四周都有浮雕回廊。下层高出地面约一米，台基长一六０米，宽一四０米。上层高出下层台基二点四米，长八０米，宽七０米。台上四周罗列二十八座石塔，中央一座特大的主塔，塔顶高出平地约四十三米。如将两层台基上环绕的石塔计算在内，共达五十多座。每座石塔的四面，都刻有观世音菩萨像，面露慈悲，低视微笑，注视四方。巴戎寺的石壁浮雕艺术，在台基作十字形的内回廊上，我数以神话故事为题材；但在外回廊上，有些题材是描写出国王事迹或人民生活，例如战争场面、市场情形、舞娘形像、狩猎图、斗鸡图等，而且都是高浮雕，人物特别显出圆浑，尤其是门神和音声天像，富于创造性，表现精神充沛。由此可以看出，从安哥寺到巴戎寺的艺术过程，风格更趋于写实，向技巧成熟的阶段发展。不过后者高浮雕装饰，有时过分繁褥，深凿显露，已不如前者浮雕构壮阔，不刻意于显露，较有含蓄之美。又巴戎寺有些建筑物已经塌毁，不如安哥寺保存完整。
　　闍耶跋摩七世于１１８６年，在东池西南建塔普隆寺(Ta Prohm)，纪念他的母亲。据说这座寺当年用了七万九千人工，用去金箔重达五吨，极为巍峨壮丽。寺中住有五千僧人，经费由３，１４０个乡村税收来维持。此寺已受森林侵毁很多，里面四周回廊幽暗，而廊壁上的浮雕，大部分取材于佛教。１１９１年又建普拉坎寺(Prah Khan)，纪念他的父亲，此寺大部已经倾毁，四周围桥长共约三千米，外绕以约四０米河沟，河水与当时北池相通。寺前之东门路旁排列一行巨石人。在安哥城北的北池中心一小岛上，又建那伽般寺(Neak Pean译为幡龙寺)，周围环绕石刻那伽，中有一七０米阔的蓄水池，四面又有四小池环绕，布局有如花形。东西南北四门，分别以牛首、马首、狮首、象首的石刻为装饰。
　　《真腊风土记》中，对于当时安哥王城各种重要的建筑物，都有概要的叙述，所说是公元十世纪至十三世纪的情形，形容安哥的富盛，为柬埔寨最灿烂的文明时代。书中许多叙述的地方，大多可以现在安哥的遗迹对照出来，记载翔实。
　　安哥的建筑艺术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虽然是出于吉蔑族的建筑家、艺术家、工作者，却具有承继印度建筑艺术的风格，而又能运用技巧纯熟的手法融合为自己独创的特色。柬埔寨的建筑艺术，肇始于公元第六、七世纪，最初以孤立的圣坛形式出现，受到印度芨多王朝时代艺术的影响。到了第十二世纪，经过五百年不断的发展，出现安哥的艺术，达到艺术的顶峰，姿态雄伟壮观，富丽堂皇。而安哥寺与巴戎寺回廊的浮雕，主题虽渊源于印度文学及宗教，但吉蔑族人却加以改变，揉合本土素质于其中，表现极为真实、活泼、和谐、匀称、生动、精美，达到极高的艺术成就。

第四章　安哥以后的时期的佛教
　　(公元１４３２－１８８４年)
　　柬埔寨用佛历。至于在什么时候开始采用，没有明确的记载，可能是在南传佛教传入以扣，也可能是受泰国佛教的影响。柬埔寨至安哥以后时期，可说是逐渐走向衰落和崩溃的时代。佛教也是同样情况，但缺乏详细记载。
　　公元１４３４年，庞哈耶特王为避泰人的侵略而迁都至百囊奔。(“百囊奔”(Phnom Penh)，意为“奔夫人山”。传说在五百年前，奔夫人在湄公河边淤泥中，发殃五尊佛像的奇迹，便在近处山上建塔供奉，遂得名为“百囊奔”。)在新都东南的一个山丘上，营造宫殿，建筑一座钟形的佛塔。１４７１年，越南击溃占城，占城沦为一个很小的国家，从此越南一跃成为柬埔寨的强邻，势力渐渐伸进柬国境内。公元１５１６－１５６６年，恩仓王(Ang Chan)在位期间，为了保卫国家领土，曾数次击败泰国军队的侵袭，收复在他以前丧失的土地。恩仓王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建筑很多佛塔来庄严的首都。(D.G.E.Hall:A History of South East Asia,第１２８页。)
　　公元１５５５年，葡萄牙基督教旦米尼克教派(Dominican)的传教师克鲁斯(Gaspar da Cruz)，首先抵达柬埔寨当时的首都罗屋克(Llvek)传教，但遭到佛教团体的反对，不久离去。１５８３年或１５８４年，又有另一批葡萄牙传教师柬埔寨，也遭遇同样的情形，不久离去。其中只有一人为柬王所喜爱，留下学习柬语，组织一小型基督教徒团体。(K.G.E.Hall: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第２３３－２３４页。)
　　柬埔寨也有少数伊斯兰教徒，这是约在四百年前，由马来族人传入，他们是自越南中部占(Cham)的地方移居柬埔寨之马来人后裔。(印海译《柬埔寨之佛教》一文，载《海潮音》第４０卷４月号。)
　　公元１５８７年，泰国击败缅甸的侵略，遂趁战胜之势讨伐柬埔寨的背盟毁约，原因是柬埔寨乘泰国与缅甸作战之危，侵占泰国的巴真。这次泰国除收复巴真，并举军追赶至柬埔寨的新都罗屋克，然后才退兵。
　　公元１５９３年，泰国纳理逊王集合了十万大军，向柬埔寨进攻，宣布要惩罚柬埔寨在公元１５８６年背盟毁约。泰军分三路，很快就攻下了柬埔寨的马德望、暹粒、巴萨克等北部重镇，然后会师进击罗屋克，至闪年七月攻破，都城为泰军摧毁殆尽，国王萨陀(Satha)带着子女，逃去老挝，客死异乡。从此柬埔寨处于泰国控制之下，遂步走向衰微。(1.《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２４３页。2.冯汝陵：《泰国史话》，第９２－９３页。)
　　后来柬埔寨倚靠越南人的协助。才击退泰人。但为了酬谢越南，允许越南人定居在柬埔寨控制下的西贡。嗣后占人因受不了越南人的压迫，很多人拥到柬国境内，这不仅扰乱了柬国的安宁，也使柬国与越南的关系恶化起来。到了公元１６９１年以后，柬国两个王子为了争位，发生内战，遂给与越南和泰国介入的机会，柬国渐呈分裂，一个政权由泰人支持，都乌东(Udong)；一个政权由越南人扶助，都西贡。双方常互相讨伐，战乱延持多年。
　　到了公元十八世纪末及十九世纪初，柬埔寨的领土，比起安哥王城废弃时代，已缩减了一半。公元１８００年，越南兼并了整个南圻。大事移民。而西部的马德望、诗疏风、安哥等省，已被泰国占领。
　　公元１８１２年，泰国责柬埔寨久不信贡，曾遗师问罪，柬王那坤暹(Nakuam Shan)遂奔南圻。后来藉助越南军得以复位，而泰人占据着柬埔寨北部诸省。公元１８３３年，越南在柬国的驻军，俨然以统治者自居，并将柬国的省分易以越南名称，及采用越南的政治组织。至１８４７年，泰、越、柬三国订立协约，由泰人所立之柬王统治柬埔寨，而越南军退出柬国，割让嘉定、朱笃二州以谢越南。
　　公元十九世纪中叶，柬埔寨的罗诺敦(Norodom)在位，这时柬埔寨国家已经面临危亡之时。他既受制于泰国，而法国已侵占越南的大部分领土，逐步建立殖民统治，于是便利用越南作为侵略柬埔寨的根据地，向柬国讨取宗主权。公元１８６３年，法国驻越南的总督拉格兰地耶派出使者团向柬埔寨提出建议：“法王愿将柬埔寨作为保护国，派驻节官一名长驻境内；柬国王未获得法国同意前，不得擅自让其他国家建置领事；溘　与柬国子民，均有权分别在柬埔寨与法帝国境内自由居住；法国愿意倾全力协助柬埔寨抵抗外侮，并负起维持境内的和平和秩序。”(崔贵强：《东南亚史》，第２５４页。)当时柬埔寨因面临泰国的威胁，国家濒临危亡之际，罗诺敦王便与法国签署了“乌东条约”。至此柬埔寨国脱离了泰、越的压迫，也结束了与泰国之宗主关系。但泰国仍保有柬国的马德望、暹粒、诗疏风及其他六个海岛。
　　
第五章　近代的佛教
　　(公元１８８４－１９８８年)
　　柬埔寨处于法人不断的压力下。公元１８８４年６月１７日。法人又强迫罗诺敦签订了一个新条约。约中规定柬国王必须承认法国提出的一切有关行政、司法、财政及商业的改革；税务、海关及公共工程部门，须由法人主管；法国每年津贴柬王三十万法郎；柬埔寨在未取得法国同意前，不得向外借款。这样，第五章　近代的佛教的文官被置于法国驻节官控制下，而且重要官员都为法人，甚至全国教育、军警组织，都受法人的管制，所以名义上虽为“保护国”，实际上是法国的一个殖民地，为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邦。
　　１９０７年，法国向泰国索回了马德望、暹粒、诗疏同及第五章　近代的佛教东北的地区。
　　法国占领柬埔寨，前后共达九十年。年积极方面来讲，在法国“保护国”名义下，柬埔寨至少还保持了一完整的国体，避免被泰国逐渐吞没，而且向泰国讨回了东北部失土。１８９７年，法国宣布废止奴隶制度，因当时柬埔寨的奴隶，约占人口三分之一。大部分因债务而沦为奴隶。(《乐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８６页。)此外法人强调立法公平、建立医院、铺设公路、兴造铁道、建设城市，发掘柬埔寨的光荣历史并做了大一整理工作，法人还极力提高国王地位，使其成为代表国家的象征。(崔贵强着：《东南亚史》，第２５５－２５６页。)
　　在消极性方面来讲，法国对柬埔寨人民进行残酷的榨取与奴役，掠夺大量的田产，并通过各种苛捐杂税、物资侵占、贸易垄断、银行借贷、货币发行等，进行剥削。限制柬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尤其是教育的忽视，全国没有一所高等教育的机构。教育不发达，文盲占百分之七十以上。法人还强迫柬埔寨学校教学法语，派法人充当教员；政府官方文件规定须用法文，推行愚民政府使柬人与法人同化。
　　柬人在法国殖民统治压迫下，曾不断地激烈的反抗，进行了无数次的反法运动，其中亦有多次由佛教徒领导，但教被镇压下去。譬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柬埔寨一位高僧阿查汗鸠，因宣传爱国思想，而被法国当局逮捕放逐。这件事引起柬人的抗议，在百囊奔集合数千群众和佛教徒举行示威游行。要求释放阿查汗鸠。(邵敏之编著：《柬埔寨风物》，第３５页。)
　　虽然每次反法运动都被残酷地镇压下来，但无疑也加深了柬人的警觉，使他们更加痛恨法国的殖民政策，以无比的决心和勇气来争取国家的独立与自由。
　　１９４０年，日本进攻东南亚各国。至次年七月，日军已经完全从法人手中控制了整个印度支那，日本与法国签订协约，同意日本使用印支的港口、城市及机场。在经济方面，又给予日本印支的工商业和关税优惠待遇。不久日本又胁迫法国将柬国的马德望、暹粒两省，以及老挝在湄公河西岸的土地割让给泰国。日本还对柬国进行物资掠夺，主要为大米、橡胶、胡椒等。强迫来人负担日本军费，使柬人受到极大的痛苦。
　　１９４５年３月，日本以武力强迫法国交出整个印支的统治权。但是不久，日本在同年八月就战败向盟国投降。日本战败后，法国又重新占领印支三邦。为了掩饰殖民政策，１９４６年１月，废除柬埔寨“保护国”的地位。同年１１月，又承认柬埔寨的独立。但当时法人在柬埔寨，实际上仍拥有行政、财政、经济和军事等很多权力。
　　由于柬埔寨人热望争取独立，不断地反抗法国箝制，法人就逐渐地交出一些权力。直至１９５４年７月，日内瓦会议协议，与会各国保证尊重柬埔寨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并对其内政不作任何干涉，法国愿在协议规定期限内，撤退共驻柬埔寨的军队。从此，法人结束了柬埔寨前后九十年的殖民统治。
　　至于柬埔寨近代的佛教，先是因为国家受法人的统治，自然不会注意佛教的提倡，但佛教文化是柬埔寨传统的信仰，深圳特区入普及民间，佛教仍在全国各地流行。在旧式的教育制度下，寺院就是学校，僧人担任教师。同时，佛寺也是广大人民宗教活动的中心，对三宝有崇高的敬仰。就是后来在新教育制度下，也有很多学校由佛寺主办，僧人兼任教师。公无１９１４年，在首者百囊奔创立了“高给巴利文学校”，给予青年出家人四年教育，并传授现代一般知识。后来这所学校改制为学院。１９３３年成立初级巴利语学校，三年制课程。这种学校现已发展为四百所，他布全国，每年约有二千学生毕业。(1.2500 Years of Buddhism，第４３０页。2.印海译：《柬埔寨之佛教》。)
　　１９２５年，在政府支持下于首都百囊奔成立一所王家图书馆，提供宗教指导的计划；１９３０年，创立一佛教研究院(Buddhism Insti-trute)。数年后，又由政府指定成立一个“三藏委员会”，包括许多位高僧和著名学者，编印巴利圣典及翻译成柬埔寨文。两利语文如果编印出版，共约１１０册，１９５５年，已经出版５５册。除此，不编印其他多种柬文佛教典籍，约有１８７册。(同上。)
　　１９５７年佛涅槃２５００年纪念，柬埔寨全国举行热列庆祝，掀起热潮。
　　１９５９年，西哈努克佛教大学(Buddhism University ，柬名Preah Sihanur Raja)落成，是柬埔寨佛教高等学府。僧人考入学习三年，可获一般文凭；再四年经考试及格者，可获得学士学位；继续深造，通过答辩后，可获得博士学位。１９６０年招收四十名学士僧，产逐年增加。１９６５年一般学僧一百名，学士僧二十一名；１９７０年分别增为一二九名和四七名；１９７２年达到一五０人和五四人。学习主要课程为佛学理论、语言知识、西方科学知识，并配合日常禅修活动，培养行解并重的优秀佛教人才。(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１５４－１５５页。)
　　柬埔寨的佛教僧团，分为二个宗派：一、大宗派(Mahanikaya)；二、法宗派(Dhammayuttika-nikaya)。依１９５７年统计，全国有２，８００所寺院，８２，０００多比丘和沙弥。传统的大宗派，寺院占９４％僧人占９０％。这派是公元十四世纪初期自泰国传入。法宗派原是泰国曼谷王朝拉玛四世蒙骨王(公元１８５１－１８６８)在未即位前所创立，实行佛教改革，提倡严持戒律。后来这派也传入柬埔寨，此派僧人和寺院虽属少数，但多为贵族出家，并获得王家的支持。(1.《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８６－８７页。2.Robert C.Lester:Theravada Buddhism In Souteast Asia，第６６页说，于公元十四世纪初期，上座部佛教传入柬埔寨与老挝。)
　　１９６８年，编篡翻译近四十年的柬埔寨文佛教三藏，终于全部完成出齐，共１１２卷，其中律藏１３卷，经藏６３卷，论藏４３卷。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国家与佛教为此举行隆重庆祝。１９７０年，柬国统计有僧侣６５，０３４人，其中大宗派６２，６７８人，法宗派２，３８５人；寺院３，３６９所，其中大宗３，２２０所，法宗派１３９所。(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１５５页。)
　　柬埔寨全国人口８５％信仰佛教，因此，在柬埔寨宪法上，人民有“信教自由”，并且规定“佛教为国教”。国王是宗教维护者的象征，也是佛教最有力的拥护者。(《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８６页，２５２页。)全国青年男子大多数都要至少一次出家，接受佛教优良有训练，经过一段时期，然后还俗；就是国王也常暂时放弃王位，过一段出家修行的生活。
　　此外，柬埔寨有两个较大的佛教社团组织：一是“世界佛教友谊会一柬埔寨中心”(W.F.B.Cambodia Center)，负责与世纪各佛教国家有关国际性佛教活动之联系。１９６１年，第六闪世界佛教友谊会在柬埔寨首都百囊奔召开(１１月１４日至２２日)，有二十五国派代表参加，共１０７人，另旁听者３００余人。一是“居士巴利学会”，负责佛教宣传工作，协助在家佛教徒学习巴利语，以及其他国家语文的研究。(《佛教大年鉴》(１９６９年版)，第２６７页。)
　　１９７０年３月，朗诺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废除君主立宪制，改名为高棉共和国。新政府继续奉行佛教为国教政策。但佛教僧侣对新政府明显的有两种看法，即大多数佛教徒，主要是住在乡村的僧人，尤其年轻激进的支持西哈努亲王，为此遭到压制；住在城市的僧人，尤其年轻激进的知识僧侣，对新政府表示欣赏。朗诺政府为了安抚佛教界，宣称尊重佛教在民族传统的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性。军队也公开表态支持佛教在宪法中立为国教。１９７１年１月，朗诺晋封两派僧长为僧王，给与特殊礼遇；中一方面对僧伽施加压力，强调僧人必须服从国家政府的领导。(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１５５－１５６页。)
　　１９７５年４月１７日，柬埔寨人民解放军解放金边，成立民主柬埔寨，忽视佛教在人民生活中重要性，佛教受到致使的打击。据西方学者统计，１９７５年柬国原有僧侣约６５，０００人，至１９７９年所剩无几，佛寺受到严重的破坏。不久，越南军队入侵柬国，扶植韩桑林政权，政府宣布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严格限制佛教活动，紧密控制在国家管理之下。这时国内估计约有僧侣一千人，交还或修复的佛寺二千余所，也有些宗教活动举行。越南的僧人也开始进入柬国，积极活动，试图将佛教实现“越南化”。因此很多僧人及佛教徒投奔到解放区或逃亡外国。后来民柬人民武装力量节节胜利，洪森政府为了摆脱困境，被迫对宗教政策作了一些调整，１９８５年允许五十五岁以上的人可以出家，规定必须效忠政府，面青年人一律不得出家，这是违背佛教传统精神的。１９８８年宗教政策又作了一些修正，国家电台开始播放一些佛教的的节目。同年四月三十日，国会召开会议，对宪法作了修改，第六节规定：“佛教是国教。宗教活动要遵守国家宪法，禁止利用宗教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团体和人民利益之活动。”柬国终于回归传统，重新确认佛教的作用和地位。(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１５８－１５９页。)
　　至于中柬两国佛教的友好交往，１９５６年９月柬国僧人参加国际佛教僧侣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中国佛教协会的盛大的欢迎。闪年，中国佛教代表团应柬埔寨政府的邀请，赴柬国参加佛涅槃２５００年纪念盛典，产进行两周的访问，参观安哥胜迹，受到热忱的接待。１９６１年世界佛教联谊会第六届大会在金边召开，中国佛教协会派遣喜饶嘉措率领的代表团前往金边参加，受到高格的接待。同年，柬国政府将新编出版柬埔寨文藏经一部五五册，赠送给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协会也回赠一批汉文和英译佛经给西哈努克佛教大海陆空。(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１６４页。)１９７０年自朗诺政府建立后，不断发生战争，两国佛教交流就减少了。
　　柬埔寨与越南两国因历史遗留的关系，在越南的南部有高棉族人，仍保留上座部佛教信仰，信徒约有八十万(亦有说１５０万)人，寺院四百座，僧侣约一万人。此上座部佛教早期由柬埔寨传入，与柬国佛教关系密切。(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１６５，１９２页。)又因柬国近二、三十年战争不断，有部分僧人逃至泰国及西方国家流亡，也有留学国外读书建寺弘法的，但因背后缺少支援，影响力不大。
　　总之，柬埔寨自获得独立后，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等，都在力求改革和发展，佛教也逐渐复兴起来，有了很大进步。但在近几年内，由于外力的干预，内战不数据，进步已经停滞了。不少佛教文化古迹，也遭到无法避免的破坏。

第五章　老挝佛教史
作者：净海


　　第一章　老挝早期的佛教
　　第一节　国土与民族
　　老挝(Laos)位于中南半岛的中部，为一内陆国家。北连中国云南省，东邻越南，南接柬埔寨，西南与缅甸接壤及与泰国以湄公河为界。地理位置，自东经１００至１０７.３０度，北纬１３.５０于２２.３０度。地形南北狭长。全国面积共２３７，０００平方千米。境内多山和原始森林，海拔一千多米，有“印度支那屋脊”之称。
　　全国人口，依公元１９９６年估计，约４，６００，０００人，政府在首都永珍，王城于古都琅勃拉邦。
　　老挝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约有三十多个民族，但主要的有老挝族(Laos)、卡族(Khas)、苗族(Meos)三种。老挝族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分布于湄公河及其他河流沿岸平原地区；卡族原为土著老挝人，散居在全国各地山区，在部分在南部下寮的沙拉湾、阿都坡一带。苗族人居于上寮各地高原，以川圹为集中。其他有华人、泰人、越人、徭、孟、满等民族。语言以老挝语为主。
　　老挝与中国云南省接壤，老挝族本属中华民族，同属于泰族(Thais)。后泰族分数支大量向南方迁移，抵达老挝境内定居的一支，由于崇山峻岭的阻隔，交通不便，遂渐少与中国文化接触，后来在政治、文化、宗教方面，直接和间接地受泰国、柬埔寨等国的影响。这在以下章节中再说。
　　老挝，也称“寮国”。据历史学者考证，老挝族系自百越系自在越民族演化而来，以僚人为其主要血统，古称“哀牢夷”。《后汉书.西南夷传》中，已有“哀老夷”之名。传说在周秦时，有九龙族创国，王名九上为隆(1．《后汉书．西南夷传》。见徐松石《泰族僮粤族考》一文。2．郭寿华：《越寮柬三国通鉴》，第２２４－２２５页。)这个记载虽不能确信，但可证这哀牢夷九龙族在中国历史上为古代西南夷的一个部落，原居于永昌郡(今云南省内)，以保山一带为中心。后来哀牢民族沿湄公河南下，移殖于现在的泰、缅甸、老挝地区。到达老挝境内的哀牢，就渐形成以后的老挝。又哀牢(夷)或僚族，亦有称为老挝话的。(1．徐松石：《东南来民族的中国血缘》，第４７页。2．宋哲美：《中寮文化关系》，载新加坡版《东南亚研究》第１卷。)
　　《后汉书．哀牢传》：“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公元５１)，哀牢王贤栗等率种人户二千七百七十，口万七千六百五十九，诣越隽太守郑鸿降，求内属。光武帝时贤栗等为君长，自是岁来朝贡。”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６９)：“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作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阳七千里。”(1．《后汉书.哀牢传》。2．郭寿华：《越寮柬三国通鉴》，第２２５页。)昭帝时，“……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考博南山在今云南省永平县西南四十里之地，兰仓水在湄公河上游，为湄公河发源处。可见后汉时汉族已进入今日的寮北。
　　三国时诸葛亮南征，或谓曾达老挝。晋代中国发生外患，扶南崛起，哀牢曾臣属扶南。扶南(即高棉、或称柬埔寨)在哀牢之南。
　　唐代有“南诏”兴起，自称为哀牢后裔，建都在今云南的大理。至五代时晋高祖天福二年(公元９３７)，南诏改称国号“大理。”(在泰文历史上，以及有些西方学者写东南亚历史，每多夸大泰族人古代建军国辉煌的历史，称自汉代哀牢、唐代南诏而迄宋代大理。其实广义的泰民族，包括范围很广，哀牢、南诏(后改称大理)，向为中国云、跚两省边区民族，有时独立，有时直属中国；这与分支南迁的泰族、掸族、老挝族，古代虽有血缘关系，但与以后各国建国本部的历史，各有不同渊源，不可混为一谈。也就是说，哀牢、南诏的建军国，是国云、贵边区的泰族；泰国、老挝和缅甸的掸部，是南迁的泰族。)
　　宋理宗淳佑十二年(公元１２５２)，忽必烈南征攻来大理，置大理、善阐等路宣尉司，并进兵顷甸和越南。这时在先前移民泰境的一支泰族，已日渐强大，于公元１２５７年，由泰族酋长室利因陀罗(Sri　Intaratiya)建立素可泰(中国史称速古台)王朝。另一支进入老挝境内南乌河流域，以猛骚(Muong Swa，即今琅勃拉邦)为根据地，建立川东川通国(Xieng Dong Xieng Tong)，初隶属于柬埔寨吉蔑王朝，公元１２７７年为素可泰所征服，降为属国。
　　素可泰王朝到公元１３５３年，开始衰落，老挝遂脱离泰国臣属而独立，建“南掌国(Lang Chang)，都城琅勃拉邦。建军国始祖为法昂王(Fa Ngoun，公元１３５３～１３７３在位)， ②(D.G.E.Hall:A History of Sorth-East Asia，第１２１、１６５页，伦敦，１９６４年版。)将国土扩展至湄公河东岸，以湄公河与泰国为界，土地包括今日的川圹(亦称线款)、永珍、他曲、南他、百细等地，奠定老挝立国的基础。

　　　　　　　　　　　　　　　　　　第二节　　从柬博寨传入佛教

　　前面说老挝族人源出中国西南边区，据研究中国西南边疆史地的学者考证，自唐代南诏兴起，至元朝忽必烈征灭大理，六百多年间，这些地区固深受中国文化的感染，同时也受到东南亚印度文化的影响。这些地区曾信奉佛教，但它是一种混合中印文化兼含着地区民族色彩的信仰。分支南移后的民族，像散居于现在老挝境内的老挝人，由于山岭隔碍，就渐少接触原有文化的机会，所以此时老挝人纵有佛教信仰，也不普遍。
　　从民俗来说，古代老挝民族多数是奉祀鬼神，祭拜祖先，崇拜精灵和自然，佛教也话仅属少数人的信仰。加以老挝人未建军国前是属部落民族，常常战争，或受他族征代，很少有机会注意宗教的信仰。(Kavivaranana:《东南亚佛教史》(泰文)，载曼谷朱拉隆功佛教大学校刊《佛轮》第１９卷１２期。)
　　老挝史上明确记载有佛教信仰的，是从法昂王建立“南掌国”以后开始。
　　法昂王为川王之孙，父名法蒂，不容于父川东王，遂披驱逐，携子法昂同流亡于柬埔寨的吉蔑王朝。法昂年幼，为一位僧摩诃波沙曼多(Mahapasamanta)长老所教养。法昂十六岁时，吉蔑王见他雄伟英俊，于是就将女儿娘高乐(Nang Keolot)嫁他，招为驸马。
　　公元１３４０－１３５０年之间，法昂希望恢复父亲的故土，获得吉蔑王之助，统率一支强大军队，沿湄公河北上，先进攻巴塞，大获胜利。再经甘蒙夺取孟富春(今川圹)，杀其酋长而立其子，收为属地。继进兵化邦，直抵十二版纳(今云南车理)。回师再战川东，击败其祖父川东军。祖先自杀死，遂自川东王。又进兵攻破泰国清迈驻军。并在附近征服卡族。最后攻下斐南(Phai Nam，今永珍)。因攻斐南，曾用黄金诱敌。为纪念胜利，改名永金，后又改称永珍。１３５３年，法昂遂在川东建国独立，号称“南掌国”，意即“万象之邦”。因老挝产象，象是有用而重要的动物。土地包括今日老挝中部和北部，泰国的清迈和缅甸东部之地，使老挝真正成为统一强盛的国家。(1.日文《印度支那文明史》，章岛升等译，第２１０－２１２页。原为法国研究南亚史著名学者George Coedes所着之Les Peuple de la Peninsules Indochinoise,Histoire Civisations,巴黎１９６２年版。亦有英译本为The Making of South East Asia,H.M.Wright译。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2.郭寿华：《越寮柬三国通鉴》，第２２６－２２７页。)
　　
　　法昂王的妻子娘乔乐为柬埔寨王女，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受持在家五戒。当她随夫到了老挝，国家是安定了，可是人民和官员，多数崇拜鬼神、祖先、精灵等，更屠杀牛、象等动物祭祀鬼神。非常迷信和残忍，她心中生起悲悯。同时身居老挝，很难实践佛教徒的生活。于是她请示夫王法昂从柬埔寨引进佛教，不然就让她回国去。(日文《印度支那文明史》，章岛升等译，第２１０－２１２页。)
　　法昂王幼年随父流亡柬埔寨时，曾受摩诃波沙曼多长老的教导，有很好的佛教基础，就很欢喜的答应了。他随即慎重选派使节，写好国书，准备贡物，有银三十万。黄金三万，各种珠宝，呈献给柬埔寨国王岳父，请求派遣有德学高僧及携带三藏圣典等至老挝弘扬。柬埔寨国王非常欢喜，于是礼请摩诃波沙曼多和摩诃提婆楞伽(Mahadevalanka)两位长老，率领二十位比丘，三位通达三藏学者，即门罗辛哈(Manrasinha)、门罗摩达(Manramad)、门罗沙达(Manrasad)前往。赐珍贵金铸佛像一尊，名“勃拉邦”(Phrabang)，及三藏圣典、菩提树芽枝等，供老挝人民礼拜供奉。又派铸造佛像技师、金匠、铁工、建筑寺塔雕刻艺师等。又命令遣派四个村落人民，共五千人，给以种种不同装饰，护送佛像、经典、高僧、学者至老挝。而且这五千人民就留居老挝，为佛教的护持者，并成为王后、学者的侍从。(《东南亚佛教史》(泰文)，《佛轮》第２０卷２期。但依郭寿华著《越寮柬三国通鉴》第２２７页，记为摩诃波曼多长老及四位比丘、四位沙弥至老挝。)
　　但另据记载说，娘乔乐到了老挝后，见到法昂王的性格变得凶暴起来，以致人民要谋害他。于是娘乔乐呈书至父王，柬埔寨王就命令法昂去朝见，请高僧给以教诲，授予五戒。然后与柬埔寨僧团同回老挞。老挝史都是依据前一种说法。(《东南亚佛教史》(泰文)，《佛轮》第２０卷２期。)
　　公元１３５９年，摩诃波沙曼多长老等全体人员，离开柬埔寨吉蔑王朝，向老挝进发。到达孟皆(Muang Kaa，不知何处，多数推测在今泰国洛刊拍农Nakhon Phanon)，法昂王知悉，就派大臣前往迎接。
　　继续再向龙蟠前进。龙蟠是古名，法昂王建南掌国定都于此。后因著名之“勃拉邦”佛像从柬埔寨迎至首都，尊为“护国佛”或“镇国之宝”，遂改龙蟠为“琅勃拉邦”(琅或銮是老挝文“王家的、伟大的”意思)，即以佛教之名为首都新名，一直沿用到现在。(1.法文日本译《东南亚细亚》(石译良昭译)第１００页，记为金泥涂的石造佛像。2.据D.G.E.Hall:A Sistory of East Asia，第２３８页所记，这尊著名佛像为早期斯里兰卡一位国王送给柬埔寨的礼物，被称为“勃拉邦”(Prabang)。)
　　当时法昂王在永珍，于是摩诃婆沙曼多长老等往见，报告途中经过情形。国王与后在王宫之北，特为长老领导的僧团建筑一座佛寺，就以长老之名称为“波沙曼寺”(pasamanarama)。此寺今日仍存在，菩提树芽枝亦植于此寺中。从此长老领导的僧团，开始向老挝人民传布佛法，国王与后都是佛教的热心护持者，老挝人也都转信佛教。
　　
第二章　老挝中期的佛教
　　(公元１３７２－１８９３年)
　　由于老挝缺乏佛教记载，有也是零散的，或从仅存的少数遗物加以推定，时间也不能上下连贯，因此无法了解佛教实际发展的情形。因为搜集的资料有限，只能作简略的叙述。
　　法昂王于公元１３７３年去世，(日译《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２１１页。但依郭寿华着《越寮柬三国通鉴》第２２７页所记，法昂自其妻乔乐死去，性情变为暴虐，且违背与柬埔寨和好承诺，进攻柬埔寨南部，公元１３７３年被放逐，１３７８年死于孟南。)其子继位。在１３７６年举行人口调查，得泰族人三十万，其他各族人四十万。因此遂被尊为“三十万泰人的领袖”(Phraya Sam Sene Thai)，名拍耶三成泰王(公元１３７３－１４１６)。更由于人口调查，军队获得重编，军抛增强，邻邦诸国畏敬。拍耶三成泰王执政四古三年，政治制度大备，经济繁荣，将国内人民分为贵州、平民、奴隶三种阶级。明永乐二年(公元１４０４)，南掌获得中国的承认，封为“老挝宣慰司”。此王曾建寺提倡研究佛学，(A　History of South East Asia，第２３９页。)并铸造一尊巨大青铜佛像，供奉于１３７２年所建筑的摩那兰卡(Wat Manoron)内。此寺现已被毁，青铜佛像只留存头部和胸部。(日译《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２１１页。)
　　１４１６年后，越南黎朝创立者黎利，与中国战争是，老挝军队曾助中国从后面攻击，自此以后五十年间遂给与越南干涉的口实。虽然老挝很慎重的防止越南的扩张政策和报复，但在公元１４７８年，越南圣宗时，仍攻击南掌，次年攻陷琅勃拉邦，沙提迦拍王(Sai Tiakaphat)不及逃亡，遂后去世。后来他的两个儿子先后为王，收复和复兴琅勃拉邦。至维苏王(Visoun，公元１５０１－１５２０)时，曾建有多种佛教建筑物，其中最著名的，即冠以王名的维苏寺(Wat Visoun)，建于公元１５０３年，供奉佛舍利。此寺建筑精美，木壁雕刻精妙，屋基向外侧伸张，形如老挝的棺状。(日译《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２１２页。据著者过去留泰时所见，这是一种圆形坐龛，形似塔，贵族多为金、银、铜等制。到火化时，再移出尸体改为木鱼造从龛。)国王是一位忠诚的佛教徒，曾努力消灭国内一些灵魂论及巫术等的流行，但结果没有成功。
　　维苏王之子福提沙拉(Phothisarath)继位后，为了利用地利通商，他将首都从琅勃拉邦迁至永珍。因他的母亲原来是昌莱(在今泰国北部)王之女，在１５４５年，清迈王位缺人，他主张由他兼位，三年后他又委任他的长子即位为清迈王。同年福提拉王遭受意外死亡。
　　次子自立为王，但其长兄清迈王主张应由他继承父位，于是将清迈委托一个泰族王子主政，他急忙赶回琅勃拉邦讨伐其弟，自号悉达提拉(Sethathirath)。但在此时，缅甸王莽应龙扫灭群雄，统一全缅后，于公元１５５６年，攻伐北部掸邦，掸邦不敌，转向清迈求出援兵抵抗，结果莽应龙先后灭掸邦，再攻陷清迈。１５６０年悉达提拉与泰国大城王朝结晶盟。次年，柬埔寨军攻琅勃拉邦及巴莱；又二年迁都至永珍，建筑城垒防守。
　　悉达提拉王以前由清迈琅勃拉邦时，曾携带一尊绿宝玉佛而回，这时特新建一座玉佛寺(Wfat Phra Keo或Emerald Buddha Temple)供奉，此寺为三层华丽建筑物，殿堂深奥，佛坛巨大。(玉佛在１７７８年被泰国战胜取走)。(玉佛略史，见净海《曼谷玉佛寺》一文，载《慈航》季刊第３期。)王又在距永珍北区二千米处，建造一座伟大的“大舍利塔”(Dhatu Luang，老语称为塔銮)。此塔建于１５６６年，是在原有的小塔基础上修建的一座大塔，占地数百亩，塔是方形，分为三层。底层为四面回廊，东西长６０.３０米，南北宽５８.４８米，各边中央有门入口，有石阶可上，在四面入口处又建有四个门楼。第二层的四周，建有三十座小形方塔环绕。第三层中央是尖高的大塔，这为方形；下部为莲花瓣形，中部为三级方形檀柱，上部为尖高的方瓶状，最高是尖长的塔顶。大塔上部贴渡金箔，远望金碧辉煌，华丽而庄严，为老挝历代最伟大的建筑物。在东南亚一般佛塔是圆形的，而大舍利塔却全部为方形，风格独特，因此成为著或的胜迹。佛塔经过六年才建成，大塔内供奉佛陀舍利骨，亦说是供奉佛发。此塔在１８７３年曾遭到庸奴(Yunnan)盗匪严重的损毁，后加修理，至公元１９３０年，再加重修，才恢复了它的雄伟。同时国王在国内各地修建其他六十多所佛寺。(1.2.D.G.E.Hall:A History of South East Asia,第２４４页。3.Philip Rawson:The Art of Southeast Asia，第１５８－１５９页。)
　　公元１５６９年，缅甸军队攻入永珍及琅勃拉邦，悉达提拉王退入山林与之对抗。后缅军瘟疫发作，自动撤去。悉达提拉王死后，老挝国势更加衰弱。１５７４年，缅军再攻入永珍，执住悉达提拉王之子诺乔柯曼(Nokeo Kormane)，而以悉达提位之弟主玫，至此老挝臣属绝缅甸。１５９４年，缅甸国内不安，诺乔柯曼获得释放而复位。之后，到泰美迦罗王(Thaimmikarat，公元１５９６－１６２２)时才有一段时间较为安定，此后十五年间就陷于政府状态。
　　公元１６３７年，苏利那旺沙王(Souligna Vongsa，公元１６３７－１６９４)登位后，与越南黎朝神宗的公主结婚，并重新划定两国疆界。曾两次出征富春(川圹)，而奠定五十七年长期的和平和繁荣。国家安定后，王注意提倡政治修明，亦重视宗教，使当时老挝竟成为东南亚佛教的中心，其光芒发射到邻近的国家，泰国和柬埔寨的出家人不少去永珍学习。(郭寿华：《越寮柬三国通鉴》，第２５８页。)
　　在苏利那旺沙王时，有荷兰人属东印度公司的湖史多夫(Herit Van Wusthof，公元１６４１年至老挝)，及意大利黎利亚(Jean Marie Leria，公元１６４１－１９４７在老挝)曾至永珍等地访问，为欧洲人至老挝之始，二人曾留有珍贵的游记。二人对佛教了解很少，但对当时老挝在苏利那旺沙王治下的隆盛，和佛教塔寺等优美卓越的建筑艺术，赞评很高。黎利亚神你并曾试传天主教，但受到老挝佛教徒的反对而未成功。(1.日译《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２１４－２１５页。2.D.G.E.Hall:A History of Sout East Asia，第４１５页。)苏利那旺沙王死后，老挝又长期陷于国家分裂和外国侵扰的危机。国内琅勃拉邦，永珍、占巴塞分成三国，互相争压征伐。三国中的占巴塞先被消灭。１７７８年，泰国兵二万攻占永珍。另一琅勃拉邦也一蹶不振，先后沦为泰国的附庸。著名的玉佛和勃拉邦佛像，同被泰人取走。至１７８２年泰国仅归还勃拉邦佛像，(潘醒农编着，《东南亚名胜》，第２５６页。)据说此像面部已受损。
　　公元１８２０年，昭阿奴王(Chao Anou)模仿曼谷大寺院的样式，在永珍建造室沙吉寺(Wat Si Saket)，佛殿雄伟庄严，外面有二重回廊，供列一百二十尊佛像。(日译《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２１６页。)１８２６年昭阿奴突然对泰国宣战，向曼谷进军，但遭反击而受挫。１８２８年泰军夺得永珍，破坏都市，居民十万人被流放至泰境，婚房屋六千多栋，佛寺佛塔等建筑物亦遭破坏很多，并将永珍改属泰国的一省。(日译《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２１６页。)
　　再说琅勃拉邦方面，自公元１７０７年，因为肯基沙拉(King Kitsarat)及因他苏(Int'asom)兄弟联合用兵而胜利。后二人分裂，先由肯基沙拉统治至１７２６年，其后因他苏夺得权力。统治至１７７６年。因他苏期间，缅甸曾于１７５２年侵入琅勃拉邦，受其支配，后与泰军联合击溃缅军。并与泰国结盟。至１７７８年，永珍和琅勃拉邦又都成为泰国的属国。
　　公元１７９３年，逃往曼谷的阿奴那特王(Anourout)回归琅勃拉邦，修复都市。１７９６年，将以前的越迈寺(Wat Mai)加以重修，安供两年从曼谷持归的勃拉邦佛像。此寺佛殿有七间梁及三层屋廊，前后两面两排圆柱支撑着。(同上，第２１７页。)佛像后来被移至王宫供奉和保护。今日在越迈寺的大佛像是另外铸造的。(潘醒农编著：《东南亚名胜》，第２５６页。)
　　公元１８３９年，诏边殊(Souka Seom)被泰国推上王位，直至１８５０年。他在位时，因泰国与直南对立，政治比较安定。至其弟天达王(Tiantha，公元１８５１－１８６８)继位时，１８６１年，法国博物学者慕胡(Henri Mouhot)抵老挝访问；其后法人拉格尼(Doudart de Lagree)及格尼尔(Firancis Garnier)所率领的湄公河探险队，于１８６７年４月到达琅勃拉邦，因此法人得知老挝的情势。
　　公元１８７３年，泰国侵入琅勃拉邦，获得宗主国支配权。但由于法国势和于１８５８年已先伸入越南，成为保护国；一面法人又向北伸展侵入柬埔寨，同时压迫泰国。以海军在曼谷附近海上炫耀势力，遂于１８９３年订立“法暹条约”，泰国退出波公河左岸，承认老挝为法国的保护国。(日译《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２１８页。)至此越南、柬埔寨、老挝三邦(统称“印度支那”)都沦为法属。

第三章　老挝近代的佛教
　　第一节　　法属时期
　　老挝近代史和佛教都是很不幸的。先是受法国统治五十年，表面上是保护国，实际上是推行殖民地政策；独立后又一直陷于政府分裂和战争中，国家所受的损失极大，人民的苦难不尽。
　　法国自公元１８９３年“法暹条约”订立后，泰国放弃老挝的宗主权，法国遂于次年完全占领老挝。法人重新厘订老挝政治组织，将全国行政分为两区，上寮为琅勃拉邦，下寮为康埠，各委任武官一人分别统治。１８９９年，法国又将上下寮两区合为一个行政区，置于法国高级留守使管辖之下。高级留守使的官署初设在素旺(Souvasng)，后移至永珍。根据１９１１年，法国总统所颁法令，规定留守使的职权：“留守使赋有在管辖范围内，决定对当地居民之管理权，并负责执行法国议院之议决条例、法国总统之命令及法国驻越总督府议定各案。”留守使官署并有维持公共秩序，动员片集军队，指挥当地保安部队的责权。同时，留守使为当地司法组织之最高主持官，有权征收各种赋税。甚至老挝王出巡也要获得留守使的同意，及补助费用。
　　法人统治老挝期间，推行殖民地政策，老挝人民百分之九十五为文盲，政治经济都控制在法人手里，对老持宾文化，教育、宗教等从未重视，几无贡献，反受法人种种限制和压迫。佛教在这样的情形下，失去传统的国家保护和支持，自然难有发展机会。不过老挝自从公元十四世纪建国后，即引进佛教的信仰，而且四邻中国、柬埔寨、越南、泰国、缅甸都是信仰佛教的国家，老挝在如此的环境中，直接和间接都长期接受了佛教文化，人民绝在多数信仰佛教，佛教早深入普及民间。
　　老挝过去的旧式教育，佛寺是宗教信仰的中心，也是国民受教育的地方。过去老挝人受教育，教到佛寺；佛寺是学校，住持为较长，僧人是教师，有规定的课程，由浅入深，交授以佛教教义及有关伦理道德。这和邻国缅甸、泰国、柬埔寨是相同的。老挝成为法国保护国后，曾将教育权收归政府，但由于国民教育不普及，佛寺仍保留部分教育权，老挝人如要研究较高深的知识和佛法，都是到佛寺来跟有学问的出家人学习，法人也无法强加禁止。(郭寿华：《越寮柬三国通鉴》，第２５５－２５６页。)
　　公元１９０２年，始设小学制度。１９２１年在永珍设立巴威初级中学，后来推及琅勃拉邦、川圹、他曲、素旺、百细等城市。等到初中毕业后，就在巴威学校增设高中部。据记载法人统治老挝五十多年中，老挝人只有五十名中学毕业生，没能大学，要受大教育须往越南河内。至于佛教在当时，亦有分层级的机构，全国之下分为州县，次为乡村，然后各佛寺，都有僧人专职管理。
　　老挝人亦与泰、缅、柬埔寨风俗一样，男子青少年期间，不论贵族和平民，均流行一度入佛寺出家的习俗，研究佛经及守持戒律。出家时间长短或终生，随个人自愿。出家后住在佛寺里，接受教及受信徒供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有战事于欧洲，日军南侵，于公元１９４５年３月，一度占领老挝。大战终尾
越南和老挝反日游击队崛起，法国虽欲再恢复保护国统治，但形势已难维持，遂于公元１９４９年７月，在巴黎订立“法老条约”，承认老挝在法国联邦下独立。可是外交、军事、财政、司法仍受制于法人。直至１９５４年７月“日内瓦会议”后，老挝才获得完全独立。不过老挝国获得独立，而实际上国内也从这时候开始，一直陷于三角政府分裂的状态，背景复杂，始终不能完全统一。
　　　第二节　　独立后的佛教
　　老挝获得独立后，政治和军事就陷于分裂状态，主要分为右派、左派、中立派三个势力。在互相对立不得已的情形下，协议组成“联合政府”，而实际上是三头马车政策，不能合作，各派维持和发展自己的势力，并时常发生政变和战争，更有外国势力的干涉，益使局势混乱复杂。
　　１９６１年，老挝通过宪法，在前面序文中说：“此宪法，是老挝人民权利的基本诸原则，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对生存方式予以法的保护，并在规定范围内行使法律条件赋有诸种自由，特别是承认个人的自由，信教自由，言论、著作及出版的自由，以及集会结社的自由。”又“此宪法，关于义务方面，课以对祖国的服务，信仰的尊重……。”本文第七条：“佛教是国教，国王是最高的保护者。”第八条：“国王须是热心的佛教徒。”(1.山本达郎编：《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２５３－２５４。2.《佛教大年鉴》(日文)，第８０７页(１９６９年版)。)
　　老挝人，特别是老挝族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只有其他少数民族部分信仰天主教、基督教、中国的儒道。卡族祭祀祚祖先，苗族信奉精灵及自然，烽数泰族相信鬼神。老挝政府对于宗教的文化事务，是由国务院属下之宗教部负责管理，全国分十二省，每省设立一个教区。(郭寿华：《越寮柬三国通鉴》，第２５７－２５８页。)
　　公元１９５９年５月，老持政府曾公布《老挝僧伽法例》，其中第三条：“老挝国内所有佛教出家人，即比丘和少弥，须遵守本国僧王所颁布的法令。”第十九条：“僧王有职权选封全国各省比丘，即由各省委员选拔呈请宗教部，再由宗教部长呈请僧王加封。”第二十条：“封立僧王，须依政府所颁之王谕，由宗教部长负责及备好僧王封爵证明，呈请国王加封。”(Payutto比丘：《访问老挝之见闻和感想》(泰文)，载曼谷朱拉隆功佛教大学《佛轮》月刊第２１卷６－８期。
　　僧伽行政职权分为五级：1.僧王、2.省级僧长、3.县级僧长、4.村(乡镇)级僧长、5.佛寺住持。另外又分僧爵为六级：1.phrayautgkao、2.phralukgkal、3.phralakkam、4.师尊、5.phrasa 、6.僧伽尊长。以上六级，如有缺额，均由各级升补。得到高级巴利文学位的可被选任为僧省级僧长，得到中级巴利文学位的可被选任县级僧长、村级僧长、佛寺住持。最高僧伽行政由僧王及五位僧伽委员组成。(payutto比丘：《访问老挝之见闻和感想》(泰文)，载曼谷朱拉隆功佛教大学《佛轮》月刊第２１卷６－８期。)
　　老挝独立后，提倡本国文化和宗教信仰。人民普遍信仰佛教，重视生活实践，爱好和平，向佛教布施，进寺听僧人说法及受持斋戒。恭敬三宝及听受教诲，效力胜于政府官员的管理。独立后政府更协助佛教宣扬教义，劝导官民信奉佛教。政府每年有预算给宗教部，各宗教获得补助是按信仰人数的比例分配。(同上。)
　　老挝虽然是传统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国家，但自二次在战后，历经多年战乱，佛教发展的过程，或说非常艰辛曲折。
　　老挝佛教僧团的组织，是仿照泰国的僧伽制度，由僧王至省、县、村、寺各级僧官，都加以制度化，便于统一管理。１９６１年在首都永珍成立的“摩诃菩提大会”，１９６５年成立属于摩诃菩提大会的“青年佛教会”和“新老挝佛教协会”，努力发扬佛教，获得进展，使在国家战乱之中人民不背离传统宗教的信仰。到１９７０时，老挝约有僧侣一万六千人，其中青年学僧四千一百人，比十年前略有下降。１９７２年僧侣增至一万八千多人，其中１０－２５岁占８１.５％，２５－５５岁占８.９％，其余是５５岁以上者，在学学僧５２３９人。１９７５年底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成立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在战争中僧人宣扬佛法及提倡受国热忱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年僧侣增至二万四千多人，佛寺２１９３座。新国家成立后，废除君王制，取消王国宪法，佛教不再是国教，不再有国王是保护者。(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东方出版社，第１６８及１７３－１７４页。)
　　１９７６年政府号召僧人投入国家经济建设事业，推行僧人再教育活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佛法义理与社会主义都是消灭人民的痛苦，谋求幸福是一致的。经过再教育的僧人与一般乡村学校的老师，向人民宣传国家的热情，的确收到一些效果。但是由于政府过分强调佛教要统一在社会主义思想之下，反而抹杀佛教自身的特征表现，招致僧伽的不满，厌倦学习过多的政治，产生反叛心理，纷纷逃避。据一位西方学者报导，在再教育运动中，有一万五千名僧人受到轮训，许多僧人离开寺院，僧伽人数锐减。尤其１９７９年３月，老挝法宗派八十七岁人僧王、佛教联合会名誉主席帕．坦雅诺乘船越过湄河逃至泰国。据说僧王是为了逃避把他送到苏联或越南去治病。安排一同出逃的秘书则说，僧王在朗勃拉邦已不能进行弘法的活动。在这样的情形下，僧人的数目由过去二万人，下降到一千七百人。１９８０年政府对佛教的政策有所缓和，直到１９８８年才逐渐走上正规。(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东方出版社，第１７７－１７８页)。
　　柬埔寨佛教的大宗派，在公元十四世纪就传入老挝，因此柬、老两国佛教关系密切。老挝与泰国隔湄公河相望，历史上泰国佛教对老挝佛教曾有深远的影响。老挝佛教法宗派是由泰国传入，两国僧团保持密切往来。老挝的僧人要读高等佛教学校，都到泰国或金边就学。(同上，第１７４页)。
　　１９６１年中、老两国建交。１９６３年３月在北京成立中国老挝友好协会，中国佛教协会是发起单位之一。同月，老挝国王西萨旺．瓦达纳访问中国，曾专程至广济寺礼佛及参拜佛牙，受到中国佛教协会等单位热烈的欢迎。再后中国由于发生文化大革命，两国佛教暂时停止了交流。
　　老挝的文化，多数同泰国，受印度文化的影响。湄公河的老挝人与湄南河的泰人是同一种族，语文亦相近，特具有同化的能力。在老挝人未到达湄公河以前，其先是柬埔寨吉蔑文化的进入，及特老挝人建立南掌王国，南部广阔地区，言语、宗教、美术仍多受柬埔寨文化的影响，且最初佛教是由柬埔寨传入，可惜早期佛教的作品已少保存。其次，已如第二章中所述，因一连政治上的原因，兰那王国(兰那(Lan Na)，意为百万米田之国，公元１２９６年泰国北方泰族领袖孟莱王(Mangray)所创立，国都在清迈。清迈现在是泰国第二大城市，特具泰国北方文化及佛教色彩。)和缅甸亦给与老挝文学、美术、宗教上的影响。最后主要是受泰国的影响，特别是在永珍方面，公元十八、九世纪，很明显的是引进泰国美术的系统。(辛岛升等译：《印度支那文明史》(日文)第２１８－２１９页。)南掌王国建立后数世纪的遗物，除了损毁的雕像，其他都已无存。如仅从建筑物而说，从古代损坏的材料样式考察，初期是被推定经由缅甸传入印度建筑物的造型。这种样式，为东南亚各地建筑物的萌芽要素。老挝建筑物的独创性，是大而且宽广的二层房屋，而在远东及其他东南亚地区，都为一层房屋。
　　现在从琅勃拉邦、永珍到沙湾拿吉，沿湄公河岸的城市，都可看到老挝中、后期的文化保存下来的遗迹，包括佛塔、寺院、石窟，以及历史国王的宫殿陵墓。
　　古都琅勃拉邦，多宏伟庄严佛寺。除前面已述之著名的勃拉邦佛像，在王城郊外约一千米，有一座富士寺。除前面已述之著名的勃拉邦像像，在王城郊外约一千米，有一座富士寺，为老挝佛教中心，寺建在一个山丘上。寺中供有一尊斯里兰卡于公元十五世纪所铸之著名金佛像，重四七八公斤，老挝人亦尊为“护国佛”。王家图书馆内，收藏有写于贝叶上的巴利文、柬埔寨文、泰文、老挝文各种佛教经典。博物馆内有很多佛教遗物陈列。在距离古都北面二十千米的地方，有著名的“北墟洞”，洞中岩石上凿有很多佛龛，雕刻各式各样大小的佛像，面貌和姿势表现各不同。佛像多到不胜计算，故有“万佛洞”之称，面貌和姿势表现各不同。佛像多到不胜计数，故有“万佛洞”之称，据说已有一千多年历史，是老挝著名的佛教胜迹，每年佛诞节，老挝国王要亲到那里举行“浴佛”盛典。(同上，第２５４－２５６页。)
　　首都永珍，有大小佛寺九十多座，市区有四十三座。过去原有雄伟的普拉乔寺(公元１５６３年悉达提王建)，即供玉佛之处，因王佛后为泰人携走，现仅留下断石残碑。现在最华丽的佛寺为“室沙吉寺”，是老挝僧王所居，寺内收藏各种铜、石、木造佛像三千多尊，极富艺术价值。帕乔寺现改为王家博物馆，内有很多佛像陈列。(辛岛升等译：《印度支那文明史》(日文)，第２５页。)
　　永珍最伟大的佛教胜迹，当然是“大舍利塔”，是老挝历代建筑艺术的精华，起源虽被认为有泰国素可泰王朝的特征，而形式多样，是建筑物最高的发挥。大舍利塔每年例行有一次隆重的庆祝大会，时间是在１１月１５日至１７日，一连举行三天，全国休假，由国王率内阁官员主持揭幕，并在仪式中颁发有功勋章。大会期中，高僧云集诵经，全国各地很多佛教徒专程前往朝拜，香花供佛，听法施僧，认为是无上的功德。在佛塔周围和路途上，更有各种物品展览会，土产、洋品都有，交易热络。又有种种体育比赛和文娱节目。每日赶往参加的人们，从永珍到佛塔，沿途人潮和车辆非常拥塞，人人欢欢鼓舞，这是老挝传统性的庆典。(宋天明编著：《印度支那半岛上的国家》，第１０８－１１０页。)
　　关于老挝雕刻佛像的艺术，可说是平凡的。自从公元十四世纪末，佛陀的颜面就成了固定的形式，如摩那兰寺的佛像，发顶高耸，两耳垂长，表现高雅而非现实的，很明显得受了泰国素可泰王朝的影响。(《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２２０页。)至于老挝文学方面，可说是泰国文学方言的一个支流，多数作品著者不明，年代难分。佛教文学，多为《本生经》中的故事，叙述佛陀过去世修菩萨行种种的情形，并获得大果报，深具教训启示的意义，是间也有夹杂着印度一些民间的传说。除此，民族文学著名的有《五篇(寓言)》(pancatantra)，其中四篇的编成，大部分是包含在著名的梵文故事中。从公元十六世纪起，产生不少长篇叙事诗，而宗教作用也越来越浅。到公元十九世纪初期，因法国殖民者侵入老挝后，老挝文学者许多诗歌、小说、散文等作品，充满热忱爱国的情绪，揭发殖民地侵略的罪行，歌颂人民抗法英勇不屈的事迹。(1.《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２２０－２２１页。2.宋天明编着：《印度支那半岛上的国家》，第１０４－１０７页。)
　　老挝在以前，有不少出家人多往泰国受僧教育，甚至国内教授巴利文和老挝文佛学课本，亦采用泰国的或再经改编。僧伽行政组织，亦类似泰国。独立后，老挝佛教才重视僧教育的发展。
　　老挝的僧教育，获得国家支持，认为是本国教育的一部分。为了改变旧式教育，适合时代需要，在１９６４年１月，规定新制度，分为三级：一、小学：分初级小学三年，高级小学三年，共为六年，相当于国民小学教育。二、中学：相当初级中学，四年制。三、佛教高级教育：相当高级中学，三年制。上面三级教育，是与老挝国民小学和中学年制和课程相配合的。但初级小学三年，因为是国民义务教育，在年幼未出家之前已经受守，所以佛教不须举办，而直接从高级小学开始。小学和中学(初级中学)，是由宗教部负责；佛教高级教育，是由教育部负责。沙弥和比丘受完各级教育，亦由学校所属之宗教部或教育部发给毕业证书。在受完佛教高级教育毕业后，如果是比丘身份，并加上“摩诃”(Maha意为大)之尊称。课程方面，高级小学业和中学有佛学、巴利文、老挝文、法文、英文、算数、史地、科学常识、卫生学、人类发达史、教师课程等。佛教高级教育课程有巴利文翻译及解释、宗教、佛教史、大乘佛教史、上座部佛教艺术史、印度及东亚哲学史、法文、英文、梵言语和中文、日文、及泰、缅、柬埔寨、老挝文学、中国文学、日本文学、天主教及及伊斯兰教史、宗教哲学比较学等。巴利文分为九级，由初级第三级考起，一直到最高等九级。因为老挝比丘可以随时自愿返俗，所以国家规定，凡读完佛教高级教育后，须经过二年以上为佛教服务，才可自由返俗，亦有资格投考国立大学。(payutto比丘：《访问老挝之见闻和感想》(泰文)，载曼谷朱拉隆功佛教大学《佛轮》月刊第２１卷６－８期。)
　　在老挝境内，据未正式统计，约有华侨六、七十万人，多为潮籍，他们大多在都市经商，次为做工及种植，对老挝经济贡献很大。华侨多保持自己的文化，办有中文学校，且很多人信仰大乘佛教。在永珍有华侨近五百万人，华侨佛教徒曾创立“中寮佛教社会”一处，有普通华僧一位或两位，无中国佛寺。在老挝也有很多越侨，亦多信仰大乘佛教。建有一“邦廊寺”，(Wat Banglog)，住有越僧领导信徒，宏扬佛法。总之，老挝自独立后，佛教虽谋求不断发展，也获得国家充分的护持，但因政府分裂，年年战争不退，人民经济生活困苦，受种种条件所限，佛教的发展和建设，是很缓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