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保护还是破坏？

　　《净土》2012年第5期

　　执笔：张春燕

　　更为严峻的一个问题是：环境在遭受屡屡破坏之后，保卫环境的行动却越来越成为一种新的破坏活动。当保卫者开始实施保卫活动之后，一轮新的破坏活动也随着开始。这是一个多么荒谬的话题。

　　据内蒙古自治区草原工作站统计全区草原发生鼠害的面积达到9821.68万亩，其中严重危害面积4245.96万亩，接近44%。在内蒙古乌拉特草原生活了40多年的牧民苏雅拉图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老鼠。他说：“到处是老鼠洞，都不敢在草原上骑马了，马蹄要是陷进去很容易摔倒。”　　 

　　在人类人工投药灭鼠之后，老鼠更加疯狂地在草原泛滥　　 

　　每公顷2800个有效鼠洞口是个什么概念？据内蒙古巴彦淖尔市草原工作站工作人员介绍：“以长爪沙鼠为例，按照《草原主要害鼠危害分级表》的规定，每公顷650个以上有效洞口已经是重度危害，而每公顷1000个以上有效洞口算是极度危害。你可以想见2800个洞口的严重程度。”

　　事实上，内蒙古草原的最严重的破坏，就是保护环境的活动引起的。首先，牧民大规模的过度放牧导致了草地退化，草地退化引来了鼠灾。这是第一轮破坏。然后当地的环境保护部门向牧民发放鼠药，甚至直接用飞机喷洒鼠药，这些鼠药的确药死了很多老鼠，但这些带毒的老鼠尸体被狐狸、蛇、老鹰这些老鼠天敌吃了之后，也跟着纷纷死亡。但是老鼠的繁殖能力远远大于这些天敌，于是，次年，没有了天敌的制约，老鼠之灾空前绝后。这就是第二轮人为的破坏。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滇池。

　　滇池历经二十多年的治理，投入资金达上百亿之巨，水质却没有实质性转变，反而成为各方的实验品，耗费大量的资金。

　　曾在昆明市政府担任秘书多年的滇池研究会秘书长李国春说，云南自1993年开始治理滇池，至今已逾18年，其中“九五”期间花费20余亿，“十五”期间近20亿，“十一五”的总费用计划为170余亿，现在已经花费70余亿。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已经公开的“十二五”计划里，上面列举的治理滇池的总费用盘子达到420亿之多，涉及100多个项目，包括引水、环湖截污、生态修复等多个方面。

　　云南省上报国务院的“十二五”规划得出结论为：“十一五”期间，滇池流域水环境质量总体得到明显改善，滇池水质恶化趋势得到遏制，水体生态环境得到改善，河道水质及景观明显改善，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优于或达到三类水。

　　云南省当地媒体如是叹道：一个又一个五年过去，几乎与昆明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快速一致：滇池水质依旧，恶臭更甚。仅仅是得到“恶化趋势得到遏制”的结论，就被当地称做历史最高评价和滇池治污史上来之不易的“拐点”。

　　这些钱又花到了哪里？李国春的手上也只有一份稍微详细的资金去向表，而在滇池持续多年的治理中，也被各路专家用于各种实验，花费资金亦不菲，水葫芦就是最新的一个实验品。

　　污染生态学专家、云南大学王焕校教授说，包括武汉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院校都曾经在滇池实施过污染生态的实验，项目资金都不在少数。如清华大学建立一个十平方公里左右的实验区，花费达2600万元，他给予的评价是“成本太大，不宜推广”；而某院校一个9000万的实验项目，实验之初有效果，但仅仅两个月不到，实验区又恢复原样，实验宣告失败；武汉大学的鱼类实验，也没有明显效果，还有院校计划在滇池里造围堤搞湿地处理系统，而最近的“十一五”项目，课题资金就达7000万元。

　　几乎以滇池为家的张正详对于滇池上的这些实验再熟悉不过，他将这些实验形象地归纳为：先“动物”——鱼，后“植物”——水葫芦，滇池就是一只小老鼠。

　　云南当地媒体曾发表质疑文章称：云大学者按环境货币化换算公式做了一项课题，结论是：滇池流域的利润收益，在扣除环境指数和治污投入后，呈负数，意思很简单，历年在滇池流域投建的产业收入，带来的只是赔钱生意。

　　“滇池在多年的污染中，就是一个大实验场，各方专业人士都在对它的治理进行实验，滇池投了数不清的钱，而实验的结果呢？我们都看到，它还是没有清”，昆明理工大学教授侯明明如是说。

　　记者在调查中深刻地感触到一个问题：对正义没有坚定信念的执法者，法律终将会成为自己牟利的工具；对因果没有真诚信仰的行善者，他们的善行也一定会沦为谋取名利的捷径；那些对生命没有真正敬畏的人，他们保护生命的行动，最终也会变成戕害生命的恶行。

　　环境保护亦是如此。当我们内心的欲望并没有减少，我们的道路仍然指向错误的方向时，妄谈什么环境保护，只能给一些人增加赚钱发财的崭新途径而已。有些地方政府，以环境污染为要挟，向中央政府要求不停地增加拨款，但污染却越来越严重，因为污染越严重，他们得到的拨款就越多。有些丧失了良知的科学家，只知道利用环境污染的公益名义，申请课题经费，将老百姓时代居住的家园作为实验室的小白鼠，徒增其污染的种类和程度。

　　事实上，从张星水律师身上，我们就能深刻感受到法律的无奈。张星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和美国坦普尔大学，早年供职于司法部中国律师事务中心，曾在2003年轰动一时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孙大午“非法集资案”为被告做辩护律师。这个当年认为法律乃至高无上的人士如今成了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在中国普遍缺乏对法的敬畏、权力泛滥的时候，他转而求助于佛法。

　　我们不能不哀叹，并且承认：单纯依靠立法者、执法者以及守法者的自律，我们生存的环境难以重见天日。那不仅是一厢情愿，更是“与虎谋皮”。一个没有信仰也没有敬畏的国度，这些国民是不惮以最糟糕的手段来牟利的。我们有必要重新反思这些问题，重新回归到正确道路上来。这条正确的道路，就是启发我们的真知，认识生命的真相。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