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杂阿含》(卷四)

　　第八十八经(郁多罗经)：

　　我在《杂阿含经综述》中曾经列表，指出杂阿含的卷一至卷七，其重点内容是阐解五受阴，而在卷四部分从内容上讲，其与五阴的联系似乎并不是那么密切，而重点阐述人天福报的种种因缘。看来杂阿含经在翻译的过程中，并没有将全书内容进行过系统的归纳整理。

　　本经叙述年少婆罗门种郁多罗，外出乞食孝养父母。佛称其“现世名称流，命终生天上。”

　　这部《郁多罗经》，可以说是佛陀对于世间孝养的宣言书(《中阿含经》之《善生经》，也是主张孝养父母双亲的著名经典)。谈到佛教界的孝养观念，过去很多人都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出家人不娶妻不生子，没有后代是肯定的，因此辞亲出家，乃是最大的不孝。关于这一点，韩愈在他的千古名篇《谏迎佛骨表》中可谓言辞激切，大气凛然，他公然指责佛教是“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并且很幼稚地说“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在文章的结尾，他甚至宣称“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可是当他接到了贬他去潮州赴任的文告后，便顿时后悔不迭，发出了“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苍白慨叹。

　　所谓“百善孝为先”，既然“无后”谓为不孝，那么“有后”也未必就显得那么孝顺，更何况孝与不孝，与“无后”本来就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从孝的字义上讲，“孝，善事父母者。”(《说文解字》)意思是当儿女的，应当对父母尽心奉养并且顺从。或许“有后”对于父母来说，可能也有某种宽慰之义，比如说传宗接代、继承香火。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后”，就必须是五官健全、耳聪目明的男孩；女孩儿哪怕生上十个八个，也不能纳为“有后”之列的。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全中国大约有四分之一家庭就会为此而头疼——说得这里，可能有人会哑然而笑：都什么年代了，还在这里瞎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破事儿，封建！

　　如果说“无后为大”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封建流毒的残余，那么对于父母的孝养，在当代我们不仅不能丢弃，还应大大提倡的一件大事。我有时还在胡思乱想着：现如今中国人口已达到了十三亿(官方数字)，国家已经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如果我们中间的一部分人，都仿效一下出家僧人那般独身茹素，对于这个社会来说，反而是莫大的幸事(单从人口规模发展的角度上讲，起码是这样的)。

　　在这部《郁多罗经》中，有一位年少婆罗门，名叫郁多罗。有一天他来到祇园精舍拜望佛陀，并向佛陀请教一个问题：

　　“世尊！我常如法行乞，持用供养父母，令得乐离苦。世尊！我作如是，为多福不？”

　　佛陀听后自然是十分开心，他对此倍加赞叹：“产有多福。所以者何？若有如法乞求，供养父母，令其安乐，除苦恼者，实有大福。”

　　佛陀说后，还顺口说了一偈：

　　“如法于父母，恭敬修供养。现世名称流，命终生天上。”

　　这部经内容很简单，不需要作过多解释。但是我本人也有些须疑问：

　　1、“如法乞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2、郁多罗身为“年少婆罗门”，他既出身于婆罗门，而且年轻有为，为什么要外出行乞？

　　对于第一个问题，如果“如法行乞”的主体是出家比丘，那么很好解决，所谓如法，就是“道侧而行，左手持钵，次第乞食”，不能挑贫捡富，而且需要掌握好时间，过早和过晚都是不可乞时(即不“非时”)，更不可以黑夜里去行乞；如果被行乞的对象不友好，不要生起嗔恨之心，不可恶语相向。而作为一个婆罗门种的年轻人，需要如何行乞方为如理如法？是按照佛教比丘行乞的标准，还是按照婆罗门教的行乞标准？这点倒需要细细考究一番。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在想：难道是这位年少婆罗门的家庭很是贫穷，非要靠行乞才能度日不？细忖便觉得不合逻辑。莫非是“年少婆罗门”身体上有残障？也不太可能。经过细想，我终于明白其中的原委：第一，古印度自古以来，便有行乞之风俗，而且行乞做苦行(被视为十二头陀行之一)，不仅不会被人笑话，反而是一种受备受各方青睐的善举。第三，行乞并不是像出家比丘只是乞食(至于比丘后来也按受金钱财物，那是后话)，而是乞求财物——此是与比丘行乞的最大不同之处。第四，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行乞不仅自利，还能利他，也就是留给大家一个广种福田的机会。而此处的这位年少婆罗门，用行乞得来的财物供养父母，使父母“得乐离苦”，这不是在给大家树立一个优秀榜样么？其教化风俗的现实带动意义，自然是不言而喻。因此佛陀不仅称其行乞行为在现世中得到善益——“现世名称流”，而且还为其他出授记，即“命终生天上”。

　　总而言之，我们若尽心孝养父母，广行五戒十善，现世来世，均能享受到不可思议的大福德、大果报——它是佛教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石之一。(2010年元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