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人
——2005年6月18日接受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采访——

　　(按：2005年6月16日—6月22日，85岁高龄的惟贤老法师应邀到北京进行为期一周的佛学讲座，6月18日下午，接受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刘小勇先生的采访)

　　记者：法师好！借您这次到北京讲学这么殊胜难得的一个机缘，想了解一些您对人生的看法。国际广播电台主要是对海外的华人播出，我们希望这次采访能够把您对人生的感悟，还有对人生的哲理给我们的听众们讲一些。据我们了解，您曾经把您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34岁之前是一个阶段，34岁至60岁之间是第二个阶段，60岁到现在是第三个阶段。在您年轻时求学的阶段，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您说您向前辈学到很多东西，虽然条件很艰苦，但是跟前辈学到的做人的道理，影响了您一生，所以我们想知道，您认为应该怎么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惟贤法师：今天，非常高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前来，借此机会进行交流，交流切实的人生问题。
　　人生问题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生物中，人是具有灵性的，人为万物之灵，既然具有灵性，就与一般生物不同。一般生物只是吃喝睡眠，而人类，就要发挥心灵，要善用其心。文化的发展、进步，主要就是靠人类的领导。恩格斯讲过：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忽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假若忽略的话，那么洪荒时代就永远是洪荒时代。为什么人类文明能进步，就在于人类心灵的智慧，能够驾驭物质、运用物质和创造物质，使社会进步，才会有今天的文明。所以作为一个人不能忽视这一点，要善用其心。
　　佛法主要就是讲净化心灵：心净国土净，心染国土染；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庄严首先就是清净的庄严，以佛庄严而自庄严，要以佛陀的伟大智慧、悲心、愿力，就是佛的庄严来进行自己的庄严，这就是自己的人生，常随佛学嘛，而这个“庄严”在今天的社会更为需要！
　　心灵具体的发挥，在于理性和道德，这个理性不是一般哲学所讲的理性。一般哲学所说“眼耳鼻舌身意”的五观感觉，由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就是普通所说的理智。而佛法所讲的理性，是一种内证境界，经过闻思修，即闻慧、思慧、修慧，提高内心修养；经过对事物的认识，达到主观客观的统一。在静中观察，认识到自己是什么，宇宙是怎么发展的，从而达到超越时间空间的境界，那就广大了，由相对到绝对，这个境界就不是一般的言语、思虑可以达到的，这是佛陀的内证境界，人的理智达到佛陀境界是最高的，在佛教来讲就是根本智。
　　根本智以后，续生后得智，以悲心对待一切事物，于是，对众生宣传教法，建立三藏十二部经典，把佛内心的境界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当然语言文字也只是一个工具，《金刚经》讲：“如筏喻者，筏尚应舍，何况非法？”这只是一个过渡的东西，不能执著，假若执著的话，范围就有限，境界就有限，发挥的德性就有限！
　　所谓德性，在佛家来讲，能够了解空的道理，建立无我的思想，从空性了解诸法缘生、一切万事万物都是因缘生法，就可破除执著。缘生就是互相滋长、彼此依存，一个事物之中包括一切事物，一个人包括一切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有密切关系的，不能分开。这是从整体来看问题，能够达到这一点，就可以由大我到无我。达到无我境界，一是要有智慧，二是要有大悲心。以大智慧，运用大悲心，悲智兼运，就可广行方便，度脱众生。
　　我们做人，就应该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作为一个人，光阴是有限的，百岁光阴一刹那，我们必须用很短的生命，去创造无穷尽的价值。实现这个价值就必须要运用佛陀的大智慧、大悲心，把自我和宇宙融为一体，那么，人与人之间，人与生物之间，平等相待，慈悲宽厚，就可以熄灭争乱，熄灭战争。这个意义也正是政府今天提倡的“和谐”，要达到这种“和谐”境界，人类文化就可以进一步向前发展，否则就是倒退的。
　　关于“如何做人，应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我就简单提出这个内容，希望能给大家有所帮助和启迪。
　　记者：您的人生经历是非常丰富的，在您的经历中，遇到很多常人难以遇到的坎坷，我们很想知道，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应该如何面对？
　　惟贤法师：谈到我的人生经历，是一言难尽的。我到现在85岁了啊，这一生经历的坎坷、挫折很多，如何正视、如何面对呢？这一点，与我受儒教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的影响有关系。
　　我从6岁开始读书，读“四书五经”，一直到12岁出家。出家以后，继续在王恩洋先生办的龟山书院读书。龟山书院里关于传统文化的知识非常广博，学习就结合“四书五经”，结合历史，结合佛学，有好几方面知识的结合。我的思想系统可以说在那时就打下了基础。
　　学儒学，就要学《礼记》，以礼对人，孔子说的“克己复礼”，中心就是仁爱。我在龟山书院读书的时候，关于“爱”的教育的书很多，这个爱不仅仅是爱人，还要能够爱生物，再结合读佛书，这个爱就发展成为悲心。能够爱一切生物，乃至不损坏一切植物，这就是源于佛陀的大悲心，佛教的比丘戒、菩萨戒都制定了这一条。在那时，我就养成走路时连蚂蚁也不踩，不伤害虫，不伤害一切鸟。
　　1936年，当时我16岁，考入太虚大师创办的汉藏教理学院。在汉藏教理学院的学习就更加广博，佛教大乘宗派的内容基本都具备。所开的佛学课程中，如三论宗、唯识法相宗、天台宗、密宗、俱舍宗的内容，都有老师专门讲，还有关于历史、戒律方面的课程，也都有专人讲。除此以外，当时的缙云山——太虚大师住持的地方，成为佛教文化的中心，来访问的各界人士很多，包括文学界、政治界、经济界，太虚大师也请他们上讲台，给我们作报告、讲课，像马寅初、巴金、老舍、郭沫若、林语堂等很多知名人士，都来给我们讲课，这样一来，我们的知识面就扩大得多，见闻就更加广博。
　　当时正好是抗战期间，许多人从上海避难到重庆，在大轰炸之下生存，有很多伤亡和牺牲，这就又激发了我的悲心，当然这是一种爱国的悲心、爱众生的悲心。当时，我们受了防护训练、救护训练，参加了救护团，从这些事情中就有体验，那就是忘我、无我的精神，这是在实际历练中得到的感受。我们僧侣救护团中还有一个牺牲的出家人，由于天热，引起休克，死掉了。当时，全国人民，包括僧众，都一心爱国，一心抗战。太虚大师提倡抗战、拥护抗战，在他的领导下，组织了防护团、救护队，他自己还亲自跑到东南亚国家宣传抗战，这些行动使大家很感动，对于我们来说是个爱国教育，也是大乘菩萨教育。太虚大师的言行对我一生影响很大，我一生的行动就是以他的教育作为指导思想。
　　1941年，我于汉藏教理学院毕业，离开太虚大师到开县教书，那就是我亲自实践的时候了。白天要教书，接待各种宾客，早晚要行持，结合拜佛、礼佛，晚上读经到深夜，很多大部头的经我就是在这时读完的。有了这个实际经历就进一步坚定了我的信仰，打好了基础，认为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光明的，要坚持走下去！
　　1954年，我蒙冤受屈，遭受了挫折，在监狱里待了二十六年零十个月。尽管在困难之中，但我的内心是静的，思想是达观的，佛法讲随缘过生活嘛！随缘过生活，随缘消旧业，不怨天，不尤人，能够存在一天，就保持一天的正念，念佛法，念众生，就把一切困难克服了，精神达观了！以精神来战胜一切，很安定！
　　从监狱里出来以后，又是二十多年，为了弘法利生的事情，在重庆可以说从未停止过。尽管宗教政策落实，但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左倾”思想还很严重，在重重阻力之下，我们与教界四众弟子团结起来，根据宗教政策，尽量去争取，向政府提出要求，重庆才能有今天的现状，开放了130多个寺庙，建立了佛学院，成立了佛学社、居士林，可以讲学，有佛法可闻，有佛法思想传播，还搞了一些第三产业自给自养。
　　总的来讲，我这一生经历的坎坷、挫折很多，表面上看起来是苦难的、忙碌的，但就我内心深处来说，自得其乐，能够成就了就是好事情，是不以为苦的，我在生活方面是很淡泊、不讲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