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僧伽制度的历史观
海波
宗教对步入二十一世纪的人类而言，仍是引领人类思潮、性灵的一大支柱，在人类的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凡华人世界都拥有庞大的佛教信仰人群，而就全球的佛教文化圈而言，无论是心灵信仰的皈依、指导，佛法教理的研究、诠释，还是基于对思想文化、社会民俗文化的理解、发扬，佛教仍然是世界各地的华人信仰者所不可或缺的精神基质。因此，如何在当代诠释和弘扬佛法，为我们所必须面对和必须思考的问题。佛教界要责无旁贷地挑起这份重任，而这一重任的落脚点就在佛教教育上。
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在一个国家的发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关涉到国家的前途命运。同样道理，佛教教育在佛教事业中的地位亦至关重要，与佛教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根据历史上的经验和规律，佛教的衰颓与佛学的消长密切相关，后者又与僧伽的整体素质休戚相关。就一定意义上而言，佛法传播的过程就是信众，尤其是佛教专职人员——僧伽接受教育的过程。
佛陀住世时，已经存在健全的僧团教育制度，僧侣奉持佛陀制定的戒律及教法，并由具德比丘担负教育僧侣的责任。僧伽教育可以追溯到佛陀时代，从释迦牟尼佛剃度五比丘开始，就有了最早的佛教教育。《方广大庄严经》中有：
我已证得甘露之法，我今能知向甘露道，我即是佛，具一切智，寂静无漏，心得自在。汝等须来，当示汝法，教授于汝。汝应听受，如说修行，即于现身得尽诸漏，智能明了，解脱而住，梵行成就，所作皆办，不受后有。
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僧伽教育。自此，佛陀根据大事因缘制定一系列戒律和教法，建立健全僧伽制度，有效地保证佛法流布世间，润泽众生。佛陀灭度后，印度的僧伽教育事业一直得以发扬光大。唐代玄奘大师远赴印度求法时，对当时的僧人学习情况有具体描述，如对于印度量著名的佛教学府那烂陀寺的盛况，《大唐西域记》记载道：“每日讲座百余，性相密三鼎足传宏，小乘外道无一不备。”
佛教传入中国后，僧伽教育的模式几经变化。佛教初传时期，顺应当时的译经风潮，中国早期的僧教育事业主要依靠译经和讲经来进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寺院讲习林立，安世高、支娄迦谶、鸠摩罗什等译经大师译经的同时兼讲经，培养出一大批杰出弟子，同一时期，道安大师最先确立了较完整的僧团生活规范，到了盛唐，佛教发展到达巅峰，译经事业亦如日中天，玄奘大师以及华严、天台、唐密等的开宗大师，都是中国最著名的一代僧伽教育大家。
唐代以后，武宗灭法导致佛教从都市走向山林，自此禅宗一统天下，从而诞生了禅宗模式的教育方式。禅林制度经马祖道一确立，其弟子百丈怀海制定清规，中国的僧伽教育发生巨大转型，僧伽教育的生命力从此焕发于丛林制度之下。培养僧伽人材轨范的丛林教育制度绵延千年，发展到近代产生重大变革。然而，无论是佛教初传时期规模不等、形式多样的译经和讲经，还是后来的丛林制度，它们无一不在佛教历史上发挥过巨大的作用。
近代，尽管佛教发展的整体状况差强人意，但佛教僧人的整体素质还尚需提高。丛林制度模式的僧伽教育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变迁，师徒相传的教育方式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也无法承担佛教弘法利生的社会责任。民国初年，政治形式的变革翻天覆地，在佛教界也出现了几位先知先觉者，他们意识到传统僧伽教育模式的局限性，开始突破传统，力图创出一番新天地。这些先行者包括寄禅和尚、月霞法师等，他们借鉴新式学堂，分别创办了僧教育会及僧师范等僧伽教育性质的机构。这是突破传统丛林制度的嚆矢。但是，这些新形式的教育机构都因为时间短或因缺乏僧伽教育主旨等诸多原因，而没有什么成效。民国十一年，即1922年，太虚大师吸收“五四”之后的现代教育制度的特色，在武昌创办武昌佛学院，此举是民国以来改进僧伽教育的重要举措。而后相继而起的有成都、安庆、厦门、九华等佛学院，相类似的僧学院、僧学校、研究社等也见时而起，僧伽教育逐渐有了改进的气象。但是，这些僧教育机构内部没有系统，对外缺乏团结，虽然从局部来看小有成就，但宏观而言，则无成功可言。
1949年，一些僧侣随着国民党政府到达台湾，带去了正统的大陆佛教，现代的僧伽教育专门机构——佛学院在台湾开始了其新的旅程。在佛教普及台湾、深入民间的过程中，佛教教育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僧伽教育为佛教事业输送了一批专业人才，在佛教教育之中扮演着主要角色。佛学院从此成为当代僧伽教育的主流，在现代佛教教育中扮演着中流砥柱的角色。显而易见，当今佛教教育的重心非专门培养僧伽的佛学院莫属。大陆也于1956年在北京成立第一所现代形式的僧伽教育机构——中国佛学院，定位于培养僧伽佛学研究人才、国际佛学交流人才和佛教高级管理人才。改革开放后，我们大陆的僧伽教育也逐步开展起来，迄今为止，长年招生的佛学院数目已经有四五十所，短期的培训班已无法统计。新世纪以来，我国还形成了和高校联合培养僧才的模式，高学历的僧才呈现出越来越多的趋势，僧团的素质也得到明显的提高。
摘自《江苏佛教》201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