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德东：夏令营在中国宗教红市中起决定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魏德东教授

编者按：2011年5月13日至16日，“首届河北赵州禅·临济禅·生活禅学术论坛”在石家庄市召开。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魏德东教授在论坛以宗教经济理论为指导，系统研究了生活禅夏令营15年的发展经历，并认为在当代中国的宗教红市中，宗教供给及宗教产品起决定作用的命题依然有效，而且较自由市场背景下更为重要。

生活禅夏令营的发生地是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柏林禅寺，地处赵县城关。虽位居小城而交通又较为便利，这对该寺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一方面，柏林禅寺保全了宗教场所的特质。二方面柏林禅寺的悠久历史也是其成为夏令营基地的一个积极因素。由其是9世纪，禅宗巨匠从谂禅师在此传法中形成了禅宗史上著名的“赵州禅”，柏林禅寺由此成为禅宗祖庭之一，对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东亚佛教有重要影响。赵州禅的核心特色是强调“平常心是道”，生活禅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其现代发展。这一历史文化背景对于生活禅夏令营取得宗教上的合法性，以及吸引海内外佛教徒，有直接影响。

夏令营的指导思想

在当代中国佛教徒中，释净慧是不多见的具有较为系统的独特佛学理念的僧人。他的思想被概括为生活禅。

从佛教史的角度看，“生活禅”思想源于对传统禅宗理念的继续，可以看作是禅宗思想的当代发展。从内容上看，生活禅的核心是主张佛教与现代生活的结合，可以看作是20世纪人间佛教思想的一种具体表现，这成为夏令营的指导思想。从义理上看，“觉悟人生”侧重讲个人的觉悟，体现了佛教自利、自度的特性；“奉献人生”则强调推己及人，反映了佛教利他、普度众生的追求。自利与利他、自度与普度的结合，可以看作是佛教根本精神的展现。

夏令营的发展阶段

夏令营15年的历史，约可分为探索期、调整期、勃发期和成熟期等4个阶段。这一划分的依据，表层可以从夏令营人数的变化看出，深层则反映了夏令营内涵与特点不断调整的过程。

第一阶段，探索期，具体指第1至6届。生活禅夏令营从无到有，人数稳定上升，由1993年的150人发展到1998年的340人，成为大陆宗教生活中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由于这一活动，柏林禅寺在这一时期名声雀起，在经济等方面得到许多佛教徒的大力支持，寺庙的建设飞速发展。可以说，柏林禅寺是和夏令营一起成长起来的，夏令营是柏林禅寺发展的重要的推动力量。

第二阶段，调整期，第7至9届(1999至2001年)。这一时期的几个特点是：(1)人数压缩；(2)只招男生；(3)强调爱国；(4)最重禅修。

显然，在夏令营的历史上，第7至9届形成了一个低潮期，在这一时期，夏令营的活动形式集中于禅修，也反映了当代汉传佛教发展走向上的争议。若以六祖慧能为代表的中国禅宗来说，在解脱成佛的路径上，并不强调甚至排斥文字和认知的功能，这就是所谓的“不立文字”。中国禅在本质上也不强调打坐等特定的修行方式，而主张搬柴运水无非妙道，在日常生活中“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进而有所谓的“武术禅”等说法，或言之，禅宗修行可以任何人类活动为载体。这一精神是代表现代中国佛教特质的“人间佛教”思想的重要方面。但在佛教界内部，从来都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在修行及组织形式上有不同的侧重。近现代中国佛教中也一直存在着强调禅修的流派，影响很大。柏林禅寺老方丈释净慧的师承，就是最为强调禅定的一门。释净慧的师父，近代著名的虚云老和尚，就以定力出众而闻名史册。因此，夏令营大量的学术讲座以及其他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受到强调不立文字的禅宗早期传统以及强调禅修的禅宗近代风格两方面的压力。这是调整时期夏令营活动形式发生变化的一个理由。

然而，任何宗教要发展就自然需要与时俱进，用佛教的话说就是“契理契机”。“理”上说得好，但不能适应大众，教派就会逐渐萎缩，被市场淘汰。夏令营的主体是大学生，识文断字，认知能力强是其最突出的特点，因此对学术讲座的欢迎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是夏令营所必须尊重的“机”，也就是条件。因此，第7届夏令营大量削减佛教学术讲座的做法，后来很快得到纠正。　

第3阶段，勃发期，指第10－12届。生活禅夏令营从2002年　到2004年可以称之为勃发期，每届都有500人以上参加，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同，具有了充分的合法性，并成为其他寺院乃至宗教开展夏令营活动的楷模。

这一现象的出现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然而社会道德和文明程度明显滞后，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掣肘。在思想和信仰市场，产品供给完全依赖政府的状况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在宗教自发地蓬勃发展的同时，政府也越来越意识到可以发挥宗教教义宗教道德中的积极因素，教化大众，稳定人心，使宗教成为社会发展中的正面因素。

第四阶段，平稳发展期，指2005年的第13届至2007年的15届。经过12年的探索，柏林禅寺对夏令营的经办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入平稳发展的时期。首先，在人数上，基于接待能力、活动效果最佳化等方面的考虑，不再追求人多，而是保持在350人左右。第二，每年都有新的突破，稳步探索佛教发展的走向。

从目前看，夏令营依然处于平稳发展阶段。未来依然会有变化，但大的格局近年内难以改变。

考虑到中国宗教的复杂性，夏令营的供给方有一定的独特性，这就是多种供给主体共同发挥作用，教会是最重要的供给方，但并非是唯一的。

柏林禅寺，也就是教会，是首要的供给方，他们是夏令营的发起者、组织者和受益者。柏林禅寺在发起夏令营的时候，仅有几位僧人，现在已经成为至少有150位僧人常驻的大寺。有关夏令营的组织工作，也形成了由大学毕业后出家的僧人组成的核心小组。

在供给者中，宗教领袖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这就是马科斯·韦伯所说的克里斯玛式的人物。在柏林禅寺，这个人物就是释净慧，他的存在对于夏令营的产生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释净慧是当代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重要僧人，与柏林禅寺有传奇性的因缘。他是近代著名禅师虚云的弟子，早年曾做虚云的侍者。1956年，他作为第一批学员进入中国佛学院，系统学习佛教知识达8年之久。作为有很深文化底蕴的僧人，净慧十分强调佛教的文化品格，因此很重视从文化的视角研究、传播佛教。

释净慧曾长期在首都北京工作的经历，使他有机会更多地接触青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并对其心理和知识需求有更准确的体认。这些因素导致他主持柏林禅寺后不久，就开启了夏令营这一活动形式。

就柏林禅寺而言，除了领袖之外，其独特的僧团也为夏令营的举办提供了独有的条件。柏林禅寺出家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大学毕业生多，最著名者包括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释明海、释明影，毕业于中国中山大学的释明奘等，这一高素质的僧人群体构成了柏林禅寺的骨干，这在当时的中国教会中是极其罕见的。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僧人的形象。佛教主体的这一新变化，应该说是夏令营开展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使夏令营的运作实际在大学毕业不久的僧人与学佛的大学生之间展开。这样的僧俗结构可以说张力最小，最能相互理解。这是夏令营不仅在理念上，而且在活动形式上能够受到欢迎的重要原因。　

从宗教经济理论的视角看，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中，政府也是重要的供给方，在当代中国，政府对宗教活动的宽容、理解和支持程度，对于任何宗教活动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象夏令营这样的活动，影响全国甚至全球，并不是所有的政府部门都会予以支持，而没有政府的支持，这种活动也不可能开展。

此外，柏林寺夏令营的举办与佛教居士的支持也分不开，特别是经济上的捐助。佛教有一个很深的传统，即所谓：僧人“住持”佛法，居士“护持”佛法。在社会学意义上，住持与护持可以看作是佛教市场共同的供给方。在夏令营的供给者中，居士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夏令营从一开始就得到香港、北京等地公司的支持，在头三期夏令营还要求营员每天交费5元生活费，第4期后取消，所有费用都由佛教居士负担。赞助者基于对夏令营的赞许，还对柏林禅寺的重建表现出巨大的热情，使柏林禅寺在10年时间，由一片废墟变成价值4亿元建筑资产的佛寺。

或许可以说，佛寺、各级政府和佛教居士共同成为生活禅夏令营的供给方。对于当代中国宗教而言，这一结构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夏令营的活动：宗教产品

参加日常宗教生活是夏令营的重要方面，这包括早晚课、坐禅、诵经、仪轨等，这些内容构成了佛教徒日常生活的基本框架，营员在一周时间内可以由此初步体验出家人的生活。这些活动中的有些部分，如早晚课、仪轨等，对营员而言比较枯燥。但有些活动，如传灯、行脚等，非常适应青年人的特点，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根据营员的特点，夏令营对上述传统佛教生活的内容有所损益。例如，早晚课念诵的内容，夏令营就进行了大胆的调整，较多地采用了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比较喜欢的经论，与佛寺平时所用的不同。

在多种活动方式中，对营员直接影响最大的，是佛教知识讲座。根据统计，在前14届夏令营活动中，共有110场讲座，平均每届8场。从讲座的内容看，可以分为2类。一是佛教的基本知识。另一类内容是佛教居士的学佛体会，主要请在社会上有成就的企业家、大学校长、画家、明星等人士向营员介绍现身说法，介绍他们对佛教的理解和学佛的体验。

在组织形式上，夏令营运用了“小组”模式。更重要的是，小组还是营员相互切磋佛法的载体。在宗教活动中，大规模的集会有其必要，但也有不足，就是不能满足具体个人的需求，而小组活动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夏令营的小组长大多都是特别录取的老营员，通过他们的组织，夏令营的风格得以延续与传递。小组讨论是营员最喜欢的时刻之一，每个人身处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奇而充实的生活环境，都有很多想法要交流。　

夏令营的活动在框架上采用了传统佛教僧人的生活方式，为营员了解、体验佛教生活提供了方便，同时，夏令营在内容上努力适应当代青年的需求，提供了有效的佛教产品。这是夏令营成功的根本保证。　　　

夏令营的营员：需求者

作为一种成功的宗教活动，夏令营满足了哪些人的需求呢？一周的夏令营生活，对于营员有什么影响呢？

夏令营的营员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35岁以下，以大学生为主体，对佛教有兴趣但知之不多，身心健康，距离柏林禅寺一般不超过400公里。

据负责录取的法师介绍：在条件符合的前提下，如果人数还多，另有四条内控标准决定不予录取：一是学历大学以下者；二是参加过的；三是经常来佛寺、佛学见地稳定者；四是有膜拜倾向、精神疾病者。　

上述条件决定了夏令营营员的身份特征。　就文化程度而言，大学在校生以及大学以上文化程度者占一半以上，构成了营员的主体。

夏令营对营员有身心健康的要求。大型集体活动，传染病患者不易参与。另外，在对佛教以及其他宗教有兴趣的人群中，精神疾病患者、因修炼气功而身心病态者，都不鲜见，夏令营作为一个佛教入门活动，会尽量避免这类人群的参加。

夏令营的营员来源十分广泛，但大多数人还是来自周边地区。除了大陆各省市区以外，香港、台湾、日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法国、韩国、瑞士、法国等都曾有营员。但就大多数人来说，主要来自以柏林禅寺为中心400公里为半径的范围。以第12届为例，有效记录的营员为476人，其中河北省及其邻近的天津市、北京市、山东省、山西省和河南省有360人，占76％。这与夏令营营员的路费自理有关。这同时也表明，在中国其他地区举办夏令营，将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夏令营对营员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对佛教生活的初步体验。夏令营为青年学生提供了一个了解宗教，体会宗教生活的有效方式。这是夏令营对营员的首要影响。

2、了解了一些佛教知识。法律明确规定宗教不得干预教育，这常被理解为学校教育不能涉及宗教内容，因此大多数营员都认为学到了很多佛教知识，有益于个人的道德提升。

3、感受到宗教体验，有时是比较冲动的体验。这类体验的出现与活动形式和氛围有关，也与营员的心理敏感程度有关。　

4、与佛教信仰的关系。夏令营对于营员信仰的确立作用如何呢？释净慧法师曾经明确地说，他对营员的最大希望并不是他们都成为佛教徒，而是对佛教有正确而深入的理解。这种皈依形式也受到一些人的非议，认为不严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