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访弘誓——记与昭慧法师之访谈
采访：王俪云、廖忆榕 撰稿：廖忆榕
地点：桃园 弘誓学院 日期：2001.9.14
编按：
本篇是廖忆榕同学的访问稿，已被主编搁了五年。主编眼见在一连串国史馆对昭慧法师的口述历史访谈完成之后，今年行将编撰成书，因此先行将廖同学五年前的访谈稿刊载出来，以免尔后会因内容重覆而无限期搁置，浪费了廖同学的一片心血。
作者王俪云、廖忆榕，当时为淡江大学学生；廖同学现就读慈济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
前言
在宁馨的早晨九时初许，我们沿著充满乡村气息的田径小道，经过古朴的禅寺与竹林，进入恬静的佛教弘誓学院。
很顺然地和昭慧法师会面问候，在轻松又不失端严的气氛下，展开了今日的访谈。
请法师谈谈成长历程与接触佛教之因缘。
我是在缅甸仰光出生，仰光有许多佛教寺塔，常常看到僧侣，所以对佛教并不陌生。我的父母是信仰一贯道的，常带我们去道基坛上香、吃素，礼拜观世音菩萨；所以小时候对佛教虽没有教理上的认知，却有一股情意上的亲切感。
真正接触佛教，是在大二的暑假，那年到佛光山参加大专佛学夏令营。本来是有名额限制的，但有一位希望我学佛的高医廖敏洋学长替我争取，让我有了机会。在活动期间，我很震撼地发现出家人的活泼及能言善道，和我想像中的“青灯木鱼，逃尘避世”很不一样，这多少是因为受到中国传统社会的刻板印象所影响，那个时候我才发觉：佛教并不“灰色”。
我在山上吃了十天的素食，下山到学姐家聚餐，感到吃肉很恶心、很想吐，这才发觉素食也可以养成习惯。回家后我研读佛书或戒杀放生的书籍，慢慢地就习惯不吃肉食的生活，并发愿要长期吃素。
那时正值何应钦将军的孙子蒋同庆从美国回来，我应聘到天母担任他的家教。在那附近有一间浙江人的寺院：“慧济寺”。之前我就曾在台北中山堂皈依星云法师，后来接触慧济寺，深受住持性海法师的慈悲护念。有一回中佛会在他们那里举行新春团拜，我便如此认识了剃度师父。师父说他住板桥，刚好我也住在板桥，师父邀我常去他住锡的精舍，之后并时常鼓励我出家，我也就这样出家了。
刚开始出家的时候，我很不适应权威控制的教育，因为无论是学校教育或本身的家庭都很民主自由；当然那些点滴痛苦都化为我的资粮，让我产生了了解戒律的动机，更在其中寻求僧团中人与人之间的对等互动与沟通之道。
我是在67年时出家的，68年才毕业，那时会出家，是因为师父说：“现在不出家，以后会失去热忱。”而那时也天真，就穿著出家僧服在大学校园里游走，也不以为怪异。毕业以后教书，那时的出家生活更是冲击，被某种程度限制与外界、甚至是与家里的接触，我就开始思索：这么人道的宗教，为什么会有不人道的人际互动模式？这也让我了解到：“神圣与套牢，原来经常是两位一体的”。继后父亲往生，妹妹的精神病发作，寺院要我在寺院与家人择一，这次我毅然选择了家人。
之后，高雄有一处道场(兴隆净寺)，能让我安顿妈妈与妹妹，我也在那里领了典座职事，那是民国72年的事。我就在那待了约一年。职事虽重，可是我很感恩寺院住持心淳法师对我家人的收容。平日我自己会看一些导师的书，也曾把自己的学佛心得发表于佛教杂志。那时导师的大弟子慧莹法师从香港来台，看到我的文章，向导师提起，导师就告诉他：“这是我的小知音啊！”慧茔法师因此带著香港护法，特别从台中到高雄来看我。看到我的生活非常忙碌，回去向导师报告我的情况。
73年7月，导师亲自写信给我。他觉得我是一个可以修学的人，应该在佛法上精进，现在我所处的环境不适合修学，而福严佛学院9月将要招生，我可以接任国文老师。他很客气地说：环境不尽完美，但希望我考虑后能够回信。我的住持心淳法师非常大量，其实典座工作应该要领职一年，待翌年农历二月初二到期。但是她却毅然成就我提早离开，好能于9月初起在福严任教。
我在福严待了三年，导师十分照顾我，也请行政单位不要给我太多的事务，让我专心修学。唯识学、戒律学都是在那时研究的，后来虽然离开福严，但还是以通勤方式续教，前后总共教了九年。
自民国67年起，我与性广法师合作，向中国佛教会秘书长了中长老建请成立护教单位。护教期间，教内发生许多事；听到外界的批评，也会省思教界本身的问题，并且开始思索救护生命的问题。81年发生挫鱼事件，我联合社会友人，要求相关机关予以取缔，之后开始提倡动物保护、生态保育的活动。
本来志向是钻研佛教学术，结果误打误撞，又护生，又护教的，甚至也批评佛教内部的不合理、不如法现象。从此人生境界也更加开阔了！
大学时便选择出家，在学校如何调适心态？
我觉得自己要先适应、自在，别人就会跟著适应。就像护教、护生时，也有人批评我：一个出家人，怎么会是这样的形象？但我觉得：就是要让人们了解：出家人不一定是封守自闭的，不要让人家就这样把出家人定型。
大学时代我是参加合唱团的。我喜欢音乐，音乐是会直接打动人心的，对人情感的感染力最强，所以刚开始出家，我最放不下就是音乐了。由大学时代音乐对我的伴随，那时同学、学长常要我唱歌给他们听。一直到现在，听到心境相投的音乐，心神总会摄入其中。西方的圣乐，中国的梵呗，其至是可兰经的吟哦声，都会令人动容！我觉得音乐可以提炼情感最精纯的灵魂。然而修道人重禅修、尚理性，有些好听的音乐，乍听之下也会喜欢，但觉得还是“无声最美”，耳根清净的安静更好。
总之，我的大学生活很单纯，除了上课、看书，就是参加合唱团。出家后，同学也慢慢适应，便不尴尬，也不会觉得奇怪。我是因为师父的鼓励而出家，我相信那时自己对佛法有强烈敬信之心，并且以最纯洁的心灵来面对师长，其实若就我个人的原初想法，我可能不会那么早出家，大四毕业后再出家比较适合，我并不想在校园里惊世骇俗。
现在我也不随便鼓励人家出家，在我们这里，至少要住上一年，不会马上剃度。我曾劝想出家的人，要多多见识，尝试熟悉出家以及寺院的生活，将来如果出家了，才会无怨无悔。倘若一时无限向往而冒然出家，谁又能保证什么？总之，我并不是反对“出家”，而是希望要有更长时间去尝试与体会，再检讨自己是否适宜出家。
印顺导师称法师您是小知音，请您谈谈对导师思想的心得与体解。
我其实是个令导师头痛的学生，因为我的社会参与，常引来很多争议与攻讦，连带地，导师的耳根也就不得清净。
我觉得导师的思想是很精彩的！中国传统佛教中有很苦闷，很不合理、不人道的一些教条；看到导师的思想与著作，觉得“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一直很珍惜这份感受。现在在这里，学生跟著我，很难以了解我这种珍惜的心情，因为他们在这里呼吸著单纯的空气；而我是从中国传统佛教中跌跌撞撞走过来的，所以我看到导师的思想，觉得是一种希望，开启了一扇窗子，也让我接触到一些原典，在原典中更印证了他的看法——那是很自由的空气、民主的心胸、平等的对待。一直到现在还是很感谢导师，深深地感恩！
对印顺导师钦佩之处，并谈谈与导师的互动经验。
印顺导师的思想，即使是从学术面来看，也很令人敬佩。他解析大乘三系思想的脉络与特色，这是前所未有的洞见；另一方面，他对佛教现象有一些感触，虽然著墨不多，但提到戒律的观念，这观念启发了我，让我延续导师的研究观点，写了《律学今诠》、《佛教伦理学》等书。虽然导师后来与社会接触不多，但他启蒙了佛教的开明思想，有助于把握佛法的精髓和社会的多种议题。
我与导师的互动，不但思想受他启发，而且他非常照顾我。那时他从南部的道场拉拔我到福严佛学院，并且耐心指导我读藏经，尔后一直都有联系。早些时期是问法义，后来就呈现一些护教、护生的成果给他看，他老人家看得眼花撩乱。其实导师是那么温柔敦厚，当然不习惯我这样，但也就默默接受了，在许多关卡上默默鼓励著我。
那么多运动下来，我只专注于目标，并不在乎什么挫折，修行本来就是要把自我放下，面对批评与责难，我也不因此就觉得佛教亏欠了我什么，反而常常感念许多在各个角落默默帮助我的人。譬如这两栋房子要建盖时，我们的经济并不宽裕，却有一些素昧平生的长老、法师来帮忙我；像承天寺的传悔长老，就以五千万元的捐款，给予我很大的帮助。所以我有个长期在佛门中观察得来的结论：越是无私，就越能感应到别人的支持。
中文系出身的您，觉得佛教如何结合文学，使弘扬佛教更为广阔？
中国文学中，例如变文、各种讲唱文学(弹词、昆曲)、章回小说开头结尾的四句偈等，都有仿佛佛经的形式。佛教传入中国，也顺道传入了佛学的形式，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容；中国人对佛教有了莫名的亲切感。
具有美感的东西，就会被感官所悦纳；美感不一定要花俏，一篇充实的文章触动人心，就已达到了目的。所以经典的翻译与介绍，法义的传扬，佛法落实在人间的具体实践事例，都可以透过生花妙笔而化为文学的样貌呈现，使人们看了，有或活泼、或生动、或感人肺腑的体会，我相信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对大学生的勉励
大学时代除了在课业上用功以外，不妨接触一些有意义的社团。
现代的年轻人，有时太强调物欲的满足，太强调舒适生活而无法吃苦，抗压性减低，面对挫折就容易失去勇气。能够有宗教信仰，或者学佛，在精神上可能较会有方向感，特别是在生命出现重大事件的时候；但要记得不要在向往神圣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被套牢而失去正信的判断。记得要保有一份自由的心灵与思想，来面对自己的信仰。
后记
中午和学院师生共用午斋，在很自在活泼的谈笑中，食毕暖烘烘的红烧面。
步出学院之前，我们在门口留影纪念。走了一小段路，忍不住回头望望如此有人情味的一个方外净地，满满的法喜与欢悦正源源涌起……。弘誓深如海，历劫不思议；我仿佛看到为佛法点燃的那盏明灯，不论式微或辉煌，因为坚定的誓愿，光芒的映射，永远照亮著黑暗的每个角落，是一份那么无怨无悔无私的灯光，就为大千世界这么永续地辉映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