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纪华传
　　
　　《中国天台宗通史》中曾论及近代天台宗的展开时说：“近代天台佛教在教界的主要人物是谛闲、倓虚二位大师。其中谛闲大师为近代天台宗的中兴者，而倓虚大师则将天台弘化于北方居功至伟。”[1]此段话对于谛闲、倓虚二位天台宗的大师的评价颇为公允，然而此书又认为，从蕅益智旭之后直至近代，“天台宗未再涌现出重量级的大师，故而智旭被视为天台学的终结性的人物”。[2]因此对谛闲、倓虚二位天台宗的大师只是作个案性的研究，而对从蕅益大师至谛闲大师之间的联系并未加注意。实际上明清以后中国佛教已经走向以禅宗为主体的融合型的佛教形态，天台宗、华严宗、律宗、净土宗均受禅宗的影响，已经不再像唐宋时期那样关注宗派义理的创新和发展，而是更加关注宗派法系的传承。如清代、民国年间出现了很多诸家演派的著作即可反映出这一潮流，尽管这一潮流有的时候只有形式上的象征意义，但却不可忽视这一问题。
　　
　　一、近代天台宗传承
　　
　　关于天台宗的传法世系，历史上曾有《台宗源流》、《台宗世系》、《指源集》、《世系源流》等著作。明代中兴天台宗僧人幽溪传灯大师曾撰《灵山正脉》一书，详细叙述了从释迦牟尼佛开始，历代祖师相传的天台宗法脉传承世系，并以他的师父百松真觉法师为开始，推演了六十四字的法脉传承辈分。据清代守一空成重编《宗教律诸家演派》中记载，智者下传二十六世高明寺百松真觉大师，演派六十四字：“真传正受，灵岳心宗。一乘顿观，印定古今，念起寂然，修性朗照。如是智德，体本玄妙。因缘生法，理事即空。等名为有，中道圆融。清净普遍，感通应常。果慧大用，实相永芳。”又衍表行偈六十四字为号：“大教演绎，祖道德宏。立定旨要，能所泯同。功成谛显，了达则安。万象海现，孰分二三。初门悟入，化法遂行。己他益利，究极彰明。源深流远，长衍纪纲。百千之世，恒作舟航。”[3]
　　
　　百松真觉之前二十八代祖师传承，据《百丈清规证义记》载：“按智者《观心论》云：‘归命龙树师’，验知智者，遥禀龙树为初祖，近禀北齐慧文为二祖矣。文传南岳慧思为三祖，思传智顗德安智者为四祖，顗传章安灌顶非凡为五祖，凡传法华智威为六祖，威传天宫慧威为七祖，威传左溪玄朗慧明为八祖，朗传荆溪湛然为九祖，然传国清道邃兴道为十祖，道传国清广修至行为十一祖，行传国清物外正定为十二祖，定传国清元琇妙说为十三祖，说传清竦高论为十四祖，论传螺溪义寂常照为十五祖，照传明州宝云义通惟远为十六祖，远传四明知礼约言法智为十七祖，智传南屏梵臻为十八祖，臻传从谏慈辩为十九祖，辩传车溪择卿为二十祖，卿传竹庵宜翁可观为二十一祖，观传北峯元实宗印为二十二祖，印传佛光法照为二十三祖，照传子庭师训为二十四祖，训传东溟慧日为二十五祖，日传普智无碍为二十六祖，碍传南天竺林慧为二十七祖，慧传东禅月亭德为二十八祖。”[4]
　　
　　传灯之后，继承天台宗法脉的是蕅益智旭大师。智旭之后，相继传承天台宗法脉者为：苍辉受晟、警修灵铭、履源岳宏、素莲心珠、道来宗乘、宏海一辅、智德乘勋、禅远顿永、观竺观义、所澄印鉴、迹端定融，谛闲大师(号古虚)即从上海龙华寺迹端定融得法，为天台宗第四十三代祖师。
　　
　　二、谛闲大师生平略述
　　
　　谛闲(1858～1932)，清末民初天台宗名僧。浙江黄岩人，俗姓朱。名古虚，号卓三。幼见沙门即喜。九岁时父亲病殁，乃从舅习医。十八岁结婚，自设药铺于黄岩城北门，屡为贫者施医施药。二十岁，以妻子与儿子病故，母亲也相继去世，深感世事无常，人命脆危，省悟到“药虽多，医虽良，但疗身而不疗心，治病而不治命。”[5]，于是往临海县白云山，依成道法师出家。
　　
　　光绪七年(1881)，于天台山国清寺受具足戒。初学禅观，精勤参究“念佛是谁”，深入定境。光绪九年(1883)，至平湖福臻寺，从敏曦学《法华经》。奉命担任侍者，潜心研究经义，有所领悟。第二年又至上海龙华寺，随晓柔、大海等诸师研习《楞严经》。光绪十一年(1885年)到杭州六通寺开讲《妙法莲华经》，讲毕即闭关于慈溪圣果庵阅藏。一生先后掩关三次，专修禅观。光绪十二年(1886)，承迹瑞定融授记付法，传持天台教观第四十三世。光绪十四年(1888)，在上海龙华寺阅读大藏经，深入经藏，慧业大进。应龙华寺之请，开讲《法华》、期满前往镇江江天禅寺习禅。光绪十八年(1892)，他又应龙华寺之请，从慈溪圣果寺出关，到上海讲《楞严经》。次年，在龙华寺辅助敏曦长老讲《四教义集注》，作了讲记。光绪三十三年(1907)谛闲再次于龙华讲《楞严经》。宣统二年(1910)，他住持绍兴戒珠寺兼龙华寺主席。四十六岁首任永嘉头陀寺住持。自此，历任绍兴戒珠寺、上海龙华寺、宁波观宗寺、天台山万年寺住持。其间应各地僧俗之请，讲经四十余年。
　　
　　光绪三十四年(1908)，杨仁山居士在南京金陵刻经处创办新式教育的佛教学堂祗洹精舍，请谛闲去担任学监。祗洹精舍的学生中，出家缁众在太虚、仁山、智光、开悟、惠敏等人。一年后祗洹精舍以经费困难停办，谛闲受南京毗卢寺之请，开讲《楞严经》。这时江苏省僧教育会创设“僧师范学堂”，谛闲以杨仁山之推荐，继月霞法师后出任学堂监督。
　　
　　宣统二年(1910)，于南京设立佛教师范学校，并任校长，开近代僧伽教育风气之先。(任监督职，招收青年学僧，培养解行并进的僧材。但因革命军兴，学堂停办。)民国初年，至北京向知识份子传教，并抗拒庙产兴学运动，尽力保护寺院，并致力于教导青年僧众。民国二年(1913)上海留云寺创办佛学研究社，请谛公主讲，相继讲了《八识规矩颂》及《圆觉经》，住锡留云寺。同年冬，他因龙华祖庭无法维持，于是接受宁波有关人士的礼请，住持宁波观宗寺。民国八年(1919)，应蒯若木、叶公绰两居士之请，于观宗寺创办观宗研究社、观宗学舍，并将观宗宏法社、研究社合并为宏法研究社。并讲经弘法。后又主讲于观宗学舍，招收具有根底的学僧，授以台宗大小诸部，于是人才蔚起。民国十七年(1928)，观宗学社改名弘法研究社，建立僧舍，规模益备。翌年，传戒于哈尔滨极乐寺，盛况空前。
　　
　　民国二十一年(1932)五月十九日，他电召在香港的弟子宝静回观宗寺传法，继任住持。七月初二日午时，忽向西合掌，宣称佛来接引，唤侍者香汤沐浴更衣，并索笔题偈云：“我今念佛，净土现前，真实受用，愿各勉旃。”写毕，嘱全寺僧众齐集大殿念佛，迎请佛及圣众接引，于大众念佛声中结跏趺坐安详舍报。入寂于观宗寺，世寿七十五。后建塔于慈溪五磊山。他培养的天台宗僧材中著名的有宝静、倓虚、静权、静安、仁山、常惺、显荫、戒莲、禅定、可瑞、根慧、妙真等，在家皈依弟子著名的有徐蔚如、王一亭、蒋维乔、潘对凫、馨航、黄函之、施省之、李斐然、朱子谦等。弘法研究社还编发《弘法月刊》，观宗寺遂成为近代天台宗的重要道场。对于天台义学之弘扬，贡献殊大。著有《大佛顶首楞严经指昧疏》、《圆觉经讲义》、《金刚经新疏》、《始终心要解》、《观经疏钞演义》、《教观纲宗讲记》等书，后人合辑为《谛闲大师遗集》十册行世。
　　
　　三、倓虚法师与近代佛教(提纲)
　　
　　倓虚法师从谛闲大师得法，为传承天台宗第四十四代祖师。据《影尘回忆录》记载：“一九二五年，我收一徒弟名台源。去宝华山受戒，回来时我让他买一份礼物，去观宗寺代我拜望谛老。起初我在观宗寺当学生时，谛老就很器重我，等回北方后，又建立几处庙，他老更欢喜！所以在台源去观宗寺替我拜望的时候，谛老亲笔写一统嫡传天台宗第四十四代法卷，交台源带来。我接到之后，真是感惭交并，惶愧莫如！自忖德薄根钝，深恐有玷所付。谛老到东北时，我又重新按照传法仪式，给谛老谢法。”
　　1、倓虚法师生平。
　　2、倓虚法师对近代佛教的贡献。
　　第一，建寺安僧，复兴北方佛教。
　　第二，创办佛学院，培育教宗僧才。
　　第三，香江弘法，奠定现当代香港佛教的基础。
　　3、传法不传座：改革传统丛林制度。
　　
　　倓虚法师虽然传承天台宗法脉，但并不存门户之见，尤其对戒律和净土念佛法门十分重视。但是他对各宗派的内容并不是不加选择的借用，而是择善而从，并加以创新发展，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他提出了“传法不传座”的新的法系传承制度。
　　
　　明清时期，禅宗中开始流行以法卷、拂尘等作为传法依据，得法者则具有了出世担任禅宗寺院住持的资格，实际上“传法”与“传座”是一致的。倓虚法师认为这种传法形式存在着很大的弊端，一是传法人的“感情过于理智”，“在传法的时候，是因‘感情用事’，不以‘法’为亲，而以‘情’为亲了。”第二是嗣法的弟子(往往一传四五个，甚至更多)因为每人手里都握有一纸法卷，也就是理所当然的方丈人选，所以经常会出现法子与法子之间，甚至法子与老和尚之间为争做方丈，争来争去，甚至争讼、都恨，“弄得笑话百出，有玷宗门”。最大的流弊是第三种，即“在老和尚预备往下传法的时候，有三个标准：一、挑年青人，岁数不比老和尚大的；二、道德、声望、资格、一切都不如老和尚的；三、凡事须听从老和尚招呼的。”其结果则是“一代不如一代，所以弄得各宗门庭，不数传而宗风不振。……虽然还有一支法卷往下传，也只是师父传徒弟，一种形式而已！”
　　倓虚法师认为：“中国人向来有一个传统的保守性，例如各丛林，从古至今，就有传法这一事，到了我们这个时候，谁也不好轻易废掉；可是既传法而又传座，不容讳言的是有上述流弊。”
　　
　　倓虚法师从天台宗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传法”与“传座”从根本上说是两回事，传法是因为受法的人对佛法有解悟，有透彻的研究，可以为人讲经说法。而传座是因接座的人“道德行持为众望所归，能领众修行，能办事刻苦耐劳”，所以大家推举他住持寺务，维持道场。所以接座的人可以接法，但接法的人不能固定地要接座，除非他具备接座人的条件，经过大众推选。对于“传法”与“传座”问题，倓虚法师也并不拘泥于固定的模式，他进而提出了“四句料拣”阐释四种不同的情况：一、“传法不传座”；二、“传座不传法”；三、“法座俱传”；四、“法座俱不传”。因为“法久成弊”，任何一法流传久了，就会出现弊端，倓虚法师“传法不传座”，主要是针对丛林中的弊端而提出的补偏救弊的办法。
　　
　　无独有偶，倓虚法师的这一主张与近代净土宗祖师印光大师以及妙真法师(倓虚法师在观宗学院时的同学)的主张颇为相近。妙真法师(1895-1967)是近代著名高僧，湖北省枣阳县人，他在1930年出任灵岩山寺监院并代理寺务，妙真法师在真达和尚的支持下，全权负起了修建灵岩山寺的责任。1937年10月，印光老法师由苏州报国寺移锡灵岩山，该寺道风日隆，远近衲子闻风而至。1940年11月，印光大师临终前安排妙真法师升任方丈，真达老和尚为他送座。妙真法师出任住持后，秉承印光大师的教诲，在真达老和尚的指导下，将灵岩山寺发展成为十方专修净土的道场。真达法师、妙真法师与印光大师商议，指定了《灵岩山寺共住规约》五条，其中第一条为：“住持不论台、贤、济、洞，但以戒行精严、深信净土法门为准。只传贤，不传法，以杜法眷私属之弊。”[6]倓虚法师“传法不传座”的法系传承方法更具有灵活性，适应天台宗的教门特点。

　　[1] 潘桂明、吴忠伟：《中国天台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83页。
　　[2] 同上，第742页。
　　[3] (清)守一空成：《宗教律诸家演派》，《卍新纂续藏经》第 88 册，第565页。
　　[4] (清)仪润：《百丈清规证义记》卷9，《卍新纂续藏经》第 63 册，第497页。
　　[5] 蒋维乔：《天台第四十三代谛闲大师传》，《谛闲大师遗集》第一编，“经释”。
　　[6] 张一留：《苏州灵岩山志》卷6，民国三十六年(1947)刊本，第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