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妙老在“中韩日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上响亮地提出“佛教大国当有佛教大学”。次年妙老西归，把他爱教弘法的悲愿和深具远见的倡议留给了我们的泱泱佛教大国。光阴荏苒，转眼十五年已过，佛教大国地位依然，而妙老当年的倡议也依然还是个倡议。笔者不才，但不悲观，认为总有一天，妙老的呼吁会变成现实。今逢缅怀先哲之机，笔者不揣浅陋，敬献有关“僧教育”的设想，以资声援他老人家的僧教育理想，为他的倡议作个小小的注释。

　　因为笔者是佛学院毕业的，又曾有留学海外多年的经历和视野，还有一点佛学院管理和教学体验，再随着自己心智成熟，阅读的佛典增多，以及出家后到留学前的住庙经历等等。所以，关于寺庙的学修体制和佛学院教育，想法颇多。我认为今天我国很多佛寺都还没有恢复过去有过的，或应该具备的修持体制，而仅有的几所所谓高级佛学院之教育，也亟待极大改善。否则，要创办佛教大学，仅软件方面的条件(诸如办学理念，人才储备)都还远不成熟。

　　先谈修持体制。这是佛学院教育有别世俗教育的关键所在，也是前者比后者难办的最主要原因。据《阿含经》和一些早期大乘经典反映，原始佛教时期的僧人的人生目的，是通过实践佛陀教法来使自己了生脱死，也就是“出离三界”。后来，强调利他的大乘思想流行，僧人们除了要坚持修行使自己了脱生死外，还要积极地济世利人。如此一来，僧团存在于世的核心职能变成了既要给具有出离心——即想了生脱死的个人提供一个适合安心修道的生活环境，又要发挥一个慈善社团的部分功能。所谓适合安心修道，除了提供食宿，衣服和医药等基本生活所需外，更重要还要创造和保持一种纯正的修行气氛。这用时髦的话讲就是好的道风建设。要有好的道风，首先是只容许如法的修行方法存在于寺内，再就是强制实施一套安排合理的“日常修行时间表”。也就是说，一个寺庙可以给住众建议修行方法，或专门开创一种或多种修行法门供大众熏修，也允许住众各修正行，但它对任何一种修行活动的作息安排却要作严格的规定和监督，以确保住众的修行时间和质量。

　　目前我国寺庙的道风好到什么程度，恐怕每个出家人心里都有数，至少那种日渐流行的用经济赏罚之手段来维持早晚课诵的风气是既荒谬又令人担心的。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归根结底，问题的根源在于僧人尤其是管庙僧人的素质不够理想。我敢说绝大多数的主管者根本就不懂得寺庙存在的原始的核心职能，或者懂得也不愿意让它正确体现。这样，我们就有必要探讨僧教育了。

　　僧团自从借鉴现代的学校教育模式，创办起佛学院后，僧教育的效果从传授知识这方面来讲，似乎好过传统上的“随师学”的方式，至少它的集中教学和系统灌输很有效地节省了人力和财力，大批量大幅度地提升了僧青年的文化和专业素质。但是，把当前所有汉传佛学院的办学理念和效果跟“出家学佛是为了了生脱死和济世利人”这个目的加以对照，我又觉得现行的僧教育体制存在着严重的不足。而这些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是当前“随师学”的传统教育在绝大多数寺庙里行将就木，但佛学院教育中还没有一套可以取代它并用以培养僧格的培训系统。第二是佛学院教育跟真正的修行严重脱节，“学修并重”只是口号。第三是佛学院教育跟正规教育相比还远不规范，所投入的资金和人力与毕业生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和水平极不成正比。

　　僧格主要包括“出离心”、“大悲心”和道德修养，它是衡量一个僧人是否合格的根本标准，并影响其整个僧涯。先说“出离心”的培养。没有“出离心”，出家就失去应有的意义，而变成一种普通的职业。僧人出家的因缘千奇百怪，但真正带有“出离心”来出家的却不多，因此需要出家后有意识地进行激发和强化。正是因为这方面教育在寺庙和佛学院新僧培养阶段都没有得到重视，僧团内才充斥着没有信仰或信仰淡薄的成员。最好的办法就是指导新僧读一些《阿含经》，让他们知道佛的弟子们为啥出家，出家后都应该做些什么。作为导读的延续，还应要求学僧每天朗诵经论一至二小时。读本只选《法句经》这类能在灌输核心佛理的同时，又能强化“出离心”的手册性典籍。到了高年级，读诵《俱舍论颂》或《菩提道次第摄颂》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再说“大悲心”的养成。虽然我们的僧团宗法大乘，但毕业僧具有关怀社会和僧团的悲心者不多。只有少数天性纯厚又善于以其所学而举一反三的青年僧人，能看清众生的现实困难，并进而施与悲悯和帮助，还有少数僧人会为了佛教的前途和僧团的利益去思考和发心。此中更少人会为了众生的福利而不怕麻烦和困难，坚持干下去。那些能够体认利他精神和接受先进思想，比如说有能力并自然地将素食、环保跟怜悯众生联系起来的僧人更不多见。然而这些思想和行为，才是大乘佛教在今天赖以展示自身光辉的表现。全面改善这个现状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教学和课外活动，让学僧深刻意识到僧团清净健康存在的重要性，设法使他们目睹和体味妙老遗言中所说的“世上苦人多”，激发他们的同情心和悲悯心。

　　跟以上“二心”相关联又同等重要的是道德修养。我认为僧人应该是最佳的道德化身和社会良知的代表，应为俗人树立一种道德和心灵修为的楷模。否则，“僧人是人天师表”就是一句欺世盗名的空话。遗憾的是，至今还未见哪所汉传佛学院特别重视学僧的道德修养。结果，好些毕业僧所表现出来的品行涵养和觉悟水平连优秀大学毕业生的水准都没有：许多学僧入学时仅有的一点宗教情操到毕业时就荡然无存；他们原来对佛教的模糊敬信被一知半解的空谈冲洗得无影无踪；原先对探寻佛理的虔诚和兴趣变成了对持有毕业证书的庸俗荣誉感；入学时的谨言慎行和对三宝的敬畏也被不可一世的轻狂所取代。最令人失望和寒心的是，还有的理所当然地认为善于勾心斗角就是能干或高明。所以，有的因为邪见或物欲去争夺寺庙管理权，而不少人一旦有了权力，就跟堕落的俗人一样护短排外、妒贤嫉能、贪污腐化，不顾僧团形象，利用职权霸占山头、垄断资源，更有甚者联合教外势力来伤害异己和破坏僧团利益。诸如此类的现象，都说明佛学院教育在本质上是失败了。学僧信奉的是世界所有宗教中道德说教最浓厚的佛教，读的是佛教专门学院，毕业了既无“出离心”，又缺“大悲心”，甚至连个正直良民的起码修养都没有，谁还能说这种教育是成功的？根据我的观感，可能因为社会风气的影响，新僧一代比一代更不惜福、不惜时、不惜缘……这就更需要学院当局在学僧品行培养方面加大力度。

　　至于佛学院教育中真正的修行实践缺位的现状，一半跟承办佛学院的常住寺庙的修持体系不健全有关，另一半也是因为办学者对学与修之间的紧密关系认识不清或重视不够。办学的常住必须具有一个良好完善的修行体系和严格的道风，以便从制度和氛围上熏陶和保持新僧的“出离心”，而佛学院必须在教学过程中体现出修行的重要性，同时每天分配足够的专修时间，实践一套所在常住庙天天运用的修持方案。在众多的经律中，关于比丘日常事务最常见的一句话是：比丘以禅坐诵经[论法]为务。这是很符合佛世时期僧人生活的写照的：诵经和论法为的是学法，禅坐就是依所学去实践。今天，少有学僧不抱怨早晚课诵的无用。的确，坐禅的境界可以逐日改变更新而能保持修行人的干劲，而固定内容的背诵天天进行则最容易出现有口无心的结果。换言之，修行的本质还是要回归到坐禅等心地功夫上来，这不仅仅是佛陀时期僧人修持生活的事实，更重要的是解脱原理如此——只见参禅证圣果，不闻课诵断烦恼。至于学僧每日修行时间的分配，我以为每个学院都应该坚持每日“二分读一分修”的办学方针，禅学院甚至还可以实行“半修半读”的制度。这样既能使学僧将学到的教义和方法付诸实践，又能够以日渐增进的修行境界巩固信仰和道心，减少杂念欲望对生活和学习的干扰。到毕业后，他们的理论知识扎实，修持上又有足够的定力抵制来自社会的各种诱惑，自然就有能力在未来的僧涯中从事自利利他的活动。虽然完成这样一套佛学院教育可能需要五年或八年的时间，但在这个人心浮躁的时代和人性弱点横溢的社会风气下，要培养出思想和行持上都合格的僧人，似乎这样做也是必需的。

　　最后简要谈谈佛学院教育在弥补以上不足之外，还迫切需要规范性。这是笔者对僧教育的认识中最早的一部分，它基本上是我一出国留学没几天就萌芽了的看法。我确信，时下我国佛学院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还有很多方面急需改进。但是，篇幅所限，只能作简短说明。

　　第一，办学者要有远见和善用贤能的胸怀。由于是办佛学院，所以在这个标准上还应添加“修持功夫最好”或“道德修养最高”这样的条件。没错，做事情讲究经验；办学越久，经历的事情和解决日常运作上的问题越多，行政经验就越丰富。但是，这不应该自诩为办学成就和质量，因为高等教育的关键不是行政，而是教学和研究。香港科技大学只有十年的办学史，但它的教学质量和成就使它几年前就名添世界著名大学之列。它靠的不是办学历史，而是先进合理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方法。我认为，教学从设定理念、规划学制、制定制度，到聘请教师、课程设置、增减科目，再到课堂讲授等活动，都需要学识上最有造诣或在相关专业受过正规教育最多的人来负责。这些负责人就是学校精良的教师，这种做法叫作“教授治校”。这就是欧美高等教育在全球办得最成功的根本原因。事实上，懂得高等教育的性质，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办学经验，就可以最大可能地发挥所有办学投入的价值。同时，这对毕业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和他们日后的人生旅途，也具有更大的积极影响和直接帮助。

　　第二，要有一套完善的制度和“照章办事”的行事原则，实施民主管理。从管理到行政，从课程设置和变更科目，再到聘用教师和晋职升级等等，各部各级的规章制度要越详越好，并在运作过程中不断完善和修订。有了制度就要民主性地实施它，而不能以领导个人的意志而改变。

　　第三，要有合格的师资，并贯彻“教授治校”的原则。除了正见具足、为人正直等基本条件外，要求应聘教师者应该拥有本专业内最高学历。本科毕业生或一年制硕士肯定是不应该教本科的，更无能力在学术方面作指导。道理很简单，谁都能分别出初中毕业生教初中和大学毕业生教初中之间的不同效果。不过，对那些没有高学历但专业造诣很深的自学成才者、律学专家和大修行人，也应该根据实际需要而破例聘用。此外，整个学院的教学管理必须由最优秀和资深的教师所组成的学术委员会，以教务长为首，依循开明、公平和进取的精神群策群力地进行。

　　第四，课程设置要全面合理，还要突出特色。这也需要学术委员会共同商议完成，而不是教务长或任何领导一个人说了算数——再高的学位都限于自己感兴趣的研究领域，而佛学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多。简而言之，所开设的任何一个课程一定是代表较大的一个独立研究领域，而不是单独的某部经论。规模大的佛学院应该多设置几个专向，供不同兴趣的学僧选择，也满足僧团对人才的现实需要：或攻弘法，或学管理，或主研究，或国际交流。每个专向的课程都是自成一体的系统，但这几个专向第一年的课程都应该基本相同，以统一打好学僧的教义、律仪、教史知识的基础，之后再行分流，各学其专。

　　第五，坚决树立和维护诚信的校风。不管是教师从事研究、学生应付考试还是行政管理人员之聘辞，必须杜绝弄虚作假。当今中国，很少几所世俗大学没有学术腐败，从学生到校长，其严重和普遍的程度使得我国的大学教育在全球学术界因此而臭名昭著。但是，我们办的是佛学院，向社会塑造和输送的是道德标杆，怎么可以以它们作参照或与之同流合污？

　　第六，要有一个资料全面的图书馆。怎样才叫全面？历代各种版本的汉传大藏经要尽量收齐，其它佛教传统的大藏经也应该收集，实际教学要用到的资料必须有，跟佛教相关的多种语言的正规学术书籍和期刊也必须购置。只有拥有丰富的文献资源，老师才能有研究材料可用，学生才能有书可读，同时他们才能知道和参考别人的研究成果，而不至于闭门造车或浪费时间金钱去重复别人的研究。

　　以上所写，代表了我毕业离校后思想认识方面的一些收获。谨以这份微薄心意，献给母校八十五周年庆典，希望它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同时，我也感谢老院长的苦心教诲，祈愿他早日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