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云禅师与近代佛教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纪华传

　　一、引 言

　　1959年10月13日(阴历九月十二日)，虚云老和尚圆寂于江西永修云居山真如禅寺，距今已有半个世纪。虚云和尚作为一代禅宗大德，一生“坐阅五帝四朝”，“受尽九磨十难”，是近代佛教的生动写照。

　　近代的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所未遇的大变局，同时佛教在这个多难的年代中遭受到生死攸关的严峻挑战。近代佛教中，寄禅、月霞、冶开、谛闲、圆瑛、太虚、印光以及虚云等一大批高僧大德，为佛教的生存与发展，从不同的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形成了不同的主张和思潮。近代以来，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无疑是佛教发展的主旋律，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最为重要的一笔精神财富。人间佛教契机、契理思想的提出，适应社会、人生，为佛教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与太虚大师一系不同的是，以谛闲、圆瑛和印光大师等则更加重视维护佛教的传统，因此围绕着新与旧、传统与革新，在思想义理、佛教组织建设、丛林制度等诸多方面，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时甚至存在着尖锐的的矛盾。这场所谓的保守与激进之间的，伴随着民国佛教的始终。除这两股思潮外，在居士佛学界，以欧阳竞无为代表的支那内学院派则主张回复到印度佛教唯识学的真义，对中国佛教传统的宗派及其立论的基础如《大乘起信论》等予以激烈的批评。无独有偶，在佛教界，太虚大师的弟子印顺法师则主张从《阿含经》等印度佛教经典中抉择佛陀的本怀。支那内学院和印顺法师虽然其出发点、致思趋向和思想主张有着很大的区别，但是在批评以如来藏思想为基础的中国佛教宗派天台、华严、禅宗、净土和密宗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形成了一股反中国佛教传统的思想倾向。

　　在近代佛教的这三种思潮中，虚云大师则独树一帜，保持超然的态度。他从未参与到新与旧、保守和激进的斗争中，而是与各派均有密切的往来。虚云曾请两派的高僧大德讲经说法、创办佛学院。同时他也没有与支那内学院所主张的《楞严经》、《起信论》为伪经伪论进行过争论，尽管他对《楞严经》等推崇备至。1918年，欧阳竟无与吕澂到云南为支那法学院筹措经费，虚云还请他们同住圆通寺，并邀欧阳竟无讲《摄大乘论》。所以虚云大师在近代各种势力中是“择善而从”[[1]]，凡是对佛教有利的，他都能接受。本文主要通过虚云大师对中国佛教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的几个方面，探讨他对近代佛教的贡献。

　　二、不惮艰难险阻，重兴祖师道场

　　虚云和尚对近代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重兴了云南鸡足山祝圣寺、昆明云栖寺、福建鼓山涌泉禅寺、广东曲江南华禅寺、乳源云门大觉禅寺及云居山真如禅寺六大禅宗祖师道场，修复了大小寺院庵堂八十余座。

　　光绪三十年(1904)，虚云来到云南鸡足山，卓锡钵盂庵。鸡足山作为禅宗初祖师迦叶的道场，明清时期一度极为兴盛，全山有三百六十庵，七十二大寺。然而虚云来的时候，全山则不足十寺，且都为子孙丛林，僧人与俗人无异，不知修行为何物。为了改变这一局面，虚云历尽艰辛，前往南洋等各地募化，钵盂庵迎祥寺终于得以修复。光绪三十二年(1906)赴京迎取藏经，获得朝廷的恩崇，加赐迎祥寺为护国祝圣禅寺，并获赐紫衣钵具、玉印、锡杖和如意等，并受赐“佛慈洪法大师”之号。此后，虚云还修复了西竺寺、兴云寺和下洋罗荃寺等寺院。经过十多年的艰辛努力，终于使鸡足山这一禅宗初祖师迦叶的道场得以重兴。

　　1920年春，云南省总督唐继尧特派专使诣鸡足山祝圣寺，邀请虚云重兴昆西山云栖寺。1922年，虚云移锡昆明华亭寺，开始重建古刹的工作，将寺更名“云栖寺”。至1929年，除云栖寺外，还相继在昆明修建了胜因寺、松隐寺、太华寺和招提寺等大小寺院四座。

　　1929年正月，虚云由上海回鼓山，海军部长兼福建主席杨树庄、前主席方声涛，率官绅请他住持鼓山。鼓山涌泉禅寺素称“闽刹之冠”，自梁开平二年(908)神晏国师开山以来，千余年间一直为禅宗之名刹。特别是明末清初无异元来、永觉元贤等住持鼓山涌泉寺，大扬曹洞禅风，成为清代影响最大的曹洞宗道场。由于鼓山为其出家剃度和受戒的地方，缅怀祖德，义不可辞，由此开始了重振宗风、恢复祖庭的艰难过程。

　　1934年，先后受广东省主席陈枢铭和粤北绥靖主任李汉魂的邀请，虚云开始主持重兴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的道场广东曲江南华寺的重任。经过十年的苦心经营，次第完成“更改河流以避凶煞”、“新建殿堂以式庄严”、“严守戒律以挽颓风”、“创禅堂安僧众以续慧命”等十项大事，总计新建殿堂房舍二百四十三间，新塑大小圣像六百九十尊，使南华寺成为广东第一大丛林。

　　1943年冬，虚云来到云门宗的祖庭乳源大觉禅寺时，见殿堂荒废，只在荆棘丛中发现残存的古寺内肉身一尊。看到祖庭沦落至此，虚云不禁凄然泪下。于是发愿担任起重兴云门宗祖庭的重任。历十载擘画，修建殿堂阁寮，装理佛像，创办大觉农场，恢复百丈禅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并重的丛林生活制度。经过十年的坎坷与艰辛，祖庭得以重辉，寺宇庄严，道风清净。

　　1953年6月，闻知江西云居山殿堂在抗战时毁于日军炮火，于是发愿修复此千年禅宗祖庭。云居山自唐元和三年(808)道容禅师肇基开山以来，一直为禅宗名刹，特别是道膺禅师继主法席时，衲子云集，名震朝野，成为曹洞宗的实际发祥地。在解放初期的特殊年代，虚云备尝艰辛，以数年时间竞将一片断苑残壁的真如禅寺恢复为拥有水田一百八十余亩，住僧近二百人规矩严整的模范丛林，堪称一大奇迹！

　　虚云大师一生为恢复禅宗祖师道场席不暇暖，劳累奔波，但是他不同于一般的建寺安僧，而是经过深思熟虑，谋求佛教的长远发展。

　　首先他不重建新的寺院，而是恢复祖师道场。圣扬法师是虚云和尚的戒子与法子，曾在南华寺和云门寺师事虚云和尚达十年之久，朝夕随侍左右，对老和尚十分熟悉，他曾回忆老和尚的志愿：“老人亦常谈及自己一生志愿：一不做现成的住持；二不创建新寺；三不住城市闹镇；四不修自己子孙小庙；五不重兴没历史名胜古迹及祖师道场；六不私蓄储钱财，凡信徒供养果仪，全归常住公用；七不接受任何一个施主供养及建寺功德。这是老人自己毕生的志愿。”[[2]]

　　第二，他每次将寺院修好，总是功成身退，从不留恋，这既表现出他的超然心境，同时也是为祖师道场、十方丛林树立了楷模。

　　第三，修建的寺院建筑以“房舍为轻，而基础为重”。岑学吕居士曾问“何以三分一工程，放之地下”，虚云回答说：“坏空有一定之理之数，比如南华寺，今日建筑，超于前代，孰知十年后将如何！予掘地时，遍翻全寺，发见围墙石壆，有在三四丈深者，亦有掘至二丈余深，发见有宋代断碑者，兴废无常，可想而知。故此历修各大刹，必先寻其故址，相阴阳，观流泉，择定方向而改正之。且用巨石筑壆，由一二丈筑起，使基础永固。他日殿堂房舍，纵有破毁，而基础仍存。所以我对于房舍为轻，而基础为重。”[[3]]可见其用心良苦，考虑深远。

　　从上述分析可知，虚云大师作为禅宗师匠，恢复祖师道场固然出于不忍其衰落，而有饮水思源，知恩报恩之意，但其深层原因则是继承中国佛教的传统，为佛教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三、兼祧五宗法脉，延续禅宗传承

　　虚云年轻时行脚参学，百城烟水，历参普陀、金山、高等名山大刹，遍参禅师教诸宗耆宿大德。据《虚云年谱》记载，咸丰八年(1858)，与从侄富国礼鼓山涌泉寺常开老人披剃出家，次年受具足戒，取名古岩，法名演彻，字德清。此后行脚天涯，参禅学道，遍礼天下名刹，朝拜佛教四大名山。光绪二十一年(1884)住江苏高旻寺，参加赤山法忍和尚主持的禅七，因沸水溅手而茶杯落地而开悟，因述偈曰：“杯子扑落地，响声明沥沥，虚空粉碎也，狂心当下息。”又偈：“烫着手，打碎杯，家破人亡语难开，春到花香处处秀，山河大地是如来。”

　　虚云和尚传承鼓山曹洞宗法脉，兼嗣临济，中兴云门，匡扶法眼，延续沩仰，以一身而系五宗法脉，为海内外佛教界所公认的禅宗泰斗。光绪十八年(1892)接妙莲和尚的临济衣钵，传临济宗第四十三世；同年又承耀成和尚之曹洞宗法脉，为曹洞宗第四十七世。妙莲为曹洞宗四十五世，字辈为“地”(“地华”)，虚云的字辈为“古”(“古岩”)，按照鼓山曹洞宗字辈传承“通天并彻地，耀古复腾今”，虚云应为妙莲徒孙。1932年，应福建长汀八宝山表持明湛和尚之请，遥接法眼宗良庆和尚法脉，成为法眼宗第八世弟子。1933年，受湖南沩山宝生和尚之请，远承沩仰宗兴阳词铎禅师，传沩仰宗第八世。在主持修复广东乳源云门山大觉禅寺期间，遥承已庵深静禅师法脉，传云门宗第十二世。

　　作为禅宗的祖师，虚云十分重视祖师著作的整理和法脉传承的考订。先后修补增订《佛祖道影》、编撰《法系考正》、《校正星灯集》，增订《鼓山列祖联芳集》。《佛祖道影》原为明末清初永觉元贤和为霖道霈住持鼓山时相继编修而成，共收祖师像、赞一百二十二尊，至虚云住持鼓山时，仅存一百一十七位，像、赞也参差不齐。为此虚云在禅诵之余，多方收集资料，并与原苏州玛瑙经房所刊的守一大师本相参照，增刻祖师画像至三百一十尊，将原传、赞阙失者补全，于1935年刊刻流行，题名为《增订佛祖道影》。《鼓山列祖联芳集》为宋代时鼓山的住持庆麟禅师所著，记载鼓山历代住持的生平与事迹，后代又陆续增补至明代的简翁禅师。虚云根据《鼓山志》和碑刻等资料，将此书修补完成，题名为《增校鼓山列祖联芳集》。该书称，自性聪以上，“凡可数者九十代，大皆属于南岳。博山无异来祖嗣法寿昌，来主兹山，经明清两代，奕叶相传，则皆曹洞法脉，无有紊乱”[[4]]。又于其中附载《禅宗五宗源流》，为沩仰宗、云门宗、法眼宗法脉各续演五十六字，为今日禅宗丛林所遵奉。由于明末清初以来鼓山为曹洞宗的重要祖庭，所以此书对研究曹洞宗的传承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清代以后，“禅宗源流”或“正法眼藏”的法卷传授成为禅宗传法和出任丛林住持的主要形式。虚云很注意物色和培养禅宗的后起之秀，不过他对于禅宗的传法非常严格，认为禅宗之所以衰落，就是由于滥传法嗣的结果。经常有人来请求虚云传法，有时甚至长跪于地，请求传法，如果不是根器者，他从不答应。

　　但是近代的中国佛教多灾多难，非常时期亦有非常之举，据怀西法师回忆：“因老人每感宗门衰落，后起乏人，是以在日常，便很细心的观察，谁人能作法门龙象，荷担如来家业？所谓续佛慧命，继祖心灯，使正法久住世间，利济后昆。经三年来之暗中审察，认为能授此‘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之旨，已有六人。故事先把法牒写好，到了下午，便由侍者个别暗中传命至丈室楼上佛前，每次二人。老人命授法人穿袍、搭衣、展具，礼佛三拜后，跪在佛前。之后，将传法由来、源流，开示大意。”[[5]]

　　所以秘密传授法卷，反映了虚云大师注意留意培养堪当大任之僧材。现当今海内外最具影响的长老尊宿如本焕、一诚、净慧、传印、圣一，及已去世的宣化、佛源等均为虚云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成为中国当代佛教的中流砥柱。这是特殊时期的方便之举，意在维系汉传佛教种子，通过付传法卷的形式为后世佛法复兴奠定基础。

　　四、重振宗门家风，传承禅堂规矩

　　虚云大师在复兴禅宗祖师道场时，特别注意丛林制度建设，坐香参究，二时课诵，半月布萨，结夏安居，力图保存禅门清规。禅门五宗钟板的遗风，最早见于鼓山为霖道霈禅师的《祝白清规》，虚云和尚将其完整继承下来，并在他所复兴的寺院付诸实施，如云门大觉禅寺悬云门钟板、云居山真如禅寺悬沩仰钟板等。特别重要的是，虚云从年轻时就在江南各大禅宗丛林的禅堂中坐过禅，对禅堂的规矩特别熟悉，在他所复兴的寺院中，将明清时期形成的禅堂规矩完整地保存下来，当年跟随虚云老和尚坐过禅的老参们现在在世的依然不少，这是最为宝贵的一笔财富。

　　虚云大师在住持鼓山时，一方面革除了经忏和寺院执事冗杂的陋习，同时整顿禅堂规矩，将原来禅堂坐三支香增加为十四支香，冬天则加香打禅七，坐禅修行一切规矩均效仿金山寺，所以各方老参纷纷前来，禅堂中的僧众由原来的一二人增至六七十人。在南华寺时“创禅堂安僧众以续慧命”，“造禅堂，定香数，发警策，下钳槌，冀其磨练身心，渡己渡人，以续我佛慧命”。

　　解放前夕，虚云在住持云门山大觉禅寺时，根据形势的发展，认识到以后中国佛教必须在生产劳动条件下，自给自养，所以依然创办“大觉农场”，提倡农禅并重的禅风。特别是在云居山期间，对此更为重视，据一诚和尚回忆：“1953年，虚老移锡云居山，人住之后，即率僧众开展农禅，将常住僧众分为两队，一队挖泥制砖，筑炉铸瓦，修复寺宇；一队垦荒辟地，种禾栽蔬，开展生产。在此之中，虚老已是百余岁高龄，虽然不能下田劳动，但却时时巡看在田间，督促于建筑工地，时而一二句话语，教诲众人鼓舞士气。”现在的云居山真如禅寺被誉为中国佛教的样板丛林，这与虚云大师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虚云大师对传统的丛林规矩并不拘泥固守，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善加运用，如他强调要革除封建家长制的传统，强调丛林生活制度的规范化和民主化。他认为：“佛弟子的日常生活、衣食住等，有可以权变的；惟三学思想，即戒定慧等理论，不能改动。中国千余年来，佛弟子衣食住等制度久与印度大不相同，既然时间、地点，条件都变了，则佛教中的若干生活习惯，自也应因时制宜。”[[6]]总之，虚云大师所留下来的禅宗丛林规矩，这是当今佛教中非常宝贵的传统资源，值得传承和发扬光大。

　　五、维系汉传佛教命脉，勇于担当的精神

　　虚云大师护教安僧，不畏艰难，其精神和事迹感人至深。光绪三十一年(1905)，全国各地兴起了毁寺逐僧的风气，虚云在南洋讲经，滇省全体僧众来电，谓政府提寺产，不久又接到寄禅等的来电来约，请速回共图挽救。次年，三月回国，抵达上海，与寄禅法师等同进京请愿，终于得到光绪皇帝上谕：“着各该督抚，饬令地方官，凡有大小寺院，及一切僧众产业，一律由地方官保护，不准刁绅蠹役，借端滋扰。至地方要政，亦不得勒捐庙产，以端政体。”[[7]]此后各省侵占寺产之风，遂告平息。

　　民国初年，李根源因为当时云南的一些僧徒不守戒律，亲领队伍赴诸山，逐僧拆寺，使佛教界惶恐不安。后来李根源率兵驻军悉檀寺，毁金顶鸡足佛像及佛殿，虚云不顾个人安危，独自前往军中，说服李根源，不但消弭了佛教的灾难，而且使李根源成为佛门外护。在云南期间，由于地方政府官员受庙产兴学风潮的影响，屡次以兴办教育的名义，窥伺和侵占寺院财产，虚老作为云南佛教会及滇藏佛教分会会长，每次总是据理力争，极力护持寺院教产。

　　抗战时期，虚云还邀赴重庆，主持护国息灾大法会，国民党的元老如戴季陶，国府主席林森等人。法会举办地在重庆慈云寺，共有显教与密教两坛，上午显坛是虚云主持，下午密坛由贡噶呼图克图主持，两坛盛况空前。抗日战争胜利后，广东佛教会改组，于1941年在曲江正式成立省佛教会，虚云被推举为理事长，积极为佛教事业忙碌奔波。

　　解放前夕，当时很多大陆僧人纷纷前往台湾、香港，虚云在香港的弟子坚留他在港弘化，但是为了护持内地佛教，毅然回住云门，继续修复祖师道场。他认为在香港“弘法自有人在”，“至于我本人，似另有一种责任。以我个人言，去住本无所容心。惟内地寺院庵堂，现在正杌陧不安。我倘留港，则内地数万僧尼，少一人为之联系护持，恐艰苦益甚，于我心有不安也。我必须回去。”[[8]]在云门受难后，他不但不退缩，反而北上，向政府提出三点要求：“(一)不准拆寺、毁像、焚经。(二)不强迫僧尼还俗。(三)准许配给僧尼田地，自行耕种。”[[9]]虚云在“云门事件”中，虽然受尽磨难，但是他却不改初衷，为护持大陆佛教，延续佛教慧命无怨无悔。

　　1952年中国佛协筹备成立时，有人在会中提出“废除戒律，开放饮酒肉”，甚至在全国各地僧尼改装的事多有出现，据当时《现代佛学》报道：“关于长沙僧尼改装事，兹据长沙佛教界工作同志来信云：长沙僧尼改装问题，截至四月十五日，已经改了百分之八十列宁装，中山装均有。其原因有二：一是便利工作，二是完全还俗。前者虽已改装，但仍坚持信仰，为佛教服务。后者与俗人无异，脱离寺庵生活。所有改装僧尼，都是自觉自愿。政府既没有明令废除，合作社与妇联也没有开什么会通过。”[[10]]由此可见当时大陆佛教界的状况之一斑。在这种背景下，虚云大师力揽狂澜，反复强调戒律为佛法的根本，坚决反对非戒毁律的主张，斥责“秀才是孔子的罪人，和尚是佛的罪人”。后来又将他在中国佛协成立时的讲话整理成《末法僧徒之衰相》一文，终于使得汉传佛教中僧衣、独身、素食的传统得以保持下来。如果没有虚云大师的德行和威望，今日当路佛教界的状况将无法想象。

　　虚云在《自赞》中写到：“这个痴汉没来由，荆棘林中强出头。峰顶直钩寻钓鲤，海中拨火欲烹沤。作事岂从人所事，怀忧不为我而忧。问渠何故寻烦恼？担子加肩未敢休。”[[11]]这一偈子形象地反映出虚云大师为佛法事业勇于担当的精神，以及护持佛教的大无畏菩萨精神。

　　结 语

　　概而言之，虚云在近代各种佛教思潮中，继承中国佛教传统而不拘泥保守，救治现实佛教偏弊而不极端冒进，适应时代发展而又坚持佛法的根本。在当代中国大陆汉传佛教发展中，虽然人间佛教思想依然是整个佛教界发展的主流和思想上的共识，但是在实际僧团中，丛林制度建设、禅宗传法嗣法的风气，似乎沿着虚云老和尚的路子在走，特别是丛林中有影响的尊宿长老多为虚云老和尚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年轻的法门才俊亦多接虚云这一系的法脉，可以说虚云的门下弟子成为了中国佛教的中流砥柱。这一点在中国大陆佛教与港台佛教有着很大的差别，显现出大陆佛教深厚的传统基础。相信随着中国的国运昌盛，政教关系将日渐趋于正常，佛教的复兴必将指日可待，届时虚云老和尚对中国佛教的贡献将会更加显现出来。

　　[1] 净慧：《虚云老和尚的禅风》，《虚云和尚全集》第十册，《追思录》(上)，第281页。

　　[2] 怀西：《师尊对我一生的影响——为纪念虚云老人上生内院百日而作》，《虚云和尚全集》第十册，《追思勒》(上)，第324页。

　　[3] 岑学吕：《虚云和尚年谱》，《虚云和尚全集》第七册，第320页。

　　[4] 虚云：《增校列祖联芳集》案语，鼓山刻本，1936年重印版。

　　[5] 怀西：《师尊对我一生的影响——为纪念虚云老人上生内院百日而作》，《虚云和尚全集》第十册，《追思录》(上)，第314-315页。

　　[6] 虚云：《云居管见》，《现代佛学》1955年第9期，《虚云和尚全集》第四册，《文记》，第216页。

　　[7] 岑学吕：《虚云和尚年谱》，《虚云和尚全集》第七册，第61页。

　　[8] 白圣：《如是纪念云公老人》，《虚云和尚全集》第十册《追思录》上，第53页。

　　[9] 詹励吾：《悼虚云老人》，《虚云和尚全集》第十册《追思录》上，第137页。

　　[10] 《现代佛学》1951年，第05期。

　　[11] 虚云：《自赞(星州佛慈居士请题)》，《虚云和尚全集》第五册《诗偈》，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