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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中国佛教公众形象关键在僧教育(张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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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中国佛教公众形象关键在僧教育》

张伟然教授

  中国佛教发展到今天,毫无疑问正面临着两千年来空前未有的变局。一方面,外部世界相比传统时代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的生存状态、对世界的认识都比以往有了革命性的变化;而另一方面,佛教界内部的情况也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有所不同。较之改革开放初期,僧才青黄不接的现象已有所缓解,但各方面的问题仍然很多。

  要提升中国佛教的公众形象,当然很多方面都需要努力,但笔者认为有一个关键,那便是僧教育。

  笔者所谓的僧教育包括两层意思,一是要提高僧众整体的文化教育水平;二是在此基础上,应培养一些高水准的、在文史哲等人文社科领域乃至某些相关的自然科学领域能够与在家专家学者进行交流对话的高水平学者。

  前一个层次的必要性勿庸赘言。百年前,有志于改革中国佛教积弊的太虚大师曾为此痛心疾首。迁延到现在,中国佛教历经风雨,劫后重生,僧众的整体文化教育水平较之百年前已有了大幅度提升。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外部世界也同样在发展。而且,相对而言,它的发展速度无疑更快。技术水平的日新月异,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重塑了人类的物质和精神世界。而僧众对此的响应程度,就我个人有限的观察,目前的状况还不容乐观。

  相对而言,笔者感受更深的是上述第二个层次。思考的支点有二:

  首先,从中国历史上看,佛教的社会地位较高、公众形象良好的时期无疑在南北朝至隋唐。这期间,虽然有过一些规模大小不等的法难,但总体上佛教地位是崇高的。就纵向历史而言,空前绝后;横向与其它文化形态相比,无可匹敌。当时的佛教不仅代表着那个时代的主流文化,而且经常影响着包括朝廷在内的社会高层。就其中某个时段、某个地域的情况来说,称佛教为某段时间内的国教恐怕不为之过。

  分析个中原因,估计很多人会注意到道安提出的一个规则:“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不错,这的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不过,笔者想强调的是,这也仅仅只是一种现象,而不是实质。隋唐以后,仍然想“依国主”的教界人士未尝没有,但佛教整体的社会地位却在一步步走下坡路。到现在这一过程还不能说已经结束。笔者认为,这中间一个根本原因是:唐中叶以后,僧侣中的知识型高僧、学问型人才较之之前大幅度减少,以致佛教与社会上层的沟通对话能力在逐渐削弱。

  早在民国时期,著名学者梁启超就曾经指出:唐中叶以前,佛教高僧大多学问渊深、戒行精严,而之后,高僧之成为高僧不再靠学问,颇有一些不守戒律、不拘行迹、平常衣冠不整的人物。他将这一现象的原因归结为禅宗的兴起。我们不能不说,这一观察是十分敏锐而富有启发性的。从汉魏到南北朝,中国佛教处于一个上升通道,当时一方面是知识界、社会上层对佛教有兴趣,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佛教内部学问深湛的高僧层出不穷,从而展现了佛教摄人心魄的无穷魅力。其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从两晋以后,出现了一批学通内外的高僧;他们对佛学本身的贡献或许不可谓之最大,但对于教界和知识界的交流起到了无可替代的桥梁作用,也为当时的中国佛教树立了良好的公众形象。有人说,佛教就是当时整个社会文化的重心,这一感觉应该讲是并不夸张的。

  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宗派林立,发展到了中国佛教史上的顶峰。此时兼通内外的高僧似不如东晋南朝之多,但中国高僧的佛学研究风气仍一如既往地鼎盛,其佼佼者堪称国际领先水平。与此同时,教界与知识界的交流仍十分密切,出现了相当一批与著名文人学者、社会上层交流沟通的高僧。甚至,当时儒学的发展维持都在一定程度上仰赖佛教的扶助。史料中很多儒生士子的学业修习过程都是在寺院丛林中完成的。

  宋代以后,形势急转直下。一方面是佛教的分布地域逐渐地偏重于东南一带,另一方面则是其分布阶层越来越集中于社会基层,以至于形成被有些学者称之为民俗佛教的局面。虽然在此期间也间歇地有一些高僧能与士大夫保持密切交流,但这种交流已经与唐代以前不能同日而语。带被以前是整个教界总动员的群体行为,规模浩大,交流深入,影响深远;而此时的交流则纯粹只限于高僧个体,对整个教界不构成影响。可以说,教界与知识界的联系纽割断了。既如此,佛教在整个社会的知识体系中也就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了。

  应该承认,在人类的科学文化水平不断发展、技术手段不断革新的过程中,佛教作为一种既有的知识体系,其影响力有所下降,这是正常的。问题是:作为一种思想文化体系的佛教,它应该具有永恒的价值。关键在高僧大德们如何应对。这方面,笔者觉得日本的情形值得借鉴。

  日本佛教与中国佛教当然有很大的不同,勿庸赘述。笔者绝不是主张日本佛教的一切都值得中国借鉴。在此想说的一点是:日本佛教界有一个很好的风气,就是他们很注意佛学研究。而这,应该是值得中国佛教界借鉴的。

  近二十年前,笔者着手硕士学位论文《南北朝佛教地理的初步研究》的工作时,开始注意到日本学者所做的工作。当时感觉,中国佛学研究的总体水平相比日本,恐怕要落后五六十年。他们的很多研究成果,包括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成果,实在令笔者尊敬和汗颜。最近十多年来,中国佛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各方面的论著层出不穷,已经出现了一部分可以与国际学者对话的成果。但是,总体水平仍然不令人满意。很多论著都陈陈相因,流于空洞,没有问题意识,缺乏学术价值;有些貌似实证的研究,其实也在重复日本学者数十年前的工作。

  要扭转这一局面,笔者认为除了在家的学者,中国的僧侣更应该作出自己的努力。因为日本那些令人尊敬的佛学研究大多数就是日本的僧侣完成的,很多著名的佛教学者本身就是僧人。相比于在家学者,僧人从事佛学研究有很多优势。不仅容易集中精力、精进勇猛,而且凭藉其宗教体验,更可以发挥出大多数在家学者所不具备的优势。因为佛学研究并不等同于普通的学术研究,它面临的是一种独特的宗教文化,在这一过程中虽然要求态度客观,可是如果对某些现象的形成机理不能理解,“客观”二字实际上仍无从谈起。

  培养高水准的佛学研究者当然需要整合僧俗两界的力量。目前台湾的佛教界已经走在前头。笔者注意到有一些台湾的青年僧尼来大陆高校攻读博士学位,这是一个可喜的趋势。目前大陆僧人朝这一目标迈进的当然也不乏其人,但与中国佛教这样广大的分布区域、这样多的信众人数、这样深厚的历史积累来说,总体上还不很相称。人数还相对有限,而且研习的学科也不够多样。笔者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涌现一大批高水准的僧侣学者,活跃在佛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到那时,可以相信,社会上很多人对于中国佛教、对于中国僧人肯定会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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