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故园旧事如梦
　　进入静思精舍寮房的客厅，里面有几位居士正在为他们的“慈济月刊”做发行工作。客厅的四壁，挂满了从民国五十五年以来，历年政府贫发的奖状、奖牌、匾额，还有总统蒋经国先生、前副总统谢东闵先生，以台湾省政府前主席林洋港先生到精舍来参观、与证严法师合照的大幅照片。我与法师寒暄片刻，便展开了我们的“历史性”访问工作。
　　证严法师，故乡是台湾台中县清水镇，她在幼年便承嗣给自己的叔父，因此，以叔婶为“父母”，随父母移居到现在台中县的首邑丰原镇。法师生为长安，俗名锦云，因为她的父亲在台中市、丰原、清水、潭子等地经营“戏院”业务，事业忙碌，法师在未满二十岁时便分劳父亲，参予事业，同时协助处理家务。
　　现在先回到法师的幼年，住在清水的时候，正当“中日战争”每逢空袭，听到警报便跑，当时有人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同时清水的一些神佛不分的庙中，也供观世音菩萨，于是到民国四十一年，法师十五岁时，母亲罹患病～～胃穿插孔，须要开刀；当时开刀是很危险的事，因此，在母亲病中，便虔念“观世音菩萨”名号，为母亲消灾，并且发愿，如“母亲病能好，愿减少自己一纪十二年的寿命，同时开始素食，为母亲增寿”。在发愿时，一连三天，做同一样的梦，梦中～～“见到一座小型佛寺，中有大门，两边有两个小门，殿中有一尊大佛像，一张竹子做的床，放在佛像旁边，妈妈便在那张竹床上，而我正在旁边搧火，为妈妈煮药。这时忽然听到一阵风声，从小门那边传来，同时一朶白云，幽美地、缓缓地飞近，云里坐著一位美女。我不由自主地抬头，看她从瓶中倒出一包药，也没有说话，我跪下来，伸手接下了药，那个美女的影子便慢慢地消失了……。”
　　“我将那包药打开，把药放进瓶中，便喂给妈妈吃了！”这三天晚上，梦境完全相同，彷佛同时看一场电影，后来妈妈没有开刀，病便好了起来。
　　从此，她便开始“素食”，虽然“素食”，但她对“佛法”并没有印象，祗是出于一片纯孝而已。
　　过了五年以后，她的父亲五十一岁时(民国四十九年)，有血压高的倾向，六月间有一天，头突然痛起来，父亲的病似乎开始发作。但是他突然说：“今天我们父女一同吃素好了！”然后，父亲先出门，到“光华戏院”办公室去，她稍后便跟著去了。父亲到了办公室，躺在沙发上，直说“头痛”，她便派人请特约医生来量血压，血压很高，医生打了针，过一会儿，血压已稍稍下降，便通知家里三轮车工友(那时家中自备三轮车，还没有自用轿车)，用车子把父亲接回家，等到家门口下了车，父亲已走不上去了。她把父亲扶著，到家里已不能讲话了。再请医生来诊治，医生说：“如果不移动就好了！”隔了一天，父亲便溘然长逝。因为父亲之死，给她的打击至深，她深深后悔“自己为什么出主意叫车夫把父亲送回家，使他受震动，结果脑部溢血逝世……”她一连昏昏沉沉好多天，心已碎了。“不知父亲现在那里？”她整天地想。有一天外祖母看她这样，心中很优愁太去问一个乩童，他说“父亲关在枉死城内”。
　　从此，她念念不忘“父亲在那里”？当时，妙广法师在丰原寺讲“地藏经”，有人要她去听，她没有去，那时她根本不知佛法是什么？
　　有一天，她骑著脚踏车到丰原寺，法师拿出一本“解结科仪”的书，要她回去看，就知道父亲在那里去了。
　　其实，书中并没有说什么，祗说，“人，有生必有死”。
　　后来，她有一位友人，也到寺中，告诉她说：“锦云！你不能如此痛苦下去！你放心，我带你到慈云寺，去拜梁看忏，你就知道老伯的去处了！”从此以后，她便天天往寺里跑，并且想到弃俗出家。
　　“人，为什么要出家呢？启发出家的念头是什么呢？而自己身为长女，应协助主持家庭大计。母亲多病，弟妹幼小，父亲去后，身担内外一切事务，凭什么理由弃俗呢？”她反复地想。
　　有一天，她到市场买菜，嘱托卖菜人把菜送回家去，她自己顺路转到不远的慈云寺，拜见寺中住持法师。

　　三、鹿野云山寂寞
　　到了慈云寺，找到住持修道法师，便问：
　　“那一种女人最幸福？”
　　“能提得起菜篮的女人最幸福！”法师说。
　　“奇怪了！我天天提菜篮，为什么这么苦？”
　　“你想通了再来！”法师说。
　　回去之后，藏月如恒。每天早晨还是亲到市场买菜，然后处理家务、商务。但是心头萦绕不去的，依然是那个老问题：“是不是一个提菜的女人，钱包里的钱，可以由自己全权支配，便是幸福？”法师说的话～～我很怀疑，这种人就是幸福？～～我想，女人并不单单有权处理自己的钱包，不必单单为了一个家庭；她应该也可以和男人一样，承担起社会责任！～～假如有一天能出家，把这种参与社会的悲怀推广到整个人类……我想每个人‘爱家’的心，扩展到爱社会，爱众生～～这算不算幸福？”
　　由于这种心理，推动了她，想投身佛门，透过佛法，承担男性所能做的事业。但是，在“家”里，却无由这样做，她因此郑重地兴起“出家”的念头，虽明知母亲绝不会答应，幸好家庭环境充裕，她想到独自离家，投身到天涯海角的寺院，去寻求皈依处。
　　记得民国四十九年的秋天，透过慈云寺法师的推荐，不辞而别～～上了火车，直抵台北，转赴汐止的“静修院”承院里的老师收留下来，还住不到三天，便被妈妈跟踪找到了，祗好跟著她回家。～～这是她第一次离家出走，弃俗不成。
　　过了一年，民国五十年夏秋之交，农人们还在秋收，她买好菜，到慈云寺，寺里有稻田，师父们都要割稻，他们问她～～要不要去看他们割稻？
　　她突然想到慈云寺里的那位法师，曾经在日本待过，回台之后，对佛教的生活方式很难适应；因此，她这时对于“佛门的经忏生活”，也同样不满，她郑重地自誓：“假如有一天我能出家，我要改变出家的生活环境，建立出家人的人格尊严。”
　　她的理想是：
　　一、当我无法兼善天下，坚守“自力更生”的百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生活规范时，决不接受人供养。
　　二、当我可以兼善天下时，要把佛家精神推展到社会每一阶层。
　　她同慈云寺的师父们水乳交融，参加了他们，在一起割稻。那位法师突然问她：“你要不要出家去？”
　　愕了一会儿。她想：“第一次在汐止出家不成，还有第二次的机会吗？”
　　“要去嘛～～就现在！”那位法师说，这时她们在台中与丰原之间的潭子附近田里。“好～～就现在！”她说。“一切身无挂碍！”其实她此时身无长物，两袖清风，什么都没带。
　　那位法师匆忙回去准备了自己的衣物，坐了三轮车，赶回来，她则由田地里到纵贯公路上等待，二人在路边招呼站相会，一同上三传轮车，直奔台中市火车站。
　　到了车站，那位法师问：“北上？南下？”
　　“那边火车来赶那班～～由命运安排。”
　　结果来了一班南下高雄的火车，她们到了高雄，然后像随缘的流水，又转公路局班车，直往台东。
　　原来那位鼓舞她弃俗出走、而与之“偕亡”的法师～～她的俗家二哥住在台东，她们到那里暂时落脚。
　　到台东第二天，她们在火车站，竟然巧遇她父亲生前的一个朋友，一看她与一位尼师为伴，觉得很惊讶，知道她可能要出家，就问：“孝女(丰原有很多人叫她“孝女”)！你妈知道你来台东吗？”
　　当下她就撒了妄语～～“我出来玩的！”
　　那位老伯霎霎眼，便跨上摩托车，飞出去不远，忽然又转回来，说：“你妈当真知道吗？～～不要像以前那样吧！”糟了，她支吾著一阵子，把那位前辈弄走了，觉得台东住不下去，到那里呢？她们一僧一俗商量：“由火车来决定吧！”当时有一班开往“鹿野”的车，她们随车到了鹿野，犹如一对“孤魂野鬼”。

　　四、知本落魄归人
　　鹿野，在民国五十年，还落后得很，车站下面三两间小店，一问村人，这里有没有寺庙什么的？他们说“有”。鹿野村山坡上有庙。她们上了山，找到的却是一间日人遗留下来的“神社”，风景是幽美的。这神社其实是“王母庙”～～花莲慈惠堂的分坛；可是小得不能再小，简陋得不能再简陋，连灯火都没有；其中有一男性庙祝问她们从何处来？法师说：“～～来处来，到这里挂单修行！”因为鹿野村的村民，喜欢“唱念”经忏，村民便留她们下来，住在这个小小神社中，闲时念念经，教教唱。
　　这里固然没有灯，连自来水也没有，修“苦行”倒不缺乏条件。
　　她们安身下来，不纳村民供养，白天到山上采些野生菜回来煮水吃。九月是花生收获季，她们也到田间，拣农家残留下来的花生，何况，田里还有地瓜可捡。住了两个月，天却渐渐冷了。而两个人祗有三件“僧衣”，交换著穿。这时她身上已换了僧衣，但一头长发，却像一个打完佛七的女居士。
　　这样的日子，因为衣单被薄，苦起来了。
　　有一天修道法师发了胃病——她身体很弱，看看不行了，一天天亮，她说：“这样不行，我看要去台东买点油来，润润肠胃吧！”即把随身带著的一条白金“镶钻”的项链向村妇调借三百元，到台东，恰巧又遇到法师的两位出家徒弟来找她们的师父。被她们看到了，祗好带著她们，买了点花生油，一同到鹿野。她们这一餐吃了白米饭，很兴备。徒弟要师父和她们一同回去。
　　“我们要不要回去？”法师说。
　　“没有一个结果，我绝对是不回去，——你身体不好可以回去。”她说。
　　“你不回去，我也不回去！”法师也不忍弃她不顾。
　　第二天，那两位弟子，其中一位陪师父到台东买食物，一位留下来和她作伴。她们回来说，在车上遇到一个奇人，住在台东都兰山上，山上有大蛇、有仙人、有石崖，石上有裂缝，人手仅仅能插进去，但是如果你诚心求仙人，你是个胖子也能挤进去……。
　　她们听了像是神话，居然决定第二天拂晓到都兰山去访“仙人”。师徒僧谷四人，天刚亮到一个叫“稻香”的小站，与那位“奇人”和一个老人会合，从稻香过一条大河——两公里宽的“新武吕溪”——水深到胸部，他们在法师的“鼓舞”下，手牵著手，结成一条线，口里念大悲咒，居然渡过了大河，上山，走了十个小时，看到一棵榕树，树干挂下来的“气根”，垂到地面，长成粗如碗口的藤茎，树荫盖覆了一公顷的地面，而找不出真正的树根部在那里。
　　那“奇人”身上带著蕃刀，使人心里发毛，于是，法师出个主意，把那把“蕃刀”哄到手，一路见爬藤砍爬藤，见茅草斩茅草。他们六个人到深山之上，真的看到两间草编小屋，有两个“野人”祭天。他们谁也不是仙人，不过是从中部来的两个流浪汉，在山中采药草和藤子出售维生。
　　在山上过了一夜，第二天下山走大路，直下都兰港，上了公车，抵达台东，人们看著这一羣人，尼师手持蕃刀，女孩披头散发，一身山野擦撞的狼狈，山里的妖魔一般，到了法师的二哥家里，那个二哥把每人大骂一通，说：“你们回丰原去！否则到知本清觉寺去住，我贴你们米粮，不要再到鹿野那个鬼地方去流浪啦！”
　　她们觉得无理可说，祗有回鹿野取回一点东西，又移居到知本的清觉寺。

　　五、似曾相识旧地
　　那位法师的两个弟子回去了，她们把“她的消息”传给她的母亲，结果，母亲和伯父找到知本清觉寺，硬要逼她回去，她坚持不回去。
　　妈妈说：“你要不回去，我也跟定你了！”
　　她宁死也回去！最后，她向母亲要了三百元，由伯父陪她到鹿野赎回那条“钻石项链”，并把随身的金饰，统统交给了妈妈，祗留下手表和大衣，孑然一身。母亲只有哭回丰原。
　　在这一年年底，她们还住清觉寺，也认识了一些信徒，介绍她们不妨到花莲去看看。因此，她们两个又收拾衣单到了玉里的玉泉寺，挂了几天单，为了找个落脚处，再转到花莲。
　　冬天，十二月间，下著毛毛小雨，也不知花莲有没有寺庙可供挂单。她们下车后，找了一辆三轮车，问车夫有没有一间“东净寺”？车夫也不太清楚，并且，车帘是放下来的，又看不到东西，正在摸索中，到了一处山坡地，路很陡，她们祗好下车，在后面推著三轮车上山，在朦胧中看见一间小客房，一位老菩萨慈悲，拿著干毛巾给她们擦擦头脸，与她们闲聊，并提起花莲的许聪敏老居士第二天要到天祥“看地”，要盖一间佛寺。她们经过介绍，到许老居士家，一叙起来，原来许聪敏老居士是台湾月眉山“普”字辈的德融老和尚弟子，而修道法师是“普”字下“修”字辈的出家人，竟然是“同门”，因此叙来非常亲切。翌日，她们与许老居士去了太鲁阁、长春祠，经天祥回来，修道法师生了病发高烧，许老居士为她请医生也看不好。这时她们都感觉“很累”，现在还是没有根的浮萍。“好累——闭眼就看到许多无手没脚的人。……”法师说。“这样，你发愿为它们念‘地藏经’——讲一部‘地藏经’吧！”她说。修道法师便在心里发一个愿，睡了一觉，身体不由得轻松了起来。
　　在东净寺里，照顾她们的那个老太太是台东人。提起台东，说那儿有一间佛教莲社，须要人宏法，便由老太太推荐，她们在东净寺里住了不到七天，便迳奔台东佛教莲社。她们便在台东住了一段时期，而修道法师在台东颇有法缘。
　　然而她们曾在花莲发愿，要讲“地藏经”，在台东宏了一阵子佛法，又转回花莲许聪敏居士家，想去太鲁阁，但是环境太复杂，于是许聪敏老居士说，“秀林乡”有一间小寺——普明寺——供地藏菩萨——是不是可以住？这间小寺是老居士他们发心建的，她们可以去看看。
　　她们到了秀林乡佳民村(距现在静思精舍祗有二百公尺)普明寺，正逢落成典礼。她忽然感觉很亲切，似曾相识，好熟好熟——想一想，原来这就是八年前她为母病祈求而连续三夜梦中所见的小庙。到了这里，心里的一切都落实了。要出家就在这里。她们俩决定暂住在花莲许家，随缘讲讲佛法，就这样在花莲待了下来。是民国五十一年，适逢许老七十岁。但修道法师的身体很坏，丰原的徒弟来信要她回去，而她还没有师父，也没有出家，还是坚持不回去！
　　修道法师说：“许老的德望很高，你不如仍暂住他家，私淑为师吧！”就这样，许老为她取了个法名——“修参”，她勉勉强强地被安置下来。这年冬天，自己落了发，现“沙弥尼相”，于是和她在东部流浪年馀、患难相依的修道法师，终于回到她丰原的本寺。

    六、皈依受戒修行

　　民国五十二年二月台北市临济寺要开坛传戒，她请求许老在秀林乡佳民村的地藏殿(普明寺)后面修一间小屋，以便她受戒之后去挂单修行。
　　她在开坛前一天到台北住在菩提讲堂，然后到临济寺戒坛报名，当时是净心法师(中佛会理事)负责登记的，问她：
　　“你师父是谁？”
　　“——我？没有师父啊！”
　　“没有剃度师怎么能受戒？”
　　“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剃度的师父……这样真的不能受戒？……”
　　“依法是不成的。”净心法师说。
　　既然受不成戒，又回到南京西路的菩提讲堂，讲堂里的慧音法师说：“白忙一趟，你好可惜啊！为什么不找一个师父嘛？”
　　她说：“师父——待我慢慢找。找不到——我宁愿回去再静修一番。现在，我要买一部‘太虚大师全书’回去读。”
　　慧音法师说：“啊！慧日讲堂那边有，我带你去！”
　　她们到龙江街的慧日讲堂，首先拜见了印顺长老。印老说：“是新戒子吧！”
　　“因为没有师父，没法子报名。”她说。
　　“好可惜！”当时管理图书的常觉法师在一旁惋惜，并且拿了钥匙到书库，去包装“大师全书”。此时，把书包好，刚好上天布施一阵大雨。讲堂住持印海法师说：“我叫一部车子，送你们回去！”
　　她心里实在不想回去，便瞅著慧音法师说：“拜托你啦！请你向导师说——我要拜他为师啦！”
　　慧音法师道：“——导师是不收徒弟的。他到今天祗收四个——那是个最高数字吔！”
　　“你就说说看吧！拜托！”
　　刚巧印老从丈室出来，慧音法师走向前去，向印老说——这个自己削发的女孩要拜他老为师，而当时她就站在慧音法师的后面——听得清清楚楚。印老看看她，点点头，竟然默允了，真是喜出万分。
　　印老说：“你要拜我为师呀！我们因缘很特别，我看时间来不及了——但是既然出家除外要时时刻刻为佛教、为众生啊！”“我会！我一定会！”她心里说。印公马上为她写了法名——“证严”字“慧璋”，又行了简单的皈依礼。此时距受戒报名截止时间，祗剩下一个小时。
　　随后赶急到临济寺报了名，顺利地受了三十二天比丘尼具足戒。
　　回到花莲，住进了佳民村地藏殿后的小屋，就在这里开始拜“法华经”，研究法华教义。并且每天诵“法华经”，每月写“法华经”，写完已是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再为众生回向。但是生活很穷苦。因为“不受供养”，常常坐车到花莲的三两元公车费也无著落。而每次供佛、回向，没有果也没有花。即使如此，她依然每天凌晨一时就起身早课，燃臂供佛，一连几个月。
　　这里山地乡村的人们，有一天夜晚，看到这间两坪大的小屋子，油纸顶上布满了光。对面派出所的主管太太晚上起来，从厕所的窗户透视小屋顶上，天天都是光，而且每个月有一天特别亮，像三盏电灯光一般，纵横排列。那就是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凌晨一时前后，山地人都说，那间小屋里有妖怪。小屋子放光这件事，惊却了派出所的主管巡官。有一天傍晚，民家开灯时，他走到小屋来，找证严法师：“修参师！你出来一下，把灯关掉。”她出来以后，黄巡官派山地青年到山上，把营地的灯火也关了。
　　她非常诧异，问黄巡官：“有什么事？”
　　他说：“你的小屋上一遍火光。”
　　这时，她才恍然大悟。但是她自己还不知有这回事，当她回头看自己的小屋，屋角边缘纵横都是光芒，门的四边也不光放射，连自己都惊讶得呆住了。
　　当时很多人好奇，对出家人尤其带著神奇的目光，她从这一年(民国五十二年)五月间住进小屋，日令一餐，读经拜佛，燃臂修道。因此有人对她生奇怪。

　　七、一个贫女悲剧
　　此时普明寺住著一位老太太，是花莲电力公司平副厂长的老母亲，信佛虔诚，对证严法师很护持，别人来“看”她的时候，老太太便出来挡驾！因此，外人越是看不到她，越是扩展乡人对她的玄奇感。
　　五十二年七月三十日，地藏菩萨圣诞，普明寺地藏殿的信徒都来礼拜，人很多，平老太太到“静室”来，告诉她，信徒把人家农作物都踩坏了，要求法师为信众讲一点佛法。
　　证严法师在普明寺后面小屋(静室)的期间，起先是小屋放光，乡人惊为“妖魔”，同时，这座地藏殿本身原有一个管理委员会，除许老居士以外，还有些非正信的佛徒，认为她住在这里很不祥，妨碍他们的“风水”，他们不安心，向许老居士抗议，可是暗中的风潮，证严法师还不知道。
　　到了九月间，台风来袭，小屋的竹篱院墙，被风吹倒，平老太太的儿子派车将妈妈接回去，叫法师同走，送到了许家，等风过后，老太太又用车把她接回地藏殿，发现竹篱又被南来的风吹正了，老太太说：“你看，连天都护持你，人为什么不护持你呢？”
　　“我不愿为许老居士增加困难，还是离开这里吧！”她说。
　　因此，十月间她回许家挂单，而反对她住普明寺的人，知道她离开，很高兴，马上派人到佳民村来拆证严法师的油纸顶小屋，谁知，一动手，一阵大风，刮得飞沙走石，那拆屋的人不敢再敲了，第二天又有个人出了车祸，小屋就此被保留了下来。
　　证严法师此后，又由许老居士家移单到花莲的慈善寺讲“地藏经”，第二年四月间，到基隆海会寺“结夏安居”，七月间回花莲再度到慈善寺，她在这里因为讲经的因缘而结识了许多佛弟子。因此又有缘被请回地藏殿原住地，带著几位弟子殿后结伴修行。这是五十三年的秋天。
　　她们一不赶经忏，二不做法会，三不化缘。她们自力更生——到工厂去拿原料来，加工打毛衣，把水泥袋改装成小型纸袋当作饲料袋。后来她们增加了婴儿布鞋的制作，以维持她们的常住生活。
　　因为戒也受了身心也算有了著落，她也回过俗家，母亲已发愿要护持她修道、宏法、救世。
　　民国五十五年，有一次她与弟子到凤林，在一家私人医院，去看望一位因患胃出血而住院开刀的信徒。因为东部医疗设备极差，人民生活贫苦，生病得不到良好的照顾，她的心底——“慈济功德会”的根苗，便由此而萌芽，她要为东部千万同胞，奉献自己的一切，来解决社会贫病问题。
　　当她从病房出来，看到地上有一滩血，但是没有看到人。她问：“地上怎么有这么多血呢！”有人说：“是丰滨山上一个山胞女人小产，由她的家人们抬了八小时，到了这里，已经昏迷了，医生说要八千元医疗费，才能为她动手术，可是出地人钱不够，医院又不愿免费，所以他们祗好将病人抬走了……”
　　法师听到这一段话，几乎晕了过去，“人与人间竟然这么冷酷！”她忍著眼泪，难过万分，她当时下定决心，要设法积钱来救人。
　　过了不久，花莲海星女中的三位修女，要来地藏殿的精舍“救”她。原因是那三位修女每周日到山上传教，听说山地有几个女孩经常为法师提水，修女问她们：“你们常去那个小庙吗？你们引我们去救那个背弃上帝的人吧！”山地女孩问她可不可以引修女来，法师说：“好！”那三位修女果真到了普明寺后面的小屋，修女与“比丘尼”相见之下很亲切，她们谈人生、宗教、教义，同时辩论了起来，修女们认为人生空幻，正如佛教所说。但佛教对社会缺乏具体表现——最低限度，花莲的佛教没有具体表现。如果不做，像凤林医院那个女人的悲剧，不知还要有多少？
　　本来，证严法师想在这一年离开花莲到嘉义去师父的道场——妙云兰若。
　　大家听说她要走，情绪都很乱，除了平老太太，还有一位货运行的老太太都舍不得她离开，于是集合了三十位信众联名上书，挽留她。

　　八、事业缘自悲心
　　她向两位老人说，如不愿她离开花莲，就要让她做些具体社会事业，事业如有发展，便不离开了。
　　证严法师便把“救世工作”的初步构想和她们说出来。
　　她向那两位老太太说：“寺里六个人，做婴儿鞋，每一天增产一双，每双可卖台币四元，六个人可多赚二十四元，一个月多出七百二十元，全年可多出台币八、六四０元，有了这笔钱，就可以拯救像凤林那家医院小产昏迷的山地女人一命了！那么从今天开始，实践我们的具体救济事业好吗？”
　　老太太说：“那很容易！”
　　除此之外，法师又要那些不让她走的信徒——主妇们到市场买菜以前，先省五角辅币下来，投入竹筒。于是，在地藏殿的证严法师号召下，全体三十位基本信徒每天可省十五元菜钱，一个月省下四百五十元，加上增产婴儿鞋每月七百二十无，那么一个月可得一、一七０元。
　　主妇出门先丢五角在竹筒里，这件事在花莲各菜市场，很快传开来，从五十五年二月十九日开始，马上获得强烈的感染，在市场辗转相传，如火如茶，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她们在五十五三月二十四日，正式组织了“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也就是证严法师每月“小屋放光”，诵“药师经”回几之日。她们收集的救济金，存入“功德会”名下，与她们的生活费分开，这一件具有历史的事业展开了。
　　证严法师当受戒之后，本就发愿一不做“法师”；二不做住持；三不收弟子(也不受家人皈依)。
　　但是，由于“功德会”的成立，参与者对证严法师牺牲无我、悲悯情怀，深为感动；因此有许多人都要求剃度，或皈依座下，法师为了“功德会”的因缘，只好订下自己破例接受皈依的两项尺度：
　　一、凡皈依者，必须要做“慈济功德会”的成员；
　　二、凡皈依著，必须实际负起“慈济功德会”的救济社会工作，而不能徒托空言。
　　祗要接受这两项条件，法师便为之授皈依礼。法师这一尺度订下之后，座下的白衣弟子便急骤增加，“慈济德会”的工作，也因而获得大幅度的成长。
　　“功德会”成立时的地址，祗有二十坪大的地藏殿(即普明寺)，到四月初开始“救济”第一个孤苦无依、不能走动老人——大陆来台的林老太太。直到她列后安葬为止。第二个受救济的是一位青光眼开刀的妇人……后救济工作普遍展开；救济工作包括“长期救济”与“紧急救济”，他们所做的，都是“救人救到底”，绝不中途撒手，有始无终，因此凡受救济者均感激无涯。
　　而救济工作的程度、方式、绩效，在日积月累中，也一再加以修正、改进、增强，所以得到各地贫苦同胞的普遍信赖！
　　九、慈济功德远景
　　现在，说到一件全省性的私救济事业——“佛教慈济功德会”，局促在秀林乡佳民村警察派出所后面不到二十坪空间的地藏殿(普明寺)里，地方实在太小。这里除常住的出家人做加工品之外，功德会要处理业务，包括每月发放救济米，同时每月二十四日有一次“药师法会”。在平时，法师不为任何人家赶“经忏”，和“请托诵经”，因而参加的人异常踊跃！
　　所以，为了功德会的场地问题，证严法师第一次向俗家的母亲要求经济支援——结果获得母亲的同意，也就在这一年(五十六年)秋天，买下目前精舍的所在地四千五百坪土地，现在精舍本身占地一千五百坪，剩下三千坪成为精舍的预定用地。
　　静思精舍的大殿是民国五十八年冬天开工，不到五十坪，大殿和右面厢房的工程，是以土地权状向银行贷款来完成，等到七年之后还完了贷款，再度和银行贷款，建筑了现在大殿后面的二层五址坪办公室及常住寮房。
　　他们坚持著自立自强的原则，使“静思精舍”成为台湾全省“慈济功德”的象徽。
　　而他们也在买地的同时——民国五十六年七月二十日创办了四开报型的“慈济月刊”，民国六十二年八月五日改为十六开杂志型，到今天(七十六年十二月)已出版了二六七期。这份刊物除了刊载佛学论文，及有关会务报导，大部分篇幅以“帐目徵信”为主，并报导二十万会员的济贫建院绩效。
　　现在这份刊物发行量已达十一万五千份。
　　慈济工作，由于马上办、集中办、全效办；其效率非常高。他们在民国六十年秋天娜拉台风横扫台东大湳村时，第一次发挥了紧急救灾的迅速效果。当时证严法师在丰原，听到灾情报告，天一亮赶回东部，马上召开紧急会议，集合三十多人，雇用一辆大卡车，把毛毯、被子、台币，运到灾区，配合当地人士，将受灾同胞的苦难减少到最低度。
　　这种连续性、持久性、没有政府支援经费的“慈济”工作，使证严法师“心劳神瘁”，体力上受到极大的损耗。虽然，她把一切献给佛教、献给社会人羣，不化缘、不赶经忏，二十多年来，参与功德会的成员，没有一个人退却，她的精神感动了社会上千万的人羣，而千万人无条件地参与了慈济功德会，也深深地感动著她；但是她的身体累病了！
　　在民国六十七年——她第一次发觉自己罹患“心绞痛”，便有同道好友劝她立遗嘱。这一年她才四十二岁——是功德会成立的第十三年。
　　过了一年，民国六十八年，有一天夜里胸部又急痛，身上随时准备的心脏病急救药片，忽然找不到了，在寮房里，就这样昏过去了，直到大殿上早课完毕，她才在痛苦中醒来。
　　她的精神几乎不允许好奋鬪下去了；这种病随时随地会使一个猝然死亡。
　　功德会没有基金，而精舍里的出家众每天要辛劳地做工来维持最低生活，非常艰苦。她感到这种工作，彷佛没有源头的水，迟早有一天会枯竭。她想，必须为功德会找到一种“水源”。一方面，“人命在呼吸间”——这一次没有死掉，她为了慈济功德会的慧命，和无数的贫苦同胞，总想找一个长远的办法，建立一个能自己运转的机构，不需依靠“外援”，不必依靠她一个苦行比丘尼！
　　于是，民国六十八年夏天，她的师父——印顺长老，由西部来花莲渡夏，她把这个构想提出来——要办一座东部最大、最完善、设备最优良的医院——“佛教慈济综合医院”！
　　其筹建医院的基本原因是：
　　一、东部(花莲台东一带)缺少一间完善的医院：东部同胞有重病，因当地医疗单位设备不足，祗有往台北送，但是许多人都因为时间耽搁，结果使病情恶化，而回天乏术。
　　二、一般贫民都要送到基督教医院及省立医院，急病治好后领出来又无法休养——功备用会祗能救于一时，不能救到底，因此佛教也需要一间医院，可以办理“全部济助作业”！
　　三、为”功德会“的本身，须要这样一种机构。
　　四、将来医院完成，可以解决经济枯竭的问题——而不再需要外援。
　　这件计画一经在“经济月刊”上提出，并经社会报刊发布，第一个响应的，是东海大学的陈烂晖教授(亦即现在慈济医院的荣誉董事)——捐助了十五两黄金！

　　十、国家领袖光临
　　从六十八秋天到现在，八年来，经过了整个社会各阶层的支持，报刊的发布，政府各级人员有全力照顾——尤其是现在任司法院长林洋港，当时在任省政府主席，对发大悲心的证严法师，多次亲自于电话中，给予全力支持与勉励。参谋总长宋志上将，也亲自到花莲为医院那地勘察过，最后，在当时林洋港主席的支援下，以慈济基金名义，历经数月的辛苦沟通，民间、官方多交涉，分别向民间几十户地主及官方承购位于花莲市郊国富里山边占地约九公里顷的一大片平原。
　　并于七十三年二月五日在真华法师主持之下，由当时的省政府主席李登辉先生莅临破土。这时八亿的总工程费只筹到台币约三千万。
　　破土前一天，李登辉先生莅临佛教慈济功德会本会——静思精舍参观用膳，正逢全省慈济委员为全省贫胞们准备冬令赈济品。
　　当登辉先生目睹本会为每一户每一口的贫胞，细心的准备了衣、食、用品，并依地区户别，分别装袋、装箱、打包，再由货运分送各地，由当地委员将这一份份年节用品转磅到贫户手中。这位前台湾李主席赞欢地表示：政府做的社会工作，还不及你们的周全啊！
　　当晚，登辉先生在全省委员代表面前提出新台币三万元，并满心欢喜的对大众表示：“从今天开始，我也是慈济会员之一了。”
　　本身笃信基督教，一再公开表示退休后将任牧师，来为上帝的子民解决心理问题的李登辉先生，在多次接见证严法师时，再度表示，每一个宗教都是以爱为出发点，行善不分宗教，并一再表示：认识慈济之后，对正信的佛教，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在破土大典上，登辉先生，鼓励会中来自全省数千位关心热爱慈济的委员、会员、代表说：“万里长城是由一块砖开始……”这句话至今馀音犹存。
　　在同年三月间，有一天证严法师突然接到军方通知：“慈济医院土地另有他用，请暂缓使用。”这一睛天霹雳，让证严法师数日不眠不食，万念俱灰。一来为佛教、为众生的千秋大业，眼看又成泡影；二来如何向当时三万多位热心护持慈济的善心大德有所交代？
　　于是当即吩咐工作人员总计已收到的建院基金一一列出明细表，一旦建院不成，将每一笔净资悉数退回原捐款人。
　　李登辉主席获悉建院土地发生了枝节，当即组成专案小组前往实地勘察。而当时已调任内政部长的林洋港先生亦多次去电慰问：“法师！我会为你解决土地——这祗是时间问题，请法师身体保重！要做的事还很多啊！”
　　同时，林洋港部长电话与宋长志上将连络：“民间有意作公益事业，政府应鼓励支持。”在各方首长及花莲地方政府、仁绅的多方协助下，终于由证严法师觅得位于花莲新火车站后、未来大花莲都市计画的中心点，隶属水利局土地约二万多坪，由省府以“政策性”方案裁定，让慈济金会购下产权，并于七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由林洋港部长与慈济基金会主任委员印顺长老联袂为慈济医院主持动工大典。林洋港部长并于大会上当众提交新台币二十万元，护持建院大业。
　　慈济综合医院，上到前总统蒋经国先生、前副总统谢东闵、前任副总统李登辉、前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前省政府主席林洋港，以次还有前花莲县长吴水云他是长期捐款者、议长王庆丰，都给予莫大的支持与赞助！
　　总统蒋经国先生在民国六十九年十月十九日到花莲巡察，十九日下午三时五十分，由秘书箕马纪壮、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沈昌焕、花莲县前县长吴水云陪同到静思精舍访问，总统对“功德会”十多年来办理“济贫救病”的慈善事业，卓著绩效，倍致嘉许。
　　总统到精舍门口下车后，精舍全体工作人员热烈欢迎这位国家领袖光临。
　　总统问证严法师：“你是何时来花莲的？”
　　法师说：“已经二十年了！”
　　总统又问：“慈济功德会的业务做了多久？”
　　法师说：“已经做了十四年。”
　　然后总统由法师引进精舍会客室入座，并详细垂询功德会的业务概况。
　　下面，是他们两位的问答。
　　总统：“慈济功德会的救济对象都是些什么人？”
　　法师：“祗要有‘困难’的人，本会就救济。救济包括‘长期救济、急难救济、风灾火灾救济、紧急贫病重症救济、医院治疗……’。在花莲市区同时设立施诊所，从事议诊及施药。长期救济主要无依老弱、贫病、鳏寡、孤儿为主。……”
　　总统：“救济的地区范围多大？”
　　法师：“救济地区包括全省各地低收入同胞，离岛的澎湖也有分会。目前受功德会长期救济者有六百多户，二千多人。直接负责工作的委员有一百多人，会员二万多人。”
　　总统：“你们用什么方式救济？每月要开支多少钱？”
　　法师：“每月发给长期救济户食米和现金，同时按月固定日期发放。花莲地区附近贫民到本会领取，其他县市、乡镇到各地分会或由地区委员处领取。每月开支救济金额一百多万元。”(目前已超过这个数字若干倍。)
　　总统：“你们的经济来源从那里来呢？”
　　法师：“(将慈济月刊的徵信部分翻给总统看)——由本会各县市的慈济委员，向各地会员徵求捐助。各委员均为义务职，除了奔波劝募救济经费之外，也负责调查被救济者的资料。委员——是本会的支柱，劳绩也最大。”
　　总统：“什么资格可担任委员？”
　　花莲县长吴水云代答：“据知各阶层人士都有，祗要是热心慈善事业的人。”
　　总统：“参加为会员要具备什么条件？”
　　法师：“凭自己经济能力，每月捐资多少不拘，只要有爱心，便有会员资格——例如吴县长每月捐五百元，也是本会员之一。”
　　总统点头，说：“——真了不起！”
　　总统在精舍内坐了二十多分钟，然后步出大门，并要精舍各位法师、居士和他合照一张照片留念。
　　最后总统知道精舍的法师，都自食其力，耕作农地，从事手工业加工，赚取生活费，对信众献出的供养金，也移作救济基金，因此，很赞欢地说：“你们真了不起，为社会做这么多事，实在辛苦！”
　　“你们对那些可怜的人，要当作自己人；对他们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来帮助他们啊！”
　　大家都回答总统：“我们会这样做……”

　　十一、万众一心救世
　　慈济功德会在证严法师领导下，承担救济责任的委员到今天(七十六年)底为止，已将近一千位，会员已超过二十万人。
　　慈济的千万道侣在默默中为“慈济功德会”展开慷慨捐输与影响社会的工作。
　　功德会创办从民国五十五年开始，到今年已进入二十一个年头，为社会付出“救急救贫”的资金，达新台币数亿元。
　　功德会起初的“济贫、济病、济急”的工作，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的善款，是一角、一元的聚沙成塔，“善行”是从“涉小”处着手的。五十五年度的善款收入祗有台币二万八千七百六十八元，到七十六年度的善款收入已达新台币一亿八千馀万元。累计总额六亿四千馀万元，其成长率达六千二百五十七倍，可见我们的社会，依然是同情多于冷漠，热情重于淡薄。但是，这种工作，所需要的，是一个具有大悲大愿心肠的人来领导，和一个建立在永久基础上的机构，才能为社会带来永不中断的福社。
　　“慈济功德会”的领导人证严法师，和她的支持者，是如此地点着他们“萤火”般的光，却有心想照亮黑暗的人生坎坷面。
　　慈济功德会的创办人证严法师，从一个民家小女子，到一个出世的比丘尼，孤伶伶地，起初连生活的着落都没有。到今天，由于她秉持佛陀的悲心，从实践理想，来展示佛门救苦救难的大愿大行，引起社会的广大同情与共鸣，同时参予她的行列，由寸丝片缕的救病救贫，到大规模全省救济，建立全省救济网，同时建立起他们东部最大的“佛救慈济综合医院”，得到海内外同胞以及宗教界师友的支持，完成她的救世大愿！慈济医院已在民国七十五年八月十七日，以“集腋成裘与众志成城”的伟大景象，巍然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证严法师，现值中年，但是她由于常年辛劳，罹患了心脏病，每天救急药不离身，她不顾生命，“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追随她的二众弟子，每日忙碌于“加工品”的制作工作，真正地实践了百丈禅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佛门自立更生的明训，这种大丈夫、奇女子的志节与操行，这种伟大的冰雪精神，“匹夫而为天下法”，“弱女而为百世师”，我们怎能不寄予崇高的敬意！

　　十二、道侣向往之乡
　　民国七十五年三月天。
　　正好像许许多多的”慈济道侣“，从台湾各地风尘仆仆，有如游子归乡一样，我又来到了四年以前曾经瞻仰过的花莲青山绿水和幽隐得不沾人间烟火的静思精舍。
　　它彷佛在梦魂中，出现在花莲的清朗穹苍。
　　别离了四年零九个月，而花莲迷漫于细雨中的大地，清丽得犹如荷塘睡莲，我们由台北来的这一行人，由慈济委员柯美玉居士引路，驱车来到这里——我们走进了“慈济医院”母体的摇篮里。
　　静思精舍——还是那样的简朴、乡士、沉默；它的面貌，就好像不可能是一桩艰辛、伟大工程的缔造者；它怀世界上这么多绚丽辉煌的丛林道场并肩而立，几乎是微不足道。除开在它的右侧土地上，添设了两层云水寮房，它的形象依然如故。
　　我默默地对自己说：其实，人生在这一段岁月里，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在灰灰淡淡的佛殿前脱了鞋子，走进去向三尺多高的象牙色释迦佛顶礼之后，再悄悄地退出来，由佛殿右首就转到后面的中庭，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几位年轻的比丘尼，在一间工作房里操作着几架现代化的织布机，在机声轧轧中，她们正为一打十八元工资的婴儿尿片加工。走进工作房，我向她们虔敬致意，然后再穿越中庭，进了办公室。
　　这一间，是四年前曾经来过的——功德会的会长证严法师的寮房、会客室兼会务办公室。这里，有十多位工作人员正在为济贫、建院的事务忙碌着。
　　拜见法师以后，我们又由当时驻会工作的吕居士陪同，在精舍的周围巡视一匝，满眼所见，一样是“农禅景象”。随之冒着小雨，走出精舍，再转到普明寺(法师初到花莲时修行场所)作一次“怀古”之游。可是当年放过光的小茅蓬，已消失无踪。在寺后倒有一株穿插屋而立、纵横于天空的百年老树，枝桠遍布于后园。在这两座距离不足三百公尺的新旧道场之间，遍是果树与花圃。
　　这就是千万个佛道法侣所虔诚响往的“慈济世界”，它是那样地朴实与清纯。
　　如果它只是一间小小的佛寺，静静的暮鼓晨钟的女众庵堂，它仍将会与千古草木同朽。可是，它基于对人间苦难的不平，对世界的冷酷而满怀悲痛，因此，在繁华锦簇、芸芸众生的世界，发起了羣人，以凡夫血肉来作菩萨事业的济世工程。它要以一麻一麦，一铢一锱，集千万人的汗水因缘，来缔造一座现代化的医院。然而，社会上也有些“有识之士”，就“期期以为不可”，就难免惊讶于“精卫填海”伟大的结果。
　　我想：我是和许多慈济道侣一样，已经久入于证严师座的“香光之室”，对于法师在“慈济叮咛语”中的叮咛、嘱咐、寄托，已经铭勒于心底。因此，我与法量寒暄的时候，便决定午后二时到花莲市的国富里，一睹这座由千万只手所筹建的慈济医院工程，在未来的五年、十年，乃至百年后的岁月里，将如何承担起“药师如来”拯救病苦众生的庄严角色！
　　花莲的天空，细雨娑婆。
　　午后二时，便由法师亲自引导着这几个由台北来的朝山客，车行经过美仑山的北方郊原，也留连于曾经预定过的国福里工程建地，法师在车中娓娓追忆，从发心建院过程中的波澜起伏，就彷佛上苍在冥冥中决定一样——这也像所有“慈济道侣”的大悲大行所感一样，“佛教慈济医院”，要建立在这一声平坦、宽阔、位于花莲都市计画内的原野上。它面临三十公尺之宽的一号大道(现已命名为“新生南路”)，左侧是直贯花莲繁华地带的中山路。整个花莲市百年远景，都以这一座慈济医院为胸腹地带，向四方扩展。
　　当我们下车的时候，一幢葱白色庞大建筑，坚牢而沉厚地映入我们的眼帘。
　　走医疗大楼入口的正面，转过“圆环”，是占地二百坪，顶高八公尺的“大厅”；大厅左面巨壁上，是由画家颜水龙制作，以马赛克布饰成的“释迦问病图”，庄严、慈祥而美丽，厅之右壁，是当代佛学宗师—印顺长老撰述的“慈济医院落成”纪念碑文，刻在一片黑色的花岗石上。

　　十三、眼前巍峩美景
　　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的途径，就像自然界中的花开花落。但是从“生”到“死”，从绿叶花红，到花叶凋零的漫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肉体会一次又一次地遭遇病痛的侵袭，一次又一次地忍受病菌的啃噬折磨。不可讳言的，这个时候，病人所企盼的，无非是一羣仁慈的医生，一所能造福人羣的医院，一副解除病苦的菩萨心肠，一处在生命风暴圈中能停泊的港湾。
　　住在台湾东海岸的居民，经历多年的耕耘，虽然家有最新式的电器设备，往昔萧条的市面也盖起了可与台北嫓美的高楼大厦。然而，万一生了重病，为了诊病、治病，为了能够和台北市民一样享受完善的医疗设备，不得不长途跋涉北上就医。但许多低收入户那有这种能力？慈济综合医院的创立，正将使他们跟台北市民一样呆以享受到一流的医疗设备！
　　有鉴于此，在证严法师领导下的“慈济功德会”，经过七年的努力和千万道侣慈心的呼唤下，“慈济综合医院”终于以悲天悯人的面貌，出现在医疗环境贫瘠的土地上。
　　这座医院，面临花莲新生南路的主要建筑，是幅宽二百公尺、建物七千九百坪的地上五层(地下一层)的医疗大厦。目前一天之间的门诊病患可达一千五百人，已开设二百五十张病床。
　　在建院计划中，已于七十六年十二月破土的第二期医疗大楼工程，是位于现有医疗大厦后方五十公尺，地上八楼，地下一楼，这幢八层大楼将开设病床三百五十张。
　　在这栋大楼正后方成扇展开的院区，由右向左，耸立着护理人员的十楼宿舍，依次是各科主任宿舍、有眷医师宿舍、单身医师宿舍、副院长双拼二楼宿舍、院长独栋二楼宿舍；除院长、副院长宿舍外，全是四楼双拼，每间宿舍，有眷三十五坪；单身十坪，附加一切电器及套房设备。另有十楼四十八户医师宿舍，亦于七十七年十月兴建完工使用。
　　医疗大楼的左侧是楼高九级的“慈济纪念堂”预定地，这座纪念堂，是为千辛万苦、出钱出力业建院的慈济道侣们而设立的。整栋建筑，为一万馀坪，雄伟地与医疗大厦并立于院区中心地带。这栋大楼有二十公尺宽的红砖道，从一号大道的牌坊式大门前，直达纪念堂的广场。
　　在纪念堂的左侧是由北向南绵延的冬青树。
　　院墙内空间，是一百馀公尺宽的林园景观区，布置著凉亭四座，亭周遍布绿草与休憩小径。
　　整个院区，规划在二万七千坪的平野上，院区四周，是以三尺高砖建短墙，中植冬青灌木林围成的绿色院界。
　　全院区大小十六栋建筑，在建筑工程的材料、品质上，以超于同级建筑两倍的加强度，施工完成，以抵抗任何时间可能发生的超级台风和七级以上的地震。
　　室内的附属设备，以最瓣的建材、配件、管线、外饰结合而成，更为耐久、耐用、美观、方便，便全院医疗及行政人员，能以身家投入这一恒久的佛化医疗事业，而以院为家。
　　在全院区的正面、医疗大楼的前方、马路内自留地五十馀公尺纵深，正对大楼的是医院大门。沿大门向左右延伸，是停车区，以白线规划停车位五百个，派专人管理。警卫室则设于大门入口左侧，尽夜二十四小时有安全警卫驻过。车位的间隔区，是绿化地带与道路。门前腹地的中心地带设小圆环一座。
　　此时，院区每一幢建筑，每一组景观，活动场所，都已铺好四至六公尺宽的林园小径，可供行车、散步、流连休憩；每条小径两侧，每隔数公尺都植以“菩提树、龙柏、榕树”为院景主干。莲池中，当初夏薰风拂过，紫色睡莲盛开。
　　民国七十五年八月十七日，慈济医院在千万道侣欢呼下，隆重揭幕。并于民国七十六年三月六日开办公保，同年八月一日开办劳保，业务蒸蒸日上。并以“救人第一”为宗旨，为便利低收入户之就医，订下免缴住院保证金的创举，曾引起卫生主管机关的重视，要求全省各公私立医院此照办理。
　　当这座医院开幕之后，全台各地来访人士，对医院“硬体事物”的超高品质，为西部一般医院望尘莫及的诊疗水平，感到惊讶，但是当他们看到病房设备完全在电脑操纵之下，病人的行动、诊疗，通过电脑便可以得到医护人员的呵护，而且每间病房，都是无缺点设施，以便利严重伤残、生理障碍、畸形病患；这种种现代化器物和院内每一位医疗人员的“阿弥陀佛”相，就更感到“大惑莫解”了。
　　而我们医院的慈母——证严师父则几乎每日都到院嘘寒问暖，安慰病患。
　　慈院工程进度，预定在——民国八十一年初，为纪念“慈济”漫漫长路上的点点滴滴爱心，为树立现代化佛教原精神堡垒，为提升佛教的社会形象与国际地位——“慈济纪念堂”，也将展现在我们眼前。
　　在纪念堂揭幕之时，慈济护理专科学校及慈济医学院，都已先后申请设立，以造福东部同胞，同时加强宝岛的医疗教育水平。
　　“慈济世界”经过二十几年来的辛勤耕耘，在此作一回顾；永不休歇的继续行程，在此暂一驻脚。走出纪念堂，且让我们携手继续向菩提大道驰骋！

　　十四、悲心来自深慈大愿
　　自民国七十年，初到精舍，而今多次拜见法师，不管是在台北市吉林路的讲经会场，还是花莲新城乡的功德会，还是强北长安东路的文化中心，法师所谈所想的，甚至于生命所系的，就是“慈济医院”；这绝不同于一般人的“个人事业”，也不是一位出家的比丘尼为了盖一间寺院向施主化缘；这是法师自从投于佛法之海以后，从心灵深处所涌发的深慈、大悲、大愿，要以个人的微弱呼声，激发有缘人心上的良知，来一呼百应，众志成城，改变东台湾的人民生存空间与生活品质，从一无所有，到建立这座花莲历史上最具规模的医疗设施。法师从一念慈心的涌现，到千万人的慈心相印，彷佛月照千江，这种伟大心灵的共鸣，成为台湾社会自立自助的特殊景象。
　　医院的筹建，是从民国六十八年五月发起到开幕，在七年间，建地取得历尽艰辛，许多心血彷佛无端白流，从第一栋医疗大厦完工，医院开始作业至今，其间柳暗花明，成为迟来的幸运。在这些年之间，不知开了多少次筹备、施工、行政、检讨、谘询、和荣誉董事的会议，不知劳动了多少政府首长、地主仕绅、医学界名流、佛教界大德、工商界巨子，乃至涓滴输将的无数善士；为慈济医院，这样多的人来结缘投入今天花莲天空下的佛教工程，但是今天医疗大厦的完成，医疗作业开始，并不等于医院建设的全部功德圆满。而院区的整个建设规划，景观的施设与美化，“纪念堂”的斥资与筹建，乃至医学院的创建、建院的陆续工程都在法师的心头，成了未了之愿。
　　经常的从花莲到台北，从台北到高雄，跑遍了台湾每一个角落，接见过千万个与她同心同德的道侣，倾诉心中要完成的救人生命的远景。
　　这真正是“集千万钧于一肩，荷人生苦于一己”了。
　　我们看得出这位风骨萧瑟的出家大德，她的悲心与优虑。她深知：贫与病是两个连体的婴儿；慈济医院的功能，是秉持佛陀对于众生平等的慈爱，来接纳一切苦难人生的。
　　以一个女子之身，承担如此沉重地改良社会的重担，不知别人怎么样想；我们知道物理学也有“金属疲劳”这个名词，即使最尖端的科学产品——七四七飞机，也有肉眼看不到的“金属爆烈”危机；人的身体，也不能无休止的优思、承担苦难、为己身以外的事，付出牺牲的代价。
　　每次看到法师接见道侣，或者与各方面人士洽谈建院工程种种，就忍不住要说：
　　“请法师多保重身体！”
　　法师说：“也习惯了。”
　　每到中午十二点以后，法师还是劳思费神地牺牲休息时间，处理慈济事务。
　　我说：“法师该小眠一会儿了。”
　　法师会说：“我已很久没有午间休息的习惯了！”
　　我非常诧异，法师的身体是这样的瘦弱，连睡眠也是那样精简？
　　佛经也说：“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可是这“睡眠”一条根，我觉得是指“贪睡”、“多睡”而言的。难道不睡觉，或者点到即止的睡眠，可能维持一个血肉之躯的健康么？这在现代医学的观点，是无论如何无法理解的。
　　我们当时住在功德会的二楼大众寮房里，虽说是晚上十点钟就寝，事实上，一天车程颠簸之后，是睡不着的，要辗转反侧到十点半，甚至十一点，才能沉沉入眠。
　　想不到睡了四个多小时，就听到一阵“叩、叩”的梆声响了。原来是精舍里早起的讯号，看看手表，才不过四点。接下来，不久又听到大殿上的钟声，全寺的出家人已经“上殿”，法师早已起来率领大众做早课了。“她好辛苦啊！”我会这样想。白天午间没有睡眠，整天宾客不绝，就是以那仅仅五个小时的睡眠，承担一天二十四小时的体力负担，也太不公平了吧！
　　这种现象，如果没有接触过佛家生活的人，是很难了解的，很多人都以为出家做比丘、比丘尼很悠闲，很潇洒；其实光是一项四、五小时的睡眠，就会把他吓昏了头。还有“持午、苦行、修道”呢，他敢出家吗？记得多年前，在南投莲因寺讲课，忏公有一种规定：不管你是什么人物，凡是在寺上挂单——教书的也罢、学员也罢，早晚课要一定“随喜”。这一“随喜”我就惨了。因为莲因寺的早梆，三点半就敲了，而晚上钟声(那是冥钟吧)要敲一百零八下，直敲到十点四十分。我还有多少时间可睡呢？所以每天早梆后“上殿”，为了紧急行动，有时鞋子是倒着穿的，有时穿错别人的鞋子，而寺上的法师早已精神奕奕地高唱香赞了。
　　“功德会”的景象，也好不到那里，本来我应该去“随喜”早课，可是这一条“根”太深，直缠得我如痴如醉。
　　到天亮六点，才勉强在一阵挣扎中奋身下楼，直奔齐堂，这是我们“在家人”的生活常规，也是我一次早起的经验。
　　“出家非将想所能为”这句古谚，恐怕不是一些凡夫俗子所能深深体会，何况出了家，再发深心大愿，去领导千千万万道侣，去以福田慧田接引道侣，共登菩提之路的证严法师呢！
　　一部三十万字的“慈济咛语”，如果有心人能细嚼慢咽，我们自能深知“一颗伟大的心灵，毕竟来自深慈大愿”，才能以菩萨的心肠，去随缘济苦助难，去“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的。
　　可是法师在她自己的菩提道上，特立独行，力排人生障碍，而又能有这么多与她同流、与她“千江月月映照”的道侣，在一起苦难同当，也真使她在优心忡忡的建院岁月里，获得无限慰藉了！

    十六、当代高僧薪传
　　在证严法师实践佛门悲愿的辛酸岁月里，在举目荒凉、世途崎岖的众生世界，能够以慈心照拂这位法裔弟子的——是她的剃度师尊——当代佛学泰斗——印顺长老。
　　印公长老，是慈济道侣们所熟知的——住在台中县太平乡的“师公”。
　　今年八十三岁高龄的印公长老，是清代光绪三十二年(一九０六)出生在中国浙江省、海宁县。印公幼年即思虑锐敏、卓拔不羣；从十六岁起到二十四岁，曾在故乡出任小学教师八年，二十五岁到普陀山僧，二十六岁到厦门闽南佛学院研究佛学，不久即受知于禅宗巨匠虚云老和尚，出任福州鼓山佛学院讲席，三十一岁于普陀山慧济寺阅完“全藏”。此后二十年，私淑民国佛教领袖——太虚大师，并在抗战时期中，任教于四川“缙云汉藏教理院”，同时从事高深佛学研究。大陆沉陷之后，于民国三十八年移锡香港，编定四十山的“太虚大师全书”，四十二年来台，驻锡新竹青划湖福严精舍，锲而不舍，浸沉于佛学全般面貌；到民国六十三年，以“中国禅宗史”一书，荣获获日本大正大学文学博士学位。这位近代中国的佛教思想家，是以论文获得日本最高学位的比丘界第一人。
　　其实，在近年，能在社会上、佛教场合见到印公音容的人并不多，因此世俗界了解老人一生德学的也很少；老人家一生平淡静宁、韬光养晦，除开极特殊的礼请之外，社会上一切酬答，完全谢免；但是老人著作等身，他的一千万言以上的著述，影响佛教思想界之大，无与伦比。因此，允为中国近代佛家思想之巨擘。
　　老人的著述，不仅为中国佛学界所珍视，也蜚声于史哲学界。如果我们国家对宗教界大师也有所“礼遇”的话，印公理应被尊为“国师”而当之无愧！
　　正因为有这样德谊高洁的师承，所以，才有这位悲愿深宏的嗣法弟子，为济世渡人而行菩萨道的证严法师。证严法师，二十年来深受印公人格的薰陶与学风亲炙，她完全承袭了老人不务粉饰而淡泊清越的情操，才能引导慈济事业走上“不为己谋、为天下计利”的“慈济”之路，才能以法灯相续的光华，照耀尘寰！
　　证严法师虽远居花莲，但几乎每月都要到台中乡间作“省师”之行。所有“慈济法业”的有关重要决策，以及道业上的进境，都会面恳印公垂示。有时法师也恳请印公到花莲避夏。所以，老人对“慈济功德会”的一切动态，都了如指掌。以老人的慈切与卓识，对证严法师的“慈济事业”，都会作最大的支持与加被；尤其对慈济医院的兴建，在精神与资财两方面，都成为法师的慧命之最大支柱。
　　从慈院动工以来，印公不动声色地，凡有海内外弟子、同道的敬仪，以及寿诞供养，几乎全部移入“慈院基金”的帐户之下，多年以来，所转入的财务数字，恐怕已经十分可观了。但是，这笔净财，在“慈济月刊”上和徵信名单上，是找不到的。这些钱，总会不经意地“毫无出处”的方式转入慈济建院的基金里，而证严法师的“怀恩”之情，也就可想而见了。
　　证严法师事师“至孝”，而印公老人之薰被“至慈”，这种佛家法裔承续，非同世俗的血缘关系，对上下两代之间的人格取样，无法抉择也不能抉择；因此，世间“父贤子不孝”的事比比皆是。但是佛家的法裔是建立在佛陀的无相无我、慈悲喜舍的教示下；是凝聚在师弟人格道业慧光相濡的基础上，所以才会出现有“玄奘之明师”，然后有“窥基之高徒”；有“道安之贤”，然后有“慧远之杰”。在师弟承传中，有的以言教，有的示身教；有的以学术思想相砥砺，有的以悲愿道业相交融，然后使佛法振古烁今，成为黑暗世间的一盏慧灯。
　　在慈济法业中，证严法师能以无比的定力与信念，能坚忍图强，能以大悲要格领导这么多社会大众从事济世工作，毕竟从法乳中吸取了最深纯的血液，从师承上奠立了高洁的品格，无私无我，终于使今天的慈济医院，走进中国医疗作业的行列，并成为台湾东部救病救伤的重镇。
　　证严法师之蒙受慈师——印公之庇佑，这在“慈济”成长的历史中，是“默默滋润”的。

　　十七、医疗行列千峯竞秀
　　现在，慈济医院开业已步向第三年，它底“基础组织”已经向政府登记为“财团法人佛教慈济综合医院董事会”。慈济医院，则置于这一董事会之下，并承担院务“未竟的一切建设”与指道院务“政策运作”，以维护佛家精神经由医疗行为，普施“慈悲”于东部病苦同胞。
　　慈济医院董事会的成员，共计十五位，他们是：
　　名誉董事长：印顺导师——当代佛教高僧、佛教思想家、华雨精舍住持。
　　董事长：证严法师——花莲慈济功德会会长、静思精舍住持、本院创建人。
　　董事：杨思标教授——现任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院长、前台大医院院长。
　　董事：杜诗绵教授——医学博士、前台大医院副院长、台大医院耳鼻喉科主任、鼻咽癌症专家、现任慈济医院院长。
　　董事：曾文宾教授——前台大医院副院长、现任台大医院复健科主任、心脏血管病专家、现任慈济医院副院长。
　　董事：陈炯明教授——前台大医院教授、内科学专家、现任台北市国泰医院院长。
　　董事：王欲明医师——现任台北市国泰医院副院长。
　　董事：吴水云先生——前任花莲县县长、现任中国**文化工作会副主任。
　　董事：修观法师——日本佛教大学硕士、台北市菩提讲堂住持。
　　董事：达宏法师——慈济功德会台中分会会长。
　　董事：真华法师——新竹福严佛学院院长
　　董事：高而潘先生——名建筑师、台北市高而潘建筑师事务所主持人。
　　董事：王端正先生——慈济医院筹建委员会总干事、现任中央日报总主笔。
　　董事：释悟见法师——花莲静思精舍监院。
　　董事：释悟性法师——花莲静思精舍、慈济功德会财务管理。
　　在董事会成员底定之外，医院方面，在医疗作业开始之初，开诊四科至今已发展为十一科，并已聘定主要医疗专家二十馀位，大多是出身于台湾大学医院的医界俊彦。
　　院长杜诗绵博士——不久之前，荣获七十六年度行政院颁发“杰出科技人才奖”。
　　至于院务行政人员，包括“人事、总力、工务、会计、社会服务”等部门主管级职员及科室以下工作人员均在医院作业展开之前聘定，参与慈济工作。
　　由于前台大医院副院长杜诗绵、曾文宾二位医界先进，从建院筹备工作开始，便热心地介入、参与，同时带动了整个医院建筑设计、工程的开展，最后到医务人事的谘询、组织、聘请、职前训练，因此，台大医院与刚成雏型的“慈济综合医院”，在民国七十四年秋季便订定了“医疗合作计画”，并经“教育部”核定，在慈院开诊以后，台大医院的医师便与慈院一定期交流“以提升医疗的最新水平，一方面使医护人员不虞匮乏，而医疗作业也就能随着科技进步，日益发挥高度效率，使得慈院能站在东部医疗的第一线。
　　当七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台大医院现任院长林国信教授，率领副院长沈友仁、内科主任吴德禄、外科主任陈楷模、小儿科主任吕鸿基、放射科主任黄国茂、实验诊断科主任吴敏鉴一行与建院工程专家高而潘、宋笃志、邱茂彦、郭铨炎飞抵花莲，驱车到工地参观，然后回功德会参加为他们举行的简报之后，他们对慈院的医疗硬体设计及工程品质，极为赞美，并认为慈院深具发展的潜力，前途法大；尤其董事会对医疗人员生活的安排，尽美尽善，褒赞备至。
　　当时国内医学界透过大众讯系统，获得“慈院”即将参加东部医疗行列，台中的荣民医院院长办光瑞、台北长庚医院的医师羣，都一致表示将对这座平民化、现代化的“慈济医院”给予最有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