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研究方法与佛教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

黄夏年

　　2004年11月12日至15日，“佛学研究方法与佛教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在福建厦门大学举行，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江西、湖北、湖南、广东、浙江，以及台湾省的佛教学者和法师一百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50余篇，内容丰富，富有新意。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圣辉大和尚出席了开幕式，并做了讲话。与会代表围绕“佛学研究方法论”、“佛教与佛学”和“佛教教育与佛教诠释学”三个主题做了认真的讨论。会议代表争论热烈，高潮不断，对古今的佛学研究做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综述如下：
　　
　　一、佛学研究方法论
　　
　　有学者指出，在当今中国佛学研究的的两支大军中，学界流行的主要中理性主义；教界盛行的则是理性主义，在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下，比较有代表性的有：1、将理性与信仰视为两个截然不同、彼此隔绝的范畴。即认为理性涉及现实，信仰关乎价值；理性的终极是客观世界，信仰的归宿是彼岸。理性与信仰互不相干，各有各的统辖。2、将理性与信仰视为一对矛盾，两者存在着根本的冲突。即认为理性是科学、进步的力量，信仰则是历史遗留的愚昧残迹，随着科学的发展，信仰终将被理性所取代。3、认为理性与信仰虽然在侧重的领域、标准、方法等方面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是人类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相融而非相斥的。但有法师认为，盲目信仰或无同情理解都不能看清佛教思想，只有用客观理性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深入观察，同情理解，才能看清和把握佛教思想。
　　重文史、重研究、重撰述的传统，可以说是中国佛教的一个十分宝贵的优良传统，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之所以能够迅速演变为具有丰富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可以说与这个传统是密切联系一起的。近现代的史论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超出历史研究本身，从历史中接受经验教训，探索佛教发展的历史法则，从而把握佛教的发展方向和本质，还是能给我们在进行研究时有一些启示的。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佛教内部各种派别之间的不同，以及佛教与其它文化的不同，但佛教是一个非常圆融的宗教，以此为方法，做到佛学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知行合一，如此才能真正在现代社会中把佛教的精义发挥出来。佛学如果不透过实践的功夫，将永远发挥不了救世济民的效用，也达不到修行证果的目的。因此我们要用“以实践印证理论，以理论指导实践”，把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两不偏废。现在从事佛学研究应有使命感。要有批判精神、创新精神和历史感觉。要善于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
　　有代表从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角度，认为研究中国佛教哲学应当采取的是客观的、理性的学术立场，研究的态度是汤用彤先生的“同情之默应”。佛法包含了宗教与哲学两个方面的内容，佛法中蕴涵的哲学正是构成了佛教信仰体系的理论基础，由此也可以说，佛法就是哲学。对佛法的哲学研究，必须有“心性之体会”。研究中国佛教哲学必须注意的三个关系是：一、研究与体验的关系。二、研究与信仰的关系。三、研究与批判的关系。此外，还要具有问题意识、运用现代语言诠释佛教哲学术语、概念和范畴，界定其意义，解说其思想，寻究中国佛教思想的原来意义，体会中国佛教某些哲学语言的言外之意。比较研究对于把握中国佛教哲学的思想特色有着重要的意义、探索中国佛教哲学发展的规律、总结中国佛教哲学理论思维的成果，阐发中国佛教哲学的现代价值与意义，总之运用多元的方法，从多角度地研究中国佛教哲学，必将推进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全面、深入的开展，并定将产生丰硕的可喜的创新成果。有人提出，研究佛教，要跳出佛教的本身，把佛教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中，放到时代的思想文化背景中去进行考察，也许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能够有所助益。例如，《坛经》不像传统佛教经典那样艰深晦涩，它的许多思想乃至于名词、术语等，与其说来自于传统的佛教，勿宁说源自于传统的儒家学说。
　　也有人认为，研究南山律的弘法历史事实际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启示：一、适宜时事，这是佛教戒律兴盛的永恒主题。二、打破禁区，使戒律研究成为公众议题。三，运用多学科来做戒律的研究。在研律的问题上，我们是否能入世的精神研究出世的法则。佛教教理统计法似乎可以认为对于佛教经典或佛教现象有关的数据加以统计分析，能更加精确地把握其中的内涵。
　　
　　二、佛教与佛学
　　
　　有代表指出，在近十几年来的佛教学术会议上，教界与学界的“内在紧张”不仅始终存在，而且还不时“外在化”，相互之间“公开的争议”或转化为“公开的尊重”来消解这种“内在的紧张”。最根本的问题是：教界人士往往强调佛学研究需要有“体验”，乃至要有“修行”，认为离开了“体验”与“修持”是不可能真正懂得“佛学”的。教界的“佛学”概念实际上是“佛法”，即包含了理论与实践的佛教修学体系。佛学乃是对佛义理与修持的理论研究，即将佛法作为外在对象来进行客观研究。关于佛教的历史、宗派、人物、经典翻译、文物考古等方面的研究也归于“佛学研究”的范围。佛法则是佛所说“法”，是佛陀所宣示的言教，是关于宇宙人生真相的理论及如何证语的这一真相而达到解脱之境的“实践方法”。佛法的对象是宇宙人生，佛学的对象是佛法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佛法以觉悟宇宙人生为目标，佛学则明了“佛法理论”为目标，如冠以“研究”之名，则可以说，佛法“研究的是宇宙人生本身，而佛学”研究“则是佛法关于宇宙和人生的理论。比较可行的是，在现有的学术研究传统中尽可能重视佛学的特殊性，对宗教的“经验基础”(禅悟体验)予以高度的重视。研究宗教者即使不能去体验“宗教经验”，至少也应对“宗教经验”作哪怕是比量的了知，否则其研究很难说“全面”“充分”更遑论“客观”了。事实上，关于佛教禅定经验的研究正是现在佛学研究领域最为薄弱的一环，近年来比较繁荣的禅学研究，基本只是禅之哲学研究而已。
　　学者说，近代以来，相关论述中，“佛学”至少有如下多层面的涵义：
　　(一)、“佛学”即佛教，它只是佛教的别名，二者其实完全一致。持这一论点的往往是教内法师或强调“佛学”体证特点的学者。如太虚大师。……在这一派论者里，“佛学”即是“学佛”，虽不排除对佛教义理的讨论，但这种讨论绝不能离开佛教的体证与实践。
　　(二)、“佛学是一种纯粹的学术或科学或研究活动，只因这一学术研究以佛教的历史、文化、哲学等现象为对象，故名之为“佛学”。持为种观念的人，大多是教外学者且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对佛教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如胡适、陈垣、范文澜等人。在陈垣那里，“佛学”主要包含三个方面，1、“佛教教义”或“佛学思想”；2、“佛教史”(佛教与政治、思想的关系等)，3、“佛教典籍”。
　　(三)、“佛学”乃指佛教哲学或佛教“义学”。持这一观点的的主要为两类人，一类是自古以来僧传中的“义解门”僧侣或所谓的“学问僧”；另一类是研究哲学特别是佛教哲学的学者。杨文会、欧阳竟无在南京创办佛学院时称“佛学”为“内学”；印顺的佛学。汤用彤的“佛学”，后来的傅伟勋等学者谈禅佛教时采用的“佛学”概念，内涵仍拟沿袭了汤先生的指向，可以说这实际上代表了一大批哲学或宗教哲学学者的立场。
　　严格地讲，“佛学”的概念的出现，乃是近代学术按西方学怎么着分类标准界划的产物，即它只是一个学科的名称，而与佛教作业一种宗教形式并无内在的必然联系，只是由于“佛学”也以释迦牟尼开创的经教作为研究对象，才使两者发生了纠葛。佛教与佛学的差异，首先表现为二者之目的与宗旨不同。一般说来，佛学的目标是通过科学的研究，揭示佛教发展的历史规律，探讨佛教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及其它宗教门类的关系。以为现实和未来佛教的发展提供借鉴与指导，而佛教则主要是是通过佛教徒(僧侣)的修行实践，自利利他，使人实现道德精神的超越。其次，因为佛学和佛教一属于科学，一属宗教，故其实践方法亦必各有不同。大致来说，佛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是逻辑思维，重在知解，属于“比量”；而佛教实践方法是须依靠边亲证，由直觉而悟入，离不开“现量”。再者，佛教与佛学的差异，还表现在二者对同一佛教实践活动的立场与评价上。佛教作为一种宗教，难免存在一些信徒独特体悟出的、并具有一定神秘性宗教现象，如历代僧传中所记载的种种“感通”事迹等。而佛学则站在科学的立场对此予以质疑，并多持否定的态度。
　　应该说，佛教与佛学二者之间存在不同与差异，既是客观事实，也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各自不同特点的体现。……只有认清了佛教和佛学中各自的特点和质的规定性，我们才不至于将学术问题与宗教问题混为一谈，以科学的方法和态度治佛学，以宗教的方法和态度治佛教，对它们的发展才是最有利的。佛教之“教”与佛学之“学”，二者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追求最高真理——西方的“理念”或中国的“道”，实现在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超越。佛教和佛学二者思考与观照的对象是相同的。……其内容也都离不开一个“佛”字。借助言教，依靠言教以求道、传道，此又佛教与佛学之所同也。处理佛教与佛学的关系，应坚持如下基本原则：一、“中道”原则。二、厘清分属。三、平等原则。四、求同存异。
　　也有法师指出，中国佛教确实存在部分宗派的先天不足，仅能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或实修法门，尚不足以形成独立的修学体系。在当代佛教弘扬中，还出现了学术化的佛教，及其潮流，这对佛教在文化界的推广显然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可学术所能关注的，只是佛教作为文化的层面，而佛教所具有的深刻义理及其内证，并不是仅靠学术研究便能触及的。而作为住持佛法、荷担如来家务的僧伽，如果只关心学术层面的佛教，势必会失去僧伽的本色。
　　
　　三、佛教教育与佛教诠释学
　　
　　海峡两岸的学者考察了当前的佛教教育情况，并且做了比较，认为大陆的开放，佛教正在急起直追，两岸的佛教教育都应该讲求生态平衡，分工合作，各具特色，各尽所能的办好佛教教育外，还应该派遣法师到国内外高等教育机构中深造，佛学学者只能帮助佛教教育升华门面，佛学学者即使以一介居士的正信的佛教徒，亦在三宝之外。所以佛教界维系佛教慧命仍是靠出家僧众，因为僧团必须要在佛学理论与佛教修行间自己找平衡，才能真正传佛慧命。
　　学者指出，格义是诠释学的基本要素，和思维方式，没有格义，也就没有了思想概念的历史发展，就中国文化环境而论，格义是一个永远体现“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再诠释或再创造的过程。中国佛教之所以有八宗，禅门之所以有五家七宗，但从思想的冲突与分衍来看，自始自终包含有一个接触、理解、创造的内容，就中国佛教言，其中的思想创造是再诠释，再诠释如果是杠杆，其支点就是格义。中国佛教哲学家实实在在地走了一条“文本主义”与“民族文化性格”或者是“汉文字性格”的融合之路，中国大乘禅佛学的原创哲学家有三分之二属于隋唐、五代、两宋的禅学大师，而整理这部份哲学家的思想，尚须庞大的的队伍来努力耕耘。法师学者指出，把诠释学和佛学思想的研究结合起来，并尝试建立具有佛教特色的诠释理论体系和诠释方法，印顺的“以佛法来研究佛法”是以三法印作为佛教诠释学的准则，这是佛教本身所具有，而且佛教的经论中还有更多的诠释方法。傅伟勋则是在中西哲学思想、方法论的基础上加以深刻而丰富的创建，而且还进行佛教思想现代化的诠释，所以，“创造的诠释学”虽然重视方法论，但已经具有存有论的意义与内涵，周裕锴的中国古代阐释学视野下的“佛教阐释学”则是总结中国佛教发展过程不同阶段的本有阐释方法，缺乏存有论的探讨与现代的创建。成中英的“本体的诠释学”对佛教的诠释尚处于开始阶段，最具系统而且最富有成果的佛教诠释学中赖贤宗的“佛教本体论诠释学”，其对佛教存有论、佛教知识论和佛教实践论的建构已经相当完善，而且佛教诠释学的应用方面初具规模。
　　此外，学者还就佛教图象学、隋唐佛教译场、慧远形象、近现代科学家对佛教的科学分析及佛学与科学的比较研究、禅学史研究、中印佛学研究、南泉普愿、黄檗宗、“仙佛合宗”、马一浮与佛教、批判佛教的思潮、后现代佛教思潮、佛教生死智慧、佛教伦理学、云栖生态思想、《楞伽经》传释思想、太虚大师与全球化，以及当前佛教研究的状况等都做了考察与研究，极大的丰富了会议的内容。
　　最后，学者强调，新世纪的中国佛教若要实现与时俱进，必须继承中国佛教的重视佛学的优良传统，应当顺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潮流，结合弘法利生的实际需要，设置课题，开展佛教研究，为此，培养、选拔并组织高水平的佛教研究人才，加大研究经费的投入，不仅值得，也是十分必要的。虽然我国的佛教研究的形势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成绩，但是也应该承认当前我们还面对着一些不足的情况存在。现在我国佛教研究并不是全面发展的，仍然呈现冷热不均和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我们在研究的方法和材料的使用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就材料使用而言，我们也存在一些若干的不足，对佛教现状缺少深入的了解。此外，像一些制度性的研究，研究者们更应该引起重视。
　　总之，佛教存在几千年了，我们的学术研究才只有百余年，说明佛教研究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我们未来还有广阔的施展报负的天地，只要学术界和佛教界充分重视，大家齐心合作，未来的佛教研究将会有一个更大的变化，出现更多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