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政治人权”的看法
星云大师讲 弟子满观记录
政治，一直是敏感的话题。有的人认为政治是龌龊、丑陋的，一提及便嗤之以鼻，避之唯恐不及；有的人则趋之若鹜，争相追逐，如蚁聚膻，如蝇竞血一般。为何对“政治”有著如此两极化的评价？
曾经有人将政治形容为“高明的骗术”，在权谋诈术的操弄下，多少国家沉沦灭亡？多少贤能志士牺牲？孔子当年因“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此周游列国；楚国的屈原，因为被奸臣陷害而含冤投江。许多文人“学而优则仕”，原本怀抱“济苍生”、“安社稷”，以身报国的雄心抱负，却因受到压迫排挤，壮志难酬，一个个退隐田园，如西晋的陶渊明，唐朝的李白、杜甫、陈子昂，宋朝的苏东坡、陆游、辛弃疾……他们的文学作品里，也留下了诸多政治黑暗、官场险恶的见证。
其实，政治的黑暗、丑恶，是现象，并非本质！
本质上，政治是人类的一种社会活动，它包含政府治理国家的权力，也包含人民管理政府的权力。“国家兴亡，人人有责”，所以，政治应是全民为国家兴隆、百姓福祉，而齐心协力的责任与行为。而且，越是清明的民主国家，就越重视人民的权利和权力，人权也更能伸展和受重视。
古代希腊的柏拉图，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代表作《理想国》，被公认是西方第一部政治理论经典。柏拉图认为“城邦”(国家)是放大了的个人，有什么样的个人，就构成什么样的“城邦”(国家)，所以书中将政治、伦理、哲学、教育视为彼此相互依存，有著缺一不可的关连性、重要性。
过去，讲求仁义、伦理道德的儒家思想，在中国政治史上一直居于主导的地位。宋太祖赵匡胤的宰相赵普即宣称：“我以半部《论语》辅佐太祖打天下，以半部《论语》辅佐太祖治天下。”他认为《论语》里有丰富的治国思想与方法，每次一遇到治国难题，就回府闭门攻读此书，从里面寻找解决问题的良策。
不过，人性之贪嗔痴，要根本去除，并非易事；在这方面，佛教则具有净化心灵的教化作用，也有过不少具体的贡献。佛陀在世时，常对国王大臣说法，指引“治国之道”历代许多高僧秉持弘法济世的悲愿，关心国事，福利百姓。佛教不仅对政治有精辟的主张，尤其能辅助政治的不足，鼓舞人心向上、向善，具有积极、平等与包容、互摄、圆融的特质。从历史的记载里，可以看到佛教对于历朝政治的许多建设成果。而藉由政治的护持，佛教也得以弘传发展。政治与宗教，如同人身五官四肢的互用，具有相辅相成的功能。
星云大师本著度众的慈悲愿力，关心政治，关怀社会，他将人间佛教弘扬至全球五大洲，衷心祈愿的即是藉著佛法的力量，能让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种族、每一个人，都能获得平安幸福。二○○五年十月，大师再次应西来大学之邀，前往美国为远距教学的学生授课。从学生的提问中，大师阐述政治运作所产生的各种利弊，说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佛教对政治的贡献；谈到对“人权”、“自由民主”的看法，对于敏感的两岸问题，大师也提出恳切中肯的箴言。以下是当天的座谈纪实。
时 间：二○○五年十月八日晚间七时三十分至九时
地 点：美国西来大学远距教学教室
主持人：星云大师
英文翻译：妙光法师
对 象：西来大学学生及加拿大满地可、温哥华、美国纽约、圣路易、奥斯汀、休士顿、
旧金山、佛立门、圣地牙哥、台湾人间大学等十个地区之数百名学生透过网际网
路同步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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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人说“政治”是最现实的，政治里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听起来好像政治是没有原则，只讲利害，是很反覆、无情的。请问大师，“政治”的定义是什么？在一个宗教人士看来，政治的运作会有一些什么利弊、得失呢？
答：
说到政治的定义，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中国的孙中山先生则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具体而言，凡行政上所施行的一切治国之事，概称为“政治”。
政治是社会组织重要的一环，世间上所有一切都与政治脱离不了关系，也没有一个人能离开政治而生存。因为人是群居的动物，不能离群索居；既然无法离开群众，自是不能远离政治而生活。然而过去一般人每一提到政治，总是将之与权术、谋略、党派、斗争画上等号，因此强调和合无诤的佛教徒，往往避谈政治，甚至在社会人士高唱“宗教的归宗教，政治的归政治”口号之下，更以远离政治为无求。
事实上，参与政治是国民的权利，除非是触犯国家刑法，被褫夺公权，否则即使出家众都须善尽纳税、服兵役的义务，也有选举、罢免等权利。也就是说，政府有治理国家的权力，人民也有管理政府的权力；尤其人生存在世间上，需要很多的自由，譬如人有居住的自由、信仰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参政的自由等，如美国独立战争时派区克?亨利(Patrick Henry)所说：“不自由，毋宁死。”
在各种不自由当中，以政治的不自由对人迫害最大。台湾之所以为人所称道，就是因为台湾人民有政治上的完全享有权，以及从政的自由权。台湾下至邻、里、乡长，中至县市议员、县市长，上至立、监委、国大代表甚至总统，大家依法都有选举或被选举权，这是民主国家的特征，也是民主政治的可贵。
政治最大的功能，乃在于能解决、保障人民、家庭、社会、国家的生存与安全。但是政治也有王道与霸道、仁政与暴政之不同，所以一个国家国祚的昌隆衰弱，人民的安危苦乐，和掌权者的施政态度有绝对的关系。国家领导者若实行仁政、王道，爱民重民，就能政通人和，赢得全民的拥戴；反之，倒行逆施，暴戾自私者，最后必定为人民所唾弃，终而走上灭亡之路。此即“得民者昌，失民者亡”，这个道理证之于古今中外历史，历历如绘。例如《史记》记载，周厉王暴虐，常大肆残杀无辜，虽然“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之后，仍被百姓群起放逐。再如秦始皇父子因肆虐百姓，大失民心，很快就失去天下。
反之，楚汉之争时，刘邦因得秦民支持，于是转弱为强，转败为胜，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的明君，他在位期间，国家繁荣兴盛，内外升平，从《贞观政要》中可看出其“君道重在安民”等政治观，他曾对臣子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他并举出隋炀帝由于荒淫残暴，征敛无度，导致“民不堪命，率土分崩”来与侍臣互相警惕。
所谓：“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历史的殷鉴不远，可是放眼现代，独裁、极权政府对人民控制压迫之例，也是不胜枚举。最典型的代表是纳粹的盖世太保、法西斯的黑衫军、苏联的格别乌(KGB)，以及许多国家的特务，都是用残酷的手段、严密的监控来统治人民。
此外，政治上的弊端，再如苛捐杂税、严刑峻罚、贪污腐化、强征勒索等。也有所谓白色恐怖、屈打成招，或司法迫害、法律不公，致使人民冤屈无法伸张而怨声载道。乃至执政者朝令夕改，翻云覆雨，无信无义；或与黑道挂勾，道德沦丧；或藉著政商合流，谋取私利，而罔顾人民权益，危及公共安全；或垄断媒体，致使舆论不彰……。甚至如恐怖分子的袭击，屡屡挑起人类的仇恨，引发死伤惨烈的事件和战争。
其他如日本企图掩灭其残暴的侵略史实而篡改教科书，乃至历年首相一再参拜靖国神社，不肯认错之举都是负面的政治态度。这些政治人物虽然一时显赫，为所欲为，但是禁不起时间的考验，当其下台或逝世后，往往“人亡政息”，个人所建立的政治体制也随之瓦解。
政治是一时的，道德、人格才是永久的。因此，孔子在《论语》里提到最理想的政治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他说：“政者，正也。”在上位者有道德，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如此，“政治道德”所展现的便是一种“政治力量”了！
好的政府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他们会为百姓谋取福利，如减轻税捐、加强建设、发展经济，让人民生活富足；提升教育、文化水准，尊重宗教，融和种族，建立和谐、安定的社会；培植山林，整治水利，重视环保，营造清净、健康的生活环境等等。
除了前面所言的唐太宗，三国时，以远见卓识辅佐刘备安邦治国的诸葛亮；宋朝时，为富国强兵而推行新法的王安石，以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等，都是忠心为国家社稷，以大公无私，宽宏气度来实现政治抱负的典范。
在佛教里，极乐世界是人所向往的佛国净土，在极乐世界里，“诸善上人聚会一处”，是一个政治永远清明的世界，不同于娑婆世界是个有好人、有坏人、有光明、有黑暗的五浊恶世，尤其只要一沾上政治，人性丑陋的一面便越发突显。明朝唐甄曾激烈发表“帝王皆贼论”，他认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此乃人有私心，有权力欲之故，因此不论东西方，国家与国家、种族与种族、党派与党派之间，因政治权力引发的争战，可谓连年迭起，少有止息。尤其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只有九年没有打仗，所以谈到政治人权，我们要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大家修身正己，以诚心、正义、尊重、包容，慢慢影响世界政治人物，用舆论和各种方法，让从事政治的人知道和平的重要，从而提升政治道德，善尽政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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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治确实和每个人都有密切的关系。现在想请问大师，一般人常说“政治的归政治，宗教的归宗教”，宗教与政治真能完全划清界线吗？佛教在历史的长河中流传，是否与“政治”有过什么样的接触吗？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又是如何呢？请大师开示。
答：
自有人类以来，就有宗教信仰，因为宗教如光明，人不能缺少光明；宗教如水，人不能离开水而生活，因此人只要有生死问题，就不能没有宗教信仰。
宗教与政治都是人类的社会活动，二者自然难以划清关系，只是过去一般人总秉持“宗教的归宗教，政治的归政治”，认为彼此应该各自独立、互不相干。实际上，“政教分离”这是举世都能认同的思想，但是政治与宗教彼此又能相辅相成，互补互需，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例如佛教能影响帝王的施政理念，辅助帝王修身、治国、平天下；相对的，佛教的弘扬，也要靠帝王的护持，才能普遍推广。因此自古以来佛教非但未与政治分离，而且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例如佛陀成道后，游化诸国，经常出入王宫说法，开示仁王的治国之道，许多印度大国的君王如频婆娑罗王、阿阇世王、波斯匿王、优填王等，都受到佛陀的感化，皈依佛教，进而成为佛教的护法，他们将佛法的真理应用于治国安邦，福利百姓。
佛陀涅槃之后，印度的阿育王，原本凶恶残暴，皈依佛教之后，成为仁慈爱民的君王。他觉悟到以武力来统治国家，只能服人之口，唯有以佛法真理来度化世间，才能服人之心。因此，在他治理国政期间，每五年会派一批大臣，到全国各地去考察佛法传播的情况，并且在街衢要道设立许多石柱，上面篆刻佛教的经文，他认为佛法愈弘扬，国家就愈兴盛。后来的迦腻色迦王、戒日王、弥兰陀王等，也都遵循佛陀教法，以法治国，建立清明的政治，在印度史上写下辉煌的一页。
到了中国，历代的僧侣与帝王也常有密切的合作往来，当中有辅弼朝廷被尊为国师者，有出仕朝中为宰相者，如宋文帝礼请慧琳为宰相，日理万机，时人称为“黑衣宰相”；唐太宗向明瞻法师请教安邦定国之道，明瞻陈述以慈救为宗；明朝的道衍禅师，永乐皇帝爱其英才，敕令还俗辅佐朝纲，对明初的清明政风贡献很大。
佛教对国家社会的影响与贡献，除了和谐政治，再如帮助生产、开发交通、保护生态、利济行旅、文化建设、安住军民、兴办教育、医疗救济、财务运转、科技文学等。乃至佛教可帮助政治化导边远、消除怨恨、感化顽强，发挥慈悲教化的功效。尤其佛教的五戒，对安邦治国的贡献，正如《传戒正范》云：“若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睦，传此风教遍于宇内，则仁人百万。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能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百刑息于国。其为国王者，则不治而坐致太平矣！”
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是彼此相辅相成的，政治在使一个国家人民走向繁荣、安定的大道；宗教则是政治前面的引导者。佛教与政治的关系进一步说，由于政治本身为了因应人事的变化，有时思想难免受限于“权”的制衡，而导致狭隘的自我主义，所以一个政治领导者，如果不能把施政的理念建立在道德上，不以佛教的慈悲心、缘起观为施政的准则，政治就会流于权术的运作，从政者便会被权欲所支配，而谋权夺利、互相斗争。甚至整个社会若不借助佛教的因果业报来教化人民，也难以安定人心，因为法律只能防止恶行，恶的根本则必须靠佛法的修行才能去除，所以有时政治力量达不到的地方，佛教可以弥补不足。
然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其与政治之间有时候是政治希望借助佛教的辅助，所以帝王莫不尊崇有德高僧为国师，例如姚兴尊鸠摩罗什为国师；有的朝代是帝王采高姿态，希望佛教臣服在政治之下，遂与佛教产生敌对状态，故而有东晋慧远大师提出“沙门不敬王者论”的主张，认为“袈裟非朝廷之服，钵盂岂庙堂之器”。有的时候宗教与政治相辅相成和谐共存，但有时候也有民间宗教如白莲教，乃至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窃用基督教之名，利用邪教摧倒政治的，也是时有所闻。有的时候政治逼迫宗教隐遁到山林里，如明太祖朱元璋对佛教的政策，不但禁止俗人进入寺院，同时也禁止僧侣与世俗生活接触；有的则是摆明了藉助佛教的帮忙，如唐朝神会大师帮助政府卖度牒，现在政府每遇有重大灾害，也总要佛教出面救灾。
总之，佛教与政治有如唇齿相依，关系密切。佛教教义与僧侣行仪可以影响帝王的政治理念，建立祥和社会；帝王的权势则能帮助佛教普遍弘传，净化世道人心。所谓“上行下效，风行草偃”，一个宗教的发展，如果有上位者加以弘传，则普遍而快；如果由下而上，要想普及于全国，若无一两百年，则不易竟其功，这就是佛陀临涅槃前将护法之责付与王公大臣的原因，有了帝王的护持，佛教才得以弘化天下，畅行无碍，此可证之于近代日本的圣德太子订定十七条宪法，明文规定日本世世代代为笃信三宝的佛教国家，所以日本的佛教直到现在依然非常兴盛。
甚至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之所以能枝繁叶茂，并且产生“佛教中国化，中国佛教化”的现象，除了高僧的弘传、译经的展开、大藏经的刊行、宗派的创立、教义信仰的普及，乃至僧团制度的不断革新等诸多原因之外，历代多位帝王对佛法的鼎力护持，也是一大助缘。
其他如泰国国王即位之前，必须接受短期的出家生活训练，等到出家人的威仪具足，佛教的慈悲精神具备，才能掌理政治；西藏一直实行“政教合一”，其他中南半岛的国家，如锡兰、缅甸、尼泊尔也都是“佛教领导政治，政治尊重佛教”；韩国亦曾以佛教为国教，并雕刻大藏经以救国。凡此都说明佛教与政治之关系密切，政治需要佛教的辅助教化，才能建立和谐安定的社会；佛教也需要政治的护持弘传，才能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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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刚才大师谈到，两千多年前释迦牟尼佛住世时，就经常周旋在国王大臣之间，为他们开示为政之道。能否请大师进一步说明，当初佛陀对政治有一些什么样的理念与教化？
答：
谈到佛陀的政治理念与教化，令人感慨的是，翻开人类的历史，从古至今，世界各国的政治少有清明的时候，大都处在变乱动荡之中，原因是各阶级、各国家、各民族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对内自相残杀，争取领导；对外侵占掠夺，谋取扩张，在在处处显露人性自私贪婪的弱点！
佛教是个崇尚和平的宗教，佛教没有阶级和种族的歧视与斗争，佛陀当初打破四姓阶级制度，明白揭示民族的平等观，即是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应一律平等视之。因此一如佛教的传说，如果悉达多太子当初不出家修道而接掌王位，便是一位英明仁慈的转轮圣王。所谓转轮圣王的政治，就是一种自由民主的政治，也就是行五戒十善的德化政治。
佛陀出身王族，对国家政治有透彻的了解，在《般泥洹经》里，他说：“天下多道，王道为大，佛道如是，最为其上。”佛陀的政治理想和宗教理想，是彼此圆融互利的，他认为唯有依循正法，政治才能达到理想的境地。换句话说，一个理想的政府，必须在国家、法律的秩序上，加上宗教、道德的规范，才能发挥仁王政治的理想。
佛陀对仁王政治的教化，普见于佛教的诸多经典中，例如：在《大萨遮尼乾子所说经》里，佛陀开示：民心不安，是国家之危，所以领导者应常挂念百姓，如心系自己的幼子一般。在《如来示教胜军王经》中，佛陀告诉身为国王者：对于国内所有众生、僮仆、大臣，都应以“四摄法”来看顾摄受。在《长阿含经》里，佛陀说：“君臣和顺，上下相敬……若能尔者……其国久安。”在《佛说孛经抄》里，佛陀指出：“为君当明，探古达今，动静知时，刚柔得理，惠下利民，布施平均。”在《法句譬喻经》中，佛陀提出为王之道当行五事：一、统理万民，须公正公平，不能有冤屈之事；二、储备人才，要用心并给予教育；三、勤政爱民，广修福德；四、不听信谗言，而能察纳正直的谏言；五、节身自爱，不贪图享乐。在《金光明最胜王经》里，佛陀则说：“于亲及非亲，平等观一切，若为正法王，国内无偏党，法王有名称，普闻三界中。”
佛陀综观当时社会的状况，认为一国的兴衰与君主的道德有关：“君主贤能德政，则国运必昌，人民幸福；君主失德，则国运必堕，人民痛苦。”因此，佛陀为帝王订下应守的德目，如：清廉宽容，能接受群臣的谏言；肯布施，能与人民共甘苦；租税必依法征收；勤政爱民，谨持威严；审判必依法律，无私曲于其间；与群臣和睦，不与彼等竞争等。
除了国家最高领导者应具备慈悲、能力、公正、守法等条件以外，在《增一阿含?细禁品》里，佛陀也举出执行政令的官员必须具有：不贪污、不暴怒、不诿过、不怪僻、不悭吝、不犯法、不磨人、不重税、不嗜酒、不好色、不自私等内涵品德，才能行法不悖，利益众生。
此外，《中阿含?雨势经》中也记载了佛陀对政治的看法。有一次，阿阇世王要发兵攻打跋只国，特地派遣雨势大臣向佛陀请教战略。佛陀知道雨势大臣的来意，故意对站在身后的阿难开示跋只国所以富强的治国七法：(一)数相集会，讲议正事。(二)君臣和顺，上下相敬。(三)奉法晓忌，不违礼度。(四)孝事父母，顺敬师长。(五)恭于宗庙，致敬鬼神。(六)闺门真正，言不及邪。(七)宗事沙门，敬持戒者。
佛陀主张以议会制度，推行民主法治来决定全民的利益，一如今日立法院、监察院等也经常召开会议，只是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佛陀已有灼灼先见之明了，所以英国政治名著《印度的遗产》一书中提到：“现代民主国家的会议制度，便是从佛教的思想中继承来的。”
其实，一个良好的政府不必然是全能的，但是必须导民以正。从以上诸多佛教经典中，可知佛陀心目中的理想政治是转轮圣王的仁王之治，他认为一个国家不可扩张武力去侵略他国，但是为了维护本国人民自由、平等、安全、幸福，必要的施政是可行的。
佛陀对于政府治国之道的精辟看法与理念，当今政治人物如果都能谨记在心，并且依之而行，应用于治国济民，那真是国家之幸，人民之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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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既然佛教徒关心政治已有佛陀身先表率，那么历代以来的高僧大德对政治的看法又是如何呢？他们是否也曾立下什么样的典范？请大师为我们说明。
答：
前面提到，佛教的弘扬要靠帝王的护持，才能普遍推广；相对的，佛教则能影响帝王施政理念，辅助帝王修身、治国、平天下，所以佛教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是密不可分。在中国，不但历朝设有僧正、僧统、僧录司等僧官制度，更有礼请僧人为国师而辅佐施政者，譬如禅宗的南阳慧忠禅师，唐肃宗、代宗都曾封立他为国师。华严宗三祖法藏贤首，唐高宗曾随他求受五戒，武则天请他至宫中宣讲华严要义，法藏为了让武则天明了“体相用一如”的道理，就近取譬宫门一对金狮，成就《华严金狮子章》的伟大著作，使华严宗在唐朝大放异彩。而四祖清凉澄观更是受到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等皇帝的崇敬，被尊为七帝国师。
唐朝的悟达国师深受唐文宗敬仰，宣宗即位后，更颁赐紫袈裟，并且敕封为三教首座，他曾襄助宣宗复兴佛教，功绩炳然。隋唐时的玄琬法师受朝廷礼请为太子太傅，以“行慈、减杀、顺名、奉道”四事，教导东宫太子未来掌政爱民之方。其他如宝志禅师为梁武帝的国师、玉琳国师为清顺治皇帝的师父、天台智者大师受到隋唐两代帝王的尊敬等。以上这些大师都是抱持方外之士的超然胸怀，以佛法智慧，为国家的安乐、人民的幸福贡献宝贵针言。
此外，历代对国家政治深具影响力的僧侣，诸如西晋末的佛图澄，他度化残暴杀人的石虎、石勒，解救生灵无数，二石尊之为师，时常请教社稷大事。佛图澄的弟子道安大师，是姚秦苻坚以十万大军征讨襄阳时希望求得之人。当时有位博学广闻的习凿齿，以文名著称，其辩才早已名满天下。在道安抵达襄阳之前，习凿齿已久闻道安之名，特意修书通好并前往拜访，他自我介绍：“四海习凿齿。”意思是四海之内多闻我名，道安应声回答：“弥天释道安。”即普天之下，相信佛法、有道就能平安。两人机锋相对，可谓禅意盎然。
道安大师后来劝谏苻坚休战，让众生免于涂炭。再如唐朝玄奘大师，他在主持译经大业的同时，并经常随驾高宗左右，接受咨询国事。玄奘大师圆寂的时候，唐高宗罢朝三日，悲恸地对大臣说：“朕失去了一件国宝！”玄奘大师受到朝野仰崇之深可见一斑。
皇帝是政治上的国王，影响于一时；出家人是真理上的法王，影响于万世。隋文帝曾经赞叹灵藏律师：“朕是世俗凡人的天子，律师你是求道学法者的天子；律师你能以佛法度人为善，而朕只能以法令禁人为恶。”南宋高宗曾礼请法道禅师入朝共谋国事，贡献计策，稳定军机；曾经一度为禅僧的刘秉忠，元帝入主中原后，特别征召他出仕为相，刘秉忠为了保全汉人的生命财产，免受无辜的杀戮，乃挺身而出，立朝仪，订制度，推行汉化，延续了汉民族的生存；元代至温禅师，由于赞助王化有功，世祖敕封他为佛国普安大禅师。
历代的高僧大德虽然不像帝王将相直接掌政，但是爱国之心和一般人是相同的，他们以佛教的高超教理来净化人心，改善风气，为社会提供心理建设、精神武装，给予社会大众苦难时的安慰，失望时的鼓励。只是长久以来许多人对于僧侣关怀政治总是抱持不正确的观念，认为出家人不可以问政，不能关心政治，其实政治既是众人之事，佛教徒关怀社会，岂能不关心政治？因此即使佛陀也曾说过自己是“众中之数”，乃至观世音菩萨以三十二应化身游诸国土，度脱众生，其中即有国王、宰官、大将军身，以其政治身分，为众生创造富足安乐、无有怖畏的人间净土。所以佛教徒参与政治，本著爱国爱家及关怀一切众生的悲心，怀抱淑世济人的圣贤之心，从事政治的事业，又有何不可呢？
是故针对常有人问：佛教徒可以从事政治吗？答案是“可以”！因为从佛陀为国王们讲说转轮圣王的理想政治，以及历代国师们以佛法的智慧辅佐帝王治理国家，在在都证明佛教徒可以参政，但不必直接干治的中道思想。佛教徒如果能本著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菩萨精神，从事政治的事业，更能扩大心胸，为众谋利，这是不容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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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大师，您提倡人间佛教，一向都很积极地走入人群，主动关怀社会与时事，但大师对政治又一贯保持超然和超越的态度，是否这就是所谓“问政而不干治”呢？请大师开示。
答：
人在社会上谁也脱离不了政治，佛教徒虽不介入政治，但关心社会，关心政治，“问政不干治”是佛教徒对政治的态度。也就是说，佛教基本上是超越政治的，但对社会大众的关怀，仍不失其热心，只是不直接接触行政工作，这也是佛门一向主张的“问政不干治”。
我对政治与宗教的看法，一向主张“政治权力方面，宗教徒不沾边；宗教灵修领域，政治也不要干涉”。例如我开创佛光山，或在全世界建设一、两百座道场，十方善施协助之外，从来没跟政府申请过一毛钱来补助设施。我认同太虚大师的“问政不干治”。“政治”两个字，“政”是众人的事，“治”是执行、管理之意。问政就是可以担任议员，关心国事，给予建议，但是不要当警察局长或乡镇长等，直接参与政治。目前台湾社会混乱，是非、法律不张，我也不赞成出家人参选民意代表，但可推荐正信的佛教徒参选，因为总要有人来关心国事，改革政局。
像现任西来大学的教务长古鲁格，他是斯里兰卡人，过去曾是代表斯里兰卡国家政府驻联合国的大使。刚才上课前我问他：“目前斯里兰卡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如何？”他说：“斯里兰卡有两百多个国会议员，其中有九个是出家人，都是很优秀的议员。”我开玩笑说：“你们南传佛教比我们北传佛教进步，我们在台湾的立法院还没有九个议员呢。”宗教不能离开国家，不能离开政治，出家人可以不做官，不管理政治，但是不能不关心社会、不关心民众，因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管什么身分，每个人民对国家都不能置身事外。
出家人虽然出家了，但是并不意味出国，并没有远离自己的国家邦梓。爱国不分你我自他、方内方外，为政不必高官厚禄，权力在握，我想爱国没有错误，没有国家民族观念才是罪过。国家需要广大的佛教徒投入问政行列，以佛教的高超教理来净化人心，改善风气，维持社会秩序。何况佛门广大，如阳光普照、天雨润泽，不会拣择是大树或小草。贩夫走卒、贫苦困顿者，我们都会心生悲悯，希望他们能得到佛法的滋润，重拾生命的力量和喜悦，何况政治人物？佛教不会舍弃任何一个人。而且，如前面所言，在上位者如果有宗教信仰，明因果、知取舍，对国家、对百姓更有正面且巨大的影响！
这几十年来，和我接触的政治人物不少。一九九六年五月，美国前副总统高尔访问西来寺，晤谈中，这位和善的政治家表现出对宗教和移民的高度支持与关切，他赞许佛教的合掌，认为此动作代表了合作、团结、互助与包容。一九九八年五月，我到马来西亚弘法时，与他们的首相马哈迪会晤，他认同佛教的慈悲心、平等观，并提出人类也应有相互关怀友爱的情操。
二○○一年八月，当时任高雄市长的谢长廷先生，因看到《仁王护国经》里“若国欲乱，鬼神先乱；鬼神乱故，即万人乱。当有贼起，百姓丧亡”的句子，深感净化心灵的重要，于是率同一级主管到佛光山进行“净心论政之旅”。那时，我提供“以众为我，就能解决问题；以退为进，世界将更宽广；以无为有的胸怀，拥有更多；以空为乐，更能自由自在”的观念，作为他问政管理的参考。
另外，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曾说，从我身上学到“老二哲学”，他要效法出家人，以众生为念。陈水扁总统曾三度访问佛光山，他说我勉励他“有佛法就有办法”、“国内政局要安定”，有助于“九二一”灾后重建及两岸问题的处理；也表示全民应推行和实践我提倡的“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三好运动。还有，二○○一年，我应邀至总统府演讲，也提出：“对经济的复苏，企业要大小共存；对社会的治安，全民要同心协力；对族群的融和，大众要互相尊重；对国家的未来，眼光要瞭望全球”四点意见，作为大家未来努力的方向。
〈龙舒增广净土文〉言：“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我们生存世间所承受的四种恩德，其中之一便是“国家恩”。每个人都需要国家政府来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所以平时有力量者帮助生产，有技能者提升科技建设，有智慧者建言国是，有财力者广结善缘……，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忠职守，以报答国家覆护之恩。
佛教与政治之间有如唇齿相依，彼此脱离不了关系。证诸历史，佛教愈弘扬的时代，国运就愈昌隆；同样的，国家富强，政治清明，佛教才能兴盛。因此，身为国民，大家都应该关心国家大事；身为宗教家，更应为全人类福祉尽心尽力，不但不能置身事外，而且应该积极关心，直下承担，这才是人间佛教菩萨道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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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请问大师，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既是如此密切，两者之间是否有一些什么样的异同或是主从的关系吗？
答：
说到佛教与政治的异同，早期我在各地讲演，后来结集出书的《讲演集》，里面有一篇〈佛教的政治观〉，谈到二者的不同，我曾列举数点，大意是：
?政治是管理众人，维护社会秩序的团体。
佛教是教化众生，净化社会人心的力量。
?政治希望人人能够安和乐利的生活。
佛教要求人人能够慈悲喜舍的做人。
?政治是重视法纪，要人人守法。
佛教是慈悲忏悔，要人人自律。
?政治是维护治安，保卫国家。
佛教是救苦救难，拥护国家。
?政治重视才干机变，以力服人。
佛教重视戒律因果，以德服人。
?政治对于功和过，重在事后的赏罚。
佛教对于善与恶，重在事前的认知。
?政治是权法，因时、因地、因人而制宜。
佛教是实法，因教、因法、因理而肯定。
?政治是曲线的，曲而求远，人人平等。
佛教是直线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政治重视实效通行，即日成办。
佛教重视远益利济，普度现未。
?政治的世界和平，是理想目标。
佛教的净土共生，是行愿完成。
?政治以财力、军力、权力，治理国家。
佛教以德力、法力、心力，辅助国家。
?政治从外做起，要求人民修身守法。
佛教从内做起，要求人民修心守道。
?政治要求人人奉行四维八德，以家齐国治。
佛教要求人人实践五戒六度，以自度度人。
这是从佛教与政治的定义、教化、目的，以及执行方式等来作比较。表面看来，两者有极大的差异，实则可以相辅相成，相互融通。例如佛教虽明诸法毕竟空寂，实相无相，但在教化时，会随著众生根机而有许多权巧方便的施设。如《杂阿含经》里记载，有位御马师问佛陀，身为“无上调御丈夫”的您，以几种方法来调伏众生？佛陀回答说如同调马一样，也是以柔软、刚强、刚柔并用三种方法来教化众生。
所谓“爱的摄受”与“力的折服”，这种刚柔并用的教化方式，和政治上“宽猛相济”、“王霸兼综”的政策并无二致，同样是管理众人之事。只是不同的政治理论，不同的治国方法，当然也会产生不同的政局。大体上，“四维八德”仍为治国修身之依循准则，在这方面，佛教所制订的“五戒”，更能作为修心养性的指引，不同于外在的规范。乃至佛教的一切教理都是“直指人心”，让人们发觉本自具有的清净善美的真心，进而以四摄六度等菩萨行法自度度人，共同营造美满和谐、富足安乐的国土。
不论身为哪一国的国民，一定有行使政治的权力，都是“政治人”；如果接触佛教，成为信徒，就成为“佛教人”。两者重叠，会产生相加相乘的强大力量！
至于主从关系，我想佛教与政治应无主从之分。不过“形为心使”，佛法即“心法”，在一切有为法中，“心”具有主动、主宰的支配力，如《华严经》言：“心如工画师，能画种种物。”此心能上天入地，会行善造恶，我们若能明白自心而实践此“心法”，在待人处世，乃至齐家治国就非难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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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有人说，一个国家如果能多几个“政治家”，少一些“政客”，这个国家的人民就有福了。请问大师，“政治家”与“政客”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
答：
真是大哉问！一个国家如果政治家多一些，政客少一些，国家就能兴盛、清明、稳定。反之，如果尽是政客当道，要国泰民安也难矣。同样是以“政治”为业的人，二者有何不同？十九世纪美国一位牧师克拉克说：“政客与政治家的区别，就是政客看下一届的选举，政治家看下一代的福祉。”真是一针见血的诠释。
综观古今政坛百态，我将政治家与政客之不同，归纳为：政治家一心做事，政客一心做官；政治家想到利人，政客想到利己；政治家公而忘私，政客私而忘公；政治家以福国利民为立场，政客以个己之私为立场；政治家为正义而服务，政客为利益而服务；政治家高瞻远瞩，政客短视近利；政治家有党派，和而不流，政客有党派，以党伐异；政治家上台容易、下台洒脱，政客上台不易，下台不肯；政治家有道德勇气，政客泯灭良知；政治家肯为理想牺牲，政客只有贪欲的企图。
根据这些描述和比较，我们来检视历史上的政治人物。我想无疑的，华盛顿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带领美国独立，并于一七八九年，全票当选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任总统。他极为厌恶专制独裁，除了竭力将松散的联邦建立成坚实的国家，更坚持推行民主政治，为现今美国的自由民主扎下深厚的基础。华盛顿就是那种对国家民族有强烈责任感，对政治有卓越远见的政治家。
政治家多具有高尚的品格与高贵的政治理想，即使最后功败垂成，仍在历史上留下让人尊敬的英名。如春秋时，致力改革富国的管仲；为政清廉，正直无私的晏子；三国时善于审时度势，具统领智慧的诸葛亮；东晋时沉著冷静，稳定和谐政局的谢安；唐朝有见识才略，个性忠直，每每犯颜进谏的魏征；善于用人，恪守职责，不自居功的房玄龄，以及前面所言的宋朝王安石、范仲淹，明朝的张居正、清朝的谭嗣同……，都是值得尊敬，名垂青史的政治家。
政治家在取得政权之前，有时会因情势使然，身不由己而不择手段，运用权术计谋，等到取得政权，即调整脚步，回归忠心为国，全心为民的政治目标。如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弑兄杀弟的手段，和历史上许多卑鄙的政客没有两样，但是当了皇帝之后，他励精图治，察纳谏言，严于律己，以诚招天下，唯才是用，将唐朝建设成当时世界最强的国家，也缔造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贞观盛世”。以其成就和贡献，应是一位“瑕不掩瑜”的政治家吧！
另外，三国时的曹操，在戏剧里是花脸，被称为“一代奸雄”。不过，他结束长期战乱的局面，为全国打下统一的基础；他以非凡的军事才能，在北方大兴屯田，整顿吏治，使得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也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
再来看看政客，他们常存心不良，为了个人私利，会绞尽脑汁玩弄权术，欺上瞒下的贪污、揽权、欺压。如秦始皇嬴政病死后，宦官赵高想夺取朝中大权，他用阴谋让年幼的胡亥登上皇位，即秦二世，自己则实际掌权，控制幼稚的傀儡皇帝。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记载，有一天，赵高献一头鹿给秦二世，说：“这是我献给陛下的一匹马。”秦二世说：“你跟我开玩笑吧？这是一头鹿呀！”赵高严肃答道：“谁敢跟陛下开玩笑！这明明是一匹马。陛下不信，可以问问别人。”
秦二世随即问左右的人，此时，畏惧或想讨好赵高的人，都说是马；正直的臣子，有的实说是鹿，有的默不做声。赵高暗地记下与他唱反调的人，后来陆续借故把这些人全部杀掉。强大的秦帝国，在他手中不到三年就土崩瓦解。由此可知，政客不喜欢英明的上司，又妒贤嫉能，会想尽办法铲除妨害他政途的人。
清朝的和珅，以其谄媚和恭谨的身段，赢得乾隆皇帝的宠爱和信任。后来，乾隆驾崩才五天，继位的嘉庆皇帝就下昭宣布和珅的二十条罪状，将他罢官抄家。当时，抄出的家产折合白银有九亿两，相当于清帝国十二年的财政收入，如果再加上他挥霍掉的款项，及家人贪污的数目，合起来则为清朝二十年的财务收入总合；贪污之厉，莫此为甚！
再如一心想当皇帝，葬送能使中国富强的“戊戌维新”，也让中国陷入几十年军阀混战的袁世凯，以及北宋祸国殃民的蔡京、明末反覆无常的吴三桂等，都是丧尽天良，利欲熏心的政客。
政客与政治家之行径南辕北辙，但是政客善于伪装，往往以巧言令色掩饰其野心和邪恶目的，所以，短时间要区分谁为政客？谁是政治家？不是容易的事，我们除了“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曾国藩家训言：“唯天下至诚能胜天下至伪，唯天下至拙能胜天下至巧。”在历史长河中，政治家终会流芳千古，政客唯有遗臭万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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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权利与义务是相对的，一个国家的国民负有纳税、守法、效忠等义务，但相对的也应该享有国家保障的各种权利。请问大师，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人民可享有哪些权利？而当政者又应如何善用其权力来保障“民权”，使其不受侵犯呢？
答：
现在自由民主的社会，常常高喊“保障人权”、“人权至上”。所谓的“人权”观念，是近几世纪才形成的。最早人类民智未开，对宇宙大自然不了解，因而充满敬畏和恐惧感，且认为大自然一切现象都各有主宰的神明，如山神、雨神、雷神、河神、树神等等。当时的人类也相信有天神或天主凭其喜恶，掌控世间的一切。这种“天命论”，很自然的被运用在政治上面，如商汤起兵攻打夏桀时，即说他非敢作乱，实因“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藉著宣扬“天命”、“神授”，来表示伐夏是“奉天行道”。“神权”时代里，这种泛神思想维系人伦纲常，统治者也以“天命”来维护其地位和权威。
后来，演进到对帝王绝对服从的专制“君权”时代。现今则发展到民主社会的“民权”时代，大家不只提倡自由，也重视民权，强调人的生命有无比尊严。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联合国大会发布〈世界人权宣言〉，在第一条“主体思想”中，即开宗明义言：“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接著在公民、政治、权利方面亦言：“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其他，举凡参政权、创作权、教育权、财产权、言论发表权、文化权、隐私权、迁徙居住权等，均是人民应享有并受到保障的。
在十八、九世纪时，世界各国皆以“民权”来指“人权”，及至二十世纪，妇权意识提高，妇运掘起，许多人唯恐“民权”(The right of man)未包含妇女的权利，为使权利主体更明确、周延，才改为“人权”(Human Rights)。
一般而言，近代人权可分为四个世代：第一代人权，从十六、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人民为反抗君主压迫，要求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平等、生存、财产保护等权利，是为“公民及政治权利”世代。第二代人权，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争取的范围扩大至工作权、经济权、社会福利权、劳动人权、组织工会、医疗保健、教育训练，是为“经济及社会人权”世代。第三代人权，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是以“族群、社会自决与宗教自由”为主的世代。第四代人权，从二次世界大战后到现在，包括社会权、环境权、抵抗权、隐私权、资讯权等，除了这些，我国宪法中规定保障的新兴人权尚有：人格权、弱势族群权、和平及发展权等。
从人权的发展过程来看，人类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争取人权的奋斗史！虽然现在世界各国皆高举“人权至上”的旗帜，有的国家也标榜“人权立国”，在宪法上罗列各种人权的保障。实际上，当与执政党或个人权力相冲突时，人权的享有和保障，都能落实吗？如媒体为民喉舌，应有“言论免责权”，却有因批评或揭发政府弊端而被恐吓，勒令关台；每逢选举期间，有些检察官展开“作秀式”的扫黑、扫黄或不当的监听；政党之间的谩骂、写匿名信、偷拍公布“非常光碟”，以毁损对方名誉来争取选票等等，这些漠视人权的行为，对民主国家而言，实为一大讽刺！甚至，人权的定义与行使，也常因人而异，如有地位的人，就有“特权”；有钱财的人，就有“方便权”；有势力的人，就有“威权”……也都是人权发展史上怪异又普遍的现象。
政府如何保障人民的权利？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是位兼有诗人、剧作家、思想家多重身分的传奇人物。他以和平方式推翻捷克共产主义制度，结束极权政体，全力捍卫人民的自由与尊严。他强调战争不能屠杀人民、不能将人民驱离家园、不能虐待人民、不能剥夺人民的财产……，他就是一个“将人权置于国家主权之上”的典范。
在现实生活的保障方面，我认为首先应加强学校的人权及法治教育，让小孩子从小养成尊重别人，且“知法、守法”的习惯，才不会长大后成为家庭的施暴者、社会的触法者。身为执法人员，如警察、调查员、检察官、法官等，更应具有保障人权、遵守法治的观念，以避免执法者反成为人权的侵害者。还有，现在整个大环境不佳，造成产业外移，失业人口众多，让百姓的生存权、经济权失去保障，以及漠视或歧视残障、老人、妇孺、原住民、外劳等弱势族群的权益，也都是社会亟需关注和处理的问题。
除了各种人权，佛教更进一步提倡“生权”，主张“生、佛、众生等无差别”，一切众生不论男女老少、贤愚贫富，乃至畜生、鬼类等皆有佛性，也皆有生存的权利，不能轻易受到伤害。所以关怀众生，救度众生，为天下众生服务，是佛教徒维护“生权”的表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根本教义，就是佛教尊重众生，重视生权的最佳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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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刚才谈到的各种人权当中，第一个最需要受到保障的应该是“生存权”，因为如果生命没有办法维持，其他的一切都是空谈，因此，故意致人于死的杀人罪，一般国家都会处以死刑。但是现在也有一些国家主张废除死刑，请问大师，如果赦免一个因杀人而被判处死刑的人，站在佛教的立场，是否有违因果？
答：
两百多年来，“死刑”存废之争一直方兴未艾。由于世界人权运动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国家主张废除死刑，认为死刑是残忍、不人道的刑罚，与文明社会不相容。《管仲?牧民》里也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重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可见判处极刑不是究竟，不能根本的遏止犯罪。
我们常说：“上天有好生之德”，佛教以慈悲为怀，慈心不杀是佛弟子应遵行的，如《大智度论》中云：“诸余罪中，杀罪最重，诸功德中，不杀第一。”既然如此，是不是更应网开一面，赞成废除死刑？
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依据，日本早期有位楠正成将军，在受冤被判死刑后，留下“非、理、法、权、天”五个字，说明无理不能胜过有理，有理不能胜过法律，法律不能胜过权力，因为有权力的人可以改变法律，但是“权”却无法胜过“天”，“天”就是因果法则。而赦免死刑犯，以佛教的因果法则来看，是不合乎因果的，造恶因却不受果报，不公平也不合乎真理。因此，站在佛教的立场，希望可以减少死刑，尽量不用死刑，但不主张废除死刑。
佛教根本大戒的五戒及菩萨十重戒，第一条都是不杀生，就是不侵犯他人的生命。大至杀人，小至杀死蟑螂、老鼠、蚊蚁等，都是杀生。不过，佛教是以人为本的宗教，所谓不杀生，主要是指不杀人。杀人是犯波罗夷(极重罪)，是戒律中的根本大戒，是不通忏悔的。如果杀死蟑螂、蚊蚁等，是犯突吉罗(轻垢罪)，属于恶作，虽然一样有罪，但跟杀人不一样。在《佛说梵网经》里，佛陀也告诫佛子们：“若自杀、教人杀、方便杀、赞叹杀，见作随喜，乃至咒杀，杀因、杀缘、杀法、杀业，乃至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杀。”对所有众生都应“常住慈悲心”，方便救护，如果反而“恣心快意杀生者”，就犯了“波罗夷罪”。
同样的杀人，社会的法律和佛教的惩处有何异同？故意杀人者与过失杀人者，其刑罚不一样。例如在台湾，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杀人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于事后自首、悔过者，刑法第五十七条列有科刑轻重的标准，并得酌情量刑。佛教戒律因犯罪型态不同，也有种种规定。佛门非常重视心意犯罪的轻重，每一条戒相之中皆有开、遮、持、犯的分别，犯同一条戒，因动机、方法、结果等的不同，导致犯罪的轻重与忏悔的方式也不同。
如杀人时要具足：“是人”，所杀者是人，而非异类旁生；“人想”，蓄意杀人，而非想杀异类旁生；“杀心”，非无意、过失，而是有心蓄意；“兴方便”，亲自用各种方法杀人，或劝人自杀，或教唆或与人共同谋杀；“前人断命”，指被杀的人，断定已死。这五个条件皆具备，才构成不可悔罪，这与刑法因重视犯意和犯罪事实，而制定的犯罪构成要件、阻却违法要件的道理是相同的。但是佛教的心意戒，在要求个人自发性的观照身口意的起心动念，防范不法于念头起时，较世间法更为彻底。在杀人的后果上，则分三种：一是当时杀死，犯不可悔罪；二是当时没死，以后因此而死，亦犯不可悔罪；三是当时没死，以后也没因此而死，犯中可悔罪。(《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
世间的法律，强调罪刑法定主义，只规范人们外在的行为，无法矫治心意的犯罪，根治行为的犯罪。佛教强调心为罪源，从心源导正偏差行为，达到身口意三业的清净。刑法上虽也规定“作为犯”、“不作为犯”，但只是狭义就犯罪行为的型态来区分，不如佛教戒律的止持、作持，能广摄一切善恶法。
佛法与世法有时是不免相左的，有些行为从世俗法上看是恶事，可是从佛法上推敲却是善事。譬如杀生本来是犯罪的，但是为了救生而杀生，以杀生为救生，则是菩萨的慈悲方便权智。《佛说兴起行经》里记载，佛陀过去世因地修行时，有一世为贾主，带领五百人出海采办货物。有另一商主在水涨时前来争船，为了保护全船的五百人，在格斗中杀死了那位商主。以法律而言，为自卫而杀人，亦会酌量减刑。如佛陀兴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心，而杀一恶人，是不能以一般杀生的尺度来论断他的罪过。不过，如是因感如是果，善恶业报，终究不失，佛陀仍以成佛之身遭受“木枪刺脚”的果报。
因此，我们在修行菩萨道，“杀一救百”时，除了动机要纯正，抱持大慈悲心之外，还要有心甘情愿接受因果制裁的胆识。日本的井上日昭禅师杀了一位奸臣，替万民除了百害。山本玄峰禅师说他“一杀多生通于禅”。意思是杀了一个人，因此而救活许多人，是通于佛法的。佛教非常重视生命，不杀生是佛教徒共守的戒律，杀生是不道德的行为，但是如果本著大慈悲，救人救世的心去杀生，并没有违背戒律。
佛教的因果报应，不是只看行为粗细，更重视“心意”；善心犯戒、无记心犯戒或不善心犯戒，当然会有不同程度的轻重果报。道宣律师言：“害心杀蚁，重于慈心杀人。由根本业重，决定受报。纵忏堕罪，业道不除。”(《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真正的佛教徒是不会心存恶念的，像佛教国家柬埔寨的前领袖波尔博，曾疯狂杀了两百万个柬埔寨人，是万劫难赦的杀人魔王，根本不是佛教徒！相反的，法官判人死刑，如果不掺杂个人的恩怨、利害，完全基于维护社会的秩序、公理、正义，不得不如此做，虽然判决死刑杀人，佛教认为并不违反道德。而执行死刑的人，是执行国家的法律，与罪犯无冤无仇，无杀心，行为属无记性，也是没有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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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大师曾经说过：“自由民主诚可贵，和平与幸福安乐更重要。”请问大师，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人民必然会幸福安乐吗？大师对“自由民主”的看法如何？
答：
民主国家里，最可贵的便是人民享有自由自主的权利！在自由主义高涨初始，许多人礼赞自由：“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也说：“不自由，毋宁死！”但是，走过几个世纪，自由主义从盛行而至氾滥，又引来人们摇头叹息：“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为之！”自由，从凌驾生命、爱情之上，到藉自由而为非作歹，而让人诟病，其问题何在？
“自由”本身是极美好的事，但是，自由不能妨害别人。这一点，各国在进入民主宪政时，皆有明确的界定，如法国的〈人权宣言〉写道：“自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人的行为。因此，人的自然权利之行使，是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孙中山先生在其〈民权主义〉里也说：“侵犯他人的范围，便不是自由……自由不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之物，所以要定一个范围来限制它。”从这些引文可以看出，自由与法治二者不可分；须有法治的约束，才是真自由，才能建立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
不过，法律终非究竟，无法完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行使自由的权利，唯有奉行佛法，才能彻底改善世道人心，达致和平安乐的境地。连将中国推向民主宪政的孙中山先生都推崇：“佛教乃救世之仁，佛学是哲学之母……佛法可以补法律的不足。”又说：“法律防范犯罪于已然，佛法防范犯罪于未然。”
我常鼓励佛教徒皈依三宝之后，要进一步发心受戒，因为“戒”是一切善法的根本，也是世间一切道德行为的总归。受戒好比学生遵守校规，人民恪守法律一般，不同的是，校规、法律乃外在的约束，属于他律；佛教的戒律，是发自内心的自我要求，属于自律。在人生旅途上，如果不持戒，随时会有犯过招祸的可能。在监狱服刑，失去自由的人，不都是违法、犯戒的人吗？如：杀人、伤害、毁容、殴打等，是犯了杀生戒；贪污、侵占、窃盗、抢劫、绑票等，是犯了偷盗戒；强奸、嫖妓、拐骗、重婚、妨害家庭等，是犯了邪淫戒；毁谤、诈欺、背信、伪证、倒会等，是犯了妄语戒；贩毒、吸毒、运毒、吸食烟酒等，是犯了饮酒戒，这些罪行都离不开五戒。“戒”的根本精神，就是不侵犯而尊重别人；能认识并受持五戒的人，才能享有真正的自由。如果社会上每个人都能谨守五戒，也就不会有这许多让人忧心的乱象了。
另外，我们个人能力、知识有限，也难免有偏差，一意孤行，未必能圆满解决问题。在民主政治里，不能独断独行，凡事应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截长补短，异中求同，融个人于团体中，方能达到共同的目标。所以，无论是政府机关、企业公司、民间团体，乃至学校、家庭，都应重视会议。
前面提到佛陀开示“治国七法”，第一条就是“数相集会，讲议正事”。而且，僧团也经常举行会议，佛陀还为僧团制定会议的程序、制度；僧伽会议可以说就是今日民主会议的鼻祖。例如“羯磨”是用于授戒、说戒、忏悔、结界及各种僧事处理的会议法。有所谓的“单白羯磨”，如同“唱言”，是向大众宣告常行、惯行、应行的事，不必征求同意，唱说一遍即成。有如现代会议中的例行工作报告。“白二羯磨”，是宣告一遍，再说一遍，征求大家的同意。如同一般会议，凡有提案须交由大会讨论、接纳，才能生效。“白四羯磨”，是一遍宣告后，再作三读，每读一遍，即作一次征求同意，若一白三羯磨后，大众默然，便表示无异议，而宣布羯磨如法，一致通过议案。
僧团的羯磨犹如现代议会的三读，以大众的意见和力量圆满解决僧团里的各种事情，成就大众过六和敬的生活，可说发挥高度的民主精神。除此，佛陀说法时，也常采取自由、民主的形式，有时以反问的方式，为弟子、听众晓以大义；有时透过当机众发问，应机解惑，也有闻法者现身证道，提供见解看法。说法会场俨如学术研讨会，透过活泼互动问答的方式，增长智慧，而佛陀就是一位最善于掌握会场气氛，善知与会者心念根器的主持人。
佛陀入灭后的经典结集，也是先后召开四次会议，经过大众共同审核后才确定下来。这些都是佛教尊重个体，重视集体创作，且遵守法治的民主态度。今日的民主国家，事事讲求公开、公正、公平，因此，上承佛陀尊重民意的理念，佛光山也向来注重民主，在会议中，大家都能坦述己见，有时也不免有言辞相向，针锋相对的情形，但大家秉持“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的态度，以及宗教涵养，一决议，即携手同心，合力完成会议讨论的提案，这就是民主风度的表现。我们也常举行各种会议，不分种族、地域、宗派，大家本著尊重包容、欢喜融和的心，让来自全球各个国家地区的代表，经过不断的交流研讨，建立共识。
总之，自由民主的意义，是让人民幸福安乐。即使不能完全自由民主，但人民觉得很幸福、很安乐，那也无妨。如有人说新加坡不民主，也不自由，是一种专制的民主。但是新加坡的人走出来，都会有优越感：“我们是新加坡的人！”为什么？因为它是有法度的国家，他们的社会福利做得很好，百姓过得幸福安乐，这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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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大师出生在中国大陆，却在台湾弘法五十多年，对于海峡两岸长久以来因为政治因素阻隔，造成很多人的天伦梦断，想必大师一定比一般人有更深刻的感触。请问大师，您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何看法与期许？
答：
谈到这个问题，真让我不胜感慨！五、六十年前，我在中国大陆时，中国共产党曾经逮捕我，说我是国民党的间谍，要枪毙我。那时我才二十岁，我十二岁就出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国民党。到了台湾，国民党又说我是匪谍，也逮捕我，关了我二十三天，一样要枪毙我。还好佛祖保祐，才没被枪毙。我是中国江苏扬州人，但是二十出头就来台湾，在台湾住了将近六十年，现在却是“两岸都不是人”！我从台湾回到中国大陆，他们认为我是境外，是台湾来的和尚；在台湾，台湾人说我是大陆来的外省出家人；现在我到美国，美国也不认为我是美国人，因为头发没有黄，鼻子也没有高。所以，我自许为“地球人”，只要地球不舍弃我，我就做个同体共生的地球人。
台湾中山大学，有位著名诗人余光中，他写了一首很感人的诗〈乡愁〉：“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我觉得这一首短短的诗，把我们这个时代中国人的种种遭遇、心情，描述得淋漓尽致，读来令人感伤、悲哀又无奈，这是人间的悲剧呀！现在台湾的陈水扁先生、游锡?先生都说他们的家乡在福建、泉州等地方。中国大陆的一些领导人也说，我们海峡两岸都是同根同源、血肉相连的同胞。
既然是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兄弟，就应该可以坐下来好好谈。《三国演义》一开始即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台湾、大陆分隔了几十年，从历史经验中，我们知道“家不和，被邻欺”、“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兄弟阋墙，对彼此都不利。所以这些年来，海峡两岸已从剑拔弩张的对立、谩骂、抗争，走到谈判、沟通，寻求和平统一途径的阶段了。
为了两岸的问题，许多专家、学者，乃至两岸的领导人多次发表意见、声明，提供种种方案、办法。从叶剑英的“叶九条”、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江泽民的“江八点”，以及“海基会”与“海协会”于一九九二年在香港会谈中，达成的“九二共识”；二○○○年，陈水扁总统就职时表示的“四不一没有”；二○○五年，胡锦涛的“胡四点”等等，都可看出两岸对此问题所投注的高度关切。
虽然政局诡谲，政策也常因主政者递换而摇摆多变，但是，随著时代演进，及百姓对安定生活的需求，现在，除了少数人仍有偏狭的台独思想，可以说两岸人民及全世界十多亿华人，都希望能和平统一；中国唯有和平统一，才能让十三亿华人在世界大舞台上扬眉吐气！
在“平等共尊，和平共荣”的统一原则下，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我认为首先两岸在经济上要互助，这几年开放两岸观光、春节的包机直航，及大陆准许台湾农产品零关税登陆等，都是减少贸易障碍，有利经济发展的政策。在文化上也要多多交流，如举办学术研讨会，文化、艺术的互相观摩等。二○○三年，我带领佛光山梵呗团到北京、上海等大都市演出；二○○四年，更与大陆佛教音乐团组成“中华佛教音乐展演”，在中国大陆、台湾、港澳、美国洛杉矶、旧金山、加拿大等各地巡回演出。在法音宣流中，不仅是两岸佛教梵呗的交流，更融和了两岸的文化，凝聚了两岸人民的情谊。
不论是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的政策或执行，最重要的是，两岸彼此都应有开放的胸襟和宏远的视野。人际之间、国际之间，皆贵在真心诚意的沟通往来，而非交相猜疑顾忌。像大陆不要动辄发出军事武力恐吓的讯息；当大陆让水果免税进口或赠送熊猫时，台湾政府也不要凡事皆以“统战”二字来抹杀其善意。另外，台湾过去在经济、建设、科技、民主的努力，而成为“四小龙”之一的繁荣进步，可作为大陆建国富国的参考；大陆地大物博，有著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地理等宝藏，是台湾承接享有，而足以傲人的资产，也是增广见闻，培育文明气度的取经之地。
从历史、文化上来看，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全面掌权之后，首次发表对台湾的立场态度时，即说：“中国是包括二千三百万台湾同胞在内的十三亿中国人民的中国，大陆是包括二千三百万台湾同胞在内的十三亿中国人民的大陆，台湾也是包括二千三百万台湾同胞在内的十三亿中国人民的台湾。任何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必须由全中国十三亿人民共同决定。”他希望两岸人民一起努力维护中国的和平稳定，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胡先生释出善意，我们也殷切希望：海峡两岸问题不是由大国来统一小国，也不是由强大的力量来逼使对方屈服，应该是兄弟一条心，携手合作，相互帮助，相互得利，共创中国人的光辉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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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有人说，权力会使人迷失自我，世间上的人大都热衷追逐权势名位。但是“上台”终必有“下台”的时候，权势再大，也终有失落的一天，这是必然的定律。请问大师，世间上到底有没有一个永远推不倒的东西呢？佛教所谓的“真理”是否就能免于这种起伏得失的循环呢？
答：
人的一生，都生活在五欲六尘的追逐里。生理的欲望还算单纯，容易解决；心理上的各种欲望，如对爱情、权势、名位等的追求，最能突显人性贪嗔痴三毒之害。尤其站上高位，掌握大权之后，那种呼风唤雨、号令天下的滋味，是大部分的人难以抗拒的！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曾说过一句名言：“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纵令被腐化，古今中外，还是有许多人争相追逐。曾看过一则对“权力”的形容：一个人坐上一张椅子，椅子突然变形，将他绑住，并逐渐生根似的牢牢抓住地面，再也松不开来，直到那人变成一副骷髅；他到死都不肯放开座椅的把手。
一辈子被权力掌控，不得超脱的人，何其可悲！所幸民主政治里，有“上台”的机会，也有“下台”的期限。二○○四年五月，我写了一篇对“世代交替”的看法的文章，文中提到“世代交替”是世间发展的自然规律，如同老干修剪，长出新枝，才有盎然的新趣。同样的，国家的政治领袖或民间团体的负责人，如果也能“世代交替”，学习古代的“禅让”，才不会分裂、斗争，并让事业和平、兴盛的永续下去。不过，一般人总是想尽各种办法争取名位权力，一旦有了名位，又完全不顾大众的利益，不肯把名位、荣跃分享大众，甚至到了该退位时，又眷恋不舍，把持不放。
世间什么是我们的？世间有没有永远存在的东西？所谓“真理”，必须符合“本来如此、必然如此、普遍如此、永恒如此”这四个条件。佛教的“三法印”，即是合乎这四个条件的真理，它不仅说明宇宙人生生灭变化的现象，也诠释诸佛寂灭无为的解脱境界，是涵括世间法与出世间法的三条定律。世间一切有为法都是因缘和合而生起，因缘所生的诸法，空无自性，随著缘聚而生，缘散而灭，它是三世迁流不住的，所以不但有情世间的众生，有生、老、病、死的现象，器世间的山河大地有成、住、坏、空的演变，人的心念有生、住、异、灭的变化，自然界的时序更是春、夏、秋、冬，或冷、暖、寒、暑的更替不已。
这种一切万法无一是常住不变的“无常”，就是永远推不倒的永恒定律！其实“无常”很好，它对我们的人生具有积极的激励意义。因为“生死事大，无常迅速”，所以会精进修行；生理细胞有新陈代谢的无常，因此能常保身体的无限活力；“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人事的新旧更递也是无常的变化，如此社会有机体才能常显生生不息的青春生机。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不但“无常”，而且“无我”。所谓“我”，是恒常不变的实体，具有自我主宰的功能，然而，世界上有没有能单一独立、自我存在、自我决定的永恒事物？当然没有！“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世间的事事物物，都必须在各种因缘条件的和合之下，才能现起和存在，一旦组成的“因缘”散失，事物本身也就不复存在。清朝戏剧家孔尚任的〈桃花扇〉剧中之词：“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就是无常、无我的最佳写照。
能够明白宇宙人生的这些真理，就不会迷恋于权势地位所带来的虚荣心、优越感，终日汲汲营营，殚精竭虑，甚至不择手段，强取豪夺，结果不但自己患得患失，形成精神上的负担，同时也造作恶业，引起现世的不安与来世的苦果。
因发现镭而闻名全球的居礼夫人，有一天，一位朋友到她家作客，看见她的小女儿正在玩英国皇家协会颁给她的金质奖章，朋友大吃一惊，问道：“这枚英国皇家协会的奖章，可是代表极高的荣誉，你怎么拿给孩子玩呢？”居礼夫人笑著说：“我要让孩子从小知道，荣誉就像玩具，只能玩玩而已，不能永远守著它，否则将一事无成。”是的，荣誉、财富、权势、名位……不都如玩具吗？随时可举，随时可放；权势名位是为了利益大众而拥有，权势名位也可以为了成就别人而舍下。
真正有理想，纯粹想为国家、为人类造福的人，是在名利上，淡泊不计较；在责任上，认真不敷衍；在世法上，随缘不强求；在真理上，固守不放弃。因此，他们不会被名缰利锁、权力地位所束缚和设限，而能如行云流水般自由自在、任运逍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