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震五天、泽流千古的玄奘
1350多年前，印度南部恒河下游的摩揭陀国，繁华富庶的古都曲女城城郊广袤的原野上，幢幡如林，象舆充塞。数以万计的僧俗群众，或跨象，或乘舆，或张幢，或拥幡，各率随从，峨峨岋岋，兴高采烈，围绕着两座新建的巨大草殿，形成一个方圆数十里的大会场。他们一个个热切地引颈张望，正在等待着什么呢？
哦，来了！你看西面正缓缓走来一队盛大的行列。为首是一头装饰辉煌的大象，上施宝帐，帐中安置着一躯崭新的金铸佛像，本国国王戒日王扮作帝释之状侍右，邻国强盛的鸠摩罗王扮作梵王之状侍左。紧接着两只大象满载奇异香花，在行进中向前后左右抛散；后面又一大象，宝鞍上高高坐着一名僧人，耀目的百衲袈裟衬出一张白皙、明睿的脸庞。只见他双手合十，微启慧眼，神情是那样的安详、肃穆、沉着、自信。其后数百大象，分乘着诸国王、大臣、大德，口中念着颂赞，鱼贯而行。
原来，佛像之后高坐在大象上的僧人，就是来自数万里之遥的大唐帝国，现充摩揭陀国佛教中心那烂陀寺三藏法师的玄奘和尚。玄奘学贯群经，兼通吠陀、因明、声明等俗典，曾经多次参加印度佛教内部不同派别的论争以及佛教对于“外道邪门”的思想斗争，一胜大乘空宗名僧师子光，再破悬义40条于寺门外势不可当的顺世外道，三破作《破大乘论》700颂的小乘论师，威名远播，声震五天竺。玄奘的学识和功绩使摩揭陀国戒日王大大增光。他为了进一步弘扬大乘有宗，征服各国小乘外道，特为玄奘三藏作此盛会，命五印度沙门、婆罗门、外道等前来，示大乘之微妙，绝其毁谤之心。刚才所述盛况，正是曲女城大会开始的隆重一幕。参加这次盛会的，有五印度的十八国王，有精通大小乘教义的学问僧3000余人，婆罗门及尼乾外道2000余人，那烂陀寺僧1000余人，还有其他官、民、僧、俗共几十万人。
玄奘法师为这次大会作了两篇阐扬大乘教义的论文。大会开始后，他一面让那烂陀寺的一位名僧当众宣读，一面将事先写好的论文文本悬于会场门外晓示众人，并按照当时印度辩论的惯例，庄严宣布：“若其间有一字无理能被驳倒者，请斩首谢过！”如是经过18天，竟无一人敢提出驳难。结果大乘有宗的教理得到更广泛的传播，玄奘也获得了空前崇高的威信和荣誉，大乘教徒尊称他为“大乘天”，小乘信众则敬称他为“解脱天”。
玄奘的巨大成功同时也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五印度上下谁都知道有一位唐国来的僧人才学盖世，无与伦比。玄奘的卓越活动，增进了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中印人民的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那么，他为什么能在历史上写下如此光辉的一页呢？对于这个问题，还得从他自小以来的远大志向和艰苦努力说起。
玄奘俗姓陈，名祎，隋仁寿二年(602年)生于河南缑氏之陈堡谷。他的家族本是个仕宦名家，远祖陈仲弓就是汉代著名的太丘县长，高、曾、祖父也都担任过显要官位。但到他父亲一代便已衰落。父亲虽曾做过小官，不久就退隐田园，并在玄奘还年幼时就逝世了。陈祎在兄弟四人中排行最小。二兄陈素先出家，法名长捷。陈祎在长捷的影响下，也很小就出家为僧，取法号为玄奘，刻苦诵读佛经。稍长，在东都洛阳听讲涅槃经和摄大乘论，后随兄至长安，又独自游历吴、蜀、赵、魏、周、秦各地，就学名僧，切磋学问，获益很多。他在学习中善于独立思考，既遍谒名师，备闻众说，又细细比较研究各家文义的优劣。
经过多年的学习积累、钻研思考，他的佛学修养已有相当高的水平，但水平越是提高，他的苦恼也越是增长，因为他发现各派学说往往互相矛盾，取流传的有关汉译经典来对照，也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这些译籍隐显有异，莫知适从。这一切，促使他发誓西游天竺佛国去问学决疑。他决心以曾经西游天竺的法显、智俨等先辈为榜样，追纵他们的高迹，继承他们的事业。
唐朝初年，玄奘邀集了一批同伴，向朝廷提出出境西游的申请。但当时国内统一战争仍在进行中，时局不靖，国家严禁僧俗百姓越关出境，玄奘等人的申请未获批准。同伴们碰到阻碍，都打了退堂鼓，放弃了西游的打算，唯有玄奘矢志不渝，决心排除万难实现自己的志愿。贞观三年(629年)，时遇大灾荒，朝廷允许僧俗出外逐食。玄奘抓住这一良机，辗转来到凉州(治今甘肃武威)。凉州都督李大亮执行朝廷禁令甚力，关防、烽候皆严密把守盘查，一有动静，便锋镝交加。所以玄奘在这一带只得昼伏夜行，九死一生才度过瓜州和玉门关。此后在茫茫大漠中孑然孤游，有时遇到热风，有时断绝水草，艰难困苦，殆非常人所能想象。曾经有一次四日五夜无滴水沾喉，几死者再三，忽然遇水得救，终于奇迹般地脱险来到伊吾(今新疆哈密)。
刚好高昌国有使者在伊吾，遂将玄奘抵伊吾的情况汇报给高昌王。高昌王遣使隆重迎接玄奘，优礼供养，并再三挽留玄奘留居高昌传法。玄奘誓死不改西游取经的初衷，深深感动了高昌王。高昌王与玄奘结为兄弟，赠给大量金帛，并派人护送他西行。得此援助，玄奘此后的旅途情况有所改善，不过仍然经历了过雪山的酷寒，以及路遇劫贼的危险，幸而都被他坚强的意志和毅力所战胜。
在艰危中，玄奘从未中断随处学问。进入印度境内后，更是到处礼拜佛迹，寻师问道。不管大乘、小乘、空宗、有宗，但见有高行僧夫，造诣深厚者，皆停留请教。如此边学边行，及至来到摩揭陀国那烂陀寺时，玄奘对大小乘的经、律、论三藏都已有相当深的修养了。他自贞观三年发自长安，到达那烂陀寺时已是唐朝的贞观六年(632年)，途中足足走了3年有余。
印度寺院千千万万，那烂陀寺规模最大，也最壮丽辉煌。寺中常住僧人和前来问学进修的客僧常在万人以上。在这里，僧徒们学习的内容很广泛，举凡大小乘的各种经典，爰至俗典《吠陀》等书，因明、声明、医方、术数等专门学问，都有人研习。其中通解经、论20部的有1000余人，通30部的500余人，通50部的在玄奘到来之前已有9人，后来加上玄奘，共为10人。它实际上是戒日王治下一所巨大的佛学研究院。主持寺院的是一代宗师戒贤法师。戒贤博览佛藏，德高年长，是印度佛教的著名领袖。大家尊崇他，都避其名不呼，只尊之为“正法藏”。戒贤的主张属大乘有宗，依据的经典主要是《瑜伽论》。玄奘投在戒贤门下，一见如故，师生感情极深，专诚学习《瑜伽论》。
玄奘在那烂陀寺一共学习了5年。其间系统地听习《瑜伽论》3遍，《顺正理论》1遍，《显扬圣教论》、《对法论》1遍，《因明》、《声明》、《集量》等论各2遍，《中论》、《百论》各3遍。其他一些重要经论已在他处学过，在此只是进一步解决一些疑难问题。此外他又兼学婆罗门书。优越的环境，加上玄奘天资聪颖，勤奋努力，使他大大加深了佛学造诣，还掌握了逻辑学、文字学、音韵学等广博的文化知识，为他以后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屡摧强敌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那烂陀寺的学习方法主要采取讲座的形式。这种讲座由一人主讲，众人发问，辨疑析难，往往成为气氛热烈的辩论会。玄奘在学习过程中深得戒贤法师的信任，曾多次奉命为学众讲解《摄大乘论》、《唯识抉择论》等重要经论。这一方面锻炼了玄奘的口才，同时也促使他对佛学理论作了更系统深入的思考。他曾著《会宗论》会通大乘学派内各家精义，可以说就是他多年学习和主讲结出的硕果。卓越的口才和理论探索的巨大进展，当然也是在思想斗争中连连获胜的重要保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信非虚言。
系列的成就使玄奘的声誉直线上升。曲女城大会成功之后，他更受到诸国王和广大僧俗的钦敬，供施极厚，生活优裕。但玄奘在功成名就之后，不是沉浸在成功的欢乐之中，也不留恋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却格外惦记着祖国佛教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一想到中国佛典尚不完备，译经质量参差不齐，诸家各擅宗途。成为佛教发展的重大障碍，他就恨不得飞越关山，回国贡献自己的所学。他向戒贤法师和戒日王提出了回国的要求，坚决谢绝了诸国王和法侣们的苦苦挽留，满载着经卷、花种和印度人民的深情厚谊，重上征途，跋涉归国。
贞观十九年(645年)春正月，玄奘经西域回到唐都长安，受到祖国的热烈欢迎。当时唐太宗为东征高丽，已进驻洛阳。行前他已接到玄奘即将返抵长安的报告，特命京城留守、宰相房玄龄隆重迎接玄奘。这一天，有关官员远迎玄奘到都亭驿安顿住下。次日，举行了盛大的仪式，送玄奘至城中弘福寺。全城的寺院和僧侣都动了起来。诸寺出动了所有的幡帐、幢盖、宝案、宝□，排列于自朱雀大街至弘福寺的路侧，僧尼们穿着一新，列队送玄奘及其带回的经、像、舍利前行。一路上吹吹打打，梵乐不断。都城士庶和文武官僚分立两旁，数十里间香华缤纷，烟云缭绕，赞响彻天。长安城里万人空巷，争相欢迎和瞻仰载誉自佛国归来的大和尚。
不几天，玄奘至洛阳面谒唐太宗，向太宗汇报了往返天竺的经过，详细介绍了在西域和五印度的见闻，包括自雪岭以西直达印度境内的几十个国家的物产、风俗、历史、佛迹等多方面的情况。这些情况都是往昔张骞、班超所未闻见，《史记》、《汉书》没有记载的珍贵资料，引起了唐太宗极大的兴趣。他十分高兴地夸赞玄奘的学问和风节，认为超过了西晋名僧释道安；要求玄奘将在西域至印度各国的亲身见闻情况著成一书，供有关人员学习、参考。
唐太宗还感到玄奘器局宏大，识见高远，有宰相之才，力劝他还欲为官，共理天下。但是玄奘献身佛教，矢志不渝，所以坚决谢绝了唐太宗的劝请，反而请求太宗让他到嵩山少林寺去译经。唐太宗见他志坚意决，也就批准了玄奘所请，只是把译经的场所定在长安弘福寺。
当年三月，玄奘就回到长安，住进弘福寺着手组织译经工作。那时的译经，照例要有规模巨大的译场。除主译者外，要有证义、缀文、笔受、书手等多种人员协助。玄奘本人是佛学泰斗，其译经事业又受到皇家的重视和支持，因而国内的佛学英彦几乎都参加到他的译场中来了。例如参加证义的神昉、神泰，缀文的道宣，字学的玄应，笔受的窥基，都是佛学界的凤毛麟角，千古有数的人物。神昉后来成为玄奘的四大弟子之一；神泰著有论疏多种，流传至今；道宣是律宗的开山祖师，又是著名的佛教史和佛教文献专家；玄应是音韵学大师，著有《众经音义》；窥基协助玄奘创建法相宗(又称唯识宗)，论著极丰，号称百论疏主。在玄奘的领导下，这些大师们齐心协力，孜孜不倦，每年译经多达数十百部，而且经义准确，文字雅训，堪称千古独步。
译经是玄奘归国后毕生致力的事业。他最早在弘福寺译经，后来又先后在慈恩寺和积翠宫、玉华宫译经，直至麟德元年(664年)临终，仍扶病开译《大宝积经》。一生共译出重要经典74部，1335卷。他对待译经的态度极其严肃认真。在慈恩寺译经的时候，又担任着慈恩寺的上座(为一寺最高宗教负责人)，事务极其繁忙，但对译经工作毫不放松，每天自立翻译进度，若白天事忙不能完成任务，定要在晚间继续译完，而又不误领导寺院做法事和教授弟子。每天晚饭后，总要抽出两个时辰(相当于现在四个小时)讲论新译经论，解答学众提出的种种问题。入夜以后，本寺弟子100多人纷纷前来请教，玄奘都一一耐心细致地予以解答和指点。此外还时时抽空与寺中大德僧人研究西方圣贤创立的各种理论，评述诸部异同，并过问来寺中游学的外寺年青僧人的情况。实际上他把译场办成了以译经为中心的佛学院。他边译经边讲学，让弟子们参加译经来锻炼他们，又通过及时对弟子们讲论所译经论来引导他们掌握佛学基本理论和各种新学说。玄奘的弟子们以后在佛学上各有建树，与他们在译场受到的教育和锻炼是分不开的。
玄奘归国后致力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创立新宗派。中国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只有学派，尚无宗派。陈末隋初，一些学派开始向宗派转化。到了隋代，已经有天台宗、三论宗、三阶教等宗派成立。这些宗派的主张，与玄奘在印度那烂陀寺戒贤法师处学到的那一套有所不同，在玄奘看来，都是非正统的，他决心自创一宗来弘扬自己从印度直接承传来的“正宗”思想。
玄奘所要弘扬的“正宗”思想就是唯识思想。他在印度游学时对此下的功夫最深，归国后译经工作也主要以介绍唯识思想为中心。早在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他就译出了唯识思想根本依据之一的《瑜伽师地论》100卷，并在宫廷奏对时扼要地向唐太宗解释了此论的大义，使唐太宗深为折服，令秘书省书手抄写新译经论成九本，分颁雍、洛、并、兖、相、荆、扬、凉、益等九州，俾其辗转流通，让天下信众都了解和遵奉此一经论的教义。其后，玄奘又把印度唯识系十大论师的著作，糅译成一部总括各家精义的《成唯识论》，作为他在中国创立法相宗的根本大典。他和他的得意门生窥基分工合作，他自己进行组织领导、译经授徒；窥基秉承师说，从事著述，写出大量论、疏阐述唯识思想的基本理论。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创立了唐朝第一个佛教宗派唯识宗(或称法相宗)。后人称玄奘为唯识宗的开创之祖，窥基是守文述作之宗。
玄奘还出色地完成了唐太宗交待的任务，撰成了《大唐西域记》12卷。这部书详细记述了唐帝国西北边境至印度的疆域、山川、物产、风俗、政事和大量佛教故事和史迹，至今仍是研究西域和印度古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民族关系等问题的珍贵文献。这部忠实记录玄奘艰苦历程亲身见闻的杰作，是由玄奘另一弟子辩机根据玄奘的口述(一说玄奘写出了初稿，或玄奘提供了原始的记录)整理编撰而成的。辩机有文才，玄奘就把这一重任交给了他。这也是玄奘对弟子量才受任的典型事例。
受到玄奘伟大人格和渊博学识教益的，不但有广大的僧侣，也有不少世俗官僚士大夫。永徽二年(605年)，瀛州刺史贾敦颐、蒲州刺史李道裕，谷州刺史杜正伦，恒州刺史肖锐等朝廷大吏，就趁进京朝见的机会，相率参见玄奘，接受指导。玄奘为他们授菩萨戒，勉励他们事君尽忠，临下慈爱，并为他们详尽讲解菩萨行法。这些人本来就钦敬玄奘的为人，见面聆教之后，对玄奘更加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后来称赞玄奘收至文于百代之后，探玄旨于千载之前，把玄奘比作光照万物的日月，自比为仰照怀恩的向日葵。由此可见玄奘精神感人至深，也说明玄奘不仅是佛门良师，也是一代天下师表。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二月五日夜，玄奘因积劳成疾，在其最后译经之所玉华宫翻经院溘然辞世，享年63岁。噩耗传出，皇帝震悼，僧俗悲惜。下葬之日，弟子数百人哀号动地，京城道俗每天有数百上千人奔赴哭泣，500里内京邑及诸州官民前来送葬吊唁者达100多万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人的生死如此牵动千百万人的心，实在是屈指可数的。
玄奘逝世已经1300多年了，但是他的巨大影响却经久不衰。他不但作为一位佛教宗师，也作为伟大的旅行家、学者，中印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永垂史册。他为信仰和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将永远在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长河里大放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