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之惑
叶小文
现代化改变着人类。无论东方西方，无论是已“后现代化”还是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难题——信仰危机。
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常常以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导。一个民族的衰落或覆灭，则往往以民族精神的萎靡为先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在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实现，现代化则要靠体现民族精神的信仰力量坚实支撑和强力推动。
现代化进程中的“信仰之惑”
现代化推动全球化。经济正融为一体，空间距离在减少，生活水平在提高。可是：我们居住在新的、但却污染着的环境之中。我们的食品色香味俱佳，但却充满添加剂或转基因；各种各样好工具使生活变得既便利又复杂，无处不在的通讯网络，快速更新的电器电脑，眼花缭乱的电视电影，使生活既丰富多样，又复杂多变；人类总体绝对生活水平在日趋提高，相对差距却在日趋加大，绝对贫困化仍在蔓延；人类的总体平均寿命在生命科学的进步中延长，但个体感受的不幸和痛苦却在同步增加；人们跑得更快，声音传得更远，看见的东西更多，移动的幅度更宽，变成满身都是机器的血肉之躯，可精神却缺少关照；人们拥挤在高节奏的、充满诱惑的现代生活中，人心却没有片刻安宁。欲望在吞噬理想，多变在动摇信念；心灵、精神、信仰被抛弃，被物化——物质的发展，让心灵迷失。
当代西方社会在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上帝之死”带来了信仰迷茫和精神焦虑。
当代中国社会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远离崇高”和“信仰缺失”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一方面，人们的文化消费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特征更加明显，求知、求乐、求美的愿望更加强烈，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监督意识不断增强。另一方面，我国思想道德领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现象，诸如一些人理想信念出问题，一些腐朽落后的思想文化沉渣泛起，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抬头，部分社会成员思想道德失范，有些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
现代化带来了“迷心逐物”的现代病。人失落了信仰，也就失落了对自身存在意义的终极关怀。无论社会怎么发展，无论经济怎么繁荣，如果放弃了对崇高理想信念的追求，大家都心浮气躁不思进取，心烦意乱不知所从，心高气盛欲壑难填，社会不能和谐稳定，发展又如何协调持续？
现代化改变着人类。无论东方西方，无论已“后现代化”还是在努力实现现代化，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难题——信仰危机。
市场经济冲刷“敬畏”之心
现代化是市场经济推动的。市场经济包含着以强调人的独立性和自我价值为特征的伦理精神和道德要求，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建立在“自由、平等、所有权”的前提下，产生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维度，即，尊重、诚信、守时、互利、效率等相关内容。在人的独立性基础上形成的主体利益意识、自主自立意识、竞争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促进了人的个性、能力的自由和多方面的发展，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巨大的解放和推动作用。但市场经济中的道德调节有明显的局限性。
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分辨善恶，市场可以容纳各种各样对整个社会来说极不道德的交易，如开设赌场、卖淫等等，这些完全可以和“自由、平等、所有权”的原则相吻合。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规定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或不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双方自愿交换，平等互利，这与市场经济原则并不相悖。同样，一些人把名誉、良心、权力和官位等当做商品与金钱进行交易，只要占有者愿意，都可以同货币相交换而商品化。市场经济的互利原则，实际是各方无意识的一种结果，是各方“自私”利益相互制约的结果，是“看不见的手”达到社会经济的“自然平衡”。但问题是，市场经济本身不存在产生利他占主导地位的道德机制。等价交换和平等互利原则是在力量对比和利益争夺的竞争中得到贯彻的，虽然市场机制和法制的完善能够有效地抑制过度的利己行为，但不可能消除产生这种行为的可能性。主要靠驱动个体利益运行的市场经济机制，不会自动产生为社会整体利益着想的道德意识。例如，市场经济本身只关注资源配置的最佳有效方式，却缺少对资源贮存和来源的合理考量。盲目开采、掠夺性的能源攫取、无节制的资源浪费和不负责任的环境污染，造成当今人类日趋严重的“生态伦理问题”。
毋庸讳言，当前存在的信仰危机，其形成主要肇始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过度追逐物质利益，人的发展片面化，忽视或无视信仰和人生价值。有些人便会远离崇高，随顺世俗；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导致泥沙俱下，价值模糊；社会上的各种不良现象和社会问题，导致是非难分，荣辱莫辨；而信仰、道德教育虽有好的“顶层设计”却难接地气，给人以“两张皮”的老套虚空之感，在耀眼的金钱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而信任危机的蔓延，让传统道德在市场经济面前遭遇尴尬。进入市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字当头，“信”也低头，熙熙攘攘，信仰没了！
市场经济自身解决不了信仰危机问题。历史告诉我们，理想信仰会使人趋于高尚，会化为推动国家富强、民族兴旺的激情与能量。但当下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却让中国社会悄然出现从理想主义到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的转换，价值多元也令信仰变得模糊。“一切向钱看”的风气不断消解着人们心底的神圣感。
实现现代化就要发展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趋向不断追求物质利益，实现物质利益最大化，难免不断淡化和冲刷人们的“敬畏”之心——一切信仰得以建立和巩固的支柱。
宗教信仰却正是在“敬畏”这条上，有其所长。所以，面对市场经济中不断加剧的信仰危机，很多人都把目光投向了宗教。亚当·斯密主张要让企业家的血管里“流着道德的血液”，而“在矫揉造作的理性和哲学时代出现很久以前，宗教，即使它只是最为粗陋的形式，便已经颁布了道德规则”。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则强调“新教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要导致资本的积累”，“宗教禁欲主义的力量……提供了有节制的、态度认真、工作异常勤勉的劳动者”。教徒以世俗职业上的成就来确定上帝对自己的恩宠并以此证明上帝的存在。于是创造财富成了一种神圣的天职，世俗经济行为的成功不是为了创造可供享受和挥霍的财富，而是为了证实上帝对自己的恩宠。
我们不妨从他们的研究中得到启示：宗教信仰中的“敬畏”之心可鉴。
人类精神的自律
人如果在金钱面前什么都不管不顾不怕不敬了，人就病入膏肓了；社会如果利令智昏恬不知耻肆无忌惮之徒比比皆是了，社会就危在旦夕了！如果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大行其道，整个社会的健康肌体就会被侵蚀和损害。一个国家，什么时候也不能没有精神支柱。一个民族，缺什么也不能缺道德诚信。金钱的泛滥能使信仰沉睡，官场的庸俗能使理想失色，市场的失信能使社会畸形。信仰的动摇是危险的动摇，信念的迷茫是最大的迷茫，理想的摇摆是根本的摇摆，思想的滑坡是致命的滑坡。在信仰的荒漠上，立不起伟大的民族。
再放眼全球来看，今天的生态性、社会性的灾难很多都是人类自身的失范造成的。如贫困、饥荒、疾病、腐败、战争、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人口膨胀、恐怖袭击、邪教肆虐、黄赌毒、自然灾害等等，都与人类的无休止活动密切相关。这些情形的背后，更深刻的根源则是现代人思想观念上缺少了敬畏和因果的信仰。
因此，笔者认为应该研究“信仰—敬畏—自律(道德的自我规范)—他律(公德、法规)”这一链条中相辅相成的内在规律，给信仰、敬畏留下发挥作用的空间。马克思认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人之所以能“自律”，是因为人有敬畏之心的“他律”。这个“他”或许看不见却总在你心中。这个“律”可以支配一切而不被一切所支配。“守信”所以能“守”，是因为心存“敬畏”。
人应该不怕鬼神，但不能没有敬畏之心。人可以没有宗教信仰，但不能没有精神信仰，没有“敬畏”。在历史唯物主义者看来，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迫使人们去敬畏、信仰它。这种敬畏，说到底是盲目、不可取的。但历史唯物主义者并不反对人要有敬畏之心、有慎惕之虑、有精神追求。
陈毅诗云：“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和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汝言惧捉手不伸，他道不伸能自觉，其实想伸不敢伸，人民咫尺手自缩。”常有敬畏之感，才能常怀律己之心。常有忌惮之虑，才能常思贪欲之害。常有人民之念，才能常修为政之德。
金融危机要防，信仰危机也不能不防。市场经济要搞，道德准则不能丢掉，“市场社会”不能搞。我们可以从多方面，包括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千方百计去劝导人们建立诚信、纯洁信仰、追求理想，抵御拜金主义的诱惑和冲击。但凡真善美的事物总是相通的，不论它们以东方文化观念还是西方文化观念衡量，都有相同的地方。
信仰者，信，要感恩；仰，要敬畏。信仰的普遍确立要靠榜样引领，譬如北辰，众星拱之。尤其当老师的要为人师表，当干部的首先要戒惧敬畏——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就要常具敬畏之戒。
信仰是民族的根。我们可以没有宗教信仰，但不能总有信仰危机。如何使人从信仰危机中摆脱出来，澄清信仰的真实根基和意义，重塑当代信仰精神，从而赋予人生以真切的意义感和终极的价值关怀，就成为当代人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正如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所说， “人，在发觉诊治身体的药石业已无效时，才能急着找出诊治心灵的药方。”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常常以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导。一个民族的衰落或覆灭，则往往以民族精神的萎靡为先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在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实现，现代化则要靠体现民族精神的信仰力量坚实支撑和强力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