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因明发展历程比较研究

桑吉加

早在唐朝以前，有关的因明思想，就伴随着佛教的输入而传入中国，至唐朝大翻译家玄奘大师游学印度17年归来，把因明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翻译、讲学、传播，当时引起思想界、学术界的重视，并对其进行研习、注疏。而因明的藏传大约从公元八世纪后半叶赤松德赞时期，随着翻译事业的发展传入藏区，至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研究、传承、实践的历史，中间从未间断。本文将通过对汉、藏因明不同的历史发展概况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当前研究因明学的发展问题。

一、汉传因明的传播、发展概略。

1.唐玄奘首倡因明于中国内地。

中国汉族的因明学是随着法相宗(慈恩宗)而成长起来的。但汉文翻译的印度因明学原着远远赶不上藏文译出的因明学那样丰富。早在唐朝以前因明学的思想传入中国内地，从后魏吉迦夜等人译《方便心论》与《回诤论》、真谛译《如实论》，这三部着作均属于古因明系统，是印度比较初期的因明作品。它们的译传，对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一点影响。如《方便心论》译出时，我国天才的文艺理论家刘勰尚在幼年，以后由于他笃信佛理并且最后出家为僧(法名慧地)，当不会不受此书的影响。不过，在唐以前新因明的理论还没有介绍过来，古因明的论着也只翻译了三部，缺乏系统性，因此当时人只能零星地学到一些古因明的知识，自然也就不大可能对因明学有什么阐发①。但是，到了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600—664年)携带六百五十七部梵文经卷，其中包括三十六部因明论着回到长安。在弘福寺致力翻译佛经期间，于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翻译商羯罗主的《因明入正理论》，又于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译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同年，他又翻译了清辨(约490—570年)的《大乘掌珍论》；次年，即公元650年(唐高宗永徽元年)，又翻译了护法的《广百论释》，这两部书是运用因明方法的典范。印度的新因明就这样随着瑜珈行宗而系统地传入了我国②。由于玄奘的传授，经过众弟子的发挥，因明学终于在中国内地开花结果。其首倡之功，应归于玄奘法师。

2.盛行一时的注疏阶段。

在因明学的研究上，玄奘的弟子们写下了大量的疏记，使因明学的研究盛极① 见沈剑英所着的《因明学研究》。

② 同上。

于一时。窥基是玄奘的继承人，他记载玄奘所口授有关古今因明的内容，而着成《因明入正理论疏》，世称“因明大疏”，“大疏”是研究汉传因明者不可不读之书，中国和日本的不少学者都对他作过精心的研究。其时，另有神泰撰有《因明正理门论述记》(今仅存四卷)，文备撰有《因明理门论疏》(已佚)、《因明入正理论疏》(已佚)，文轨撰有《因明入正理论疏》(世称“庄严疏”，今仅存四卷)，净眼和靖迈各撰有《因明入正理论疏》(已佚)。与窥基同时的义净法师(635—713年)由海道赴印游学二十五年，于公元695年携带梵文经典四百部回国。他曾译过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的释论，但义净所译的释论未能完成。另外，义净还译了陈那的《集量论》，这也是一部重要的因明着作，唐代一些疏注如《大疏》，《庄严疏》等均引用过《集量论》的一些话，可惜的是，义净的译本没有能流传下来(现仅存藏文译本)。在义净的着作中，第一次提到法称的名字①。窥基之后，由其弟子慧沼着有《因明入正理论义断》一卷、《二量章》一卷(已佚)、《因明入正理论续疏》二卷(今仅存下卷)等。慧沼在因明研究中颇有独特的见解，因此他的文疏有较高的价值。慧沼门下的弟子们在他的传授下对因明学也有很深的造诣。如智周撰有《因明入正理论疏前记》三卷和《后记》三卷，《因明入正理论疏抄略记》一卷；道邑撰有《因明入正理论义范》三卷(已佚)，在慧沼门人的因明专着中，以智周的《后记》为重要。

因明学在我国唐代前后仅四十余年便盛行一时，其后，随着法相宗的衰落而衰落。宋后至明清五百余年，逐渐衰微，几成绝学。清末在日本发现窥基的《因明大疏》、文轨的《庄严疏》残本、神泰的《理门述记》残本以及慧沼、智周等人的疏记取回并刊印问世，才使因明学的研究有了重要的依据。

3.因明学东渐至朝鲜和日本。

汉传因明随着玄奘及其弟子们的传授和疏解的影响，传到了朝鲜和日本。圆测(613—696年，古朝鲜人，全名圆测文雅)从玄奘受学。在因明学上有一定的造诣，他曾写过《因明理门论疏》一书，可惜此书早佚。由于圆测的传授，经过弟子道征(朝鲜人)、太贤(朝鲜人)的研习，古老的印度因明学经由中国传入了朝鲜。当时从玄奘受学的古朝鲜人(新罗僧人)还有元晓、义寂、顺憬等。

传入日本是经过四代日本学僧之手。道昭(628—700年)为第一传，于公元653年随日本使者入唐。“唐高宗永微四年日僧道昭、定意等十三人来朝。”②道昭回国那年，智通、智达入唐，智通随玄奘“勤恳随待，努力研究唯识等论。”学成回国，为第二传。智风、智鸾、智雄等人公元703年赴唐，为第三传。玄舫为第四传。前三传在日奈良元兴寺传弘，称“南寺传”；第四传在奈良兴福寺传弘，称“北寺传”③。在日本，法相宗由于源远流长，传承不息，所以它的因明着作在数量上后来居上，超过了中国内地。

以上简略地叙述了民国前汉传因明的传播、发展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早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古老的印度因明学传入我国。并对它有了深入的研究，并对古因明的推理形式、辩论法则和法称早期的因明思想有了系统的研究。

二、藏传因明的传播、发展概略。

因明在西藏的翻译、传习和发展随着佛教的弘扬并驾齐驱。至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研究、传承、实践的历史。藏传因明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四个

① 见义净所着的《南海寄归传》及《观所缘论释》。

② 见望月信亨所着的《佛教大年表》。

③ 见《现代佛学》1957年第11期。

阶段：

1.翻译阶段。

这一阶段从赞普赤松德赞时期开始，伴随佛经的翻译输入，同时引进了因明着作。当时所译的因明着作侧重于逻辑，主要由吉祥积(噶瓦贝孜)及尚· 益西德(智军)等人译出，法称的《因滴论》、《观相属论》、《观相属论自注》、《成他相续论》，律天的《因滴论疏》、《成他相续论疏》，陈那的《观所缘缘论疏》，莲花戒的《正理滴前品摄》，胜友的《正理滴论摄义》等因明着作。此外，曲吉囊瓦、空护等译师也有因明译作，曲吉囊瓦除与寂护合译了陈那的《因轮论》外，还翻译了法上的《正理滴论广注》。空护所译有法称的《观相属论》及律天的《观相属论疏》。而陈那论师的《集量论》和法称的《释量论》等重要着作尚未翻译出来。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一批从印度游学留学回来的藏族译师在印度大师的配合下，进行因明经典着作的翻译工作外，建立了传授因明的场所，但尚未形成大规模的辨经院，传习的内容仅限于法称的小论《正理一滴论》。多识教授指出：“这一阶段也可以称做引进阶段，从7世纪下半叶由噶瓦华则翻译法称的《正理一滴论》、《他证可行论》和展巴南喀翻译法称的《关系研究》起，到俄大译师重译《释量论》，开创新因明为止，约经历了三百多年。”

2.再传阶段。

从玛善慧在阿里重兴因明到桑朴寺第六任主持恰巴·曲吉桑盖开创摄类学(有人称《集学》)为止,约经历了一百多年。这一时期又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1)、旧量论时期。

前期以玛善慧为代表，复兴于阿里地区。初由宝贤之徒玛善慧受古格王意喜沃之命，受次将法称的《释量论》第一品自释及天主慧对后三品的所作的注释全部译成藏文。后来，他又翻译了释迦慧的《释量论疏》和《释量论颂》本文及法称的《诤正理论》。他在阿里培养了不少因明学者，他的弟子中最有名的是琼卜扎塞，他根据玛善慧的译本及其讲解也曾写过因明方面的着作，并到拉萨地区传授因明之学。因此可以说玛善慧师徒对因明的再传西藏是有重大贡献的。

(2)、新量论时期。

后期盛于桑朴寺，以俄大译师和恰巴·曲吉桑盖为代表。

A、俄·洛登希热译师(公元1059—1109年)仿照印度中古时期的最大经学院那烂陀寺的体制创办了五部辩经院，使因明与佛学的研习走向了正规化的道路。俄大译师在翻译和传授因明方面有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他潜心研究，最终精通法称量论学说，与师共同校订旧译量学论着，亲自翻译了法称的《释量论》、《定量论》和法上的《定量论疏具证论》、《正理滴论疏》；慧生护的《释量论疏庄严论》；阎摩犁的《释量论庄严疏正确论》、《释量论庄严第四品释》；商羯罗难陀的《成相属论》等。并在桑朴寺任主持期间，培养了大批因明和佛学人才，据史料记载俄大译师在亲传弟子中授徒讲学的高足弟子出了2万多人。

B、后世桑朴寺和整个藏传佛教因明史上享有盛名的是恰巴·曲吉桑盖(公元1109—1169年)。他在因明学方面，与后世的许多藏族学者持不同的观点，从师卓隆巴，精习《量论小疏》，掌握量理心要，翻译并研究法称了的《定量论》，着有《定量论疏》，《量论小疏释》，并以总摄七部量论要义，重新归类，撰成《量论摄义祛蔽论》和自释。有学者认为这也可以算是新因明学派传统的开始期。他从新因明学派的立场，写出的藏族撰述文献中，可以说是最初的论理纲要书《摄量论义》，为后期的《集辩》奠定了基础，为因明辩论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从俄大译师到恰巴·曲吉桑盖师徒(八大狮子之一藏纳巴)，师徒三代重点研习《定量论》，是这一时期藏区研习量论的一大特点。

3.批评归纳阶段。(量论新体系阶段)

这一时期的藏传佛教因明进入了一个空前的繁荣时期。精通十明学科的萨班·贡噶坚赞(公元1182—1251年)认识到这一时期在陈那、法称的经典理论的理解方面存有许多问题，为了得到因明的真髓他从释迦室利受学，其后和释迦室利对俄大译师以前所译藏文因明论着作了认真校订，并第三次校订法称的《释量论》的旧译本，使因明藏文译本更加准确精练。他于萨迦寺首次开讲《释量论》，使藏传量论研习重点从《定量论》转向《释量论》。他在深入研究融会贯通陈那、法称及其后学的量论思想的基础上，以陈那的《集量论》和法称的《释量论》等七部量论为内容，用他自己的认识论和逻辑理论写出了第一部藏人自着的因明论《量理藏论》，批判了形形色色的错误观点，建立了自己的因明理论体系。此书的影响遍及于当时西藏各个佛教派别，为研习因明者所必读。今日学者则有“寻研藏传因明之学，不可不谈《量理藏论》”之说，可见其意义和地位的重要。宗喀巴大师以前负有盛名的大多数因明学家都出自这个(萨迦派)学派，对其后诞生的宗喀巴新学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4.改革创新阶段。

藏传佛教因明到了元末明初的宗喀巴大师(公元1357—1419年)和他的弟子们这一时期，在学术思想上起了划时代的变化。把因明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宗喀巴在前人的许多观点的基础上，深入研究考证，用因明的分析推理方法检验前人的各种观点，决定取舍。就是在这种严格治学的态度下，他和弟子们对前人的学说展开了系统全面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宗喀巴大师在讲授因明量论学说外，自己还着优《量学七论入门》、《量论道编》等量论要着。他的大弟子贾曹杰替他记下了《量论备忘录》和《现量品备忘录》，并且在《菩提道次第广论》等其他着作中零碎地谈到有关因明的重要问题。详细并深入研究因明与内明的关系，提高了因明教育的地位。

他的亲传弟子对后期因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对宗喀巴一派的重理轻经、深入探讨的学风树立了良好的典范。大弟子贾曹杰(公元1364—1432年)的学术仅次于宗喀巴，他以天主慧释文要义，对《集量论》，《释量论》、《定量论》《正理滴论》、《观相属论》，萨班的《量理藏论》等量学经典着作分别作了释析，量论论着达13部之多。第二大弟子克珠杰(公元1385—1438年)对格鲁派势力的形式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十六世纪初确立活佛转世制度时，被追认为班禅一世。克珠杰一生着作甚多，其中因明着作有《因明七论除意暗庄严疏》、《释量理海论》、《现量品注》、《量论解脱道》等因明着作5部。根登珠巴(公元1391—1474年)从小聪明过人，被格鲁派追认为一世达赖。因明着作有《释量论善说》、《量理庄严》。后世学者特别尊崇克珠杰的《因明七论除意暗庄严疏》和根登珠巴的《量理庄严》两部巨着。以上都是宗喀巴的弟子，但在因明方面各具特色，各有所长。

三、汉、藏因明研究之现状。

我国唐代以来，印度近百部因明着作传入我国内地和西藏，汉、藏僧侣学者对其进行翻译、注疏、论着，出版了许多因明书籍；至今，西藏所存的许多因明译本，在印度原文已佚的情况下，以成为全世界罕见或仅有的珍贵文献。(至今在藏文文献中，尚保存下来的因明学作品，从德格版“丹珠尔”典籍中，共计有六十六种。详见杨化群着的《藏传因明学》第298页。)民国以来，谢无量、太虚、吕澂、熊十力、虞愚、唐大圆、周叔迦、法峰、陈望道、陈大齐等因明专家，博才西方的逻辑学、名辨、归纳等方法，与因明互相参照，因明学因此应时代学风而继传不坠。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内因明学研究相当薄弱，到1981年为止，只出版《因明述要》、《因明论文集》、《印度逻辑学的基本性质》(译文)三本书。经过十年浩劫，老一辈因明研究工作者手中的资料已经散失。现在，能工作的老一辈因明专家已寥寥无几，中年因明专业工作者也不少，但能读懂古代因明着作的人不多。因此，汉传因明是当前急待抢救的一个文化遗产。1982年二月初，哲学研究所逻辑研究室、中国逻辑研究会在北京召开了由刘培育教授等7人组成的一个小型的因明座谈会，会上讨论了因明资料的选编工作，并准备在1983年完成《中国逻辑史资料选》“因明卷”的定稿工作。“因明卷”的选编工作是由着名因明专家虞愚、杨化群先生主持的。着名佛学家、因明家吕澂等先生将为因明卷撰写文章。会议还发表了一份对于这门“绝学”在将来的发展至关重要的《座谈会纪要》。专门提出：“抢救因明遗产，推动发展是当前学术界与出版界的一项重要而急迫的任务。”这份材料很快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视，并刊登在其内部报刊《要报》上，呈送到中央及国务院各领导手中，并对这个材料做了批示。就这样，20年前的7个人到敦煌首届因明学术会议的55人，2006年在杭州召开的首届国际因明学术研讨会时的100余人，国内拯救“绝学”的队伍发展庞大起来。

而藏传因明方面，从前后藏、川、康、甘、青藏区到内外蒙古草原建起了上千个大大小小的辩经院，大的辩经院学僧多达五千直七千人(如格鲁派八大寺院)，规模小的也有三五百人。凡有辩经院的喇嘛寺都有大致统一的学制和学科内容。各辩经院都有因明学科，专修因明三至五年，答辩合格将获得格西学位。这些辩经院对因明教育的普及和因明专业人才的培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自俄大译师至今，各学派因明大师的论着难以统计。计仅北京民族图书馆提供的藏族学者所撰因明书目近200本。黄明信先生在《书目校记》中说：“此藏传因明书目尚非全貌，康区诸师之撰述，所缺尤多。”①可见民族图书馆所藏藏传因明书目仅仅是藏族学者所撰量学着作中的一部分。藏族因明学者的因明专着到底有多少，还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古人的论着有待于挖掘整理，现代学者的因明着作还在继续。从现代人的角度看，着作的数量并不算多，藏族的习惯，没有相当高学术地位不着书，对着书资格要求特别严的情况下，就一门学科出这么多着作家和着作，在同一时代恐怕没有哪个民族比得上。从因明原理理解的深度、思路的开拓、推理形式的发展成就来看后期远远超过了前期。宗喀巴学派发展到后期内部又出现了几个不同的学派。在新学派中出现得最晚而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是果芒学派。这个学派的创始人是嘉木样协巴，他以渊博的知识和非凡的才能把因明等“五部”理论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由他推倒的一些定理和经他修改而更趋于周密完善的因三相定义等已成为后来的因明学家遵循的原则。

藏族佛教寺院历来大力倡导研习因明，便成了寺院传统教学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将因明学说作为深造佛学理论的必读课程，其教学方式采用师徒对辩的辩论式教学法，培养出无数闻名于世的佛学大师。直到80年代初，藏传因明的传习开始走出经院，进入现代高等学府。1979年中央民族大学把藏传因明教学搬到大学讲坛，并于1986年开始招收研究生，这是空前的一大创举。在中央民族

① 见黄明信所着的《因明新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大学的影响下，青海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学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等，也都先后开设了藏传因明的教学和研究。这些高校和科研机构，藏传因明的教学大纲、培养目标、方向设计都各具特色，自成体系。现代大学和社会科学机构的参与，为藏传因明的教学与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开辟了更广的研究领域，培养了越来越多有创新意识的人才，促成了藏传因明研究成果的大批涌现，从而把我国的藏传因明研究不断推向高潮。在科研方面，从1980年到2006年，先后出版了一批有关藏传因明的着作、译着和编译。主要有：毛尔盖·桑木旦《因明学入门》(藏文，1981年青海民族出版社)，李建本《初级辨理概论》(藏文，1985年甘肃人民出版社)，色·昂旺扎西《因明学概要及其注疏》(藏文，1985年民族出版社)，多吉杰搏《量理宝藏注·教理曦论》(藏文，1988年中国藏学出版社)，格西次旺《因明七论要点注释》(藏文，1988年西藏人民出版社)，隆务·根敦嘉措《堪庆摄类学》(藏文，1988年青海民族出版社)，杨华群《藏传因明学》(汉文，1990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剧宗林《藏传佛教因明史略》(汉文，1994年民族出版社)，吉美桑珠《因明学的起源及其理论探讨》(藏文，1996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图·乌力吉《阿旺丹德因明学》(蒙文，1997年辽宁民族出版社)，祁顺来《藏传因明概论》(藏文，1998年青海民族出版社)，久美丹切嘉措《辨了不了义论释难》(藏文，1999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洋增普居巴·罗藏次成木仙巴嘉措《因明学入门》(藏文，2005年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祁顺来《藏传因明学通论》(2006年青海民族出版社)。此外，还陆续出版了多种因明古文献的藏译本，如多吉杰搏《古印度因明学选编》(之一，1988年3月民族出版社；之二，1988年12月民族出版社；之三，1989年7月民族出版社；之四，1990年4月民族出版社)。事实表明，这些着作、译作和编译的公开出版，对藏传因明的研究和传习起到了显着作用。而汉传因明传承研习深奥难懂，正如石村先生所说的那样，“离开当时的口语很远，今天更觉得难懂如‘天书’”，把广大读者拒之门外，没有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今天，汉传因明的经典着作只有陈那的《正理门论》和《入正理论》。作为系统阐述因明原理的陈那的代表作《集量论》据说曾经翻译过，但译文早已失传，对汉地的学术界没有产生影响。在《门论》和《入论》中只谈到了一些简单的推理规则和辩论法则，对因明认识论和推理的理论根据均未作详细介绍，因此可以说二小论是陈那早期因明思想学说的一个片段。汉文中不但没有代表印度因明后期学派的法上的大小《合理论》，就连号称因明二祖之一法称的因明七论中的一论都只字未译。而藏传因明翻译的资料比较齐全，因明二祖陈那、法称及其以下二十多位印度因明权威的论着都有译文。

藏传因明这一优秀民族文化遗产只流传在藏民族文化生活之中，没有引起学术界关注的原因在于，国内从事哲学逻辑学研究工作者缺乏这一理论的知识，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和亲身经历的不足，在别的民族当中真正了解藏传因明情况的人士并不多。过去虽然有些人曾写文章介绍过这方面的一些情况，但介绍的并不完备，也很不具体，甚至有些情况与事实并不相符。其次也有些人认为藏传因明是一种理论体系不完备，推理方式落后，实用价值不大，与西方的形式逻辑相比，认为这一传统特质的因明理论毫无逻辑意义，视为纯佛学理论。

而汉传因明在唐朝以后便失传，直到本世纪以来才有一些热心的学者开始重视了起来，进行了一些研究。而唐人对因明的研究也还处在初级阶段，相当于藏传因明的第一阶段，即翻译和文字注释阶段。如今的研究虽然有有一些进展，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资料的限制，研究的范围也仅仅局限于推理规则部分，未能从因明理论的全方位开展研究。

藏传因明是一种富有藏民族文化特色的新兴的逻辑学说，是一种活跃在青藏高原的现实的文化现象。对这样一种新兴的具有广泛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的逻辑学说，我们应当很好的总结和研究。肯定它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地位，以科学发展观和开拓创新精神开辟这一新的逻辑研究领域，为进一步发扬广大因明学说作出贡献。

综观以上所述，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长期以来，各具特色的汉传因明和藏传因明的相互交流、探讨还不够，甚至是非常缺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我国一些学者致力于汉、藏因明的学术交流活动。这种交流活动非常必要。通过交流，可以取长补短，丰富因明的内涵，推动因明的发展；通过交流，可以使汉、藏因明学者全面了解汉、藏因明的历史与现状；通过交流，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因明的本质，进而让因明更好地发挥提高人们思维水准和认识能力的作用；通过交流，对增进汉、藏民族因明学者的团结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我们应当提倡：汉藏因明学者高僧共携手，规划我国因明发展之未来。要继承并发扬因明这一学科的话，采取以下几点措施比较妥当：

重视翻译。培养梵藏汉三文兼通，至少要精通藏汉两种文字和语言的后备人才；定期举办因明培训班；吸取寺院研习因明教学的经验；开展因明课题研究；出版因明刊物；撰写因明普及读物。

参考文献：

杨化群着《藏传因明学》，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2版。

祁顺来着《藏传因明学通论》青海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版。

剧宗林着《藏传佛教因明史略》(真如.因明学丛书)中华书局出版社。

吉美桑珠着《因明学的起源及其理论探讨》(藏文)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黄明信着《因明新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义净着《南海寄归传》及《观所缘论释》。

沈剑英所着的《因明学研究》。

任继愈着《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73年2版。

刘培育等编《因明论文集》

《现代佛学》1957年第11期。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