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佛学研究之管窥
沈卫荣
一
对世界佛学研究现状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当代佛学研究领域内最有人气、最有成就的一个分支是“印藏佛学研究”。佛教虽然起源于印度，可是印度佛教早在十三世纪初就已消亡，用梵文记录的大乘佛典保存下来的不多，所以重构印度佛教及其历史绝无可能仅仅依靠印度本土的数据来完成。而藏传佛教包罗了印度佛教的所有传统，其密教修法更远远超越了印度原有的传统。对藏传佛教的研究可以被用来复原、重构已经失落了的印度佛教传统，所以当今世界佛学研究即以印藏佛学研究为主流。
千余年来，藏传佛教备受外人误解、歪曲。东、西方人都曾称其为“喇嘛教”，诬其为“妖术”、“鬼教”。事实上，藏传佛教之三藏、四续深妙不可测，乃现存所有佛教传统中的奇葩。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藏文大藏经收录了4569部佛典，包含了绝大部分印度佛典、特别是后期大乘佛典的完整翻译。藏文本身乃参照梵文人工制定的书面语言，语法和构词方式贴近梵文。早在九世纪初，吐蕃译经高僧就专门编制了正字法字典和语汇手册《翻译名义大集》，确保了书面语言的规范化。藏文佛经翻译常有流亡的印度学问僧加入，使其质量得到了可靠的保证。所以，藏文成了今天研究印度佛教者必须掌握的语言工具，人们通过藏文翻译来重构梵文原典，理解佛教原典的微言大义。从佛教教义的角度来看，西藏历史上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佛教学者如俄译师罗丹喜饶、萨迦班智达、布敦、龙青绕绛巴、宗喀巴等，他们于阐发印度佛教教义，特别是在因明、唯识和中观哲学上取得的成就，决不逊色于任何汉传佛教的高僧大德。对他们的著作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印度佛学原理。再从藏传佛教最显着的特征，即其密教传统来看，西藏人以此为丰富世界文明做出的最大和最特殊的贡献。见于现存藏传佛教文献中的五花八门的藏传佛教密修仪轨是重构印度古老的密教传统的最重要的资源，只有对藏传密教作深入的研究，才有可能将古老的印度密教传统的真面目揭示出来。
所有这些构成了“印藏佛学研究”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将印度佛教和西藏佛教作为一个整体研究，追溯其根源、观察其流变，无疑是佛学研究应当采取的正确方向。
二
可是，“印藏佛学研究”的绝对强势，导致了人们对另一个本该受到同等重视的学科，即“汉藏佛学研究”的忽略。将汉传佛教研究与印藏佛教研究割裂开来是目前国际佛教研究的一大缺陷。事实上，印藏佛学研究的进步离不开汉文佛典和汉传佛教研究的帮助。汉译佛典的出现远早于现存的大部分梵文和藏文佛教文献，早期汉译佛经是研究大乘佛教之形成和佛典形成、发展历史的最主要的资料。到七世纪的玄奘，汉传佛教差不多已经完成了汉译佛经的主要工程，大乘佛教的基本经典早都已经不止一次地被翻译成汉文。而此时佛教才刚刚开始传入吐蕃，专为译经而造的藏文也才刚刚开始使用。数量上汉文大藏经远少于藏文大藏经，但它不但包含有较多的早期数据，而且其原本中多有来自西域的“胡本”，反映出别开生面的西域佛教特色。总之，汉译佛经对于研究大乘佛教之成立的价值是无可替代的。即使从事印藏佛教研究，我们也必须从汉传佛教中汲取滋养。
当然，我们倡导汉藏佛学研究绝不是要将汉传佛教研究整合到印藏佛教研究这一业已成熟的学科中去，而是要将汉藏佛学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建设。我们深信汉藏佛学研究不但能对印度佛教研究的深入提供极大的帮助，而且它将极大地推动汉传、藏传佛教研究本身的进步。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藏传佛教经典中有大量不见于汉传佛教中的文献。其中最多的是属于密乘的续典和与其相关的仪轨和论书。密宗于印度的流行开始于八世纪之后，此时汉传佛教的译经高峰早已过去，各大教派业已定型，此前传入汉地的密教以《大日经》、《金刚顶经》为中心内容，属于早期密教之事部、行部和瑜伽部的修法，而属于无上瑜伽部的密集、胜乐、喜金刚和时轮等修法当时没有流传到汉地。后来宋代着名译师施护等人亦曾致力于无上瑜伽密续的翻译，但由于译文质量极差，其中关涉实修的内容又常遭删减，故碍难为佛教行者理解，影响极其有限。与此相反，无上瑜伽密修习却成了藏传佛教后弘期的主流，西番新译密咒的主要内容就是无上瑜伽密续典和仪轨。要了解、研究和修习无上瑜伽密，汉文大藏经并不能为我们提供很多的帮助，我们唯一可以依赖的是藏文大藏经。
从佛教义理这个角度来看，由于印度中观哲学大师月称、寂天和因明学大师法称都是在玄奘以后才粉墨登场的，故其所造宏论大部分没有被译成汉语，见于藏译的中观和量学部释论有二百余部之多，其中绝大部分没有相应的汉译本，中观哲学和因明量学没能在汉传佛教中兴盛自可逆料。然而，上述诸大师的哲学思想在藏传佛教中的前弘期就经寂护菩萨和莲花戒师徒传入而立为正宗，到后弘期又经阿底峡大师推而广之，后再经萨班和宗喀巴等本土大师的阐发，遂成藏传佛教哲学义理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于此我们即可看出汉、藏佛教间的异同和藏传佛教较之汉传佛教的殊胜之处。
鉴于汉藏佛教之间的上述不同，汉藏佛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应该是从语文学和文献学角度对汉、藏佛教文献本身进行对勘、研究。佛学研究发展到了今天，却依然未能解决佛经文本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问题。要使佛学研究建立在一个扎实、可靠的文献基础之上，我们首先应该下功夫厘定佛经翻译的文本。在梵文原典所剩无几的情况下，对勘汉、藏文佛经无疑是揭示汉、藏文译文中出现的种种纰漏，厘定汉、藏文译本的唯一可取的道路。汉、藏译佛典二者的翻译质量有很大的差别，相对而言藏文佛典的质量要高于汉文藏经，可用作厘定汉译佛经文本的参照，通过二者的对勘来订正汉译佛经中出现的明显疏误。但是，藏译佛经也并非篇篇珠玑，译文质量因人而异。在千余年的流传过程中，也出现了种种版本学上的问题，仅仅依靠藏文佛经本身的对勘难以解决问题，同样必须依靠梵文原典或者相应的汉文译本为参照而订正错误。而且，尽管汉译佛经对译同一梵文词汇所用译语往往缺乏一致性，但这种不统一性有时比机械的统一更有助于我们了解译者对其所译佛经的理解。汉译佛经中有时还会插入人称“中国撰述”的东西，乃译者译经时从中国的思想和文化背景出发对其所译内容作的讨论，对汉传佛教思想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此外，汉藏佛经的对勘还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汉文佛经这一种特殊类型的古代汉语文献。汉语佛典是从与古代汉语言、文字习惯迥然不同的印度古典佛教语言梵文或其它西域古文献中翻译过来的一种非常特殊的古汉语文献，其中出现了许多特殊的新创和口语词汇，亦出现了许多与古代汉语文献行文习惯非常不一致的鲜见的语法现象。对于缺乏佛学背景知识和不习惯于阅读佛学文献的人来说，阅读和理解汉文佛教文献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切实有效地解决汉译佛典之新创词汇和特殊语法现象的理解问题，必须将早期汉译佛典与同一经典的现存的梵语、巴利语、藏语等文本进行对比，在吸收汉学与印度学、佛教学、藏学等方面的成果的基础上，对每一部早期汉译佛典中的词汇、语法进行研究。
三
应该说汉藏佛学研究是一门学术门坎比较高的学问，从事这门学术研究的人至少应该兼通汉藏，并具备必要的梵文知识和佛学素养。与此同时，汉藏佛学研究也是一门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学问，它有助于汉藏两个民族加深了解他们之间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促进他们在宗教和文化上的相互理解，培养和建立起他们在文化和情感上的亲和力。
汉藏两个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汉藏佛教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藏传佛教并不只是源于印度佛教，汉传佛教对其传统的形成同样有过巨大的影响。按照西藏人自己的历史传统，佛教是在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分别通过其迎娶的尼婆罗公主和大唐公主两位妃子传入吐蕃的。文成公主居藏时期，既有大唐往印度求法途经吐蕃的汉僧往还，亦有就在吐蕃传法、译经的和尚常住。八世纪下半叶是吐蕃王国的全盛时期，亦是汉藏佛教交流的黄金时期。当时曾出现过像法成这样兼通藏、汉的大译师，为数不少的汉、藏文佛经于此时分别被译成了藏、汉文。尤其为人称道的是，汉地的禅宗曾于此时传到了吐蕃，且深受吐蕃信众的喜爱，几乎所有重要的早期禅宗经典都曾被译成藏文。不幸的是，随着八世纪末“吐蕃僧诤”的发生、九世纪中朗达磨的灭佛，以及后弘期藏族史家对“吐蕃僧诤”这一事件之历史传统的建构，汉藏佛教之间的交流趋于停顿。但“和尚”的影子事实上从没有在藏传佛教中消失，不管是宁玛派的大圆满法，还是噶举派的大手印法，其中都有汉地禅宗教法的影响。自十一世纪初，藏传密教开始通过中央欧亚的西夏、回鹘等民族在汉人中间传播，到了蒙元王朝，藏传密教更进一步深入到中原腹地，汉、藏高僧亦曾合作进行过勘同汉、藏法宝(佛经)这样的大工程。此后明、清两代的皇帝亦多半对藏传密教情有独钟，直到近代，藏传佛教一直是汉传佛教中一个醒目的外来成分。总而言之，汉、藏两种佛教传统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这两种佛教传统的研究作人为的割裂有悖历史真实和学术理路。
令人遗憾的是，今人往往以为汉、藏佛教风马牛不相及，不但很少有人注意汉传与藏传佛教之间紧密的历史联系，而且还曾有相互妖魔化的倾向。我们将系统梳理汉、藏佛教交流史作为汉藏佛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目的就在于提醒世人不要忘记过去。哲人有云“读史使人明智”，历史的教训可以帮助我们理智地去面对和处理今天的问题。
四
尽管汉藏佛学研究今天还是一门受冷落的学问，可对它的追求早已倾注了好几代人的梦想。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流亡中国的爱沙尼亚男爵钢和泰先生就曾发愿要同时利用印、藏、汉、蒙等文字的佛教文献，并借助在北京的藏、汉、蒙古僧众口传的活的传统来重建在印度已经消亡了的大乘佛教传统。他在北京建立的汉印研究所曾得到蔡元培、梁启超、胡适等着名中国学者的支持，聚集了包括陈寅恪、于道泉、林藜光等一批兼通梵、藏、汉的优秀中国学者。其中陈寅恪先生海归前亦曾有过对勘汉藏佛经的宏愿，海归后世事多变，未曾如愿；而林藜光先生此后远赴巴黎，对勘汉藏佛经，成绩斐然，可竟然没有等到海归的那一天就命殒二战后的法都。此后由于敦煌汉传禅宗佛教的古汉、藏文文献的发现，激发了世界各国汉、藏佛教学者对汉传禅宗教法于吐蕃传播的历史的浓厚兴趣，汉藏佛学研究于上个世纪下半叶一度曾相当的活跃。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先生于1952年出版的大作《吐蕃僧诤记》被人称为“当代欧洲佛学、汉学的最高权威”。可是这样的气氛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已不复存在，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研究又重归河水不犯井水的局面。我们今天再提汉藏佛学研究，乃重拾中外几代学人的旧梦。
近年来，中国学术与国际接轨是人们常常谈起的一个话题。可是，尽管中国的佛学研究发展迅速，但由于印藏佛学研究的强势和中西佛教研究在学术方法上的差异，中国的佛学研究尚未能够在国际佛教学研究领域内发挥应有的主导作用。长期以来，从事汉传佛教研究的学者多半从中国古代思想史、社会史的角度来研究汉传佛教，而很少将它与印、藏佛教联系起来研究，佛教征服中国的历史似乎仅仅是佛教汉化的历史。从研究方法上看，汉传佛教的研究偏重于讨论佛学义理及其与儒、道等汉族传统哲学思想间的涵化，擅于作哲学史、思想史式的研究，而印藏佛教研究，特别是欧洲传统的佛学研究注重文献，以语文学研究为主流。这种方法上的差异无疑是造成今日印藏佛学研究与汉传佛教研究两个领域在学术上难以接轨的一个重要原因。打破这种局面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鼓励开展汉藏佛学研究，因为从事汉藏佛学比较研究，中国学者既具有西方学者不可企及的语言、文献优势，亦要求我们较多地侧重于运用西方学术传统中的语文学和文献学的方法。总而言之，作汉藏佛学研究既保证我等中国学者能够扬长避短，有望在较短的时间内作出令人瞩目的成绩，也可推动我们尽快地在佛学研究领域内与国际学术顺利接轨，何乐而不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