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应重新认识“文化力”

应该对现代人类文明的 “失衡”敲响警钟

文化是一种 客观存在，但只有它转化为力量时，才能称之为文化力。这就要研究这种力量与其他力量的相互关系，以及怎样通过这些相互关系作用于社会的进步文化力是“人类的第二个太阳”

池田大作(创价学会名誉会长)：“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是《论语》中的不朽名句。高先生一贯主张“靠文化来复兴人文精神”，思想中一定包含着贵国发展的渊源，及与世界友好和平的关键要素。“文化力”正该是“友好”、“和平”的最大“武器”。

现在，能与您以“联结世界的文化力”为题展开对谈，格外高兴。

高占祥(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您过奖了，我一直视先生为尊长。“文化力”是给予科学进步、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等无限力量的原动力，可说是“人类的第二个太阳”吧。

池田大作：的确，如同太阳光促成植物发芽、成长、开花一样，只有充分发挥“文化力”，才能让人丰富的内发创造力开花。但是，不得不承认现代世界并没有健全地让“文化力”发光。

希望我们能就历史与人类的发展、人生与艺术、人文精神与宗教、教育问题、世界和平等对谈，并期望是一次与年轻读者们共同探索今后世界新目标的机会。

高占祥：与军事力、经济力相比，文化力常常被看低，尤其在现代社会，可以说是被轻视。但是，证明人之为人的证据，就在于文化，现在该是重新认识文化力的时候了。文化的力量改变个人与国家的命运

池田大作：高先生在《文化力》中针对现代人类文明的“失衡”敲响警钟。我猜测高先生指的是构筑人类社会财富、技术的 “物质性”，和道德、信仰等“精神性”之间的平衡吧。我深有同感。

如今，贵国在取得惊人经济发展的同时，正在努力构建一个“和谐社会”。而实现这“融合”、“和谐”理念的基础，我认为非“文化力”不可。贵国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大国”，坚持走和平大道是人类的巨大希望。

高占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文化被忽视了。中国文化界常用一句话来形容某些人对文化的态度：“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只看到经济力、科技力，而忽视了文化力、精神力，恐怕是一种世界流行病。文化不仅仅是力量，也是灵魂，是经济发展、科技发展乃至社会发展的驱动力和牵引力。

池田大作：可以说日本也一样吧。

这让我想起当年与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讨论的内容，即“对于饥寒交迫的人来说，文学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博士说：“为了艺术的真正艺术，同时也是为了人生的艺术。”他又加重语气地说：“文学，是能应付人生种种挑战并战而胜之的人性本能，所以切莫失望，要从正面堂堂向人生的诸恶和困难挑战。”如此说起来，汤因比博士也是一位坚信“文化力”的人士。

高占祥：我的母亲和哥哥、姐姐都目不识丁，是“睁眼瞎”。这使我真切地感到人生没有文化便没有光明。

1935年11月7日，我出生于北京通州一户贫穷的家庭。家中房无一间，地无一垅。母亲生我时已48岁。我出生就没奶吃，虽是个婴儿，但却满脸皱纹。有人开玩笑道：“高家生了个小老头儿。”“小老头”这个丑陋的乳名曾一度压得我在同村的孩子中抬不起头来。幼年时代，有时饿得受不了，就和小伙伴们到荒坡上挖野菜吃，虽然很苦涩，但能充饥。

9岁时我就去了离家一百多里的石景山制铁所做“小苦累”。没日没夜地砸矿石焦炭，抬废铁炉渣。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十岁才开始上小学。然而，因为自幼喜欢读书，六七岁开始，时常读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名贤集》等启蒙读物。书是从街坊家借来的，他们还领着我读，教我识字。

池田大作：虽然不该与高先生比较，我少年时代也苦不堪言。家境不济、战争，疾病……直至成人，终无安心学习的环境，但自己一直努力看书，书是精神伙伴。

话又说回来，您好不容易上小学，又因不得不打工帮补家计而中途退学？

高占祥：是的。我只读过五年小学，幸好，一直努力抓住一切学习机会。是文化改变了我的命运。因此，我真诚地希望用文化的力量改变更多人的命运，甚至还奢望用文化的力量改变国家的命运。文化力是软实力的核心

池田大作：高先生可贵的努力，个中蕴含着“文化力”的原型。这种“文化力”是作为“人的生存力”及“为了他人的生存力”的“文化力”。

佛法上很重视“知时”，即在最深层的次元回应 “众望”——适从民心。高先生倡导的“文化力”，在贵国已成为合“时宜”的思想。文化本身就是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物心两面的成果，是精神遗产。以衣食住为首，包括科学、技术、学问、艺术、道德、宗教、政治等生活形成的样式和内容，深深地牵涉着人的精神生活。

怎样来继承、创造、发展这文化，是当今最重要的课题。

在此，请高先生为日本的读者就“文化力”的定义简明扼要地解释一下。

高占祥：在社会科学领域，定义往往不像自然科学领域那样确切。文化或更如此。先生考问我，让我深思。我想，文化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只有它转化为力量时，才能称之为文化力。这就要研究这种力量与其他力量的相互关系，以及怎样通过这些相互关系作用于社会的进步。

软实力的内容虽很广博，但就其主要内涵来说，可以简括为“五力”，即政治导航力、社会文化力、民众精神力、制度约束力、外交决策力。这些软实力都以文化力为基础，因此，文化力是软实力的核心。正如先生所论断的：联结地球的文化力是中国的发展和世界和平的关键所在。

池田大作：1991年，我在哈佛大学发表了题为“软实力的时代与哲学”的演讲。我特别强调，从军事力、权力、经济力等硬实力转变为知识、文化、组织等软实力，是时代的要求。而能解决问题的哲学，则是东方的“缘起”那样的思想，重视关系性要比重视个别性更多，而且该是综合性的、内发性的。

今天，时代正不断地向着软实力转变。2008年来访日本的胡锦涛主席在与我的会谈中，我们也就“只有和谐社会才是人类该前进的道路”各抒己见。同时，我们也一起展望，通过以青年为焦点的更进一步的文化交流，把人类的心联结在一起。

对贵国而言，从文化力的观点来看，您认为今后该推进的是什么？创立“亚洲文化联盟”

高占祥：和谐是重要的，但和谐不是最终目的，和谐的最高境界是“和合”。和谐出美，和合生力。只有和合力，才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的“超强力”。

和谐社会的建设，实质上就是“人心”的建设。“心和”是和谐社会的基因。应该引导社会秉持一种健康、健全的文化理念和态度。

个人认为，这是一项比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建设更艰巨复杂、更紧迫的战略任务。

池田大作：非常重要的观点。以佛法为基调的创价学会的和平、文化、教育运动，也是始于每一个人的内在的变革，即“人间革命(人性革命)”。只有与发自自身生命次元的革新、精神变革相互动的社会变革，才是持续可能的社会变革。就此，我在小说《人间革命》的前言中写道：“一个人伟大的人性革命，不但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甚至可以转变全人类的宿命。”

一个人的生命所拥有的力量和智慧是无可估量的。为和平、为建设和谐社会，重要的是行动。长年来，我们与贵国深入地开展着文化、教育交流。如此踏实的民间层次的心与心的交流将越显重要吧。

高占祥：我要感谢创价学会及其所有成员，尤其是池田大作先生。你们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开拓者。

在文化交流之中，我最关心的是民间交流。虽然长期从事党政工作，但我始终认为民间交流才是最为本质的交流。它较少受到政府利益、政治偏见和政党意识形态的影响。池田先生堪称是中日交流事业中一位伟大的民间使者。

池田大作：不说我了，民间交流、民间人士交流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嫌多。1974年，继访问贵国之后，我又首次访问了苏联，那时我向柯西金建议：“日本人对俄罗斯文学、音乐很感兴趣，但对苏联这个国家抱有恐惧感。光是政治、经济的交流不能建立真正的友好。让我们广泛活跃地推进民间交流、人际交流、文化交流，增进相互理解。”

高占祥：在国与国的交流中有三条纽带：政治纽带、经济纽带、文化纽带。政治的纽带是飘忽不定的，经济的纽带是时聚时散的，只有文化的纽带是永恒的。两国人民的文化血液能够交汇融合，就会成为凝聚友情的伟大力量。

池田大作：对，国家的主角是人民，没有比扎根于人民之中的文化更强大有力。文化交流是人类的桥梁，是巨大的和平彩虹。

尤其是在文化、历史方面有着深厚渊源的贵国与日本、以及亚洲各国紧密相连的话，我相信一定能够使文化更加成熟和发展。

就此，汤因比博士在与我的对谈中指出：“日本与中国历史性的文化、社会方面的纽带最为重要。”

我认为，文化交流是掀起联结人心的友好“波浪”。在这波浪上，政治之船以及装载在这船上的经济货物都能顺利航运。这也是我与贵国各位领导人会谈的信念。

高占祥：纵观古今，人类的文化不是一座静静的山脉，而是一条流动的长河。只有不同的文化支流相互交汇、相互撞击、相互融合，人类文化才能不断向前发展。

我个人很重视中华文化与日本、韩国、朝鲜、蒙古、新加坡的关系，中国应进一步加强多边的交流与合作。不能任由文化霸权的国家搞单边主义。在文化上要搞区域联合。三年前，我曾主持亚洲文化合作会议，并提出创立“亚洲文化联盟”的设想，就是出于上述考虑。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文化交流的本质是灵魂的交流。当然，如今讲的文化交流更多时候是指文学、艺术、教育、科学、出版，也包括体育竞技和相关的文化产业等等，通过文化交流，走出去，请进来，吐故纳新，取长补短。这样做，不仅能促进人类文化的发展，而且还会增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有利于人类的和平与进步。

池田大作：我的想法与高先生是一致的。长年来，日本有一种倾向，认为艺术、音乐等文化是一部分人的特权。但是，优秀的文化、艺术本应该是人类重要的共同遗产。应让文化回归到人民的手里，我因此创办了民主音乐协会(民音)、东京富士美术馆。

诚如高先生所言，通过接触不同文化国家的绘画、雕刻、音乐等，感触“民族的灵魂”，则能更深入地了解那国人民的心，并能更进一步相互理解，从中产生共感、敬意和相互学习的心意，我相信也可能有人性的新发现。

另外，政治、经济的关系中必有利害关系。它们会因时代的变化而摇摆不定。对此，由文化交流缔结的友谊，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

高占祥：对。有这样的说法：“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以这句话形容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虽然略显悲观，但却具有很大程度的真实性，况且国家利益本身也是堂堂正正的。但是，利益因为是具体的，此长彼消的，所以无永久可言。相比之下，文化交流因为往往不涉及过于具体的政治经济利益，所以，就具有您所说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中日之间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池田大作：日本自古就学习贵国的文化。常说“日中交流二千年”，其多半是日本从中国学习的历程。我们创价学会第一任会长牧口常三郎先生也在距今一百多年前的1903年出版的著作 《人生地理学》中，率先强调文化从贵国传入日本的恩义。

高占祥：您特地用了“恩义”一词，这使我很感动，使我看到先生对历史所怀抱的敬意。如何看待历史，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对曾经发生过的史实则要承认。承认历史，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池田大作：是的。对待历史，既不近视，也不远视，应该正视。

因此，必须了解真实历史、正确认识历史。尤其是日本，绝对不该忘却在当年的大战中对以贵国为首的各国所犯下的种种残暴行为和罪过。

高占祥：正如池田先生所说，中国和日本自古就建立了深厚的关系。最早的传说可以追溯到秦王朝的徐福。到八世纪有鉴真东渡日本，另有阿倍仲麻吕、空海西行中国，此类故事甚多。

我印象很深的是，无论古代向中国学习，还是现代向西方学习，日本始终坚持自己的文化理念，也就是所谓的“和魂汉材”吧。这种文化的自主性很值得中国人学习，任何一个民族也不能“虚心”到丢失自己的地步。

池田大作：多么宽宏大量啊。您现在所说的这番话，正是日本应该学习的。诚如日本大肆流行过的词语“西方化”、“崇洋”，对日本传统文化、传统精神的不断消失一直抱有危机感。

不过，在对这方面加以留意的同时，两国青年共同相互学习，携手前进将越显重要。两国人民之间建立永恒的友谊是关键所在。

高占祥：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句话说得很高明：人与人、国与国在相处时，要将心比心。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千万不要强加给别人。这不算苛求，应该都能做到。而且这种说法不是耳提面命，而是柔性的劝说。有人认为这是人类的普世价值，我赞同。

池田大作：是啊，孔子的这句话也是我恩师非常重视的一句话。基于这句话，恩师又教训青年说：“利于人者，汝施于人”。

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行动是信赖和友情的起点。

高占祥：中日之间，如果事事能够想到、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很多麻烦就没有了。与您三十年的往来，我深切体会到了友情的珍贵、力量和快乐。与人交往，要恪守“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之道。这是处世最应注意的事。

编者按：池田大作，国际知名的佛教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高占祥，着名诗人、书法家、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两人一个82岁，一个75岁，友谊长达三十多年。1979年4月，以高占祥为团长的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代表团访问日本，造访创价大学，池田大作热情接待。两人共同栽下赞颂周恩来夫妇的两棵樱树，命名为“周夫妇樱”。1992年池田第八次访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高占祥代表文化部授予池田大作 “文化交流贡献奖”。2009年10月，中华文化促进会授予池田“终身国际顾问”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