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

　　我的治学经历颇为曲折。我原本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后来却转向了抽象世界，改治语言和逻辑，这是过去严酷的政治环境所使然。在“文革”中，为避祸我自毁了多部文学作品和文学研究的手稿，自是痛心之极!但是在那个极“左”思潮猖獗的年代，那些手稿一旦被造反派抄走，经过他们上纲上线地歪曲，

　　“莫须有”的罪名便会落到我的头上。

　　“文革”革掉了我的文学梦，所以我决心远离文艺这个“阶级斗争的晴雨表”，以求自保。后来我总算是走出“牛棚”，跻身于“文革”后期“复课闹革命”的行列，从此改行搞起了语言和逻辑的教学，并且开始涉猎印度逻辑，尤其是因明。但因明毕竟是佛家逻辑，带有一点宗教色彩，所以我只是从图书馆借来书闭门研习，从不与外人道，遇有疑义，亦无处可以请益咨疑。

　　我真正开始研究因明，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1976年春我第二次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在劳动的后期，突然传来“四人帮”倒台的喜讯，真是“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当年杜甫听到安史之乱终于平息时的那种极度喜悦的心情，我亦真正地领略到了。从“五七干校”回来以后，我即注入较多的时间来研究因明，后来我又从专营旧书的上海书店买到尘封已A的多种因明旧籍以及比较逻辑一类的书，更增益了我对因明的了解。至1978年，我已将研习因明的心得整理成《因明学概论》一稿(后来正式出版时更名为《因明学研究》)。

　　二、际遇

　　1979年8月，首届全国逻辑代表大会在北京通县召开，逻辑界的名宿皆来与会，盛况空前。我当时提交的就是《因明学概论》的打印稿，此稿受到与会同仁的关注，我也因之被推举为中国逻辑学会的理事。

　　会后我又重新修订了书稿，但书稿在谋求出版的过程中却经历了挫折。前后拖延了将近五年，至1983年才有了转机。那时王元化先生正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的总编辑，计划编一套《中国学术丛书》，他对因明研究甚为关注，就将拙著列入该丛书。我也将《因明学概论》易名为《因明学研究》，这乃是拜商务印书馆某编辑之所赐，因该编辑对“概论”二字颇有微词，我就只得改称“研究”了，只是少了一些自谦的意涵!

　　《因明学研究》于1985年5月正式出版，是这套丛书中出得最早的一本。这是我的一大际遇，其背景是改革开放已进行到第七个年头，人们已从极“左”年代的政治枷锁和思想桎梏中逐渐解脱出来，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青睐。所以这套丛书陆续又出版了熊十力的《佛家名相通释》、吕思勉的《先秦学术概论》和《中国民族史》、柳贻徵的《中国文化史》

　　(上、下两册)、伍蠡甫的《名画家论》等，都是一些享有盛名的前辈学者的传世名著，拙著能忝列其中，

　　自是莫大的荣幸，也说明这套丛书具有不拘一格的开放度，这也是时代观念更新的结果，改革初期余毒犹存的那种局面已一去不复返了。

　　《因明学研究》出版以后，受到各方的关爱：如此书于1986年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1991年，我国台湾编纂《中华佛教百科》时，从此书中采撷了数万字(经我同意授权)：1994年，台湾智者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繁体字本(经我同意授权)；1996年，东方出版中心重印此书(连同第一次印刷，印数达17500册)；2002年，东方出版中心又出版了此书的修订本。这都是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才能出现的事情，要在过去，这种纯学术的冷门著作连出版都难，更不用说评奖、再版和两岸交流之事了。

　　三、垦荒

　　随着国家的发展，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我们的治学条件和生活环境均大为改善，得以心情舒畅地从事研究和著述。而且对因明深入研究以后可以发现，其有待开垦的荒地很多，需要投入相当多的精力去做，要不惜耗时费力才能成其一隅。所以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原则，就是抓大放小。顺着既定目标走下去，尽量不要为一些具体问题的争论而分散精力。准此，多年来我主要致力于下列六个项目的研究和著述：

　　1、 译解《因明正理门论》

　　《因明正理门论》是印度中古逻辑之父陈那创立新因明的奠基之作，是汉传因明的基础文献。但是这样一部重要论典，由于文简义奥，历来解者不多，且散佚几尽，今唯存神泰《因明正理门论述记》残卷一种，释文至“倒离”止，以下佚失，仅存五分之二左右。民国时期丘檗曾作过《校疏》，然较简略，少有影响。1988年，为了给研究生开“《因明正理门论》研究”这门课，我用了年余时间写出了《因明正理门论译解》，后来收为《佛家逻辑》的下卷(上卷为《佛家逻辑论》)。拙著《佛家逻辑》由北京开明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嗣后，台湾商鼎文化出版社将此书列入“佛家名著选刊”，于1994年印行了台湾版(事前经我同意授权)。2007年我又应中华书局之邀，将《因明正理门论》从《佛家逻辑》一书中抽出来，

　　重加修订，补写了导言，单独成书(《真如·因明学丛书》之一)。

　　2、主编《中国佛教逻辑史》

　　印度的古因明早在东晋末即已译传至我国；唐代时，玄奘又译传了陈那的新因明，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至宋代，汉传因明衰落，而藏传因明崛起，成果璀璨；民国时期，藉着一些因明文疏从日本取回重印，汉传因明的研究终于复苏再兴。但是这一历史以往缺少总结，所以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即计划着编撰一部《中国佛教逻辑史》。然就我而言，难度最大的是藏传因明部分。早在撰写《中国逻辑史·唐明卷》时，我与藏传佛教专家王森先生就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此卷由我担任责任编委，其中我负责写汉传因明史，王老则负责撰写藏传因明史。后来我想请王老在此基础上再加展开，作为《中国佛教逻辑史》的第二编，不幸王老病体日衰，不久即与世长辞!我也曾亲赴拉萨想邀请杨化群先生担纲藏传因明部分，但他那时已中风偏瘫。待《中国逻辑史》被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批准立项不久，杨先生也溘然离世了。最后只能由我们自己来克服编写的困难，由编写组成员姚南强挑起藏传因明的编撰重任。

　　《中国佛教逻辑史》于1992年批准立项，至1998年结项，用了六年时间。此书于2001年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

　　3、译介《遮罗迦本集》第三编第八章

　　《遮罗迦本集》

　　(Carakasamhita)是古印度内科学的一部医书，其中第三编第八章专门阐说论议原则(古印度逻辑和论辩学说)，这是印度最为古老的逻辑文献，与其同时代的佛教逻辑文献则为《方便心论》。《方便心论》早在东晋末年即由佛陀跋陀罗译传来华，而《遮罗迦本集》的逻辑学说则迄未译介。所以我于1998年据宇井伯寿的日译转译为中文，并据《方便心论》、

　　《正理经》、 《正理疏》、

　　《如实论》等古印度重要的逻辑文献诠释和论析遮罗迦的逻辑学说，撰写了三万字的长文，题为《遮罗迦本集的论议学说》。此文最初发表于台湾《正观》杂志第八期(1999年3月)，后又刊于岳麓出版社出版的《戒幢佛学》第一期(2001年)。

　　4、校释唐净眼两种因明疏抄的敦煌写卷

　　净眼乃奘门大德，撰有三种因明著作，其中两种录存于敦煌藏经洞，终于安然度过了千余年。这两种写卷就是《因明入正理论略抄》、

　　《因明入正理论后疏》，由佚名书法高手以草书抄写在一个卷子里。写本保存较为完好，唯草书不易辨识，故此卷虽于清末即已出土，然乏人研究。1986年，日本学者武邑尚邦曾对此卷作过初步研究，并写出释文，但由于我孤陋寡闻，而未能从一开始就借鉴他的成果，却做了许多重复劳动的事!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亦未必一无好处，因为我独立完成释文后再看到武邑氏的释文，就很容易发现彼此释文的长短，从而弃其所短，取其所长，补己之不足。拙释

　　《敦煌藏经之净眼法师因明论疏写卷》由杭州华宝斋书社于2002年公开出版。最为难得的是此书系线装本(一函二册)，十分精美，而且赶在我七十初度之际出版，该社还如期送来七十册赠书，价值堪称不菲。我原以为像这种高价书(定价580元)恐怕不会有多少人问津的，数年后我到杭州清河坊步行街游览，在街首华宝斋门市部见到陈列的此书，问起销售情况，不意答称已售罄，仅剩这一部样书了，惊讶之余亦感一丝快慰。

　　5、对敦煌遗书中的因明写卷作全面考察

　　净眼《略抄》与《后疏》的敦煌写卷的释文出版后，一些学者(如刘培育先生)建议我对净眼二疏作诠释。但这项工作难度甚大，而且要诠释还必须随文论析、指其长短，我并无把握做好此事，只能试着一步步地去探其幽径。幸亏我对陈那《因明正理门论》作过研究，又对《唯识论》有所涉猎，而且对文轨《庄严疏》和窥基《大疏》等皆所熟悉，终于写出《<略抄>研究》上、下两文和《<后疏>研究》上、下两文，这几篇文章都比较长，每篇约三、四万字，依次刊于台湾《正观》杂志第31期(2004年)、第37期(2006年)、第43期(2007年)、第44期(2008年)。

　　诠释和评析净眼因明二疏的目的总算达到了，在这一过程中，我又确立了新的目标，即扩大审视范围，对敦煌遗书中的因明文献作全面考察。于是我又校点了敦煌写本文轨《因明入正理论疏》卷上残本和《过类疏》断片，并写出二本的释文。在此基础上，我又撰写了《文轨及其<因明入正理论疏>》一文，对《文轨疏》的历史地位、流传和散佚的年代以及《文轨疏》复原等问题作了论述，此文刊于《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1期。在敦煌遗书中，除了上述四种因明写卷外，据我所见，尚有《因明论三十三过》写本、

　　《因明入正理论》写本残卷、

　　《能立能破俱正智所摄》写本残卷三种。以上第一种是学习札记之类，其本身学术性不高，但抄录在《因明论三十三过》之后的《金刚经纂读诵功德记》中却出现了一个时间座标，即此卷乃形成于元代天历元年(1328年)之后，比藏经洞的封洞时间晚了三百余年，故虽属敦煌遗书，却非藏经洞中之物，由此可知，晚至元代中期犹有僧人在研习《因明入正理论》。第二种写本抄录的是因明论典，由于此论定本流传至今未尝佚失，故写本的研究价值亦属一般。第三种写本则是一件古废品，当是宋以后的东西，只能说是信手写来而已，没有什么研究价值。对此我在《唐代因明研究与敦煌因明写卷》一文中均作了概括的论介，此文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6、 校补《因明入正理论文轨疏》

　　在全面考察敦煌遗书中的因明写本以后，我又萌生了一个新的计划，就是重新校补《文轨疏》；文轨所撰的《因明入正理论疏》是唐代因明研究鼎盛期中较早也是卓有影响的一部文疏，但它早在两宋之际即已散佚，流传至日域的《文轨疏》至18世纪后半叶也仅存第一卷了。1933年在山西赵城发现《金藏》，其中有《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一卷，经考证，这就是《文轨疏》第三卷的后半部分。于是南京支那内学院在1934年根据《续藏经》所收的《文轨疏》卷一和赵城本《过类疏》残卷，并辑录善珠《明灯抄》、藏俊《大疏抄》等文献所引《文轨疏》文句，整理成《因明入正理论庄严疏》四卷，这是当时所能达到的比较完备的一个文本，它在因明研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现在，随着对敦煌因明文献的整理，又发现了不少《文轨疏》的佚文，具备了再次校补《文轨疏》的条件，所以我就着手校补工作。首先，我据经录所记，将《文轨疏》按三卷复原，将新发现的佚文依次辑入各卷。其次，校订《庄严疏》辑自《明灯抄》、

　　《大疏抄》、

　　《大疏裹书》等所引《文轨疏》的佚文，并补入一些漏辑的佚文。第三，校勘时遇有异文、脱漏、衍字和错字等，皆选优择正纳入文本，并出校记说明；对《文轨疏》中引用经论之处，则加注释指明出处。我所出的校正和引文出处注释达173条。

　　《<文轨疏>校补》发表于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因明》第一辑(2008年3月)。

　　以上4、5、6项成果最终汇编成…‘书，即《敦煌因明文献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8年6月出版。

　　我研究因明已三十五年，真正出成果的时间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我常暗自庆幸，我遭逢阳九之厄时年纪还轻，还经得起折磨，甚至在自胜的心态下，苦难还有励志的一面，我相信总有苦尽甘来的一日，这正是支撑我在艰苦的岁月里坚持读书积累知识的力量。要是到老了再受难，那才是真苦，很难再有作为了。

　　三十年来我们的国家终于一步步进入万象更新、政通人和的盛世。我们欣逢其时，受益甚多，感受至深。所以我的感怀诗中有句云：

　　“欣逢晚岁多晴日，始得舒眉任笔酬。”我虽然已届暮年，然心态不老，思维犹健，依然乾乾终日，犹欲于有生之年在学术研究上多尽一己之绵力。若能为后人做一些铺路的工作，则是我之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