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中国小说的影响
智海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不断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风民俗中得到生存和发展。佛教思想也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对中国小说的影响尤为明显。在中国各类小说中,都有佛教思想影响的痕迹。佛教对中国小说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佛教促进了中国通俗小说的诞生;其次,许多中国小说中都有宣扬佛教思想的内容;第三,佛教丰富了中国小说的想象世界;第四,佛教使中国小说的故事性得到加强。兹分述如下:
一、佛教促进了中国通俗小说的诞生
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产生,但并没有完整的章回结构和细致入微的情节描写。这时期的小说只是中国小说的雏形。到了唐代,佛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佛教僧侣的讲经活动也十分频繁。为了将深奥的佛教经典教义浅显易懂地传授给广大信徒,于是出现了俗讲和变文两种弘法方式。
俗讲是僧人依经文为俗众讲解佛家教义,启发信众树立正信的一种宗教性说唱活动。俗讲由佛家讲经衍出,讲者尽为僧众,即所谓俗讲僧。俗讲有一定仪轨,维那鸣钟集众;法师、都讲上堂升高座,作梵,念菩萨;说押座;开题,说庄严、忏悔、受三归、请五戒、称佛名等。正式讲经,先由都讲咏经原文若干,法师即就经文敷陈讲解,继以唱辞。一段完了,例以套语催经;于是都讲再咏经若干,次又由法师解说。如此反复,直至讲毕,以解座文结束。俗讲的底本,就是讲经文。敦煌遗书中尚保存有十来种。最为完好者为《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此外尚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
《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 《妙法莲华经讲经文》等等,都是散韵结合,说唱兼行。
讲经文取材全为佛经,思想内容不外佛教的无常、无我、苦空、业惑、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修持戒定慧,以求涅槃解脱等等教义。其中一些作品,以生动的故事情节,叙事、描绘、抒情等手法,广譬博喻,纵横骋说,把深奥的教义转化为生活展示,往往突破宗教藩篱,映照出现实世界,以其浓郁的生活气息,新奇别致的内容,张驰起伏的情节,通俗生动的语言,引人入胜。
唐五代时与俗讲同时流行的民间说唱伎艺尚有变文。变文,或简称“变”,在敦煌说唱类的作品中保存较多。变文的特点是:一、说唱相间,散韵组合演述故事。说为表白宣讲,多用俗讲或浅近骈体;唱为行腔咏歌,多为押偶句韵的七言诗。二、说白与吟唱转换时,每有习用的过阶语作提示,如“……处若为陈说”,
“……时有何言语”之类。三、变文演出,或辅以图画。这从《大目干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的标目以及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画卷开时塞外云”句可知。变文的种类有三种,其中之一是宗教性变文,这类变文通过佛经故事的说唱,宣传佛家的基本教义。但它们与讲经文不同,它们不直接援引经文,常选佛经故事中最有趣味的部分,铺陈敷衍,渲染发挥,较少受佛经的拘束。变文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的想象,曲折的情节,生动的形象,活泼的语言引人入胜。
俗讲与变文体裁的产生,对唐代传奇和宋元话本小说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传奇和宋元话本丰富的想象和曲折的故事情节以及生动的人物形象,都是借鉴俗讲和变文形式的结果。宋元以后,各类说唱文学,若追根溯源,也都与俗讲和变文有血缘关系。变文中的一些故事情节,往往为后世小说所吸收,如《伍子胥变文》故事,在后世《吴越春秋连像评话》、
《春秋列国志传》等演义中,皆成为大关目。俗讲和变文散韵结合的形式,还促进了明清章回小说的产生,我们看《红楼梦》、
《水浒传》等章回小说,常常在每回的开端或中间穿插有简短的诗歌。诗歌内容是对本回中部分内容的总结,散文部分的内容是塑造人物形象和叙述故事情节。可以这样说,假使没有唐代俗讲和变文形式的出现,宋元以后的话本是不会有的:没有话本,章回小说的出现也是不可能的。
二、佛教思想在小说中有大量的表现
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古典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佛教的轮回、地狱、报应、菩萨、天堂等思想观念,常常通过戏曲、小说和民间说唱等形式被灌输到中国广大民众中去。小说在创立之初,被上层人士视为道听途说的轶事,一向被他们所不齿。因此,小说在产生早期往往被人当作“荒诞不经”的故事而受到打压。尽管上层人士瞧不起小说这种形式,但小说却以其通俗易懂、情节曲折离奇、刻画人物极其生动等特点受到男女老少的热烈欢迎。从六朝志怪小说起,经唐人传奇,到宋人话本小说,小说逐步开始频频出现在文学的殿堂上,与历来兴盛的诗词分庭抗礼,并逐渐向重心位置移动。尤其是到了元明清时期,章回小说被引入那些士大夫的文学创作文体之中,并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潮。中国小说至此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在最早产生的志怪小说中,以刘义庆的《幽明录》、干宝的《搜神记》、颜之推的《冤魂志》、吴均的《续齐谐记》、王炎的《冥详记》比较有名。这些小说虽谈鬼神,但由于广泛采纳了佛教典籍中的故事,且其故事本身色彩浓厚,有极强的感染力,因而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欢迎。从这些书中所叙述的故事来看,大多都是些反应善恶报应的故事,并从这些故事的道德层面来劝人尊奉佛教一心向善。同时这些故事的情节也很富有传奇的意味,强烈地影响到之后中国小说的神变、夸张和荒诞等方面修辞手法。
在唐代传奇成为最主要的小说形式。唐传奇虽然不像六朝志怪小说那样来图解佛理,但其中仍残留着深刻的佛教痕迹。当时著名的唐传奇作品中,都表现有佛教思想。如《霍小玉传》、
《玄怪录》、 《续玄怪录》、 《宣室志》等都非常鲜明地再现出佛教中的因果报应和业报因缘等思想。而《南柯太守传》和《枕中记》则更加突出了佛家人生如梦的观念。
在宋元时代,宋元话本中有许多作品直接取材于佛教故事或直接宣扬佛教观念。在这方面表现比较明显的作品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清平山堂话本》和冯梦龙的“三言”、凌蒙初的“二拍”等。在这些话本小说中,有不少作品宣扬鬼魂、冥府,用业报、宿命、轮回报应来贯穿整个故事情节,许多小说的整个结构多充满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
除了在话本中有佛教思想的显露之外,还有很多作品直接以佛教为题材,即使是在反映一般市民生活的作品中也交织着佛教观念。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庵内看恶鬼善神,井中谈前因后果》、
《梁武帝累修成佛》、《五戒禅师私红莲记》、 《明月和尚度柳翠》、
《简帖和尚》等。通常在这些故事情节中,佛教思想始终会成为其中一条暗线,牵引其情节发展,最终反应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层面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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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高峰时期是明清时期的章回小说,在这些长篇小说中,佛教观念不仅揉合在故事情节之中,而且还成为构成小说情节的主要内容,即使是在明清描述世态人情的世情小说中,也处处都有佛教思想的展现。就拿长篇小说《金瓶梅》来说,作品中不仅描写了佛教生活,如吃斋、礼佛、宣卷、斋僧,安排鬼魂出现的情节,而且还体现出佛教的思想情趣。如横行霸道、荒淫无耻的西门庆,就是因纵欲过度而死,显然是遭到报应。
《金瓶梅》的第一回开篇就告诉我们要看破财色,小说中还引用《金刚经》经文说明财色的虚幻不实。原文如下:
“’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见得人生在世,一件也少不得;到了那结果时,一件也用不着!随着你举鼎荡舟的神力,到头来少不得骨软筋麻;繇着你铜山金谷的奢华,正好时却又要冰消雪散;假饶你闭月羞花的容貌,一到了垂眉落眼,人皆掩鼻而过之;比如你陆贾、隋何的机锋,若遇着齿冷唇寒,吾未如之何也已!倒不如削去六根清静,披上一领袈裟,看透了空色世界,打磨穿生灭机关,直超无上乘,不落是非窠,倒得个清闲自在,不向火坑中翻筋斗也!正是:
‘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然后又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大凡看过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红楼梦》、 《三国演义》、 《西游记》、
《水浒传》的人,比较明显的感觉就是随处可见佛教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等佛教思想的痕迹。而《红楼梦》这个书名本身就隐含着人生如一场空梦的佛教观念。全书从开头的关于“色空”的说教,到后来出现的许多人生如梦幻的诗词,再到最后的宝玉出家,可以说贯穿其中发展的主线都是佛教观念。至于作为古代英雄传奇小说的《三国演义》,书中所表现出来的的风云多变,分分合合,输赢不定,乃至王朝更替,生死瞬间,都旨在强调佛家的世事均是无常的观念。这种观念也在这部小说的开卷词中展现无余。词云:“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谈笑中。”被誉为神魔小说之冠的《西游记》,虽是以唐代高僧玄奘取经故事为原型而撰写的,但书中多数故事情节都与佛教有关,而且,小说中的观音菩萨一直是作为孙悟空西行途中遇到灾难时的保护神出现的。而作为大闹天宫的孙悟空,虽然神通广大,但最终也没能逃脱如来佛的掌心,而且还得听从唐僧的指挥,若稍有不从,唐僧就会念诵紧箍咒,使他疼痛难忍。而这其中所体现的也就是佛法无边,降伏一切魔障的思想。
三、佛教丰富了中国小说的想象世界
佛教传入中国,大大丰富了中国小说的想象世界。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无前世也无来世,孔子说: “未知生,焉知死!”庄子说: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佛教传入带来了三世(前世、今生、来世)观念,因果轮回观念,以及三途六道观念。这样就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扩大了。人活着不但要考虑今世,还要考虑前世尤其是来世,今世的善恶是因,种下了来世幸与不幸的果。并用因果报应观念解释人世间许多现象,这样便有了我们上面提到过的《幽明录》、
《冥祥记》、 《冤魂志》等小说。而在佛教中的维摩诘居士和观音菩萨的形象也是在这时开始深入广大民众心中,给之后小说的创作增加了新的题材和内容,具有很大的影响。
在佛教丰富多彩的思想观念影响下,中国小说从中获得了极为丰富的想象力和令人叹为观止的奇思妙想,并给保守封闭的心扉插上自由自在幻想的翅膀,最终创作出如《西游记》那样不朽的文学巨著。
《西游记》是明代作家吴承恩创作的以佛教题材为表现内容的神魔小说。小说自始至终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其中的八十一难、七十二变以及各种神魔的本领都充满了幻想色彩。他们使用的武器法宝都具有超自然的惊人威力:孙悟空的金箍捧净重一万三千五百斤,缩小了可以藏在耳内;
“芭蕉扇”能灭火焰山上的火,缩小了能够噙在口里。而且“一生必有一克”,任何武器法宝都有厉害的对手:孙悟空的金箍棒可以一变干条、飞蛇走蟒一般打向敌人:可是青牛怪却能用白森森的“金钢琢”一古脑儿套去。
“芭蕉扇”能将人掮出八万四千里,孙悟空噙了“定风丹”,就能在漫天盖地的阴风前面巍然不动。这些五花八门、奇光异彩的宝贝,显然是人们为了征服自然或战胜敌人才假想出来的。在这些美丽绚烂的幻想背后,既隐现着朦胧的现实目的。而为了证明这些神物的确凿可信,又相应地神化了使用它们的人物和环境。花果山水帘洞里有孙猴子,枯松涧火云洞里有红孩儿,罗刹女住在风光秀丽的翠云山芭蕉洞,老鼠精却伏在黑气氲氲的陷空山无底洞。这就使神话人物、神话环境和各种神奇的魔法都显得和谐自然。从而构成了《西游记》浪漫主义的基本艺术特征。
又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这部小说主要是讲述鬼狐花妖的故事,其实内容有的是人入幻境幻域,有的是异类化入人间,也有人、物互变的,具有超现实的虚幻性、奇异性。在小说里,幽冥世界的形式化最为明显,很多篇章都赋予阎罗、城隍以公正的面貌。如其在《考城隍·李伯言》中,用地狱作为对人的恶行恶德的惩罚、警告方式。地狱成了人们畏惧的去处。在其《席方平》一章中也极为详细地描述了地狱:冥王益怒,命置火床。两鬼摔席下,见车墀有铁床,炽火其下,床面通赤。鬼脱席衣,掬置其上,反复揉搽之,痛极,骨肉焦黑,苦不得死……其中表现出的想象力可谓丰富而大胆。
虽然在中国传统的文学中也有想象,但无论如何离奇,总有它的现实基础。佛典的想象却全然不同,它把现实世界消融到想象中去。在佛典中,幻想与现实、精神与物质的界限被打通,佛、菩萨与人,出世与入世的世界浑然一体。佛、菩萨、佛弟子以及外道都能变化、具有神通。这一点可谓对中国小说影响甚大。
四、佛教使中国小说的故事性得到加强
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情节生动的佛教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为我国古代志怪和神魔小说提供了丰富的故事来源,加强了中国小说的故事性。我国上古文学作品注意“辞达”,风格质朴,不利于小说的塑造性格多样的人物和构思曲折生动的情节。而佛教典籍则广取譬喻,以寓言、故事来说明教义,往往把佛理融化在华丽奇妙的文艺形式里,取得形象教化的成效。佛教典籍的流传,有利于打破中国小说的博物、逸闻、笑话等传统题材的束缚,为小说创作打开广阔的天地。六朝时佛道盛行,形成了侈谈鬼神、称道灵异的社会风气,从而产生了许多志怪小说。
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有的故事是直接来自佛经的,并在这时的小说里被改写为中国本土的故事,如(梁)吴均《续齐谐记》里所记“鹅笼书生”的故事。有的是印证佛教思想的中国本土产生的故事,如上述《幽明录》等书中大量的记载。南北朝时期,记载因果报应之类故事的小说大量出现,显然与佛教有关。唐代的俗讲与变文,导致了中国白话小说的产生,则更证明了佛教的深远影响。
我国著名文学家鲁迅先生,他也深受佛学的熏陶,他曾对好友许寿裳说过:
“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这正是鲁迅研读佛经的彻悟与心得。他就认为六朝人志怪思想的发达得益于印度佛教的输入,他还指出《续齐谐记》里所记“鹅笼书生”的故事实际上是吸取引日杂譬喻经》十八条中“壶中人”的故事演化而来的。再如《西游记》,它是在民间流传的唐僧玄奘大师印度取经的故事和有关话本、杂剧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浪漫主义神魔故事小说。小说中的许多故事都起源于著名的佛教传记《玄奘法师传》和佛教游记《大唐西域记》,并结合《华严经》中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求学经历,描写了唐僧西去经历八十一难的传奇故事,表现出佛教思想的深刻烙印。又如《封神演义》,是演述商末政治纷乱和周武王伐商的历史故事。书中叙述的三十六路伐西歧,也同样受到了《大方广佛华严经》和《降魔变文》的启示。书中不少佛仙斗法的描写,其中许多人物直接取材于佛典。如哪咤的原型就是佛教四大天王中北方毗沙门天王的三太子“哪咤”,是一个佛教护法神。此外,有的中国小说是印证佛教思想在中国本土产生的故事,如上述《幽明录》等书中的大量记载。南北朝时期,记载因果报应之类故事的小说大量出现,显然与佛教有关。
从以上论述可知,佛教思想对中国小说的创作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文学创作不仅产生了宋元平话和明清章回小说等通俗小说形式,而且佛教思想也被运用于小说中,成为小说思想内容的一部分。同时,由于佛教想象世界的丰富多彩,也丰富了中国小说想象世界;佛教故事的传入,为中国小说创作了提供了大量的故事素材,从而使中国小说的故事性得到了加强。因此,佛教的传入推动了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进程。
摘自《寒山寺》佛教双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