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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延寿禅师的生平及其佛学思想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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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延寿禅师的生平及其佛学思想述论

李尚全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历史学博士)

[内容提要]  本文先把永明延寿禅师的生平分为三个阶段:⒈ 总角之岁,归心佛乘;而立之年,削发为僧。⒉ 德韶国师,密授玄旨;雪窦中峰,八年笔耕。⒊ 永明禅寺,开大道场;天台传戒,泽被群生。再把永明延寿禅师的佛学思想归纳为三个方面:⒈ 禅教并重的思想。⒉ 理事圆融的思想。⒊ 禅密净合一的思想。最后从禅宗发展史的角度论述了永明延寿禅师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  永明延寿禅师    禅宗    法眼宗

永明延寿禅师奠定了北宋以来中国汉传佛教发展的总趋势,即禅宗与其他各个宗派的互补互融,把印度佛教彻底汉化,与宋明理学互为表里。因此,清朝雍正皇帝赞誉他为六祖慧能以后的“古今第一大善知识”。本文以永明延寿禅师的学佛脉络为契入点,把他的佛学思想归纳为禅教并重、理事圆融、禅密净合一三个方面,并从禅宗发展史的角度论述了永明延寿禅师的历史地位。但由于本人学疏才浅,挂一漏万,对永明延寿禅师思想的误解在所难免,请佛教界和学术界的方家及同仁批评指正。

一.   关于永明延寿的生平

⒈ 总角之岁,归心佛乘;而立之年,削发为僧。

延寿在童提时代开始学佛,20岁时就能诵诗《法华经》。《五灯会元》卷十说:

杭州慧日永明延寿智觉禅师,余杭(今浙江省杭州市)王氏子。总角之岁(儿童时代),归心佛乘。既冠(20岁)不茹荤,日唯一食。持《法华经》,七行俱下。才六旬,悉能诵之,感群羊跪听。

这“才六旬,悉能诵之,感群羊跪听”,耐人寻味。窃认为,延寿出身于一个“耕读传家”的家庭,20岁(公元922年)在替家里放羊时,只用了6个月的时间,就能诵《法华经》了。《五灯会元》卷十还说,延寿28岁(公元930年)开始担任吴越忠懿王的地方官。他在做地方官时的为人,《宋高僧传》卷二十八本传是这样记载的:

两浙有国时为吏,督纳军须,其性纯直,口无二言,诵彻《法华经》,声不辍响。

又据《五灯会元》卷十,他此时担任的官职“为华亭镇将”,正值“翠岩参禅师迁止龙册寺,大阐玄化”,[[i]] 因此就经常亲近翠岩禅师,再加上“自幼信佛,戒杀放生,擅自动用库钱买鱼虾等物放生,事发被判死刑,押赴市曹而面无戚容。典刑者怪而问之,他回答说,动用库钱是为了放生,自己没有私用一文,于心无愧。因此被无罪释放,并听其从龙册寺翠岩禅师出家,时年三十。”[[ii]]这说明延寿是在而立之年(932年),因惹上这场官私而出家为僧。出家后“执劳供众,都忘身宰。衣不缯纩,食无重味。野蔬布襦,以遣朝夕。寻往天台山天柱峰,九旬习定,有鸟类斥鹦,巢于衣褶中。”[[iii]]

⒉ 德韶国师,密授玄旨;雪窦中峰,八年笔耕。

延寿出定后,亲灸于法眼宗第二代传人天台山德韶国师20年(932—952年),深受德韶国师器重,密授法眼宗玄旨,成为法眼宗第三代传人。据《雪窦寺志》卷四,于周广顺二年(925),“迁遁于雪窦山,除诲人外,瀑布前坐禅”,[[iv]] 仍然保留着天台山苦行僧的风格,“衣无缯纩,布襦卒岁。食无重味,野蔬断中。”[[v]] 《雪窦寺志》卷二“中峰”条说:

其峰高且深,智觉寿禅师尝结庵焉,相传《宗镜录》脱稿于此。
可见,《宗镜录》一百卷初稿是延寿在雪窦山中峰结庵写成的。
关于延寿住持雪窦寺的家风,以坐禅为心要。兹录《雪窦寺志》卷五里一段话为证:
上堂,雪窦者里,迅瀑千寻,不停纤粟。奇丽万仞,无立足处。汝等诸人向甚么处进步?
僧问:“雪窦一径,如何履践?”师曰:“步步寒花结,言言彻底冰。”
师有偈曰:“孤猿叫落中岩月,野客吟残半夜灯。此境此时谁得意?白云深处坐禅僧。”

⒊ 永明禅寺,开大道场;天台传戒,泽被群生。

据《雪窦寺志》卷四载,宋建隆元年(960),吴越忠懿王请延寿居杭州灵隐寺,第二年迁居永明寺。《五灯会元》卷十说:

师居永明十五载(961—975)度弟子一千七百人。
这15年,标志着延寿佛学思想的成熟。因此,禅宗灯录上称为“永明延寿禅师”。
延寿在永明寺演法堂修订《宗镜录》一百卷,还着述《万善同归集》三卷,《唯心决》一卷,《神栖安养赋》一卷,《定慧相资歌》一卷,《警世》一卷,均存。这些着作,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宗镜录》。正如清·雍正皇帝所说:

朕谓达摩西来以后,宗门中,述佛妙心,续招慧命,广济含生,利益无尽者,未有若禅师此书者也。[[vi]]

又说:

其自达摩西来,曹溪南迈,历唐宋元明以迄于今,古德上贤,乘时辈出,莫不阐佛元音,自他兼利。然而圆通方广,放大光明,一如世尊佛在世转轮,不动一心而演诸义,不会诸义而显一心,震诸经大海之潮音,了一心离微之密旨,囊括无遗,纤毫不左,如开圆满宝藏,听贫子之归携,如决甘露天池,恣渴人之斟掬,法施无穷无尽,慈恩无量无边,挺生震旦,为释迦牟尼世尊佛后一人,作众生慈父,其书与三藏十二分媲美者,惟有此古佛妙典耳。[[vii]]

其实,《宗镜录》在永明寺一定稿,就引起了高丽佛教界的重视,“高丽国王览其《录》,遣使遗金线织成袈裟、紫水精数珠、金澡罐等”,[[viii]]  “彼国僧三十六人,皆承印记,前后归本国,各化一方。”[[ix]]

那么,延寿禅师开创的永明家风又如何呢?兹据《五灯会元》卷十抄录如下:

僧问:“如何是永明妙旨?”师曰:“更添香着。”曰:“谢师指示。”师曰:“且喜没交涉。”僧礼拜,师曰:“听取一偈:‘欲识永明旨,门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风来波浪起’。”问:“学人久在永明,为甚么不会永明家风?”师曰:“不会处会取。”曰:“不会处如何会?”师曰:“牛胎生象子,碧海起红尘。”问:“成佛成祖,亦出不得。六道轮回,亦出不得。未审出甚么处不得?”师曰:“出汝问处不得。”问:“教中道,一切诸佛及诸佛法。皆从此经出,如何是此经?”师曰:“长时转不停,非义亦非声。”曰:“如何受持?”师曰:“若欲受持者,应须着眼听。”问:“如何是大圆镜?”师曰:“破砂盆。”

这正是有偏有正,有明有暗的法眼家风的最好说明。

延寿在世缘将尽之际,到天台山传戒度众,与群生广结法缘,《五灯会元》卷十载:

开宝七年(974)入天台山度戒约万余人。常与七众授菩萨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诸生类,不可称筭。

到公元975年的十二月,延寿示疾,“越二日,焚香告众,跏跌而寂”。[[x]] 呜呼,一代宗师,为我们留下了数千万言的精神财富,而他本人却只得到了“雅好诗道”[[xi]] 的赞词。

二、延寿禅师的佛学思想

⒈ 禅教并重的思想

九世纪以前,禅师们以“藉教悟宗”为宗旨,就是曹溪慧能,同样禅教并重,敦煌本《坛经》说:

我此法门从上已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xii]]

这里的“三无”思想基本上代表了慧能的禅学思想。据郭朋氏考证,“无念为宗”来自《维摩经·观念生品》,[[xiii]] “无相为体”来自《维摩经·方便品》,[[xiv]]  “无住为宗”来自《维摩经·观念生品》。[[xv]] 而九世纪以后的晚唐、五代,曹溪禅进入“越祖分灯”的新时代,五宗家风不同,门户各异,除法眼宗外,禅教分离,“机锋”,“棒喝”之类的“土禅法”盛行,唯独法眼一家,还保留着曹溪禅荷泽宗的特色,禅教并重,特别是三祖延寿,在其成名之作《宗镜录》里,据巨赞法师统计,引证了大乘经120种,诸祖语录120种,贤圣集60种,总计300种。[[xvi]] 全书一百卷,约80余万言,“举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禅教不二,正如《宗镜录》卷34所说:

问:佛旨开顿渐之教,禅门分南北之宗,今此敷扬,依何宗教?

答:此论见性明心,不广分宗判教,单提直入,顿悟圆修,亦不离筌蹄而求解脱,终不执文字而迷本宗。若依教,是《法华》,即示一心广大之文;若依宗,即达摩直显众生心性之旨。……无始本来,性自清净,明明不昧,了了常知,尽未来际常住不灭,名为佛性,亦名如来藏,亦名心地,达摩所传,是此心也。

可见,延寿所提倡的禅是达摩系的禅法,教则是《华严》之教。《宗镜录》卷六云:

以《华严》之实教,总摄群经,标无尽之圆宗,能该万法,可谓周遍无碍,
自在融通,方显我心,能成宗镜。

这,又和达摩藉《楞严》之教、道信藉《文殊般若》之教、弘忍和慧能藉《金刚般若》之教不同,从而反映出法眼家风的独特之处。

⒉ 理事圆融的思想

清凉文益创立的法眼宗虽传承于曹溪禅青原系,但他能把《华严经》的深义运用入化。吕澂先生说:

他所讲的禅,是会通教义来讲,不是凌空而谈。同时他又不滞于文字,运
用《法华经》却不露痕迹,故很巧妙。他以“六相”来体会《法华》的法界,

也就是用六相(总别、同异、成坏)来体会理事的关系。[[xvii]]

到了他的法孙永明延寿,则换了一个角度,用善来体会理事会的关系。延寿把善分为理善和事善两个方面。他说:

大凡善法,略有四种:一,自性善,无贪瞋痴等三善相;二,相应善,善
心起时,心王心所,一时俱起;三,发起善,发身语业,表内心所思;四,第
一义善,体性清净。又略有二种:一理善,即第一义;二事善,即六度万行。[[xviii]]

可见,理善指的就是人人具有的清净体性,即佛性,又称为“究竟清净”。但要“净其妄染”,“得自性清净”,需要六度万行,为什么呢?因为
今时多据理善,若是理善,阐提亦具,何不成佛?[[xix]]

这是对唐未五代禅学界流行性禅病痛下的针砭。当时的口头禅师们,自称传承曹溪慧能大师顿悟禅法,不看经教,不重实修,高唱顿悟成佛,把曹溪禅推进死胡同,于是呼,延寿针锋相对地指出,“若是理善,阐提(做尽了坏事的人)亦具,何不成佛?”因此,为了根除这种禅学界的流行性禅病,延寿旗帜鲜明地提出:

是以须行事善,庄严显理,积大福德,方成妙身。如矿含金,似山藏玉,
若石蕴火,犹地生泉,未遇因缘,不成济用,虽然本具,有亦同无。[[xx]]

延寿的这种重视事善的禅法,就是人们常说的修行,是以《华严经》作为理论指导的,用他本人的话说,就是:

事因理立,不隐理而成事。理因事彰,不坏事而显理。相准则各立,相摄
则俱空。隐显则互兴,无阂则齐现。相非相夺,则非有非空;相即相成,则非
常非断。若离事而推理,堕声闻之愚;若离理而行事,同凡夫之执。当知离理
无事,全水是波;离事无理,全波是水。理即非事,动显不同;事即非理,能
所各异。非理非事,真俗俱亡;而理而事,二谛恒立。双照即假,宛尔幻存;
双遮即空,泯然梦寂。非空非假,中道常明。不动因缘,宁亏理体。故菩萨以
无所得而为方便,涉有而不乖空;依实际而起化门,履真而不阂俗。常然智炬,
不昧心光。云布慈门,波腾行海。遂得同尘无阂,自在随缘。一切施为,无非

佛事。[[xxi]]

理事圆融,才能去掉自心上的“妄执之失”,明心见性,“能依之事,从理而成;所依之理,随事而显。如千波不阂一湿,犹众器非隔一金。体用相收,卷舒一际。若约圆旨,不惟理事相即,理理相即亦得,事事相既亦得,理事不即亦得,故称随缘自在无阂法门。”[[xxii]] 延寿的这种理事圆融的禅学思想,成为后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取之不竭的源头活水。

⒊ 禅密净合一的思想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内地,首先在皇族王公层传播开来。曹魏两晋时,佛教走出皇族王公层进入文化人圈,与清谈玄学互为表里,开始嫁接在中国传统文化这棵古老的树枝上,吸收儒、道两家提供的文化营养,成为玄学化的佛教。到了南北朝,玄学化的佛教又进入学术化的历程,每一座寺院,就一部经论进行深入研究,形成众多的学术派别,百家争呜,蔚蔚壮观。到隋唐时,学术化了的佛教,便演变成三论宗、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净土宗、律宗、禅宗、密宗八大门派,成了门户化的佛教。这八大宗,又可分教乘与果乘两大系统,如下表:

教乘——三论宗、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 

八大宗

果乘——净土宗、律宗、禅宗、密宗

经过唐武宗灭佛事件,教乘五大宗由于理论艰深,文化人受政治势力的阻挠,难以继续深入研究各宗教理,从而使教乘五大宗名存实亡。果乘的禅、净二宗,则与教乘五大宗的命运不同,由于禅、净二宗与民间紧密联系,禅宗提倡禅农并重,僧人的生活日用品不靠政府税收,寺院没有塑像等高昂费用,因此,在教乘五宗呈衰落趋势时,却呈上升的势头。净土宗没有师承,只要信仰者信、愿、行坚定,一心持念“南无阿弥陀佛”,就能往生净土,因此很受文化低下的一般民众的欢迎。密宗由于仪式繁琐,没有政府的支持,难以支撑门户,只留下了持咒的内容,贯穿在教果二乘各宗里。但密宗在西藏地区却名副其实地存在着,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永明延寿把禅、净二宗,冶炼于禅宗一炉,铸出了禅净密为一体的修持方法,提出定慧双修、持咒念佛、唯心净土的三大修持原则。

关于定慧双修的原则,《定慧相资歌》是这样说的:

定为父,慧为母,能孕千圣之门户,增长根力养圣胎,念念出生成佛祖。
定为将,慧为相,能弼心王成无上,永作群生证道门,即是古佛菩萨样。定如
月,光烁外道邪星灭,能挑智炬转分明,涵润道芽除爱结;慧如日,照破无明
之暗室,能令邪见愚夫禅,尽成般若波罗密。[[xxiii]]

持咒念佛是修定的最好方法,忽滑谷快天在他的《中国禅学思想史》里,介绍了延寿持咒的情况:

禅家修持密咒事,达摩以来未有所闻,李唐开元以后,密教弘通甚盛,禅
家又受其影响。延寿密旨不知相承自何人,如《千手千眼大悲陀罗尼》、《佛顶
尊胜陀罗尼》禅家常用之经,其所由来甚远。[[xxiv]]

延寿在吸收密宗持咒入定方法的同时,还接受了净土宗的修持法,提出了唯心念佛、唯心净土的修持原则,标志着禅净合流。他在《万寿同归集》里对唯心念佛是这样介绍的:

唯心念佛,以唯心观,遍该万法。既了境唯心了,了心即佛,故随所念,
无非佛矣。[[xxv]]

随所念佛的有效方法,就是持名念佛。延寿说:

夫声为众义之府,言皆解脱之门。一切趣声,声为法界。经云:“一一诸法
中,皆含 一切法。”故知一言音中,包罗无外,十界具足,三谛理圆,何得非
此重彼,离相求真,不穷动静之源,遂致语默之失?故经云:“一念初起,无有
初相,是真护念。”未必息念消声,方冥实相。是以庄严门内,万行地亏;真如
海中,一毫不舍。且如课念尊号,教有明文。唱一声而罪灭尘沙,具十念而形
栖净土。拯危拔难,殄障沙冤,非但一期,斩拔苦津,托此因缘,终投觉海。[[xxvi]]

念佛是方便,方生唯心净土为指归,“唯以佛土得,了心方生。《如业为思议境界经》云:‘世一切诸佛,皆无所有,唯依自心’。菩萨若能了知诸佛及一切法,皆唯心量,得随顺忍,或入初地,舍身速生妙喜世界,或生极乐净佛土中。故知识心,方生唯心净土;着境,只堕所缘境中。既明因果无差,乃知心外无法。”[[xxvii]]

显然,延寿以持咒、念佛为入定静心的方便,与净土宗的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和密宗持咒即身成佛宗旨又不相同。持咒也好,念佛也罢,只是佛教修证的方便,达到“方生唯心净土”的手段。  

三、代结论:永明延寿禅师在禅宗史上的地位

刘宋求那跋陀罗在元嘉二十年(443)译出四卷本《楞伽经》,成为萧齐建元二年(480)从南印度来中国北方传授禅法的菩提达摩采用的唯一教科书,[[xxviii]] 从而导致了中国禅宗的雏形在中原形成,佛教史家称为楞伽师。第三代楞伽师僧璨把这一禅法传承南移舒州皖公山(今安徽省潜山县西北),第四代楞伽师道信在今湖北省黄梅县双峰山传授这一禅法时,又向门人增加了《文殊般若经》作为必修课程,第五代楞伽师弘忍在双峰山东十里的冯墓山创建东山法门,开始向门人开设三门必修课;《楞伽经》、《文殊般若经》和《金刚经》,“形成中国的禅学主流,在佛教界有崇高的威望。”[xxix]

道信之后,不明传承的法融禅师在今江苏省南京市的牛头山大传禅学,形成牛头宗,与弘忍禅师的东山法门东西呼应,使此时的中华禅学蔚蔚壮观。

弘忍灭后,达摩系楞伽禅开始向南北分头并传。在南方韶州形成慧能的曹溪禅,而北方中原则形成神秀的京洛禅。曹溪禅向民间深入,根扎得很深,成为地上蔓草;京洛禅与皇族王公结缘,触角伸得很高,成为水上浮萍。安史之乱,为曹溪禅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慧能的弟子神会用曹溪禅取代京洛禅,在洛阳荷泽寺形成荷泽宗,步神秀京洛禅的后尘,与皇族和军政大员攀缘,结果下传四世圭峰宗密,就淹没在华严禅里,断了传承。但曹溪禅在青原行思和南岳怀让的努力下,在江西和湖南的民间发达起来,九世纪初,柳宗元在《赐谥大鉴禅师碑》里说:“凡言禅皆本曹溪”,特别是会昌灭法(545年),促使曹溪禅向民间更加深入地挺进,占领整个东南沿海各省,并向河北省发展,标志着曹溪禅进入“越祖分灯”的新时代,五家家风并存。其中的法眼家风受荷泽宗第四代传人宗密“禅教合一”思想的影响,始祖文益讲的曹溪禅法,完全建立在《华严经》理事圆融的基础之上,从而构成了法眼宗的宗眼。[[xxx]] 文益创立的这种禅法由其门人德韶传播到浙江天台山,再传杭州永明寺延寿,便发扬广大起来,从而为延寿带来了六祖慧能以后的“古今第一大善知识”(清·雍正皇帝语)的赞誉。

参考文献:

[[i]]宋·普济着,苏渊雷点校本《五灯会元》中册,中华书局,1984年10月版第604页。

[[ii]]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二,知识出版社,1982年第237页。

[[iii]]《五灯会元》卷十。

[[iv]]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本《宋高僧传》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8月版第708页。

[[v]]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本《宋高僧传》下册,第708页。

[[vi]]《宗镜录》,铅字版本,出版者不详,见《重刊宗镜录后序》第1页。

[[vii]]同上,见《清世宗上谕》第1页。

[[viii]]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本《宋高僧传》下册,中华书局,第708——709页。

[[ix]]宋·普济着,苏渊雷点校本《五灯会元》中册,中华书局,第605页。

[[x]]《雪窦寺志》卷四。

[[xi]]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本《宋高僧传》下册,第708页。

[[xii]]郭朋:《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9月版第21——22页。

[[xiii]]郭朋:《坛经校释》,第33页注四。

[[xiv]]郭朋:《坛经校释》,第33页注三。

[[xv]]郭朋《坛经校释》,第33页注一。

[[xvi]]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二,第239页。

[[xvii]]吕澂:《中国佛教源流略讲》,第249页。

[[xviii]]《万善同归集》卷下,转引自《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三卷第一册,中华书局,1987年10月版第72页。

[[xix]]《万善同归集》卷下,转引自《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三卷第一册,第81页。

[[xx]]《万善同归集》卷下,转引自《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三卷第一册,第6—7页。

[[xxi]]《万善同归集》卷下,转引自《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36页。

[[xxii]]《万善同归集》卷下,转引自《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三卷第一册,第99页。

[[xxiii]]《万善同归集》卷下,转引自《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三卷第一册,第28页

[[xxiv]] [日]忽滑谷快天着,朱谦之译:《中国禅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374页,

[[xxv]]《万善同归集》卷下,转引自《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三卷第一册,第28页

[[xxvi]]《万善同归集》卷下,转引自《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三卷第一册,第15—17页

[[xxvii]]《万善同归集》卷下,转引自《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三卷第一册,第26页。

[[xxviii]]美籍华人佛学家W·巴宙:《菩提达摩与禅宗佛教》,见李尚全着译《佛教论译集》,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75页。

[[xxix]]印顺:《中国禅宗史》,上海书店出版年3月版第72页。

[[xxx]]吕澂:《中国佛教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第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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