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观对慧苑的批驳　

韩焕忠　

　　贤首法藏继杜顺、智俨之后，建立华严宗的教理思想体系。但贤首之后，其弟子静法慧苑不遵师法，斥五教判释而另立四教，并且将十玄无碍分为两重，使华严宗义理的精义黯然不彰。后有清凉澄观，广事著述，其志趣在于拔除慧苑的变乱师法，而反归贤首法藏之正说。在《大方广佛华严经蔬》中，他只是略述慧苑四教的大意，以“今判圣教，那参邪说”为由，指出其不应在判圣教时立迷真异执教，于“满教”中不应复有“但得一分”之说等，因此认定慧苑四教之说“未为允当”。于慧苑之谬，仅如此点到为止。 《而在大方广佛华严经随蔬演义钞》中，澄观则对之进行了严厉的批驳。澄观认为，著述的目的在于“大发弘通，众生利乐”，而《华严经》乃是“诸佛所证”的“根本*轮”，武则天时期所翻译的八十卷《华严经》 “文词富博”，凡夫俗子难以窥其际涯。 “贤首将解，大愿不终，方至第十九经，奄然归寂”，给后人留下了无穷的遗憾。 “苑公言续，于前蔬亦刊削之，笔格文词，不继先古，致令后学，轻夫大经，使遮那心源，道流莫挹，普贤行海，后进望涯。”言下之意，慧苑〈续新华严经疏刊定记》非为不能继踵前修，而且还遮蔽了〈华严经〉〉深意。澄观给出了他造疏著钞的理由。
　　其一，“圣旨深远，各申见解”
　　在澄观看来，佛法的意旨非常深远，而对佛法的各种理解，却因人而异，所见不同。有些人认为各种各样的“旧疏新章”层出不穷，无异于“屋上架屋，床上安床”，因此主张安守“昔人”已有的著作，反对再造疏著钞。”。澄观认为，人们各以自己的见解阐释佛法的意旨，实际上是“各呈其能，以光法施”， “各申其美，共赞大猷”，即各以自己的才能光大佛法，弘扬教化， “依之修行，无不获益。”澄观在此没有展开正面的批驳，只是为自己造疏著钞的合理性进行了论证，也表明了不怕唐突“昔人”、要畅说自己见解的著述态度。
　　其二， “显乎心观，不俟参禅”
　　澄观认为，佛经虽然戒、定、慧三学通说，但主要还是诠说定学的。都是诸佛以禅定之心将出来的至理名言，〈华严经〉更是如此，佛在海印三昧定中为菩萨演说自己所证得的境界，诸大菩萨也在禅定之中虚心接受。但是“昔人”并不清楚这个道理，只是在文字言说上进行研究， “不能以圣教为明镜，照见自心；不能以自心为智灯，照经幽旨。”其“一生驱驱”，不过是虚受辛苦， “但数他宝”而已，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或年事衰迈，方欲废教求禅，岂唯抑乎佛心，实乃翻误后学。”到了晚年，有走向另一个极端，欲抛弃经典而转事禅定，在澄观看来，这不仅是对佛法的错误理解，也是对后学的一种误导。而他著书立说的目的，也就在于“使造解澄观，即事即行，口谈其言，心诣其理。”‘‘也就是说，澄观主张在〈华严经》研究之中直接充注心性的修行，不必另外寻求参禅的方法。
　　其三，“扶昔大义，不欲掩人”
　　澄观非常佩服贤首法藏对晋译六十卷〈华严经》的疏释，为慧苑未得其师旨深意感惋惜不己，认为他破除贤首的五教之说而另立四教之判，其“迷真异执教”，乃是在佛教中“杂以邪宗”。而且慧苑的这种分判无法区分出各种教法的权实、渐顿；而慧苑的体事德相之说，在澄观看来，也只是将智俨、法藏的十玄无碍分为两重，除了使其繁琐化以外，别无所长。德相、体用不能相即相入，染净分隔，破坏了智俨、法藏十玄缘起无碍交彻的意旨。而且慧苑只从真如随缘与否的角度上进行解释，又使德相、业用二门缺乏必要的分辨。澄观认为，慧苑之《刊定记〉也只是“同理性融通之一门”，但却使智俨、法藏的法界绿．起一多交彻之义隐微而难显。橙观著疏的目的就在于破除慧苑谬说对贤首之义的遮蔽。

摘自《觉有情》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