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种业说　

王春华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位很特殊的人物，暂时抛开他日后的政治歧途，只看他早期的一些思想，依然能从中看到佛法的影子，他就是周作人。
　　周作人(1885—1967)，现代作家， “五四”运动时期文学革命的重要参加者，代表作有《苦茶随笔》、《雨天的书》、《苦竹杂记)等散文集。此人一生都反对极权、专制、盲从，力主自由、宽容、平等，反对偶像崇拜的他很容易就在情感上投向释加牟尼佛的怀抱，因佛教本来就反对一个万能的神操纵人类的命运这种观点。
　　正所谓因果自负，决定人命运的力量就在一个人自己的起心动念、言行举止上。几乎所有的东西方宗教都有一个永恒的主题．那就是灵魂的救赎。但与别的所有宗教不同的是，佛教主张：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救赎是个体自觉自愿，并以自力为主的自我拯救。佛教从头到尾讲的都是自我的觉悟，觉悟自我的虚幻不实。就好像在六度之中，智慧度必须摄受其余五度，否则就不可能达到究竟解脱；同样，佛教认为人最需要的是看透世事无常的智慧，这种智慧可以由佛陀来启发、点亮，但它绝不是某一位天神的特权，也不是这位天神的恩赐，而是源自我们失落已久的的本性，故而心、佛、众生才二无差别，只是觉与未觉、悟与未悟而已。
　　周作人同样反对一切不能以理性来衡量、约束的宗教狂热，坚决反对盲目崇拜，反对个体无条件地交出自己的思考权，拜倒在一个永远在各方面都远超我们、我们永远也无法与其比肩的一位权威脚下。他对宗教的态度自然也延伸进他对政治制度的看法，所以周作人才极力反对假借一切形式进行的或公开、或隐蔽的专制统治。在他看来，专制统治的民众基础就是迷信的大众，方法就是移植宗教的一神论为实际政治生活中的一人、一个团体的极权专制。
　　而且周作人还深刻地意识到，对中国人而言，大多数底层民众从佛教中吸取的恰恰不是佛法的思辨、理性、平等、慈悲、智慧等内容，而是硬把它降低到与自己的根基、民族性相适应的原始巫术的水平，因此他非常伤感地议论道： “习惯了的迫压与苦痛，比不习惯的自由，滋味更甜美。”所以他才格外注重启蒙民众的理性、普及教育、推广科学，打破偶像崇拜、惧怕权威等民族劣根性，自己作自己的主人，从迷失已久的兽道鬼道中步入“人道”。
　　周作人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种业论”，用他的原话来说即为： “一国文明之消长，以种业为因依，其由来者远，欲探厥极，当上涉于幽冥之界。种业者，本于国人彝德，驸以习俗所安，宗信所仰，重之以岁月，积渐乃成，其期常以千年，近者亦数百年……”
　　许多世间学者对种业论作出了种种分析，其实一言以蔽之，我们在这里总能看出佛教中”共业”的理论苗芽。周作人认为中国人国民性当中的盲从、麻木、奴性十足、匪气十足、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等等劣根性，都是一种精神遗传。不过也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周作人佛学思想的盲点。因种业的强大，周作人感觉到了整个中华民族种姓的先天不足，因而从根本上讲，他大体是悲观的，但真正的佛子绝不是这样。
　　周作人看到了民族种业劣根性的存在，也即“共业”的强大，但他根本看不到个体的本质及个体真正意义上的行动完全可以彻底改变自他的全部生存实际。大乘佛法的精髓就在于，通过自利利他的种种行持，在佛陀的教法指引下，我们一定可以回归人人本具、本有的清净状态。这种原始的无生状态，没有任何一种世间理论描述过；个体如何由于无明妄动而自陷轮回，也没有任何一种世间学说揭示过；众生如何去妄显真，再度回归本来面目，同样也没有任何一个理论家摸索进正轨，最终通达目的地。大家基本上是悲哀地看到在现在这一短暂的生存时日中，我们不知生从何来，由哪里继承下来这一大堆摆脱不掉的生理及精神遗传特质；我们也不知死往何处去，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自身的种种自然、社会属性，又会通过DNA再遗传给下一代人。 从这里，我们应该发现他以及一大批悲观者的致命伤了。尽管他本人对未来尚保留有—定的希望，但我们总能感觉到这希望是那么的苍白无力，原因就在于他没有看到“共业”中 “别业”的力量。所有的怨天尤人、悲观郁闷都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因为这种种心态全是就事论事，没跳出自身的框框，也没把握住自身的本质。拔着自己的头发是离不开地球的。

摘自《禅露》2008年第3期